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從上至下、由左至右：1947年2月28日，民眾前往專賣局臺北分局抗議，並將專賣局臺北分局內的火柴、香菸等物品存貨堆積焚毀；1947年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舉辦成立大會，正式選出常務委員；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後，臺北市榮町大街的人潮消失；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槍斃者；1947年3月17日，受命前往臺灣宣慰的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右二）抵達臺北松山機場，行政長官陳儀前來迎接（右一）。日期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地點臺灣起因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特殊體制

• 政治壟斷、政治歧視與政治腐敗

• 接收弊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

• 社會動盪、文化隔閡與族群矛盾

• 圓環緝菸事件與長官公署衛兵開槍事件

目標圓環緝菸事件善後處理、要求政治改革方法示威遊行、政治交涉、收繳武器、接管機構、武裝抗爭結果

• 各地經歷軍事鎮壓與清鄉，造成大量人死傷與失蹤

• 臺灣民眾長期對政治感到恐懼與冷漠

• 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

• 有利於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影響民主政治發展

• 加深族群隔閡，影響臺灣文化發展

衝突方

• 國民政府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 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

• 中華民國憲兵第四團

• 基隆要塞司令部

• 高雄要塞司令部

• 馬公要塞司令部

• 中華民國憲兵第二十一團

• 國民革命軍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

•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其各地分會

•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及其各地分會

• 三民主義青年團各地分團

• 地方武裝部隊（例如二七部隊、嘉義民兵等）

領導人物

• 蔣中正

• 陳儀

• 柯遠芬

• 彭孟緝

• 張慕陶

• 史宏熹

• 劉雨卿

傷亡死亡官方文獻紀錄中最低死亡與失蹤總數在8,324人至11,841人之間，當中外省人死亡與失蹤合計89人[1]。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太平町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菸，打傷菸販林江邁、誤殺市民陳文溪，激起群眾久積的憤怒。隔日，市民罷市、罷課、罷工，遊行至專賣局抗議、前往長官公署請願，但遭到衛兵以機槍掃射，數人死傷。這導致抗爭與衝突全面蔓延，臺灣各大都市爆發暴力事件，軍隊開槍鎮壓，死傷多人。為了解決爭端、消除積怨，各縣市民意代表、紳士階級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藉由政治交涉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各地民間力量組成武裝部隊，收繳槍械、控制機關等，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

陳儀表面上妥協讓步，接受處理委員會意見，但將這次事件視為「叛亂」，向中央政府請調援兵。3月5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派兵前往臺灣。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高雄市展開鎮壓。3月8日，憲兵團自福建省抵達基隆市，劉雨卿所率國民革命軍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等部隊亦陸續登陸，各地展開大規模軍事鎮壓，未有過多抵抗。3月10日，陳儀宣布全臺戒嚴，解散處理委員會等社會團體。期間出現大量群眾死傷、失蹤，基隆市、嘉義市、高雄市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其後各地展開清鄉，出現許多冤獄案件。5月16日，魏道明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結束戒嚴與清鄉。

二二八事件導致大量臺灣籍人士遭到逮捕、槍斃或失蹤，包括無關抗爭的菁英人士。這次事件影響地方政治生態，加深族群隔閡與對立。由於隨後臺灣實行長期戒嚴並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牽涉到敏感的政治問題，成為禁止公開討論、研究的「歷史禁忌」。直到1980年代二二八平反運動的衝擊，臺灣社會才逐漸重新討論二二八事件。到了1990年代後，社會各界針對二二八事件展開調查研究、賠償受難者與家屬、建立紀念碑、回復名譽等。當前臺灣設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各地亦設有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接管臺灣

主條目：接管臺灣和臺灣光復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第十五受降區受降典禮。尚未簽訂和平條約確立主權移交時，國民政府便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省統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臺灣推行工業化與教育，其後推動國語運動、皇民奉公會等皇民化運動；這些舉措提升臺灣人教育程度，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趨重要[3]。1943年，中華民國、美國與英國舉行開羅會議，在美國主導下確立戰後臺灣歸還中國的原則；原先計劃奪取臺灣的美國軍隊改研議軍事佔領，開始構想戰後體制[4]。1944年4月，在改變對臺灣政策後，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負責接管準備事宜，但在治理與用人政策上存在歧見[5]。當時陳儀是國民政府少數瞭解臺灣者，獲得國民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支持[6]。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在臺灣的日本軍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投降，其後由中國接管臺灣[7]。美國與中國共同擬定對臺灣的軍事佔領、派遣情報機構調查，而後者更動接管計劃名稱與執行，積極宣傳是「臺灣光復」[8]。國民政府在重慶市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臨時辦公處，特任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9]。9月20日，正式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10]。

