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路、信仰、摄像机——夺回文化阵地行动进行中 By [Pirrow](https://paragraph.com/@pirrow) · 2024-11-21 --- 在 60 年代的美国，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新左派组织在反战抗议运动中迅猛发展，并与美国政府及其所倡导的美国信念、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中产阶级价值体系、政治体制以及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抗。与此同时，嬉皮士们尝试跳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建立合作社，并利用艺术、LSD 以及信息技术来实现他们另类生活方式和反战的政治诉求。然而随着美国政府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的实施，首先渗透新左派内部，分发各类宣传手册，进行信息战使其内部分裂。再通过联合「政府友好」的媒体对新左派的运动进行以偏概全的宣传，瓦解其与外部民众沟通联合的可能性。嬉皮士作为同一时期与新左派同源而生的反文化代表在「反谍计划」的实施中也未能幸免。1967 年的“夏之爱”活动，是嬉皮士们在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举办的一场大型的音乐和艺术节，吸引了数万人的参与。这场活动本意是展示嬉皮士的和平、爱和自由的理念，以及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和反抗。然而，主流媒体却将这场活动报道为一场混乱和堕落的狂欢，将嬉皮士描绘为一群吸毒、裸体、放荡的青年，将他们的理念嘲笑为幼稚和不切实际的。Ken Kesey 对媒体这样偏颇的报道极度不满，他认为在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是“一种用来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用来传播真相的工具”。无论是新左派还是嬉皮士，他们都被政府操纵的媒体逼入了边缘，这些媒体用各种社会禁忌给反文化运动贴标签，以贬低他们的存在。媒体，这一技术与空间权利对反文化运动的消解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今天它依然是示威者与政府争夺的主要阵地。 与 60 年代美国的反文化运动相比，90 年代英国的反马路运动则展示了抢夺技术权利之后在反文化运动中的不同作用和意义。在托尔福反 M3 干道运动中，官方媒体诸如《泰晤士报》、《卫报》将这次运动报道为极端邻避主义者的示威，并对示威者的行为进行污蔑，以保持在中产阶级价值观中的“中立”，来维持中产阶级客户群体。从这次行动中吸取教训之后，反马路运动的行动者们共同组建了一个摄录行动小组。在这个环境之下，摄录设备能够成为抗争工具离不开震撼的行动主义形式出现、便携性录影机唾手可得以及政府操纵的主流电视对草根政治运动的偏颇报道。他们将摄录行动直接介入到示威行动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的权力得到了下放，在此后的反 M1 干道运动中，摄录行动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摄录行动通过行动者的视角进行运动全貌的记录，而非媒体局限于一两分钟的片面报道。通过这些全貌的记录，行动者们可以制作出相应的影片进行宣传，以争取中间民众的认可；第二点是摄录行动具有录影取证的作用，后期行动者若被政府起诉，录像带可以作为法庭上的辩护证据；第三点是摄录行动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摄录行动者出现于行动的各个角落，在面对摄像机时警察使用暴力的可能大大降低，其行为也更加克制。摄影技术在这场运动中作为有效的媒介助力了反马路运动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生产，行动者们将原本服务于政府官方的摄影技术转化为服务于自身文化生产的技术，并用来反抗主流媒体的文化宣传，在媒体宣传的阵地上同政府有了竞争的空间与能力，成为规训社会中利用官方规训人们思想的手段来反规训的一次成功行动。 现在，我们拥有的设备具有着拍摄的功能和发布于公共平台的功能。但是在这些权利被我们拥有的基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技术更高维度的控制。智能手机不是单纯的人民拍摄于发布权利的附属，更重要的是政府监视并影响人民的附属。精密的算法将每个人分割成一个个原子，并且成为点赞分享这类强迫性行为的拥趸。这是数字信息治下的圣物，也是将点赞转换于数字化地祈祷——我们如前人一样朝着圣物告解，自愿袒露自己，讨要的却不再是宽恕，而是关注。传统的技术权利的制约转移至对大众展示空间权利的制约，我们从技术被政府用来规训人民的时代转向了人民在技术中寻找功绩的时代。人们的自由是在被设定的技术之内的追求点赞功绩的自由，一旦无法到达平台审查的要求或者有着被限流的风险，使用者自身会为了不被消失的状态以及点赞分享的功绩来进行内化的审查。“同性恋”这一名词在中国大陆网络中逐渐被“通讯录”、“电话本子”之类的词汇替代就是在点赞分享功绩下表达边界自我限缩的最佳例证。或许我们应该从那些反堕胎的宗教人士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全球各地的反堕胎群体拿着一张超声波探测器读出的折线图，充满感情地利用其向人们宣传着他们反堕胎的理念，并且真的会有人为之动容。科学在历史上曾经是宗教的对立面，并自称是客观中立的存在。但从这些反堕胎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似乎成为服务于宗教宣传的一种重要论据，因为本质上科学技术图像制作也是一个依附于文化的过程，也是呈现着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如此夺回文化宣传阵地，夺回技术的权利倾向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在宗教人士中发生，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并非基于功绩社会的内在驱动，而是一种更加高维度的思想——信仰。信仰听起来像是空洞的东西，这源于现代性的祛魅，但建立信仰并不代表着一种复魅行动，而是希望藉由一种共通的力量将人们联系起来。也许尝试像宗教人士那样形成一个团体会是促成人们缓解正在迈向原子化的关键一步。 ---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Pirrow](https://paragraph.com/@pirrow/QsT2Oyqeq9mEPGwcYz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