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芦苇：不属于时代的人 By [thunder](https://paragraph.com/@thunder-3) · 2022-10-14 --- 今年春节档的电影一出接一出，排名前三的电影票房加起来蹭蹭的直接破了 40 亿，俨然一副欢天喜地的好模样。然而豆瓣的分数却并没有那么欢天喜地，当人们嘻嘻哈哈的一通笑完，从电影院出来到家里一细想，却发现剧本 bug 一个接一个，剧情走向莫名其妙——“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就像去年让张艺谋再度“封神”的那部《影》一样，从画面到特技，大家稀里哗啦感叹一番之后，却不知道这电影到底说了个啥？ “画面是很美，但是故事太薄弱了。”说这话的人是《活着》和《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 要说到剧本，芦苇绝对是最有资格点评的人，在二十多年前，是他把不适合影视化呈现的小说进行改编，为这两部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提供了故事情节的保障；但要说到现状，芦苇的批评又显得特别“不自量力”，毕竟，在张艺谋拿下金马奖的时候，他还在家里对着桌上那一堆卖不出去的剧本发愁。 一 80 年代，张艺谋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结识了芦苇，这两个同年出生的人，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1978 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来了个大龄特招生，这个人叫张艺谋，28 岁，比同班同学们整整大了 5 岁。作为一个空降生，当时的张艺谋面临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处境，当时学校的批文是：“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惨兮兮的张艺谋只能在这有且仅有的两年机会里奋力苦读，别人读书都是看，他选择用手抄。眼瞅着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半个身子还在电影圈外徘徊的张艺谋找到了隔壁导演系的田壮壮诉苦“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靠着优秀的成绩，张艺谋最终还是让北电为他补办了正式的入学手续，成为了那一届摄影系的“活招牌”。 摄影系 78 级合影，前排左一为张艺谋 也不知道是不是造化弄人，同一时间，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安电影厂，也来了一个鹅蛋脑袋的愣头青。最开始，芦苇还是“生物链最底层”的场务，凭借着自己的美术功底，被领导挖掘成为了美工。 等到吴天明成了西影厂的厂长，大开创作之风，他把整个西影厂的年轻人都抓起来研究电影和剧本，于是芦苇也有了接触电影剧本的机会。 这个美工抓紧了来之不易的机会，一边从杂志上自学编剧知识，一边对着手头上的几个剧本琢磨，和老谋子一样，一点点在电影边缘试探。然后，一边做美工一边摸索学习的芦苇陆续交出了《魂系蓝天》，《走进暴风雨》等。 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芦苇：怼天怼地怼空气。从《他们正年轻》到《最后的疯狂》，不管是什么剧本拿到他手上，他都直接开骂。“人物不行，故事立不住”，“我觉得不行”，然后直接拿起来就改，白天做场务，晚上就在宿舍里把剧本改的密密麻麻的，西影厂的同事都说“芦苇真的很严格”。 但是这样怼出来的剧本呢？大家都觉得很 OK。台词漂亮不浮躁，导演周晓文看着他改过的剧本能激动到鼓起掌来，直接把他从美工岗位拉到了自己组来写剧本。 美工出身的芦苇突然就成了西影厂的“编剧担当”，自然也吸引了第五代们的注意，然而最开始找到他的并不是张艺谋，而是陈凯歌。 二 那时候，陈凯歌在徐枫的劝说下接过了《霸王别姬》的小说，翻了翻之后却发了愁：“这就是一三流小说”。要给改成适合电影拍的剧本才行，可是怎么改，找谁改呢？他想到了芦苇，“你有塑造和刻画人物的能力，有没有兴趣给我们编一个有关京剧的电影？” 那时候的陈凯歌并不知道芦苇本身就是一个大写的戏剧迷，当然他也更不知道，这部“和京剧有关的电影”最后会成为他一生的代表作。 芦苇和陈凯歌 《霸王别姬》原版小说出自香港作家李碧华之手，在拍电影之前，香港已经根据这部小说拍过电视剧。芦苇对李碧华的评价是“一个鬼才女作家”，对作者评价高，并不代表对小说评价也高。 看完小说之后，芦苇跟陈凯歌的感觉差不多，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小说没有太强烈的戏剧性和故事性。 