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百家竞争者中冲出一条生路，Nvidia通过长时间的合纵连横策略，挑战或绕过微软和英特尔设定的藩篱，开创出一片崭新的产业空间。

采访_黄锫坚

生于中国台湾、长于美国的黄仁勋（Jen-Hsun Huang），可以说是全球IT业界最强华人企业家之一。在《财富》杂志2001年的“40岁以下的40位富翁”里有两位华人，黄仁勋以5.07亿美元的身价，排在第12位。排名第8的是耳熟能详的雅虎的杨致远。但在今日硅谷乃至全球IT界，黄仁勋的影响力恐怕已经超越杨致远。

在黄仁勋眼中，“Wintel定义了你的远景”。或者说，微软和英特尔是硬件和软件厂商成长的透明天花板。而Nvidia之所以能够成就今天的霸业，正是通过数次挑战或者绕开微软和英特尔制定的藩篱，才开创出一片宽广的产业新空间。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人们颇为好奇。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Nvidia从250家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仅存的几位强者。这是另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黄氏定律

“技术是人体的延伸”，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发出这样的箴言和预见。以此观之，汽车是腿的延伸，计算机是脑的延伸，想想有多少人已经把自己的文字创作、图片记忆托付给了硬盘和博客。在半导体产业，如果说英特尔（Intel）是在不断推出奔腾的心，那么黄仁勋的Nvidia，则是在不断创造愈加敏锐的眼睛。

在那些眩目的三维游戏后面，是Nvidia的产品在飞驰。从好莱坞的《金刚》、《蜘蛛侠》等电脑特效，到美国航空航空局的火星探险，背后都有Nvidia专业图形芯片的功劳。打个略嫌夸张的比方，Nvidia是笔墨纸砚的持续发明人，帮助当代和未来的画家有更多挥毫泼墨的可能性。

当然，Nvidia不像英特尔，没有把Intel inside的标签贴到每一台电脑上，他们的广告费用几乎为零；而黄仁勋也不像安迪·格鲁夫，写出众口相传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不过，在半导体行业，所谓的“黄氏定律”已经开始将摩尔定律赶下宝座了。2000年，黄仁勋承诺，Nvidia将每六个月将产品升级一次，功能翻倍。这比主宰芯片业35年的摩尔定律（18个月性能翻番）要快三倍。

从1993年开始，黄仁勋将Nvidia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发展成为芯片业举足轻重的玩家。公司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两年后入选纳斯达克100指数及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2007财政年度收入突破30亿美元，公司市值达到200亿美元。

要了解Nvidia的江湖地位，也许可以用财务数字来做个比较。

路人皆知的联想集团(0992.HK)于07年11月1日发布中期业绩，前一日股票大涨9.38%，市值也达到747亿港币，可以说踏进了市值百亿美金俱乐部。而两家公司或者两个行业（计算机制造商与半导体厂商）最关键的差距在于毛利率，市值100亿美元的联想，毛利率约为15％，而市值200亿美元的Nvidia，06年的毛利率接近45％，为联想的3倍。

即便在半导体产业，Nvidia在07年的表现也是无出其右的。至07年10月，Nvidia股价比年初涨了50%，而这个行业的巨擘英特尔（Intel）的涨幅却仅达27%。除了毛利率，市场占有率的增长是其股价飙升的另一重大原因。过去一年，Nvidia用于桌面电脑的独立型显示芯片处理器市场占有率从 51%升至 65%，在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亦从38%暴涨至 68%。若从整个电脑市场的来看，Nvidia所生产的独立显示芯片之市场占有率已从 48%上升至 66%。

因为表现卓越，各项荣誉自然接踵而至。黄仁勋不仅成为一位明星CEO，多次当选《商业周刊》、安永等机构评选的年度CEO，而且进入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成为公司理事会成员。

而Nvidia公司的冲击力与创新性，则倍受媒体追捧。在商业杂志的排行榜上，Nvidia也是常客。从《连线》杂志(Wired) 重塑全球经济的“年度创新40强公司”到斯坦福商学院的“最具创业精神公司”，从《财富》的“最适合工作的100家公司”到《福布斯》杂志铂金排名及“2006消费电子展优秀奖”。2007年，公司还荣获美国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艾美奖技术与工程奖”，EE Times“年度电子成就奖”及“年度企业”。显然，这是一家拿奖拿到手软的公司。

工读学校的“领袖”

黄仁勋的童年，颇有些传奇色彩。

生于中国台北的他，5岁时随家人一起搬到泰国首都曼谷。他和6岁的哥哥杰夫（Jeff）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两人喜欢恶作剧。比如他会将打火机汽油倒进嘴里，在喷出机油的同时，点燃打火机，让嘴巴成为一杆喷火枪。兄弟俩还常常从屋顶跃入数英尺外的游泳池中。当时的泰国，社会动荡，街头并不安宁。1973年，父母决定还是把兄弟俩送到美国。

没有父母的看护，9岁的黄仁勋和哥哥一起飞往华盛顿州的塔克玛市(Tacoma)。他们将在那里和姑姑叔叔生活，但兄弟俩的生活习惯与当地人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冲突。不久，邻居开始跟姑姑和叔叔汇报，说兄弟俩正从屋顶往后院跳。三个月后，姑姑和叔叔因为无法接受这些捣蛋行为，就把他们送到了寄宿学校。

没去成寄宿学校，兄弟俩成了肯塔基州一所工读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学生。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去农场工作，他就负责清扫三层男生宿舍楼的所有卫生间和走廊。用《连线》杂志的话说，正是擦便池的辛苦工作培育了黄仁勋的工作伦理，也是在那里，黄仁勋开始显示出某种领袖潜质：他与一位浑身疤痕、刻着纹身的家伙共用一间屋子，并教会了这位17岁的文盲学会阅读。

