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家AI公司拒絕讓政府無限制使用其技術，到底是在行善，還是在僭越民主？

一、事件背景：一份「供應鏈威脅」的指定書

2026年3月4日，美國「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即原來的國防部，在特朗普政府下正式更名——向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發出通知，將其列為「國家安全供應鏈威脅」。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對一家本土科技企業動用這項權力。此前，這種指定只曾用於外國對手：俄羅斯的Kaspersky、中國的華為。

這個決定震驚了矽谷，也讓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浮出水面：誰有權決定AI的倫理底線？

要理解這場衝突，必須回溯到一年半以前。

從合作到決裂：一條時間線

2024年：蜜月期。 Anthropic通過Palantir將其旗艦AI模型Claude嵌入美國軍方的機密網絡，成為第一家將大型語言模型整合進國防機密系統的AI實驗室。當時雙方的合作看似順利——Anthropic為軍方提供情報分析、建模模擬和網絡安全方面的能力，同時在合同中寫入了兩項明確的使用限制：

1. 不將Claude用於完全自主武器（fully autonomous weapons）——即不能在沒有人類干預的情況下自行選擇並攻擊目標的系統

2. 不將Claude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mass domestic surveillance）——特別是針對美國公民的大規模數據分析

2025年7月：二億美元合同。 五角大樓的首席數碼與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正式授予Anthropic一份為期兩年、上限兩億美元的原型合同。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合同在簽署時，五角大樓是完全知悉Anthropic的兩項使用限制的。換言之，軍方最初接受了這些條款。

2026年2月24日：最後通牒。 情況急轉直下。國防部長彼得·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親自向Anthropic的CEO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發出正式要求：移除所有使用限制，授予五角大樓「用於所有合法目的」的無限制訪問權限。不設例外。

據報道，衝突的具體觸發點，是一項關於「大規模收集數據分析」（analysis of bulk acquired data）的條款——Anthropic希望明確禁止這一用途，而五角大樓拒絕接受任何限制。

2026年2月27日下午5:01：死線到期。 赫格塞斯設定的最後期限過去，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同一個晚上，兩件事接連發生：

第一，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宣布，命令所有聯邦機構在六個月內停用Anthropic的技術。他的措辭毫不客氣。

第二，大約九十分鐘後，赫格塞斯跟進，正式將Anthropic指定為「供應鏈威脅」。他的聲明寫道：「我命令戰爭部將Anthropic指定為國家安全供應鏈威脅。即時生效，任何與美國軍方有業務往來的承包商、供應商或合作夥伴，不得與Anthropic進行任何商業活動。」

OpenAI的及時出場

故事的荒誕之處在於時間的巧合。就在特朗普宣布封殺Anthropic的同一天，OpenAI宣布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接替Anthropic成為軍方的AI供應商。

諷刺的是，OpenAI的合同中同樣包含了兩項紅線——不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不用於自主武器系統。紙面上，這些條款與Anthropic所堅持的幾乎完全一致。

那麼差別在哪裡？

根據多方報道，真正的分歧不在於紅線的內容，而在於信任的基礎。OpenAI的立場是：政府不會違法，因此只要法律禁止的事，合同就自然不會允許。Anthropic的立場則是：現行法律不夠——法律尚未跟上技術的發展，單靠「合法」二字不足以防止AI被用於自主殺傷或大規模監控。

一位Anthropic的支持者將差異總結得很尖銳：OpenAI簽了一份他們相信不會被濫用的合同；Anthropic拒絕簽一份他們認為可能被濫用的合同。前者是對政府的信任；後者是對制度漏洞的警覺。

那封洩露的備忘錄

事情還有一個極富戲劇性的轉折：就在五角大樓正式公布指定書的前一天，一份阿莫迪寫給全體員工的1600字內部備忘錄被洩露。在備忘錄中，阿莫迪直指OpenAI的軍方協議是「赤裸裸的謊言」（straight up lies）和「虛偽的安全表演」（safety theater），稱Sam Altman的說法是「洗腦式的操控」（gaslighting）和「不誠實」（mendacious）。

更引人關注的是，據《Sherwood News》報道，阿莫迪在備忘錄中告訴員工，Anthropic之所以成為打擊目標，部分原因是公司沒有給予特朗普「獨裁者式的讚美」（dictator-style praise）。

這份備忘錄的洩露，讓整場衝突從政策分歧升級為矽谷的公開互鬥，也讓阿莫迪不得不在3月6日——也就是今天——公開為備忘錄的「語氣」道歉，同時強調其內容是在「動盪的一天」中寫下的。

Claude在伊朗戰場上

然而，這場圍繞合同條款的爭論，有一個令人不安的背景：在Anthropic被列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同時，Claude正在被美國軍方用於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根據《華盛頓郵報》和CBS的報道，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利用Claude來分析情報、生成目標清單、排列高優先級威脅、並為打擊行動提供建議。這些是實時的、與生死直接相關的應用。

這創造了一個荒謬的局面：同一個AI模型，在伊朗的戰場上被用來辨識目標，同時在華盛頓被宣布為「國家安全威脅」。彷彿一支軍隊在戰場上依賴一把武器，同時宣布這把武器的製造商是敵人。

法律的脆弱性

赫格塞斯引用的法律依據是《美國法典》第10編第3252條（10 USC §3252），一項關於「供應鏈風險」的採購法規。但多位法律專家指出，這項法規的適用存在嚴重問題。

首先，§3252對「供應鏈風險」的定義非常具體：「對手可能破壞、惡意引入不需要的功能、或以其他方式顛覆某一受保護系統的設計、完整性、製造、生產、分發、安裝、運行或維護，以達到監視、拒絕、干擾或降低該系統功能的目的。」這個定義，是針對外國間諜和惡意軟件設計的，不是針對一家因為合同條款談不攏而拒絕讓步的美國公司。

其次，法律明確要求，行使這項權力必須滿足三個條件：排除是保護國家安全所「必要」的；沒有「侵入性較小的替代措施」可用；對信息披露的任何限制是「合理」的。正如《Lawfare》的分析所指出，雙方都承認談判破裂的原因是使用條款，而非敵對風險——這幾乎不可能滿足法定標準。

《Just Security》更直接地指出：這項法規是一項「採購權限，而非制裁權限」。它允許五角大樓拒絕授予某家公司合同，但不授予它迫使所有承包商與該公司斷絕商業關係的權力。赫格塞斯的命令，可能已經超越了法律賦予他的權限。

一個轉折點

這不只是一場商業糾紛。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家科技企業因為試圖為AI設定倫理邊界，而被本國政府動用國安級別的法律工具進行打壓。

在Anthropic之前，沒有一家美國公司曾被公開列為供應鏈威脅。這項權力過去只用於華為和Kaspersky——即被認為可能作為外國政府代理人的企業。將同樣的標籤貼在一家因為不願放棄安全底線的美國AI公司身上，其象徵意義遠超法律效力。

它發出的信號是：在這個政府眼中，對AI軍事用途設置任何限制，本身就是一種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我們正站在一個轉折點上。

二、兩家公司，兩種哲學：OpenAI與Anthropic的立場對比

要理解這場衝突的全貌，不能只看Anthropic。OpenAI在同一事件中的角色，構成了一面鏡子——照出兩家公司在「AI安全」這個口號背後，截然不同的底層邏輯。

表面上的相似

乍看之下，兩家公司的紅線幾乎一模一樣：OpenAI在其公開聲明中列出三條原則：不將技術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不用於自主武器系統、不用於「高風險自動化決策（如社會信用體系）」。這些條款與Anthropic所堅持的兩項例外，在措辭上高度相似。