例如电影里，程蝶衣纠结了一生的“男儿郎”还是“女娇娥”，在小说里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紧张时不小心背错的一句台词而已；关师傅对于这两位弟子，或者说对于整个戏园子的感情，也远没有电影中那么复杂和悲壮，小说里，这个教了一辈子戏的老师傅，不过是老态龙钟的死在了椅子上而已。 除了这些细节上的区别之外，小说和电影最大的区别在于结局。在小说原本的结局中，程蝶衣不仅没死，反而成为了艺术团的顾问。当他随团到香港访问时，遇到了流落在香港的段小楼。两人相逢回顾了当年之后，再次平淡话别。 对于这个结局，芦苇依旧觉得不行，他觉得不够悲壮。但好在小说中提供了主题和人物关系，并且对于历史，始终保持着正视的态度，他对陈凯歌说：能改。 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写剧本，你不要当编剧。”“你对剧本有什么意见就提，你提出来我就给你改，但是你不能写剧本。”陈凯歌一听就乐了，安安心心当个指挥官有啥不好？“我巴不得啊！”一拍即合，这个长在陕西，美工出身的编剧，开始改起了这个满是北京话的剧本。 张国荣和芦苇 为了把京腔融入自己的语言体系，他特地跑到北京，成天成天的和陈凯歌这些北京人呆在一起。这还不够，《霸王别姬》的剧本需要用北京方言来撰写，剧本中的每一句对话，甚至每一个细微的情感表达都需要是切切实实的北京范儿。 于是他便跑到陈凯歌父亲那边借来了《茶馆》的录像带，反复听，直到背下了《茶馆里》百分之六七十的台词。某天，他碰上了林连昆，两人甚至还当场对了一段词。 为了能更准确的把控剧本中的京剧内容，芦苇这个京剧迷觉得，单纯是“迷”还不够，必须“行（háng ）”才行。他先是“住”到了国家图书馆，又是“睡”到了中央戏曲学院和戏曲家协会。“书堆了两箱子，回西安的时候又带走了一箱。” 电影中一句贯穿始终的台词“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原本出自昆曲《双下山》，其中的小尼姑耐不住寂寞时就会唱，这句话在芦苇写《霸王别姬》剧本的时候，就自动“蹦”了出来。 打下了语言基础之后，芦苇开始找精神坐标。他从《末代皇帝》和《墨菲斯特》里找到了和《霸王别姬》相似的史诗感，也从这两部片子里学会了用人性的角度去解读历史。 准备好一切之后，他才开始动笔，在已经有了原版小说的基础上，他依旧对整个剧本的每个人物都做了大量的分析，仅是程蝶衣一个角色，他就写了 5 页纸的分析（陈凯歌写了三页）。 “电影中的一切都是为人物服务的。”他用剑，用金鱼缸，用各种道具来突出程蝶衣的性格，也用砍手指，打嘴巴，用多个冲突来引导他的结局。芦苇说：作为编剧，你可以不知道怎么发展，也可以不知道怎么开始，但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结束。 《霸王别姬》这出戏才刚唱响，程蝶衣这个角色就注定要死。 剧本一共写了两稿，第一稿写完，陈凯歌和芦苇两个人对着剧本，一个提问，一个解答，边聊边改。等到第二稿改完，芦苇接到了来自陈凯歌父亲的电话：“我都看哭了！”第二稿《霸王别姬》写哭了陈怀恺，也让陈凯歌激动到一见面就直接给了他一个熊抱。 捧着好剧本，手上还握着张国荣，张丰毅，巩俐等优秀演员，陈凯歌铆足了劲的拍《霸王别姬》。电影里不到三秒钟的一个瞬间，背后可能被他 NG 了几十遍，而每一个我们看着都疼的挨打镜头，现实中也都是真实的巴掌，反反复复的打在脸上，演员在现场被打到出血是常事。 最后，这出《霸王别姬》成了国内唯一拿下戛纳电影金棕榈奖的作品。 三 另一边的张艺谋也并没有闲着，他把眼光瞄准了余华。 93 年，田壮壮把余华的小说《蓝风筝》改编成了电影，张艺谋看完之后深受触动，当晚就跑到余华家里，借着喝酒之名，向余华要类似题材的小说作品。当时余华刚写完《活着》，小说还没正式出版，他想了想，只能先把打印出来的线稿交给张艺谋。 酒至半酣，张艺谋拿着线稿回家，余华到头就睡，谁料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砰砰砰的砸响了家里的大门。打开门一看，竟然是红着眼睛的张艺谋。“这部小说太好了！你一定要让我拍成电影！” 余华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华在小说里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体现小说的寓言感。例如小说一开始是一个老头在跟牛说话，到小说结尾还是这个老头跟着牛对话，用这样的“对牛弹琴”，来象征主角的悲苦。但现实生活中很少会发生这样的场景，而这些通过读者阅读想象才能达到的意义，很难用电影中的视觉时空来体现。 怎么办？改呗。93 年春节才刚过，张艺谋就打通了芦苇的电话“你赶紧来北京，我们来聊聊《活着》。” 