兄弟俩在这所工读学校生活工作了18个月，直到父母来把他们接走。全家人，包括黄仁勋的小弟弟Jim，都搬回了西海岸，并最终在俄勒岗州比佛顿市（Beaverton）定居下来。在那里，黄仁勋开始培养自己的数学和科学兴趣，还加入了中学里的计算机俱乐部，并对乒乓球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技术日臻娴熟的他甚至参加了1976年美国公开赛的少年双打比赛。

14岁的他，竟然登上了《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 )杂志。

之后，他进入俄勒岗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学习电气工程。读大一时，他遇见了一个名叫Lori Huang的女孩，这也是他未来的妻子。

黄仁勋的职业经历起始于大名鼎鼎的AMD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英特尔公司多年的对手）。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在AMD担任微处理器设计师。同时，他周末还在斯坦福大学工读电气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于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

尸横遍野的历史

IT业恐怕是全球竞争最残酷的领域。过去二十年，有多少英雄豪杰已经烟消云散。从最早开创微型计算机的DEC、王安、康柏到互联网时代的网景、Excite……多少曾经显赫的品牌已经被人遗忘。即便是IBM这样的百年老店，其核心业务也从大型计算机、微型电脑转型成今天的服务和管理咨询。

历史才十多年的图形芯片业，也是尸横遍野。黄仁勋回忆说，“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和不同的对手竞争，最少有250家。Cirrus Logic, 3dfx Interactive, s3, Chips and Technologies……日本公司、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大大小小的公司。”而今日，Nvidia是硕果仅存的几家之一。

若要复述Nvidia的征战史，恐怕都能写本小册子，此处只能简略行文。

其实，这家强悍的公司曾有数次濒临灭绝。

1993年1月，黄仁勋与两位朋友一起创立Nvidia。怀着创业的梦想，研发人员憋足两年，终于在1995年1月推出NV1，但这款先进的产品却出师不利。

在错综复杂的产业链上，只要站错队伍，很有可能一蹶不振。Nvidia押赌了AGP标准，没想到最终统一市场的是Direct 3D API标准，而框定游戏规则的正是微软。1995年8月， Windows 95横空出世，微软很快统一了全球个人电脑80%以上市场，而微软制定的显卡标准正是Direct 3D。

幸亏当时个人电脑市场还不是显示芯片的主战场，游戏机让Nvidia逃过一劫。当时的电脑，在多媒体方面仍然颇为低能，从1993年到1995年，日本顶级游戏机厂商世嘉才是图形芯片市场的大户。Nvidia以世嘉为目标客户开发产品。Nvidia1995年推出的NV1与世嘉新推的土星游戏机很般配，所以世嘉才给Nvidia700万美元定金，请Nvidia开发NV2。尽管NV2开发失败，世嘉另找PowerVR公司开发芯片，但仍然放了Nvidia一条生路。

其实，微软的举动，几次关系到Nvidia的生死存亡。在发展早期，黄仁勋试图绕开微软，建立一个自己的程序界面。他后来承认，这一决定几乎弄死了Nvidia。在挣扎一番之后，他带领工程师们建立了与微软的Direct3D标准兼容的产品。这一举措不仅救了公司，而且与微软建立的合作最终带来了为Xbox开发芯片的合同。2000年，企图进军游戏机的微软宣布，其XBOX将采用Nvidia的显示芯片。这项合同的总金额达到5亿美元，而当时Nvidia全年销售额也不过5亿美元。2002年1月，微软的XBOX正式上市，受之影响，Nvidia股价冲到70美元，两家的亲密达到顶点。

Nvidia的下一次危机，也与微软有关。在推出第一代XBOX时，微软就觉得Nvidia要价有点太高，而XBOX上市后，并不如预期中那么受欢迎，成为微软一项亏损的业务。2002年4月，微软正式向Nvidia提出，希望Nvidia调低产品价格。结果遭到Nvidia的坚决拒绝，两家的价格争端正式暴发，甚至一度公开对战。XBOX占到Nvidia业务的15－20%，争端公开后，Nvidia股价大幅下滑。

熟透了垄断游戏的微软，哪能让Nvidia垄断显示芯片市场？它理所当然地开始扶植Nvidia的对手ATI。与Nvidia搏斗多年履处下风的ATI精神大振，以不亚于Nvidia的速度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

野心勃勃的黄仁勋，除了挑衅微软，也一直试图绕过英特尔。就在2002年，黄仁勋开始开发只为AMD服务的nForce，而AMD一直是英特尔最顽固的对手。黄指出这一举措的真实目的——产业控制权。“为英特尔的Pentium4生产芯片组的公司，要受到很大的结构限制，他们的取胜机会是转瞬即逝的。只有英特尔不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功。”而英特尔自然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开始接触Nvidia的对手ATI。

至此，ATI、微软、英特尔三家公司渐渐走到了一起，以打击Nvidia为默契，结成了合围之势。于是Nvidia的股价在2002年一路下滑，从年初的每股70美元下滑到只有7美元，市值从110亿美元缩水到10亿美元。

Wintel限定了你的远景

IT业的复杂格局，丝毫不亚于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黄仁勋则在采访的起始，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了这个产业的潜规则：“Wintel限定了你的远景”。Wintel，就是赫赫有名的Windows与Intel的结盟。个人电脑，是由许多硬件和软件模块组成。硬件的核心是CPU，软件的核心是操作系统，牢牢控制两个阵地的英特尔和微软，自然限定了绝大多数厂商的生存空间。

具体说到Nvidia所在的显示芯片，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半导体演化史。

一台个人电脑，是用CPU（中央处理器）来翻译软件指令、做大量数据计算的，比如我们在使用PowerPoint或者Excel时，CPU在紧张工作。而涉及到周边任务，比如音频处理、网络连接或图形处理时，CPU会把这些任务交给一些专业芯片，如声卡和网卡、显卡。不过，随着CPU性能的提升，这些专业芯片又会逐渐消失，把任务交还给CPU或者其他半导体。

