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简要地分享信息技术所导致的社会再结构问题，“再结构”意味着工业时代产生的社会学与发展理论，甚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需要更新。我可以先说结论：按照社会学家Burawoy、Wright两位学者建立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提案：社会主义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社会权力，“社会”的动力，主要位于国家和市场之间，是先进资本主义之所以持久和具超越性的关键。吾人应当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Burawoy and Wright. 2002；Burawoy 2005:93).如此，社会主义与革命不是辉煌的过去，也不是当成我们终极的历史目标，思考并接受Stuart Hall说的一种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no guarantees Marxism），资本主义未必倒台，也不代表资本主义就不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形构，没有危机重重。要将探索社会主义的意义当成首要目标，随时进行不懈的斗争，探索真实现存的乌托邦方案。

这张图显示了中国三个重要的发展历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这是我们之前在“中国乡建思想展”中的一个集体研究成果。从政策发布的时间与密度来看，

1. 新中国建立后，农业支持工业完成了第一波原始积。

2. 八十年代开始，以租金、房产与建成环境进行David Harvey所说的资本的二次循环，这在西方，透过都市规划城镇建设、都市更新，是私有公司房地产开发或以公私合营制度（BOT）进行资本积累。在中国，地方政府与村集体、私有公司一起组织具有社会主义式的开发主体。既是政策执行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开发者，对推动资本的积累及其普惠性更有效果（德国柏林市许多计划也是如此），这既不是国家主义式的，也非资本主义式的。

3.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的数字信息技术的建设，与城镇化同时推进，2008年后中国成为全球荣景的救星，中国的GDP至少有1/4来自房地产建设，在2011-2013年的水泥用量超过了美国上一个世纪的总和，消费的铜是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同时还消耗了全球产量半数以上的铁矿石和水泥。信息技术的网络4G（2004年）以及5G（2019-2020）的拓展，使得流动空间替代了地方空间，消费性的信息技术（淘宝、微信、快手、抖音、小红书、直播平台、网红经济、外卖平台）与平台公司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这也使得农村与城镇的在地生产卷入全球信息万变（real-time exchange）的经济网络市场中而变得脆弱不堪。比如，农村的孩童由抖音“教育”长大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农业公司化后规模化与单一产品常遭遇市场需求不足而抛售的危险，导致土地贫瘠与丧失多样性等等；淘宝村形成集中与规模化，惠普性效应递减等等。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定义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之完成。

其结果耀眼也令人担忧，我们富裕了，但还没有共同富裕。公共（社会）财富慢慢地从社会中抽出，私人资本与顶层富有人越来越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也就是财富的收益比远大于工资，平均生产率与获利率脱钩，导致整体附加价值流向一般受薪阶层的比重也下降（也就形成了Piketty所说的，利润价值越大于生产价值，社会收入即会越不平均：R>G）（Thomas Piketty 2017）。如果我们将社会财富（全国资产）的享有比例当成社会主义的指标，那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Piketty 2019）:

1. 1978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4%，2015年占全球比例的15%。中国的人均购买力/国民平均所得，以欧元计，1978年为每月120欧元，2015年则是每月1000欧元，提高了八倍之多，大致是欧美平均所得的1/3-1/4，但中国前百分之十的富有人口（1.3亿人口）其平均所得与富裕国家的前百分之十所得相当。

2. 在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加速阶段，中国国民平均所得后50% 的人口享受的成长果实只有平均值的1/2，1978年他们还享有25% 的资产，到了2015年只剩下15%，而前10%的人口享受成长果实的比例则从26%上升到了41%，这超过欧洲，接近美国了。而私人资产占全国资产比例，前10% 的富有人口则从1995年占有41%上升到了2015年67%，稍低于瑞典，也上升到了美国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状，在财产分配上如此相似与美国。

3.  公有资本2006年时还占全国资产的70%，到了2018年，则下跌到了30%。即便如此，此种财富的共有（plouto communime），与其他国家的公共资产相比，如意大利、英美是负的，法德几乎等于零，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少数仅存的有着公共资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图二 1978-2015年中国在世界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图三 1978-2015年中国国民财富结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图四 1978-2015年中国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的比例（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图五 1978-2015年中国的企业股权份额

图六 1978-2015年中国私有财产的兴起（%）

图七 
1978-2015年中国收入不平等：修正后的估值（%）
中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修正后的估值与原始估值（%）

财富不平等问题有许多复杂的成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乃是对创新科技生产力与“生产价值”的高估，这导致了社会共同培育的财富由少部分人共享。（Castells, 2010, 121-123）在全球普遍的现象中，中国也有相同的危机：

1. 新经济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差距日益增大，在美国，根据《商业周刊》1999年9月的统计，在1994-1999年期间，“新经济”开始萌芽之时，在新经济产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11%，相对的，剩下的经济仅增长3%。新的信息经济中生产价值的能力集中在相对小的部分，不对称地占有了整个生产果实。引发不平等的是在这两个部门的初始阶段（initial stage），而且不平等的现象有再生产复制自身的趋势，也就是说，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在以知识作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发展机会少之又少。发展到最后，贫困将成为结构性区块，由那些不能满足信息劳工之要求的人所组成。

2. 根据2020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平均薪资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20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平均薪资为102,278元/年，较2019年增长了8.4%。此外，互联网行业共专精的高薪职位增长也较快，如互联网安全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人工智能研发等职位的薪资水平都比较高，2020年平均薪资均超过了15万元/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科技型企业发展状况统计公报》，科技型企业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8.2%，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增长更是高达12.5%。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20年）》也显示，服务外包行业的平均工资在过去几年中也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2020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71,755元，同比增长5.9%。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新经济行业的增加值在2013年到2020年间从9.7万亿元增加到了33.7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8%增加到了8.9%。

3. 中国新经济产业在占有生产价值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一方面，新经济产业涉及到的技术、知识和创新方面的投入和产出往往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例如，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只有少数公司或者平台掌握了关键技术和核心数据，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往往占据了整个行业的大部分比重，形成了行业的“头部效应”。另一方面，新经济产业中很多企业采用了平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更加注重规模效应，追求用户量、市场份额和用户活跃度等指标。因此，這些指标的优劣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利润和市场地位。这种平台效应也会导致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使得少数企业在整个行业中获得更高的生产价值占有率。

4. 教育（人际网络）成为新经济中劳动力附加值的重要资源，在美国，1979年拥有大专学历的人所拥有的平均工资比仅拥有高中学历的人高出38%。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数据，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为6,580元人民币/月，而高中毕业生平均工资为3,373元人民币/月。学历并非绝对衡量工资的标准，但对于能否进入特定的新知识经济网络中，成为关键，“后稀缺时代”的说法只有对信息技术相关（从信息到生物科技等）的劳动人口来说才是美丽新世界。其他劳动力就是Castells说的第四世界人口，被强迫关机（switch-off）的人类，这不是新国际分工或者全球化的区域性差异，而是同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两极化的共同存在。

5. 工作个体化以及伴随网络企业形成而产生的公司转化，是引发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没有公司，只有平台。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以及非典型劳动（precocious workers），他们没有工会，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网络，没有与资方的协商机制，致使一旦失足就陷入困境。他们是一个个的单一个体，通常必须接受市场提出的最低的标准和要求。这样的差距使得收入及资产分配倾斜日益加大。

6. 中国的外国移民工作者较少，但如果将跨省劳动，农民工进城算成“移民”工作者，那么情况类似美国，这导致了较低工资的产生，他们对整体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面助益，然而也助长了不平等的生产，因为大部分的城乡移民收入的工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的。

信息技术引发的创新经济风潮乃是集体创作。

值得反省的是，创新经济背后是高度的集体创作，成功是一个积累过程，忽略这一点会让分配出现问题，造成政策独厚了少数公司，这些公司得以从经济体中萃取价值。这会发生在三个过程中：

• 创投基金、股票市场与科技创造的互动过程
• 智慧财产权会形成非生产性创业
• 创新产品的价格无法正确反映各方对该产品得以问世的集体贡献，如公共教育、医疗保险、能源、宽频网络、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创新中的价值萃取会发生在现代科技的网络动能中，比如说先行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s）、经济规模与网友锁定效应聚集效应，形成垄断利益。

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形成了最现代的一种寻租方式，其方法是将风险社会化，把收获的利益私有化。实体经济金融化，只考虑股权持有者（shareholder）而不顾及关系者（stakeholder）。看似自行其事的企业家，都因集体性而获利，为创新打底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固有科技乃是社会全体的付出（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赞助研究的AI、个人电脑、互联网标准，甚至是Apple的Siri，这些是公共资金的投资而来的科研成果，却被企业当成自身的利润来源）。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意外的，是社会全体的“一般智力”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式的共同生产。于是创新企业的价值具有集体性，政策应该积极涉入市场的共同塑造与共同创造，真正的进步应该是对二十一世纪面对的问题进行积极分工，这便是国家—市场—社会最重要的分析性理论工作（Mariana Mazzucato, 2018）。Mazzucato在2014年的《创业型国家》一书中也表明了，新创（start-up）公司拿了创新（innovation）的专属，却忘了最重要的角色是国家。国家角色被低估，价值理论就会错乱，是导致财富分配出现大问题的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

没有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应该把它当成非此即彼的经济结构理念型而已型，而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变项。我们生活在现实的而非理念的世界，一如Erik Wright所说的：所有体制都是混生体（hybrids），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资本主义驱动的市场经济没有国家干预，税法、关税政策、补贴创新产业以及教育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同理，不能想象一个国家主义的市场不受到民间（社会）利益驱动而做出相对调整。

按照Erik Wright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结构，其中生产工具是社会所有的，根植于动员人们进行各种合作性、自愿性之集体行动的能力。国家社会主义是通过党与工人的有机连结，党对結社的人民负责，利用国家权力改变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生产与分配。如果国家能通过其征税与相关政策的能力，提供资金给由社会组织起来的非市场生产，那么社会经济的规模将更可观，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由于冷战结构的历史残留，“社会主义”一词是破产的，总是因其与压迫性的联系而深受其害。上个世纪，我们习惯将社会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地图上，只能观赏它的广阔、轮廓、深谷和山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态度）。然而，在探索当代社会的所有维度中，要发现“真正的乌托邦”，即使是胚胎状态，也能重新唤起社会主义的想象力。这便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也是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愿景。

列宁上个世纪的“怎么办”？可以有一个21世纪的诸众版本：让我们想象一个社会主义的罗盘应该有些什么可行的目标以及已经实现的成果：UBI（无条件基本收入/国民基础收入）；全球资本税；共同遗产税；合作市场经济；社会与团结经济；公司民主化；把银行转变为公用事业；非市场的经济组织；国家供应的集体消费物品与服务，如图书馆、社区中心、教育医疗等等；点对点信息技术生产分享认知盈余，如维基百科；知识共享，专利共享、生物科技的开源分享等。

图八 参与式社会主义

费孝通先生曾说知识分子应该“志在富民”。知识分子作为信息技术与新知识经济的享用者，切记，不能成为大都会新兴技术资产阶级的漫画和附属品，炫耀地消费电子产品的同时呼吁着爱地球，用洁净能源的道德口号来补偿自己的不安全感。如Burawoy在〈为了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所说的：“这场最新的全球社会主义斗争仍然尚未完成，可能不会比先前的斗争更成功。然而，它越清晰地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就越强烈，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愈加人道。”

参考书目：

Michael Burawoy and Erik Wright. 2002. “Sociological Marxism”. p.459-486 in Jonathan Turner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Plenum Books.

Michael Burawoy. 2005. 《製造甘願: 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林宗弘譯)

台北：群學 （“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 一句來自Burawoy為台灣翻譯版本所寫的序 p93）

Thomas Piketty, 2017.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Manuel Castells.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with a new pref). Wiley-Blackwell.

Mariana Mazzucato. 2014.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Revised edition). Anthem Press.

Mariana Mazzucato. 2018.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Allen Lane,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Michael Burawoy.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31(2), 193–261.（中文翻译可见INS出版的期刊 ACID 第一期《反⽂化！重置技术的一切（ 不 ）可能性》）

编辑｜李梦书

2023年夏末，我们拜访了斯坦福大学与伯克利的校园，在互联网档案馆的大教堂内见到了Fred Turner教授。他高个热情，非常习惯于这样的学术对话，并带了最后一期《全球概览》以及他自己的新作《看见硅谷》来到访问现场。他的著作多半与技术与文化有关，特别是《从反文化到赛伯文化》一书，为我们勾勒了一条反文化与军工复合体、乌托邦理想共构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发展路径，此书简繁体中文版都早有，影响甚巨。

随后，我们本来约在斯坦福大学里的咖啡店，后来转至Palo Alto的酒吧，也就是他文中提及的一间酒吧，与Lee Felsenstein一起，又聊了几个小时。他的善谈开启了愉快的探访，使得历史与现在无比亲密。于是我们可以稍稍理解坐在酒吧坐在我们身旁人群，老嬉皮、科技新贵、金融黑帮的人们，如何在一个七万人的小镇上，成为今天控制世界最重要力量的一群人。

文化與技術三部曲｜個人計算機與反文化篇（二）：Fred T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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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影片（摄影 / 黄孙权 陈懋璋 剪辑 / 姜奕竹 王婧洁 任柄霖 邵乐天 特效 / 严正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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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全文：

采访 / 黄孙权 崔雨 蔡泽锐
翻译编辑 / 黄孙权 刘怿斯

INS：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书中的文化框架。就像你书里写的《民主的环境》以及《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你阐述了科技作为一种媒体形式的概念。我们喜欢文化如何重塑媒体的想法，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情景。你能更多地谈谈你研究中文化框架的根源吗？为什么它们变得如此重要？

Fred Turner：让我稍微谈谈，关于两本书中《民主的环境》和《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中的文化框架。我们常常对自己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媒体技术的出现就会改变一切。特别是在硅谷，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故事。但是当你真正接触并观察这些技术时，你会发现不同的社区——艺术家、思想家、政治人物、活动家——他们发现这些新技术，开始与之互动，然后开始用新技术重新想象自己现有的计划。你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在反文化方面最为明显。

你知道，当反文化在60年代出现时，他们延续了40年代军事研究圈学到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组织方式的想法。在这些观点中，控制论和计算机描绘了一个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政治的世界。一个我们只需要互相发出信号，机器就能相互通信的世界。如果我们也是机器，那么我们也能相互通信。所以，1960年代有一种源自科技界的社会愿景流行起来，但这是一种不再需要政治的社会愿景，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共享我们的思想，只要通信即可。

在我使用的框架里，技术并不是真的被用作其原本的用途——即通信工具，而是成为了一个我称之为“社会原型”的模型。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组织社会的原型。而像反主流文化这样的社群会采用它，并用它来推广他们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生活方式。

INS：在这个框架内，文化和技术似乎是相互交织的。你如何看待更广泛的国际文化影响？

Fred Turner：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二战后，认为技术是一种独特的美国产品。我们会将技术和消费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世界将吸收它，并改变他们的政治体制。这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如你们所知，尼克松在此后去了中国。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帮助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民主国家吗？这是一种深深的民族主义幻想。我认为它仍然与技术紧密相连，但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实际情况更加国际化。

目前，硅谷超过50%的居民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硅谷一半的居民今天在家里所说的语言不是英语。硅谷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地方。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航空旅行的兴起和新媒体技术的兴起，首先是电视和有线电视，现在是互联网，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人接触国际思想大为增加的世界中。

在1970年代，我的家庭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中国研究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是在1970年代，那时我想，哦，天哪！我和我的姐妹们整天都在问她问题，这让她很疲惫。她人很好。今天甚至不需要问问题，社交世界的融合要深远得多，而且更加多样化。这创造了各种新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和借鉴其他地方的文化设计。当然，我们也可以向其他地方输出美国的文化设计。

你知道，我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情之一，我也认为这也是让人们紧张的事情。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时代时，他们对我非常生气。嗯，弗雷德，文化挪用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让每个群体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但我要说的是，生活不是那样运作的。印度音乐可以传到美国，深圳制造也可以传到美国。同样地，硅谷高度个体化、非常个体化的制造风格也可以传到其他国家。

说了这么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总是说有一个基础和一个上层建筑，而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和文化上层建筑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基础。

也就是说，技术确实有影响力。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一个我们称之为“大规模个体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过程。在1940和1950年代，人们担心电影院会让所有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产生同样的想法，我们非常担心大众社会的趋同性。然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情况：全球正在推动个体化的进程。我们口袋里都有手机，可以随时连接到互联网。我在网上说一句话，30秒后就可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过去，拥有广播的能力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电视台，而如今，只需要一部iPhone。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差异令人惊叹。同时，我们的媒体信息也变得截然不同。我敢打赌我们都有TikTok，或者类似的应用。我打赌你的TikTok和我的TikTok内容完全不同，这很有趣，对吧？所以，我们拥有这些高度个体化的媒体系统。

这种个体化又与其他两个现象紧密相连：消费品和交通运输。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品日益多样化、全球制造和流通更加广泛的世界中。现在很难判断某一件商品到底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孟加拉国制造的。在时尚界，这一点尤为显著，因为人们不断追求新的分类和设计，这也加强了个体化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日益便捷的交通工具，比如飞机。我无法向你描述如今的旅行世界与我成长时有多大的不同。当我小时候，坐飞机是一件非常正式和罕见的事情，我大约十岁时全家坐了一次飞机。我们都穿着西装和裙装，我的父母穿着礼服，在机场下车时，妈妈还会帮我整理头发，因为那时旅行是一种极其奢华、非常特别的体验。现在，搭飞机就像是从一个大陆乘坐公共汽车到另一个大陆，极大地增加了文化交流的频率和文化差异的价值。

所以，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差异、大规模个体化、以及支持这一切的技术正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时代。同时，每个社会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一变革，但我认为这些力量在各个社会中是相当相似的。

INS：你觉得现在的文化越来越趋同了？

Fred Turner：是的，也不是。我并不是说社会越来越相似，不，压力或许非常相似，但不同的社会对它们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我认为，你可以反驳说，消费文化正在全球化且变得相当相似。我去过上海，即使是20年前的上海，人们的穿衣风格也部分源于欧洲的影响。

你知道，我确信你也知道，我们正在关注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很快我很可能会开一辆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这真是太棒了！所以，在消费文化的某些方面，确实有趋同的趋势。然而，仅仅因为你穿了一件法国衬衫，或者在美国听非洲音乐，并不意味着你改变了你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努力保护其传统文化，并试图通过使文化保持相对稳定的方式来应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我总是感到惊讶，尤其是在欧洲工作时，彼此相邻两千年的国家之间，文化竟然仍然如此不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即使在中国，我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也知道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极大。

INS：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斯图尔特·布兰德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预见未来的先知，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象征。那么，你对布兰德的传奇怎么看？

Fred Turner：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斯图尔特·布兰德是谁。斯图尔特·布兰德出生于二战后不久，在1960年代初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那时他认为冷战和核毁灭随时可能发生。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渴望长大后不再以等级制、工业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似乎正是导致核毁灭的元凶。

然而，在成长过程中，他并不想放弃那些带给他快乐的技术，比如电视、收音机、音响，甚至后来的LSD。他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核心成员，加入了肯·基西的“欢乐捣蛋”团队。但是他最为人知的是创办了《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现在可能看起来有些古怪，我很乐意随时给你一个近距离的观看。

这本《全球概览》首次出版于1968年，当时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的妻子洛伊斯拜访了一系列的公社，去看看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这是布兰德当时一个重要的举动。他还是一个社会学者称为“网络企业家”的人，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之间创造了交汇点，通过一个事件或出版物将这些网络联系在一起。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开始使用相同的语言，布兰德也能用这种语言去描绘愿景，于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远见的人。

我认为他有些像P.T.巴纳姆（ P.T. Barnum）之于马戏团的角色。他不是马戏团演员，但没有他，马戏团就不成其为马戏团。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全球概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大约在1966至1973年期间，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社建设浪潮，几乎有一百万的美国人离开家园，搬到公社生活，他们开始与非亲属的人共同生活，搬到乡村。

布兰德看到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发生，他说，我要为这些人提供工具。然而，他并没有直接销售任何东西，而是列出一系列可能需要的工具，并告诉你如何找到这些工具。你无法通过这本目录买到任何东西，而是能够看到你可能需要的物品，找到获取它们的方式。史蒂夫·乔布斯后来认为，《全球概览》是谷歌的先驱，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对吧？ 事实上，亚马逊的第一个程序员也是《全球概览》的成员，所以这本书对科技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感兴趣的是他对“工具”的理解。如果你要回到农田，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比如拖拉机、吉普车、锄头、铲子等。然而，《全球概览》里80%的内容其实是书籍。这是最后一期全球概览的第322页，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计算器——为什么要用巨大的计算器呢？你还会看到一本书，比如《控制论的意外发现》或《数据研究》。为什么公社农场需要进行数据研究？这很不可思议吧？我的意思是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派人去农场，他们不会这样使用电脑，对吧？

答案是，对布兰德和他的社区而言，他们试图实现一种来自军事工业世界的梦想——这个梦想是消除政治，消除等级制度，成为如计算机的存在。我们可以分享信息、分享数据，看到一个通过看不见的系统相互连接的世界，他们称其为“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我们可以在我们专属场所建立一种新型社会。那个想法是科技世界和和反文化事物的融合，而布兰德的角色在于，他主持了这场对话。

你知道的，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们把美国革命的英雄搞错了。我们常谈论乔治·华盛顿，但其实我们应该谈论的是他的妻子玛莎·华盛顿，因为她在家中举办晚宴，把革命者们聚集在一起商讨大计。斯图尔特·布兰德就是科技界和反主流文化界的“玛莎·华盛顿”——他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提供了讨论的平台。

因此，我认为追问布兰德到底是“远见”还是“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最合适的。他是一个聚集者，一个如巴纳姆般的角色，一个为他周围正在发生的马戏团发声的人，他擅长找到适合马戏团的演出，重要的演出，他擅长发现辩论的前沿。

而且他也是一个迷人的家伙 你知道我遇见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遇见他时，他对我非常开放。他让我读他的日记，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那些日记非常的私密。他让我接触到一切，他是一个我认为，深信于开放性的人。这种开放性既是反反主流文化的 也是控制论的，你可以在如今的硅谷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中，听到那种开放的回声。我非常钦佩这一点。我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与斯图尔特·布兰德持不同意见，但撇开这些不谈，我非常钦佩他开放的心态，和能够团结不同社群，推动事物发展的能力。

INS：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性别批评和科技批评。从性别角度出发的批评指出《全球概览》这样的平台被白人男性主导强化了保守的文化规范和阶级权利动态，您如何看待科技在延续或挑战这些这些文化和权力动态方面的角色？

Fred Turner：太好了。我非常同意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她们认为科技世界在起源时是一个男性主义的地方，并且男性主义的互动模式被融入到了系统中。仇视女性主义在当今互联网社区中是一种组织力量。但我想要做的是区分"社区"和"机器"。如果回顾反文化，特别是斯图尔特·布兰德所参与的部分，那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世界。一个非常男性化，非常顺性别的世界。我研究反文化的一个原因是，我刚完成了一本关于越南战争的书，那个故事是如此悲伤和令人心碎，我必须得找点开心的事来做。我知道了，我来研究嬉皮士和公社，他们应该是快乐的。于是我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开始和那些住在公社里的人交谈。他们却非常不开心。事实证明，公社是规则被抛到一边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我称为“酷炫统治”。你会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有魅力的男性运作一切，而女性则被压制。当我们去斯图尔特公社的时候，你知道嗎？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妻子洛伊斯对我说，她说：「看，弗德，斯图尔特会去大房间，他们会和男人们一起做重要的决定，我和其他女人，我们去后面的房屋里，往水里加漂白剂，这样人们就不会生病。」

这是一个非常分隔的世界。公社的另一件事是，它们非常的白人化。虽然没有正式的种族歧视，但有很多非正式的排斥。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人们只想和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这通常意味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或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我看过的大多数公社都没有有色人种，所以考虑到这种共同的起源，也许不足为奇的是随着这一代人进入加利福尼亚的科技世界，他们带着一些这个世界的无声假设。在科技界，我经常看到一些在公社中也曾见过的东西。在公社里，当你取消规章制度，当你去除官僚主义，消除了机构，然后你就说，啊 ！这里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你会看到美国文化中最糟糕的规范，你得到了被放大（强化）的郊区，你让男人支配女人，这是非常传统，非常白人至上的，非常男性主义的。在科技界，當人们呼唤像Facebook或Instagram这样的与朋友分享的系统时，他们也在呼吁建立这种反制度，反官僚主义，我甚至认为是反民主的逻辑。他们呼唤一个魅力的世界，一个与属于和他们自己相似的人的世界，一个甚至歧视也不需要正式地发生的世界，因为它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一直存在。我认为这种驱动力有助于新右派在美国的崛起，并且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科技界仍然存在高度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现状，取决于你所处的科技领域。我的意思是，情况非常复杂。

我曾经在Facebook待了很长时间，当它还叫Facebook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看着所有的工人走进总部，我就坐在门口观察着，许多不同的族裔，非常的多元，绝非大多数都是白人，而且也非常国际化，但在职业上并不一定非常多元化，所以事情变得复杂了。

我和摄影师Mary Beth Meehan合作了一本名为《看见硅谷》的书。我们试图展示硅谷的工人阶级长什么样子。这是一位在那里经营塔可莉亚店的女性，我对这本书感到非常自豪。有趣的是，当我们试图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时，没有一个美国出版商愿意碰它他们说，这不是硅谷，理工男在哪里？马克·扎克伯格在哪里？埃隆·马斯克在哪里？

这正是我们要表达的，作为美国人，我们学会了看那些推动这个行业的精英白人男性。我们已经忘记了所有在这里工作且生活截然不同的有色人种。这是一位美洲原住民女性，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程序设计师，但鲜有人认识她。你可能知道，在硅谷我们有一个严重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我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周围都是拖车，人们就像这样住在拖车里，因为住房太贵了。所以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反主流文化的动态是否已经成为硅谷精英企业家的动态？如果是的话它们又让我们看不到什么？我认为他们不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是如何制造不平等的。

就像在1960年代，公社创造了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由顺性别，白人男性主导的世界。硅谷正在创造一个比其领导人声称的更加不平等的世界。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INS：与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艺术形式的反抗运动相类比，尽管两者都以共享技术乐观主义为特征。你如何看待现在的硅谷文化？

Fred Turner：要回答你有关今天硅谷抵抗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顾一下1960年代。我一直以为在1960年代只有一个反主流文化，我以为白天是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晚上则是服用LSD。然后起床重复这个过程。所以我认为文化和政治的抗议是一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抗议方式。其中一种是伯克利的新左派在真正寻求参政组织政党来改变政治制度，另一种是旧金山的新公社主义者，他们不想从事政治，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只是获得技术、LSD、音乐，并且思想交流，拥有新的意识，这就是未来。

硅谷的幻想是，我们将通过不断改进的通信技术来实现变革。这是一种对科技公司经营者非常有利的幻想。如果你想在硅谷抵抗科技，你不能只作为一个使用者抵抗科技，你必须在工会中抵抗科技，你必须抵制机构中的技术，你必须走新左派的道路，而新左派的路线很像伯克利的路线。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科技工作者现在组成工会，甚至高管们现在也在组成工会，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新的。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科技行业的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是产业工人，而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惊奇的设备和驱动它的反文化的神奇继承者。

INS：如果你能给今天的硅谷取一个新的名字，你会怎么称呼它？

Fred Turner：哦，天哪！这真的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难题。让我们想一想可能的答案，我们称这里为硅谷，是因为这里生产芯片，我们往往忘记，这个地区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地理区域之一。整个谷地都有超级基金污染地点，超级基金污染地点是美国最严重的污染地，被公司遗弃，现在由州政府支付清理费用。我们這個县（郡）是美国所有县里超级基金污染地点最集中的地方。我想上次查的时候，我们有17位亿万富翁，所以我们可以称之其为"极端不平等和普遍污染的美丽山谷"。这有很多的词语，在称为硅谷前它被称为"心之乐谷"，就是这样被称呼的，它被称为心之乐谷，它是一个农业区域。我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在1954年之前都是农田，而心之乐谷现在，我不知道，也许制造不平等之谷？我不确定。

INS：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硅谷的文化和技术。回顾一下硅谷的现代文化，你会如何描述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文化和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产生共鸣？

Fred Turner：硅谷的一个错觉是，你只需要考虑到硅谷的技术和文化，但是有一个第三要素，我们必须要整合进来，这对今天的硅谷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商业。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盈利地区，它有意识地和明确地，采用自己的神话和历史来掩盖巨大的财富累积。所以，一方面在硅谷本地，我们有一种互相交流的文化，公司之间的界限非常开放，你可以和任何地方工作的人交谈。我会出去喝啤酒，坐在酒吧里，听到一些来自谷歌的惊人对话。我会想，你不应该在这里谈论这个，所以非常开放。但同时，也非常以利润为导向，而以利润为导向的部分体现在公司面向外部时。你会想到Facebook或者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它们本质上是采矿企业，就像我们过去开采煤矿，过去开采化石燃料一样，现在我们进入社交世界，开采我们的互动并将其作为在线产品转售，并附加广告。我们在硅谷告诉自己，我们正在通过让人们互相沟通，成为可能的方式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对没有政治只有共享思想的旧反文化梦想的复活，一个分享思想的世界，但这都是胡扯。这只是宣传，这是一种销售新的营销策略的方式被著名学者Shashana Zuboff 称为《监视资本主义》那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至少在硅谷，这是我们正在输出的文化。

最后要说的是，在关于Facebook或Google等地方的报道中，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用户都是平等的。看吧！我们为所有人开发了一项新技术，也许他们是这样做的，但他们开发的是使多数人失去财富的技术。大多数人成为了数据开采的来源，只有少部分人从中获利。这很像20世纪初煤矿工人砍伐山脉的情况。人们在矿井里工作，承受伤病，而矿主则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两面的情况。因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我认为我们真的是处于另一个掠夺性的工业时期，但我确实认为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同时记住这些变化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我们之前谈到的大规模个体化，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我认为媒体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一个非常小的乡村长大，在那里，那些个性阴柔的男性在他们小时候会被打。我看着我的女儿从八年级毕业，她当时13岁，她的一个朋友站在舞台上谈论，自己作为一个13岁的同性恋女性的经历。这在一代人之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这是因为媒体，因为互联网，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方式，所以一方面，是的，影响通常是相当负面，但并非完全负面。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

INS: 你对人们谈论历史和艺术感到非常有趣，你如何看待1960和70年代的硅谷？你如何看待那个时期的视觉文化或形象变化？

Fred Turner：硅谷的视觉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年代 机器和文化都是不同的。那时的机器往往非常大，占据整个房间，有些笨重。人们才刚刚开始能够进行可视化绘图之类的事情，那时仍然非常集中于数字和单点应用。相比之下，这里的艺术场景，虽然很小，但却充满了手绘和嬉皮风。所以早期的苹果宣传材料，如果你能回头看看苹果最早的小册子都是手绘的，感觉就像是你的朋友给你的一幅图画。因此美学上的理念是：看呀！这些超级高性能的机器真的属于我们这个低调，回归自然，手写的世界。

这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0年代开始，火人节便出现了。但我认为火人节是新美学的一个很好的代表。火人节是一个有7万人参加的节日，他们在沙漠中建造了一座城市，你住在不同的营地，不同的社区。你创作艺术，你创作了这些大型的以技术为中心的艺术形式。在硅谷艺术是相当高科技的和难以实现的，在那个沙漠中工作非常困难，非常的炎热，沙漠的沙子本身有点有毒，非常的痛苦，但人们还是做到了。我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 好吧，你知道，在这里，我基本上可以实现硅谷的价值观。他们告诉我这是在工作中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做，这是我的，我拥有它。所以你在硅谷有些项目团队正在制作高科技艺术，然后这些艺术有时会被送回旧金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手工制作真的改变了。

INS：你是否将Web3和区块链视为技术乌托邦传统的延续，还是它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Fred Turner：不，它们是技术乌托邦的一部分，尤其是区块链。它是一种幻想，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这个幻想是 ，再次强调，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的幻想，一个在这个世界中，技术和与技术合作的善良人们，可以取代不言而喻的权力至上的政治世界。我不认为这是有效的。区块链还没有显现出取代其他机构的能力，恰恰相反，你会看到区块链中出现了各种滥用行为，因为它是非机构化的，因为它没有受到监管，就像你曾经在股市中看到的那样。

所以，记住，我在斯坦福大学教书，这所大学培养出了山姆·班克曼-费里德。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山姆，山姆在比特币中进行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骗局。他之所以在比特币中进行这个骗局，部分原因是这个行业基本是不受管制的。所以，不是，也许比特币真的是一种新的货币，很棒，但比特币会为大众创造出更幸福的社会吗？我非常怀疑。

INS：我们都知道当今科技界有很多问题。你认为，是否存在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方式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呢？

Fred Turner：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能给出的答案范围要大得多，但我会试试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呢？

近几年，几十年来，在硅谷，我们一直有一个幻想，即如果我们搭建某种技术，我们曾经称之为“意识技术”和“通信技术”，然后将它们建造得足够大，并将它们传播到全世界，一个新的、更民主的世界将会出现。我们看到这并不是真的。埃隆·马斯克目前控制着几乎所有“星链”所需的卫星，这是美国政府为乌克兰提供帮助的技术。我们依赖于单一的私营企业去运作，基本上是国家运作的项目。你可以看到这种私有化的趋势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在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方法来建立能够利用科技、限制科技，并改善我们生活的机构。我不认为技术增强的通信一定能使我们自由。它使我们个体化，但这于自由不同。

自由取决于拥有确保资源更平等分配的机构，确保在集体需求时，能以某种方式代表这种需求，而不仅仅掌握在一个领导者手中。你可以在科技领域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看到这种私有化的冲动。在美国，私营公司正试图接管学校系统，他们试图接管医疗保健，他们已经接管了医疗保健。

我们如何拥有代表集体利益的机构？我们如何公正而有效地实现这一点？这是我认为的问题。我认为，你现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是，不同的政治体系竞相提供这种机制。我认为每个系统都有一些优势，其中许多，包括我们自己的体系，倾向于独裁寡头统治，这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走向何方，但我认为答案在于政治，而不是技术，尤其是不要将技术用作政治的替代品。

附英文原问答稿

I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al frameworks in your book. Like in your book, The Democratic Surround and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you articulated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as a form of media. I like how culture reshapes media. It's specific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roots of the cultural frameworks in your research? Why are they so vital?

