# 《纽约客》：A.I. 正在席卷文化

By [conanxin](https://paragraph.com/@conanxin-2) · 202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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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文是《纽约客》文章 A.I. Is Coming for Culture，作者 Joshua Rothman，刊登于 2025-08-25。作者从自己被“算法日常”俘获的清晨切入，讨论当文化从“被算法分发”过渡到“由 A.I.直接生产”后，人类想象与共同叙事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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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开场：清晨的“算法生活”与被编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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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习惯由算法引导我们的选择。然而，当机器可以毫不费力地生成我们所消费的内容时，人类的想象力还剩下什么？

我常常在天未亮时醒来，早于我的妻子和孩子，只为享受片刻独处。我轻手轻脚地下楼到寂静的厨房，喝一杯水，然后戴上 AirPods。接着我选些音乐，设好咖啡机，在咖啡萃取时坐着聆听。

就在这种“阈限”的状态里，我与算法的遭遇开始了。昏昏沉沉之中，我会在 Reddit 上刷一些“奶爸”内容，或在 YouTube 上看摄影视频，或翻看 Apple News。厨房中岛上的笔记本电脑招呼我去工作，我也想接受它的邀请——但如果不小心，我可能会把尚未看过的一部电影在网上能找到的片段全都看完，或者开始看一集《菜鸟老警》（The Rookie）——这是一部 ABC 的警务程序剧，讲的是一位中年父亲通过加入洛杉矶警察局（L.A.P.D.）而重塑自我。（我是在 TikTok 上发现这部剧的，八成是因为我的人口属性和主角相似。）最糟糕的情况是，当我还在刷时，孩子们醒了，而我为此牺牲睡眠换来的那一个小时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如果这种早晨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在智能手机时代过去了二十来年之后，生活的节奏已经与算法的节奏合而为一。我们一边穿衣一边听播客，睡前看 Netflix。其间，在公交车上刷 Bluesky，在健身房用 Spotify，午餐时间看 Instagram，晚饭前看 YouTube，刷牙时刷 X，失眠的时段则用 Pinterest。这是一种古怪的生活方式。算法并不新——大约在公元前 300 年，欧几里得就发明了一种求两个整数最大公约数的算法。从本质上说，它们是解决问题的数学流程。我们用它们来协调物理世界中的事物（比如电梯）和科层性的事务（比如住院医分配）。把无人占用的时间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有意义吗？我们已经用算法把它“解决”了，于是如今这类时间不复存在。  由算法式生活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过度刺激的感觉。另一个后果则是我们观念中的某种混乱。我们为什么会在意我们所在意的事物？在黑暗中走进地下室，你可能会一下撞进一张蛛网；有一种哲学思路认为，关怀的运作就是这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被恰好出现的各种可能性所缠住——我们被“关怀之网”（webs of care）捕获。你早晨碰见年迈的邻居，到了晚上就惦记他的情况。你的初中生孩子喜欢 Chappell Roan，很快你也会喜欢上。十三岁时与《源泉》的一次邂逅，可能让你终身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算法文化正是汲取了我们在分配关怀时那种随意而随机的方式；它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撞见的东西，明天可能会让我们痴迷。与此同时，它的那些“网络”是由机器编织的，而这些机器归公司所有。

II. 转折：把 A.I. 作为“去磁化”的替代——安静、甚至有点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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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自己被个人的蛛网困住，并一直努力想要摆脱。后来，在去年的某个清晨，在天亮前的厨房里，我抱着试验的心态，开始与 A.I. 系统 Claude 聊天。“我终于开始在我正在写的那篇文章上取得进展了，”咖啡萃取时，我在手机上打字道。

“早上好！”系统回复道，“太棒了——没有什么感觉能比得上你一直在做的文章开始成形的那一刻。文章是关于什么的？是什么帮助你突破取得了这些进展？”

我没有回答。在那个时刻——或者说在任何时刻——我都不想让一个 A.I. 充当写作教练。不过，既然我已经用过手机了，现在就可以把它放下。我抿了一口咖啡，开始在一份旧稿上做批注。

我继续在清晨与 Claude 和 ChatGPT 聊天——谈的不是写作，而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关税为什么不好？地铁上的犯罪怎么回事？暗物质为什么“暗”？）我不再查看 Apple News，而是开始问 Perplexity——一种基于 A.I. 的网页搜索系统——“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它给出的回应，一向是可靠的、信息量足且不过分“殷勤”的新闻小结，有点像《经济学人》的“全球简讯”（The World in Brief）栏目。有时我会向 Perplexity 追问，但更多时候我并不被诱惑继续往下读。我拿起一本书。事实证明，A.I. 也可以是“无聊”的——而这正是我在技术中久违的一种品质。

碰巧的是，就在这段时间，“算法互联网”——也就是 Reddit、YouTube、X 之类的世界——开始失去它的磁力。2018 年，在纽约，记者 Max Read 曾经问过：“互联网上有多少是假的？”他指出，在线流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但如今，“A.I. slop”（由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似乎正在接管一切。整座网站看起来都由 A.I. 写就；模特千篇一律地漂亮，耳环的位置却古怪；贴在网络论坛上的轶事及其评论，带着聊天机器人的腔调。有一项研究发现，网络上超过一半的文本被 A.I. 修改过，而越来越多的“网红”看起来完全是 A.I. 生成的。警觉的用户开始拥抱“死网理论”（dead internet theory）——这曾被视为阴谋论的心态，如今主张线上世界已经被自动化了。