对生产这类专业芯片的公司而言，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比如Creative Labs，就曾经生产声卡，但后来，基础声卡被其他半导体集成，不再是必须配置了，那它只得转行或者歇业。

这个循环对CPU巨头英特尔非常有利。随着周围的专业芯片逐渐标准化，CPU因为自身的能力和多样性而存活。不过，当多媒体成为市场的下一个需求，而GPU（图形处理器）又跑得比CPU快时，英特尔的话语权就会慢慢消逝。而黄仁勋的Nvidia，就是借由这个大趋势，开辟出一片逃脱英特尔控制的新空间，并形成反客为主之势。

GPU要逃脱英特尔定义的游戏规则，需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们需要更加强大的视觉体验，二是GPU能够比CPU进化更快。黄仁勋已经做好了第二点。以Nvidia于2002年夏天发布的GeForce为例，有将近1.2亿晶体管——比英特尔的奔腾4上的晶体管数目两倍还多。而六个月性能翻番的“黄氏定律”，已经让摩尔定律成了昔日黄花。

GPU不太可能萎缩到被CPU吃掉的地步。相反的情况倒有可能发生。难道会有人需要一个2GHz的高速CPU来跑Excel，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或者说，芯片的速度已经如此之快，到底哪方面的用户需求最消耗这一能量呢？黄仁勋曾预言，“Xbox就是未来20年的计算机建造模式。更多的半导体能力会用来满足用户的体验。微处理器会用来致力于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这个趋势对我们是有益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如果他是对的，那么Nvidia的定位就非常聪明。它会一步步蚕食CPU的生意。

其实，除了个人电脑，Nvidia还在谋局一长串后PC设备。当黄仁勋谈到手持设备、仪表板、手机时，他从不表示他会等待英特尔或其他人。随着图形势力的不断渗透，随着芯片变得愈来愈小，黄仁勋试图把它们装到有屏幕的任何器械上。“有人说，网络就是计算。我们相信，显示就是计算。有象素的地方，就有我们。”

确定产业节奏

Nvidia如何躲过盛衰循环，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呢？它坚持一个简单的哲学：技术管用，但生产日程定规。

“Nvidia什么时候第一次嗅到成功的气味呢？当我们意识到，PC市场是有节奏的，而且这一脉搏是可以预测的。”公司首席科学家David Kirk曾说。PC制造厂商每年向经销商输送机器两次，4月和8月。这意味着Nvidia必须在2月和6月准备好一款新的芯片。

比按时交货更微妙的一项技巧在于，你不能过早发布产品。Nvidia的架构师们会努力榨取一个生产周期末尾每一天的效率，以交出最强劲的芯片。“如果你在最后权限前一天亮相，而你的竞争对手在此前一个月亮相，那么你的胜算会增加10％。”Kirk说。他知道，他的团队该到哪一步，在18个月前，进程可以控制在一两天的偏差里。“我们有一个超级架构，因为我们非常勤奋。不过这还不够，我们必须在适当时机亮相。”

每六个月就将GPU上的晶体管数目翻一倍（摩尔定律的3倍），Nvidia赢得了台式电脑的OEM的喜欢。甚至出现了一些Nvidia的发烧友，有数十个发烧网站来跟踪这家公司的每一项技术进展。Nvidia还在游戏开发者队伍里获得了认同，这些人很高兴有人能提供新的工具，可以开发反伪信号、阴影技术等新技术。

GPU的未来：吃掉CPU?

提到黄仁勋，人们总是忘不了他童年时的冒险。他喜欢把打火机的汽油倒在游泳池里，点燃它。当整个池面上都是火焰时，他纵身跳入。回想起5岁时的那些纵身一跃，黄仁勋说“那真的很美。当你跃入池中，从池底向上看。晚上，由于打火机汽油的火焰，整个世界都是蓝色的。那真是棒极了，令人终身难忘！我真想再玩一回！”

人们多半会把这个爱好视为黄仁勋冒险性格的证明，但这也许有其他预示：他对绚丽的色彩和光影、对曼妙的视觉，有着比他人更狂热的爱好。所以，他才会说出，“显示就是计算。有象素的地方，就有我们。”

图形商业为什么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领域呢？原因很简单，美国人不是称电视为眼睛糖果吗？夕阳下山时地平线上的紫色弧光、暴风雨中的城市地平线、小动物脸上的皱纹、色情图片……都是最有诱惑力的。尽管许多计算机还只是传输文字信息和二维图片，但先进的图形处理技术会改变我们的屏幕。很快，高清晰屏幕会无所不在。

3D（三维）视觉的新应用已近在眼前。现在，许多汽车已经装上了卫星导航的二维地图，有人工嗓音会指责你转错了弯。不用多久，你面前将是3D的地图，就像Nvidia的合作者Keyhole技术正在生产的那样，地面实时呈现在眼前。你将知道要寻找什么样的地标，如何绕过路面建筑，如何找到最近的饮食店。空中旅行同样如此。

F－22战斗机的飞行员已经在座舱里使用仿真的3D环境。Nvidia的另一个合作者Quantum3D已经在规划，让商用喷气机可以安装实时展现的屏幕，帮助飞行员在零可见度下飞行、着陆。还有医疗，总有一天，在手术中医生会像使用解剖刀一样使用3D。如果这些场景变成现实，那么Nvidia也就钱途无量。

不过，意识到计算科学的未来，与在其基础上赚钱，毕竟是两件事情。黄仁勋赌的是，计算机的架构会随着我们对3D游戏、影像和视频的胃口而演化。如果他是正确的，他就是胜者。如果他错了，他将是路边弃尸。