Fred Turner: So, let me say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ultural frameworks in both books, The Democratic Surround and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We often tell ourselves a story that media technologies arrive and change things just by arriving. Especially in Silicon Valley, that's a very common story, but when you actually get up close and look at the technologies, what you find are different communities of artists, thinkers, political people, activists who discover these new technologies, start interacting with them, and then begin to reimagine their own existing projects in terms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you can see this most clearly, I think, with, oh, let's see, I suppose with counterculture.

You know, when the counterculture comes along in the 1960s, they're carrying forward a series of ideas about the way the world is organized t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 military research world of the 1940s.And in these ideas, cybernetics computing depicts a world without hierarchy, without politics, a world in which all we need to do is signal one another, and the machines will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s if we, too, were machines.

There's a kind of social vision that comes to the 1960s from the tech world, but it's a social vision in which we no longer need politics. All we need to do is share our minds.All we need to do is communicate. In the framework that I'm using there, the technology isn't really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yet; it will be. Rather, it's a model, something I actually call a social prototype. It's a prototype of a way we can organize society, and communities like the counterculture take that up and use it to promote a way of living that they otherwise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INS: Within this framework,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ppear to be intertwined. How do you view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mpacts?

Fred Turner: This is a really challenging question. So, I think a lot of Americans, especially right after World War II, thought that technology was kind ofa uniquely American product, and that we would export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culture to the world. The world would absorb it, and would change their political systems.Certainly, that was true in America's view of China in the 1960s and 1970s. You know, finally, when Nixon went to China, after that we thought, "Well, if we just help China open up markets, China will become a democracy, because doesn't everyone want to be a democracy?" And this is a kind of deeply nationalistic fantasy. That still clings, I think, to technologies. Bu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r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Silicon Valley, more than 50%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were born in a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at home. Silicon Valley is a fully international place. And since the 1970s, with the rise of air travel, the rise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first television and cable, and now the internet,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our access, Americans'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ideas, is greatly enhanced.

So in my family in the 1970s, we had a visiting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and I had never met a Chinese person, like a real Chinese person. It was in the 1970s. It was like, "Oh my gosh!" My sisters and I just asked her questions all day long. She was so tired of it. She was very nice. Today, it's not even a question.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world is much more serious and much more diverse. That creates all kinds of new opportunities. We can see and borrow cultural designs from other places, and of course, we can offer cultural designs from the States to other places too. You know, I think, that's that's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gs about this time. I think i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kes people very nervous. When I say to my students, that we live in an age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ey get really angry with it. They say, "Well, Fre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is bad. We need to allow each group to have their own authentic culture." And I say, "Life doesn't work like that, you know.Indian music can come to the States, you know, Shenzhen manufacturing can come to the States." And by the same token, the highly personalized, highly individualized style of manufacturing, that we have in Silicon Valley, can and does travel to other countries.

Having said that, that was all about the power of culture.In that sense, I'm an anti-Marxist. I think thatMarx always said that there was a base in the superstructure. I think today in the Internet era, culture and cultural superstructure is a new kind of base. That said, technologies do have impact,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can see, I think,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is a process that we can call mass individualization. And it's a really powerful process. In the 1940s and 50s, we were worried that cinema would make all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just think the same thing. We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mass society. Today we have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going on. We have a kind of global push toward individuation. We have cell phones in our pockets. We have instant internet contact. I can say something online and it can be in China in 30 seconds. That's incredible. It used to be to have broadcasting power, you had to have a television station.

Today, all you have to have is an iPhone. That's an amazing difference.Likewise, of course, our media feeds are very different. I bet we both have TikTo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bet your TikTok and my TikTok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at's fascinating, right? So we have these highly individualized media systems. That in turn couples up with two other phenomena. I think one is consumer goods and the other is transportation.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consumer goods are becoming ever more differentiated and ever more globally manufactured and circulated. It's very hard now to tell whether something was made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angladesh, and you can see it in fashion. The kind of constant seeking for new, new, new divisions that enhances this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Along with that, we have transportation. We have airplanes. I cannot tell you how different the travel world is now than when I grew up. When I grew up, to go on an airplane, it was like, my family went on an airplane when I was about 10. We were dressed in suits. My sisters wore beautiful dresses. My mother and father dressed in a suit and a dress. We were very formal. We were very careful in how we presented ourselves. My mother combed my hair when we got out of the car at the airport. Because travel was so rare, so luxurious, so special. Now it's like we all ride buses from continent to continent. That in turn increases both the frequency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So I think we live in a time when cultural difference, mass individuation, and technologies that support that are driv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many societies. And each society is dealing with i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ir history, but the forces, I think, are quite similar across societies.

INS: Do you think that today'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come more and more the same?

Fred Turner: No, I don't. I don't mean that societies are ever more the same. No, I think the pressures are very similar, but societies react to them in very different ways.I think that, you know, you could argue that consumer culture is becoming globalized and quite similar. You know, I've been to Shanghai, and even Shanghai 20 years ago, people were dressing with styles borrowed from Europe. And you know, I'm sure that, you know, I know that we're looking at Chinese auto manufacturers, and sometimes quite soon, I'm quite likely to be driving an electric Chinese car. Okay, great. So consumer culture might be leveling in that way, but just because you are wearing a French shirt, or here in the States, maybe listening to African music, does not mean that you've changed your culture. I think we can see strenuous efforts in different nations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to try to manage the changes that are underway in ways that keep the culture somewhat similar. I'm always amazed.

I work in Europe a lot, and I'm always amazed when I'm there how different the cultures are in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next to each other for 2000 years. How do they do that, right? And, or even with what littleI know about China, within China,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re very different.

INS: So, the third question is actually about Stewart Brand.Stewart Brand is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world.And people actually have very different opinions. Some people view him as a visionary who anticipates trends, while other people recognize him as an icon presenting extreme individu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hat's your perspective on the legacy of Brand's creations?

Fred Turner: So let's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who Stewart Brand has been. Stewart Brand was born not long after World War II, went to college at Stanford in the early 1960s, at a time when he thought the Cold War nuclear holocaust was about to happen at any moment. And like other members of his generation, he wanted to grow up to become an adult who did not have a kind of hierarchical, industrial, military way of living, of the kind that seemed to have produced the nuclear holocaust.  But he also wanted to grow up in a way where he didn't have to get rid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had given him so much pleasure: television, radios, stereos, and very soon after that, LSD. And, you know, he became a central member of the counterculture. He joined Ken Kesey's Merry Pranksters, most famously. But what he was best known for was creating this: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This might look a little bit funky now, and I'm happy to give you a close-up view at any point.

But so this was published first in 1968, and it came about when Stewart Brand and his wife Lois went to a series of communes to see what kinds of tools people needed. And this is the quintessential Stewart Brand move. Stewart Brand is, what a sociologist would call, a network entrepreneur. He finds the place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s, creates an event or a publication that brings the networks together. And then once they come together, the network starts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And once they do that, he can speak it too, and so suddenly he hears the visions around him and can be credited as a visionary.

I would argue that he's a little bit like P.T. Barnum was to the circus. He's not a circus performer, but without him, there's no circus. That would be my take. So,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is interesting. From 1966 to 1973, more or less, was the largest wave of commune building in American history. Almost a million Americans leave their homes and move to communes. They start living with other people to whom they weren't related; they move out to the countryside. Brand sees this moment going on, and says "I'm gonna give them tools." But what he does is he creates a list of tools, and then shows you how to get them. You can't actually buy anything through this catalog, All you can do is see things that you might need and figure out how to get them for yourself. Steve Jobs would later argue that this was a forerunner of Google, right? And it makes a certain amount of sense. Amazon's first programmer was part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team. So it feeds directly into the tech world. But what's interesting to me is what he thought a tool was. If you were going back to the land and working on a farm, what kind of tools would you want? Yeah, like a tractor, a jeep, a hoe, a backhoe, something to dig with, a shovel. Me too. That's not what's in here. What's in here—there's some of that—but 80% of what's in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is actually books. So here's page 322 from 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look what they've got for tools: this is a giant calculator. Why do you need a giant calculator? Right?  Why do you need that? Or why do you need a book?I think, where is it? It's called Cybernetic Serendipity. Here it is: Data Study. Why do you need to do data study on a commune farm? I mean, this is the same time when Mao is sending people to the farms. They're not using computers like this.  Why?

And the answer turns out to be that for Stewart Brand and his community, they were trying to live out a dream that actually cam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world. And the dream was one where we could do away with politics, do away with hierarchy, and instead become literally like computers: we could share information, we could share data, we could see that the world was interconnected through invisible systems, and we could call that whole business "consciousness." And from that consciousness, we could build a new kind of society in our set-aside places. All right. That idea is a fusion of tech world thingsand countercultural things, and Brand is important because he hosts that conversation.

You know, I like to say a lot, like, you know, that I like to say that we got the hero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rong. We always talk about George Washington, but the person we should be talking about is Martha Washington, his wife, because she has the dinners at the house where all the revolutionaries come together and make their plans. Stewart Brand is the Martha the tech world and the counterculture.He brings these folks together and has the dinners, and this is one of them.  So, I don't think it's quite the right question to ask whether Brand is a visionary or a problem. Brand is a gatherer, a Barnum, a spokesman for a circus that is happening all around him. He is a genius at finding the right acts for the circus, the important acts for the circus. He is a genius at spotting the leading edge of debates, and he is also a fascinating guy. You know, when I met him, he was very, very open with me. He let me read his diaries, which is an incredible thing - very intimate diaries. He gave me access to everything. And he's somebody who, I think, deeply believes in openness in a way that is both countercultural and cybernetic, and you can hear echoes of that openness in the way that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I very much admire that. Now, I disagree with Stewart Brand on many political issues, but setting that aside, I very much admire his openness and his ability to gather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gether to move something forward.

INS: So this question is about gender critics in the technological movement. The question is critiques have emerged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sserting that platforms like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ere dominated by white males, reinforcing conservative cultural norms and hierarchical power dynamics. How do you perceive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ither perpetuating or challenging these aspects of culture and power dynamics?

Fred Turner: Great. So, I very much agree with feminist critics who argue that in its origins, the tech worldw as a masculinist place, a nd masculinist modes of interaction were built into the system. It's also very clear that misogyny is an organizing force among different internet communities today. But what I want to do is distinguish the communities from the machines. If you go back to the counterculture, especially to the part of it that Stewart Brand is a part of, it is a deeply masculine world, a very male world, a very straight world. One reason I studie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that I had just finished a book about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story about the Vietnam War was so sad and heartbreaking.I'm like, "I have to work on something happy. I know, I'll work on hippies and communes, and they'll be happy! And so then I go and I do that work, and I start talking to people who lived on communes, and they're very unhappy. It turns out that communes are places where rules get pushed aside, and instead of rules, what you get is what I call "rule by cool." You get dominant charismatic men running the place, women being pushed down.And you know, Stewart Brand's wife, Lois, said to me," Look, Fred, when we would go to communes, Stewart would go to the big room, and they would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with the men. Me and the other women, we'd go to the back room and put bleach in the water so people didn't get sick."

It is a very segregated sort of world. The other thing about the communes was that they were very white, and it wasn't that there was official racism, but there was a lot of that kind of unofficial exclusion. Like, I mean, you know, people just wanted to be with people like themselves, and that meant generally white folks with college educations or the ability to get them. And most of the communes I looked at had no people of color at all. So, given that kind of communal origin, it maybe isn't so surprising that, as that generation moves into the tech world in California, it carries with it some of the sort of unspoken presumptions of that world. Something I see a lot in the tech world is something I saw in the communes. In the communes, when you take away regulation, when you take away bureaucracy, when you take away institutions, and you just say, "Ah, it's me and my friends," what you get are the worst norms of American culture. You get the suburbs on steroids. You get men dominating women. It's very straight. It's very white. It's very macho. In the tech world, when  people call for systems, like Facebook or Instagram, that are about sharing with my friends, They're also calling for this kind of anti institutional, anti bureaucratic, and I would argue anti democratic logic. They're calling for a world of charisma, a world of people like themselves, a world where discrimination doesn't even have to be done officially, because it's so present constantly unofficially. I think that drive has has helped give rise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 and it's a real problem.

I think it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tech world is still highly misogynistic and racist. Depends on what part of the tech world you're in.I mean, and it gets very complicated.I spent a lot of time at Facebook when it was still Facebook, and I was there one morning when I watched all the workers come into the headquarters building. I just sat by the door and watched them. Very diverse ethnically, very diverse. Not at all mostly white folks, but also very international, and not necessarily very diverse professionally. So it gets complicated. I did a book with a photographer named Mary Beth Meehan called Seeing Silicon Valley, where we tried to surface what the working class in Silicon Valley looked like, and, you know, here's a woman who runs a taqueria there. I'm very proud of the book. It was interesting to me that when we tried to publish the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American publisher would touch it.They said, "That's not Silicon Valley. Where are the tech bros? Where's Mark Zuckerberg? Where's Elon Musk?" And that's our point exactly. As Americans, we've learned only to look at the elite white menwho drive this part of this industry.We've learned to forget all of the people of color who just work here and whose lives are very different.This is a Native American woman. She's a really important coder, not widely recognized. You may know that we have a huge homeless problem here in Silicon Valley. Stanford University, where I work, is surrounded by trailers, and people living inside their trailers like this because the housing is too expensive.

So, I guess the question I'm trying to raise is: Have the dynamics of the counterculture become the dynamics of elite entrepreneurship in Silicon Valley? And if they are, what are they keeping us from seeing? And I think what they're keeping us from seeing is how they are producing inequality. In the same way that in the 1960s, communes produced worlds that were much more straight, white, male than we ever think. Silicon Valley is producing a world that is much more unequal than its leaders claim it is. And we need to be alert to that.

INS: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in the 1960s against dominant artistic forms that, how do you perceive the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 now, although both were characterized by shared technological optimism?

Fred Turner: 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about resistance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1960s for a moment. I always thought there was one counterculture in the 1960s.

I thought it was marching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during the day, and then taking LSD at night, getting up, doing it again. So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test, I thought, were the same. Turns out, not to be true.T wo very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protest. One, in Berkeley, the New Left, really seeking to do politics, form parties to change a political system. The other, the New Communalists, based in San Francisco and then on the communes. They didn't want to do politics at all. They thought the y should just get technology, get their LSD, get their music, and get their heads together, have a new consciousness, and that would be the future. The fantasy in Silicon Valley is that we will make change by getting ever bett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at's a fantasy that serves the people who run tech companies very well. If you're going to resist tech here in the Valley, you don't resist tech as a user. You have to resist tech in a union. You have to resist tech in an institution. You have to take the New Left road, and the New Left road is very much sort of the Berkeley road.

We're starting to see that now. We see tech workers now forming unions, even executives are forming unions now, which is very new for us. That's where I think we have to go.People in the tech industry have to realize that they are industrial workers, not just magical inheritors of an incredible device and the counterculture that fuels it.

INS: If you could give a name to Silicon Valley now, what would it be?

Fred Turner: What a great question! If I could name Silicon Valley, what would I name it now? Huh...Oh my...That is really...I've never had that question, and that is a tough one.Well, let's think about what might go into the answer. So we call it Silicon Valley after the chip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this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geographies in America. We have Superfund sites all through the Valley. Superfund sites are the most polluted sites in America; they've been abandoned by companies, and the state has to pay for them now. We have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those in one county here of any county in America. We have, I think last time we checked, we had 17 billionaires just in Silicon Valley. So we might call it "The Beautiful Valley of Radical Inequality and Ubiquitous Pollution." It's a lot of words. You know, before it was Silicon Valley, it was called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That's what it was called. It was called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and it was a farming area. Where my house is was farmland until they built my house in 1954. And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now...I don't know. I mean...The Valley of Inequality Production? I'm not sure.

INS: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and technology nowadays.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at emerges in this context? How does this relationship resonate with the prevailing culture of our time?

Fred Turner: So, one of the illusions of Silicon Valley is that all you need to do to think about the Valley is think about its technologies and its culture. But there's a third piece that we have to reintegrate, and it's very central to the Valley today, and that's business. This is a highly profitable, for-profit region that is deliberately and explicitly taking up its mythology, taking up its history to mask a tremendous effort at making a huge amount of money. So, on the one hand, locally in Silicon Valley, we have a culture where we talk to each other.The boundaries of companies are very open; you can talk to anybody who works anywhere.I'll go out for beers, and I'll be sitting in the bar, and I'll be hearing these amazing conversations from Google.I'm like, "We shouldn't be talking about that here!" So, very open, but at the same time,very profit-driven.And the profit-driven part comes in as the companies face outward. You think about a Facebook or even different AI companies. They are essentially mining enterprises. As we used to mine coal, as we used to mine fossil fuels, now we take the social world, and we mine our interactions, and we resell them as products online, and we attach advertising to them. We tell ourselves here in the Valley that we're changing the world b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hat's a resuscitation of the old countercultural dream of a world without politics, a world of just shared mind. But it's bullshit. It's just...it's propaganda. It's a way of selling a new marketing strategy that Shoshana Zuboff has famously calle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at's where we live now.

And at least in Silicon Valley, that's the culture that we're exporting now. The last thing to say is that in the stories about places like Facebook or Google, they will tell you"all users are equal. "Look, we make a technology for everyone - maybe they do. But they make a technology whose wealth disenfranchises most people. Most people are sources of mining data; a few people profit from that. It's a lot lik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coal miners chopped up mountains, and people worked in the mines, and they got sick, and the owners lived somewhere else completely. It's a mixed bag,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nothing changes in the sense that we really are,I think, in another predatory industrial period. But I do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and it's hard to remember those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the mass individuation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is an incredible phenomenon. I think that a mediascape that allows us to see so many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 is an incredible thing. I grew up in a very small town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men who were effeminate there, when they were boys, would be beaten up.I watched my daughter go to her graduation from eighth grade.She was 13, and one of her friends stood on the stage and talked about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 13-year-old gay woman. That's an incredible change in one generation, and it's because of media,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because of the ways that it shows us the world. So on the one hand, yes, the effects are often quite negative, but not exclusively negative.  And this is one of our challenges.

INS: You were very delighted to see people talking about history and art. How do you seethe 1960s and 1970s Silicon Valley? How do you see the visual culture or the image changes during that time?

Fred Turner: So, the visual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1960s, both machines and culture were different: The machines tended to be very large, room-sized, kind of clunky. People were only just beginning to be able to do visual drawing kinds of things. It was still very number-heavy and point-heavy. By contrast, the art scene here,  such as it was, was very hand-drawn, hippie-fied. So the early Apple materials, if you can go back and look at early Apples, Apple's very earliest pamphlets, they were all hand-drawn. They felt like a drawing that your friend had given you, and so the aesthetic was one of "Look, these super high-powered machines really belong in our very low-key, back-to-the-land, hand-written world." That's changed a lot.

Starting in the 1980s, the Burning Man Festival came along. But I think Burning Man is a very good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aesthetic. Burning Man is a festival where, last time, 70,000 people went. And they build a city out in the desert, and you live in different camps,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you make art. You make these large, technologically-centered art forms.And in Silicon Valley, the art is pretty high-tech and pretty hard to do. It's very difficult to work out in that desert. It's very hot. The desert sand itself is sort of toxic. It's miserable.But people do it. And I asked them why they spent a lot of time there.And they say, "Well, you know, here, I can basically live out the values of Silicon Valley, the things they tell me I can get at work. But I can do it with my friends, and it's my own. I own it. So you have these project teams working in the Valley, making high-tech art. And then that art will sometimes be sent back to San Francisco to be part of the city. That's where we are now. And so the hand-making has really changed.

INS: Do you see Web3 and blockchain as an extension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 tradition, or do they entail new possibilities?

Fred Turner: No, they're part of techno-utopianism, and blockchain in particular is part of a fantasy that we can trace back to the 1940s.A nd the fantasy is, again, this fantasy of a world without government. A world in which technologies and good-hearted people working with technologies can replace the self-evidently power-hungry worlds of politics. I don't think it's effective. Blockchain has not shown the ability to replace other institutions.On the contrary, you see the kinds of abuses in blockchain because it's deinstitutionalized, because it's not regulated, that you used to see in the stock market. So remember, I teach at Stanford, which producedSam Bankman-Fried. I don't know if you're familiar with Sam.Sam ran a multi-billion dollar scam in Bitcoin. And he ran that in Bitcoin in part because the industry was basically deregulated. And so, no, Maybe bitcoin is a new kind of money. Great. But will Bitcoin produce a happier society for more folks? I  doubt it very much.

INS: We all know there are lots of questions in the tech world today.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 alternative world or alternative way to get better world?

Fred Turner: Yeah. It's a really great question.And it's a much bigger question than I could probably give a real answer to. But I'll try, because, you know, why not? For some years now, for some decades, the fantasy in Silicon Valley has been that if we build tech - we used to call technologies of consciousness, technolog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we build them large enough and we spread them throughout the world,a new, more democratic world will emerge. We're seeing that that's not true. Elon Musk, at the moment, controls almost all of the satellites that are required for Starlink, which i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echnology for providing help to the Ukrainians.We are dependent on a single private enterprise for what is essentially a national project. And you see that kind of privatization move happening in lots of different places.

So my sense is that what we need to do is actually find ways to build institutions that can use tech, constrain tech, and improve our lives. I don't think that technologically enhanced communication necessarily frees us. It individuates us, but that's not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free.  Being free depends on having institutions hat ensure the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hat ensure that when there's a collective need,  that need is represented in some way, and it's not just in the hands of one leader. You see this privatization impulse in tech in many other places. In America, private entities are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school system, they're trying to take over healthcare, they're taking over healthcare. How do we hav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llective good? How do we have institutions that do that fairly and well? That's, I think, the question, and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you see around the world right now is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competing to provide that. And I think every system has some things that are strong; many of them, including our own, tend toward authoritarian oligarchy. That's a problem.

I don't know where we're headed, but I think the answer is in politics, not in technology, and especially not in using technology in lieu of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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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技术系列采访影像源于“文化与技术三部曲”（The Trilogy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计划。本项目将在旧金山、深圳、新竹进行实地走访与拍摄。企图描绘出全球电子产业之新图景，无能理解这金三角的技术创新与资金流动，各自文化代表的视野，就无能理解当今电子脉冲的星球。

“个人计算机与反文化”（Personal Computers & Counterculture）篇章将讲述技术如何作为文化政治的产物，从个人与集体政治相互校准的斗争中而出现。本篇提取个了人计算机发展史中社会运动的基因，通过走访美国旧金山及其周边地区的遗迹，访问学者、前学生运动参与者、个人计算机开发者、技术行业从业人员，试图展现1960年代发源于北美的个人计算机是如何伴随着嬉皮士、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常青藤精英、LSD倡导者、摇滚乐手、科技乌托邦主义者、新公社派形成的技术─意识形态社群推广传播开来。此访谈系列，乃是每一部曲长片文本的前奏。

HOST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INS),
School of Intermedia Art (SIMA), China Academy of Art (CAA)

HUANG Sunquan, LIU Yisi

The dependence on a North/Center narrative shaped by technological power has reduced the Global South to a singular story, consolidating a predetermined phenomenon while conveniently overlooking evident tensions, subtle complexities, and inconsistent simultaneities. The result is a form of chronic poverty. The concept of digital inequality fails to capture the stark reality of adverse digital incorporation. After eight year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quiry at the Network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we now seek to break free from past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habits. This year’s conference, themed “Polyphonic Global South: Spaces of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will explore the intricate trajectories of how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evolves in the Global South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Polyphony illustrates the dynamic diversity of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rising from various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the transmission, transfer,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from its point of origin to other regions, a cross-regional flow marked by stories of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Space is not merely a geographical location but involves the embedding and reproduction of technology within social structures. The Global South, a term initially political and later economic, generally refers to regions and nations disadvantaged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ese areas are recipients of high-tech products while providing cheap labor and raw materials. In other words, the Global South acts as both the primary labor force and the consumer base, sustaining the booming global digital economy while being shaped into th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space necessary for global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is year’s conference will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exploring how technology is reciprocally tamed and reshaped, creating the digital world we live in today.

The conference will explore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four thematic discussions. First panel, the Global South functions as both the manufacturing hub and the product of the “world factory.” Second panel, the connectivity provided by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portable devices fosters diverse identities and community possibilities. Third panel, social media is transform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conomic models. Fourth panel, Web3,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and AI are unveiling a new terrain where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control over their own wealth clash with state desires to exert control over their citizens. Cryptocurrency holders are drawn to networked cities that escape governmental oversight, while nation-states vigorously pursue sovereign AI initiatives, creating a dynamic counterbalance.

In this undulating terrain, those equipped with technological prowess will ascend to the peaks, while the disconnected will plunge into the depths. In an even more unsettling vision, humanity may ultimately become mere sustenance for AI, with the essenc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cast aside in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future dreams.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stands as the region with the greatest potential to chart this new terrain of hope. (Prof. Huang Sunquan）

Nov 07-09 2024

Room 201, ITSC Building, Chiang Mai University
RX33+C6J, Tambon Su Thep, Mueang Chiang Mai District, Chiang Mai 50200, Thailand
GPS Coordinates: 18.803633, 98.95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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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d in order of the speeches)

WANG Hongzhe

Bio: WANG Hongzhe (b. 1983, Anshan, China) is a media historian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obtained a Ph.D. i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history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Cold War, cybernetic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labor studies. He has long been involved in advanced studies in media-centered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artistic works. He is the founder of Beijing Media Group and the Game Manual, and co-founder of Assembly. He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Speech topic: From Techno-Romanticism to Techno-Feud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bstract: This talk attempts to define the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as a social type and a special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 contextualize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ism and a social atmosphere characterized by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ast Asian society, and so to provide a cultural explanation fo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irit of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o evaluat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nd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 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ical feudalism.

Merlyna Lim

Bio: Merlyna Lim is the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Digital Media and Global Network Society,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and founder/director of the ALiGN Media Lab at Carleton University. Born and raised in Dayeuhkolot, Indonesia, Lim’s research examin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I. Her work explores how these technologies and societal dynamics dialectically co-shape each other in areas such a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ctivism,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Grounded in the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ENA region, Lim advocates for viewing the Global South as a key research hub and addressing real-world issues on its own terms. Notable publications include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P, 2024), Roots, Routes, Router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age, 2018), and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Dynamics of the Crowds in Social Media (Springer, 2014).

Speech topic: Affect and Algorithms: Unpacking the Digital Heart of Social Media Politics
Abstract: This talk explor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algorithms and political landscapes, focusing on their impact on citizenry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ast Asia, it unpack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algorithmic processes, user behaviour, and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highlighting how affect—the currency of social media—is central to these interactions. By examining how political actors manipulate algorithms alongside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embedded in social platforms, the talk reveals how affective and algorithmic politics fuel political collectivism while amplifying disinformation and deepening polarization,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autocratic shifts on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s.

ZHOU Pengan

Bio: ZHOU Pengan is a new media artist, guest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China Academy of Art, and director of the Computer Museum in the Webpage.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p culture,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a archaeology, and new media art creation.

Speech topic: Lajilao: Reusing to Source Affordable Electronics
Abstract: This speech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e-waste and second-hand electronics mark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ch communities. In the 2000s, the reuse of imported e-waste, often referred to as “yang laji” (foreign trash), helped shape various hobbyist communities in China, each with its own unique technical focus and product preferences. These communitie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in the 2010s, influenced the country‘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led to the rise of manufacturers who partially use recycled components to produce new products, creating a market for affordable electronics that combines resource recycling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Bio: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is a Senior Lecturer in Postcolonial Media and Culture at the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He researches the entangled mediations of cross-cultural solidarities and intimacies across the world. He also works on digital media cultures in relation to the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real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He co-authored the short monograph Consuming Digital Disinformation: How Filipinos Engage with Racist and Historically Distorted Online Political Conten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3) and co-edited the volume Mobile Media and Social Intimacies in Asia: Reconfiguring Local Ties and Enacting Global Relationships (Springer, 2020). His other works appear in top-tier journals such as Mobi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He is presently completing a full-length book on media and postcolonial racism,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b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peech topic: Glocal intimacies: Global South theorising about mobile mediated relationships
Abstract: This presentation discusses how the concept of “glocal intimacies” captures the role of mobile media in people’s increasingly global experienc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from the romantic to the familial to the communal. It elaborates on the three key dimensions of glocal intimacies: digital access, contextual localities, and sociotechnical dynamics. In doing so, it shows how each of these dimensions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transformative role of mobile media with the interplay of local and global cultures. This presentation also underscores how the key dimensions of glocal intimacies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developing a theory grounded in the realities of a society in the non-West and the global South. It points out how such theorizing is relevant for diverse contexts, including the West and the global North.

Tom McDonald

Bio: Tom McDonald is an Anthropologist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novel formations of digital money, media, and technology in Asia. He has published articles in numerous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y & Society, and the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Speech topic: Liquid Communities: NFT markets, mobile methods and communication
Abstract: Mainstream accounts of cryptographic communities present them as highly decentralized in nature, driven by anonymity and a mistrust of authorit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NFT collectors in Hong Kong understand the communities that surround the NFTs held in their digital wallets. I draw upon mobile methods (i.e., object interviews and digital ethnography) of 25 grassroots Hong Kong-based NFT collectors conducted between 2022 and 2023. I find that NFT owners pursue a form of “liquid community” enacted primarily through Web 2.0 technologies—mobile phones, social media and centralised websites—rather than decentralised blockchains. I argue that liquidity, far from being a purely financial measure,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interlinking multiple layers of platform infrastructures (NFT marketplaces, digital wallets, social media) to coordinate and coalesce multiple flows (monetary, informational, relational). The wider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introduces,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the metaphor of liquidity to platform studies.

Sara Liao

Bio: Sara Liao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edia Studies a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he is a media scholar and feminist, researching the intersectional areas of digital media, 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popular culture. S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theorizing and writing about 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 and the culture of misogyny in China.

Speech topic: Digital Activism and the Populist Surge of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Abstract: In this talk, I trace how the online rise of men’s rights groups in China forms strong alliances with both media cultures and the state to render sexism and misogyny compatible with the contemporary popular ethos, working seamlessly with the gender antagonism narrative as a dominant cultural trope. The alignmen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se forces legitimize digital platforms’ crusades against and censorship of certain visible and popular accounts and content and, thus, furthers the efforts of anti-femin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state ideologies. Simultaneously, other forms of contention, conflict, and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s of misogyny become heightened and visible and popular, having no less cultural influence than anti-feminist effor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caused and exacerbated by patriarchal cultures and capitalism. Specifically, I pay specific atten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emotions as affective economies to bond and divide groups. The affective formation of men’s rights groups is intricately entwined with the official claims about the population crisis in China 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n toward reproduction, which undergird heightened forms of misogyny as well as everyday speech and micro-aggressions and impart nationalist, male-supremacist, heteronormative, and hyper-masculine undertones to this discourse.

