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正是撒切尔、里根当政的时期，新自由主义取代原来的社会福利主义，成为新潮流。但本书没有像《六论自发性》那样只停留在现象上猛喷政府干预。作者注重研究自发秩序的成立到底需要哪些条件，以及这类秩序在数学上如何表现。

作者秉承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假设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利益（包括自己在意的人的利益）而行动。但可他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得出结论说，每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凑在一起最后会导致所有人的战争。

萨格登认为这里面的关键是霍布斯假设每个人采取的都是“谨慎互惠策略”：假设所有人都是坏人，所以我先做坏人；如果有好人对我好，那我也对他好。

然而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不会采取对应的“勇敢互惠策略”：假设所有人都是好人，所以我先做好人；如果有坏人对我坏，那我也对他坏。

如果大家都采取“谨慎互惠”，很可能一直死缠烂打；但只要有人采取“勇敢互惠”，慢慢所有人都会认为“勇敢互惠”对大家都更有益，这样就会在社会中形成“勇敢互惠”的惯例。如果这种自发秩序能够建立，那就不必像霍布斯那样，再引进一个“利维坦”了。

一个惯例的形成过程如下：当一个策略或者规则出现并确实符合我的利益时，我希望在我遵守的情况下，别人必须也遵守。当我预期他们也会遵守时，我就会认可这种规则，而每个人都持续认可之后，规则就会成为既定的惯例。

简而言之，“惯例”包括三个维度：首先是我希望别人遵循，然后是预期别人都会遵循，同时一旦所有人都遵循，那这种惯例就对所有人提出了一种“应然要求”，形成了一种“道德力量”，为每个人设定了某种道德义务。

萨格登把这样的惯例称作“自然法”，认为这种“自然法”的力量并不像霍布斯假设的那样来自理性，而是像休谟说的来自经验——来自于对他人是否遵守的预期，以及自己对他人遵守的期待。

道德判断会受自然法（既定惯例）的重大影响，但并不能由此导出“自然法是好的”。萨格登把既定惯例背后的原则概括为“合作互利原则”。简单来说，自然法之所以能得到遵循，是因为合作遵循最符合所有人的现时利益。自然法既然是一种惯例，惯例一定会要求保持现状，所以既定惯例一定是优先考虑既有者的利益，因而一定是保守的。

而类似“最大化社会福利”之类的应然道德则相反。“最大化福利原则”是个明显偏左的原则，代表人类对未来发展的展望。而“合作互利原则”说穿了是个偏右的原则，代表人类对于维持现状的渴望。换个通俗一点的说法，前者代表贪婪，后者代表恐惧。我们希望要更多，同时也不希望受损失。

虽然萨格登认为一项惯例不需要考虑任何社会福利的问题就能成立，关键是看个人的自身利益是否在这个惯例中得到足够的照顾。然而不希望受损失，本身也是贪婪的一种。惯例带来的秩序，本身也是社会福利的一种。只不过利益之间，彼此会有顺位上的差异，甚至会有冲突。为了调解这种利益冲突而诞生的惯例，势必是与某种社会福利观念挂钩的。

不论如何，了解惯例的保守性，对于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一个重要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