“不管怎样，创造一个WinVidia平台的设想实在太有诱惑力了，尤其是对像黄仁勋这样自信的人而言。”《连线》的高级编辑Jeffrey M. O'Brien曾如此感慨。当黄仁勋说“Wintel定义了你的远景”时，他显然在憧憬着这个所谓的WinVidia（Windows+Nvidia）的蓝图。

采访：

你必须设定节奏，或者说为产业定调

《东企》：在图形芯片这个领域，您曾经有很多竞争对手，如今却所剩无几，你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黄仁勋：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和不同的对手竞争，最少有250家。Cirrus Logic, 3dfx Interactive, Pseng Labs, s3, Chips and Technologies……日本公司、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大大小小的公司。最后我们得以幸存。我想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你要思考，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什么。solid graphics公司失败了，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建工作站。你知道，工作站相当昂贵，而且变得越来越贵，因为顾客想获得更加强大的功能。而PC产业发展得如此之快，所以工作站就变得非常高端了。这样他们的商业机会就愈来愈少。而Cirrus logic以为自己是在生产 PC 的Graphics芯片，而PC的图形芯片由Wintel来定义。英特尔和微软限定了图形芯片能做什么。你公司的远景，被另一个公司给你的一张特定的纸限定了。你可以走得更快，降低成本，更有竞争力，但这还是错的。

而3dfx也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平台，就像游戏机。游戏机每五年就会变化一次，而PC技术、计算机技术、产业，变化的频率，其实是由你来定的。改变的速率是什么？是市场接受技术变革的能力，这并不是五年一次。所以，他们走得太慢了。所以，每个公司都犯了一点小错误。

有几个不一样的因素让我们有可能获得成功。首先，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是在生产PC芯片，我们不是在造工作站，我们也不是在造游戏机的芯片，我们是在解决世界上最复杂的视觉计算问题。

作为一家公司，你的任务是去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问题，不是PC芯片的问题，而是游戏玩家想要享受游戏的乐趣、科学家想要发现一种新药、或者工程师想要设计出一辆漂亮的、时尚的好车、或者电影导演想要拍一部精美的电影。这都是有问题要解决的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第二，我们意识到，3D图形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年可以去提升创新能力。而半导体产业是依摩尔定律进步的，而我们是这个产业的朋友，因此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创新。我们可以以2倍于摩尔定律的速度提升GPU，每6个月提升一次GPU的速度。其实其它人也可以这样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公司必须每六个月就生产出新的产品。

在我们做这件事之前，业界人士要么认为，这不可能完成，你不可能每六个月就生产出一种新的芯片，或者你不可能每六个月就让芯片的性能翻倍。要么他们会说，顾客们不可能接受每半年推出新芯片的速度。反正，他们说顾客不需要或者你做不到。

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图形表现问题太大了，市场的确需要。如果你确信市场需要它，你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我们是这个行业唯一的公司，每六个月就推出一款新的GPU。每个人都说，这不可能。当然，这是可能的，只要有人做出来。

而当我们真的每半年推出一款新芯片时，这个行业的竞争公司就会减少一半。当每六个月减少一半的话，250就变成了125，然后是65，30，15。4年时间，250家公司到最后剩到2家。这就是“黄氏定律”的竞争。（大笑）

《东企》：您认为是什么帮助您达到六个月就推新款芯片这个目标呢？

黄：首先是你要说出来，你必须确信这点，公司要确信，我们必须这么做。公司当然会告诉你说，这不可能做到。Nvidia的员工来自其它公司。如果我只是说，别人也许不会相信。

第二，如果我确信这点的话，那么或早或晚，他们也会相信的。

第三，当别人相信这件很重要的事情有可能发生时，他们就会想个办法出来。方法就是，一个架构，有多个小组在同一个架构下工作，否则就会陷入混乱。每个芯片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芯片，我们称此为统一架构（Unified architecture）。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纪律，所谓纪律，就是知道何时停止。我们有很多好想法，每个人都想把最伟大的想法放进芯片之中。我们必须有叫停的纪律，永远会有更好的芯片出现。你只需要再等6个月，所以没必要把所有东西都放进一个芯片当中。很多人说那是一个好芯片，但那不是完美的芯片，推出TNT时人们说那是一个好芯片，但还是有不少问题的。Geforce256推出TNT2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必须按时交货。时间比产品特点更加重要，我们必须要遵守黄氏定律，每个芯片都会比上个芯片性能好一倍，这是唯一的要求。没有人要求设计出完美的芯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芯片。五十年后，我们会仍然在找完美的芯片，我们最近推出了Geforce8800，这是很好的芯片，但不是完美。

《东企》：我读过一篇报道，1998年您解雇了您的CTO，为什么做出这个决策呢？

黄：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头脑开放(open minded)。你必须保持智力上的灵活性，哲学层面的坚持是可以的，智力层面的僵化是不行的。在哲学上你必须有所坚持，我相信诚实、正直。这些是不能变通的，这是哲学层面的坚持，但我们必须有智力层面的灵活性。其他人的想法也不错，不同的技术可以解决同一问题。关键问题不是某一技术或者架构，关键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什么。每一个问题也许会有好几种工具可以解决，而技术只是工具和手段，它是中转，是通向目的的路而已。

我只是不喜欢智识层面的僵化，你不能不让技术和外界绝缘，因为科技就是要改变的。

《东企》：当你决定消费者需要更好的芯片时，您是否想到了这也可以帮您打败竞争对手？

黄：我想我们需要每六个月都有新产品，不仅在公司内部，也在公司外部每六个月推出新的产品，PC行业不能每六个月推出新的机器，只能每年改变一次，也许1年半才改变一次。而我们减少了周期的时间，非常戏剧性的。我们推出新的GPU，市场将会采纳这个新产品，所有这些每六个月就会发生一次。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可以做到，而不是为了避免竞争。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达到这样的速度，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快。