Cheryll Ruth Soriano

Bio: Dr. Cheryll Ruth Soriano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De La Salle University Manila. Sh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s on platform labor and platformization research, including Fairwork (where she is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nd Platform Ecosystems and Transactional Cultures in Asia. Her books include 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 Brokerage Dynamics on YouTube (with E. Cabalquinto,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 and Asian Perspectives on Digital Culture: Emerging Phenomena, Enduring Concepts (with S. Lim, Routledge, 2018). Cheryll is the founding co-editor of the new open-access journal Platforms & Society and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key journals i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She has held Visiting Fellowships at the 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 (Singapore),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and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Speech topic: Platforms, labor, and brokerage dynamics
Abstract: Platforms have been pivotal in redefining the conduc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video-based social platforms serve as key drivers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reative, vernacular, intimate, and affective expressions. Drawing from her book, 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 Brokerage Dynamics on YouTube, this keynot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the dynamics of brokering labor in a postcolonial, digital society. It will locate digital labor, social media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fluence-making practices within the landscape of platform-mediated jobs and the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realities of the Philippines. The analysis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edia and digital labor in three critical ways: (1) by characterizing the rise of intermediaries (digital labor brokers) mediated by social media, and their role in global platform labor markets, and (2) by highlighting the nature of ‘entrepreneurial solidarities’ underpinning them; and 3)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and socio-technical conditions that shape the emergence of these intermediaries and their influence in promoting the local adoption of platform labor, along with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ambiguity, precarity, opportunity, and agential practice.

Patchanee Malikhao

Bio: Patchanee Malikhao (Ph.D. 2007,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is a Sociologist with competenc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graphic arts research. She received her education in two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Thailan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nd Thammasat Un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RIT, Rochester, NY) and Australia (UQ). She has worked in Australia, the US,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and Thailand in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research,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graphic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bove-mentioned countries. She has been an academic writer since the 1980s. She ha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interests from communication for sustainable social change, over health related areas such as HIV/AIDS to mindful journalism, Thai Buddh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ai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ai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urrently, she is senior consultant with Fecund Communication Consultancy in Chiang Mai, Thailand.

Speech topic: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hai Buddhism and Vice Versa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i Buddhism is a hybridization of animism, Theravada Buddhism, and Brahmanism. As Thailand has gone through four phases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archaic period, to proto-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hai Buddhist beliefs and practices have also been modified accordingly, especially since the popularity of social media. This presentation attempts to analyze:
(1)How the Sangha, or the Buddhist body of Thailand, has been impacted since it has become part of the state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Chulalongkorn (Rama V);
(2)How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n impact on Thai Buddhism, especially the animistic beliefs, cults, Hindu Gods, and astrology; and
(3)How the Thai mass media and new social media create hypes on Buddhism, animism, and the further commercialization of Buddhism.

Saskia Witteborn

Bio: Saskia Witteborn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received her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he specializes in critical technology studie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processes. She has worked with 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Europe, East Asia, and digital space. Saskia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the Berlin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Research at Humboldt University, Télécom Paris,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er research has appeared in edited collections and leading journals, including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tudie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and Convergence. She is the author of Unruly Speech: Displac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gression (Stanford, 2023), co-editor of The SAG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igration (SAGE, 2020), and co-author of Together (Oxford, 2005).

Speech topic: Web3 and Blockchain Gaming: A Southern Perspective
Abstract: Blockchain-based games and other Web3 applications have been explored in th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literature through various theoretical lenses. The talk engages with this literature and expands existing arguments on the sociotechnical affordances of Web3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example of play-to-earn gaming in the Philippines. The arguments illustrate how a history of labor out-migration,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and uncertain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ave created the setting for blockchain and cryptocurrency adoption in the countr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discussion shows how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ir gendered and classed iterations shape engagement with three play-to-earn gaming affordances: persistence, access, and ownership. The talk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ized research and argues that narratives of technological victimization in ascending economies should be complemented through narratives of strategic aspi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talk cautions against corporate narratives of Web3 promise and the promotion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 as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mobility.

Payal Arora

Bio: Payal Arora is a Professor of Inclusive AI Cultures at Utrecht University and co-founder of FemLab and the Inclusive AI Lab. She is a leading digital anthropologist with two decades of user experiences in the Global South, helping shape inclusive AI-enabled designs and policies. Payal is the author of over 100 journal articles and award-winning books, including The Next Billion Users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bes named her the “next billion champion” and “the right kind of person to reform tech”. Her new book with MIT Press, From Pessimism to Promis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on Designing Inclusive Tech, has gained traction in international media, covered by the Financial Times, BBC Tech Decoded, and UX Magazine, among others. Approximately 150 international media outlets have covered her work, including The Economist, 99% Invisible, TechCrunch, and The Boston Globe. She has consulted for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cluding UNHCR, Spotify, KPMG, Adobe, IDEO, Google, and GE, and serves on several boards, including the UN and the World Women Global Council in New York. She has delivered more than 350 keynotes and invited talks in 67 countries at events such as ACM FAccT, Copenhagen Tech Festival, re: publica, COP26,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the Swedish Internet Foundation, alongside figures like Jimmy Wales and Steve Wozniak, as well as TEDx talks o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and innovation. She is a Rockefeller Bellagio Resident Fellow alumnus, and, being Indian, American, and Irish, calls Amsterdam her home.

Speech topic: Debiasing Data to build Inclusive Technologies
Abstract: Today,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much of our existing digital applications are informed by concerns,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WEIRD societies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 The normative has long been white, male, and middle-class, shaping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diverse stakeholders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ing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given the global omnipres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ome programmers and policymakers are looking for concrete ways to debias our algorithms, platforms, and datasets. Challenges abound: how do we account for varied local cultures while building designs that scale globally? In operationalizing ‘fairness’ into building new datasets, how do we identify a discriminatory over a descriptive value, given that data derives meaning from context that is dynamic and changing? What does it mean to inscribe ‘authenticity’ and ‘locality’ into our AI enabled applications? Arora draws from her new book ‘From Pessimism to Promis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on designing Inclusive Tech’ with MIT Press/Harper Collins India to tackle these issues. She argues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we have today about AI are social and not technological in nature, which is why we need critical changemakers from across sectors and disciplines to move collectively towards an AI future that works for all people and the planet.

ZHU Feida

Bio: Prof. ZHU Feida is currently a tenured Chair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Dean at the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I and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data asset and AI governance, with emphasis on their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financial, and consumer innovation. He wa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both the Pinnacle Lab for Analytics with China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and the DBS-SMU Life Analytics Lab. Prof. ZHU is also the Founder and Chief Scientist of SYMPHONY, a Web3 blockchain-based protocol to empower a data-driven economy by democratized and collaborative data Intelligence with privacy by design. Prof. ZHU has over 100 peer-reviewed research publications at top international venues, including ICDE, VLDB, SIGMOD, KDD, WWW, JMLR, TODS, TKDE, etc. His work on large-scale frequent pattern mining has won the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s at the 200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Engineering (ICDE’07) and the 2007 Pacific-Asia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PAKDD’07). He also received the Best Paper Award at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base System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DASFAA’16) and the Best Demo Paper Award at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WAIM’16). He won the Early Career Award from PAKDD’19 and is the PC Co-Chair of DASFAA 2024, the General Co-Chair of IEEE ICDM’18 and ACM KDD’21. Prof. ZHU obtained his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in 2009.

Speech topic: When AI meets Web3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
Abstract: The recent surge in AI innovation brings not only exciting advancements but also significant concerns around governance, especially as applic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collaborative. How can we ensure both trust and incentivization when data, models, and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are shared across multiple entities? Web3 offers a potential solution. In this talk, we will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Web3, discussing the key challenges and core technical components. We will also present a few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two technologies can work together.

Anukul Tamprasirt

Bio: Dr. Anukul Tamprasirt is an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erson and currently a lecturer at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Digital Innovation, Chiang Mai University. He holds a Ph.D.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Chiang Mai University and an M.S. in Telecommunications from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USA. He has extensive work experience in several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e was the head of a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 in the USA,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and a startup entrepreneur. Dr. Anukul specialize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Data Modeling, and Datacenter Management.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Big Data, Data Architectur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peech topic: Digital Economy 3.0 evolution of disruption
Abstra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spanned over from the past millennium into Digital Technology today. At first,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dedicated f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mostly from automation. In the recent years, technologies started to cross over from automation to intelligent. Disruption is be disrupted further in recent years with more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It is not only just productivity aspects. It is become new type of economy powered by the new paradigm of the social driven data ie. social media, metaverse, blockchain and AI. Moreover, these are the new socio-economic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very rapid pace of business competition intertwined with forth going technologies as seen toda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Digital Innovation (ICDI)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Digital Innovation (ICDI), affiliated with Chiang Mai University, aims to become a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college in the ASEAN region for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Chiangmai University Blockchain Association (CMUBA)
The Chiang Mai University Blockchain Association (CMUBA) is 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nurturing talents with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in blockchain technology. Its mission is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the Asian reg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of Universal Digital Commons (GCC)
Established in 2023 summer, GCC is the first Non-profit Web3 foundation focused on supporting and funding public goods and open source projects within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4Seas
4Seas is a Chiang Mai-based crypto community founded by overseas Chinese nomads, aiming to build an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4Seas aspires to create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governance,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s.

ICDI: https://icdi.cmu.ac.th/News/ComingUp.aspx
CMUBA: https://cmuba.notion.site/Events-Happening-8668c2b17d774313b9f7db8d76260426
4Seas: https://4seas.notion.site/Pop-up-City-Season-ca8469aadc264b039846498fc88f49e0
GCC: https://www.gccofficial.org/project
Devcon 2024: https://devcon.org

CUI Yu, ZHENG Yeying, YE Yunhe, REN Binglin, HAN Qiuxia, LI Mengshu, YAN Zhenghao, TIAN Peisong, ZHAO Jiajing, ZHU Yan, TONG Zhaoxiang, WANG Jingjie, MA Ya, BIAN Zicheng, HAN Jiaxin, JIANG Yizhu, LI Chengjin, RUAN Luxin, JIANG Ziyi, XU Ke, CHEN Suyuan, LI Yi

LI Mengshu

正式發刊的第一期（2024.10）收錄了第八屆網絡社會年會的主題演講稿，包含了Ana Teixeira Pinto, 陈界仁, Franco“Bifo”Berardi, Lee Felsenstein, Lev Manovich, Mark Weber, Rodrigo Ochigame, Siegfried Zielinski, 郑淑丽；以及 Manuel Castells 與 Michael Burawoy 兩篇經典文章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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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余⽉怀胎，ACID1总算呱呱坠地了。本期ACID延续了试刊号传统，呈现了过去⼀年“⽹络社会年会”的理论果实（或新芽），并特供两篇千禧世代经典⽂献的中译版，分别是Manuel Castells的《⼀个理论的蓝图：信息主义、⽹络和⽹络社会》和Michael Burawoy的《⾛向社会学的⻢克思主义：安东尼奥.葛兰⻄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汇聚》。

Castells和Burawoy所写的两篇⽂章分别具有社会学和⻢克思主义的视⻆，前者呼吁的是有别于传统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络社会”的概念，后者回顾了“⻢克思之后的⻢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代难题下，反思和修正此前被简化和忽略了的“社会”概念，发展出⼀条迈向社会学的⻢克思主义道路来。虽然切⼊点和论述⽅式⼤相迳庭，但双⽅都在⼆⼗年前感知到了“未来”的多⾯性——为了应对正在到来的21世纪，认识与⾏动的⽅式都应该更新才⾏。

在⽹络社会，Castells看⻅的是以⾃由为导向的⽂化性社会运动是如何与计算机和数位通讯⾰命相伴，撼动了社会的价值观。他强调⼀种有别于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络社会”概念——⼈们会共享“沟通”的协议⽂化，⽽⾮恐惧和驯服他者。⽽在⻢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Burawoy呼吁⼀种新型的⻢克思主义。他放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先破后⽴”的单纯，转⽽寻找全球⽃争的“同时进⾏”和“相互联系”暂放下⽃争的急功近利，谦逊地追求⼈道。“反⽂化——重置技术的⼀切（不）可能性”是第⼋届⽹络社会年会主题——我们在引经据典地反思过去，怀疑的对象却变成了计算机和数位通讯⾰命的后代，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运动的后果。像Marc Weber、Lee Felsenstein和Rodrigo Ochigame这样关⼼“过去”的⼈，通过对超媒体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六⼗年代反⽂化运动、学⽣运动和社交媒体和社群实验的回顾，以及对⻄⽅世界以外鲜为⼈知的计算（学）发展历史的重新挖掘，展现出信息技术历史的多⾯性来。积极构思“未来”的⼈将认知领域的⼯作视为突破现状的关键。学者Zielinski在⾃⼰的演讲中寄予“解码”之厚望。艺术家郑淑丽这样相对乐观的世界居⺠，她的新⽚《UKI》展现出⼀种⽆偏⻅的未来主义，在全球疫情之后，想像⼀个与病毒共⽣的未来新⼈类群体。Lev Manovich更是以艺术家和评论者的视⻆，讲述⾯对诸如⼈⼯智能技术这样的发展时，⾃⼰的创作和批评⽅式是如何被更新。

忙于解构“当下”的⼈则是忧虑的。例如艺术家陈界仁谦逊⽽具体地指出了现阶段技术发展逻辑下蓬勃扩张的公司帝国将多少不可⻅的“⽆⼒升级者”卷⼊并忘记。在评论者Bifo这⾥，情况更加危急——重点是迄今为⽌⼈们的认知活动如何被符号资本主义加速和剥削，以⾄于遭遇⼤规模精神病的⼈类集体不得不⾯对各种糟糕的局⾯。亦有如Anna Teixeira Pinto般警惕的理论研究者，专注于捕捉当下⻄⽅世界暧昧的“法⻄斯主义”幽灵，并且清晰地指出它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上，本期ACID所质问的是闷头冲向未来的那种乐观主义，和抛弃了技术政治性的那种本质主义。在拥抱“新地形”“新⽂化”的⼗余年间，⼈们让技术抛弃“社会”了吗？读毕，或许你⽆法仅仅欣赏技术纯洁、⽆辜、优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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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西安社区（艺术）实践季论坛活动，以“回到地方，进入现场，投身生活的社区艺术实践”为主题，邀请各方艺术家，以“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生活艺术家、社区实践中的各方主体、社会性艺术及其教育的构建”等四个议题，谈论社区艺术的现实与发展。让我们以艺术为名，以社区这样微小而具体的特定区域为载体、为价值、为对象、为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去行动、去营造，完成“艺术-社会”的双重实现。

黄孙权老师演讲现场

基本上我个人做的一些策展跟作品大概在2014年的北京红砖当代艺术馆（无地之爱）已经展示过一次了，今天就回到我们现在的展场呈现上来。

“乡建中国”这个计划从2016年开始做，陆陆续续做了很久，因为内容非常多，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介绍。2021年4月9号到5月7号，也就是展览的同期，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两天的会议，叫做“乡建实践者大会”，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建筑师，规划师，当地的环保团和村民，没有艺术家，因为不熟，就没敢邀请。最后我们整合了一个特别大的资料库，且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增添内容。

乡建中国相关海报

我其实不太赞同我们在做的事被称为艺术介入社会，这是非常蠢蛋的，就好像在暗示艺术外于社会，社会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分开，否则艺术怎么介入社会？我们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管你做不做，你都是这个社会既定的利益阶级或既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重点是你怎么翻译你自己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跟自身的工作做反省，反省以后才有办法跟社会碰在一块。虽然英文叫做说Socially Engaged Art，但是我觉得艺术介入社会是个特别不好的说法。 

第二个是社会性艺术这个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社会性艺术”这个词应该是我第一个如此使用的，我那时候用英文词跟我们现在谈的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来说社会艺术叫social art；而我那时用的是sociality of art，是艺术的社会性，也时候也用 Societal art, 不是一般认为的“社会艺术”。早在18世纪初现代性之初，法国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一派是河左岸，整体都在搞人民公社，搞art for people。另外一派就是河右岸，比如大家熟知的印象派。法国印象派的那些人反对两种艺术，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嫌没有艺术家的主体性；一种是为皇家服务的，比如说拿一个commission就帮忙皇室贵族画画肖像，所以他们只能排斥性地建立自己的艺术主体，就是我不为人民服务，也不为贵族服务，只为自己服务，自己做艺术，art for art sake, 艺术只为自己服务。这群人其实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把问题推给别人。我在转译成中文的时候，特别用sociality这个词来取代social，因为现在social变成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而sociality这个词从16世纪在英文中就有一个非常淳朴的概念，我跟你手拉手一起干一件事，手拉手的概念是社会层次的，不是我跟你朋友圈见过的那种关系。

我们其实一直在筹谋我们自己的乡土，我们并非存在于本质上固定的、凝固不动的地方。我们是边住边改造，也就是寓居的意思。从历史上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的话，工业化从未停止过，大概从1980年开始，政府颁布城镇化的政策，土地慢慢私有化，农村盖上了房子，农民上了楼。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奉献给工业，然后再把农村的剩余转变成城镇化，2000年后开始我们都熟知的信息化，全部都是国家出台的政策。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现在已经把水泥路都铺到农民家门口了，怎么样把所有的农民拉到一个全球化、金融、资讯、信息交换的世界里头？这一过程就叫做信息化。我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出发，想要弄清楚，这100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民国时期，有非常多人......我们大概研究了二三十个非常重要的民国初期的教育家，我通常说这个时期叫做没有建筑师的乡建，因为他们都是教育家，他们不懂空间，也不懂营造，更不知道什么叫社区营造，但是他们干了很多事情，我们到今天都在不断重复着。像陶行知那时候在南京的晓庄书院，他把北大戏剧系的老师抓到村里，和农民一起演戏。我们现在搞的社区剧场，哪能超过他们那个时候的。而且他们用的舞台就是草台班，跟赵川老师做那个草台班一样。所以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做什么社区剧场，社区艺术很进步，实际上是退回到了1920年。像高践四，黄炎培是第一批倡导职业教育的。沈定一在国内有点争议，他是共产党最早的创始党员，参加了后来的西安事变，是比胡适还要早，第一个写出白话诗的人，是杭州市的萧山区的议长，萧山是全中国第一场农民运动、抗税运动的起点，沈定一发起了第一次农民抗税运动。他那时候能干，是唯一一个读书人，带着萧山的土帽，用萧山的土话告诉农民，你们怎么被压迫，怎么被剥削，然后要反抗，可他自己是地主啊。

我最想提到的一位是朱其慧，我们都听说过陶行知、梁漱溟、沈定一、晏阳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叫朱其慧，朱其慧是中华平民教育委员会董事长，也是整个定县实验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且是一位女性，一般的乡建史或者教育系统很少提到这个隐藏在背后的女性。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各位可以去我们这个资料库看看。

接下来我们说三个村子，第一个是十里店，十里店是1947年第一个土改的村子，是在共产党还没有统一中国之前，他们在1947年就自己把富豪给埋了，埋富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埋的有时候不是富豪，而是恶霸。克鲁德夫妇是英国左翼非常有名的摄影师，1947年在这个地方拍了非常多珍贵的照片，我们的展场中呈现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那就是克鲁德夫人，她去年讲的整个中国农民运动中，底层阶级的权力的确复苏了，但女人的权力其实一直在不断减弱，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现在各位去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村子本来是分成上寨跟下寨，上寨的村子是非常好的，我们去的时候，保存上寨后来就也没有下文，整个村子都一模一样。可惜的是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克鲁德纪念馆，里面放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照片的村子本来是实存的，但全部都更新掉了，所以我们只保留了博物馆跟照片，实际的村子变成新的村子。

第二个是北碚的故事，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镇的规划，就在重庆北碚，这个地方有太多故事，包括引进中国的第一个图书馆，第一个市民活动中心，第一个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一九二几年到三几年第一个西方意义的public park，北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搞的。

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在翟城村，1905年左右，他们就把西方的学堂教育搬到中国来，然后在1912年，成立一个小学校，1915年成立了第一个女子学校。翟城村当初也是定县实验的实验基地，非常重要的核心试点。今天有机会去翟城村的话，只能看到晏阳初幼儿园，这个村子跟一般河北的村子一模一样，感受不到这地方曾经有过中国最早的民主学校、公社、合作社、教育事业、村训。这个是温铁军他们搞的乡建院，关门了，开始的时候村民很高兴的捐了一块地，原本废弃的高中，温铁军他们搞乡建院，想要恢复晏阳初的影响，结果一下子就倒闭了。

这百年来其实尝试了非常多东西，我有被嘲笑过，一个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中国大陆这里的历史？可能正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对这块土地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因为只有历史可以把我们两个地方连在一块。

除民国时期以外，中间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做总建筑师时期，这段我就略过了。后来我们讨论当代的时候，大概分成几类，第一类叫做美丽乡村运动，这个在国外已经讨论过很久，就是重新透过绿色来化解城市的痛苦，但这种绿色只是绿色资本主义，好像这个城市中有公园有花园，就能变得更好，也只是个形式逻辑。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用西方的规划史的话，会觉得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很重要。但如果各位去读读梁漱溟先生写的都市化乡村，就知道梁漱溟那时候描述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城市中的人都很像是风筝，我们都是风筝的孩子，这条风筝线一直拉拉拉拉拉，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出生点农村。梁漱溟当时有个更好的更儒学的想法，他觉得整个村子就应该像学校，村长就是校长，我们要用教育体制替换这种现代政治的学校，很多人笑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他的理想是非常美的。

第二类就是田园综合体，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我那些同届的研究者就在做，他们每天都在生产一样的图纸。其实背后有非常多资料，各位知道就好，但是这个东西是最能受到政府支持的计划。

第三类是合作社组织，其实特别有意思，各位知道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开始立法允许成立专业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不是公私合营的，中国大陆有很多组织称为合作社，其实就是公司，不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山西的永济蒲韩合作社，他们的社里面有6000多号人，真的是从底层下来的。还有南塘合作社，我非常熟悉的，他们组织者原本是一个抗农民税的运动家，然后回到农村，把村民组织起来，他们合作社有4000多个成员，都是农夫，他们叫合作社，开会时训练农民民主表達意見，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农民记不了，他们就戏称为做萝卜议事规则，让农民学会举手才能发言，培训他们如何讲话。相对于前面的田园综合体，我更觉得合作社是一个希望。

这个是南塘合作社，他们每一年都会举办活动，从性别角度来说会有点过于父权，但是整个村子是非常和谐的。我说父权是他们有条村规，就媳妇要服侍亲夫的，你们知道这意思。这一张是他们村民自己出钱，帮他们设计他们自己的人民合作社内部的大礼堂。这张就是永济合作社，我带着空间生产研究所学生跟他们合作社的干部合作、商议，在他们的房子里，我们做了很多模型，然后问他们的需求，需要什么我们就做给他们看。我觉得村民自发参与设计规划，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是淘宝村，它非常复杂，按照2021年的统计，全国大概有5425个淘宝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财富一直不断的积累却分配不均，被某些村落或是某些人家占有，农产品的上行远比都市下行的工业产品少的多，所以不要高估淘宝村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很典型的画面，老公在这边喝茶，看着手机，母亲要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做客服，每个冠冕堂皇的淘宝村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家庭就是工厂，客服就是前庭。这是非常典型的小作坊模式。走访的多，会看到更复杂的场景。这是宿迁，宿迁是全中国最大的多肉植物盆栽生产的地方，因为整个中产阶级的兴起，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很多中产阶级家里都需要绿色植物，这些植物2/3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这里面故事非常多，我就不细讲了。

胡焕庸线是地理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线，人口的比例，东部大概有96%，西部有4%；贫困人口的比例，西部有83%，东部只有16.4%。一直到2020年前，GDP20强，西部一个都没有， 2021年后开始有所进步，重庆起来了，成都起来了，西安也起来了，西安GDP在全中国的第十九位。脱贫攻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西部给脱贫，在脱贫的过程中，我们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第一个代价是最后一里路。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如果要强迫一个农民，他生活在按照季节运作而不是按照时间运作的农村，就必须把季节给摧毁。比如说让他不再按照春夏秋冬过日子，按照20分钟要做完一件事情这种时间过日子，才达到一个工业化的标准时间。

那大西部我们要开发，同样面临这个难题，怎么样把这种固定的东西卷到一个规则化的生产体系，这就是空间修补（space fix）。我只讲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中洞苗寨，中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的洞居部落，他门住在一个大山洞里，后来这个地方要建缆车，强迫他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爬了很久的山，没有信号，我在里头还损失了一台航拍机。这里面还有将近20几户人家，已经住了100多年，他们不是不愿意下山，他们是不想下山。他们活的非常好，在洞旁边耕种，什么都有，条件还可以，里面还有民宿，农家乐。其实政府很好，在洞下面盖了新房，希望他们可以搬出来，也害怕住在洞里有危险，但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进行。后来村支书就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让他们盖章，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被清光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空间修补。

这是贵州的大方，这里有一个个梯田，是很漂亮的。因为需要脱贫攻坚，国家在城镇中盖了一批新的房子，然后把这数十个村，不管是侗族，水族，苗族，贫困的人口全部都抓到这里大家一起住。这个地方，政府是委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盖的，人搬到里面住后，房产公司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商业城，这个周围都是商铺，像是一个缩小版的西安不夜城，规模很小很小，叫大方不夜城，旁边还做出那种梯田的样子，居民呢就住在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脱贫攻坚的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对居民好像很好，因为有新房子可以住，可是那些人进去新房子以后，第一个他不太会用现代设备，所以他们常常把吃的食物放在厕所，因为厕所离水很近。最主要是开始需要他们使用现金，一个月管理费十块钱，这些人可能都拿不出来，他们去哪生现金？政府把两三千个人聚在一个社区里，是要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他们可以做什么？农民他在山上本来可以自给自足的，按照现金的标准他很穷，可你把他们搬到那边去，他就没有了生活能力，虽然政府在当中不断的提供各种工作，厨师、裁缝、机械、电脑设备什么的，但这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的工作，特别是他们选的那个地点，都在二三线城市的边缘，根本没有任何工作机会，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后续要处理的问题。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三个第一村中间的北碚，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大量的文献，还有几个作品的纪录片，我就想说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重现一种地方，比如说用在场的方式来重现这个北碚。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图，这是我们建模师帮我们建模了一遍。

在虚拟世界中释放无限的电子浪漫，让未来和过去与当下产生互动，液态的历史将再次发生。美丽新世界，想象改变世界，超越无限，时间不会在这流逝，在此公开招募元宇宙搭建志愿者，加入我们成就自己的未来生活。（视频声音）

这是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广告，因为建模工作非常的复杂，招聘了志工很多人来帮我们建模。我们的展区有一个稍微完整的纪录片，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第一个社会教育科学馆，像是建成的集会中心。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区块链上，很多老外会来，他们更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接待台，向大家解释说这是中国北碚。每天都要讲很多事情，后面我还做了一个布告，有点像是公共广场的那个东西，我们会议的内容都会即时的放在这个北碚里头，这些老外可以看网站开会，这是比较特别的。采访过程中录了很多北碚当地居民的声音，还有他们唱的歌，通过任何一个游览器都可以听到。我刚刚留的那个网址（beibie.city），只要进来就可以跟这个唱片互动，按这个唱片就会听到访谈者的声音，这样就把访谈文献跟整个空间结合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前面两句话其实是海德格尔的说法，他主要讲寓所。他说寓所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盖我们自己的家，这是可以拯救地球的，但是，拯救地球或拯救一个社区，并不是把他们从问题中抽离出来，并不是解决，而是让他们“set something free into its own presenting，”就是让他自己呈现出来。不是什么地球优先，环境优先或社区优先，这种拯救的概念非常可怕，关于这些问题海德格尔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第二个是说寓所或栖居这个词，它有能力达到一种人类跟事物、人类跟机器、人类跟技术中间的协调。那么地方营造应该是一种恢复根源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把我们寓居这种稀缺的方面自然重建一种艺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可以再想两位作家，第一个是Hal Foster《作为人类学家的艺术家》这篇文章很有名，艺术家常常喜欢做二流的人类学家，二流的社会学家，他们搞东搞西，反正做的也不像，而且还有借口，因为我们不是人类学，即便做得烂点，也不会有人骂我们。Hal Foster《作为人类学家的艺术家》，是要挑战那个很有名的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后者讲的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生产者上才可以知道，简单讲，知识分子就不是工人，但是如同工人一般，才能体会到自己其实是整个大齿轮的一部分。如果你也是工人，那么应该要夺取制造的机器，而不是对工人表现感到可怜。另外一个是George E. Marcus，Marcus是个人类学家，他说人类学家应该要学习艺术家，艺术家要有一种跨领域的合作，掌握象征能力的功夫。而人类学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事业，有很多不好的传统，他感到害怕，因为这个学科带有帝国主义属性。所以希望人类学家应该像艺术家那样敏感的、创造性的去发展一些东西。刚好这两位学者的说法都可以让我想象自己的工作。

最后就是七零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篇文章〈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他是第一个提出空间转向，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突然意识到如果你不谈空间，是没有办法谈历史的；没有谈空间，就不可能谈社会；不谈空间，根本不可能谈文化艺术。福柯的文章把整个社会学的理论或哲学上理论转成必须与空间相关。后来有非常多有名的人出来，比如说列斐伏尔，他把空间生产当做是一个新的哲学态度，就说你不可能跳过理解空间，去理解别的东西。现在的空间转向，背后是因为整个新社会开始了，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资本主义用空间换取时间、用时间换取空间的问题。

90年代有一个社会学转向，关于武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对话性艺术，另外一个是可能各位很熟的苏珊·雷西（Suzanne Lacy），讲的新类型公共艺术。这些人在90年代开始都在谈这个社会转向，这个社会转向跟情境主义那种知识分子从白箱子逃离是不一样的，苏珊娜·雷西是美国人，所以新类型公共艺术谈的是美国情景中的那种。你做一个公共艺术，你好意思说你在做公共艺术吗？你只是接项目，对吧？你跟公共没有关系的，新类型公共艺术强调对话、强调冲突、强调矛盾、强调计划型的而不是作品型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开始在减缓空间遭受痛苦的症状，也就是说，艺术家莫名其妙地成为全球性新自由主义跟地方性冲突的抚慰者。我们做了过多的社会性艺术、社区艺术，其实我们在阻碍这个新自由主义跟地方的冲突，这些冲突本来是归国家管的，本来是市民、社会可以解决的，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只好自封救世主，其实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痛苦的团结者。我觉得能够做个痛苦的团结者也不错，起码比什么都没有好。

在社会艺术的过程中，要么作为补偿性的桥梁，就跟捐款一样，我做一点好事顺便赚钱养活自己，要么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方案的行动者。换句话说，艺术家不要太担心，艺术家要做的就是社会学介入。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是研究工业化社会的专家，柯司特（Manuel Castell）的老师，他有一本书《行动者归来》，他说社会学家都犯一个毛病，老是在这个社会外观察社会，然后为这个社会提出一定的纲要跟关系。他认为自己本身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我进到一个社区以后，我要跟人民一起讨论，想出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是可以解决当地居民的痛苦，对当地人民是有效的，而且对这个社会行动，对这个社会学家也有效，他把这个叫做行动者社会学。就是我去那个社区，我想解决他们的困难，同时解决我的困难，我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也要向我学习，一直都是一个平衡的关系，不是我给或者我说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要向这种艺术学习，不是简单的归纳为这是艺术家或者社会学家的问题，或是艺术家人类学家的问题。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社会性艺术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大胆的进入社会，不要管别人。认同很重要，识异更重要，识异就是认识的识，异就是差异的异。就是认同很容易的，走中国骄傲认同很容易。但要让你同行的人理解少数民族，理解城市的城中村的居民非常难，所以你要有识异的功能，因为识异的功能就是这种社会学介入的第一个方式。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社交媒体：从反文化走向未来
Social Media – From Counterculture to the Future （年会主题演讲）

讲者：Lee Felsenstein
编译整理：蔡泽锐
校订：黄孙权
演講視頻紀錄： https://vimeo.com/893529452?share=copy