OpenAI更進一步宣稱，其技術保障比Anthropic更強：部署僅限於雲端（而非邊緣設備），確保其安全堆疊（safety stack）始終運作；擁有安全許可的OpenAI人員會留在運作環節中；情報機構如NSA、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和國防情報局（DIA）被排除在協議之外，若要使用需另訂合約。

那麼，既然紅線幾乎一樣，為什麼五角大樓接受了OpenAI卻懲罰了Anthropic？

深層的分歧：信任政府，還是信任合同？

差異的核心，不在於承諾了什麼，而在於這些承諾靠什麼來保障：

OpenAI的邏輯是「信任政府」。 Sam Altman的立場可以概括為：政府不會違法，因此只要法律禁止某種用途，合同就自然不會允許這種用途。OpenAI願意讓五角大樓使用其技術進行「所有合法目的」，因為他們相信「合法」這個詞已經是足夠的護欄。Altman在員工大會上更加直白地說：「軍方的作戰決定，由赫格塞斯部長做主。」他甚至對員工說：「也許你覺得伊朗打擊行動是對的，委內瑞拉入侵是錯的。但你沒有權利對此發言。」

Anthropic的邏輯是「信任合同」。 Amodei的立場則截然不同：現行法律不夠。美國法律對「大規模監控」的定義模糊，對「自主武器」沒有聯邦層面的禁令，第四修正案的司法詮釋從未跟上AI的能力。因此，Anthropic不願意僅靠「合法」二字作為保障，而要求在合同中寫入具體的、可執行的禁止條款——特別是關於「大規模收集數據分析」（analysis of bulk acquired data）的明確禁令。

這個分歧，揭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法律本身就是模糊的、滯後的，「依法行事」到底意味著什麼？

時間線的道德維度

OpenAI介入的時機，讓這場對比更加尖銳。2月27日晚，特朗普宣布封殺Anthropic。同一天，OpenAI宣布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幾小時後，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空襲。

這個時間順序，在矽谷和公眾輿論中引發了強烈反彈。批評者認為OpenAI是在Anthropic被踢出局的廢墟上趁火打劫。Altman事後承認，這看起來「機會主義且倉促」（opportunistic and sloppy），並宣布會對合同進行修訂。

但修訂後的合同是否有實質性差異？NBC的分析指出，修訂的結果「基本上回到了原點——允許五角大樓將其AI用於任何合法用途」。批評者稱這些修改是「措辭上的遊戲」（weasel language）。

OpenAI內部的裂痕

更值得關注的是OpenAI內部的反應。根據CNN的報道，不少OpenAI員工對公司處理五角大樓合同的方式感到憤怒。一位匿名員工表示，許多同事「真心敬佩」Anthropic敢於對五角大樓說不，對自家公司的做法感到沮喪。OpenAI的AI安全研究員Jasmine Wang公開要求「獨立法律顧問」分析新的合同語言，並轉發了正反兩方的法律分析——既有支持OpenAI立場的，也有批評其為「鑽空子」的。

在3月初的一次全員大會上，Altman重申了他的核心立場：OpenAI「不做作戰決定」，這些決定屬於政府。他告訴員工，五角大樓尊重OpenAI的技術專長，會讓公司自行構建其認為合適的安全堆疊 (safety stack)。

但這個立場本身就是問題所在。「我們只提供工具，不決定怎麼用」——這正是軍火製造商一個世紀以來的標準辯護詞。當「工具」是一個能分析數百萬人數據、生成目標清單的AI系統時，這種道德切割，是否還站得住腳？

政策歷史：OpenAI的漸進式退讓

OpenAI的立場並非一直如此。回溯其政策歷史，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退讓軌跡：

每一步都有合理的理由。每一步都比上一步走得更遠。最終，一家以「確保AI造福全人類」為使命創立的公司，在三年內從「禁止軍事用途」走到了「軍方的作戰決定不關我們的事」。

一面鏡子

Anthropic和OpenAI的對比，本質上是兩種風險觀的對撞：

OpenAI的風險觀：最大的風險是中國或其他對手在AI領域超越美國。因此，與美國軍方合作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限制AI的軍事用途，等於自廢武功。

Anthropic的風險觀：最大的風險是AI本身被濫用——無論是被美國政府還是其他行為者。因此，技術提供者有責任為其技術設定底線，即使這意味著與客戶對抗。

這兩種觀點都有其邏輯。但它們的分歧，恰恰說明了「AI安全」這個詞本身是多麼含糊——安全給誰？安全到什麼程度？由誰來定義？

也許最令人不安的結論是：在缺乏民主立法的情況下，AI的倫理邊界正在被兩家矽谷公司的CEO在合同談判桌上劃定。 無論你更信任Altman還是Amodei，這都不應該是一個民主社會確定如此重大問題的方式。

三、什麼是AI對齊？

要理解這場衝突的深層意義，必須先理解「AI對齊」（AI Alignment）這個概念。

所謂對齊，指的是讓AI系統的行為、目標、與價值觀，符合人類的意圖和利益。這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實際上極為困難。

現代大型語言模型（如Claude、GPT、Gemini）是通過海量數據訓練而成，它們學會了語言的模式，卻未必內化了人類的道德判斷。如何確保一個能寫詩、能寫代碼、能分析情報的AI，不會被用來撒謊、操控、殺人——這正是對齊研究的核心課題。

對齊問題可以拆解為幾個層次：

技術層面：模型是否按照訓練者的意圖行動？是否存在「越獄」（jailbreak）的可能，讓模型繞過安全限制？

倫理層面：訓練者的意圖本身，是否符合更廣泛的人類福祉？若訓練者本身有惡意，或對某些群體存在偏見，對齊了這樣的訓練者，其實是「對齊了惡」。

政治層面：誰來定義「人類的利益」？不同的政府、文化、階層，對「好的AI」的定義截然不同。一個被美國軍方對齊的AI，未必符合中東平民的利益；一個被威權政府對齊的AI，更可能成為壓迫的工具。

Anthropic所設的兩條紅線，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對齊決定——他們選擇不將Claude對齊至「無限服從政府指令」這個目標。這個決定引發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私人企業有沒有這個道德資格？

四、監控的誘惑：演算法的眼睛從不疲倦

讓我們先聚焦於監控的議題。AI驅動的監控系統，與傳統監控有一個本質的差異：規模與成本。安排一個人跟蹤另一個人，需要人力、時間、資源；但一個AI系統可以同時分析數以百萬計的人的通話記錄、社交媒體帖子、位置數據、購物行為，而且幾乎是實時的、不眠不休的。

美國電子前哨基金會（EFF）的報告揭示，這種監控已非假設。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正在購買美國公民的廣告數據；移民執法局（ICE）使用工具追蹤「數百萬人的設備」；情報機構更在尋求更便捷的大規模數據獲取機制。而2024年一項試圖堵塞政府購買數據漏洞的法案，在參議院擱置了。

AI加入這個圖景之後，效率呈指數級增長。情報分析、目標識別、行為預測——這些過去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現在可以由AI在幾秒內完成，而且錯誤率（理論上）更低。

這就帶出了幾個核心的道德問題：

第一，知情同意的問題。 被監控的人，是否知道自己被監控？是否同意了這種監控？在民主社會，法律理應限制未經授權的監控；但AI的出現讓「悄悄監控」的成本大幅下降，也讓違法監控更難被發現。

第二，無辜者的代價。 即使監控的目標是「壞人」，任何系統都存在誤差。AI的誤差往往是系統性的——例如因為訓練數據偏差，對某些種族或宗教群體的誤判率更高。當這種誤差被用於拘留、驅逐、或定點清除，代價由無辜者來承擔。

第三，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 即使監控從未直接「懲罰」任何人，光是知道有人在看，便足以改變人的行為。人們不再自由地表達異見，不再在網上搜尋敏感議題，不再參與合法的社會運動。自由在沒有任何明確壓制的情況下，悄然消失。