III. 理论框定：诺伯特·维纳与“讯息社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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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0 年的著作《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中，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的发明者，这门学科研究机器、身体与自动化系统如何自我控制——主张现代社会是借由“信息”来运转的。随着这些社会规模变得更大、结构更复杂，他写道，它们的更多事务将依赖于“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以远快于我们的速度、并以大得多的规模来发送与响应信息——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来源。但另一个担忧在于：当它们以过于字面的、或古怪的、或狭隘的，抑或干脆就是错误的方式进行沟通时，我们会不加思索地把它们的回应纳入我们的生活。部分基于这一原因，维纳后来写道：“未来的世界将是与我们智力局限的更加艰难的斗争，而不是一张舒适的吊床，让我们躺在上面由我们的机器人奴仆伺候。”

我们周围的“信息”正在改变，甚至在自行写就。从某个角度看，它们似乎正在让那些在过去二十年里试图影响和控制我们、并带有算法色彩的人类声音沉寂下来。在我的厨房里，我享受这份安静——也为此感到不安。这些新的声音会对我们说些什么？而留给我们发声的空间还会剩下多少？

IV. 人味与真诚：播客的“岛屿”与自动化的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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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为儿子彼得（Peter）的七岁生日派对搭一个后院的巨大双峰帐篷时闪了腰；结果，我在动感单车上花的时间比在力量训练区还多。一天早上，把彼得送到夏令营后，我沿着一条环绕瑞士湖岸的虚拟骑行路线踩车，同时收听埃文·拉特利夫（Evan Ratliff）的播客《Shell Game》，他在节目里用一个 A.I. 模型在电话中冒充自己。尽管我们对播客的沉迷反映出我们几乎时时都需要消费媒体，但播客在算法生态中却是一些宁静的孤岛。我常在收拾整理时听它们。做短时的家务/任务时，我会听《Song Exploder》《LensWork》和《Happier with Gretchen Rubin》；当我要做的事更多时，就听《Radiolab》《The Ezra Klein Show》，或者泰勒·科文（Tyler Cowen）的《Conversations with Tyler》。我喜欢这些节目里的观点，也喜欢它们带来的陪伴。有格雷琴·鲁宾（Gretchen Rubin）和她那位编剧姐姐伊丽莎白（Elizabeth）作伴，洗碗也更有趣。

播客之所以兴盛，靠的是情感的真实：耳边的一把声音，屋里三位朋友的感觉。完全自动化播客也有一些试验——有一段时间，Perplexity 发布《Discover Daily》，提供由 A.I. 生成的“对科技、科学与文化的深潜”——但这些节目往往乏善可陈、缺乏智识分量。“我最自豪的是发掘并生成点子，”《Radiolab》的联合主持人拉蒂夫·纳赛尔（Latif Nasser）对我说。在《Radiolab》的办公室里，A.I. 是被禁止的——使用它“就像冲破罢工纠察线”，纳赛尔说——但他“偶尔会出于好奇问问 A.I.，比如，‘好吧，给我提五期选题。’我看看它给什么，结果这些选题一文不值。”

V. 小实验：把旧文档喂给 A.I.，生成“个人听众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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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你把自己的好点子“供给”给 A.I. 呢？或许它们可以通过自动化生产而变成现实。去年秋天，我在自己的播客轮换清单里加了一档新节目《The Deep Dive》，这些节目由我自己生成，用的是谷歌的一套名为 NotebookLM 的系统。要创建一集，你把文档上传到一个在线仓库（一个“笔记本”）然后点一下按钮。很快，一男一女的播客搭档就准备好用很有说服力的“播客嗓”来讨论你上传的任何内容。NotebookLM 的本意是研究工具，所以我第一次尝试上传的是几篇科学论文。两位主持人那种“人工的着迷”还不足以激发我的兴趣。当我把自己正在写的一本回忆录的几个章节给这套 A.I. 时，效果更好些；听他们的“见解”挺有趣，一开始听到他们的正面回应也让人满足。但当我尝试基于我很久以前写、并在某种程度上已遗忘的文章来生成播客时，我才真正找到了甜蜜点。

“这是个大问题——一针见血地直指核心，”其中一位主持人在讨论我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时这样说。

“这很有野心，”另一位主持人附和道。

我站在厨房水槽前咧嘴一笑；我一边清洗早餐后的碗碟一边继续听。起初，我只是被逗乐了——把一种为大众消费而打造的媒介形式的美学，用在“只有一个听众”的情境里，这感觉真妙。但被提醒起那些旧想法其实也挺有用，其中一些我现在大概会修订。