谢谢。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不是学者，我是一名工程师。因此，我不会试图去做一些基于事实的断言。我将会提出一些说法，并邀请每个人根据实际情况来检验这些说法。因为在工程领域，你总是在工具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而且还必须产出一个能够满足必要功能的结果。而这始终是一个猜想的过程。因此，我邀请大家在此基础上对我和我的论断进行评判。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图 2），我把它称为社交互联网的起点。1964 年，我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办公室违规拍摄了这张照片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是 1964-65 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学生领导的一场争取学生及公民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权运动。可参见李·费尔森斯坦于 1998 年创建的自由言论运动档案馆 ( https://www.fsm-a.org ) 。。现在这个场景看起来并不那么计算机化，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只有电话。它看起来也不是很整洁，效率也不高。但是在这种低效中，我认为产生了一个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图片中）看到人们正在忙着接听电话。那个时候只有两部电话。墙上的物品构成了一个数据库，随着人们的电话呼叫而不断变化。今天，在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里，电话室会井然有序，发送出去的信息或传输进来的信息，会被记录、分类整理，并传递给必要人员，信息双向流动，一切都条理分明，因为商业运作依赖于这一点。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此不同。人们以各种原因打电话过来。有时他们想要传达信息。有时他们需要解答问题。有时他们想提供资源。我记得在其中一份布告中，有人提供免费理发。因为那时候我们正迎来一个假期，人们回家见父母之前通常都需要理发。而且他们还为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理发中心。当时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给所有事物都加上“中心”。这里（图 2）是在言论自由运动中心内。通过这组电话、桌子和这些人，各种联系都在建立。可以想到，你不能随便地让人进到办公室。信息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也展示在墙上。之所以说这对 1964 年和未来都很重要，是因为它是校园社区形成机制的一部分。伯克利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伯克利大学有 2 万名学生。今天则有 3 万了。当时它因人际关系疏离而臭名昭著。当你来到学校，在熙攘的人群中，你是孤独的。你不认识任何人，其他人也不认识你，也不在乎你。当我到了伯克利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氛围，但我是个特例。

和我们昨天从意大利教授那里听到的情况相反指的是 Franco Bifo Berardi 的演讲，参见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11757 。，自由言论运动所围绕的问题是，在当时民权运动正在向北方拓展的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部门想要压制学生们组织支持运动的能力。事实上，1964 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在 1964 年夏天，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Project）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尝到了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1962 年，密西西比州只有 5.3% 的非裔美国人登记投票。自由之夏是 1964 年 6 月由联合组织理事会（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策划的美国志愿活动，目标是推广密西西比的非裔美国人的投票登记。这些非洲裔美国人由于选民登记及其他法例的限制，一直无法获得投票权。计划参与者包括密西西比黑人以及超过一千名来自另一个州的白人。活动其间，参与者受到三 K 党、警方、州政府及当地政府的暴力袭击，包括欧打、纵火、非法拘捕。三名参与者遭到谋杀。这个计划同时也在密西西比的小镇设立许多自由学校、自由之家以及社区中心，以帮助当地的黑人。。之后有一些学生返回了，有一些没有。返回的这些人就好像是从战场回来的老兵一样。我还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说我有这种感觉，而是那些人身上有，你能明显地感受到。

当时，学校颁布了一项新规定1964 年，在美国反越战和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等大背景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学生开始在校园内开展相关宣传、筹款等政治活动。1964 年 9 月，学校教务长 Katherine Towle 宣布禁止在校园内进行非学校性政治活动（off-campus political activities），引发学生不满。。这些学生团体在校园外摆起了桌子。人行道上有一面海报墙。成千上万的人在进出校园的路上蜂拥而过，他们可以在这些桌子上获取信息，捐款，还可以报名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当年在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长廊中举行的示威活动。当然，这背后也是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先驱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 和一个名叫斯克兰顿（Scranton）的温和派之间的争论。当地的政治领袖站在 MAGA 一方，他对学生在这些桌子上被招募到旧金山去参加大会，并抗议他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我们理解，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和其他人对管理层施加了压力，因为当时还在抗议就业歧视，有一些静坐示威，局势相当混乱。

因此，大学正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他们发布了这项规定。但那完全是错误的时机，再次强调，因为公民权问题并不遥远，不仅存在于南方，而且已经直接逼到我们的门口了。从“自由之夏”回来的学生们都深度参与其中。因此，所有学生组织，无论是从极左到极右，从被摧毁的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到自由主义者。后者是类似个人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之类的组织，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校园中的右翼，包括年轻的共和党人和加州政治行动保守派（Cal Conservatives for Political Action）。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形成统一战线来面对这个问题并进行抗争。而由于大学发现他们实际上拥有靠近路缘的人行道上的土地，我们无法将桌子搬出去。因此，桌子必须搬进校园内。我们采取了经典的公民不服从策略，即“填满监狱”。

我们在行政大楼前摆了桌子。如果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非法，那么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院长们会出来登记学生的名字以便进行处分。一旦他们登记了一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就会站出来，包括我也被登记了。最终，在那一天，当学生被叫到院长办公室时，有 150 名学生出席。学校领导想要惩罚我们，但没能做到。第二天，也就是 1964 年 10 月 1 日，抗议活动继续进行。第一个非学生被指控。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幸灾乐祸的机会，因为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未注册的学生或教职员工进入校园都将受到刑事处罚。他们抓到一个，也因此做了可能最愚蠢的事情。中午的时候，就在人群即将涌入的前不久，他们开来了一辆警车，然后把这个人，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抓进了警车。你能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所有人都开始坐下，把警车包围住。事态越来越严重，一直持续了 32 个小时。最终双方谈判，达成了协议。

我们持续了两个月，直到最后在学校大楼进行了一场高潮迭起的静坐示威。我参与其中，当时有 784 名学生被捕。教职员工震惊了，他们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几天后，在他们的教师联盟中，以 80% 的支持比例投票支持学生的立场。这为获得政治支持提供了基础，导致大学的所有者，即董事会，做出让步并表示不会干预这件事了。因此，突然之间，校园对于任何类型的学生活动都持开放态度，无论是否经过大学的批准。在此之前，除非经过批准，否则你不能在校园里发传单。而现在你可以分发任何东西。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媒介结构的问题，因为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不是说它让我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 1964 年开始我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当时我是工程系的学生。我坚持一种观点，一种模糊的左翼观点，认为我未来的任务将是自动化和取代劳动力，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因为我没有课上，也没有作业，所以我就想去言论自由运动办公室工作。在那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校园里工作。我的目标是找出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所能做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认为我所能做的一切。我无法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我可以制造东西。我稍后会讲到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总之结果就是我走上了一条探索之路，试图找到哪些媒介技术是有效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1965 年 1 月，12 月是学年的最后一个月。当时的校园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领域里创作。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反文化的开端，尤其是在旧金山湾区。过去也有过反文化，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我写了些小文章，有人发表了。当然，年轻的工科学生一般不会这么做，我们通常都保持沉默。但人们不再保持沉默，也不再待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当时估计有数千名学生辍学，离开了大学，出现在海特阿什伯利之类的地方海特·阿什伯利区是美国 60 年代嬉皮士文化的发源地。其为 60 年代爱之夏 （Summer of Love）、权力归花 （Flower power） 等社会运动，以及死之华乐团（Grateful Dead）的发源地，如今仍是旧金山拥有丰富历史的知名景点。。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区。这是一切的关键。

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媒介结构。在那前后不久，我对媒介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两类：广播媒介和非广播媒介。广播媒介由单人向多人传播相同的信息。可以是印刷品，不一定非得是电磁传播。它可以在午间集会上进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午间集会。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听到关于当前危机的消息。我们分发传单。我也帮忙制作了些传单，那是我能做的事情之一。人们早上来到校园，拿着我们分发的传单。他们冒着违纪的风险走出去分发。大家都知道（分发未经大学批准的出版物违反了学生行为规则）。每个人都成了讨论的焦点。人们会走过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怎么看？我们在伯克利还有一个订户所拥有的广播电台，我认为这推动了整个进程，因为我们有了一种反馈循环。我们可以把信息传递到那个电台。它是非商业性的，由像我们这样的人运营着。

非广播媒介是围绕着传单发放者展开的讨论。我们建立了一个组织结构，有一个庞大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它并不是执行性质的，但它有来自所有生活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这提供了一个双向信息通道。这些人参与制定政策，还有一个由他们选举产生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决策。在斗争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些指导委员会成员被替换，这在革命组织中有点不寻常。但我们建立了一条和所有选民保持联系的途径。我们还有在学生娱乐中心和艺术工作室工作的人。他们在那里进行讨论。我们利用电话系统进行信息交流。这也算作非广播媒介。

电话是对称且普遍可用的，至少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在一开始已经讨论过人们（通过电话）提问、给出建议和提供资源。至于这整个过程，我称之为交叉连接（Cross-Connection）。这确实是一个电话技术术语。电话系统中的电线被组织得整整齐齐，直到必须从一组电线交叉连接到另一组电线，就开始混乱了，几乎没有办法做到整洁。所以墙上的纸条是一团糟，但那是交叉连接。这里的情况是，你不能像这样在电话室里进行实质性讨论。他们不得不缩短时间。你可以将信息分为两种形式，即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主要信息是你需要传达的内容，即讲稿、整个故事。次要信息是他们需要联系的人以及如何联系他们，以获取整个故事。因此，电话室交换的是次要信息，而这是有效的。

我提到，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取得了成功，然后便迎来了 1965 年 1 月的奇迹。几个学生创办了一本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杂志，也是《滚石》杂志的前身，他们在桌子上悬挂一只巨大的蜘蛛移动装置，以此来做广告蜘蛛（Spider）是性、政治、药物和摇滚（Sex, Politics, Drugs and Rock-and-Roll）的扩展缩写。好吧，他们不得不拆下那个移动装置。我们同意在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有规定是可以的。但我们的立场是，“要么言论自由，要么战斗”，即校园内的言论是应受到美国宪法——特别是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约束。稍后我可以用法律术语来解释，现在不太值得。但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漂亮口号的时候，你就会有所收获。我提到了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向。我也是如此。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我希望生活一直都是那样。结果就是要找到技术工具使这个过程规范、合理。但我发现，这将是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

电话信息交流在反主流文化中仍在继续。我们过去叫总机。这不是正确的电话术语，但不重要。到了 1969 年，所有的电话总机都被列了出来，原因多种多样。给他们打电话，你就能联系到他们。

我刚才提到的地下刊物从 1965 年开始报道反战示威活动，因为那一年越战愈演愈烈，所以反战活动随之而来，并在言论自由运动的推动下成为可能。现在，它被称为另类刊物，并且仍在继续，没有结束。这些报纸是从家庭和小办公室出版的。我相信它们可以成为社区媒体。所以我投身其中，从事写作。我在那里学到了新闻业的相关知识。我还看到了媒体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它们充斥着广告、个人广告、性广告，还有性问题的展示广告。它们为出版商赚了很多钱，但它们不再是社区媒体了。

于是我了解到 KPFA 是一家由和平主义反战抗议者于 1949 年创建的订户拥有的电台，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曾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或者被迫做一些政府服务。他们认为媒体需要改变，于是决定设立一家由听众拥有的电台。当时 FM 波段，即频率调制波段，刚刚开始开放。因此，还没有听众。所以他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听众。他们需要自己制造收音机并提供给订户。最后也确实做到了。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始了一项计划，将计算机的力量带入反主流文化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是我之后的发展方向。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实际上是接管了一家总机的公司外壳，即旧金山的一家快没落的总机，他们在 1970 年将其成立为“资源一号”（Resource One）。我大约在同一时间听说了他们，而我也在那个时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我正在寻找的是一个计算机网络。那是在 1970 年。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去买一台计算机。那可是一件大事。我记得当时我在想：我去哪里弄一台计算机呢？

一年后，我加入了“资源一号”小组。他们获得了一笔长期贷款，实际上是获得了一台大型计算机的捐赠这笔经费，来自《全球概览》停刊的”发钱派对”。，而且这台计算机正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 1968 年“演示之母”中所使用的机器。在那次演示中，他展示了个人使用（大型主机）计算机的方式。那真是一项天才般的工作。那次演示改变了我对于计算机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看法。

现在，我想说说我的一些观察，但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人们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社区，才能过上充实的生活。关于人们如何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中发展起来，我有一整套的讨论，但现在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社区可以定义为定期交流的一群人。现在，我要介绍一下“公共广场（agora）”这个词，这不是一个新词，它源自希腊语，即白天大家聚集的场所阿哥拉（古希腊语：ἀγορά）是古希腊城邦的中心公共空间，节日、聚会和市集所在地。。它的名字来源于 “agon”，即摔跤手在相互搏斗时感受到的痛苦。因此，一般来说，公共广场是公开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可以了解其他人是谁。因此，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这就是社区形成的地方。从古至今，我们在每个社区都能看到这一点。有趣的问题是，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文明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但不是在房子里。文明是在房屋之间的空间发展起来的，那就是公共广场。你会发现乡村广场、罗马广场、文艺复兴广场、荷兰平原，它无处不在。文化进化比生物进化更迅速，通过文化进化，对公共广场的需求被内化到我们每个人中。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我还不能说我已经证明了。

我所指的公共广场也就是信息公地。实际上，我在尝试着给它下定义。就像所有公地一样，它可以被攫取、利用和圈占。英国的农业公地等都受制于此，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开端。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公共广场。首先，识字、印刷，人们可以把东西写下来，读给别人和自己听。你必须为此付出点什么，所以它开始私有化。如今，我们的公共广场已经变成了大众传媒，这是一种广播现象。而我所说的公共广场是非广播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同时也正是必须做出改变的地方。

因此，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社交媒体系统。1973 年，“资源一号”启用。在理查德·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等黑客的帮助下，我们开发了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它不受制于一套预设的索引词。你可以创建自己的索引词。只需要输入就好了。机器负责记账，我们设置了终端，技术上不需要预装数据。我们确实为此做了一些工作。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内容，这些被称为内容的神奇东西，都是由用户自己提供的。我们没有进行广告宣传。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它放置在一些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必须相当谨慎地选择放置的地点，同时当我们将其迁移时，我们发现其他另一些人会使用它。

它成功了，人们确实使用了它。而我们曾经假设只会有比如工作、住房和汽车的类比，这么猜想的一部分原因是大学的纸贴布告栏被划分为这些类别。但这一设想被打破了，实际上有许多分类，其中包括学习交流对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的著作，在这里提及是因为他对我而言很重要，他在 1970 年或 1971 年写了一本关于去学校化社会的书Ivan Illich. (2000).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editi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在书的最后，他说：“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替代学校的东西呢？也许计算机可以用来连接了解某些事情的人和想要学习它们的人”。

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数据库中输入了一个条目，询问在湾区哪里能找到好吃的贝果？我必须解释一下，贝果是一种环形面包卷，烤制的面包卷。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不太确定。后来它成为了犹太特色，主要分布在东海岸，而在旧金山你很难找到它们。于是有两个答案出现了，其中一个是直接告诉你可以在哪里买到。而另一个答案则脱颖而出，它说，如果你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并询问这个名字，一位前贝果制作者会教你如何制作贝果。我们没有弄清他们是否真的这样做了。我想说的是，我们打开了通往网络空间的大门，并发现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领域。个人电脑这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的。我们需要能在公共场合使用的终端。而我就是硬件工程师。我对软件一窍不通。于是我开始了一项调研，为 1975 年个人电脑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还在其它地方看到社交媒体的发展。例如使用电话的公告板系统以及常见的商业网络，这些我都先跳过不讲。

对于之前提及的各个例子，人们都会合理地问，你们做这个赚了多少钱？答案是我们没赚到钱，反而花了钱。对于那些朝着创收的方向发展的人来说，一旦他们赚到钱，他们就停滞发展了。而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部落化、话语孤岛化、政体扭曲——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美国正在经历这些——以及注意力分散。大多数社交媒体系统中存储信息的技术模型是纸莎草卷轴。这并没有比埃及人更先进。我可以与任何人私下讨论为什么是这样。

因此，我们需要能够规划出一条替代性的道路。我们还需要研究如何管理信息公地。每个公地都必须要有管理。如果公地要生存下去，它就必须有机地发展。有些人写书说：“哦，公地会有悲剧，因为每个人都会贪婪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不，不，那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说话。那不是像渔业、农业这样的历史性公地，这些公地都有自我管理的程序。我们也需要为信息公地发明自我管理的程序。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叫监察局的东西。这些人有权进行调查，但无权采取任何行动。一位名叫波克森（Porxsen）的德国教授在写一本书《数字狂热》，他联系了我，请我写一篇序言。他说这就是新闻学。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他是对的，我们需要真正的新闻报道。我建议采用公共公园的模式。人们会说，那公共公园将如何收回成本？如何自给自足呢？它们不需要。但它们发挥了许多凝聚集体的功能。多年来我一直在说，信息公地的天然监护人是图书馆员，或者至少是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还有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几十年来一直志愿工作，以保持互联网的正常运行，尽管一直有不同的私人机构试图接管它，但都被成员们拒绝了，因为这是工人的权力。这些都是从事真正工作的工程师。他们不会让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我的演讲已经接近尾声。我会努力继续我的工作，现在有人问我：“你不后悔吗”？我不后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指明方向，而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他们会做自己的事情。我对阻止他们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法阻止他们。我们必须提供自我管理信息公地的结构、文化和实践。我能为此做点什么，我相信你们也可以。谢谢大家。

问题 1：感谢您精彩的演讲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所以，我想知道，在您看到的现有事物中，哪一种系统或机构最接近您设想的类型？当你说到图书管理员是信息中介，或者是作为公共空间的信息共享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与他人会面时，我立刻想到了公共图书馆。我还想到了科学文献以及科学文献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想知道是否有特定的在线或离线机构或系统，目前在您看来最接近理想模型。

答：我想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成为媒介批评家。我批评媒介，是的，但我仍在努力建构一些东西。如果你不太了解竞争对手，他们可能会把你吓跑。所以，对于什么是最接近的，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我邀请大家尝试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并进行讨论。这将是最有成效的结果。所以，我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说这个最接近，那个不接近。抱歉。

问题 2：感谢您的分享。我的问题可能就像您所说的，应该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问题。但我一直在思考，例如，对于我们当前的现实，比如中国社会，我了解社会结构与您经历或提供的有所不同。例如，如果今天在公共公园组织活动，作为一种另类方案，与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事情相比，是更容易还是有些不同。此外，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交媒体结构，就像我们必须将人们从例如微信中迁移到新的结构。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并没有那种结构。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否对构建不同结构中的技术方面有何想法。因为也许我在技术知识方面缺乏知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使用任何其它的网络，例如蓝牙等，我不太了解这方面。

答：可能我比较奇怪，我对过去了解很多。我也在尝试着发明未来，但我对现在并不是很了解。首先，公园是一个隐喻。我谈论的是使用相同的组织概念，它们对很多可能提出的异议提供了答案。并不是说我们要字面上地在“公园”里行动。所以让我们明确这一点。我知道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只在西方社会和中东社会进行了研究，而且不太多。我的大部分教育都来自于我在伯克利的时间，确切来说是 29 年，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并创业。我们还有许多人类学研究要做。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博物馆。我非常期待参观它，开始我的中国文化史教育。

我对发展出意外事物的过程确实有一些经验。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视野“狭窄”。所以如果你学习各个方面的一切知识，你就会知道所有方法都不可行。因此，你需要限制学习的广度，必须有选择性地学习。你必须基于远见前进。你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但你有这种远见。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去实践、测试、经历并分析。这就是辩证的过程。如果有人来找我要一本关于如何做的书，好吧，其实我将在一年内出版一本书。我已经写好了。它详细介绍了我一直在说的事情以及更多的内容。我希望人们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文本来阅读，然后说，看这个疯子，而是说，我在其中看到的某个部分让我考虑到了某些事情。那将是最好的结果。我没有比这更好的建议。买我的书吧！我们将尝试做一个中文版。我会和我的出版商讨论一下。但我想可能需要和你们交流一下这本书的读后感。无论如何，祝愿大家好运。我指望还能再活上 15 年，如果我幸运的话。但 15 年后的李·费尔森斯坦可能不太像现在。我可能只是一个自封的先知，没打算告诉人们该如何做任何事情。没人应该听我的。但与此同时，我确实希望能够创作一些作品，不仅基于我所学知识的新版本社区记忆（Community Memory），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贡献，这是我所期待的。

问题 3：你谈到了卷轴和纸莎草纸卷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你是否可以多补充一点。

答：嗯，每台计算机从最早的计算机开始都必须具备一些编辑功能。你有一个信息块，那就是一个文件。你总是能够在文件的末尾添加东西并向下延伸，就像卷轴一样。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社交媒体系统开始和结束开发的地方。然而对于社区记忆，我们将其视为一本书。它有一个索引。有趣的部分是读者可以创建索引。并对他们的项目添加索引词等。我们通过三代的开发对此进行了改进。发展成为一种双数据结构，通过超链接的方式，你可以附加你的项目或索引词。或者任何读者都可以添加索引词，无论它们是否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开始在实操中使用它。它只运行了两年。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开始的地方。

计算机是有能力的，它们可以做我们无法做的事情。否则，目前，如果你要在 Craigslist 中查找，理论上，你会进入一个部分，然后开始阅读该部分的滚动条目。这个滚动非常长，以至于你只能查看一天的信息。因此，每次你将一个项目放到 Craigslist 上，你都必须返回并再次输入以保持其活动状态。于是这个庞大的滚动条不断发展，没有人会阅读到。然后我们有 Slack 和 Discord，这是为游戏玩家设计的，为过度摄入咖啡因青少年设计的，他们只想有一个地方可以写点东西，让人们看到它，然后它就会无限滚动，永远不会有被看到的第二次机会。因此，你可以看到结构本身就有其内置的用途。因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拥有索引并能够创建对话。从我看来，这才是社交媒体的基本单位。事实上，我们希望不久后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允许人们在物理空间中这样做，并记录下结果。我当然希望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是，我将继续改进。

问题 4：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运动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主修社会科学或具有技术和工程背景的学生，他们的主动性也非常强。他们在采取主动时非常积极。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心态的变化也会带来强有力的行动。但如今，那些主修技术和工程背景的学生正在失去采取行动的动机。那么，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又如何能有动力去学习更多的技术背景知识，从而促进自己的研究呢？

答：我能建议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不同的部落之间进行对话，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们为部落？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但事实上，社交媒体可以为此提供便利。尽管如此，重要的对话还是在个人讨论中进行。我想，房间里最大的问题总是：我怎样才能靠这个赚大钱？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你不会在这个媒介上赚大钱，但人们可以通过它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机会。很久以前广播里有一个笑话。有人说他们家要装中央供暖系统，所以要把暖气片放在外面。正直的人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外面暖和，里面也会暖和。这应该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要让外面暖和，里面才会暖和。这就带来了一个文化问题，如何让人们接受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的，但我明白。讨论和对话，尤其是一对一的讨论和对话，是必须的。因此，你需要创建一个论坛，让这些对话得以进行。很抱歉，我不能说得更详细。每当我遇到一个问题，我都会制定一个计划。工程师都是这么做的，而我对此没有计划。但你也可以这样做，好吗？

问题 5：您认为如今的联邦制社交媒体（如 Mastodon）能解决社交媒体商业化的问题吗？谢谢。

答：首先，我不了解 Mastodon。我只是听说过，所以我不能给你一个明智的答案。为一个目的开发的东西能用于另一个目的吗？也许吧，如果幸运的话。但你可能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这就是文化转型。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他们本不想这么用，但每个人都在这么用。所以，他们要么跟风，要么就为自己能赚到钱而高兴。但这个方向并不是注定的。所以，Mastodon 是有目的的，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用户必须把它的目的变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他们必须发展实践、神话、文学，并且能够用这种语言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使用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词汇和术语。文化挪用，我想就是这个词。是时候进行文化挪用了吧？所以我不能直接回答 Mastodon 本身，但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召集人
李·费尔森斯坦 Lee Felsenstein
1945年生于费城，是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人物。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个人电脑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发明电脑Osborne-1。他还发起了“社区记忆”系统，一种早期的社交媒体形式。李·费尔森斯坦毕生致力于使技术变得更加易于接触，他甚至试图为老挝的难民村庄提供无线通信。他曾获包括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会员（2016年）和电子前沿先驱（1994年）等著名奖项。费尔森斯坦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红木城，即将出版一本新书。

主持人
黄孙权 Huang Sunquan
学者、策展人、艺术家。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为历年网络社会年会与黑客松的总召集人。

作为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系列活动的尾声，在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人物——李·费尔森斯坦的召集下，我们举办了一场名为“频闪集会 Stroboscopic Assembly”的特别实验。这不仅仅是一场思想实验，更是一场现场实验，目的是深入观察人们在公共空间如何开始互动，以及发生互动的方式。年会组委会偕同跨媒体艺术学院与视觉传播学院学生共约两百名，在良渚校区举行。活动首先由召集人李·费尔森斯坦介绍了实验的注意事项，主持人黄孙权教授从社交媒体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实验的背景和目的。

实验开始之后，现场涌现出了许多有趣的社交互动模式，以下是图片回顾：

实验结束后，李·费尔森斯坦对活动进行总结。他强调了实验过程中所形成的“agora”，“agora”的意思是人们为了各种目的相互接触和交流信息的公共场所。李·费尔森斯坦认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于 agora 的需求，在这样的公共广场中，我们能够以公众的身份相遇，而不需要确切地知道我们在和谁交谈。人们不再是孤立个体，而是在这样的空间中渐渐缔结成社区。最后李·费尔森斯坦鼓励大家随时随地自主地创造出这样的公共空间，不需要主持人，也不需要摄像机。在教室、草坪、市集、广场，或近或远，频闪不断。同时，实验影像与声音记录约为170G，年会工作人员也转给李·费尔森斯坦，他将在旧金山邀请其他工程师进行进行声音与影像分析，作为发展移动式社区记忆的基础模型。所有人都参与了一个从六零年代开始至今的传说：从社交媒体中赢得社会。

文／马克·韦伯（Mark Weber）
整理翻译／许可
校对／袁孟如 张铎瀚
校订／黄孙权
年会现场演讲視頻：https://vimeo.com/890895057?share=copy

我是马克·韦伯（Mark Weber），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项目的策展总监，有点啰嗦的说法。我要感谢黄孙权教授的邀请，感谢他的盛情款待，感谢刘怿斯先生的联系。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荣幸能欢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来。

人们往往认为多媒体和超文本（如网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只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两项技术进步。人们很少想到，它们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以有时相互冲突的方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张图片来自多媒体先驱之一：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他计划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内瓦国际联盟附近建造一座世界城市，作为倡议中的全球网络中心。

首先要介绍一下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综合资料馆藏，包括一个向研究人员开放的媒体档案馆。我们大约 40% 的藏品是实物，其余为论文、视频、图像、软件和数据。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 1200 次视频口述历史记录。我们的永久性展览 《革命：计算的第一个2000 年》 （Revolution: The First 2000 Years of Computing），是第一个深入介绍了在线文本世界演变的展览。我们的软件展览探讨了软件在联网和上网过程中的社会作用。我很荣幸地将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在个人计算机革命中研究的一个社区记忆终端放在了这里。

我今天要谈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多媒体和超文本有关，但我们也有很多关于交互式图形的经典历史资料，从可以玩《太空战争》的PDP1修复版，到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1968年的第一个虚拟现实头盔。我们最大的文物是作为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销售总部而建造的大楼。

互联网历史项目以博物馆收藏的世界级网络和移动资料，以及早期网络历史项目收集的资料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保存和讲述网络世界的故事、网络世界背后的人们以及那些生活在网络世界中的人们的故事，从智能手机到 “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他们的生活因网络世界而改变，博物馆约四分之一的展厅都以网络和移动设备为主题，并通过现场活动、出版物和视频吸引广大观众。

我们目前正在筹办一个聊天机器人展览，该展览将于明年 6 月开幕，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互联网历史项目。图片上就是聊天机器人展览。我们不会展出这个算命的自动机，但会展出一个同类型的自动机。人们尝试让机器说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图形学而言，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为美国动视公司（Activision）、美国苹果公司和游戏公司EA（Electronic Arts）测试绘画程序。这些都是让普通人制作从音乐、视频到页面设计等各种媒体工具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而这正是个人电脑革命的一部分，即为人们提供工具的理念。我们在许多其他软件中也保留了这些工具。虽然随着电脑的更新换代，人们获取工具的途径在很多方面已经消失，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增加。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 CD ROM 读取器的帮助下，个人电脑上的多媒体效果出奇的好。游戏变得非常生动。超文本通过 Hypercard （一款在1987年由苹果公司推出的早期超文本系统）最为人熟知，它还可以创建交互式 CD ROM。这一切都是独立的，大部分都没有联网。但媒体的未来看起来非常丰富多彩，有越来越好的图像、声音。

直到网络出现，基本上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炸回了石器时代——至少倒退了十年。

1995 年，我担任了一本实验性多媒体杂志（Telecom Observer）的执行主编，合作伙伴包括《经济学人》集团、《卫报》、莱蒙德广告公司、瑞士广播电视台等。我们能将音频片段（很短的片段）整合到你可以点击的麦克风图标中，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我和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的电视访谈是在多媒体骨干网（M-bone）上以视频形式播出的。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还记得，那时互联网上的视频大概是每秒两帧左右的速度。而这并不是专业知识的限制。杂志的出版商是由让-范萨·格拉夫（Jean-François Groff）共同创办的公司，他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共同参与发明了万维网。限制在于带宽以及随着网络发展而做出的某些选择。

但是，内容表现与内容传播之间的矛盾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从音乐、舞蹈、烹饪到诗歌，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创造不同的媒体。但事实上，语言由不连续的单词组成，因此特别容易剪切、快速和准确地复制。这也使它大约从 5000 年前开始成为编码和压缩符号的理想选择。因此，有些形式因素似乎会反复出现，右图实际上是一块木质书写板，上面覆盖着可擦除的蜡。不过，即使是像左图这样的泥板，也会使用交叉引用，你可以将其视为超链接的祖先。

但问题是，文字可以无限地表现和复制，而不会像其他媒体那样失去分辨率。因此，尽管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复制文字，而且错误很少，但复制哪怕是简单的插图都需要解释和技巧。

早期的印刷术也主要是为文字设计的。插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在他们的文字中绘制了几何图形，如毕达哥拉斯。但大部分插图在复制时都丢失了。最后只有文字，图像被剥离。显然，印刷术、活字印刷术都起源于亚洲，到了西方的古腾堡（Gutenberg）出现时变的非常盛行。但它们并不是为插图而设计的，纯粹是针对可重复出现的字符或字母。

因此，始于 1837 年的电报的光速数字通信，最初只是文本通信。19 世纪的发明家们第一次捕捉到了图像、声音，甚至以电影形式展现运动。但这并不是通过电报实现的。除了电话，所有这些媒体都需要物理传输。它们完全被固定在某个地方。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保罗·奥特莱和亨利·德拉方丹（Henri de la Fontaine，他曾在比利时与保罗·奥特莱共事）等信息先驱开始梦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网络，或者像威尔斯（HG. Wells）所说的，由超链接连结的世界大脑。但是，激励这些有远见的人将世界上的所有知识联系起来的那股浪潮，也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将每一种媒介都包括进来，因此，不仅仅是纸张和缩微胶片（这是当时新出现的压缩媒介），还有电报、电话、广播、录音，以及仍在试验中的电视。

右图是奥特莱提出的类似于 Mondotheque（荷兰词，直译为英语是 "World Library"，中文可以理解为“世界图书馆”或“全球图书馆”）的东西。虽然不容易翻译，但对于家庭来说，其中包括一大堆小玩意儿，你将有六种不同的机器来处理不同的媒体。他坚信，你确实需要多种媒体来有效地传播知识。你可以从文字中学习，但有了动作、声音和图像，你就能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因此，他和亨利·德拉方丹利用我刚才介绍的所有技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他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共享信息将带来世界和平和一个普遍的黄金时代抱有极大的信心。当然，在电报、早期无线电和网络时代也有这样的人。德拉方丹还收集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和小册子，是女权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一种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活动，而这正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奥特莱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其他建筑师，想要规划一座作为全球网络神经中枢的世界城市。原本计划将其选址在国际联盟附近，先是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失去主办权后，又选在瑞士的日内瓦。因此，他们是群怀有和平国际主义情操的信息前瞻者所组成的松散国际网络的一部分。他们还在探索第一种机器可读介质。用孔洞和纸质胶片来浏览信息。这可以追溯到霍莱里斯卡片分拣机（Hollerith card sorters）， IBM 的卡片分拣机，或者更早的雅卡尔织布机（Jacquard loom machine）等。

这就是自动搜索的曙光，使用机器可读介质在纸上开孔，从而实现信息搜索的智能计算。伊曼纽尔·戈德堡（Emanuel Goldberg）曾在德国蔡司公司（Zeiss Ikon）工作，领导着他们的研究实验室，他们在做早期的电视、研究微点。我们以为自动搜索是最近的事情，但他早就率先使用光电池和打孔的 35 毫米胶片与微缩胶片页面进行搜索，这样你就可以输入一个数字代码，有点像 URL 或网址，它会在几秒钟内将对应的页面显示在你的屏幕上，他甚至将其内置到他在蔡司公司的办公桌上，就像一个工作站。

在同一时期，有两位同行也有这样的想法。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位化学家。在德国建造了一种叫做 “桥 ”（The bridge）的东西，用于标准化各种格式，共享信息。