《东企》：如果这是一个产业生态链的话，关键就是定义产业的节奏？ 

黄：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领先者，你必须设定比赛的节奏（set the pace），或者说定调。而我们正是设定了比赛的节奏，从1995年、1996年开始，我们就为整个行业定调，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原因。我用得词是“节奏”，你用得词是“步伐”。一个意思。就好像我们是乐队的指挥。

《东企》：您刚才也提到Wintel也是这个领域的背景，为什么他们不为比赛节奏定调呢？他们也要跟随你们吗？

黄：恩，我想是的。最终，PC只是工具，Wintel也只是工具，最终的问题来自游戏玩家、汽车设计师、医生、科学家等等，他们才是问题的拥有者。Wintel也只是工具而已。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是帮助解决问题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是视觉计算领域（visual computing）的领跑者，我们比世界上其它人更关心这个领域。所以，只能由我们来定调。

《东企》：在我看来，把GPU变成可编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您可以从技术方面多讲些吗？

黄：首先，可编程意味着灵活性。灵活，意味着你可以做不只一件事，灵活，意味着程序员、艺术家、设计师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只是我的方法。所以图形处理产业从不能编程开始，或者说这个程序是节省成本，很有效率。

打个比方，如果你制作一个锤子，而锤子只用来做一件事，所以它非常便宜，很有效率，对一件事来说是完美的。然而，当你使芯片可以编程时，它就变得不再有那么高的效率了，但它很灵活。我想这个产业正在从仅仅是设计，向艺术发展，对内容的艺术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会和圆明园的导演见面，他是艺术家。如果GPU是固定功能的话，他的电影就不可能拍出来，他需要用他的方式讲故事，毕加索、莫奈，仍是油画，但看起来完全不同。

我们需要创造GPU的媒介功能，让不同的艺术家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艺术手法。让芯片可编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一点。问题是可编程性很贵。

比方说，你把不同的功能组合在一件工具上，那么这件魔术工具将会非常好使，同时也会非常昂贵。这个魔术工具可以做任何事情。学起来很难，但是你一旦掌握它，你就成了魔术师。所以有了可编程性，内容生产者变得更强大，GPU也变得更强大，更有价值。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7年，如今Gforce8800是我们生产的所有GPU中可编程能力最强的。他可以用C编程，而不是direct X或者open 23分35秒，这是时间上所有编程人员的语言。只有两种工具可以用C来执行，一是CPU，二是我们现在发明的GPU。这意味着当你用C写编程时，你可以决定是放在CPU上还是GPU上，GPU可以比CPU在数学运算上快几百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成为Cuda，我来中国和教授交流Cuda，这是一种新语言来为GPU编程，我认为Cuda将带来计算机领域的一场革命。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会进行Cuda的研究，这非常非常重要。这就相当于Java对互联网一样，Cuda就是针对高性能计算的，（high performing computing），平行使用（parallel aplications），我想这就是我们对计算机领域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东企》：GPU是用来代替CPU的吗？

黄：CPU上没有什么是需要替换的，但是有很多事情CPU是毫无办法处理的，它太慢了，科学家不会使用它。我们相信GPU将加速CPU，来解决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分析多分子，分析化学，分析机制，计算纳米技术，生物、金融，世界上很多领域的知识是如此复杂，让科学家束手无策。如果你们用google搜Cuda，所有关于Cuda的应用是如此的振奋人心，Cuda绝对是我们首要需要讨论的问题。

游戏的历史与未来

《东企》：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游戏？

黄：电子游戏，就是我们这一代玩的东西。

《东企》：你玩游戏吗？

黄：过去我玩的很多，现在玩的时间少了一些。我一回家就会想玩这些游戏，谈起游戏战争，我对魔兽仍然很兴奋。我想知道新游戏是讲什么的，新故事是什么？我对玩不怎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学。我是pacman（吃豆人游戏）的一代。这一代长大后就是Doom一代，我仍记得DOOM在互联网上发布时候的场景。反恐(Couter-strike)是此后的一代了。对Nvidia来说那是1993年，我们都在下载DOOM玩，我想大概有一年时间，Nvidia什么也没做，我们都在玩DOOM。CEO在玩，工程师在玩，每个人都在玩，我仍喜欢玩游戏。但是我想说得是，因为我知道游戏玩家是什么样的，我知道硬件只是一部分，我要造GPU，我必须写一个设备程序，我必须和CPU有一个接口，我需要确保操作系统的API、DirectX足够复杂，我得确保API、CPU还有最重要的GPU之间是相容的，我还得确保分销渠道可以找到市场。我是从外部进入的，而这个生态系统又非常复杂。最简单的部分就是英特尔和微软了，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了。最复杂的部分是API，游戏开发者，我们需要找到他们，让他们使用我们的GPU。这非常复杂。

另一件复杂的事情，是说服PC产业，告诉他们，玩游戏没有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Dell公司的时候，我说我叫黄仁勋，我们是Nvidia公司的，我们是做3D图形芯片的。他们问：那有什么用呢？我说：玩游戏啊。他们说：不，谢谢。

PC是为IT服务的。我去Dell是1994年，1996年我们就开始卖芯片给他们了。

《东企》：那时候人们玩游戏是用任天堂。

黄：他们用任天堂或者PC DOS。不可思议吧，没有Windows。Windows太慢了，而且没有API。所以我去微软，你们能给我们一个3D  API的空间吗？“干什么用？”玩游戏啊。“不。”没有人理解，好长时间啊。如果不是DOOM，如果不是我，我想这整个产业将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们不断和人谈话，给他们看DOOM。他们最后说：啊，我终于明白了。太有意思了。然后Quack出来了，那改变了一切。