第四，向外輸出的問題。 美國若在國內設立AI監控的先例，其他威權政府便有了合理化自身行為的理由。「美國都這樣做」——這句話在國際談判桌上有著真實的力量。Anthropic的紅線，在某種意義上，是在為全球的監控競賽設定一個基準。

五、用AI打仗：決定生死的演算法

如果說監控是一個漸進的威脅，那麼AI與戰爭的結合，則是一個更直接的道德危機。根據多個媒體的報道，美國軍方已經在伊朗軍事行動中使用Claude進行情報分析和目標識別。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分水嶺：一個商業AI模型，正在參與決定誰生誰死。

自主武器的恐懼

Anthropic拒絕協助建造「完全自主武器」（Fully Autonomous Weapons），這類武器的定義是：能夠在沒有人類干預的情況下，自行選擇並攻擊目標。俗稱「殺手機器人」。

反對這類武器的論點非常充分：

道德責任的消失。 傳統戰爭中，扣扳機的是人，因此有責任可追究。當一架無人機依靠算法自主決定是否開火，責任歸誰？設計算法的工程師？下令使用的將軍？採購的政客？責任的分散，意味著沒有人真正負責。

機器無法理解人的尊嚴。 國際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要求軍事行動區分戰鬥人員與平民，並且遵循「相稱性原則」——即打擊目標所帶來的軍事利益，必須與對平民造成的附帶傷亡相稱。這種判斷，需要對具體情境的理解、對人類苦難的感知、以及對複雜道德情境的推理能力。人權觀察（HRW）的報告直接指出：AI系統缺乏道德推理能力、缺乏同理心、行為難以預測，並且可能存在偏差性的目標識別。

競賽邏輯下的失控。 即使某一方願意克制，自主武器的存在製造了一種軍備競賽邏輯：「若對方有殺手機器人而我方沒有，我方便處於劣勢。」這種邏輯會逼使各方降低門檻，最終導致沒有一方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去踩剎車。

「有人在迴路中」(Human-in-the-loop) 的幻象

五角大樓強調，現行政策要求在使用武力的決定中保留「有意義的人類控制」（Meaningful Human Control）。但在實踐中，這個概念正在被侵蝕。

當AI以遠超人類的速度處理情報、生成建議，而「人類控制」縮減為在幾秒內按下確認鍵——這還算是真正的控制嗎？還是只是給機器的決定蓋上一個人類的橡皮圖章？

烏克蘭與加薩的衝突已經提供了初步的觀察：AI輔助的目標識別系統加快了攻擊節奏，但同時也增加了因算法錯誤而造成的平民傷亡風險。當決策速度超越了人類核實的能力，「有人在迴路中」便成為了一種道德洗白。

六、誰來守護這條線？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如果AI可以被用於監控和戰爭，那誰來守護這條道德的邊界？

方案一：私人企業自律

Anthropic選擇了這條路：在合同中寫入道德條款，並願意承受商業代價——失去政府合同，被列為「供應鏈威脅」，面對法律訴訟。但這條路的問題顯而易見：私人企業的道德立場是可以被收買的。 今天Anthropic有Dario Amodei；明天換了CEO、換了股東、換了董事會，這些承諾是否還在？企業的倫理，不能建立在個人的品格之上，因為個人是會改變的。

此外，正如EFF所指出，依靠企業自律意味著「你的隱私保護，取決於幾個有權有勢的人的決定」——這是民主社會不應接受的脆弱基礎。

方案二：政府監管

現任政府的做法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是監管AI的倫理邊界，而是要求企業移除這些邊界。特朗普政府的立場，基本上是「凡合法的，AI都應配合」。

問題是：法律的邊界，往往滯後於技術的邊界。法院對第四修正案（保護免受不合理搜查）的詮釋，從未預見到AI大規模分析廣告數據的可能性。現有法律未必禁止許多令人擔憂的AI應用，而立法的速度，遠遠趕不上AI能力的增長。

更根本的是：民主政府本身，也可能做出不道德的事。歷史告訴我們，美國政府在1970年代以前對本國公民進行了大規模的非法監控（COINTELPRO計劃）；現在，AI讓這種監控的規模和精度，遠超過去的能力。

方案三：民主立法與國際規範

《Fortune》的分析一針見血：ChatGPT面世已經超過三年，美國國會至今仍未通過任何聯邦AI立法。在這個真空中，Anthropic與五角大樓的合同談判，成了事實上的政策制定機制——這是民主的失敗。

真正的解決方案，需要民主程序的介入：通過立法明確AI在軍事和執法中的許可用途和禁止行為；通過國際公約建立約束自主武器的全球規範（類似禁止化學武器的《化學武器公約》）；通過獨立監督機構確保AI系統的透明度和問責。

這不容易，但這是唯一能讓倫理邊界不再依賴某個CEO的個人判斷的方法。

七、從我們的角度看

對於香港人而言，這場爭論並不遙遠。

我們生活在一個親身見證了監控技術如何被用於政治目的的社會。我們知道，「安全」與「秩序」的旗號，可以成為壓制任何異見的理由。我們也知道，一旦監控基礎設施建成，很難再拆除——無論政權如何更迭，數據和系統都會繼承下去。

Anthropic的兩條紅線——不用於大規模監控、不用於自主殺傷——背後是一種對歷史教訓的清醒認識：最危險的不是AI本身，而是握著AI的那雙手，以及那雙手對問責的免疫。

AI對齊的討論，往往停留在技術層面：如何讓模型不撒謊、如何防止越獄、如何消除偏差。但這場Anthropic與五角大樓的衝突，揭示了對齊問題更深層的政治維度：我們要把AI對齊到哪一種人類的價值觀？對齊到當權者的利益，還是對齊到所有人的尊嚴？

這個問題，沒有技術上的答案。它需要政治的意志、公民的參與，以及對歷史的誠實。

八、結語：不只是一場商業糾紛

Anthropic被列為「國家安全威脅」，表面上是一場合同談判破裂的後果。但其深層意義，是人類社會正在集體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AI的能力已足以決定誰被監視、誰在戰場上被瞄準，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制度，確保這種力量不被濫用？

Anthropic的回答，是「我們不能保證，所以我們拒絕某些用途」。五角大樓的回答，是「這不是你的決定」。民主程序的回答，至今仍是沉默。

而沉默，在這個問題上，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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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於2026年3月6日，參考資料包括Anthropic官方聲明、Fortune雜誌分析、EFF深度報道、人權觀察報告及各主要媒體報道

在密歇根州一個風景優美、富裕且幾乎全白人的小鎮 Brighton，坐落著一間名為「磐石教會」（Cornerstone Church）的巨型福音派教會。這裡曾是作者 Tim Alberta 成長的家園，也是他父親 Richard Alberta 牧養了 26 年的心血結晶。

然而，當 Tim 再次回到這間教會，與父親的繼任者 Chris Winans 坐下來對談時，他看到的不是興旺，而是一個在政治極化下戰慄、失控且瀕臨崩潰的信仰群體。

第一部分：尋找接班人——一場注定艱難的交接

理想牧者的出現

Richard Alberta 退休前數年，便開始物色接班人。這是全球教會都面臨的難題——牧養傳承從來不是一紙文憑可以解決的事。磐石教會作為一間近千人的大型教會，這個過程更是漫長而艱辛。

在一次宗派年會上，Richard 遇見了年輕的青年傳道人 Chris Winans。這位不到 30 歲的牧者，擁有音樂碩士學位，言經精準清晰，外表陽光且家庭美滿。更難得的是，他謙卑得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形容他「沒有那種常伴隨才華橫溢者的自大」（devoid of the outsized ego that often accompanies first-wave breathing）。