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也写过一本名为《世界大脑》（World Brain）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套非常相似的观点，并四处宣扬这些观点。两人都对共享信息能够带来和平充满信心。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抹去了人们对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了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国家的计算机先驱们只通过范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记忆延伸（Memex） 概念才真正接触到了微缩胶片，这是一种在戈德堡搜索引擎基础上扩展的微缩胶片网络浏览器。戈德堡的搜索引擎基本上只有一个屏幕，你可以输入一组数字，然后得到一个类似于网址的页面，但无法在两者之间建立链接。

记忆延伸系统中有两台相邻的微缩胶片阅读器，你可以在它们之间创建链接。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布什是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之父，也是美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负责人之一。

因此，这些非常相似的想法来自于目标迥异的不同人士。这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我认为实际上存在一种共同的意愿，那就是前往新边疆，打破理想主义者和军事研究人员之间的界限。人们昨天讨论的东西会被颠覆，这里有种想要颠覆的共同性。但我想说的是目标仍是关键，许多不同的人想要颠覆社会或技术秩序，但他们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着不同的目标。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硅谷时，你会发现双方都有一种探索新想法的勇气，既是意图，也是创造。

因此，我向你们展示了战前的资料，包括保罗·奥特莱、威尔斯等人的观点，所有这些结合媒体的想法都涉及大量的设备，复杂、精密、笨重的设备。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特德·尼尔森（Ted Nelson）和其他人意识到，可以做一些类似于记忆延伸的东西，这本来是用微缩胶片制作的，但可以使用数字计算机。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这一切。

被称为信息论之父的香农（Claude Shannon），证明了1和0比特可以数字化地表示任何介质，这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来说并不明显，我不认为那时的人们知道可以相同的存储设备，在全媒体（omnimedia）上存储并且混合所有不同的媒体。

因此，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保罗·奥特莱，先驱们很快就开始梦想将多种媒体连接起来。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实际上就是从视频超文本的想法开始的。他对电影很感兴趣，他想让电影通过特定的地方链接到其他电影。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d）和安迪·范·达姆（Andy Van Dam），后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图形学，试图在当时非常有限的计算机中尽可能多地加入图形功能。

因此，这里的矛盾在于，他们想利用计算机将所有媒体结合起来。但当时的电脑几乎没有内存，甚至无法显示简单的图形。能力非常有限。

道格·恩格尔巴特在赫曼·米勒（Herman Miller）定制的工作站上，他在李（Lee Felsenstein）提到的 "所有演示之母 "中使用了这台工作站。我们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制品，是由当初参与设计的一些人制作的。

安迪·范·达姆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的多媒体超文本。这是 70 年代为技术培训制作的可视化超文本系统模型。但在这一时期，计算机在多媒体方面的应用非常有限。

因此，它们具有无限的灵活性，但资源有限。我们有很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尴尬时期的例子，当时人们试图让计算机在内存和处理能力上做得更多。他们把类比和数字混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计算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镶有缩微胶片的）窗孔卡片（Aperture card）。但进入80年代，我相信一些苹果电脑公司早期的蓝图是使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右边是一张蓝图的缩微胶片插图。这张卡片可以在电脑卡片分拣机上分拣，找到正确的图像。这是一种追踪图像振动的方法。但图像不在电脑里，它们在这个独立的麦克风上。

这是IBM 1360 ，它是用化学方法存储数据的。它可以存储大量数据供美国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使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但同样是类比的，它的数据存储方式实际上不是数字的。

1974 年，电脑辅助教学系统伯拉图系统（PLATO，Programmed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s）终于配上了一个平面触摸屏，这幅图像实际上是投射在屏幕上的缩微胶片。它可以控制终端内的微缩胶片阅读器。他们还用磁性音频台以类似的方式提供音频。

20 世纪 80 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阿斯彭电影地图（Aspen Movie Map）将模拟视频磁盘（这些磁盘最初是为视频而设计的）连接到一台微型计算机上。这基本上就是谷歌街景地图，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展览中展示过，但使用的是由电脑控制的模拟视频台。

苹果公司的 "视觉年鉴"（Visual Almanac）通过 Mac 控制视频光盘播放器。这是我们藏品中的一个展品。你可以在视频编辑台上看到整套百科全书。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连接性与超媒体不太相容。一些人梦想通过宽带和奥地利开发的 Hyper-g 系统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上也有超媒体。右图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局域网上运行的具有强大多媒体功能的多媒体。但这些都是例外，而且是在大多数人无法使用的网络上运行。

因此，蒂姆·伯纳斯·李在与罗伯特·卡里奇（Robert Cailliau）等其他人一起创建万维网时，就为他的全球网络系统规划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媒体，并将通过格式协商来处理，基本上，无论你在哪种机器上，它都能适应。

如果你有一台功能强大的机器，它就会向你展示精美的图形、声音或电影。如果你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终端或移动设备，它就会自动降级，向你展示它所能做的一切。但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功能添加到下一台机器上的演示浏览器中。这是第一个浏览器，也是一个编辑器。当时，网络的互动性要强得多

在资金极少的情况下，他请志愿者制作 Unix 浏览器。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平台。他还要求他们添加灵活的多媒体功能。但最成功的浏览器 Mosaic 很快就添加了点阵图（ bitmaps），而且只能是点阵图，很难嵌入其他媒体。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基本上将非常有限的图形功能冻结在网络中。但图像无疑吸引了人们，并使它成功战胜了 Gopher 等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虚拟现实标记语言（VR Markup Language）社区正在积极推动3D网络浏览器的发展。像欧洲核子研究所组织的虚拟电脑辅助设计系统，金星（VENUS） 曾在高端设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系统被用于开发粒子加速器。当时，这些系统只适用于拥有高速互联网和昂贵工作站的人群。而在当时，普通网民所能接触到的多媒体内容非常有限。

但最终，随着宽带和MP3等更好的压缩技术的出现，网络多媒体得到了普及。这其中，Napster和其他音乐盗版网站的流行，以及成人网站对Flash的使用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终，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络多媒体的水平逐渐赶上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单机多媒体水平。这一过程历时很长。包括泰德·尼尔森和道格·恩格尔巴特在内的许多人从反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超媒体技术，他们真切地希望通过共享知识来改善世界，并怀有对这种方式的信心。

我希望通过这些话来展示旧金山湾区的反文化风气。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最著名的时期。但这实际上是来自刺耳协会（Cacophony Society），它在1990年初发起了火人节（Burning Man）活动。这是种奇怪汇聚而有的"虚拟现实"，有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刺耳协会。围绕着火人节的反文化群体与计算机行业之间的关联一直延续至今。参与其中的人各有所好，当然，你可以将它看作硅谷工业领袖的独家俱乐部。但也有一些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

如今，网络多媒体在技术上终于赶上了多年前CD-ROM所能实现的水平，而用户数量已经达到40亿。然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应用程序呢？Zoom是一个百年前概念的实现，即视频会议，也是一个50年前的演示的实现。就像保罗·奥特莱在1930年所设想的视频会议，非常类似于现今人们所做的事情，并由道格·恩格尔巴特在1968年的“所有演示之母”中进行了展示。

因此，我们要想象下一个能够被实现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线立即、廉价地混合任何媒介，分辨率非常高，但我们要怎么处理它呢？我认为真正的变数当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多数超媒体先驱所想象的是一个人选择各种媒体并将它们结合成一种全媒体的想法。

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像昨天演讲者（Lev Manovich）说的，它将事物分解成这些小碎片，几乎是言语或形象的数据包，并重新组合它们。我认为这不过是引入了另一个因素，也就是人工智能正在做出一些决策。它更像是人和这种几乎是通道化的集体无意识形象或词汇之间的互动。所以这种技术更像是选择性地繁殖而不是设计某物。这更像是进化的过程，正如昨天一位艺术家所说的，从AI生成的众多图像中进行选择与设想某物并实现它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对比在于，有一个更古老的关于脑机接口的设想，未来你可以直接在脑中想象一个场景，它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或者你想象出音乐。这将是一种比生成性人工智能更直接的控制方式。因为在使用生成性人工智能时，你会牵涉到人工智能，它以你可能喜欢或不喜欢的方式混合事物，并且你需要与它对话。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新篇章，在这一篇章中，我们将所有媒介融合在一起，混合它们并探索如何利用它们。

谢谢。

Q：谢谢马克·韦伯先生的分享。我想问一个关于硬件的保存的问题。硬件和软件的保存，您觉得哪个会比较困难？您觉得最好的保存方法是应该把它开放给更多人用，让它变成一个更有商业价值的项目，还是给像你们这样比较专业的机构保存它供大众参观呢？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私人，您会选择在系统更新的时候立即更新呢，还是用到不能更新了为止？

Marc：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等到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处理历史事件，并且通常更喜欢研究古老的东西。但就获取信息而言，我想这才是你所问的重点。当涉及到旧硬件时，我认为它们非常脆弱，难以维护，需要专家的帮助。比如，在博物馆里，我们有两个修复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一组志愿者来维护。一个是 IBM 14，另一个是早期的小型计算机 PDP1，但要让它持续运转真的很费力。模拟技术让人们可以在较新的硬件上以相当真实的形式使用旧软件。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仿真技术是让公众获得对古老资料广泛访问的途径。首先，硬件的问题在于维护，而且还要知道如何操作。再说到游戏，在博物馆里我们有三个互动式的模拟游戏，人们可以参与其中。游戏设计得让人们能够立刻理解并且愉快地玩耍。对于那台 IBM 1401 主机，他们会请当时的专家来演示它，并向人们展示如何操作，因为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包括我，只是走上前去，使用穿孔卡，输出结果，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谜。所以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游戏，你应该展示视频和演示，而硬件通常应该是演示而不是仅仅交给别人操作。

Lee Felsenstein：这引出了关于计算机文化背景以及其变化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我不认为我们能在几个小时内草拟出一个计划，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不过我认为这会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非常有趣的方向。毕竟，历史必须结合背景才能被理解。虽然你可以拥有最好的展示机器，但你不会对它们为何被设计成那个样子有多少了解，以及人们做了什么以及它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你允许的话，让我通过向这个提议中加入许多复杂因素来使你的任务复杂化。我想知道你对这个建议的想法。

Marc：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是在现场还是场外讨论。假设今天的场景是展览现场，如果你不能在大约30秒内吸引他们的注意，也许一两分钟，他们就会失去兴趣。这取决于情境，博物馆可以提供两种情况。比如说，现在互联网档案馆提供了很多旧游戏的模拟游戏供你玩。你显然不会体验到原始硬件的外观和气味，但这是你可以在空闲时间做的事情，而给别人一台古老的机器却没有时间去探索，意义不是很大。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比如说，对于聊天机器人展，我们可能会展示目前的系统的视频，比如为治疗而设计的聊天机器人，客户支持的聊天机器人等等。如果你让人们去玩这些系统，很多人只会被一些指令迷失。比如说，我们曾尝试过有一个维基百科的展览，你可以去编辑维基百科的终端机，整个目的是维基百科是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对吧？人们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张贴了各种可怕的东西，现在那个IP地址被维基百科封禁了，因为如果人们真的可以自由地玩这些东西，他们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玩。

Q：韦伯先生您好，我对人机交互界面有一个问题。您认为人机交互界面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在1960年，我们使用视频终端代替了电传打字机成为主要的人机交互界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使用键盘和视频显示器作为我们的人机交互，作为一种商业界面。另外，虚拟现实头盔从80、90年代开始发展，在过去15年里获得了大量投资，但仍无法取代传统的人机介面，例如键盘和视频显示器。唯一有些改变的是触摸设备，例如1996年推出的Palm Pilot，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用手持设备、触摸屏和大图标。它似乎与早期的Palm Pilot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您认为人机交互作为今天的界面已经走到了尽头吗？

Marc：我希望不是这样。打字机有150年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一个键盘上方的屏幕或一张纸。移动电话的整个历史实际上是如何变成不带大屏幕，和便于输入数据的简单方式来完成有用的事情。值得记住的是，现在这些不再有像Palm Pilot这样的笔，你在熟练后可以相当快速和准确地书写，也没有像旧的黑莓手机那样的拇指键盘。软键盘实际上非常难以准确地使用。自iPhone和Android真正遵循了相同的模式以来，它们都被优化用于浏览而不是创作。这又回到了早期互联网是用来参与的观点。它是一个浏览，一个接收广播的机器，而不是一种创作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使用Twitter和微型博客，部分原因是在这些设备上写长篇作品并不容易。实际上，记者和作家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在我们博物馆举办iPhone周年纪念活动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下看的目光》（The Downward Gaze）。如果你想想，为什么我们总是低头看着我们的手机，然后会撞到东西或绊倒呢？因为我们需要看着打字。使用老式的拇指键盘，人们熟练掌握了盲打的技巧，同样也适用于手机。因此，我们可能花费60%的时间盯着屏幕，以确保我们已经准确地输入文本。我认为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表明了人机交互界面的那些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远未结束。幽默杂志《洋葱》（The OINON）(编按：洋葱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伪新闻媒体网站）有一篇很棒的文章，我的论据来自那里。研究表明，我们花费80%的时间盯着那些无聊的矩形屏幕。我们早上醒来，就去一边拿起这个发光的小矩形手机。然后我们去工作，看着一个更大的矩形，晚上回家后，就用一个更大的矩形来放松心情。为什么计算机还没有摆脱屏幕的束缚呢？人们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有形计算和墙壁上的文字以及智能油漆等等，但它们在哪里呢？我们仍然盯着这些微小的矩形屏幕。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广阔的领域需要开发。

Q：马克，我有一个相当长的问题，我已经写下来了，是关于超文本的问题。你提到超文本，我在想在90年代甚至2000年，超文本在个人计算机向网络计算转变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超文本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它是该领域中最常被写作的类型，但似乎同时又是当今作家们最不积极追求的类型，而不像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存在，它的元素已经开辟了新的形式，比如新的媒介。一些超文本的基本要素存在于许多当代电子文学的类型中，比如一些VR作品或一些互动小说。但我想问一下，超文本在今天的重要性是什么？我记得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的一句话，他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忘记阅读电子文学有多有趣。那么，它现在还有趣吗？因为看起来，我们在网上阅读新闻就像在读小说。超文本小说或超文本，它是否只会是一个存档的东西，还是有更有趣的东西，或者超文本本身有更多可能性？谢谢。

Marc: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博物馆采访了罗伯特·库珀，但是在超文本中的那种高度创意写作依然是一种边缘流派。但我认为我们又在使用它了。在网上我们几乎做的任何事，我们都在不断使用超文本。这是我们获取新闻、参考信息，显然还有社交媒体的方式。所以我意思是，它已经成为我们导航内容方式的一个基础部分，我认为它根本没有消失。的确，书籍保持了相当传统的模式，尽管即使在你阅读Kindle书籍时，你经常会跳转到定义或其他内容而不自知。但是那些原始的“选择你自己冒险”的书籍，你可以创建叙事，至今还没有成为主流书籍。但我认为，在游戏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你有了那些通过你的行动实际上塑造叙事的游戏。我的意思是，再次提到，有超文本也有超媒体。像泰德·尼尔森这样的人更多地期待一种包含视频和其他形式、其他媒介的超媒体。如果你看看现代游戏和今天使用的网络，那都是超媒体。

所以我认为它存在。就我个人而言，这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努力。当你为了娱乐阅读某些内容时，你不一定想做决定。你想要听一个故事。你不想创造一个故事。所以我认为在电影中，例如，技术上没有理由不能有一个超文本、超媒体电影，在那里你只需做出决定，就能把情节带入不同的方向。但这并没有流行开来。我的猜测，纯粹是猜测，那是因为人们想要放松，想要被动地在那种情境中。他们不想在一天的第三屏幕上放松时选择自己的冒险，毕竟前两个屏幕之后。但是，超文本链接已经与AI结合起来了，既有网络上老式的机器学习，现在还有生成式的。链接不再仅仅是一个链接。它可以是在你的兴趣或其他人的兴趣中进行的各种复杂计算。所以它正在创造一个真正动态的媒介。超文本已经远远超越了静态指针，即旧式的链接。所以我认为它就在我们周围。但是那种特定形式的文学并没有成为主流。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项目的策展总监。互联网历史项目依托博物馆领先的网络历史资料收藏，通过出版书籍和举办活动来探索互联世界。韦伯于1995年开始将网页历史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得到了网页的主要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爵士以及其他先驱人士的重要支持。他共同创立了该领域两个最早的组织，并在十多个画廊策划了与网络、移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展览。韦伯也在主流媒体、专利公司和电影制作方面就相关主题发表演讲并提供建议咨询。他曾在硅谷和瑞士日内瓦附近担任软件和生物医学顾问长达十多年。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拥有布朗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创意写作双学士学位。

Marc Weber is curatorial director of the Internet History Program at th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CHM). The program explores our connected world through publications and events, and builds on the Museum' s leading collection of networking history materials. He pioneered Web history as a topic starting in 1995, with crucial help from the Web' s main inventor Sir Tim Berners Lee and other pioneers. He co-founded two of the first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and has curated over a dozen galleries or exhibits on networking, mobile, and Al.

很多人认为我是媒体学者或者新媒体学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艺术家。我于1960年生于俄国莫斯科，在1981年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纽约。从 14 岁开始我开始接受视觉艺术训练，包括现代主义绘画和古典绘画。这与亚洲仍存在的一种体系有些相似，要进入艺术学院必须通过考试，我当时要进的是建筑学院。我参加的考试主要是关于古典素描的，如画古希腊头像、描绘纹理、强调透视和栩栩如生的绘画。我接受了这样的训练，1981年来到纽约后，我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度过了一些年头。

近四十年前，1984年，我开始从事计算机动画和计算机图形工作。我有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主攻视觉文化，在过去20年里，我在东海岸甚至加州教授课程，在视觉艺术系任教，尽管大学根据我的著作和书籍对我进行评估，大部分教学内容是面向艺术家的实践工作室课程。十年前，我搬到纽约，并成为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博士课程的教授。现在，我教授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我已经有32年没有进行传统的素描或绘画了，大约在90年代停止了画画，在过去的30年中，我参与了从模拟到数字，再到计算。随着计算转向AI，数字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每个人都在写关于数字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为我的生活增添些其他东西，所以我重新开始了绘画。刚好在这两周后，Midjourney公开发布了，它的出现掀起了生成媒体（generative media ）的革命。

众所周知，过去的15年是非凡的。中国公司一直在发布他们自己的版本，支持其应用。在西方，我们有ChatGPT，我们有Dalle 3；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整合到谷歌搜索中。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彻底革命性的时代的开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这场革命的规模可以与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与19世纪摄影的兴起相媲美。

在我此次演讲中，我将谈论视觉生成媒体（visual generative media），并用我的作品加以阐释。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了许多图片，大约有6万张。我以系列的方式创作图片；每个系列都有一个电影，有时是一部抒情电影，有时是一个概念性的电影。我在许多群展中展示了这些作品，其中一些在个展展出。其中一场将于两周后在葡萄牙开幕，第二场将于十二月开幕。

所以，在我谈论的同时，我将开始展示我的作品，你将会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将演讲的第一部分称为“碎片的美学”。

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每周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图片。在其中一些图片中，你会看到一些内部空间，看起来是由一系列工具组合而成，但当然，全部都是仿真的工具，如版画的蚀刻、雕刻等等。这些空间展示了充满无尽物品的架子。这个奇异的空间让我同时联想到了书库、仓库、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也许还有欧洲静物画传统。在架子之间、缺失的墙壁之间，经常出现精致、微妙、常常难以看清的图案——有些是二维的，有些是三维的，像线条的编织。现在换个话题。就在一瞬间，有时我们呈现为抽象，但通常意味着某些明确的东西——一些对象、形状、来自我们人类世界的意义。

这些是什么碎片？这些未定义、未命名、放置在架子末端的物件是什么？这些物体的线条，目前还不清楚它们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它们是墙上画作的一部分还是存在于现实中？有时我们明确；有时我们不太确定，所以你得到了一种碎片的状态。是的，我们看到了碎片，但是什么碎片？在常规艺术博物馆里，有古代文明的碎片——花瓶、玻璃杯、盘子，还有小工具、雕像等等，就像我去奥地利并去了当地美术馆的那一天一样。甚至在地下室，他们有着许多文明的碎片，大约在1500年、1800年前，它们是普通的容器。你真的能感受到博物馆，就是这些物质碎片的集合。

但人工智能的“碎片”有着不同的选集。AI通过数亿张图像提取“模式”（patterns），并将它们分布到数万亿个连接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训练中，这些神经网络被喂了数亿张素材，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信的图像，以及几种描述内嵌的HTML代码，然后我们以像素为单位进行分析，发现了表现某种东西的老练的边线和细节，以及一些我们不太确定的面。我们只知道这种过程，碎片化的同时也在分解和重组，然后这些模式分布在人工神经网络的数万亿个连接中。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图像的数字实质被进一步虚拟化、蒸发和扩散了，但仍然被保留着。而你在我的图像中看到的生成的“碎片”就像气味，微风中看不见的运动，海岸边的周期性运动在场景上留下痕迹。这些都是我们世界中碎片的碎片。我的意思是，我无意与你就图片呈现的这些形象进行交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空间，被称为无尽静物的空间。有时是可识别的物体，一系列的细节，我喜欢当它无目的地再生时的碎片化，你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些物体或者墙壁是什么？这些图像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所以，这些碎片的碎片沉积了如此多破碎的形式，也许比意大利画家所仰慕的18世纪的废墟更加碎片化。它们不是“故障”（glitches）。

它们也不是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所指的噪音，这是数字通信的一种破坏力量。所以这不是故障也不是噪音，它是人工生成的产物，可能是智能美学的产物。它是分布式知识和分布式愿景。60多年前，由保罗·巴兰（Paul Baran）在50年代末发明的未来互联网协议建议将整个信息分解成组，以更可靠地从遥远的网络传输；将某物分解成随机的部分，矛盾地确保了它的生存。

保罗·巴兰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表了“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概念，1960年，当时他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你知道吗，他的封包交换的想法为之后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始于1969年加利福尼亚的ARPANET的前身。他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处于冷战之中，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发动进攻，也许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核战争。这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60年后，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时刻，普京进行的核试验，使得世界又受到了核威胁。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那个60年代，当时的想法是这场战争将会发生，而我们要如何让政府、军队通信等等。所以，我们要创建这个网络，而矛盾的是，巴兰所展示的是，如果你能将一条信息拆分成封包，然后发送这些封包，然后这些封包可以独立传播，它可以在最终点被组装起来，即使你拿走了这个网络的部分，你仍然会得到大部分的消息。所以那就是封包交换。他不是为了互联网提出的这个想法的，但互联网可以说是诞生于此惊人的想法：为了在未来的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且抵御苏联的进攻，我们必须将消息部分拆分或分解为碎片。

但在同一时间段，有两位乌克兰数学家（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亚历克西·伊瓦赫年科（Alexey Ivakhnenko）和瓦连京·拉帕（Valentin Lapa），两位在乌克兰工作的苏联数学家，发明了另一种有效利用消息片段的基本方法。当然，我指的是一项基础性的发明。他们发明了深度神经网络的概念和数学方法，这在神经网络的历史中并不经常被讨论，但你可以去维基百科或各种文章中找到相关信息。所以，深度神经网络也是在将近60年前发明的。这概念于1962年提出，在1966年有了整本书来阐述。第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的发明最终导致了当今大规模网络的出现，这些网络也用于生成AI。在机器学习过程中将文化制品分解成片段（例如图像像素和部分单词），然后分阶段处理这些片段，这些片段逐渐使这些网络获得知识。它可以给我们合成的文本、音乐、空间、代码、图像。简而言之，通过将历史上的人类文化分解为碎片，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新“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文化。

由ChatGPT等应用程序“写成”的文本极其连贯，一次指示一个词。这种所谓的盲目“语言计算机”无法预见一个词以上的事，但它以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相关联，第二个与第三个相关联的方式，将这些关联向前推进，使我们得到了诗歌、故事、求职信、分层文件、教科书章节、计算机程序等等。数字媒体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历史急需一个碎片理论。因为，在数字时代，在数字媒体中，计算机代表事物，模块化使用物质性，这是数字媒体的原则之一，这在我的著作《新媒体的语言》中详细讨论过，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几年前在中国出版发行。所以，这个观点是现实图像由像素组成——你知道，由计算机呈现的自由空间，由粒子对象、多边形等组成。但通常情况下，如果我有一种新型的转化，就像我说的网络那样，会带来图像、文本、3D模型以及从学习过程中提供给它们的任何其他数据中提取模式，这些模式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可视化，因此我们无法可靠地观察神经网络内部。

但我认为人们也许能够分布在数万亿个连接中，虽然还不清楚，类似于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这就是让网络合成这些新图像的原因。因此，这些图像有目的地由AI驱动的Midjourney创建充满碎片的场景，后来我意识到这可以作为谈论AI的一种隐喻。所以，数字媒体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迫切需要一个关于碎片的理论。一个分类体系将确立存在数十种类似的品类。因此，在这里你也看到了这种美丽的碎片，这种美丽的神经噪音，可以说是在墙上，有时形成书籍，有时形成衣柜，但它们都是被组合在一起的碎片。当然，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分类学，这让我再次回想起18世纪欧洲废墟美学的例子。这呼应了现代科学对物质元素的追求，比如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

19世纪欧洲艺术家开始认真地用可见的文字描绘碎片。印象派画家将其分解成单独的彩色笔触；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依赖于机械式的不规则点。后来，在1905-1907年间，有一群称为分色主义的艺术家，他们使用小方形的画笔笔触，这是点彩画派的新版本。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在1878年左右迈出了另一个关键的一步。他宣称所有的形状都应该用圆柱、球体和圆锥来表示。但矛盾的是，这种看似对现实的固化实际上只是一种新的、更极端的分裂方式。印象派展现了我们感知的片段，而塞尚则是分裂了世界本身。他作品中的桌布，比如《玩纸牌的人》（1892年），不再是一整块连续的织物。相反，它是一组碎片，是多个方向的平面集合。1907-1932年间，暴力分裂的美学来到了欧洲，莫斯科、柏林、布拉格、华沙、罗茨、巴黎等地的现代主义视觉的中心。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拼贴画；让·梅辛格（Jean Metzinger）、阿尔伯特·格莱兹（Albert Gleizes）、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等人的立体主义；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亚历山大·埃克斯特（Aleksandra Ekster）、柳博夫·波波娃（Lyubov Popova）、马列维奇等人的立体未来主义；汉娜·霍赫（Hannah Hoch）、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罗德琴科的拼贴照片；维尔托夫和艾森斯坦的电影剪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的文化历史蒙太奇甚至引发了更多文化分裂理论的解读。

我认为，时机成熟了，我们正在思考人工智能的理论，也许是我，也许是你，将成为下一代的理论家，不是媒体理论家，不是即时理论家，不是数据理论家，也不是软件理论家，而是人工智能理论家。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同样有趣的网络分割理论，这构成了生成式媒体的基础。如果你要实时量化，你需要动手操作，学习计算机科学，亲自学习编程网络，因为理论化媒体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度的物质主义式的。大多数关于数字文化的人文泛化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人个人害怕技术；其次，我们意识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再者，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事物的运作方式。因此，请务实一些，亲自动手，深入连接、共进化的世界，构建层层叠加的图像等，也许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利用深度网络从其图像数据库中提取的所有模式，展示出难以想象分辨率的巨型可视化图表。

但作为一个一直投身于数字美学的艺术家，我很高兴能创造出我在这里向你展示的私人独特的图像空间。我喜欢这种绘画般、生长般的空间质感，以及相似的、复杂的主体，我有得到这些图像的秘法。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些空间本身，奇怪的图书馆，到处散落的书籍。我确实指定了我的人群，比如2005年在北京，或2013年在首尔，或1995年在上海等地工作室工作的艺术家，但我也有其他技巧，尽管他们看起来在一个奇怪的空间，这些空间既是文化的空间，也是碎片的空间。

所以，对于这些碎片的结论是，它们呈现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一部缓慢遗忘、非常罕见、几乎永远不可能记住的历史。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评论家和引起关注的人们在我们的记录中逐渐消失。对于更幸运的少数人来说，他们只能被记住几件事。例如，当人们遇到我时，会说“哦，你是列夫·曼诺维奇，你写了《新媒体的语言》。但我同时也写了几百篇文章，800次演讲，至少有一百多个艺术项目展览，编辑和出版了15本书。现在我已经只记得用书来回应，而且我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一个工作了超过60年的艺术家被缩减为几张标志性的图像。一个终身从事写作的作家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被缩减为一本书。所以，我是幸运的。历史的压缩是残酷而没有余地的，而现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分解、选择性重组和合成的机制可能相对没那么残酷。

当然，如果要使你在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中被记住，首先得需要它被幸运地数字化，对吧？因此，某物必须被数字化，某物必须被捕捉，某物必须在可以从网络上获取，然后也许这个对象、这个人工制品，在计算机科学家下载网页时会很幸运地被搜集到，被纳入到神经网络中。

我正在一个小镇里一家过去四年都没有游客参观的小博物馆里作画，也许这幅画很幸运，因为它出现在当地一张周末来访的高中生情侣的自拍照背景中，但是旁边的画却没那么幸运。是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碎片，但也许碎片会比以前更多，比之前更为严格的人类记忆和更为残酷的印刷文化所允许的更多。毕竟，Stable Diffusion 已经在超过50亿张图片上进行了训练，所以也许你的自拍照或者你14岁时画的那幅画，在网上某处也存在。

这种更宽容、不那么二元的遗忘和复活过程可能是人工智能美学中最好的一面。这是历史的仁慈。最后，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前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信息，因为现在我可以阅读那些文章。或者像一些西方艺术家抗议AI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所使用他们的作品，等等。我认为总的来说有点矛盾，你可能会喜欢这种东西。如果你的图片最终出现在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庞大神经网络的数据集中，那么你可能会很幸运，因为在这种方式下你将被记住，你成为了这种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碎片简历中的一部分。然后，当我们的艺术设计师和我们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创造出图像、空间、概念艺术、视频游戏、建筑等等新的像素时，你也间接地进入了其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每个由规范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都不会直接克隆现有的图像，对吧？它通过数万亿个连接组合事物。实际上，最近一个统计表明，我们看到的由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生成的图像中，直接引用现有图像的部分只有6%。所以，认为AI直接将人们的图像串联起来是荒谬的。也许当你进入这座新博物馆的野生展墙时，你应该感到幸运。这个博物馆分布在各个连接领域，并最终为新的机制、新的想象力和新的创造提供了养料。所以，我就在这里停下来，也许你们有一些时间提问和讨论。谢谢。

Q：在更多的情况下，艺术家其实也是普通人，也会淹没在新媒体的洪流当中，那么普通人应该怎么面对AI的洪流呢？

Manovich：当然，我认为普通人，包括艺术家，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匪浅。请记住，人工智能不仅仅是生成式媒体，它也是一种加快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打字，任何形式的字母识别都是由人工智能实现的。对不起，我举的例子都是来自于西方软件，比如谷歌，因为我不住在中国。当然，我知道中国的腾讯，所以如果我提到了西方的东西，请原谅我。只要记住，请用你们对等的东西替换。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推动一切，对吧？人工智能也在推动搜索。所以，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就像是一种加快事物进程的方式。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从英伟达CEO那里听到的。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编程。以前，你在学习编程前需要学习代码，以前是Pascal或 C 或 C++ 或 Python 这样的特殊语言，但现在你可以通过对计算机说点什么来编程。对 ChatGPT 或我们的应用程序说点什么，包括使用谷歌镜头，你可以进行开发，中国也有自己的开发版本，所以每个人都成了一个程序员。编程使你能够控制事物，进行沟通，制定规则，创造即时。

所以，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们也知道，各国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感到担忧，并且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在进行监管。看到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相当令人鼓舞。中国在监管人工智能方面采取了最激进的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可以相信技术的可能性……我不确定任何技术是否有好坏之分，如果你想产生好的结果，你也得到坏的结果，但我们应该努力去监管它。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信息源，它让人们能够简单地找到工作，找到感兴趣的渠道，让人们创造。我是说，简单地使用生成式媒体工具的愉悦感，让很多人得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玩耍体验。所以我认为人们受益匪浅。我认为知识分子们应该开阔眼界，让他们的理论更接近普通人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系统性进步，也是世界的进步。从1990到2015，全球40%的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并且不再贫困，实际上是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进步，你知道，全世界中产阶级从90年代的7亿人增加到今天的四五十亿人。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和技术。

所以资本主义、技术和人工智能是最进步、最积极的力量。我认为知识分子们应该停止攻击资本主义，停止攻击技术，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然，资本主义并非只有积极面，它也有负面的一面，但并非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信息，包括会议中的参与者，因为我注意到一些韩国人对资本主义感到不满，但你们在中国，因为资本主义，你们才能乘飞机，因为资本主义，你们才有互联网，因为资本主义，你们的餐桌上才有食物。在20世纪，共产主义曾经作出了好的尝试但遭遇了挫折，但这个尝试使数以亿计的人死去了，也许光中国就有这么多人死去了。所以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的信息，我的宣言，让他们睁开眼睛看现实。我们可以做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理论，让普通人也能理解，而不仅仅是我们之间。谢谢。

Lev Manovich 艺术家、作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化理论家之 一。马诺维奇目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计算机科学系的校长教授和文化分析实验室主任。马诺维奇在四个新研究领域的创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媒体研究（1991年-）、软件研究（2001年-）、文化分析（2007年-）和人工智能美学（2018年-）。

Lev Manovich is an artist, writer,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sts of digital culture worldwide. Manovich is currently a Presidential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s Graduate Cent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ultural Analytics Lab. Manov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creating four new research fields: new media studies (1991-), software studies (2001-), cultural analytics (2007-) and AI aesthetics (2018-).