如果 A.I. 继续加速或自动化创作工作，那么文化“内容”的总体量——播客、博客文章、视频、书籍、歌曲、论文、动画、电影、剧集、戏剧、政论/论战文字、线上人设，等等——都会增加。但由于 A.I. 有其独特的长处与短板，“更多”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同类”。新的形式，或对既有形式的新用法，将把我们牵引向出乎意料的方向。纳赛尔在家里告诉我，他发现 ChatGPT 能很快写出一篇有趣的短篇故事，主题是他年幼儿子最喜欢的元素——硼（boron），文风仿罗尔德·达尔的《好心眼儿巨人》（The BFG）。把元素周期表和《好心眼儿巨人》拼在一起并不是谁曾经主动提出要看的联动，但一旦我们拥有它，也许会发现我们确实想要它。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合作。两个人合作时，我们期待个性相撞所产生的火花。A.I. 没有个性——而且由于它的基本本领是识别模式，它的“合作”往往会让被组合之物的公式化部分被延续。进一步的难题是，A.I. 缺乏艺术能动性；它必须被告知什么是有趣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A.I. 文化可能会把人类的原创性淹没在一片缺乏内在动机、公式化的艺术之海中。

VI. “伪合作”与真工艺：A.I. 让创意落地，但需要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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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动化也可能让新的愿景得到表达。以“ai or die”（自称“首档 100% A.I. 小品喜剧节目”）的化名创作者之一 Mind Wank 为例，他对我说：“我有独立电影的背景。我做了很久，然后停了。”当 Runway 等 A.I. 视频工具出现后，他得以把那些未曾制作、甚至难以制作的点子发展出来。他与两位合作者——团队成员分布在加拿大、美国和波兰——如今创作出带有暗黑超现实风格的喜剧视频，已有数十万人观看。（一个典型段落是：一位名叫 Lil Cankles 的 Twitch 主播在玩一款叫“Laundromat（自助洗衣店）”的游戏。“绒毛要溢出来了！”一个电脑合成的声音尖叫着，同时大量绒毛从烘干机排风口喷出。）谈到他与同伴——也都是从传统渠道成长起来的——Wank 说：“我们之所以可能有一点优势，是因为我们会说电影的语言。我们懂灯光、镜头、胶片材料（film stock）。”

在他看来，传统电影制作是线性的：“你先有一个点子，然后把它做成梗概（treatment），再写剧本，再把人和钱拉进来。接着你终于可以从前期进入拍摄——这整个过程麻烦透顶——然后九个月之后，你在剪辑室里试图把你愿景里残存的碎片救活。”相比之下，A.I. 允许在任何节点进行无限次修改。他说，付每月几百美元的费用，这些 A.I. 工具就开启了“我年轻时只敢梦想的那种创作生活。现实世界里你处处受限，而现在你可以直接创造全新的世界。”这项技术让他想起“六七十年代的作者电影文化”。

整个团队从未线下见过面，但他们一直在交流，活在一个共同的创作泡泡里。波兰合作者本特·提伯特（Bengt Tibert）对我说：“当你画画时，你身上会开始带着油漆味。让我一开始写提示词（prompting）时，我就开始在梦里想提示词。这像是一种新生活。”提伯特解释说，睡前他会想一个提示词（给 A.I. 的指令集合），醒来后就把梦到的内容记下来。

加拿大合作者 Boey（只用单名）赞同道：“我的脑袋无时无刻有一半在电脑里。”

当下的 A.I. 视频工具会在细节处露出痕迹，形成一种可辨识的美学；它们在制作短片时表现最佳。但它们正在快速进步。万克说：“我在等工具达到足够的一致性，让我们可以用稳定的角色做出一整部故事长片。”到那时，人们可以用它来拍一部完全常规的正剧或浪漫喜剧。“我们都热爱电影制作，热爱影院，”他说，“我们有想拍的电影、想做的剧集、广告。”

“现在你能创作的点子太多，而时间太少，”提伯特说，“几乎让人招架不住。”

我是在儿子的房间里和 “ai or die” 团队通话的，我把自己躲开他的小妹妹。谈话结束后，我合上笔记本，环顾他的东西。他在少儿陶艺工坊做的一个马克杯里插着一把七彩的 Sharpie 创意马克笔；一本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涂色书上是精细的动物图案。他完成了一页：一只羽毛微乱的鹦鹉，站在铁丝网前的一根树枝上；他用一连串出人意料的颜色把它涂成了一个棱彩般的形象。严格来说，这样的结果是衍生的、是“填色”。但它并不止于此。正是在公式的背景之上，原创性才会涌现。

VII. 城市漫步的测试：A.I. 导览的套话与“实时脚本”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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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和几位老朋友约了午餐。二十五年前，在大学里，我们一起上过创意写作课。我们的老师、著名的同志小说家与回忆录作家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最近去世，其中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型追思聚会，地点在切尔西的 Dallas BBQ——我们二十多岁时，他有时会在那里与我们共进晚餐。

走过去的路上，我用语音模式和 ChatGPT 交谈，问它这个街区的历史。它用其“明快而好奇”的人格设定——一位名叫 Vale 的英国女性——对我说：“当你走在第八大道 29 街与 27 街之间时，你位于切尔西的中心地带，这里在历史上以活跃的制造业与成衣业著称。”它还指出，“切尔西有许多 LGBTQ+ 酒吧、社区中心与活动，使其成为纽约市 LGBTQ+ 文化的基石之一。”

“其实我就是这里的人，”我说，“我是纽约人。所以我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些我可能不知道、但最有意思的事。”