Richard 一眼便認定：這就是接班人。

「唯一的問題」：他不夠「共和黨」

然而，Winans 身上帶著一個在當地保守社群中極其致命的標籤：他並非激進的保守派共和黨員。

• 他對槍械沒有興趣，暗示他不在乎擁槍權議題

• 他重視貧窮問題（anti-poverty programs）多於減稅政策

• 他關注環保議題多於傳統保守派的議程

• 雖然他堅決反對墮胎，但整體而言，他更接近「信仰與知識相符」的中道立場

在 Brighton 這個全密歇根州最保守的共和黨鐵票區，這種對聖經全備性的追求，卻被教友解讀為對保守價值的背叛。作者形容這個小鎮是一個「泡泡中的泡泡」（bubble within a bubble）——單一文化、單一政治、單一種族的同溫層。

老牧師 Richard 卻認為這正是 Winans 的強項：「新任牧者的職責是傳揚全備福音，挑戰教會內部的人將福音傳到教會以外。」他相信這位親手挑選的繼任者，一定能處理任何風浪。

他錯了。

第二部分：政治極化下的教會失控

講台上的「政治雷達」

2018 年 Winans 正式接任後，教會的氛圍迅速惡化。只要他在講道中稍微觸及社會議題——無論出發點是否符合聖經——台下教友的「政治雷達」就會立刻啟動。

「綠色」講道的罪行

有一次，Winans 講道提到基督徒應「保護上帝創造的地球」，呼籲教友認真看待環境危機。這本是創世記中「管理大地」（Stewardship）的基本教導，卻引來數十名教友向已退休的老牧師投訴，指責 Winans 立場「左傾」、「左膠」。

老牧師將這些投訴者趕走，並提醒他們：「如果對主任牧師有意見，應該直接找主任牧師談。」私下裡，他也勸 Winans「少講一些環保議題」。年輕的牧師開始學會避免隨便表達個人意見——這本是好事，但也預示著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2020：疫情、BLM 與失控的教會

當 Richard Alberta 過世後（即序言所述的事件），Winans 失去了最後的屏障。COVID-19 的爆發，成為壓垮駱駝的稻草。

防疫即背叛

當密歇根州民主黨籍州長頒布限聚令時，Winans 認為這不是什麼難題：「這禁令有叫我們犯十誡嗎？有叫我們做不道德的事嗎？沒有。經文也叫我們尊重掌權者。」

然而，這個決定引發軒然大波：

• 部分教友堅信 COVID 是假的，是「支持全球化的上流人士用來控制老百姓的騙局」

• 另一批教友則堅持教會是「必要服務」（Essential Service），不應該關門

• 這兩派人有一個共同點：幾十年來，福音派運動不斷預言「不信神的民主黨人將會正面攻擊美國教會」——而現在，這個預言似乎即將成真

這種恐懼並不限於五旬宗或靈恩派，也不限於相信「七山策略」（Dominionism）的極端團體。它已滲透到主流保守派基督徒的心中。

BLM 與 2020 大選的撕裂

2020 年 5 月，喬治·佛洛伊德事件引爆 BLM 運動。同年，特朗普開始宣稱民主黨「有意藉 BLM 左右選情」，並聲稱「基督徒若我入主白宮，將擁有權力」（Christians will have power），又警告「若拜登當選，他將攻擊上帝、針對基督徒」。

教會的激進派開始要求牧師公開：

• 反對政府防疫規範

• 反對 BLM

• 支持特朗普

Winans 拒絕了。教友便一批批地離開。

1 月 6 日國會暴動：最後的分裂

2021 年 1 月 6 日，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大廈。Winans 看著電視直播，感到完全絕望——現場到處可見基督教的影像：人們圍圈禱告、高唱讚美詩、手持聖經與十字架。

他後來告訴作者：「美國第一大宗教變調的日子，從此與這場悲劇畫上等號。」

他原本寫了一篇措辭嚴厲的講章，打算譴責「以謊言敗壞教會、圖謀顛覆國家的勢力」。但最終，他沒有拿出來講——因為教會已經瀕臨分裂，再講下去只會加速崩潰。

第三部分：「美國」這個偶像

在那場對談中，作者問了 Winans 一個問題——這也是他妻子在父親喪禮上爆粗後問的同一個問題：

「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American Evangelicalism?」（美國福音派到底有什麼問題？）

Winans 的回答精闢而令人心碎：

「America. Too many of them worship America.」（美國。太多人崇拜的是美國這個偶像。）

美國例外論的偶像化

美國人普遍相信「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認為美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受到上帝獨特的祝福。這本身或許無傷大雅，但當它與福音派信仰結合時，便產生了致命的變異：

• 信徒將美國的國家興衰等同於神國度的擴張

• 「美國優先」取代了「神國優先」

• 任何對美國政治現狀的質疑，都被視為屬靈的墮落

• 捍衛美國的政治權力，成為一種「神聖義務」

Winans 解釋道：「如果你相信上帝與美國立下聖約，那你就相信美國是『新以色列』。你會將美國當成一個需要捍衛的聖地，必須為她而戰——彷彿不這樣做就無法獲得救贖。你最根本的身份變成了『美國人』，而這與上主對我們的期望完全不同。」

從「上帝的祝福」到「與生俱來的權利」

作者進一步分析：當人們深信上帝祝福了某樣東西時，那樣東西便容易成為嫉妒、沉迷的對象，甚至被崇拜。

以「擁槍權」為例：在其他國家，擁有槍械是一種「文化上的權利」；但在美國，許多人堅信這是「上帝賦予的權利」（God-given right）。Winans 反問：「很多基督徒能背出憲法第二修正案，但他們能背出十誡的第二條嗎？」（第二誡：禁止偶像崇拜）

「能夠背出哪一個的基督徒比較多呢？」牧師搖搖頭，答案不言而喻。

第四部分：舊約經文的武器化

共和黨的「聖經套路」

作者 Tim Alberta 跑政治新聞十年，對共和黨候選人引用聖經的套路瞭如指掌：

全部都是舊約經文。

作者指出，這並非巧合。耶穌在世三年的事工，講的多是「賙濟窮人、保持謙卑、棄絕世俗野心、追求永生」。登山寶訓說的是「溫柔的人有福、憐恤人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這些話放在競選造勢大會上，顯然不夠「燃」。

但舊約不同。舊約有征戰、有審判、有國土、有權力——這些敘事更容易被用來支持資本主義、排外政策或文化戰爭。

彭斯的「高風險」引經

2016 年大選期間，副總統候選人彭斯（Mike Pence）幾乎在每場演講的結尾都會引用歷代志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作者指出，這段經文原本是上帝在聖殿奉獻禮後，對以色列王所羅門說的話。彭斯將其套用在美國政治脈絡中，只有兩種可能的含義：

1. 他在斷章取義、褻瀆聖經

2. 他深信上帝與以色列的關係，等同於上帝與美國的關係

作者認為，以彭斯對聖經的熟悉程度，答案恐怕是後者。這意味著：在彭斯的世界觀裡，美國就是「新以色列」，而他與特朗普一同競選，是為了推動上帝對美國與以色列的計劃。

第五部分：特朗普——被「神格化」的殘缺器皿

舊約經文的「武器化」

作者指出，共和黨候選人引用聖經的套路極為可預測。以他跑政治新聞十年的經驗，每當候選人引用經文，他甚至不用等人唸完就知道是哪一節：

關鍵在於：全部都是舊約經文。

作者強調這並非巧合。耶穌在世三年的事工，講的多是「賙濟窮人、保持謙卑、棄絕世俗野心、追求永生」。登山寶訓說的是「溫柔的人有福、憐恤人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這些話放在競選造勢大會上，顯然不夠「燃」。