文／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
整理翻译／陈苏元 杜若
校订／黄孙权 马雅
演讲现场全记录影像：https://vimeo.com/890917493?share=copy

感谢你们的邀请。今天我将分享的主题是《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虽然我平时更喜欢即兴演讲，但为了确保翻译的流畅，我会尽量贴近这篇论文进行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准确传达论文内容，感谢理解！

我想以1988年5月31日为起点，当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访问苏联期间向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站在十月革命的壁画前，谈论了一场不同的革命：数字革命。总统表示：“如同蛹一样，我们正在脱离工业革命的经济，那是一种受制于地球物质资源的经济，转向一位经济学家以《心灵的经济》为题的书所描述的“心灵的经济”（The Economy in Mind）。在这个心灵经济中，人类的想象力没有界限，而创造的自由将成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 随后，他引用了《圣经》的“古老智慧”并总结道：“一切的起点是灵魂，创造物的丰富物质皆由此发出。”

快进到今天，进入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里根的梦想中。科技行业的风气在近年发生了性质改变，从比尔·盖茨所倡导的市场狂热的乐观主义转变为由湾区新反动主义者和网络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数字封建主义。在科技文化中孵化并似乎已不可救药的加密法西斯主义论坛，在制造和传播另类右翼（alt-right）的词汇和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编按：一份美国历史悠久的左翼工人杂志）的报道，新纳粹网站“每日风暴”（The Daily Stormer，以德国纳粹的非官方宣传机构 Der Stürmer 为名）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来自硅谷，而苹果和英特尔所在的圣克拉拉县则是该网站最大的流量来源。顺便提一下，“每日风暴”网站因为夏洛茨维尔袭击事件（Charlottesville attack）及对一名年轻女性海瑟·海耶的谋杀，最终被从线上撤下而不复存在。因此，被称为另类右翼的极右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而不是与后工业工人阶级失势的期望值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表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配置正在形成，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之下与其协同工作。

因此，如果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崛起都承载了对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见证，那么可以说，在科技行业内崛起的加密法西斯主义倾向见证了“数字革命”的失败，其对后稀缺经济和社会化资本的允诺从未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线上广受欢迎的赛博蒙昧主义（cyberobscurantism）、极右玄学（far-right esoterica）和偏执狂观念构成（paranoid ideation）的混合物可以被解读为这一持续转变的病变症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前时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去西方化的进程，即西方正迅速失去其主导地位，并且与这一进程相并行的是，在这场持续的关于对殖民榨取矩阵的控制的争端中，中国作为可能之胜利者的出现。西方霸权的存亡取决于数字经济，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当前唯一快速增长的部门，也是在气数将尽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之外籌謀资本积累的另一阶段的唯一引人注目的尝试。文化战争将这种地缘政治的紧要关头畸变为一个道德寓言：创造物将要从其造物主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一种亚洲面孔的资本主义。我想展示一些图片，让你们了解这种转变在美学上是如何表现自身的。

这是一种被称为“蒸汽波”（Vaporwave）的互联网风格，这种蒸汽波风格将希腊罗马大理石雕的图像与类似电子世界的网格、柔和的色彩和棕榈树结合起来，将西方文明的神话起源与美国梦和科技行业联系在一起。重温怀旧情怀，蒸汽波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拼贴艺术，它将新世纪元素融入复古科技风格中，混合了有抱负的、灵性的和技术的元素。蒸汽波类型随后被白人族裔民族主义运动挪用，产生了视觉亚流派“法什波”（Fashwave）。在下一个图像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带有“黑太阳”（德语 Sonnenrad）的“法什波”迷因，这个符号曾被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使用，并在玄秘白人至上主义圈子中广受欢迎。这是另一个“法什波”迷因，与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的雕塑并置，他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受欢迎的雕塑家。在这个迷因中，这个图像与凯尔特十字并列，后者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使用的象征符号，其中包括“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在这个图像中，它的含义非常明显，口号“西方正在燃烧”与一个凯尔特十字并置在一起。

目前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可以说是太多了。这项技术确实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即大规模失业和错误信息传播的风险，但这些并不是让主流社会最为忧虑的问题。相反，业内人士经常警告说，他们正在构建的技术可能对人类构成存在主义的威胁。在这样一种人类灭绝的叙事中，有一种戏剧性元素，其存在超出了人工智能所能涵盖的范围，其自身蕴含着一种远比技术更古老的幻想。即使听起来很不科学，这些思辨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事实上，也许它们对技术、科学或经济没有太多意义，但对白（人）性（whiteness）、西方霸权、或这种霸权的丧失来说却意义重大。

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是，ChatGPT 如何通过编程误导研究人员。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与 ChatGPT 的聊天记录中，谈及“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也称作“基辛格报告”）时，ChatGPT 以一种明显的企图不断误导研究人员，试图掩盖存在争议的美国政府政策。

然而，数字经济也改变了技术作为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与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再生产是存在矛盾的。让私营部门——亚马逊、刚刚收购 Deep Mind 的谷歌、脸书、IBM 和微软——成为必需的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意味着技术精英阶层与庞大的失业或就业不稳定的底层阶级之间存在根本性分野。金融与数字技术结盟，挥舞着不可思议的权威，引领企业利润和精英权力的戏剧性复辟。

虽然这种走向寡头政治的趋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与其对内进行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对外进行的殖民暴力一直是同步存在的，但随着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的工资”，这种已然找到复兴强度的寡头政治趋势，阻碍着所谓的外围形构（peripheral formations）的发展，并重现为“全球南方廉价劳动力种族威胁”的论调。

随着社会权利在欧洲和美国的凋敝，一个庞大的安全装置正处于一种不断被巩固的进程中，“管理着被认为是对国家文明的威胁”。就像如今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的背景，被捏造为反反犹主义，以表示与反犹主义战斗的必要性。

对内管控种族化的生活，对外重新加强殖民的暴力，二者相互交织，创制了一种效应结构，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从力比多层面或是象征层面投资自己。尤其是千禧一代，他们被鼓励将其身份认同与新创企业、社交媒体平台站在同一阵线（就像他们父母一辈看向的“美国梦”或向上流动性一样），并将他们所引领的企业家主体性模式误识为自由和自主的例证。可以说，白性作为一种力比多粘合剂，将不相称的财富抓握到了一起。网络文化战争，是一场关于白人没落和帝国霸权的更大斗争的代理。科技文化采取了黑客反文化的态度，同时又与支配性阶级保持一致，从而“在两者之间开辟出了一条有毒的通道”。

我想分享一个小图片，是埃隆·马斯克（Elon Mask）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抱着一个洗手池走进 Twitter 总部，“让它沉入其中！”他刚刚收购了 Twitter，而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笔收购无异于一个巨大损失，

他收购推特的实际初衷是创建一个政治計劃。在89 的反政治氛围中，大知识分子都以一种回避“党派组织和斗争等顽固存在的问题”的方式，致力于将政治解放概念化。在这一退出集体、拥抱新事物的过程中，“名义上的左翼学者们，有时由科技公司出资担任教授职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新媒体的激进潜能感到无比激动”。事实证明，另类右翼对自由派意见领袖、广大的准学术界和当代艺术圈来说都很有吸引力，这归功于对德勒兹和德勒兹主义的庸俗阅读，杂交性、矛盾性和展演性在定义上被认为是多义性的，因此也是反威权主义的，而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可以被描述为根茎性（rhizomatic）或破坏性的东西——都被拜物化为一种网络赋能的民主形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圈子共享着对于通常所说的“失败文化”的广泛不满，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失败文化”便作为左翼对其政治历史的理解的特征。放弃了好战，转而倾向于忧郁症和失败主义者的内省，就如其批评者所言，左派（the left）——通常是名义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左翼（left-wing）——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并最终落到了一种“左派传统主义的自相矛盾立场”，他们放弃了每一个有远见的計畫，进而空虚了自己的力比多能量。

左派被认为所缺乏的那种强度、令人陶醉的活力和近乎狂喜的体验模式，正是另类右翼必然要提供的。尽管往往与冲突于社会秩序的主旨联系在一起（这种冲突定义了反文化，这也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所体现的），颠覆或超越道德规范的欲求并不一定具有政治性，而是取决于当前的共识。越轨的修辞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越轨的政治相脱节，纳粹剥削电影（Nazispoitation film）就是如此，它的主要驱动力是将政治的离经叛道与性的离经叛道联系在一起。在 60 和 70 年代，法西斯主义也为将权力与性相联系的幻想提供了现成的出口，如支配与服从，施虐与受虐。社会民主曾经有，且在许多方面仍然有着，一种法西斯式的力比多。

从情色方面来说，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其他例子中——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就是最极端的例子——越轨迅速变成了虐待。至少在当代艺术领域，越轨是一种流派，其生产一种犬儒式的尝试使审美经验成为一种道德暴行的直接延伸。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用“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的表情包来嘲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一张海报上写着“绿命攸关”，以此贬损尊重黑人生命的呼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存在绿命。最重要的是，越轨具有经济维度，与创造性破坏信条或词

文化与科技或计算机文化之间

不自由的（illiberal）。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为其自身估值，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你为他人做了什么，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一定程度上的强迫，因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自私的，每人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自私的行为。因此任何类型的同情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强制。基于新自由主义认为集体性即不自由的观点，在线网络连通性允诺自身将发挥解放之路的作用，可以规避集体组织行动的陷阱。但正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的那样，网络的虚无主义潜能是其个体化效应的产物。基于网络的互动还特别擅长将反叛与革命分离。尽管与反文化不尽相同，异端文化的本质也是对立性的， 因为它信奉被宣布为危险的或被封禁的知识、思想、理论和思辨。灵性探寻文化（Seekership）“产生于对离经叛道状态的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意识。”异端社会文化氛围通过混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离经叛道，为进入法西斯主义论域提供了便捷通道。

正如彼得·奈特（Peter Knight）所言，通过数字化催生的阴谋论“与其说是精神错乱的症候，不如说是对知识和真理可能性的一种反讽，它运作于双重否定的修辞领域。现在，它们被有自我意识地呈现为一种症状，这包括其内置的诊断”，而它的修辞功能不是表达信念，而是表明无处不在的犬儒主义和一般化的不信任。

这一立场与职业管理阶级的反政治及其矛盾态度是同延的（相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富裕或相对富裕的西方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愿意将政治权力让渡给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他们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这典型地被理论化为一种偶然的、混乱的力量，能够释放出“强大的乌托邦能量”，其异化效应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解放。

几乎所有另类右翼中的杰出人物都将自己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NRx 意识形态（编按：新反动主义运动 Neo-reactionary movement ，简称 NRx）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以一种更编码式的方式。这种重现的连续性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亲缘性，直到现在都一直被地缘政治的需要所扭曲。与其说新法西斯主义者是加密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如说自由意志主义是加密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反民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流行的修正主义历史所掩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关注是不够的，即经济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源于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到美国变成了芝加哥学派。

“两个极权主义”的故事，将斯大林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和道德）上等同起来，与受自由意志主义启发的个人主义的反国家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在掩盖自由意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信条之间的亲缘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冷战中“自由世界”相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比喻将民主治理的问题纳入了一场史诗级的斗争，即自由力量——如艾茵·兰德（Ayn Rand）、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等人推崇的——与不自由力量之间的斗争，使得民主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民主自我治理并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支持不可让渡的权利观念——哈耶克在支持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政变时，曾言明赞同“自由专政”。古典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基本规范是达成了共识的，正如戴维·埃勒曼（David Ellerman）所说，“（这种结构）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自愿的宪法形式的非民主政府，在这种政府中，人们自愿同意放弃并让渡自我治理的权利给某个至高权力。”

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罗尔斯（John Rawls），人们可以找到许多基于同意的让渡基本自我治理权的论点。在美国语境中，这一争论往往与“自愿奴役契约”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关于个体可比较问题是，一个自由的制度是否允许他把自己卖为奴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说：“我相信是会的。”又或者如另一位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说：“自从奴隶制被废除后，法律禁止人的赚钱能力被资本化，一个人甚至没有出卖自己的自由。”

因此，回到埃勒曼的论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权利的让渡相对于权利的委托，而不是同意相对于强制。大多数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为将权力让渡给一个至高权力而辩护，而非公民将权力委托给代理人，新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倡导非民主的主权城邦（如新创城市[start-up cities]或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基于同意的非民主市或国家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模式包括 “自由城市”或“新创城市”的概念、所有权城市（proprietary cities）、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的漂浮海上城市（floating seastead cities）、保罗·罗莫（Paul Romer）的特许城市或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称的“股东国家”（shareholder states），所有这些案例都将定居主体看作是已经同意了一种服从契约（pactum subjection），他们自愿决定迁入并留在该城市或国家便是证明。但所有这些情况都排除了任何民主参与政府的可能性。当，或者如果，同意被撤回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退出。

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是尼克·兰德（Nick Land）和 Urbit 所有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笔名 Mencius Moldbug）的意识形态独创，其典型的主张是“选择性加入社会”（opt-in societies）或 “政府公司”（gov-corps），理想情况下由一位首席执行官国王管理。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帕特里·弗里德曼虽然没有被认定为新反动主义者，但他们也主张选择性加入制，将公民权利仅限于投资者（股东），禁止股东代理。在政府公司模式下，国家将不再监管资本，而是成为资本不受约束的表达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反动主义者是古典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不想限制国家权力，而是想将其私有化。人们将拥有离开的权利，而不是民主权利：兰德断然拒绝政治代议的民主概念，即拥有“发言权”的民主概念，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权利是“退出”（exit）的权利。

然而，退出意味着隔离：整个概念的关键在于把他人抛在身后。相似于“资本罢工”（capital strike）（艾茵·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中的一个概念，意为在经济中暂停新的投资。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展开，最具创意的实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罢工来回应福利国家的要求，他们撤退到一个多山的隐蔽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经济体），这种“退出”是非正式说法 "白人逃离"的正式版本：中产阶级白人人口迁往种族更加同质的地区。

硅谷还大力投资于比特币，正如大卫·格伦比亚（David Golumbia）所言，比特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功能远远超过其技术功能。从经济学角度看，比特币是对一个错误问题的回答：价值波动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它不能通过软件工程来解决：“没有直接的监管结构”，任何金融工具都可以“被用作一种投资”。然而，从意识形态上讲，比特币反映了人们对美联储被“外国”控制的根深蒂固的焦虑，说得更广泛一些，比特币是一场以金融资本的非法性或不自然性为标志的反犹主义蠕变。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新的极右翼从根本上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非法西斯主义，而在于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法西斯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扣接。法西斯主义不需要大众运动，它是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m）信条，而非集体主义信条。尽管在 20 世纪初上台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迭代获得了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另类右翼——虽然还在持续动员传统极右翼——仍具有强烈的超结构性。

社团主义是一种有机体说：社会被表征为一个有机体，即社会身体。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社团主义并不按照阶级划分来叙述社会对立的结构。相反，它坚持大脑与四肢之间是一种和谐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也是如此，并将两者共同对立于以社会身体为食的外部或寄生性因素。在古典法西斯主义中，这种寄生性因素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并被编纂为犹太人）。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下，寄生者的位置往往被归咎于国家——一个为了不值得的、种族化的福利受益者的占位——其不正当的税收削弱了公司的生产力。在欧洲和美国，税收问题越来越多地与种族主义者拒绝纳税联系在一起，税收广泛地被视为对种族化少数群体的支持。通过“退出”，你可以甩掉寄生者，把他们抛在身后。

阶级意识与大众运动之间的非同一性取决于白性的构建；取决于致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在力比多和象征意义上投资自己的效应结构。但是，由新反动主义（视白性为资本的代理）和那些另类右翼（视资本为白性的代理）所表征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新反动主义并不拥抱传统的极右种族信条，而是认为“基因自我过滤的精英”已经处在一个将其自身从那些智力平均或低于平均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最终将致使超人类高级种族（transhuman super-race）的出现，以及“一个利用智力增强技术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懈可击地位的强大领袖。”尽管超人类的高级种族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但现有技术已经让我们沉浸在赛博自由意志主义信条所呈递的激进瓦解中，想想“零工经济”是如何规避社会契约的。

在由哈里森·弗鲁斯（Harrison Fluss）和兰登·弗里姆（Landon Frim）最近为《营救》（Salvage）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将这些分叉的拉力之间的摩擦，视为对抗的“动物精神”比蒙（Behemoth）和利维坦（Leviathan）之间的一场斗争。比蒙表征着族裔民族的领土完整，而利维坦则代表着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海盗资本主义”（corsair capitalism）：贸易和金融的流动活力。如今更加为人所知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 年）铜版雕刻中出现的高大形象，作为国家或“统治者”（rector）的象征。利维坦最初是一种危险或邪恶的力量，有时是海洋本身，有时是龙或魔鬼，被表现为海怪或蛇形鲸鱼。施米特认为，霍布斯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它唤起了一个巨大的身体的图像：身体政体（body politic），霍布斯将其与比蒙相对立，后者是社会动荡或革命的象征，自然状态下的无政府主义的能量。另一方面，施米特又回到了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的阐释，将利维坦视为海上力量的象征，与表征陆地力量的比蒙作战。在施米特看来，利维坦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海上帝国权力（thalassocratic power），他将其与陆上的德意志帝国进行了对比。

但是，与其说比蒙和利维坦是对抗性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同一政治体的不同面（例如，沙特阿拉伯：既是种族专制国家，又是金融强国），或者说是它的后继国：由于公海已然让位于作为动态积累场所的赛博空间，利维坦，套用弗鲁斯和弗里姆的说法，可以说表征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加速形式，它正在废除最初使其得以繁荣发展的历史因素（即比蒙）。因此才有了青蛙，有了对粘性生物和洛夫克拉夫特式主题（Lovecraftian themes）的迷恋。

青蛙是一种阈限动物，处于两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入口或两个不同世界的交叉处。它们是变化多端的边界性存有，其形态学是隐喻的具身化。离经叛道、等级制度的颠覆、或秩序的解体都在胶质两栖动物的身体上实体化——它们是整个地球正在经历的阈限经验的替身。

套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观点来结尾，在欧洲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不过是殖民暴力找到了回家的路。法西斯主义是资本的肮脏秘密：它总是喜欢通过恐怖而不是工资关系、契约或市场来接近它的臣民，在成为它的受害者之前，欧洲白人是“它的帮凶”；他们容忍它，为它开脱，对它视而不见，使它合法化。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更有能力抵御即将到来的环境灾难）建造末日地下碉堡，而社会民主正在容纳法西斯计划，以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待某些群体，管理（和性别化）他们的生活，同时其他群体则被置于一种死尸政治制度（necropolitical regime）之下——被压制、被驱逐、被罪化，最终被杀害或留下等死。

2003 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通过将社会形式本体论化，有机体论隐喻的社团主义是建立这样的基础上的，它暗示着上述形式的危机就是社会和文明本身的危机。在这里，生活方式等同于生存。因此，对于大部分（以白人和相对富裕的群体为主）的人口来说，尚未遭受几个世纪的迫害重负，他们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认为，世界末日比种族资本主义所给予特权的终结更可取。感谢您的聆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Q：硅谷的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新纳粹主义的孵化基地，您认为这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趋势吗？

Ana：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讨论是，现在有一种对人工智能建立恐慌的尝试，很多业内人士都在这样说，比如他们在电视频道上接受采访，说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这是因为开源人工智能非常有效。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垄断的问题。他们希望制定规定，以阻止开源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当然，如果他们成功，这在未来将是被私有化拥有的资源。如果他们不成功，如果有像开源人工智能这样的资源，那么你最终可以社会化这项技术，然后可以扭转这些趋势。在当前的时刻，明显是这样一种趋势，技术资源的积累处于在一群具有非常明确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政治纲领的人手中。

另外，从经济学角度看，就像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它亏损了很多钱，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想要创造出一种工具来实施意识形态计划，而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投资是有回报的。此外，我无法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也是因为这取决于政府如何应对，以及实施什么样的立法。

Lee Felsenstein：您在之前的发言中将埃隆·马斯克与反主流文化等同或混为一谈，我想知道您这样做的理由？

Ana：这有点讽刺，但硅谷的整个神话，或者说他们表述自己的方式，似乎都有点借鉴反文化的修辞。从历史上看，使得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及《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兴起的新公社运动（New Communalist Movement），基本上是根植于反文化的。尽管你可以说，它最终扭曲了反文化，或使其变得面目全非。但我认为仍然有一个历史轨迹，且现在还在被动员，特别是在硅谷将其自身的起源神秘化的那种方式上，我认为它仍是某种动员，因此它有自己的起源，谢谢。

Marc Weber：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一位移居硅谷的南非人。我的意思是，湾区也有很多军事起源的、大公司的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我并不真正理解反文化与当今硅谷的另类右翼或自由意志主义声音之间的联系。这似乎是一条非常非常难的线索，关于这一点您可以再展开谈谈吗？

Ana：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轨迹，起初是新公社运动，那基本上是一场移居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进行公共生活的运动，这场运动也催生了互联网通信的原初形式，而它们在反文化中有着明确的根基。我认为，在这里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时刻：从政治上讲，这种反文化形构并非与左翼企划在同一阵线上，而实际上与自由意志主义的计划一致。但这显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比如说，对越轨理念的畸变的兴起，就像这种反文化的左翼概念，你甚至可以追溯到68年和68年学生运动。而必须对文化形式和文化规范越轨的概念与破坏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秩序自由主义学派首先提出的，然后被芝加哥学派和芝加哥男孩使用。而这一点，在 “快速行动，打破常规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这样的口号中得到了表达。其中的理念是，你可以从调动具有文化性质的反文化习语，并以一种经济的方式或形式加以运用或部署。就另类右翼而言，有一种破坏和越轨的理念的美学表达。而像破坏和越轨这些理念，在传统上是与左翼计划在同一阵线的，甚至讽刺或挖苦的理念，如对权威人物的挑战、对既定观念的挑战，在传统上是与左翼相一致的。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自从左翼赢得文化战争后，这个越轨的主旨就转移到了政治光谱的右边，

为了一种工具，而如今在使用它的并非左翼运动而是右翼。我不确定是否

答了你的问题。

安娜·特谢拉·平托，居住在柏林的作

和文化理论家。她是HBK布伦瑞克艺术学院的艺术理论教授和荷兰艺术学院的理论导师。她的作品出现在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Artforum 和 Texte zur kunst 等出版物中。同时，她也是斯腾伯格出版社 《论反政治》系列丛书的编辑，以及即将出版的《熵与时间政治寓言》的作者。

Ana Teixeira Pinto is a writer and cultural theorist based in Berlin. She is a professor of art theory at the HBK Braunschweig and a theory tutor at the Dutch Art Institute. Her writings have appeared in publications such as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journal, Artforum and Texte zur Kunst. She is the 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On The Antipolitical,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Entropy and Chronopolitical Allegory.

文／Franco “Bifo” Berardi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整理翻译／马雅
校对／黄孙权
演讲现场影像记录：https://vimeo.com/890913395?share=copy

早上好，下午好。很抱歉我不能和大家在上海见面。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反文化、賽伯文化和符号资本》。我将从早期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讲起。反文化在美国、欧洲、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形成过程。在一本名为《数字乌托邦 :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的书中，作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将60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视为我们习惯称之为“数字革命”的技术变革的先兆。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一个名叫马里奥·萨威尔（Mario Savio）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64年12月在伯克利的演讲，1964年是越南战争的开始，美国学生正在抗议这场战争并反对利用科技对越南进行帝国主义侵略。马里奥·萨威尔在演讲中谈到了智力劳动和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他说到：

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1964年12月2日，这是马里奥·萨威尔演讲的日子。对我来说，这些话预示了我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包括学术、政治和艺术方面的诸多经历。自60年代以来在西方蔓延的文化运动的关键主题，特别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关键主题在于知识、技术和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萨威尔的话特指机器对知识的征服和吞并，但也涉及其中的主观方面，它们也指向这种征服所暗示和引发的心理痛苦。请记住，萨威尔是在1964年说出这些话的，在我看来，这些话中包含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谁是知识的所有者？这是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关切：知识的自我组织，技术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自治，政治行动必须被视为摆脱资本主义、摆脱机器支配的可能性。

然而，在上个世纪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自治项目的失败。数字网络，在90年代被视为在大型私营企业控制下平等和自由的空间，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系列技术语言的自动机群集，塑造了人类交流的协议，甚至影响了认知硬件，也就是人脑。

但让我们回到70年代。在70年代，我所在的一代新学者和激进分子发现了一篇以前未知的马克思文献，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个文本中（特别是在机器论片段一章中），马克思使用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网络化的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一般来说，机器、认知和有薪劳动之间的关系是意大利后工人自主派（post-operaismo）阐述的核心内容，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称之为意大利左翼马克思主义。一般智力的概念对于自动化过程（用机器替代体力劳动）以及智力劳动被纳入生产领域的过程的描述非常关键。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是一般智力的智力活动产物，但它也具有使人们免受异化、免受有薪劳动剥削的潜能。一般智力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一方面，它是主观性、创造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剥削人类劳动的工具。在传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劳动的知识化被视为人类生活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的一种情形。之后，科技发展，从工业机器过渡到数字机器，在90年代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格局。在90年代，当数字技术打开了通向全球网络创建之路时，我与我的同事、同志们都认为这是社会从有薪工作中解放的开始。1994年，我和博洛尼亚大学合作，在我的城市组织了一场名为 Cibernauti 的国际会议。我当时的意图是从解放劳动、充分发挥一般智力潜能的角度，提前预见互联网的发展。我认为网络的发展可以使社会平等和社会利益为主导的期望成为现实。

但我错了。

网络的历史证明技术的发展并非一个孤立的领域。网络的发展取决于能够塑造它的社会力量。数字化社会活动的影响是我所称的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即基于符号生产和流通的资本主义，这导致对认知工作者——诗人和工程师，艺术家和技术人员的神经能量的剥削。符号资本主义将神经心理能量投入工作中，并将其置于不断加快的速率之中，迫使认知活动跟上网络化生产的节奏。结果就是，与认知相关联的情感领域被压缩至极限。这是马克思无法想象的，也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可能激起生产力的加速，同时也会影响生产的主观方面。当我提到主观方面时，我指的不仅是知识和社会活动，我也指的是社会活动中的情欲和情感领域。因此，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创造过程中，不仅我们的生产和交流活动受到威胁，我们内在的进行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心灵能力也受到威胁。

赛博空间超载了赛博时间。赛博空间是一个无限的领域，其速度可以无限加快，而赛博时间（关乎注意力、记忆、想象的有机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被加快，否则就会崩溃。我们的大脑、心智和身体无法被迫生活在无限的加速中，否则我们会生活在越来越痛苦的境地之中。

实际上，人类，作为集体的人类正在崩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社会心智在超级生产力的压力之下崩裂。在一种普遍流行的恐慌与焦虑之中，抑郁症正通过社会大脑的网络在全球蔓延。在中国、美国、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新一代的社会大脑在我们大脑不稳定活动的加速影响下出现了崩裂。马克思曾谈到过度生产，意为可用商品过剩，无法被社会市场所吸纳。今天，是社会大脑受到一大批抢夺注意力的商品的压倒性供应的冲击。社会工厂已经变成了不幸的工厂：网络化生产的流水线正在直接剥削认知阶层的情感能量。

我要特别强调心理活动的有机限制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对技术无限潜力的强调所掩盖。加速过程超出了神经容量的极限，这在现在这“最后一代”之间普遍蔓延的心理病理上得以显现。“最后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述。在欧洲、英国，许多年轻人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我们既不会创造，也不会让位给下一代，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在这种心理病理的情形之中，生活不再值得继续。因此，我们决定成为最后一代。精神医生谈论着心理痛苦、恐慌危机、抑郁等不断蔓延的流行病，年轻人欲望下降、出生率降低......这些都是需要解读的症状。

传统精神分析框架对于痛苦的解释已经不再奏效。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时代所说的那种个体的神经官能症问题，你会想到他讲到文明的疾病，神经症是个体受到压抑的结果，诸如此类，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不再是个体的神经症问题！而是大规模的精神病，是一种符号资本主义超级加速状态的新病态效应。神经系统充当着接收终端，整天都对符号刺激非常敏感。这种不间断的认知电击带来的认知压力对我们的情感心理造成了怎样的生存代价？“电击”（Electrocution）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创造的概念。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有人读让·鲍德里亚。我强烈建议读读他的书。早在80年代，他就已经在写一些现在对每个人都变得明显的现象，即病态加速的效应、符号资本主义的效应，加速主义、网络技术、一种普遍的劳动不稳定状态以及对认知劳动的依赖，都在社会心智中引发了病态效应，占据了注意力的时间，压缩了情感和感性的领域，导致了躁郁症的激增、最后一代工人自杀问题的愈演愈烈。

时间的殖民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历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在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中产生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资本主义首先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信息工作者/认知工作者（info-workers）——艺术家、工程师之类的——他们暴露在不断增长的神经刺激中：加速导致经验的贫乏。信息越多，意义越少；信息越多，愉悦越少。信息传播得太快，愉悦就会消失。当我们被迫接受广告宣传的节奏，被不断启动欲望时，我们变得无法真正享受愉悦，无法与信息领域和自然建立起令人愉悦的关系。感性在时间中被激活。感性是缓慢的。当刺激太快时，深入、强烈的阐释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电子赛博空间与有机赛博时间的交织中，一种麻木化的过程(desentizaiton)正在进行。赛博时间是有机的，它是我们身体的时间，是我们情感大脑的时间，而赛博空间则是元素的加速。

在此背景下，个体主体化和社会主体化的前景必须重新审视，这引发了一系列激进的问题：

在当今条件下，是否仍然可能设想一个集体主体化和社会团结的过程？在普遍的不稳定和加速的赛博时间中，社会团结还是否可能？是否仍然可能想象一种对现实进行智力与政治转型的集体过程的“运动”？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心理经济框架下，是否仍然可能实现社会自主权，摆脱资本主义的支配？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但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去问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艺术研究的关键主题。艺术是对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愉悦关系的敏锐的、理性的研究。艺术关乎节奏，是我们身体、大脑以及周围物理环境和信息环境的节奏。这些一直是艺术的主题！德勒兹和瓜塔里（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在他们的作品中谈到了这些，尤其是在他们合著的最后一本书《什么是哲学》中，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本书。在书中他们提到了宇宙（Cosmos）。什么是宇宙？实际上，宇宙并不存在于世界上。我从未遇见过宇宙，你也从未遇见过宇宙。宇宙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身体与信息和情感刺激的超载速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你被迫承受的情况下。宇宙就是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一种节奏。一切都关乎节奏，这种关系的节奏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这种不稳定、加速的刺激轰炸中找不到愉悦。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节奏。这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宇宙节奏（cosmotic rhythm），这是菲利克斯·瓜塔里创造的一个词。宇宙是根据我们的诗性和艺术活动创造的新节奏下，重新演绎宇宙的能力。我认为认知工作者如今是唯一可能进行社会重塑过程的主体。他们是创造新国际主义的唯一可能主体。

“国际主义”这个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它是和平与创造的唯一条件，却在20世纪末被击溃了。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丘之貉。民族自由主义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宜居、越来越难以生存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类破坏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蔓延着战争和侵略的星球上。看看现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看看以色列鼓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看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战争占据上风并在全球蔓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大脑被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所摧毁，因为国际主义已经在每个人与每个人相互对抗的战争中被取消。 我们 ─ ─ 认知工作者 —— 诗人、工程师联合在一起，在政治和存在层面形成一种联盟。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通往新型国际团结的途径。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从金融公司和军事体系的控制中剥离出来，逃离这个正朝着混乱的战争之路前进的星球。只有认知工作者、知识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才是可能创造超越当前宇宙的新宇宙的社会主体。非常感谢。

问答环节

提问1：如果艺术以及其他知识工作者也在重复病态符号资本主义的行径，我们作为知识工作者可以做怎样的自我警惕与反抗?