要把这么一本既具象征意义的小说改编成扎实的，有普遍意义的家庭生活片，必须在改编上下工夫，这对于作者余华来说太难了，简直跟杀自己的孩子一样，于是张艺谋对芦苇说“这个革命就指望你了。” 导演发话了，那就大刀阔斧的开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明白《活着》到底讲了个什么。 芦苇说“《活着》是一部生活流的作品，从精神层面来说，它表现了中国人一种所谓生存的精神：为了活着而活着。从故事上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历史变革中所面临的磨难和他们对此的态度，故事里没有人意识到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换句话说，他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搞明白小说主旨之后，他开始琢磨人物的主动性。《霸王别姬》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上，几乎都有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冲突与矛盾不断升级，才能一步步吸引观众。相比之下，《活者》看上去缺少了一个能吸引观众的中心事件。那怎么办？ “从人物入手，在改编的过程中忠于福贵这个人物本身，表达他最真实的生活境遇和命运，用人物真实的情感力量来吸引观众。” 在芦苇看来，福贵对家庭的爱和责任，就是贯穿全片的内在力量。“大凡是有个家庭亲属的人，都会为他感动。” 由葛优饰演的福贵 在写剧本的过程中，芦苇多次入戏，他说《活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真意切。 电影里有一幕，福贵回家之后，发现女儿哑了，无措的说了一句“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句话看哭了很多人，更让芦苇写到泪透纸背，“编剧总是第一个哭的人。” 芦苇在改《活着》的时候，做了一件所有文字工作者都会做的事：拖稿。他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拖，前前后后拖了一个月的时间。张艺谋这个“甲方”倒也大方，“你推敲吧，时间来得及。” 等到剧本终于磨了出来，在某天下午，芦苇亲自跑到山东淄博给张艺谋送了剧本过去，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反馈，“这是除了《菊豆》之外，我拍的所有电影中最完整成熟的剧本。” “甲方”满意了，芦苇心里的石头也放下来了，他以为这事儿总算是成了，却没想到更大的波折还在后头。 人们常说中国电影有三座高峰：陈凯歌和他的《霸王别姬》；张艺谋和他的《活着》，姜文和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三座高山中，经过芦苇之手出来的就有两部，而这两部电影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地位，都有些“尴尬”。 《霸王别姬》稍微幸运些，虽然“不许宣传，不许评奖，不许参加中国电影节”，但最终还是得以搬上大荧幕放映。 最惨的是《活着》，1994 年，电影拿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之后在国内仅上映了一场。那场电影还没放完，就有人给电影局打电话举报。 一步步的调教演员，一寸寸的挪镜头，呕心沥血拍的片子却被禁了，这对张艺谋的打击简直太大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原作者余华也被波及，小说面临着无法出版的境地，而身为编剧的芦苇则开始一个个去向投资人道歉。 拍完活着却差点活不下去，于是，老谋子开始换了一种活法。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第五代都开始转动起了方向盘，找起了“出路”。 四 改写《霸王别姬》的时候，芦苇到北京，陈凯歌经常叫着一辆便宜的面的去接他。两个一米八几的大汉挤在在面的车后狭小的空间内挥斥方遒，聊着中国电影的未来。 之后，陈凯歌拍《风月》，他的目标是再创造一个奇迹，于是他把《霸王别姬》的主创人员整个都搬到了《风月》剧组。 电影《风月》的主演，依旧是张国荣和巩俐 但是在找到芦苇的时候，却被“婉拒”了。陈凯歌第二次找芦苇，原本破破土土的面的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锃亮豪华的轿车，前座还考究的坐着一位戴着白手套的司机。 聊完剧情之后，芦苇便犹豫了。《风月》背景设定中的重要因素：上海“拆白党”，从芦苇的个人考证看来是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小市民之间的空间传说”。