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丈人年逾古稀，身体日渐消瘦，子女们从乡下漫川送他到山阳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很不乐观。我们以胃溃疡为由，哄他住下来治疗。他吃饭反胃的毛病，令他心思重重，脸上开不出一朵笑，这让晚辈们很担心。

“老丈人”是秦楚交汇地漫川人对妻子父亲的指代，只在背后向别人提及时这样说，当丈人面自然要喊“牙”（爸）了。“牙”只是吃饭吞咽困难，而走路快捷，他个大腿长，一般的小伙儿想跟上节奏，就得气喘吁吁。

常年生活在山沟沟的老丈人，走惯了荒草萋萋的羊肠小道和车辆稀少的农村水泥公路，猛然步入车多人多的县城街道，让他很不习惯，也让我们甚是操心，他要上街，我们都成了他的尾巴，陪他过街。过街也是土语，城里人叫得更掉渣，谓之“过马路”呢！

在城市，大凡十字路口都设置有红绿灯，指导人们安全通行。红灯停，绿灯行，城市里的三岁小孩儿都知道这个规则。老丈人不懂这些，他把挂在高高架杆上的红绿灯当成是柿子了，柿子绿了红，红了绿，一年又一年。不过，这些都是假的柿子，对丈人来说不管用。老丈人想到对面街上去，就抬脚开始横穿，急得我们上前拉着他说：等横杆上的灯绿了才能过去。他不解，自己在山里老家，从柿子树下经过，从来都没人说过柿子红了，人不能从树下走呢。若等到柿子鲜绿，那不得等一年才能过去？他说，这城里人就是怪，规矩多，不自由。

语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不容更改的文化综合气息的传承，有着深刻的地域性、历史性和文化因素与内涵。不然怎会有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是一种顽固的文化显体。十几岁到外面上学，语文老师，一个矮敦，幽默，又喜欢喊我站起来为大家朗读课文的老头，笑眯眯的、和善的样子，每次我流利地用他要求的普通话以最快速度读完全文后，如释重负般，舒气的瞬间，被他指令坐下的同时，他总会半是讥讽半是指教地说，你的秦腔真好！刚刚坐下，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满是不以为然，也有些许自豪，面热耳烧。毕竟，我读完了，流利地，以最快速度。那时候，磕磕巴巴读文章的多的是

我出生在陕南山地的一个叫棣花的镇子里，那里风物清朗，山水清明，古文化遗迹众多，便注定了那里的人，生硬强悍，不管日子多么紧巴，不管局面多么狼狈，也从不曾说软话，不向命运示弱，不给生活低头。因而那里的语言，也是文气中夹杂着几分生硬、语重的成分，比如哥哥，叫果果，上衣，叫袄。当然这些别音一样的差异，也是我十多岁外出上学后才感知到的。十几岁前，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自以为天底下的语言毫无二致，从未对我这亲切的母语怀疑过。我甚至享受其中，田间地头，学校街头，巷道邻里，都侃侃而谈的是我们互通又自然的母体语言。

我们对这种语言，娴熟，驾轻，运用自如，包括呵斥，骂人，都表达得痛快淋漓，酣畅自如，让人没有一丝怀疑和异议，可谓又准又狠，达到情绪完全宣泄的目的。直至让对方气愤，恨恨不平，甚至争吵，辱骂，方为止。故乡的语言，如一把利剑，狠狠地戳中对方的致命处。而故乡的语言，同时又是温软的，甜蜜的，富有情致的，比如说娃乖，说者一边用温热的手爱抚着小孩细腻的面颊，一边神情兼备地夸赞：这娃乖的，能把人倩死！这种语气和声调，如温软的细雨，落在哪里哪里潮湿，又如绵软的风，吹在身上，心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