Bifo：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如何抵抗？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政治上的答案，因为在我看来，政治是一门太过古老的艺术或技术，在今天已经不再有用。政治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我引用一下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观点，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男人（不是女人），一个王子，去驾驭不可预测的未来、多变的事件。这就是在现代五个世纪中政治的情况——权力能够掌控各种多样的事件。但是如今，事件已经变得对人类意志来说太快、太复杂了。

所以政治意志是无力的。无力是今天政治的真正主角，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么怎么办？我们怎样抵抗？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艺术家的方式。因为在我看来，今天的抵抗本质上属于艺术家、精神分析师和工程师，他们之间的联盟是可能使我们从我们所处的终结中解放出来的条件。诗人有感知一切的能力；精神分析师有处理心理痛苦的能力；工程师有改变机器、根据诗人的建议以及社会思维需求重新定义机器功能的能力。

其实我并不提出政治解决方案。我不相信这种方式。我提出的是一种集体的抛弃行为，一种撤退、放弃，退出战争，退出工作，退出市场，退出一切逼迫你们的东西，摆脱符号资本主义，摆脱心理依赖。这就是我的答案。

提问2：您如何看待政治性抑郁对人们情绪带来的影响，以及在人们尝试避免政治性抑郁的时候便不去关注政治新闻与信息的做法？我们如何关注当下社会和政治，如何来夺取属于公民在社会控制权以便形成世界公民？

BIFO：我用“不稳定”（precariousness）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目前生活的状态。什么是不稳定呢？实际上，不稳定的工作是新自由主义实施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不稳定意味着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对明天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不稳定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和工作领域，它还指一种永久性焦虑的情绪，一种被永久性地推向信息领域加速和依赖机器节奏的感知，一种被卷入人造的需求漩涡的感觉，诸如此类，这就是“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有时候会助长攻击性，有时候会助长消极性。坦率地说，我认为在西方和东方经历新自由主义加速的80年代、90年代、本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人，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自我再造的任何可能性，被这种迫切参与市场的焦虑所吞噬。我不期待上一代人带来什么好的改变，我期待着来自最后一代、千禧一代的一些变化，那些在数字市场内出生长大的人。

一位名叫路易莎·穆拉罗（Luisa Muraro）的意大利女性哲学家，曾谈及新生儿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的声音。她表示现在在意大利，新一代的孩子们从机器学到的词语比从母亲的声音中学到的词语还要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千禧一代从是从机器中学到更多的词汇，而非从母亲那里。

他们正在经历真正的后人类状态，他们将塑造人类应对这种后人类状态的免疫方式。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们才能发明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世界。我知道他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无法克服机器节奏带给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焦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灭绝了。是的，是的。我们正在走向灭绝。灭绝是我们时代的起源。灭绝可能由气候问题引起，可能由导致核战争的政治斗争引起，可能由人类的政治军事自杀引起。我们能逃脱当下这些非常现实的前景吗？这并不容易，但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这种可能性比政治更富有诗意，更富有艺术性，更富有技术性。只有这种诗人与工程师的结合才能重塑技术的结构。而技术的结构，正如你们非常了解的，已经变得在主体性的塑造中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技术成为军事和金融系统末端的缩写，那我们就完蛋了。但如果艺术家和工程师的社会主体性能够从零开始重塑机器，我们就能重新发明我们的未来。

Franco "Bifo" Berardi 1949年出生于博洛尼亚，是哲学、媒体和数字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积极投身于1968年学生运动，直到1972年都是“工人权力”组织的一员，于1975年创办杂志《A/traverso》。于1976年联合创办意大利第一家自由电台“RADIO ALICE”。比弗出版著作二十余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代表作包括：《终结的现象学》（2014）、《英雄、大屠杀与自杀》（2015）⋯

Franco "Bifo" Berardi was born in Bologna in 1949.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philoso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68 student movement, was part of the Potere Operaio (Worker's Power) group until 1972, and founded A/traverso magazine in 1975. In 1976, he co-founded Italy's first free, radio, RADIO ALICE. He is an accomplished author with around twenty books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 (2014), 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d....

我的题目叫无力持续升级者的非科幻想像。听完前面两位讲者的精彩演讲，在这边我要讲到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先理清楚，传统的无产阶级和有负担的疲惫者的概念，意思是说，传统、古典的无产阶级可能不是有负担，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是有负担的疲惫者，这个意思是他不是没有收入，而是他的生活非常忙碌，疲惫，当然就更不可能对自己的感性提出各种生产的可能。这些人怎么办？而且这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的。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黄孙权老师邀请我当这个年会的主讲者之一时，我想黄孙权老师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准备在这个非常专业的年会中，安排30分钟的反文化表演，让一个对网络社会几乎无知的外行者与网络的尾端使用者，可以胡言乱语的时刻？虽然我是一个艺术家，但我根本连什么是反文化都不知道，这个表演该怎么进行？我猜想，或许黄老师真的希望在一个专业的年会中，安排一个无力持续升级者，说说他的胡思乱想，这些胡思乱想或许可笑，但也可以作为在当前由公司王国（Corporatocracy）掌控的网络社会下的某种“焦虑症者”的症候案例之一。于是我答应了。

本来我想做一件作品回应这个年会——这件作品是邀请上海所有的外送员，在他们身上装有可侦测其每天行进路线的装置，然后将每个人每天经过的路线，以黑色的线时时呈现在巨大的荧幕上，并且不让这些黑色的路线图从荧幕上被抹去，如此不断的叠加，我想不用几天，全上海的马路都被黑色填满。如果这些黑色的线，是以3Ｄ列印的方式，列印在实体的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黑色的线，像一堵堵不断增高的“黑墙”，无止境的叠高，我猜——不用很久，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黑墙”不但把城市变成立体迷宫，更标注出无数外送员的命运，同时也标示出我们的处境——我们都是公司王国实验室的实验鼠。

当然这个计划涉及到的技术与经费太复杂，同时也太大了，我完全做不到。更简单的方式是跟相关公司连线，让我可以时时下载这些外送员的行动数据，但他们应该不会同意吧。

不知道这个计划算不算新媒体艺术？

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意思是说，在我们今天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人是不可作为持续的技术上的参与者或者是至少可以升级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很怪异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是开一个玩笑，可能有点不礼貌。回到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可能不算。可能因为我看的太少，印象中的新媒体艺术，要不是关于3Ｄ或AI制作的太空或虫洞、黑洞影像，要不就是穿越各种时空的超现实景观，还有无数的数字人机合体人，当然大多数画面都有着电脑才有的七彩霓虹般的缤纷色彩，即使是关于歹托邦（Dystopia）的未来世界，“酷”显然是关键词。当然，还有绝对不可少的互动设计。不过我看得实在太少，应该有不少其他形式的新媒体艺术，如同前两位讲者和往届的网络社会年会…。

我还是回到我关心的问题，在不断叠高的“黑墙”下的人，大多时候只能仰望星空或无止境的大楼，当然，我们可以站在“黑墙”下遥控无人机，以无人机之眼帮助我们鸟瞰城市，或是拿着手机看着Google Map以卫星之眼鸟瞰世界（只要Google不要像在这次以巴冲突中，把巴勒斯坦地区的交通流量关闭），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是在“黑墙”下。

在回答上述显然太過悲观的看法前，先请在座的诸位，看一段我拍摄于1999-2000年初的短片片段，1999-2000年是股市.com泡沫的高峰期，2001年.com泡沫破灭。影片的片长约5分11秒。

https://vimeo.com/894642893/4d51725ee6?share=copy

为什么放这个影片？1999-2000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当时资本与技术结合下形成的席卷全球的科技乐观（投机）主义（至少从一般大众媒体，不是另类群体的观点），但是对此提出警示的平衡观点不够多，或者根本被排除于主流媒体外，而这也是公司王国能持续制造幻觉的核心原因。

此刻随着AI热的兴起，新的科技乐观主义显然已成为讨论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的主导叙事，此时，Naomi Klein在 “AI不会‘产生幻觉’，但它们的制造者会。”（AI machines aren‘t ’hallucinating.‘ But their makers are.）一文中，指出科技公司的CEO们至少制造了四种幻觉：一：AI将解决气候危机、二：AI将带来明智的治理。三：可以相信科技巨头不会破坏世界。四：AI将把我们从苦差事中解放出来（这个苦差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外送员）。

Naomi Klein接着指出这四种幻觉为何不可信，以及这些幻觉是如何遮蔽人类社会解决当前各种危机的关键路徑。关于Naomi Klein的观点，请参阅原文，就不在此赘述。

在讨论相关问题前，我们先简短重提几个众所周知的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

• 据乐施会（OXFAM）报告，至2023年，掌控公司王国的前81名富豪所占有之财富已超过全球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总和。

• 据世卫组织（WHO）报告，仅至2020年，全球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数已近 10 亿人，亦即每8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 据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2023年最新报告，显示地球升温已达摄氏1.1度，若无法在2030年前，将地球温度控制在升温1.5度的临界值内，极端气候将成为常态...。

我的问题是那些科技公司的CEO们所制造那些不难破解的幻觉说词，为何总是一而再的有效？

我想同样放我的一部影片《风摧肉身》（Worn Away）的片段（今年初完成），间接回应那些简单的幻觉为何总是奏效。影片的片段长4分08秒。

https://vimeo.com/894643009

谢谢大家耐心看完这部影片。

最后我想说的是——很少有人真的反科技进步，我当然完全不反科技与技术的进步，问题是当前的这些超级技术，已经是由超级跨国公司的极少数股东所共构的“帝国”（empire）所掌控，而且它一点也不虚拟，而是由超级电脑、庞大的伺服器基地与数据中心、卫星链、光纤与无数基地台所构成的超级硬体，而这已不是任何中型国家可以单独完成，更不是传统意义的黑客组织可以颠覆，唯一有可能与“帝国”抗衡的只有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在科技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下，对于什么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生活与运作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是否也在同步建构中，也就是黄孙权老师提到的“对齐”问题——我们不要忘了单就中国大陆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就有近一亿人患有忧郁症，有至少一亿人的工作状态是被算法严酷控制……。

中国将第一颗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墨家对科学的贡献，更知道墨家的“兼爱非攻”哲学，也都知道墨家学派为何没落，今天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除了关注技术问题，不能忘了“兼爱”的意义——亦即，如何将 “人类彼此互爱”的精神，从太空再传回我们居住的行星，这虽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却是根本价值，失去根本价值的任何一种技术进步，都只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危机加速扩大。

我的简短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的“外行”的表演就到此结束。谢谢。

淑丽：我和界仁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也很久没见了，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感到很可惜...刚才界仁一直在讲说他是一个非科技的艺术家，他提出一些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之类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发现我们之间的作品是由呼应的，尤其在今天当我讲到《UKI》的cooperation's control（大公司的控制） 以及他的第二个作品谈到“公司王国”的control。对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我自己为什么对科技这么hungry，想用科技来做我的作品，以及界仁比较会退回到他的media（媒体）和approach（办法）的不同，我想这一点和我个人是一个所谓的“少数民族”，不管在国外或是（国内），我的少数民族包装是一个woman（女人），一个Asian（亚洲人），一个酷儿，当然现在又可以增加一个“年纪太大了”，由于这样一个起点，我思考我要怎样去学到科技，用科技去“偷”、“抢”、“借”去“hack”，怎么样用科技来做我的作品的起点，我和界仁关心的题材是有共识的，可是我们的approach（办法）为什么会不同？

陈界仁：我完全不反科技，尤其我最后谈到"墨子号"，我只是要说，我们今天处在各种处境中，我觉得你的方式我完全同意，从最古老的电台到今天讨论的新的科技，我要强调的是网络社会学的重要，因为在部分科技可以颠覆王国公司的掌控的情况下，还有大量的人，像我前面讲到的外送员，还有其他别的人，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升级的，所以在我们之间看似有差异的处理办法中，更需要类似网络社会学这样的中介。今天在这两端其实都在反公司王国的掌控，但是我们中间的鸿沟或者落差，需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把它接起来，这些力量它才会形成更全面性。我最后提到的“墨子”的意思其实是，墨子在那个年代可以被称为“平民共产主义者”，所以淑丽，我，黄孙权我们三者各自做的工作的关系就是要把它串联起来，无力者无法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感性，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社会运动，我之所以提到墨子的“兼爱非攻”，如何将 “人类彼此互爱”的精神，从太空再传回我们居住的星球，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黄孙权提到的“对齐”就是技术要具体地和人类社会对齐，我们要更着眼于技术要做什么，我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技术下放？让我们可以更简单的使用？应该是六十年代？有一本书叫做《赤脚医生手册》，在中国准备进入全球化，以及整个医疗体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之前，这本书非常的棒，针对不同的环境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找到相关的草药或者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现在在面对新的时代的时候，好像没有足够的这一类的做事的办法去逾越鸿沟，我其实是这个意思，倒不是批评所有的新媒体艺术，反而那些装饰性的新媒体艺术只是很简单的在现在流行，希望shulea不要误解。

Shu lea：我完全没有觉得你在反科技，所以没有问题的。我只是讲艺术表现的手法，我们必须要把科技人文主义带到这个debate（讨论）来，所以今天早上的讨论就到这，我很期待下午有关AI的辩论，谢谢。

问答环节 现场

黄孙权：谢谢界仁，谢谢Shulea和Zielinski教授，我做一个短结。我们这个主题为什么叫做"counter-culture"？就是说"counter-culture"并不是"against"（反对），也不是"sub-culture"（次文化），也不是"alternative culture"（另类文化），“counter-culture”其实是一个"site"（基地)，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要重塑各种技术传播应用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个基地建立起来，这个基地有时候在艺术作品里面看得很清楚，在好的研究里面看得很清楚，有时候可以从某一些理论上得到很多东西，但如果你不经过实验，不经过尝试，“counter-culture”最后只是变成一个"fashionable culture"（流行文化）而已，这样我们才会觉得“counter-culture”有不同层次的意义。谢谢各位的参与。

陈界仁 

1960年生于台湾桃园，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台湾台北。陈界仁长期和失业劳工、临时工、移工、外籍配偶、无业青年、社会运动者等进行合作，并通过占据资方厂房、潜入法律禁区、运用废弃物搭建虚构场景等行动，对已被新自由主义层层遮蔽的“人民”历史与当代现实，提出另一种“再-想像”、“再-叙事”、“再-书写”与“再-连结”的拍摄计划，他将相关拍摄计划，称为“创噪”与“生产第二层运动”。

文／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
翻译／郑叶颖、张铎瀚
校对／任柄霖、黄孙权
编辑／郑叶颖
演讲现场全记录影像: https://vimeo.com/893605485?share=copy

在全球贸易极速增长的绚烂景观下，根本性冲突与危机正在爆发，这需要我们对先进通讯技术进行批判性审视：通讯技术改善人类生存境遇的许诺是否具有现实依据？是什么统治着这巨大的、带来剥削与控制的数字帝国？人们应该如何艺术地介入黑箱重重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extelligence）世界？对我而言，黑箱是我们看待新人工智能时非常重要的问题。稍后我将会讨论为何我称之为 extelligence（外部智能）而非 intelligence（内部智能）。

为何现有通讯技术面临的急迫问题不是修复而是不断更新？是否创新已成为一种“邪教”，迫使我们不断创造新事物，亦或是我们目前还未到考虑修复现存之物的时候？顺便一提，这对于现在的建筑师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上海正在开发中的新城市地景十分好奇，建筑修复而非造新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的重要范式。这一创新“邪教”同时引诱我们在没有真正理解之前，即便冒着风险也要创造新的事物。对于人们目前如何感知、对待人工智能，我有一个简短但富有哲理的解读：我们在制造它，我们在使用它，但我们对它一无所知（we are doing it, we are making it, without really understanding what it is.）。我们需要弥合这一诡异的裂缝。

最近几个月，我参与了几个相关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我向参与者们提出了以上问题，并共同探讨。在这里我想与大家简单分享其中的三个案例：

一个仍在进行中的项目——非黑箱（UNblackboxing）（图1），由柏林爱因斯坦数字未来中心（Einstein Center Digital Future，ECDF）主办。我的前助理丹尼尔·伊尔冈（Daniel Irrgang）策划了项目艺术展览“UNblackboxing：对数字领域剥削和控制的艺术调查”（UNblackboxing: Artistic Investigations Into Digital Realms of Exploitation and Control）。这个项目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共同参与，并一同面对这一艰难的任务：打开人工智能的黑箱，消除人工智能训练规则与语法的不透明性。

图1：UNblackboxing

第二个项目叫做非理性计算（Irrational Computing）（图2）。对于艺术家而言，非理性计算能够帮助他们打开硬件与软件的内部黑箱，尤其是硬件内部。比如量子物理学（quantum-physical）作为机器计算的基础，它不是线性的，也无法用电子状态描述，因此它超越了理性计算。艺术家拉尔夫·贝克尔（Ralf Baecker）从 2011 年开始创作这一项目。他以非黑箱（UNblackboxing）姿态使用动力装置创造迷人机器。他将机器黑箱彻底打开，揭示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与仅停留在电子层面的形式把戏完全不同。

图2：Irrational Computing

另外，本届年会引言中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说法。他的论点之一：计算机终结了一切媒介，数字图灵机吞噬一切曾经和之后的可能存在。我并不认同这种决定论导向的媒体理论（deterministic media theory）与终结叙事。事实上，宇宙要复杂得多，没有终结，也没有起始；如果一切有始有终，我会放弃工作、卖掉汽车，变得非常富有，住在岛屿……这十分无聊。物理学家需要简化叙事获得资金，花费数十亿美元不断讨论、研究宇宙大爆炸以及一切确定之物，但这并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

接下来我们谈些更有趣的项目。上个月我与柏林艺术学院（Academy of Arts, Berlin）合作共建了一所学校，并为其提供概念——人工智能无政府主义（AI Anarchies）（图3）。这个项目有关于探索人工智能（Artificial Extelligencies）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最终呈现包含展览和书籍资料。我将从三点假设开始，请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们集中注意力于接下来的部分，它十分重要。

图3：AI Anarchies

第一点，在机器习得人类特性之前，人类就已经机械化了。这是第一个假设基础。人类-机器（Man - a machine）！18 世纪中叶，医生及生理学家 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欣喜若狂地喊道。他那疯狂的论断直指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及其追随者，后者将人视作唯一拥有灵魂与意识的生物。早在控制论（cybernetics）理论出现之前，la Mettrie 就已经将非物质最后的避难所物质化，从而终结了物质基础的智能循环，进入一种结果循环（circular conclusiveness）。这个词语令人玩味，也适合描述我们的目前处境——“我被造，故我在”（I am an Artefact, therefore I am）。这听起来像一首摇滚歌曲，也确实是。这是欧洲启蒙运动纲领的基本维度，即人的工具理性获得强调。在艺术领域，这早已不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在这方面非常成功。是时候以其自身不可能性对抗已成为可能的一切。我们需要从封闭的用户舒适圈（expedient/dem Verzweckten）中走向开放，这值得尝试。

第二点，音乐家、演员，也是性别流动者珍尼西斯·布雷耶·P-奥里奇（Genesis Breyer P-Orridge）认为，艺术家最崇高的任务是自我去编程化（de-program），这是解构传统社会关系，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前提条件。我在这里引用 GP-O 在一部邪典电影《解码》（Decoder，1984）中所说的话：“每个人出生时就已被编程，这是一种症候，而艺术面向终极问题，是终极思想，即如何破解这一编程。”这部奥威尔式（Orwellian）电影成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晚期和早期工业运动音乐所狂热的对象，携带威廉·S·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精神，GP-O 在影片中强调：“信息就像银行，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我们都可以变得富有。我们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抢劫信息银行。杀死守卫，摧毁权力。”

第三点，与第二点相关，引用自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922 年的小说《无政府主义银行家》（The Anarchist Banker）：“真正的邪恶，事实上，唯一的邪恶，是凌驾于自然现实之上的社会习俗和想象——从家庭到金钱、宗教和国家。”这篇写于 1922 年的精妙文本，背后的思想依旧颇具挑衅，尤其对艺术家而言。否认社会想象作为统治机制可能将其推向荒谬的极端。以这篇关于金钱的小说为例，这意味着成为一名银行家比抢劫银行更为正当。

在以上案例中有几点非常重要：干预性的思想与行动，向普通公众揭开先进技术的黑箱，展示媒介关系的物质基础。这些项目与活动都摆出基于媒介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姿态。今天我将谈论第四种可能，一种新的未来主体性（subjectivity），可以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技术物相互连接。

这一观点是冒险的，它还未被书写出版，因此也是完全开放的。由于演讲时间限制，我将会简化我的观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主题是“从无条件的‘我’到无条件的‘我们’再到有条件的‘你’？艺术中的联合行动变体与友情经济的呼吁”。这是我的核心观点，将在最后再次讨论。首先，我将简短地介绍我的思考框架。这一讨论源自 2022 年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

当我们在艺术语境中谈论新集体身份时，本质上存在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我们如何在现在以及将来的艺术进程中识别行动主体？以及，艺术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兴趣，以至于热情投入其中——是艺术家的出身、性别认同、政治纲领或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是艺术家特有的审美伦理价值判断？作为媒体及艺术领域的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及变体学家（variantologist），我将以谱系性同时碎片化的方式盘旋于这些的问题之上，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思考。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很早就追溯了主体身份这一爆炸性难题。1968 年 5 月，他在巴黎提交了他的论文《差异与重复》（Différance et Répétition）。彼时集体行动是左翼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在论文序言中强调：“无论如何构想，身份首先定义了表征（representation）的世界。然而，现代思想产生于表征的失败与身份的丧失，以及在身份表征之下运作的所有力量的发现。现代世界是一座海市蜃楼（拟像）（mirages [simulacra]）。”德勒兹在 1969 年使用“拟像”一词，这个词后来对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及其媒介理论非常重要1。在这里补充一点，后现代世界是任何表征概念的主要失败所在。表征在此只是幻象，现实中只能通过暴力强制执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而新世纪将第一次以综合身份（synthetic identities）为特征开启。

你们中大多数人或许已经拥有这种综合身份。我们有来自北京、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学生。有的出生在中国，有的在南非或在保加利亚，而后到美国留学、去英国伦敦深造。柏林也成为热门留学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往柏林学习德语。这就是综合身份，他们不再有祖国，也没有母语。这些人会说三四种语言，但不知道哪一种是属于自己的语言。在政治上他们也不再有祖国（father land），因为没有可以称之为领土的地方——这非常重要。祖国和母语正变得像领土根源或种族起源一样成为幻想出来的人造语词结构。这是我们的讨论背景。令人深思，这次分享的一些想法，基于几年前高世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世纪：一个提案”发展而来。

“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这是欧洲现代性的自我（ego）与众我（the multitude I）（我包容万象，我即众人……），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出现的第一个前卫派（Avantgarde）。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新唱片《我包容万象》（I Contain Multitudes），献给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他从惠特曼的诗歌《我自己的歌》（Song of Myself, 51）中摘取了一些诗句——“我辽阔博大，我容万象”（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这一观念从 18 世纪末出现再到 20 世纪初走向兴盛，为当时的艺术家们所共享。例如，艺术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他庆祝多元身份、流动性别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而在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瓦莱斯卡·格特（Valeska Gert）等人之后，这一众我的观念也随之消失了。

自 20 世纪末以来，创造另类世界的历史模式似乎正在迅速消失。而到了 21 世纪初，它的一部分可怕残余在政客的行动权力中不受限制地涌现；另一些则成为意识形态碎片，在全球身份市场上昂贵兜售——艺术市场也是全球身份市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艺术圈的大多数“我”不再是“众我”，而只是一种多媒体世代精神，或可以称其为基于服务技术的进步文化产业中偶然交叉的产物。

西方身份概念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是关于投射主体性（projectiled subjectivity）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找到这种主体性，激活无需条件的“我们”，这是我熟悉的“深时”（Deep Time）世界观。

比如，用孔子思想解释笛卡尔的短语“我思”的意思是，为某物或某人成为可弃置的自我。一旦一个人持有某种立场，自我就会凝结；提出一种想法，即投射光亮，同时意味着将他人推入阴影。如果你进行“我”的表达，你将无法避免对他人产生排斥。孔子就是这样解释他的主张，即将不负责任视作对世界的基本态度。这一思想与意大利瓦蒂莫（Vattimo）乃至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提出的对话哲学（dialogue philosophy）十分相似：我是你对我说你的那人（I am the one to whom you say you）。再一次，一首摇滚歌曲标题——I is just what you say you to，来自电子音乐二人组火星鼠（Mouse on Mars），也是我的好朋友。

从“深时”视角看，斯图尔特·布兰德（Stuart Brand）领导的一个地球（One Earth Movement）嬉皮运动——他共同创建了硅谷，与毛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两者虽然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解释为生产并重新分配了一种新的主体性（图4）。这是一个有些冒险的理论，但并非消极的解读。毛使用《毛语录/红宝书》（the Little Red Book）作为人民的“圣经”或指导手册，发起文革。而如果大家阅读过这本书，就会知道里面充满了算法。几十年后重新阅读，你会基于计算机算法的语境对其进行解读。因此，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它，它是创世、创造新人的“圣经”，创造了新的、复杂的主体性。

图4：60年代符号集群

这种新的主体性应该为一种社会性（sociality）的构建带来奇点，这种社会性本质上不再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由先进技术构成——一种基于社会的控制论（social based cybernetics）。因此，这种社会控制论在以自然为导向的传统知识文化主体，和基于先进技术和消费及其机构、人工制品和网络的新存在模式（吉尔伯特·西蒙东语）之间作为枢纽。这就是我所说的无需条件的“我们”（unconditioned WE）。

基于刚才的框架介绍，我将分享艺术中联合行动的五种变体。除了这五种外，大家可以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丹麦语小书 Varianter Af Fælles Handling I Kunsten 中查找其他艺术集体身份变体。我将在演讲中揭示一种微型现象学，以对当代艺术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最低限度的概述。

在正式进入五种艺术集体变体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关于“我们”的集体性问题以及无需条件的“自我”和“其他”，对于绘画、雕塑、摄影或诗歌而言，表演、社会行动主义、音乐、电影或新媒体艺术截然不同。艺术有不同的形式，因此也有不同的主体性，以及内在的主体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昨天的论坛（Panel 21：向达·芬奇提案——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上，我们往往用和谐、一致的观点对达芬奇及文艺复兴艺术家进行解释，但统一性并不存在。表演、音乐等新媒体艺术与集体思想和实践更为亲近，而古典美术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产物。

第一种形式叫做集体（collective）或合作社（cooperative）、工作坊（workshop）。在拉丁语中，集体（collectivum）代表形成某一阶级（class），人们因为在某些方面彼此相似而聚集在一起，共享同一个身份，并忽略其他差异以实现团结。

作为艺术家协会或派别（associations）的集体，拥有漫长的时间谱系。这一现象不仅在欧洲出现，也在世界范围发生。比如，18 世纪初，在拿撒勒（Nazarenes）破陋的保护伞下，极端保守派画家聚集在一起捍卫艺术的神圣性，使其免受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日渐亵渎。类似的，19 世纪的英国，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致力于提升日常美学经验，抵制媚俗。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个集体都是进步的，他们也可能受保守思想驱动。

而当代艺术集体从两种相互紧密交织的母题（motif）中产生。美国纽约的雨舞互助（Raindance Cooperation）、纸老虎TV（Paper Tiger TV），柏林媒体合作社（the Media Cooperative）——跨媒体（transmediale）在此诞生，英国的 Sankofa 和黑人影音集体（the 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法国巴黎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é）以及米兰的爱丽丝电台（Radio Alice）……这些集体共享紧密相连的内在社会程序，形成具有一致性的身份认同：他们公然对抗资本主义，投身于创建没有性别与种族歧视、业余者胜利的公正社会乌托邦。另一些集体则具有明显的艺术偏向，比如蚂蚁农场（Ant Farm）、芝加哥的批判艺术团（the Critical Art Ensemble）以及德国的 Ponton TV，他们根植于激浪派（Fluxus）、偶发艺术（Happening）和行为艺术（action movements）的传统，对新媒介产生背后的结构配置及其迷人（且具有魅惑性）的领导者们进行针对批判和审美对抗。

蚂蚁农场是 1969 年组成的控制论游牧者团体（cybernetic nomads）（图5）。当你想要成为一个革命者，你就不能占有任何东西（即反抗私有制），或仅拥有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物品。这是一种嬉皮乌托邦：你有一辆皮卡，以及适配皮卡的 DIY 工具——制作影像、通讯及日常生活；所有一块工作的人们都能够塞进这辆车。这是他们对生活具体落地的梦想实践。

图5：ant farm

在当前的集体实践中，个人天才的魅力已经消退，并让位于另一种崇拜；支撑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概念逐渐分解为各种实用的组成部分。一般的男性艺术家被行动者、工人、创意者、表演者、组织者等身份所取代……在集体中，这些身份与能力的不同碎片重新组合。只有颇具异国情调的名字，比如“Wakaliwood”或“IkkibawiKrrr”，才允许个体出现。名字听起来越陌生，就越容易用艺术手段在公民运动和抗争中争夺注意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性问题往往需要依赖分工协作攻克。战术技术学院（Tactical Tech）、计算诗学学院（The School of Computational Poetics）、不必要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Unnecessary Research），由新西兰艺术家朱利安·奥利弗（Julian Oliver）等人成立的关键工程小组（the Critical Engineering group），以及更多正在利用艺术方法探索、发明世界的集体，彼此动态合作。在当前暴力性的历史语境下，自然、技术与人类主体交织形成复杂挑战，这一集体分工协作趋势将更为凸显。

在早期女性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母题链相互共生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开始反抗父权制，打破既定性别规则禁忌，谴责艺术市场及文化机构中的男性合法统治。同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叶开始，这些运动都和新技术在艺术生产与传播中的使用相链接。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女性偏好独立自主地工作，因为在群体中，她们担心雄性生物占据主导地位——通常是这样。

在过去二十年里，集体在主导策划双年展或其他重要艺术文化事件中，形成了新的力量。这催生了 2022 年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由雅加达艺术集体 ruangrupa 策展。在这里，集体面临的考验是：集体或合作行动模式是否能够借助更为开放的艺术机构，真正打开艺术发展空间，以及如何通过美学手段实现这一点。在关于起源、种族、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取向的激烈辩论下，对古典的作者性的否定，以及对艺术作品及创作过程所有权的主张，再次对当前集体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一变体中，我并不是在谈论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到的乐队（band）——作为志同道合的社会边缘人的地下联系（尽管我的乐队主题也包含了这些方面）。相反，它是关于 20 世纪大众文化史上的一次成型，它一方面从室内乐（chamber music）的低谷时期发展而来，另一方面又从爵士乐和舞曲发展而来，并与摇滚乐形成了强烈的认同关系。在此，我将摇滚乐作为一个总称，指音乐层面的反叛和激进的艺术表达的最多样化变体，包括朋克、工业音乐、重金属等现象，以及从反主流文化到商业流行音乐的其他变体。

音乐界拥有最丰富的艺术创作互动经验，这也同样适用于音乐材料的生产和分销。柏林的厂牌“自由音乐制作”（FMP，全称Free Music Production）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该公司由萨克斯演奏家彼得·布罗兹曼（Peter Brötzmann）周围的一群爵士音乐家创建。

在长达 42 年的时间里（1968-2010 年），该厂牌不仅举办音乐演出和音乐节，还制作了大量唱片（以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52 年的首张专辑为例）。FMP 代表着一种由音乐人为音乐人及音乐爱好者组织的自我决定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音乐产业的生活空间。
在我们的主题背景下，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方面：

• 乐队（就像音乐团体[musical ensembles]）是一种社会建构。要想获得美学上的满足和艺术上的要求，制作音乐的前提是认真倾听，探索他人、他人的声音、他人的乐器是如何发出声音的，以及我们如何在共同的力量中发展我们的音乐能力。我从中国物理学家和古声学家Xu Fei的一次关于调谐（tuning）的讨论中了解到这一思想的千年深层时空维度。Xu Fei坚定地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开始与他人共同创作音乐时，与他人之间的音乐调谐才变得有必要。这方面的潜在政治内容在德语中通过几个术语表达出来，这些术语在议会民主的语义领域非常有效。从词源学上讲，（相互）交谈的活动决定了议会制度（意大利语词汇parlare即说话，交谈）和政治情绪，甚至更明显的是，投票被当作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