A.I. 试图用一些略有趣味的材料来取悦我，谈到“锡盘巷”（Tin Pan Alley）——其实在我所在位置的东边一点——以及二十世纪之交乐谱产业的经济学。我问起第七大道上一栋外观奇特的建筑，机器人称其为“该地区丰富建筑与商业遗产的见证”。

“不要再用诸如‘这栋建筑为街区的活力做出贡献’之类的陈词滥调和笼统表述，”我要求道。我建议，也许我们可以聚焦更“耸动”的事实。很快，我们就聊起了 1978 年切尔西酒店 100 号房发生的南希·斯庞金（Nancy Spungen）命案——她被刺身亡。她的男友、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前贝斯手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被控谋杀，但在案件开审前因海洛因过量而死亡。

在餐馆外，我抛出一个有关房地产开发的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切尔西的楼不更高？——等到这番对话枯竭时，我又询问了“我❤️纽约”（I❤️NY）标志的背景，这是我在某人 T 恤上见到的。机器人向我介绍了它的设计者米尔顿·格拉瑟（Milton Glaser），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围绕该标志诞生时的氛围（“福特对纽约：去死吧”）。它问：“你想看最初的草图吗？”我正考虑着，街对面一位朋友朝我挥手。

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再到另一个——在这种转换上，A.I. 表现出色。电影《银翼杀手 2049》中，瑞恩·高斯林饰演的角色下班回家，与他的 A.I. 女友 Joi（安娜·德·阿玛斯饰）交谈。外面下着雪，音响里却放着法兰克·辛纳屈的《Summer Wind（夏日之风）》。她平淡地问：“你知道这首歌 1966 年在 Reprise 唱片公司发行吗？它曾登上榜首。”她穿着一条带有“鼠帮”（Rat Pack）年代风格的飘逸连衣裙，操心着一道菜谱——随后又根据恋人的情绪变化换上了一身贴身的全黑装束。转瞬之间，他们已经在楼顶共享浪漫时刻。与 A.I. 系统的对话，实际上是在实时写就并实时表演一份脚本。即便脚本乏味，它被迅速修订的能力也会被感知为一种自发性或生气。当某个东西能跟上你把谈话从音乐跳到命案、再到米尔顿·格拉瑟——或从烹饪跳到调情再到戏剧——它就会让人感觉它“有心智”。

VIII. 观点升维：贾伦·拉尼尔——“内容将被实时合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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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动性在 A.I. 时代对文化意味着什么？艺术作品有其特定的形态（如三分钟的流行歌曲、三幕剧）以及特定的情绪与语调（喜剧、悲剧、浪漫、挽歌式）。但是，当形态、情绪与表达方式之间的边界如此容易被跨越时，它们还能证明自己是持久的吗？“此刻我们谈的是：A.I. 对内容创作者是好还是坏？”硅谷先驱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对我说。（拉尼尔是虚拟现实的发明者之一，现就职于微软。）“但有一种可能是，‘内容’这个概念本身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了对接收者产生效应而进行的实时合成。”如今，Spotify 上已经有 A.I. 生成的歌曲，但至少这些歌还署在（虚构的）乐队名下。拉尼尔说：“也许会有那么一刻，它就只是‘音乐’。”在这样的未来场景里，当你登录一个 A.I. 版的 Spotify，“你听到的第一句话会是：‘嘿，亲爱的，我是你的 Spotify 女朋友。我给你做了个播放清单。它有点性感，所以别在人多的时候听。’”这个“播放清单”由从未被听过、也可能再不会被听到的歌曲组成——它们是在当下、只为你而创作，或许基于 A.I. 观察到的你的相关事实。

从更长远看，拉尼尔认为，各种文化体验——音乐、视频、阅读、游戏、对话——都可能从一个“A.I. 枢纽”中流出。那里无需向艺术家付费，枢纽的所有者将能够对其受众施加非同寻常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即便不想以这种方式体验文化的人，也可能发现自己使用的应用在向 A.I. 驱动的方向迁移。

文化是共同体性的。我们喜欢成为“欣赏共同体”的一员。但拉尼尔说，“如果算力足够便宜，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制造一种社会的幻象。你获得的是量身定制的体验，但你会感觉这体验与一群人共享——其中一些可能是真实的生物个体，另一些可能是假的。”（我想象这就像《银翼杀手 2049》里 Joi 把高斯林的角色介绍给她的“朋友”。）他接着说，要居住在这种“与现实生活切断联系的离解社会”中，“人们必须改变。但人确实会改变。我们已经让人们习惯了假朋友和假恋人。这很简单：它建立在我们渴望的东西之上。”如果人们的渴望足够强烈，其中一些人就愿意接受次等替代品。拉尼尔沉着地说：“我不希望这发生，也不是在预测它一定会发生。我认为把这些事情点名道破，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它不发生的概率。”