當時許多臺灣社會精英和民眾存在「祖國情結」，對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新時代」有一定期待，歡迎程度超過中國大陸其他地區[11]。在政治真空期，各地青年學生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團體，維持公共安全、保護公有資源、迎接國民政府等，惟這類團體後來被要求改組解散[12]。陳炘、林獻堂、葉榮鐘等日治時期社會運動人士、知識分子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各地指導練唱《中華民國國歌》、建造歡迎牌樓、訂製中華民國國旗，但有部分人士在草山會議推動臺灣獨立未果[13]。10月17日，國民革命軍部隊抵達臺灣[14]。10月25日，臺北市臺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15]。

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因情勢惡化無力關注臺灣，只將臺灣視為邊境[1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俱樂部、中國國民黨黨部等政治派系派員前往臺灣，部署情報網、接收日產與爭奪資源，情報機構展開反情報、肅奸等工作，陳儀則任由派系勢力互鬥[17]。1946年，臺灣舉行地方選舉，選出臺灣省參議會等民意代表，促成政治參與熱潮；但也發生逮捕漢奸、捕殺協助人士、起訴蔣渭川與王添灯等事件，並出現區分原住臺灣之「臺灣人／本省人」與中國大陸各省區之「外省人」的省籍意識[18]。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政治

1946年5月，第一屆臺灣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上，參議員質詢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軍紀問題。

在政治方面，長官公署的特殊化體制經國民政府特別授權，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的委員會制，但存在諸多缺失、官箴與軍紀欠佳[19]。臺灣省行政長官享有極大委任立法權，且擁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人事管理指揮監督權，加上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軍事政府[20]。在頒布這個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軍事於一體的長官公署體制後，許多原本滿懷期待的臺灣精英與民眾大失所望，並因這種體制與臺灣總督府相似而戲稱是「新總督府」，在實施期間不斷有人建議國民政府高層廢除、恢復省政府制度[21]。

陳儀最初雖然有圖治之心，但性格剛愎，下情不能上達，官民關係惡劣[22]。總攬大權的長官公署以統治者心態自居，不能體察民情，政治上打壓臺灣人民，政治措施、參與和待遇失衡；同時發布諸多臨時辦法，獨佔政治、經濟、社會等資源[23]。雖然名義上給予臺灣人政治參與機會，實際以沒有政治人才、不理解中華民國國語等理由，多數精英被排斥在中高級職位外[24]。中國接收人員取代日本人地位，獨佔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政府高層僅有1名半山人士宋斐如；臺灣人失去工作職位、或位居下層，政治地位和日治時期同樣遭受差別待遇，被視為「二等公民」[25]。

對於中國大陸各省人獨佔政治權位，原先期待伸展抱負的臺灣精英感到失望，要求全面參政、實施縣市長選舉[26]。除了獨佔高級公務員，許多機構單位開始充斥牽親引戚、裙帶關係的用人作風，並以外行領導內行[27]。裙帶關係的風氣還導致一些公司、工廠摒棄有為青年，未獲僱傭的失業人士感到不平，種種現象更讓原本熱烈歡迎「祖國」的臺灣人民產生厭惡心理[28]。同時在同一機構單位、同一職級的相同職業中，外省人的工資又比本省人高、甚至高出一倍，差別待遇的差距還比日治時期還大，這讓有工作職位者不平[29]。

同時間，屯駐臺灣的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軍紀敗壞，軍人和警察偷竊、耍賴、威脅、詐騙、恐嚇、調戲、搶劫、殺人，開槍滋事案件在1946年屢見不鮮，民間稱為「賊仔兵」[30]。接收官僚忽視臺灣進步的事實、並以中國習慣治理，同時陳儀用人不明，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社會特權、官僚作風、政風敗壞、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貪污賄賂、軍紀混亂等弊端，社會亂象頻生，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31]。臺灣省參議員郭國基、林日高、韓石泉等人曾在臺灣省參議會提出質詢，但實際情況未有改善[32]。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經濟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報紙報導各種貪贓枉法案例，讓臺灣群眾對於政權腐敗強烈不滿。

戰後臺灣生產事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空襲遭嚴重破壞，中國大陸因政局動盪而無力支援[33]。在經濟政策方面，陳儀推行全面性計劃經濟，實行獨佔剝削、資源管制、金融獨佔、財貨專賣和國有企業貿易制度[34]。基於索賠原則，日本留下的237家國有企業與私人公司、600餘個單位，納入長官公署各局處設置的27家公司經營，並與資源委員會爭奪接收資源[35]。在大規模接收不當與人謀不臧下，日本財產變成特權者的私有財、甚至遭標售，臺灣人的私有財與產業也被無理沒收，這些中飽私囊的接收人員被譏稱是「五子登科」、「五天五地」，「接收」也被稱為「劫收」[36]。

代表計劃經濟的機構還有專賣局與貿易局[37]。沿襲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香菸、酒、樟腦、火柴、度量工具由專賣局專賣，食鹽、煤礦等資源則是財政部鹽務總局的臺南鹽業公司、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的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等國有企業專賣[38]。對外的貿易局獨佔工業與農業產品的購銷輸出，包括食鹽、食糖、煤礦、稻米、樟腦等利潤產品，禁止出口的木材、紙張也可以公開運銷[39]。隨著國有企業無限擴大，計劃經濟政策與民爭利，影響民生經濟發展；同時接收官僚大肆搜刮、官商勾結、獨佔許多物資，並利用臺幣與法幣的匯差，運往中國大陸賺取巨額利潤[40]。