《东企》：我想您和微软做生意的时候，没有这么顺利啊。

黄：那是在XBOX上面，很多年之后的事情。进展不是很顺利，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误，是误解，误解很严重，所以我们需要找人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所以我们找到第三方人，仲裁者。比如咱俩有分歧，我知道有可能你是对的，你也知道我可能是对的，但我们分歧很严重，涉及很多钱，最好的方式就是请第三方人来，我们分别告诉第三方我们的观点，然后由他来决定，就是这样。如今我们双方是很好的朋友，第三方让我们两方仍然可以做朋友。Direct X10 ，很大的合作。4年的合作。

《东企》：在您看来电子游戏产业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人们玩任天堂的WII，但是你选择了PS？

黄：WII很好，我没有Wii，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而是孩子们对此不再有兴趣了。对多数今天的游戏玩家来说，Wii太简单了。Wii让人激动的地方在于，他吸引新的游戏玩家进入，因为如今的游戏都太复杂了，太难了，有太多的技术。当然今天的游戏是针对今天的玩家的，而任天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新玩家，这些新玩家很快就会想要更复杂的游戏，因为WII太简单了。我还记得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希望游戏简单些，吃豆子，嘟嘟嘟，很简单。呵呵。然后越来越难。我认为任天堂做的是将玩家的数量翻了一番、两番，这点太重要了。

《东企》：也许有一天我们不需要CPU了，只需要GPU了，

黄：可能。但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是，CPU只是一个功能，就好像网卡、声卡一样，放哪里并不重要。我想今天，英特尔做得非常好，我们没必要再去做了，我们在艺术方面做得很好。我们会继续成功。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持续创新，创造新的东西。

《东企》：有人说有一天电脑消失了，那一天，GPU、CPU会是什么样呢？

黄：它们会消失变成别的东西，CPU和GPU会在那，也许不会在机箱里，也许在你的口袋里，计算机的架构是很灵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智力上的灵活、开放思维非常重要。

给你举个例子，Google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他们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后台的服务器太多，太大了。关键在于，google是一家计算机公司，而不是搜索引擎的公司。他们将计算机变得有用，当然他们的计算机在远端，而不是这里。你可以说google创造了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不可见的。所以，Google告诉我们，计算机是可以消失的。

《东企》：除了您刚才谈到的Cuda，Nvidia还有其它大点子吗？

黄：下一步是把GPU放到？上50分20秒，代替，这是个很大的项目。另一个是Hybrid，GPU和CPU的问题是能耗太大。如果你是个汽车设计师，你会需要它，但是多数时间你不需要它，多数时间你只是在打字，浏览网页，或者看电影。你需要低能耗，所以我们推出的技术叫Hybrid。这是一个小的GPU在一个大的GPU里，依应用程序而变。如果是浏览器，大的GPU就会停止工作，小的GPU开始工作。当你开始打电玩的时候，大的GPU就开始工作，就好像一辆混合动力车一样。如果你开得40里以下，电子引擎工作，快过每小时40英里，汽油引擎开始工作。这就同时确保了功能正常发挥和效率。我们今年就会推出Hybrid技术。

《东企》：这项服务什么时候投向市场呢？

黄：明年早些时候，53分钟，Geforce7150很好。

在主板上的Geforce。

爷爷辈的企业家

《东企》：你怎么看待下一代的企业家，比如yahoo、facebook、myspace？

黄：下一代的企业家更个人一些。我创建Nvidia的时候是半导体行业最年轻的CEO，今天我是最年轻的CEO在半导体领域。Intel、 TI、AMD，我比他们的CEO更早成为CEO，30岁的时候我就是CEO了，到现在15年了。这些公司的CEO才当了3年5年。所以，我有双重优势，既比他们年轻，又更有经验，在这个产业。

但是44岁的互联网公司CEO，没有人听说过。那要算爷爷辈了。（大笑）

其中的原因，不是我们不懂科技，原因是我们不明白应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使用Email，我父母写信。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写电子邮件就好嘛。我父母想和我说什么的时候，他们会等我打电话给他们再说。他们等下个周末，下周一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告诉我。

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封电子邮件告诉我呢？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想，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想。我的孩子们不用电邮，他们不懂为什么用电邮，用电邮也许两三天都不会去看，他们用短信。我之前都不用短信的，他们后来教我才会。我觉得也不错。

我想，对每一代人来说，我们都不理解他们的sensibility情感，现代的情感，新一代的情感，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这是所有事情的总和。或者说是生活方式，我们不了解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Facebook是关于连接，myspace是关于自我表达。我这代人没有自我表达的问题，为什么要自我表达？父辈一代，他们不允许自我表达，我这一代不想自我表达，对下一代，自我表达那是他们唯一想做的事情。

我想这是因为，我父辈那一代是奋斗的一代，我这一代是生产的一代，我孩子一代是创意的一代。他们不再需要受苦，不再需要生产，现在可以消费了，这是消费的一代。他们是自我表达的一代，艺术的表达。注意，在欧洲，还有中国，因为有这么长的历史，艺术、文学、诗歌变成最重要的事情。艺术家是超级巨星。莫奈、毕加索都是超级明星。看看美国，商人才是超级明星，为什么？因为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他仍然处在生产的年代。但是他在改变，当我孩子长大后，像我这样的商人就是工人，谁关心他们呢？你们都不会在这里采访我，你们会去采访超级明星、艺术家。

《东企》：有时候商人也可以成为超级明星啊，比如斯蒂夫·乔布斯。

黄：他是最艰苦的商人，对吗？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在1983年，斯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同时进入PC领域，为什么他不如盖茨呢？为什么现在情况改变了呢？乔布斯成功了。他改变了吗？我不这样认为。他还是那个人。

原因是刚开始PC产业也是刚刚开始，人们不知道PC是干什么的，所以当市场都不知道PC是做什么的时候，需要的是便宜的PC，不需要造什么伟大的PC，那个做好PC的人没什么用，因为人们连PC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建一个伟大的PC有什么用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PC是做什么用的了。就像汽车产业一样，人们知道汽车是做什么的，就开始有奢侈的车型了，有奢侈的PC了。而便宜的产品，在任何发展中的市场，便宜的肯定是最先来的，然后才是伟大的。