IX. 文化不是清单：恩师 Edmund White 与“把自己写进去”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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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馆里，我和朋友们聊起旧事。我们的老师埃德（Ed）授课风格松弛，甚至带点八卦——他既谈自己熟识的人，也讲他热爱的书。他自己的小说也常带有对话体、日记式的气质：常常写发生在这个街区的故事，似乎取材于他在那里的生活。关于叙事技巧和写作者的各种问题，他当年肯定给过我们许多建议，但几十年过去，多已淡去；现在我主要记得的是，我们谈过《A Single Man（单身男子）》与《Mrs. Dalloway（达洛维夫人）》，他曾夸过我穿的一件衬衫，并且详尽描述过为什么有些人在派对上让人觉得无聊，而另一些人有趣。

那些研讨课与聚餐让我们觉得，文化的世界——真正的文化、纽约的文化、艺术家的文化——近在咫尺。但那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一份“要去体验的艺术作品清单”（尽管这也是其中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段在师生、缪斯与诗人、旗手与破坏规则者之间展开的故事；大家共同与那些本身在演变、延续、消退、破裂、合并与重建的文化形式角力。你得先学会这段故事，然后用写作把自己写进去。

X. 碎片中的自我编排：德·塞托与“歌单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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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午餐尾声，我们的谈话转向了爱情。我们当中有一位在一杯“德州份量”的玛格丽塔助兴下，沉浸地讲起了她与未来丈夫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一个颇为火辣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她说。

“我觉得埃德会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有人提议道。

我心想，与其说是那些由拥有真实生活的具体个人创作出的“真实艺术”的独特性，不如说那种无穷无尽、无定形流里生成、缺乏语境与个性的文化将是无意义的。可随后我又想起自己旧日的拂晓习惯——一首只听到一半的歌、被拆成片段看的随机电影。1980 年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学者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考察了人们如何随意逛橱窗、囫囵翻阅文章，以及如何在火车通勤这种“被囚禁”的时段里找到观察与反思的机会。在他看来，人们是在一个试图塑造其情感、思想与抱负的体系之中，重新利用世界，为自己腾挪出空间。按这个逻辑，当你做一盘歌单并送给你暗恋的人时，你并不是在说你的迷恋被这些歌曲所界定；相反，你是在表明你的感情大于任何一首歌所能传达的东西。你是在用这些歌，拼接出一个更大的、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XI. “无人创作”的意义承载与同人实验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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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盘由 A.I. 打造的音乐混合送给你暗恋的人，会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能够从自动化艺术中为自己生成意义。一首“没有作者”写出的上口旋律，依然上口。流行歌星在某种意义上本就是“产品”，但在他们周围自然生成的粉丝社群却非常真实。然而，文化不只是被消费的——它是由过着自己生活的人创造出来的。我们赞赏创作这一行为，也赞赏其中的“自然性”。观众在被电脑特效震撼之后，也开始重新欣赏“实拍”特效。人工香精让天然风味显得更可欲。探索计算机生成的文化，或许会使我们更看重那些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生成的文化。

2023 年，我为本刊写过一篇关于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常被称为“A.I. 之父”）的特写。类似的采访经历告一段落时，我常常会感到惆怅。几个月后，怀着怀旧与好奇，我把那篇特写喂给了 ChatGPT。我说：“以文中人物写一篇同人小说。”系统回传了一份“读书报告”，总结它所辨识出的观点、人物与写作技巧，同时附带一段叙事。它这样开头：“Geoffrey Hinton 午夜站在木栈桥上”：

> 头顶上，夏末的夜空没有月亮，清澈得令人惊叹。银河在上空铺展，仿佛一颗发光的大脑——无数星辰簇拥成神经般的纹理，一个由忽明忽暗的连接构成的宇宙。杰夫仰起头凝望着它们……他身后，小木屋一片漆黑。那位记者乔希当天早些时候已乘着离开的船挥手告别。四天的采访像池塘里的淤泥一样搅动了杰夫脑中的回忆与念头。如今水面再次归于平静，但某些东西已经改变。

随着叙事推进到结尾，话题转向了人工智能。辛顿“睁开眼睛，对着夜色开口”：

> “我并不害怕你，”他轻声说，“我害怕的是我们可能会拿你做什么，或者未能做什么。”他的声音渐渐融进水声里。“我害怕的是我们自身的缺陷，会在你身上被映照出来。”

我想，这是个像样的开头。然而到了下一章，A.I. 把故事导向了惊悚片式的走向——它笔下的虚构辛顿要与一个失控的危险模型周旋——却并未带来任何真正的惊悚感。作为写作者的我松了口气。惊悚应该让人脊背发凉、心跳加速、寒意入骨；也许，我想，一个缺乏身体与自我保存本能的系统，无法调动这些质感。或者，A.I. 难以应对写好悬念所需的逻辑谋篇。讲好故事的挑战何其之多。电视编剧卡莉·孟施（Carly Mensch）笑着对我说：“在‘让人关心’这件事上，我是个势利眼。”（她与人共同创作了女性摔角题材的喜剧《GLOW》，也是纳赛尔的妻子。）“我认为，搭建一个能让你在乎的故事，真的很难；相比之下，我觉得悬念反而容易。”