但這不代表舊約內容落伍或不合理——作者特別戴上「頭盔」澄清，舊約也有許多充滿睿智的經文，深深影響了他本人的世界觀。他舉例的原因，是要指出一個怪異現象：這些基督徒竟然不高舉耶穌基督的金句。

葛培理之子與「古列王」敘事

2016 年 6 月，在紐約的 Marriott Hotel，一場有 500 多位基督教保守派名流出席的聚會上，幾位重量級人物為特朗普「暖場」——包括葛培理的兒子葛福臨（Franklin Graham），以及後來成為阿肯色州州長、現為 Fox News 名嘴的麥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

原來麥克·赫卡比是浸信會牧師出身——講者在讀書會中表示這是他第一次知道這件事。

他們的論點是：「長久以來，上帝不斷利用人格有瑕疵的人來宣教。聖經裡全是偉大但嚴重失格的領袖——大衛、所羅門、甚至波斯王古列（Cyrus）。」

古列王的敘事尤其關鍵：這位外邦君王本身不信耶和華，卻被上帝使用，讓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歸回、重建聖殿（見以斯拉記）。福音派領袖將特朗普比作古列——他可能不虔誠、道德有瑕疵，但他是「上帝欽點」的器皿，注定在這個時代保護上帝的子民。

作者在場訪問了幾位與會者，他們不斷重複這套說辭：無論特朗普信不信耶穌是上帝獨生子、信不信耶穌為世人的罪被釘十架、三日後復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上帝的代理人。

「喂，這不是邪教嗎？大佬！」講者在讀書會中忍不住發出這樣的感嘆。「去到葛福臨這種級數的人都照跟著講，普通平信徒當然跟著走啦！你諗下香港人有幾多崇拜葛福臨——幾個月前不是還有人在討論要請他來講道嗎？」

特朗普的政治承諾

特朗普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後，他的個人品格本應引起警覺——私生活不檢點、在競選時鼓勵支持者仇恨批評者、用人身攻擊攻擊對手、自誇從不祈求上帝寬恕。這些言行與基督所立的榜樣、保羅書信所提的聖靈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完全背道而馳。

然而，特朗普的福音派朋友們知道：要獲得福音派支持，必須扭轉他的形象。於是他們「擁抱」了特朗普的缺點，用「瑕疵器皿」的神學框架來合理化一切。

特朗普本人也開始開出一系列政治承諾：

1. 提名反墮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2. 承諾推翻 Johnson Amendment——這是一條1954年的稅務條例，禁止免稅的非營利組織（包括教會）在選舉中為候選人背書或發表反對言論。特朗普聲稱這條法例「讓政府可以消滅保守派牧師、關閉保守派教會」——但作者指出，這其實是處理慈善組織稅務地位的法規，與打壓教會無關。

3. 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這項承諾後來確實兌現，至今仍有深遠影響。

作者坦言：「特朗普根本不明白這些政策的宗教與政治含義是什麼，但他知道做這些事對選情有利。」

第六部分：彭斯——「高風險」的引經者

一個「意識形態鬥士」的信仰告白

特朗普選擇彭斯（Mike Pence）作為副手，對福音派的影響深遠。

彭斯早年參選眾議員時曾抹黑對手而落選，後來知錯悔改。他在印第安納州開設電台清談節目，做得不錯。2000年當選眾議員後，他標榜自己是「小政府主義者」——這本是共和黨的傳統立場，但彭斯比一般人更為極端。

在國會中，彭斯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一個「意識形態鬥士」（ideological crusader）。但如果你真正想認識這個人，你需要知道的是：他是一個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相信上帝賦予了他個人的使命，也相信上帝對美國和以色列有特別的計劃。

彭斯每次公開演講時，開場白都是：「I'm a Christian, a conservative, and a Republican, in that order.」（我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是保守派，然後才是共和黨員——按這個順序。）

歷代志下 7:14 的「高風險」引用

然而，作者更關注的是彭斯演講的結尾。

在2016年大選期間，彭斯幾乎在每場競選演說的結尾都會引用歷代志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作者指出，這樣引用經文是「非常高風險的行為」。

這段經文的背景是：所羅門王建成第一聖殿，在奉獻禮之後的一個神聖時刻，上主向以色列王說的話。經文是對以色列立約之民說的，不是對美國說的。

如果彭斯將這段經文套用在美國政治脈絡中，只有兩種可能的含義：

1. 他在斷章取義、褻瀆聖經

2. 他深信上帝與以色列的關係，等同於上帝與美國的關係

以彭斯對聖經的熟悉程度，作者認為答案恐怕是後者。這意味著：在彭斯的世界觀裡，美國就是「新以色列」，而他與特朗普一同競選，是為了推動上帝對美國與以色列的計劃。

講者在讀書會中表示：「睇到呢度我都打咗個冷震——原來嗰個支持特朗普的陣營唔係三四線嘅人，係認真㗎大佬。」

第七部分：作者父親的「愛國情結」

從越戰老兵到保守派牧師

第一章的後半部分，作者將鏡頭轉向自己的父親 Richard Alberta，試圖理解這位他深愛的牧師，如何也成為「美國偶像崇拜」的一部分。

Richard 的祖父是一個窮困的意大利移民，沒受過正規教育，白手興家開了餐廳。Richard 從小就極度愛國，將捍衛美國國旗視為神聖義務。16 歲時他患上肺癆，住院四個月，一度被醫生宣告救不回來，但最終康復。後來越戰爆發，他加入海軍陸戰隊，卻因肺功能不佳無法完成體能訓練，在 Quantico（海軍陸戰隊軍官預備學校）無法跟上同學的體能訓練，最終被迫退役。

這份失敗的羞恥感伴隨他一生。幾年後，他得知同期受訓的戰友及一起長大的朋友中有數十人在越戰中陣亡。這份倖存者的愧疚，加上對嬉皮士、毒品、反戰示威的反感，使他成為一個法治至上的保守派。後來他進入神學院，適逢「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運動興起，便順理成章地沉浸在社會保守主義的語言中，成為一個共和黨人。

2007 年喪禮上的政治宣言

2007 年，一位年輕的教友——海軍陸戰隊士兵 Marcus——在第四次部署伊拉克時陣亡。當時美國民意開始急轉彎，反戰勢力抬頭，民主黨呼籲小布殊撤軍。Marcus 的犧牲對 Richard 的打擊非常沉重——這位年輕人在出征前會定期寫信給他，每次回國探親時一定會去教會崇拜。

在 Marcus 的喪禮上，Richard 登上講台，公開宣稱：「我個人不齒那些自稱『支持軍隊但不支持戰爭』的人。」他甚至明確表示，不歡迎該區的民主黨政客出席。教友們起立鼓掌支持他。

這一幕被報道後，在當地引發論戰。好多教友贊同他，但即使在如此保守的小鎮，也有人認為：將陣亡戰士的喪禮變成派系政治的鬥爭，是不對的。

「教會不是不可以與愛國心並存——在講台上插國旗的教堂不在少數。但我父親的言論是另一回事：捧住上帝賦予的永生真理，用來推動一個可疑的俗世理念。」

作者後來反思：「教會講的是無條件專屬於基督的權威。為什麼我父親要在講台上教導會眾無條件地效忠美國總統？」

他知道父親事後好後悔，但已經身不由己。父親的親身經歷——越戰的倖存者愧疚、戰友的犧牲——放大了他對「美國是敬畏上帝的國家、是照耀世界的希望之光」這一信念的執著。這讓他無法將自身經歷與政治立場劃清界線。