《东企》：就像你当年说服Dell一样？

黄：你必须拥有远景。愿景是很重要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和所有顶级PC厂家都谈过，康柏、惠普、戴尔，只有一家公司选择了我们，Gateway。而Gateway现在不见了。他们也不明白3D，但他们想成为任何领域的第一。他们采用之后很成功，然后戴尔是我们的第二个顾客。（本刊记者韩巍对此文亦有贡献）

在《花花公子》杂志的访谈（1981年1月号）中，约翰·列侬就 Norwegian Wood说过这么一段话：“在这首歌里我非常小心，简直成了偏执狂。因为当时不想让妻子知道我同别的女人有关系。事实上我总是在跟别人搞婚外恋，闪烁其词地想在歌中描绘这种风流韵事。好比罩上一层烟雾，看上去不像真人真事。我忘记那一次是跟谁干的好事。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想到挪威的森林这个词的。”

所以，连作者本人都无法对此定论，咱们也没必要追究Norwegian Wood的本义，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此歌的歌词很通俗，讲的是一次意犹未尽的邂逅：“我”偶遇一名女孩，到她家喝酒聊天到两点，女孩说明天得上班，她该睡了。“我”不上班，然后爬到浴室里睡着了。当“我”醒来，只有独自一人。所以，The bird had flown，这一句也是此歌的副标题。

这个故事跟挪威森林、挪威家具有啥关系呢？好像没有。不过，正是森林、挪威这些意象，还有吉他手George Harrsion的印度西塔琴，让这个歌意境奇特，让人身处莫名之地，分不清时空。

而村上提到的轶闻，更显出列侬的可爱和俏皮：

纽约一个派对上，一位在乔治·哈里森的经纪事务所供职的美国女子告诉村上，“Norwegian Wood其实不是真正的歌名。一开始的歌名叫‘Knowing She Would’。想想歌词的前后内容，你明白它的意思吧？”

那咱们看看歌词上下文吧：

I once had a girl

Or should I say she once had me

She showed me her room

Isn't it good？

Norwegian wood?

（knowing she would?）

所以歌词本该是：她把我带到她家，这不好吗？就知道她会这样子的。

但是，唱片公司提出异议，宣称不能灌录这种是非不分的词句。你会说当时的英国人真保守呀，不过，摇滚乐的确遭遇过这样的审查年代。而约翰·列侬呢，则当场玩了个谐音游戏，把 knowing she would 改成了Norwegian Wood。

附：访谈出处 beatleswiki.com/wiki/in “

'Norwegian Wood' is my song completely. It was about an affair I was having. I was very careful and paranoid because I didn't want my wife, Cyn, to know that there really was something going on outside of the household. I'd always had some kind of affairs going, so I was trying to be sophisticated in writing about an affair. But in such a smoke-screen way that you couldn't tell. But I can't remember any specific woman it had to do with. ... [What about the title itself?] I don't know how the hell I got to 'Norwegian wood'.„

—John Lennon, The Playboy Interviews, p.151, 1980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李泽厚是谁？

据说有一年李泽厚南下，去某大学附近的书店作客。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诸多学子停步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

一位学者在听到这个段子后感叹，“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李泽厚曾说，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在新世纪已经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学人淡出、商人突显了。将李泽厚错认作李嘉诚之子、小超人李泽楷，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进步呢？

想当年，李泽厚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他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惊涛骇浪波及中国绝大部分思考着的头脑，而李泽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当有的同事忙着做家具的时候，李泽厚却用红宝书蒙着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学研究。

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李泽厚的作品有如横空出世。从哲学、美学到思想史，他横跨多个领域。从思想到语言，都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一纯哲学著作，当时竟然卖了3万册。而三部(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更是影响深远。李的思想洞见和文字魅力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冯友兰先生高度评价，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

这本1979年的作品，丝毫没有革命八股的文风。即便今日看来，文字依然珠圆玉润。光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原道》主编陈明套用这个说法，认为李泽厚“也是上帝赐给中国的，进行思想的器官，为了感受时代的气息、脉搏，把它彰显放大”。

李泽厚似乎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19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李泽厚告诉记者，他的所有书都有盗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过100万了。也许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质疑，但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覆盖力，恐怕不亚于正统的教科书。

在1980年代，李泽厚是时髦。但世移时易，有人认为李泽厚过时了：1989年写《华夏美学》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纪新梦》更是“老态毕现”。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会在历史上占据什么位置，恐怕今人无权置喙。口无遮拦的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

李泽厚1992年1月去了美国。每年回国一次。在异国他乡教书8年，现已退休。1980年代如众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给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讲授中国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当学问家取代思想家，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远离中国、远离学术圈的老人，偶尔也会超然世外地说些真话。2002年，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话录《浮生论学》出版，因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来非议。

11月的深秋，李泽厚身着睡衣，在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他谈起世界和历史，一种孤高而强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庞大的思想支撑。当他用湘音聊起老长沙的旧时风貌，一种温暖的气氛烘托出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正如记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着睡衣拍照。

下面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常识。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说出这些明白而不拐弯的实话。

访谈

记者：我们的报纸提倡理性、建设性，据说您很早就有类似的提法，能不能讲一讲？

李泽厚：我在1980年代有过类似说法。对五四运动，我曾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这八个字是我曾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写的。

现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觉得五四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我认为五四有很多缺点。

学术界流行尼采和后现代。现在把尼采捧为学术偶像，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强调破的方面。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

比如写学术文章，以前我说过，你指出哪个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错误，那不太难，但你要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就不容易。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报社的这个提法。