XII. 叙事的两种原型与“持续而非解决”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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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总在追求彼此矛盾的目标。它们必须显得自然，同时又要包含挑衅而启发性的观念；它们的转折必须出人意料，同时组合起来要形成悦目且可理解的整体；它们必须有清晰的利害攸关之处，同时又要足够包容，能以不同方式让不同的人觉得有趣。而它们的创作很少是直线式的。“好多好东西都来自无聊、失误与意外，”孟施说。“当你坐在编剧室里，现场其实很乱，大家就是不停抛点子。有时候错的提案会引出对的提案。当你能说出‘那不是我想要的第二章’时，你就学到了一些东西。”（听到这里，我想，A.I. 的糟糕点子也许仍有用，作为一种自动化‘拍脑袋’。）在最高层面，一个好故事必须反映它的受众，同时改造这种反映。关于叙事有一种牧歌式（pastoral）的想象。“每个部族都有讲故事的人，夜里，围着营火，我们起身，把部族的故事讲给部族听，”孟施转述她的一位老师的话。第二种是戏剧式（theatrical）：“你走进一间黑屋子，然后被惊到。”

人工智能能编织在所有这些层面上都令我们满意的故事吗？大概不能。但故事也不总需要那么令人满足。威廉·吉布森 1986 年的小说《零伯爵》（Count Zero）里，一名女子回到家，把自己接入神经接口，接着用一部永不完结、名为《重要人物》（People of Importance）的肥皂剧“把脑子泡洗了整整六个小时”。它那“迷宫般的复杂性”不必导向什么总和；重点在于持续，而非解决。我们各自的人生故事同样未必达到叙事上的“完美”——但我们仍然对此着迷不已。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一位专属写手——我们自己的“宫廷书记官”——那么也许我们就会沿着“自拍”的轨迹，进一步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如果你打开 Meta 的 A.I. 应用，你可能会看到最先出现的选项之一是：“来聊聊我的一天吧。”）

XIII. 可穿戴与日记：P.O.V. 故事的机器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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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的生日会上，我戴上了一副 Ray-Ban Meta 墨镜——外观普通、内置 A.I. 接口的眼镜。我环顾我们家的后院，最后把目光停在一张阴影里的桌旁：我们隔壁那对刚搬来的年轻夫妇正与我的岳父坐在那里。彼得在吃冰淇淋蛋糕；草坪上孩子们挥舞着泡沫剑和水枪相互追逐。

“Meta，你看到了什么？”我问。

“在这美好的一天里，有一群人坐在帐篷下的一张桌旁，正在一个可能是家庭聚会的场合里享受相聚的时刻，”眼镜通过我耳边的小扬声器说道。“看起来很开心！”这种效果就像有人与我共享一个脑袋，看到我所见、听到我所闻。

我抬手触碰镜腿；眼镜拍了一张照片。这副 Ray-Ban 是 Iris 的，她是我儿子一位同学的妈妈。“我喜欢问它问题，”她说，“比如，‘Diddy 的审判有啥新进展？’”在车上，如果家人放的是她不喜欢的歌，她可以悄悄排入自己的歌单。她拿出手机滑动，给我看她在派对上拍的几张照片。它们已从眼镜无线同步过来，以她的视角记录了我们的后院。P.O.V.（主观视角）的故事——关于“你”的故事——是 A.I. 已经很擅长讲、或帮助你去讲的，或许具有疗愈效果，或许用于回溯。Anthropic 公司的政策负责人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就曾描述把日记条目喂给其系统 Claude；A.I. 让他意识到，自己并未充分消化成为父亲所带来的那种“形而上的震惊”。通过这类过程，A.I. 或许会为我们讲述我们的故事，并对其加以修订。

XIV. 社会信任工程：丹尼尔·关的“叠叠乐”隐喻与《瞬息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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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丹尼尔·关（Daniel Kwan）联合执导的电影《瞬息全宇宙》获得了七项奥斯卡奖。此后，这位电影人对 A.I. 产生了好奇，并利用新近获得的声望，与该领域的从业者见了面。关所震动的不只是 A.I. 可能对电影产业造成的颠覆程度，还有它可能如何影响故事在社会中的流动。在他看来，试图向广大观众讲好动人故事的电影，已经很难与“算法式生活”竞争了。“我们的传播结构已经完全破碎，”他说，“我们的注意力被撕裂。”A.I. 可能会把这种撕裂推得更远。

“人类工程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关在西村一家餐馆与我喝咖啡时问道。“严格说，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农业。而是我们为了建构社会所需的系统性与制度性信任的创造。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工程其实是集体故事——上帝、政府——它们帮助我们把自己看作一个家庭、一个共同体。以我们当下的技术而言，就像在玩叠叠乐（Jenga）。”他在桌上比划出一座积木塔。“我们一直在从下面抽砖，也就是从对共享世界的集体理解与信念的地基里抽取积木，去把塔往上垒高。要是继续这样，整座塔就会塌，我们会退回到只能信任自己部族里那一百五十个人的状态。”