這些政策導致臺灣經濟發展嚴重扭曲，主要日用品價格飛漲、惡性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浮現，生存條件比日治時期更為惡化[41]。臺灣米糧短缺、價格暴漲並爆發米荒事件，食糖價格也因資源委員會將臺灣糖業公司白糖無償轉售暴漲，長官公署的緊急措施效果不彰[42]。不當的經濟管制、濫印臺幣與抽稅政策，後果是百業蕭條、民生凋蔽，失業問題日趨嚴重，1946年底的失業人口估計有40萬人至50萬人（當時臺灣人口約600萬人）[43]。隨著失業者面臨窘困生活，社會上的偷竊搶劫與街頭行乞日益增多，部分職業者亦無法領到工資[44]。

1946年間，臺灣不斷爆發官員貪污案件，相關新聞報導在1月底至2月上旬便有6則；多位敢言的臺灣省參議員數次在臺灣省參議會質詢、揭露弊端[45]。同年1月、4月和10月，監察院派遣閩臺區監察使楊亮功前往臺灣視察，提到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問題，但不被重視[46]。同年7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派劉文島組成中央清查團前往臺灣調查，指出貿易局局長于百溪和專賣局局長任維鈞貪污，但陳儀替兩人脫罪，最終保釋而不被追究[47]。對於官僚無能、貪污情況嚴重，陳儀並未加以整頓，反而有意呵護下屬迴避責任，也加深社會不安，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不滿[48]。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社會

1946年11月，《民報》大篇幅報導員林事件。

在社會文化方面，相較於長期戰爭的中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除了早期抗日運動至後期太平洋戰爭外大抵和平[49]。經過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臺灣進入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水準等遠較中國社會進步，並形成集體意識[50]。在日本的隔離政策與現代化教育下，臺灣人具有近代國民和奉公守法的精神，認知和價值觀與中國人有明顯差距[51]。雖然最初臺灣人熱烈歡迎中國接管，但是因為對中國政治制度與社會現狀缺乏了解，對其期望標準過高；相處後發現真正的「祖國」與想像相差甚遠，在語言及文化產生隔閡與不適應，乃至產生失望或嘲弄心情[52]。

陳儀及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社會之間存在著明顯隔閡，中國大陸政府官僚及民眾對臺灣情況非常陌生[53]。當時的臺灣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且處在日語思考的文化圈內，初次抵達臺灣的中國大陸人士便能感覺到日本東洋氣息[54]。雖然旅居臺灣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於臺灣的進步存有同感，但部分人因中國抗日戰爭甫結束、對「日本鬼子」欺凌的不滿，對於這類東洋氣息相當不自在與反感，指責臺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影響，強力要求清除並「中國化」[55]。長官公署設有臺灣省編譯館推動臺灣的文化重編計劃，並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等組織[56]。

當時接收官僚經常以征服者、戰勝者的統治觀點，將臺灣人視為戰敗者，處處歧視、敵視、排斥與打壓臺灣的文化和價值觀，造成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認知出現矛盾與衝突[57]。相反地，臺灣社會開始流行「狗去豬來」的說法，並懷念起日治時期；無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此則痛斥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環[58]。同時期，政府在短期內無法順利完成復員工作，日本人的遣返、中國各地臺灣人與臺籍日本兵返回臺灣均出現問題，同時復員返回臺灣的臺籍日本兵就職無路、一文莫名，因而對政府有所不滿[59]。

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治安良好，並持續至後來的政治真空時期；其後因為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流氓大赦案等，社會偷竊搶劫四起、騷亂事件不斷[60]。負責公共安全的軍人與警察紀律敗壞、作威作福，且臺灣與中國文化隔閡甚大，雙方適應不良及衝突對立，發生布袋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反美示威遊行、迎諧事件等警民衝突，社會治安日益惡化[61]。最終政策失當、政治歧視、文化差異及社會問題叢生，催化族群矛盾、本土意識抬頭，官民間亦累積巨大矛盾，許多人因種種因素預感將出現危機，但是長官公署仍未有改善[62]。

台電表示，近年退休人數頻破千，為了補足「人力需求」，因此持續招募新血；其中，負責電力搶修的「配電線路維護」類別，招考名額多達284名，超過兩千人報考，而「綜合行政類」的報名人數最多，破萬人報考搶144個名額，錄取率僅1.39%；台電指出，最終錄取人員須經1年訓練，考評合格「正式僱用」後，起薪約3.1萬元。

此外，因應疫情，本次甄試不開放陪考，考生在甄試前皆已填答健康關懷表，甄試全程配戴口罩、進場時量測體溫及消毒手部，如因「確診、受隔離限制」…等原因，而無法應考者可申請退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