軍人與宣教士的掌聲

Winans 接任後，做出的一個早期改變，就是不再於崇拜中為穿制服的軍人起立鼓掌。他等到崇拜結束後才私下與他們握手致謝。

他解釋道（同時不斷「戴頭盔」澄清，強調自己不是要不敬任何人，師母本身也是陸軍退役）：

「我不是想對誰不敬重。我認為國家有權保護自己，我對軍人所做的犧牲懷有敬意。但他們穿著制服進來教堂，還要接受起立、鼓掌、歡呼——」

「相形之下，如果是宣教士來到，我們會請他起立讓大家認識他，但我們只會報以禮貌的掌聲。」

然後他停了一停，想清楚才繼續說：

「我不是想對任何人不敬。不過，我們在教堂裡，大家起立、鼓掌，旗幟飄揚，歡呼的對象是為美國出征的軍人。換成宣教士呢？我們就禮貌拍拍手。宣教士是教會派出的使節，他們代表著我們所屬的國度——但我們只拍兩三下手。這不禁令人納悶：我們的心究竟在想什麼？」

這讓人想起耶穌的門徒，曾在祂面前爭論誰能坐在祂的左邊、右邊。他們以為耶穌即將登基為王，他們將在祂的國度中呼風喚雨。但耶穌不得不反覆強調：「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門徒直到耶穌復活升天後才終於領悟：他們一直期待的那種國度不會降臨，但上帝許諾的新國度已經開始實現。而「信仰」（Faith / πίστις）這個詞，在原文中不僅是「相信」，更是「效忠」——當初代基督徒信仰耶穌時，他們是將忠誠從羅馬帝國、從羅馬諸神、從猶太領袖的律法，轉移到耶穌身上。

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放棄對羅馬的效忠是極其危險的事。多數使徒為跟隨耶穌而殉道。

第八部分：對香港教會的警示

「政治劫持宗教」並非美國專利

講者在讀書會中多次強調：這種「政治劫持宗教」的現象，在香港同樣似曾相識。

• 2019-2020 年的社會撕裂中，教友往往期待教會成為某種政治立場的傳聲筒

• 若牧師拒絕政治表態或試圖回歸聖經本位，往往會面臨教友出走或集體投訴

• 香港的部分基督徒媒體留言區，甚至可以看到有人稱特朗普為「美國教會的救星」

• 香港政府 Facebook 專頁發佈批評「外國勢力」的帖文時，留言區一邊有人罵「特朗普落地獄」，另一邊卻有人說「特朗普其實是美國教會救星」——這種撕裂正在香港上演

講者感嘆：「香港人會全盤接受美國福音派的東西，而不作任何本地化的消化。這非常恐怖。」

無分辨的全盤接受：香港的「七山策略」

書中提到的「七山策略」（Seven Mountain Mandate / Dominionism），早已悄然進入香港教會。這套源自美國靈恩派的教導，主張基督徒應「奪回」社會的七大領域：

1. 娛樂 (Entertainment)

2. 商界 (Business)

3. 宗教 (Religion)

4. 媒體 (Media)

5. 教育 (Education)

6. 家庭 (Family)

7. 政府 (Government)

這套神學將政治控制美化為「屬靈爭戰」，將權力慾望包裝成「國度使命」。在美國，它為福音派介入政治提供了屬靈正當性；在香港，它同樣被部分教會不加批判地引入。

靈恩派的「古怪信仰行徑」

香港本地評論曾指出，香港過去出現的各種奇怪信仰實踐——廟門前報佳音、遊行、公開敬拜等——大多來自靈恩背景的教會。這些教會同時也是最容易吸收美國國度神學的群體。

更令人擔憂的是，靈恩派往往也吸收了大量新紀元靈性觀念（New Age Spirituality），將其與基督教神學混合，推陳出新。當這種混合物再與政治權力慾望結合，便產生了書中所描述的那種「邪教化傾向」。

領袖示範效應：從葛福臨到本地牧者

講者的核心關切在於領袖示範效應：

「去到葛福臨這種級數的人都在講『古列王』，普通平信徒當然跟著走啦！」

葛福臨（Franklin Graham）是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兒子，在全球福音派中擁有巨大影響力。當這種級別的領袖公開為特朗普背書、使用「古列王」敘事時，信徒自然會認為這是正統教導。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香港：當本地具影響力的牧者或機構不加批判地引進美國福音派的政治神學時，普通信徒便缺乏分辨的參照點。

「垃圾進，垃圾出」

作者在書中引用了一個概念：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進，垃圾出）。

教友平日聽的是右派政論節目（如 Rush Limbaugh），而非研讀聖經。這導致他們的思維架構由政治憤怒而非福音構成。牧師每週一小時的講道，根本無法抵禦週一到週六的政治洗腦。

香港的情況或許略有不同：我們的「垃圾」可能是 YouTube 上的美國先知預言、未經查證的「屬靈爭戰」教導，或是將特定政治立場神聖化的網絡內容。結果卻是一樣的——信徒的思維被政治敘事塑造，而非被福音塑造。

「民主黨要打擊教會」的恐懼敘事

書中描述的一個關鍵現象是：幾十年來，福音派運動不斷預言「不信神的民主黨人將會正面攻擊美國教會」。這種恐懼並不限於五旬宗或靈恩派，也不限於相信「七山策略」的極端團體——它已滲透到主流保守派基督徒的心中。

作者指出，這種敘事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

• 公立學校禁止祈禱（因為與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離原則相關）

• 墮胎合法化

• 不認真處理毒品、色情、同性戀等議題

這些政策被解讀為「激怒上帝」或「讓上帝不再祝福美國」的證據。上帝審判美國的「跡象」據說越來越明顯：克林頓在橢圓形辦公室搞女人令美國蒙羞、911 事件被解讀為伊斯蘭教徒的攻擊、奧巴馬被某些人懷疑是「隱瞞肯亞公民身份的穆斯林臥底」⋯⋯

作者在腳註中指出：葛福臨曾公開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並聲稱奧巴馬是伊斯蘭教徒。

當 2020 年 COVID 來襲、民主黨州長頒布限聚令時，這些長期積累的恐懼敘事終於爆發。對許多福音派信徒而言，這不是公共衛生措施，而是「預言成真」——民主黨終於動手打壓教會了。

點解可以癲成咁？

講者在讀書會中反覆追問：「點解可以癲成咁？點解教導可以走到呢個地步？」

這涉及幾個層面：

1. 權力慾望與靈性包裝：將政治控制美化為屬靈爭戰，使信徒相信奪取權力是「神的旨意」

2. 群體心理：領袖示範 → 信徒跟隨的循環，形成不容質疑的氛圍

3. 缺乏批判性反思：對外來教義未有充分檢視，全盤接收而不作本地化消化

4. 恐懼的操弄：不斷渲染「教會被迫害」的敘事，使信徒在恐懼中放棄理性判斷

5. 幾十年的預言鋪墊：「民主黨要打擊教會」的敘事已經講了五十年，到 COVID 時終於「應驗」

這種現象的系統性與傳播性，正是這本書最令人警醒的地方。它不只是美國的問題——任何一個全盤接收美國福音派教導的地區，都可能重蹈覆轍。

第九部分：Winans 牧師的神學解釋

以色列的故事不是美國的故事

在那場對談的後半部分，Winans 牧師嘗試向作者解釋，為什麼「美國 = 新以色列」這個等式在神學上是有問題的。

「上帝透過與以色列人立約來建立以色列這個民族。這是上主為祂所揀選的人民而做的——讓他們依照祂所揀選的律法而生活。由於這班選民再三違反律法，反而去專崇外教的規範、習俗和其他神明，因此上主就容許古國以色列滅亡。猶太人經過幾百年的流亡、受罪、迫害，渴望與上主恢復聖約關係。」

「然後拿撒勒有個木匠的兒子叫耶穌，在羅馬統治的加利利長大。祂來宣講的信息是：古國不會回來了，但上主許諾在原地重建一個更好的國度——一個不屬於這世界的國度，也不只是給猶太人居住的。這個國度歡迎所有接受耶穌基督擔任上帝與人之間中保的人。」