虽说虚构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凭空捏造，却容易让一部电影“失了根”。芦苇说“我没有那个自信”。 然后，没自信的芦苇又继续拒绝了张艺谋。很少有人知道，《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片子曾经找过芦苇。 06 年，《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很多人评价：这是一部用画面和明星堆砌出来的电影，“不知所云”，这种感觉，芦苇在刚参加完剧本研讨会之时便有了。当时张艺谋跟他说：“你信不信，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再加上一个我张艺谋，就能拿到 2 亿的票房”。 芦苇当然相信，用句现代流行的话来形容这四个人，集合了顶级流量和顶级口碑，怎么可能没有票房，但是他拒绝了。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名场景：菊花台 对于这两位顶级导演，芦苇说从他们俩身上看到了“人物戏剧性的转变”。 陈凯歌品格的灵气变成了“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无极》它的主题是什么？宗旨是什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坦白地说，我没看懂。再比如《赵氏孤儿》，影片里有一些迷茫的东西，这恰恰是价值观的迷茫。” 张艺谋从最有前途变成了“无法细究”。“《金陵十三钗》，技术一流，艺术二流，乍看尚可，不能细究；《山楂树之恋》淡而无味，是胶片拍的爱情电视剧，感觉不到电影的分量。”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公开著作上批评他们的作品，陆川说他胆子太大，太敢说，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也开始和第五代们渐渐疏远。 五 或者我们换一种表述，他开始和整个时代渐行渐远。张艺谋曾经在很多采访中都说过，第五代是“时势造英雄”，第五代的集体改变是时代洪流下的必然。可芦苇呢？他偏偏选择逆着走。“我生性有点不信邪，他们都说要求票房，就别想有文化质量，有文化质量你就别想有票房。这话也太自欺欺人！” 这些年他依旧写过不少剧本，但结局不是被改的面目全非，就是根本没有机会开拍。09 年的时候他写下了《岁月如织》，讲的是一位陕西关中农妇 50 年的人生。在他心里，这个剧本比霸王别姬还要好，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人打算投拍。 他说“在这儿读这个剧本，做好电影的梦，实际上跟这个环境是很不协调的。”芦苇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让很多人心有戚戚：“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很是高兴，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如今的影视界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这个拥有 5000 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着无数的题材去创作。偏偏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在翻拍韩国的三流内容，甚至还拿了奖，面对着外网的嘲笑，人们恨铁不成钢。 是大家不知道一个好剧本的重要性吗？不是的。张艺谋说，那些文学系大二大三还没毕业的学生们，都早早的签下了公司，只要一出剧本就会被提前预定。 一边是有市无价的“疯抢”，偏偏另一边，这个曾经创作出中国电影史高峰的编剧手上，还积压着十几部有价无市的剧本。 芦苇说：“《小时代》流行的时代，还有谁对一个农民的故事感兴趣？”但你要让他写《小时代》呢？他也写不出来。 他从来都不是属于时代的人，20 多年前，他和一群人从时代下逃离了出来，写下了不疯魔不成活。20 多年后，剩下了他一个人孤独的站着。 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芦苇说“君不见，多少电影人都以悲壮出场，以无厘头闹剧收场。” 参考资料： 芦苇 王天兵《电影编剧的秘密》 ---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under](https://paragraph.com/@thunder-3/ybG3R7r8KX5TTNQtxe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