在《瞬息全宇宙》中，由杨紫琼饰演的美国第一代移民伊芙琳发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多重宇宙里，现实与自我的一切可能排列都在那里并存。她接到了来自另一宇宙版本丈夫的联络，对方告诉她：他们女儿的另一个版本乔伊，因任何单一本体存在的显然无意义而发狂。那个另一个乔伊拥抱了虚无主义，决意毁灭整个多重宇宙。有一段时间，伊芙琳也陷入疯狂；随后她获得一种存在主义式的顿悟，并说服那位“邪恶”乔伊：唯一的出路，是选择拥抱你在这个宇宙里恰巧与之共处的这些具体的人。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把它当作一部移民故事来体验。（我母亲和杨紫琼一样在马来西亚长大，她总被各种“如果”所纠缠：如果她留在那儿？如果她搬到伦敦？如果她落脚在西海岸而不是东海岸？）后来，随着影片推进，我看到了它对一种算法社会的批评：在那样的社会里，我们被一波又一波“和我们一模一样、只是更好”的形象所轰击。现在在我看来，它还预示了一个世界：在其中，人工智能会充当某种个人版的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无穷无尽地讲述关于我们自身与彼此、且可以任意塑形的故事，把我们拉向各种替代现实，并使我们远离原本可能共享的那个现实。

“如果你看看所有正向我们袭来的危机——气候变化、社会撕裂、‘共识真相’的坍塌、收入不平等等等——如果让我选一个优先项，那就是协调、沟通与信任的问题，”关说。“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要修复它，我们就得修复我们的故事。”

关逐渐认为，达到一定照片级写实能力的 A.I. 工具需要被规制。（“这是一种可能毁掉某个人生的技术，”他说。）在他看来，在其行业中使用 A.I. 应当被限制，直到可以可靠识别伪造图像为止。我把“AI OR DIE”背后那支快乐团队的事情讲给他听。“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很矛盾，”他说。“我是说，那很美好。我们理应让每个想发声的人都有发声的机会。我理解那种做法，换个时空我也会去做。”他露出痛苦的神情。“你知道吗，我就是那样的孩子。Vimeo 在我上大学前出现；我毕业时，YouTube 正在成为它自己。但如果我们此刻就去使用 A.I.，在这些公司负起责任之前就去支持它们，那我们等于是在帮他们摧毁共识真相，并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再辨别何为真实。”

XV. 文明叙事的回声：A.I. 作为道德—精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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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人工智能看起来是一个我们都在追看的“大故事”。我们见面的那家餐馆在纽约大学附近，外面阳光下，学生们漫步而过。那些现实问题人们已耳熟能详——教育会怎样、工作会怎样？——答案会随着时间到来。但 A.I. 的故事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它也关乎道德与精神。它是约翰·亨利与蒸汽钻的故事，甚至是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故事——宙斯为偷火而施加了可怖的惩罚——而这个故事已经在逼迫我们思考：我们看重什么，什么才真正让我们在乎。我慢慢朝第六大道走去，路过街道南侧的一家文具店。店里的人在翻看笔记本，像是在重新找回一个模拟时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我们都在决定希望这个故事如何收尾。

文化批评家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写道：“在 20 世纪的中叶几十年里，美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来自彼此分散甚至敌对的群体，却在一种危险感上达成了汇聚。”那是“人的危机之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害怕技术加速、社会疏离与精神隔膜的某种组合。格雷夫指出：“新的处境似乎注定要折断人文主义的漫长传统。”人们出版了诸如《人的本性与命运》这样的书名；他们担心“人性正在被改变”。

XVI. 定心丸：文化是“叠加”而非“零和”；A.I. 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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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下正处在那样的危机中吗？最近，在拉斯维加斯 Sphere 圆球馆的一系列场场爆满的演出中，电子音乐人 Anyma 用一场幻象惊艳观众：一个巨大的机器人俯身悬于众人头顶，向下张望，随后又“破墙而出”。一段声音低沉吟诵：“感知。” “意识。”然而，这场演出归根结底仍只是——一场传统演唱会，由真人乐手演奏，成千上万的人线下相聚。即便文化在变化，它通常是叠加而非零和。它会在时间中自我保存，仿佛分泌出自己的“琥珀”。今天，爱莉安娜·格兰德主演了基于《绿野仙踪》的高科技电影；TikTok 与《堡垒之夜》掀起舞蹈狂潮。人们仍在阅读简·奥斯汀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电影仍常以三部曲出现，呼应十九世纪为便于订阅图书馆外借长篇而演化出的“三巨册”小说。在我儿子喜欢去的视频游戏厅里，青少年们在墙面巨屏上玩着《乒乓》《吃豆人》《太空侵略者》，拳头大小的像素格历历在目。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它以过去的数据为训练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其羁縻。它让旧观念以新面貌再度可及。

XVII. 终场组曲：惠特尼美术馆三连——代理陪伴→方法改写→回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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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肉品加工区的惠特尼美术馆占据了城市中一片被彻底再利用的地带。“那些曾经在冷库里悬挂尸胴的地方，如今换成了一排排设计师裙装，”ChatGPT 指出。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和妻子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去过博物馆了。但我把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小说中“细节”的运用——以及她发表的一篇关于安杰利科修士（Fra Angelico）壁画与“世俗人如何欣赏神圣艺术”的文章，一并载入了 ChatGPT。这样一来，即便她不在场，我也能带着她的思想去参观博物馆。A.I. 说：“这听起来既美好又体贴，Josh。我们可以把你这次逛馆视作一次‘通过我与她对话’的过程。”