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批判。似乎一考虑建设，就是想做帝王师。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在欧美可以，因为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很稳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没什么关系。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们不管建设不建设。譬如福柯，就是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是囚笼、启蒙是错误。但是，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这一点我1999年也讲过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的哲学，也应该是建设的哲学。过去一讲到马克思主义，修饰语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也是建设性的。怎么样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所以，我很赞成理性、建设性。这不是奉承你们的报纸。当然批判也应该是理性的，但现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记者：记得您说过，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欧美的社会制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这类批判思想。但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后现代这些东西是不是远远超前于现实了？

李泽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记者：您仔细看过福柯、德里达吗？

李泽厚：当然，只看过一些，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说知识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被权力支配着。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是被某种权力支配的。没有什么真正超脱的知识，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着这一点。其实，福柯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他们不愿意讲。海德格尔也是这样。

福柯的其他主张，比如理性是监狱等等，我以为，学术价值并不高。

记者：您的思想的两个基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经典？

李泽厚：一个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也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哈哈。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例如，后现代思潮反对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反对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我提出的实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对绝对先验的理性。我认为理性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这些方面便和后现代有吻合之处，或者说吸纳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又如，我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和反二分法，却又强调“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记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物质生活是朝向欧美那个方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缺什么，怎么解决？比如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泽厚：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谈。刘小枫说，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基督教搬进来。所以他希望基督教来救中国。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层，特别在农村和下层社会，基督教可能会有很大的传播。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说过，在美国上课时，有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他很惊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规模和人口，是一个奇迹。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个文章中讲，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三纲五伦，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和伦理、政治相结合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传统也丢掉了。

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有经济基础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长来支配钱怎么用，或者办学，或者在饥荒时义赈，救济灾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假设我们从外面借一个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兰过来，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回到中国人过去那种天地国亲师的信仰(而非政治或伦理)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要解决的大问题。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还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为。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展出信仰？学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会调查，还要政治家的努力。这是很艰巨的事情。

记者：这和您说的“西体中用”有关系吗？

李泽厚：大有关系。关于西体中用，我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不再重复。简单说两点。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讲改革开放嘛；“体”是指社会存在。西体是指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本体。这和我说的吃饭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不是虚无飘渺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精气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这个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的。中体西用来自张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没有中体西用，我也不会说西体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后的应用。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说转换性创造。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个体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详细的可参看我的《再说西体中用》一文。

记者：上海7月份开设了首个中小学生诵经班，辅导他们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请问您对儿童读经运动有什么看法？

李泽厚：我并不反对读些经典，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读经运动，是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这些我是反对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礼教的特点，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这出自您对巫的理解吧？现在年轻人的思维结构，完全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一套。而西方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学、宗教，中国过去都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从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

李泽厚：我就是从根子上找。例如，为什么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绝对不同质的。你只能皈依上帝，请上帝赎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变成一体(除了某些异端派别)。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似乎别人还没这么说过。

记者：周公和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泽厚：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记者：秦始皇为什么了不起呢？

李泽厚：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发言权不够。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书同文等等。汉字在维持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统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认为，汉字并不是口头语言的复写，和西方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语言学家，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

汉字怎么来的？来自结绳记事。所以汉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写“敬惜字纸”。一张白纸，写了字，就应该爱惜它，尊敬它。没有汉字，中国很早就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了，就和欧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样。

而且，汉字控制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要英国教授看懂11世纪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东西。文字有这么强的持续性，语言受它的控制。

除了书同文，秦始皇还有汉武帝把六国开始有的郡县制给统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这也很了不起。中国的基础都是秦汉时打下的。

记者：记得您讲过，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您还是倾向于中央集权？

李泽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争论时说过，中央集权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权。中国最可怕的是内战。如果地方分权，每个地方都有个军区支持它，那湖南和广东就可以打仗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多好。欧盟就是想搞个统一市场啊。

什么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权当然有弊端，但比分权可能带来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这个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赞成的。可以搞试验，但如果发展趋向与中央对立，那就麻烦了。

记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统？您能不能讲得细致一点？

李泽厚：我是搞哲学的，只能说个大概。经济上、政治上，哪些该分，哪些该统，那是我无法发言的。但我当年就赞成宏观调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集权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军阀混战。

记者：您似乎对民族主义比较反感。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记者：有很多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这个算不算民族主义？

李泽厚：我觉得，政府和学者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但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记者：能不能对自己做个评价？

李泽厚：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作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的“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记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都很独特。您的这套概念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搭一座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李泽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和西方沟通。从王国维到冯友兰、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将来能走进世界。

我这些概念，不仅中国可以用，将来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实用理性，当然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呵呵。

记者：您在和陈明的对话《浮生论学》中几次提到，中国学术界应该重视分析哲学。我也感到，许多人用同一个词，但却是不同的含义，这样讨论问题就容易南辕北辙了。

李泽厚：现在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经常一篇文章内自己的话有矛盾。其实一直有这个问题，当年讨论形象思维就是如此。现在的文风也不好，学后现代，搞得晦涩难懂，可以清清楚楚讲的，故意曲曲折折、模模糊糊。

记者：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力军，您有什么评价？

李泽厚：在1979年的《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我说希望属于下一代。我希望能“为王先驱”。

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当时说，红卫兵一代搞自然科学是没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学界、政治方面出一些有作为的人。包括文艺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20多年过去了，我对此相当失望。

最大问题是原创性不够，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当然也不能胡乱创造。

记者：到现在，您的著作总共印了多少册？

李泽厚：我没有数。我所有书都有盗版。这些书好像还是学生买得多。因此盗版书都集中在学校区域。书有人看就好，可惜错字太多。我的书在台湾卖得也不错，例如《美的历程》，这个没想到。这大概是我的惟一安慰。

记者：为什么一直有人看呢？说明一直没过时。

李泽厚：不随风倒。现在讲华伦斯坦、白银经济等等，我就不信。我以为，不论做事或做学问，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一向说，判断能力比知识重要。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对几分，错几分，自己要有判断。现在很多是人云亦云，赶时髦，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