Winans 強調，這就是希伯來書所說的：上帝以耶穌作為新約的中保，而舊約已經「漸舊漸衰」。保羅在腓立比書 3:5-8 中，把自己作為模範猶太人的身份（「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說成「糞土」——與上主想給他的恩典、救贖、永恆角度的公民權相比。

「瑕疵領袖」的敘事問題

作者指出，那些用「大衛、所羅門、古列」來為特朗普背書的人，其實正在做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他們用舊約的敘事來合理化新約時代的政治行為。

識聖經的人、斷章取義去製造歪理，其危險在於：這些歪理會吻合那些不熟悉聖經的人心中最邪惡的神學傾向和政治傾向。換言之，有人在刻意灌輸一種將神學與政治掛鉤的意識形態。

結語：我們效忠的是哪個國度？

第一章的結尾，Winans 牧師指著窗外說：「上帝告訴我們，這裡不是我們的應許之地。但很多人想把這塊土地變成上帝的應許之地。」

他又說：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America today—security, prosperity, the things that Jesus Himself has already won for us—they are a counterfeit. There is a Kingdom waiting for us, but we're trying to force it as a part of this world and call it Kingdom.」

（今日美國正在發生一些事——安全、繁榮，這些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爭取到的東西——在美國都只是仿製品。我們已經有一個國度在等候著我們，但我們卻試圖在世上搞一個仿製品出來，還敢稱之為「國度」。）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4:3 的警告，至今仍然迴響：

「因為時候將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Winans 說，磐石教會面對的困境，許多教會都有。他在宗派年會中與其他牧師交流時發現，不同年紀、年資、意識形態的牧師，都在考慮辭職。整個美國福音派正在出現一場大問題。

當作者問他：「有沒有哪間教會的故事特別慘烈？」Winans 冷笑了一下：「你有沒有回去 Scottsdale 的教會看看？」

那正是下一章的故事。

讀書會講者總結

「我越讀這本書越覺得恐怖。不只是美國的恐怖，而是香港人會全盤接受這些東西而不加分辨。去到葛福臨這種級數的人都在講『古列王』，普通平信徒當然跟著走。」

「呢本書好睇嘅地方，就係佢嘅分析係建基於實地觀察同深入訪談——佢唔係齋坐喺度寫評論，而係真係去到現場，同啲牧師、教友傾偈，然後寫出嚟。」

「點解可以癲成咁？點解教導可以走到呢個地步？我真係打咗個冷震——原來我以為葛福臨嗰啲係虛應兩句，原來佢係認真㗎！」

本文整理自《國度、權柄、榮耀》讀書會第一章導讀。下一章將深入探討 Goodwill 教會的故事——這場「政治瘟疫」如何在其他教會蔓延。

"Suppose I told you that in 10 years, the world as you know it will be over. You will live in a sort of paradise. You won't get sick, or age, or die. Eternal life will be yours! ... If I told you all this, would you assume that I was a religious preacher or an AI researcher?"

— Sigal Samuel, Vox

引言：科技界嘅「福音」

當我哋以為 ChatGPT 同 AI 只係提高生產力嘅工具，矽谷嗰班大佬——由 Sam Altman（OpenAI CEO）到 Elon Musk、Marc Andreessen——其實諗緊嘅嘢，遠遠超出我哋想像。佢哋唔止係想整一隻識傾計嘅 Chatbot，而係想創造上帝、達成永生、殖民火星，甚至取代人類本身。

Vox 記者 Sigal Samuel 喺佢嗰篇廣受討論嘅文章入面，一針見血咁指出：

"The more you listen to Silicon Valley's discourse around AI, the more you hear echoes of religion. That's because a lot of the excitement about building a superintelligent machine comes down to recycled religious ideas. Most secular technologists who are building AI just don't recognize that."

換句話講，呢班自稱理性、世俗嘅科技精英，其實不自覺地傳承咗幾百年嚟嘅宗教思維——只係將「上帝」換成咗「超級智能」。

一、永生嘅科技版本：上載意識、數碼來世

死亡可以「醫」？

對於超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s）嚟講，死亡唔係必然，而係一個技術問題（technical problem）。

Sigal Samuel 喺文中寫道：

"These technologists propose cheating death by uploading our minds to the cloud, where we can live digitally for all eternity."

呢個概念聽落好似《攻殼機動隊》或者《Matrix》，但對於 Google 工程總監 Ray Kurzweil 嚟講，呢個唔係幻想，而係必然會發生嘅未來。佢甚至每日食幾百粒補充劑，就係想撐到「奇點」（Singularity）來臨嗰日——即係 AI 智能超越人類、科技進步快到人類自己都理解唔到嘅時刻。

宗教嘅影子

呢種「數碼永生」嘅願景，其實同基督教「身體復活」嘅教義驚人地相似。作家 Meghan O'Gieblyn 就指出：

"Transhumanism offered a vision of redemption without the thorny problems of divine justice. It wa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schatology, one in which humanity took it upon itself to bring about the final glorification of the body."

換句話講，超人類主義承諾咗一種「救贖」，但唔使經過神嘅審判——你自己整就得。

二、AGI 作為全能嘅「審判者」

通用人工智能：新時代嘅上帝？

矽谷嘅終極目標係 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一隻真正「乜都識」嘅 AI，可以解決人類解決唔到嘅所有問題。

Sigal Samuel 形容呢個願景：

"They envisio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 a hypothetical system that can match human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cross many domains — as an endeavor that guarantees human salvation if it goes well, even as it spells doom if it goes badly."

呢個描述同基督教末世論（Eschatology）入面「最後審判」嘅概念幾乎一模一樣——如果做得好，就係天堂；做得唔好，就係地獄。

OpenAI CEO Sam Altman 甚至用過 "magic intelligence in the sky"（天上嘅魔法智能）嚟形容 AGI。

三、科技進步 = 道德進步？一個危險嘅假設

中世紀嘅遺產

Sigal Samuel 喺文中追溯呢種思維嘅歷史根源，指出：

"We can draw a straight line from Christian theologians in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ather of empir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to the futurist Ray Kurzweil to the tech heavyweights he's influenced in Silicon Valley."

喺中世紀，天主教修道院嘅修士將科技發明（例如水車、灌溉技術）視為「恢復人類墮落前完美狀態」嘅手段——即係透過技術進步，可以接近上帝。

Francis Bacon 喺文藝復興時期更明確咁講：

"For the Glory of the Creator and the relief of man's estate."

即係話，發明科技係為咗榮耀上帝、改善人類處境。呢種「科技進步等於道德進步」嘅信念，一直延續到今日嘅矽谷。

問題係：呢個假設正確嗎？

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科技進步唔一定帶嚟道德進步。核彈、毒氣、大規模監控——呢啲都係「進步」嘅產物。

正如錄音入面討論嘅：

「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跟住大家就覺得『仆街啦，似乎唔係咁喎』——似乎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唔一定帶嚟 moral progress。甚至 science 嘅 discovery 根本就會 lead to 仆街，好似世界大戰咁樣，啲人會死曬。」

四、長期主義（Longtermism）：為咗未來嘅萬億人，犧牲而家

Elon Musk 嘅哲學

長期主義由牛津哲學家 William MacAskill 推廣，而 Elon Musk 曾經公開講過：

"Longtermism is a close match for my philosophy."

呢套哲學嘅核心信念係：

"The best way to help the most people is to focus on ensuring that humanity will survive far into the future."