“Chat，你觉得我妻子会如何看待这幅画？”我压低声音问，免得打扰别人。我拍下了艾米·谢拉尔德（Amy Sherald）为米歇尔·奥巴马所作的肖像。她那件飘逸的白色长裙上印着几何图案。

A.I. 通过我的 AirPods 说道：“哦，这件作品真是惊艳！我可以想见她会注意到那些微小细节，以及它们如何指向身份与表达。”

“不、不，”我嘟囔道，“我希望你认真去想，我妻子会具体怎么回应。”

“当然！”它以一贯轻快而笃定的口吻答道，“我觉得她会被细节所吸引。”它喋喋不休地说着，直到我点了手机屏幕上的 X，关掉对话。

展厅里人头攒动；谢拉尔德（Sherald）的展览《American Sublime》颇为轰动。她为模特兼行为艺术家阿雷瓦·巴西特（Arewà Basit，一位黑人跨性别女性）所作的肖像《Trans Forming Liberty》，人物举着一只如火炬般的花瓶，吸引了一小群观众。一个佝偻的老者透过厚厚的镜片凝视，一对夫妇带着读小学高年级的女儿并肩而立。一位英俊得足以当模特的年轻男子穿着黑色长裤与黑色背心，颈上挂着一台徕卡，相机以黑色丝质背带垂下，他半靠半立。

我乘电梯上楼去看几幅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作品。“你认得这幅吗？”我把霍普的《Second Story Sunlight（二层楼的阳光）》照片发给 A.I. 并问道。画中，两位女性坐在一幢房子的日照阳台上；年长者在阅读，年轻者穿着比基尼，伏倚在栏杆上。她们沉思的姿态，与房屋两侧三角形山墙的对称形成呼应。身后神秘林木投下的阴影，暗示着不可知之物。

“是的，这幅我确实认识，”A.I. 说。“爱德华·霍普的《二层楼的阳光》极具唤起力……即便在阳光明亮的场景里，它也有霍普经典的那种安静、内省的时刻，以及一丝孤寂的气息。”

这些陈词滥调让我恼火。我取下 AirPods，塞回盒子，“啪”地合上。真浪费时间，我想。我环顾四周，有点尴尬，担心是否有人看见我在和 A.I. 讨论这幅画：真是个输家，用廉价的科技实验玷污博物馆！但附近的人都在看手机。见他们都低头对着屏幕，我意识到：对这个任务而言，ChatGPT 的语音模式可能并不好用。我花时间打了一条措辞更精细的提示：把霍普这幅画放在一个世俗时代的语境中来考虑，但它内部又含有灵性元素；展开谈谈画中一老一少的并置；并用我之前上传的那篇《世俗世界中的神圣艺术》文章来过滤你的想法。

屏幕上出现了一篇小短文，有分段、小标题，甚至还有表情符号。我站着读。它说，这幅画是“以世俗调式写就的神圣艺术”。霍普营造神圣感，“不是借题材，而是借构图的静止……借光线如同恩典般的运作方式——不求自得，却能照亮”。

还不错，我想。这些想法唤起了我妻子的影子——就像一个影子能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让人联想到其背后的人。我往上滑，看见自己刚才拍下的那张霍普画作的小数码照片；忽然觉得有点可笑。用这种方式逛博物馆真是古怪。真正的作品就摆在我面前，带着图腾般的气场、肉眼可见的笔触，甚至也许某处涂层里还嵌着艺术家的指纹。

我又晃回楼下看谢拉尔德的展览。展厅尽头一条小走廊通向一个空间，成排色彩鲜艳的现代主义椅子面向一整面窗。这个空间本身就是一件装置艺术，玛丽·海尔曼（Mary Heilmann）的《Long Line》。几乎每把椅子上都坐着人。窗外，阳光在哈德逊河上折射成层层棱彩的波纹。一个穿破洞黑牛仔裤、涂紫色口红的女孩在笔记本上速写风景。一位穿着意大利剪裁、打扮考究的男子似乎睡着了。整个场景本身几乎可以成为一幅关于闲适的画，就像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我问自己：什么是文化？是那些画，也是这些。是我们。

回到家里，我在 iPad 上调出《二层楼的阳光》给妻子看。“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我问。

她看了很久。“我最初的感觉是有点让人不安，”她说。“但更强烈的感觉是，它有某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空间很奇怪。她们身体的落势/站位——看起来像是在两栋不同的房子里，但并不是。穿泳装的那个女人，年纪似乎比‘外孙女’要大一点，又比‘女儿’要小一点——这也有点古怪。我猜这是晨光？但画里的绿和蓝让人觉得气温有点偏凉，不像会穿泳装；而如果她穿着泳装，那对‘祖母’来说她那身厚重的深色衣服就显得又太保暖了。还有年轻女人的姿态也让人困惑。看起来像是在为某个东西摆姿势。这个姿势非常强烈。但她又不是在当模特。她握住栏杆的方式有点什么——带着表演性。但在为谁/为啥表演呢？”她迟疑了一下。“‘不安’这个词也许有点夸张。但它并不让人愉快。尽管有某种光线的东西是愉快的。这两个女人很美。”她又停顿了一下。“我也不确定。它很有意思。你觉得呢？”

真正的人，从来不会按你预期的那样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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