「Far into the future」係咩意思？係以百萬年計嘅未來。

Musk 認為，人類唯一可以長期生存落去嘅方法，就係離開地球、殖民火星。呢個就係點解佢花咁多錢喺 SpaceX 上面。

數學上嘅「冷血」

當呢套邏輯推到極致，就會變成：

• 如果未來可能有萬億計嘅人類（或數碼人類），咁佢哋嘅福祉在道德上「重過」而家活緊嘅幾十億人

• 與其救而家嘅饑民，不如將錢投資喺「確保人類唔會滅絕」嘅項目

• 現實世界嘅苦難變成「數學上嘅小數點」

五、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用數據行善

咩係有效利他主義？

根據維基百科定義：

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是一個哲學與社群，以改善世界為目的，理性思維去推導有效的改善方式，並且力行實踐。

簡單嚟講：唔係單純有愛心就夠，而係要用證據同理性搵出邊種行善方式最有效益。例如：

• 訓練一隻導盲犬需要 US$42,000

• 用同一筆錢為開發中國家嘅沙眼患者提供手術，可以令 840 人重見光明

有效利他主義者會話：捐俾後者先係「最有效」嘅行善。

問題喺邊？

呢套邏輯本身冇錯，但當佢同「長期主義」結合，就會得出一啲奇怪嘅結論：

• 與其幫眼前嘅窮人，不如投資喺「AI 安全研究」

• 與其解決氣候變化，不如研究「人類滅絕風險」

• 現實世界嘅苦難被視為「邊際效益較低」

六、末世論（Eschatology）嘅科技版本

「末日就嚟」嘅邏輯

Sigal Samuel 喺文中指出，呢班科技精英嘅世界觀，其實同基督教末世論嘅結構驚人地相似：

1. 我哋冇幾多時間——文明社會嘅時日無多

2. 我哋要揀一條出路——而呢條出路就係科技（特別係 AGI）

3. 賭注極高，所以要 all-in——就算有風險都要照做

佢寫道：

"Any student of religion will immediately recognize this for what it is: apocalyptic logic."

但呢個真係基督教嘅末世論嗎？

錄音入面嘅討論者提出一個重要嘅反駁：

「佢講嗰個所謂末世論，其實係啟蒙主義之下嘅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根本就唔係基督教嘅 Eschatology。佢左手攞住個蘋果，右手又攞住個蘋果，咁梗係一樣啦大佬——佢 mistake 咗左手嗰個蘋果以為係橙。」

換句話講，矽谷嗰套其實係世俗化咗嘅基督教末世論——借用咗宗教嘅語言同結構，但抽走咗核心嘅神學內容（例如：耶穌基督、上帝嘅恩典）。

真正嘅基督教末世論講嘅係當下嘅盼望、道德嘅實踐，而唔係單純嘅技術升級或者逃離地球。

七、道德嘅缺席：工程師思維嘅盲點

只有技術，冇有倫理？

成件事最危險嘅地方喺邊？就係班工程師（Engine 佬）有技術、有願景，但往往缺席咗對道德（Moral）嘅深層思考。

Sigal Samuel 引述一位受訪者嘅話：

"Power is consolidated in a way that doesn't even give us a democratic option."

即係話，決定權完全集中喺一小撮科技精英手上，普羅大眾根本冇份參與討論。

正如錄音入面所講：

「佢哋班理工佬、理科工科人，似乎對道德冇乜概念——佢哋冇一啲道德方面嘅思考框架。」

Steve Jobs 生前曾經講過，Humanities（人文學科）同 Liberal Arts（博雅教育）對科技發展好重要。但今日嘅矽谷，呢種聲音越嚟越微弱。

八、我哋想要嘅係邊種「救贖」？

兩條路

Sigal Samuel 喺文章最後提出一個核心問題：

"We need to decide what kind of salvation we want. If we're generating our enthusiasm for AI through visions of transcending our earthbound limits and our meat-sack mortality, that will create one kind of societal outcome. But if we commit to using tech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is world and these bodies, we can have a different outcome."

簡單嚟講：

• 路線 A：追求超越肉身嘅限制、數碼永生、殖民太空

• 路線 B：用科技改善當下呢個世界、呢個身體、呢啲人嘅生活

呢兩條路會帶嚟完全唔同嘅社會結果。

歷史學家 David Noble 講得好：

"We can begin to direct our astonishing capabilities toward more worldly and humane ends."

結語：AI 係工具，唔係神

AI 當然可以係好用嘅工具，甚至幫我哋解決好多難題。但如果將佢捧上神枱，寄望佢賜予我哋永生，或者帶領我哋去一個「美麗新世界」，咁我哋可能就真係跌入咗一個新時代嘅迷信。

正如 MIT 同 Harvard 嘅 Humanist Chaplain Greg Epstein 所講：

"Our computing culture has become so ubiquitous and insular, so devoted and devotional, that it repeatedly recycles the tropes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because these are the patterns human beings evolved to deal with our anxieties about life, death, and the future."

我哋對死亡嘅恐懼、對意義嘅追尋、對未知嘅焦慮——呢啲都係人性深處嘅需要。但將呢啲需要交畀一班想做上帝嘅科技億萬富翁去滿足，可能唔係最明智嘅選擇。

或者，我哋應該問返自己：

我哋係咪真係想要呢種「救贖」？

定係我哋應該專注返點樣用科技去改善當下人類嘅心靈同生活，而唔係發夢做上帝？

我覺得整個畫出來的風格很棒，不是很日本的。看一些訪問也說，日本的動畫大多數都是大眼睛畫，但這套其實沒有這樣做。還有，有一點點刻意不去講故事的時間、不鋪橋，但如果你入場看到尾，就明白故事的敘事方式、為何要這樣去做。我覺得那個最久開出來的所謂的大橋、那個結局開出來的時候其實都不是難理解、不是難去捉到的。但是開的時候都是有那個「原來是這樣」，亦呼應心結。整個故事貫穿仇恨、憤怒、佛家思想，即是執念也好，我覺得幾東方的思想來的。雖然他有些場景你都見到、由刻意拿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景象，我又不鋪橋，因為講到時就會鋪，那件事我覺得平衡得不錯。

配音，我覺得大家是否想像得這麼差？我覺得不是。當然是新手配音張繼聰不算，甚至K也不算，兩夫婦都為很多動畫電影配音，但剩下的鍾雪瑩、泰妹和彤彤，鍾雪瑩應該也不是第一次配音，中雪應該不是第一次陪伴的。但是，彤彤和泰妹是第一次陪伴的。所以這件事又是否很差呢？我覺得不是的。

配音，鍾雪其實之前都有配音，但這套很明顯聽到她不想用自己的原聲配音，有好處的，因為她的聲音太容易影響其他兩位。都是，泰妹比較好，泰妹做古蘭公主，我覺得都相似，她的聲音很適合做少女。我覺得很多人純粹是因為有些人覺得你搶了專業配音員的範圍。電影來說，都不能這樣說。外國的廣東話配音版其實都需要有名聲的。我覺得單憑你去抽清這個配音陣容其實又不是很合理的。

我覺得這套戲挺好看的。你要靠看的時候的細節去判斷你在看的是故事的哪一部分。設定和畫面畫得靚，我覺得畫出來的效果很好。整個畫面很吸引人去看，亦都不可以說太過沒有了香港自己畫出來的特色，因為我們對著日本或者對著其他地方的風格去畫，我覺得那個的平衡也很好。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值得稱讚的，即是那件事是怎樣去將整個故事的誘惑和世界背景的設計去畫出來。

我覺得這套值得一看，不要說因為聽到很多配音問題，我覺得不是很差，不是一個很大影響你觀賞的狀況。又不是叫你盲撐說產片、香港的動畫長片就入場支持一下。

當然這套動畫不是給小朋友看的，給小朋友就會嚇死他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故事轉接位是小朋友很難理解及接受的，所以都是留給大人看推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