• 从音乐家朋友那里和我自己作为主唱的微薄经历中，我知道乐队在其形成阶段、在其成长过程中是最令人兴奋的。在这时，相互倾听、对彼此好奇、对彼此特质和能力的尊重是最强烈、最真诚的。在我目前与音乐家兼声音研究者 FM Einheit 就 Einstürzende Neubauten 项目的起源等问题进行的工作传记谈话中，这一点显得非常清晰。1980或1981 年的前几个月，主要是在柏林“天才业余玩家（Geniale Dilletanten）”场景中各种即兴创作。1981 年，朋克乐队 Abwärts 的 FM Einheit 加入了他们，Einstürzende Neubauten 的基本三人组合也随之形成，他是乐队的节奏核心，鼓手 Unruh 与乐队相得益彰，而满头黑发的诗人 Blixa Bargeld 则尖叫着、呜咽着、憔悴着。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一种音乐理念，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即他们对世界的共同本质，以及如何让世界的废墟发出声音和舞动起来。

从 FM Unity 的角度来看，这是项目中最振奋人心、最激动人心的阶段。1981 年，乐队的第一张长时演奏的唱片《Collapse》的封面上，就以照片的形式将这一阶段以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对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等超级组合的巨大工业化努力的反讽中，乐队将简单的机械和电气工具铺在面前的地板上。起初，他们就使用工业社会抛弃掉的任何能发出声音的材料。

在全球巡演、官方文化机构的高度认可以及越来越专业的录音过程中，起初的开放与随意渐渐凝固成了一支引发狂热的乐队（cult band），随后又成为了反叛文化和“工业音乐”（industrial music）的代表人物。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这支乐队就成为了地下文化工业集群中的一个标志。

下一个模式是协作（collaborations），比如 Knowbotic Research 小组。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用协作这个词来描述新兴网络文化中新出现的、松散的艺术合作形式时，承受着德国法西斯主义沉重的历史负担。这些人不仅共享当时昂贵的计算机硬件，并且更重要的是：共同开发软件。与合作社或集体相区别，我为这些协作形式总结了几个特征：专门为某些项目组建，因此寿命有限；共同的工作基础是资历、出身、世界与艺术观的异质性；科学和艺术跨学科工作；基于共同开发代码合作，反对商业软件，支持开源访问；具有颠覆性、反资本主义潜力，能够在短期内而非永久释放反抗能量。

Knowbotic Research 是 20 世纪 90 年代此类理论与实践的典型案例（图6）。该团体将跨界思想及行动作为核心，对表演、概念/动作艺术、音乐、计算机科学、设计和科学充满好奇。他们自世界各地，包括南极洲研究人员、量子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高性能程序员、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等，并在多样化项目中协作。例如，他们创作了 Dialogue with the Knowbotic South（1994）、Anonymous Muttering（1996），并以此干预鹿特丹的公共空间。以及 IO_dcies/lavoro immateriale，占领了 1999 年威尼斯双年展奥地利馆。这一作品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哲学家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等人合作创作。我受科隆媒体艺术学院（Academy of Media Arts Cologne）委托与 ZKM Karlsruhe 共同制作。

图6：Knowbotic Research 小组

这类协作创作、共同解决、合力发明（与技术合作）模式，在 21 世纪初整个世界范围内变得非常普遍。香港与深圳或南美部分地区拥有一样兴盛的创客文化（Makers Culture）。正如我们在关于艺术和设计学院未来的国际会议“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s，2017）中所强调的，合作实践的模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非常普遍。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就是 Foondi 研讨会，定期在肯尼亚和乌干达举行，并催生了许多有趣且野心十足的低技术发明。

在通往友谊经济的道路上，互相羁绊的艺术生产中最迷人的变体是，兄弟姐妹和伴侣组合。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这将追溯到九世纪的巴格达智慧之家（Baghdad House of Wisdom），这是现代大学及实验室的原型。在这里，不仅科学家与艺术家跨学科共同工作，一神论者们（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也能够互相协作。比如在智慧之家，巴努穆萨（Banu Musa）三兄弟建造了在我的媒体考古研究中追溯到最早的可录制音乐自动机。他们的跨学科工作组成，已经呈现出现代团队的核心特征。尽管兄弟姐妹和伴侣组合在当代艺术中十分普遍，却鲜有分析与反思。也许这种合作形式涉及科学不敢触犯的几个禁忌：爱、奉献、激情、情感。这种共同工作且没有剥削的乌托邦，和与其相反的经历一样重要：争吵、分离、仇恨，对认同和所有权的激烈竞争，版权法律纠纷。有很多涉及这两极经验的例子，我将基于一手经验分享其中三个。

瓦莉·艾丝波特（Valie Export）和彼得·韦贝尔（Peter Weibel）是 1960 及 1970 年代初期维也纳行动主义（Viennese Actionism）中最为多产的艺术家夫妇之一。此前几年里，韦贝尔在实验诗歌、批评、表演、观念及行为艺术创作了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他与合作伙伴艾丝波特（他声称这个艺术名称是他的发明）致力于发展扩延电影（Expanded Cinema），并留下独特的印记：挑衅、壮观、散漫的分析，以及布莱希特（Brechtian）意义上的激进干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生物发展及其预测未来的可能成为人们激烈讨论的主题。这一问题不仅大量出现在生物科学家及实验室的议程中，也为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师和艺术家所讨论。在 1920 年代之前，合作还未成为备受追捧的创作模式，Christa Som-merer 和 Laurent Mignonneau 双人组便基于他们的资历、才能和热情，持续使用横向思维，并以极富创造力的最小单位组合行动，与现有学科活动方式背道而驰。他们的经典创作之一，1992 年的《互动植物生长》（Interactive Plant Growing），一个庆祝阿波罗界面（Apollonian interface）的生物技术与材料装置。与屏幕前真实的植物进行交流，既不代表正在工作，也不意味着费力解决冲突。相反，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乐趣，包括自然和人造物之间的冒险与偶遇。在这一合作创作中，艺术家让艺术与科学相互作用，创造信息逻辑和生物系统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人造物，探索未来共生结构，这是他们的热情与兴趣所在。30 多年来，他们一直相得益彰。

我一直对兄弟姐妹之间的共生关系特别着迷，尤其是同卵双胞胎。费城的奎伊兄弟（Quay Brothers）在伦敦的几十年间，将其共在完全奉献给了艺术，包括电影、戏剧、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他们彼此契合，在过去的 50 年间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用作家罗伯特·瓦尔泽 (Robert Walser) 的话来说，他们的创作是一座迷人的“睡眠博物馆”（museum of sleep）。他们刻意且成功绕过市场需求，其诗意绵密是任何其他视觉艺术无法比拟：斯蒂芬（Stephen）和蒂莫西·奎伊（Timothy Quay）不仅共享一切——工作室、工具和技术媒体。作为艺术生产和想象的最小集体单位，他们本身就不可分割。

这是最近由 Jean-Jacques Lebel 等人策划的展览“友谊、创造力集体”（Amitiés, créativité collective）（图7），在法国马赛现代艺术馆（Musée d’Art Contemporain）。我受邀为展览书写一篇关于友谊经济的文章，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图7：展览 Amitiés, créativité collective

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到罗杰·凯洛瓦（Roger Caillois）、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哲学家达成一致：带有目的性的关系是一剂毒药，它将自内而外侵蚀友谊的根基。友谊如同宴会、款待或礼物：这一可怖的现象本质上只存在于它们将自己暴露在无需条件的情况下。德里达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不断强调，给予意味着做不可能的事，例如，疏远一个人无法拥有的东西。

与现实的距离以及与不可能的接近性将友谊与艺术紧密联系。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友谊所释放的协同能量，当代艺术史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展览及其书籍讲述了这背后的故事。上世纪 20 年代的小组 KI-NOKI，30 年代在剑桥掀起哲学思潮的四位女性哲学家——Elizabeth Anscombe, Philippa Foot, Mary Midgley, Iris Murdoch，以及 90 年代俄罗斯彼得堡的第一批网络女权主义者，巴黎的字母主义者（Lettrists）和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维也纳行动主义者等团体……他们作为友好的共谋者出现，但在组织协作的过程中，形成等级制度或逐渐屈从于制度化的国家或资本，而逐渐暗淡消亡。

在伦理层面上构成艺术的本质，将艺术亲和力（artistic affinity）完美结合，相互补充并支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美学手段，费尽心力对与我们相异或无法理解的他者保持敏锐——这对于我来说是艺术实践的核心。

借助个人经验进行阐释在学术上并不恰当，但只有这样才可能讨论艺术创作的主观性特质，这一特质对我而言非常有价值。布朗肖将友谊视作成为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毫不妥协地与外于这段关系的他者分享。直到我经验这一感受，才开始理解并且尝试表述。回望青春期，当我们第一次与他人建立深厚友谊，我们对这些微小事件复杂集结的存在尺度无以言表，也无需用语言表达。日日夜夜，我们在这些事件中存活，不断发生的事件构成了我们体验为深厚友谊的生动缩影。

在友谊关系外的观察者或许会觉得我们的共同活动可疑。但这并不会阻止我们如此，相反，周围任何来自成年人世界的敌对反应都会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激进。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 Expériences musicales 对我们来说仍然陌生，但我们怀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大声且笨拙地亲密演奏乐器，古老的风琴、长笛，还有小提琴和中提琴。我们还收集各种材料，拼贴、绘画为黑色而非彩色结构的奇异图像——这也是一种无需交谈也无需条件的对话形式。我们彻夜长谈，在一起长大的城市街道漫步，或在朋友父亲的书房一同清理旧家具、大写字桌和厚重的地毯。他曾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名科学家和，但英年早逝。友谊需要这样的邻接（abutment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异托邦（heterotopias）。

我们间歇、断续地谈论我们相信的，我们认为的存在本质，我们如何看待上帝，我们对一切世俗权威的不信任，我们的艺术与诗学态度——坚决反抗意识形态剥削。我们谈论越南战争，无可救药的纳粹，萨特（Sartre）和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俄罗斯和中国革命。我们磕磕巴巴地翻阅这些书籍，即便无法完全读懂。我们共读如同见面，这非常重要，即便大部分内容我们并不理解，但只要囫囵吞下它们，或许多年后便会理解早已播种在我们内心的东西。若语言无能，我们便拿起吉他，与对方进行好几个小时的即兴对话。在这段友谊中，诗意自由似乎没有边界。而这四五年来幸福而忧郁的时光戛然而止——一天晚上，我去拜访朋友时发现，曾经在夜里等待时为他制作的大幅绘画已经消失不见。因为缺钱，他将要卖掉这幅画作。这让我失望、愤怒至极。售卖画作触犯了友谊的禁忌，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它摘除了友谊的心脏。我们与世界的共同疏离中衍生出无政府主义、无目的的审美姿态，已被可计算性所取代，而后者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金钱表示。诗性行动共谋已经消失，对他人无条件的尊重让位于有条件的剥夺。

2020 年 2 月，我与音乐家、声音研究者 FM Einheit 开始进行创意对话（图8），他作为激进音乐及表演项目“Einstürzende Neubauten”的联合创始人而为人们所知。这场疫情迫使我们在信息网络上有效建立弹性联络。指挥家 Teodor Currentzis 为 FM Einheit 提供了他在圣彼得堡的 MusicAeterna 平台，这个平台便成为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想象异托邦。艺术实验中的诗意激进在这里并不会令人不安，相反被视作最高戒律。

图8：与FM Einheit的对话

一开始，我和 FM Einheit 凭直觉公开邀请来自哲学、媒体理论、自然科学、诗歌、视觉艺术和音乐领域的合作者。我们做的事与自身职业无关，也从未正规学习过。FM Einheit 负责演唱，我则为摇滚短歌和朗诵作词——我们作为音乐家和知识分子也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当我们向其他参与者提议一同面对不可能之事时，大家表示非常乐意，这让我们感到惊奇。一年之内，我们一同创作了 25 段名为“调频广播，自由调制广播”（Radio FM, Radio for Free Modulations）的狂野蒙太奇，由人声、乐器和电子设备拼贴而成，包含批评性话语、散文、诗歌、抗议、机器诗以及各种和谐或刺耳的声音。除了与在世表演者合作之外，我们还与已逝者建立隐秘的同谋关系：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威廉·S·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杰尼西斯·P-奥里奇（Genesis P-Orridge）以及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等。

接下来我会放一首我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时，凭借着对疫情的初始印象写的歌（图9）——或许我对疫情后的预期过于现实。2020 年 4 月，我们用一个晚上做好了这支音乐。这是后疫情的歌：疫情过后，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汽车，能够带着我们更快逃离上海或柏林，穿过所有街道；我们需要更安全的汽车，能够保护我们免受侵害；我们需要带轮子的移动堡垒，能够快速移动的坦克将是理想选择；我们需要更多，更多，更多。

图9：疫情之歌

我们需要替代性的概念表达对世界交流互动的关注，避免陷入全球化预设的陷阱。曾居住在巴黎和纽约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诗人、哲学家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相比渴望无条件（资本）积累、持有大陆（中心）思维的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家，为我们提供可参考的概念用语。格里桑在法语中使用 mondialité（Mondiality）一词作为 mondialization 的差异性代替，后者将全球化描述为绝对统一。德里达（Derrida）和塞雷斯（Serres）也非常认可 mondialité 一词。 mondialité/Mondiality 指向全球关系的质量（quality），它无法通过统一的目的合理性确定，而是关系的具体诗学（concrete poetics）。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得以与格里桑相识。他是一位极其坚强且自主的诗人哲学家。同时，他深切关心他人，并在交谈中展现其真正的诗意力量。真正强大的集体不仅需要有意愿、有才华，同时也需要有责任心。艺术生态圈是实现艰苦而疲惫的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的培养皿，这需要人们在掌握主权的“我”和忠诚的“我们”之间不断保持平衡，这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乌托邦不仅仅是昨天的新闻。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是柏林艺术大学的媒体理论名誉教授，欧洲研究生学院（EGS）米歇尔·福柯媒体考古学与技术文化教授，以及上海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他曾是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创校校长（1994–2000），维兰·傅拉瑟档案馆主任（1998–2016），以及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校长（2016–2018）。齐林斯基在艺术和媒体的考古学和变体学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还与卡尔斯鲁厄艺术媒体中心主席彼得·韦伯尔合作，策划有关维兰·傅拉瑟的展览、“阿拉的自动机”，以及“思想机器：拉蒙·卢利与组合艺术”等展览。最近，他与音乐家和作曲家F.M. Einheit 合作，为Teodor Currentzi的musicAeterna平台以及多家德国广播电台制作了带有批判性诗意的音频作品。齐林斯基是柏林艺术学院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会员。

文／Shu Lea Cheang 郑淑丽
翻译整理／阮璐欣
校對／黄孙权
演講視頻： https://vimeo.com/user45348927/shuleacheang-uki?share=copy

我的演讲题目是“病毒变成战战术性抵抗”。就在今年，我终于发布了我的新电影《UKI》，这部电影花了我整整14年的时间才完成。在2009年，我开始构思制作《UKI》。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Hangar媒体驻地。记得当时我在实验室里思考，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要对电脑做点什么：我想要确保电脑能够有所表达。自此，我开始了创作，并为这个创作起了个名字：“病毒、爱、生物骇客” (viral love biohack)。

当时《UKI》只是一个概念构思，我还不确定如何拍摄这部作品。但我还是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向。在2009年，我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UKI》，这个病毒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可以自我复制，在多个形态（化身）中表现出自己，将她的爱传遍被占领的地区。”现在回想起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会有人愿意花钱来拍这样的电影，所以我把它转变成了一个表演装置，甚至是一个游戏。直到今年，我才终于能够发布这部最终的科幻电影，我给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科幻病毒科替代现实电影”（sci-fi viral alt-reality cinema）。

我本来想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的故事，但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周一晚上应该已经看过了。再强调一下，《UKI》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而UKI就是电影中病毒的名字。在电影里，这个病毒UKI被用作渗透工具，来破坏GENOM公司的生物网络。欢迎来到生物网络时代，这个企业方案旨在主张、改变和重构我们的个人生物数据。我们都是生物网络中所有集成电路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拥有我们个人身体数据。对微生物合成的GENOM研究的投资为UKI的科幻想象力提供了支持。UKI以不断变异的方式创作情节和角色，并采取各种策略来夺回GENOM公司窃取的高潮数据。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讲述了UKI这个病毒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部电影也可以看作是我在2000年推出的前一部科幻赛博朋克电影《I.K.U》的续集。在《I.K.U》里，我塑造了一个名叫Reiko的角色，这个角色被GENOM公司部署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企业。Reiko是一个复制人，被派遣到人类世界与人类互动，收集高潮数据。一旦他们的高潮数据被收集满，公司就会下载这些数据，制作成类似手机芯片的产品，以此来赚钱。这是在2000年，移动电话媒体初兴的时候。我打算给大家展示一个《UKI》片段，讲述Reiko是如何变成病毒的。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都经历了无情的病毒现实，我们已经自愿限制自己的状态，我们正在处理数字或肉体性行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数据监视，我们已经在强制性隔离期间，跨越边界或感染变种病毒时，将自己置于与病毒独处的境地，我们勇敢地让自己的身体成为疫苗实验的对象，我们有时使用假体的赛博身体，并与微生物、细菌、真菌、古细菌、原生生物、绿藻、浮游生物和变形虫建立联系。我们已经超越了性别二元制，进入了转基因话语。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改变我们的身体，与病毒共存，面对、拥抱、爱着病毒，我们将自己的身体传送到新的生态系统中。

https://vimeo.com/893619574?share=copy

我想引用一篇在疫情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我了解到了疫情期间印度的情况这篇文章是由阿伦德蒂·罗伊（Arundhati Roy）撰写的，她在文章中谈到了疫情是一个门户，连接着两个世界。文章于2020年4月发布，她在文章中写道：“疫情是一个门户，一个通往下一个世界的入口。我们可以选择带着我们的偏见和仇恨、贪婪、数据银行和过时的思想、死亡的河流和烟雾弥漫的天空，走过这扇门。或者，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准备想象另一个世界。并为之而战。” 那时，我认为当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封锁时，我正在创作《UKI》剧本，这确实是一个让你思考我们如何能够离开我们如此熟悉的世界，并能够接受下一个挑战的时刻，这包括下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公平体制。所以我的观点是，我继续在我的艺术作品或电影制作中使用这个概念，干预抵抗，这像是两个关键词。

我还想提到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运动，比如，让我提一下战术媒体的历史运动，特别是定义上，战术媒体是在其鼎盛时期出现的，我认为大约是在1993年到2003年之间，我记得我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Next Five Minutes大会。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战术媒体是什么，战术媒体的出现源于媒体艺术家和媒体行动者将谦逊目标转化，演变成鼓励每个人为支持自己的政治斗争而制作自己媒体的运动。这种“新媒体”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即长期以来“街道”（现实）和“媒体”（再现）之间的区别已经不能维持了。相反，媒体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有趣的是，前一个演讲者齐林斯基（Zielinski ）也提到了很多运动，包括Ant Farm、Van Gogh TV，整个一代的媒体活动。我可以说我正是来自那个时代，那里有我的集体经验、我的成长历练，还有我如何成为我自己。所以从那里开始，我开始拍科幻电影，这也解释了我为何选择科幻：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某种现实的逃逸路径。

我还想再提一下基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 ）关于战术媒体的一句话：“战术媒体是危机、批判和反抗的媒体。战术媒体从不完美，总是在发展中，它是行动性和实用的，参与不断质疑其工作渠道前提的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93年到2003年间的情况，已经过去了20年。当我想要谈论病毒演变作为战术抵抗的方式时，我指的是什么？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能把病毒看作媒介或战术媒体吗？作为病毒，我们怎样才能复制和扩散自己，并动员自己作为病毒？我们如何利用战术策略来使病毒细胞增殖，对抗控制装置和系统压制？病毒转化、酷儿传染、病毒之爱和生物黑客。我实际上很愿意向公众开放很多我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我也想分享一个小广告，叫做红色药丸。我们来看一下。

https://player.vimeo.com/video/890881792?badge=0&autopause=0&player_id=0&app_id=58479

所以这个红色药丸实际上是由GENOM公司制作的一种即时药丸，其中包含了收集到的人类高潮数据。而人类的高潮数据实际上是通过握手来收集的，通过网络数据进行握手交换。GENOM公司还建立了一个生物网络（BioNet），这个网络利用人体内的生物工程红细胞，这些红细胞能够自我生成高潮，并且通过人类之间的握手，相互握手可以在人体内建立网络，基本上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所以，如果要讨论P2P（点对点）技术，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高潮数据也可以被收集。最后，GENOM公司希望将这些数据制成红色药丸，红色药丸是由红细胞制成的，内含极其精细的高潮数据。因此，最终这些药物可能会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所以我想通过分享这个红色药丸来分享我的演讲内容，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个药丸，选择留在这个体系，还是逃离这个体系。谢谢。

问答环节

问：淑丽老师，想提问您觉得媒体及相关运动的不断发展，是有利于我们女性去获得性别平等或平权的可能的吗？网路上把您作为当代具有代表性赛博女性主义的艺术家之一，在大陆比较有名的是从唐娜·哈拉维开始，包括朱迪斯·巴特勒一脉相承的一些理论，您怎么看她们的一些论述？

答：当然我们都有受到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影响，我想她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我有时候蛮奇怪的，因为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算是哈拉维的忠心信徒，我想说为什么我去制作IKU，然后IKU这个编码器（Coder）是一个复制人（Replicant）、是一个赛博格（Cyborg），那从这个开始到现在，哈拉维也已经开始谈到人类世（Anthropocene）、谈到与非人类建立亲缘（make kins with non-humans）。所以我想我刚才比较简单讲一下，可是原则上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跟随的已经不是在赛博格原则，而是一个人与非人转基因的一个交互，包括就是一个我讲的变体（transmutant），我们走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问：非常感谢您超级有趣的演讲。我想问一些关于时间性质的问题，我觉得也许有一种循环的时间感？在您的作品中，我觉得您对未来的科幻想象似乎是一种对于近年疫情的提及。我想知道您对未来与过去或现在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以及这是否也与您对非人类他者的理解有关，比如后人类中心主义或后人类时代的理解。也许这也涉及到一种非线性的时间理解？我不知道是否说得通，但我很想听您对这个话题说些什么。

答：基本上我认为我已经体验了未来，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在预期未来，我认为未来就是过去。我只能说是复古未来，所以科幻实际上来自我们自己真实生活的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制作UKI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来自于大量与生物医学或生物工程学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反思这一代DIY生物艺术家的崛起，他们实际上正在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他们正在检验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这方面，我谈到了一代年轻的酷儿、赛博女性主义者们正在这样做。在整个欧洲，目前我看到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生物DIY实验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整个生物合成与微生物研究的并行发展。当我制作UKI这部电影时，确实咨询了一些生物科学方面的意见，我在巴塞罗那的一个生物医学园区进行了一些研究，还与明尼苏达大学的的一位合成生物学家交流。我总是说只有因为我做过这些研究，才使我有了科幻的想象力。我并不认为科幻是一种纯粹的想象，它实际上来自现实。

郑淑丽旅法的华裔美籍艺术家、影像创作者。创作横跨各类型及多种媒材，题材触及种族、性/身体政治、建制化的权力、解放的能动性等思考，作品曾在古根汉博物馆、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威尼斯双年展、柏林影展等放映展出。自1994年起，完成《鲜杀》、《I.K.U.》、《体液Ø》、《UKI》等长片作品，以多元形式实验持续拓展酷儿科幻电影的想像。郑淑以作品《BRANDON》（1998-99）成为网络艺术先驱，这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委托制作和收藏的首件网络艺术品。并以多媒体装置作品《3x3x6》代表台湾参加了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

Shu Lea Cheang is an artist and filmmaker who engages in genre bending gender hacking art practices. Celebrated as a net art pioneer with BRANDON (1998 - 99), the first web art commissioned and collected by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Cheang represented Taiwan with 3x3x6, a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at Venice Biennale 2019. Pursuing her own genre of Scifi New Queer Cinema, she made 4 feature length films, FRESH KILL (1994), I.K.U. (2000) and FLUIDØ (2017) and UKI (2023).

黄孙权教授（以下简称黄）：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进行提问。在此之前，首先我们请淑丽稍微补充一点创作背景以及与前部影片的关系。

郑淑丽（以下简称郑）：是这样子的，原先我在日本东京2000年的时候出了一部片子叫《I.K.U.》。在日本人们达到性高潮会讲“iku”，“I’m going”的意思。《I.K.U.》这部片，故事关于一个大公司GENOM收集人的性高潮，做成数据，这些数据被植入手机中做成芯片，再被售卖。在《I.K.U.》中，大公司不断收集这些数据。最终，直到储存性高潮数据的硬盘满了，于是大公司就把这个数据下载下来，原则上iku的故事就在此结束了。那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甚至后来变成了一部“地下电影”（cult movie）。我的影片和作品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过，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惊讶，你们都来看电影了。《I.K.U.》是一部“科幻色情电影”（Sci-fi Porn），至少在DVD上介绍是这样的。这部电影拍完以后，有很多人在看，甚至也有很多盗版（Pirate Copy）在中国大陆流通。从2009年起，我开始一直想拍《I.K.U.》的续集，我把名字颠倒了一下，也就是现在的《UKI》了。对，就是这么简单（笑）！那个时候我就想拍关于UKI病毒的故事。

我自己从2009年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艺术家圈子，从那时开始做一系列关于病毒的艺术创作，我把这些创作称为病毒的爱（Viral Love），病毒骇客（Viral Hack）等等。那时我在巴塞罗那，想到把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写进提案里不可能有人会出资给我拍成电影。于是我围绕病毒，尝试做了一些表演、展览，甚至做了一个游戏。直到2016年，我还是坚持想拍成电影，我希望电影可以给不同的观众看，才开始找投资，然后慢慢发展。后来2018年到2019年我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所以两年没有办法专注创作电影。直到2020年，我开始专注做这部影片《UKI》。我在巴黎疫情封锁期间开始写剧本，现在看这部电影，虽然UKI概念在我2009年的创作中就有，现在拍成电影后，会看到其中受到新冠病毒啊，还有整个封锁过程的影响很深。说到底还是花了我十四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今天真的很难得可以有这样一个地方放映。本来我只是来参加网络社会年会的演讲而已，刚好大家能来到上海，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有这么多人来捧场！

黄：这的确很难得，我们的学生花了很多力气才落定《UKI》的放映。我们本想找一个影院，在这里也很好，大家很拥挤，非常容易传播病毒，对吧？而且可以逃过review，我们不需要打疫苗就可以来这儿（笑）。淑丽是我最钦佩的艺术家，她是非常早在欧洲、美国作为先锋者的华裔女性科技艺术家。她做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有个人的，有团体的，我不太愿意用科技艺术这个词，可是我现在也找不到适合的词是来形容淑丽的作品。那么我就先不过多介绍了，还是请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或兴趣，直接来问淑丽吧。

Q：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我注意到那个女性最后变成了一个白人男性的样子。我想请问这种身体转变算是这场UKI病毒革命的成功吗？

郑：其实片里面一直都在暗示，由于大公司占据了人体，占据了红血球。改变DNA的结构。刚开始你看的这个女性，她叫安娜。第一场戏中，安娜出现卧室里，她不需要自慰就可以获得高潮。在电影最后，由于病毒的影响，红血球被解放了，它们重获了自由。安娜并没有完全变成了男性，电影一直在暗示，有些病毒会促使人类物种产生变化。疫苗也是从病毒发展而来，现在它已经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随着我们的身体元素的转化，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新人种了。安娜在最后其实长成为这样一个“新的人种”，我想电影没有交代安娜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也没有回答病毒从哪里来，只是抛出了一种“新物种”的可能性。

Q：您希望观影人通过观看您这部电影能够得到什么启发或启示？

郑：我很少用“启示”（Enlightenment）这个词，好像意味着忽然间好像有光照在头上，然后你见到了光……就好像我在教育观众，或者让观众有某种“智慧上的开启”，这个我做不到，我没这个能力。没有歧视的意思，我只是留下一些关于技术可能性的讨论：科技会带给你什么？当我们谈到生物科技，它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当然还有一点，任何时候当生物科技牵扯到大公司，大公司常会迅速转而与制药机构合谋赚取财富。这就引发我们思考，我们正生存在怎样的社会？我的作品中常讨论到数据监控（Data Surveillance），数据成为公司赚钱的工具，这在今天的社会正是一种现实。我想电影有时只是把一些现实现象点了出来，至于观众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作为一位电影制作者，我好像没有报以类似“你必须要从中得到什么”的想法。

Q：我在您的电影中看到仿生人UKI诞生在一个废弃电子厂，大公司会把那些变异的基因组都丢弃在这里。电子厂中好像有不同的等级秩序（Hierarchy），这可能是我个人一个有偏差的解读，但是我想跟你确认一下，电子厂中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等级秩序？第二点是，我可以看到您在影片中对对政治有很多戏谑的设计。从我的角度来看有明显的一种等级秩序在其中被表达出来。可是这样的等级秩序，到最后好像又转化成了我们平常看到的性别政治。我刚好读到黄孙权老师《绿色推土机》这本书，其中里面讲到一种“政治的偏差动员”。在这样的状况下，当性别政治成为焦点，其他的等级秩序就变得紧而不张。影片中资本施加数据与生命的结合的秩序，到最后明确用性别的一个转换作为一种解放的可能，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地方。

郑：我不觉得性别的转换会是一个“结论点”，它恰好在呼应开头。整个电影为什么这样处理呢？我将很多过去与现在的所见所闻都放了进来。比如电影中三位黑客会讲一些“现实的实事”。我记得在2020年自己终于可以静下来写剧本的时候，刚好像“Black Lives Matter”, “Be Water”这些很多政治社会运动都在产生，所以就很自然地把它们写了进来。很多时候这些运动好像是你的生活中的一种干涉（Intervention），但又总是能激发你做点什么。我希望在科幻电影中，让这些现实都进来。关于电子垃圾厂，我2015年去非洲考察人们如何处理化学废料。在那里亲眼目睹原来真的有等级阶级和秩序。那里除了老板外，只有平均年龄16岁左右的童工。电子废料是有剧毒的，这些小孩去那里工作，也许工作个三四年就回家等死。在电子垃圾厂调查回来后，我就决定绝对不可能回非洲拍这个电影。所以后来就把电子垃圾厂做成3D来表现。不过里面的角色都有原型参考，我做了很多调研。在非洲有真的有一群艺术家完全用电子废料在做作品。他们灵感来源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一个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用于处理废料的垃圾场。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创作，找到回收利用这些废料的方式。

黄：我想耽误一点时间，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对我的启示。我看到了两个特别的点，观点很个人。第一个是，当我们看好莱坞有一个非常浅显的、政治正确的逻辑，比如说现在小美人鱼要有一个皮肤稍微黑的，也许是拉丁美洲裔的人才能担任主演。我们很熟悉的好莱坞逻辑，就算英国皇家剧里皇室的人都变成黑人了，完全不符合历史，但没有关系，好莱坞是非常吃这套东西的。可是我在这《UKI》里看到的，不是这种简单男女性别政治正确的逻辑。比如说，女的为什么不能直接变成男的？不是想往父权社会靠拢，而是争执一种男女性别符号没有什么意义了。你有的只是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也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个。

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好的是，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它们对未来的叙事基本上逻辑都很相似：“High tech, Low life”，技术很厉害，生活品质很差。几乎所有科幻小说，你能够想到的都是那种阶层化的系统，统治者在上面，我要把自己组装的非常厉害往上打去，去对抗这种等级秩序。这些作品几乎都是这条单一发展路线，就好像现在科幻小说已经没有任何路了，我们都已经预设这个地球已经结束了。因为已经有了终点，从终点开始想象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是底层人，只能武装自己想办法变得跟他们一样，或者变得比他们更强，才能与等级秩序抗衡。所以很多人说过，我们想象资本主义结束可能比想象地球结束还要难。如果你想象未来这个单一技术发展的结果就是那样，你说的反抗形式只能是反抗等级秩序，阶层化的那种组织。可是在淑丽这里，我觉得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往上打。我们如果被病毒传染了，我们就跟病毒共存，我们如果不能高潮我们就握手，我们不能有性就有爱……你有很多这种选择，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能垂直打败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开始变种，开始跟很多人共存，我特别喜欢那个手碰手就可以高潮的设定，也真的是只有疫情开始才让我想起这种动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几乎看到一个非常不同于主流科幻叙事的一种结构，那些作品大多讲的都是终点在那儿，我们怎么活下来？我们已经触及“现在就是终点，我们怎么活的问题”。《UKI》告诉你：你可以跟病人相处，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hack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点。

Q：我对您演员决策的安排很有兴趣，就是为什么给这些不同的演员这个角色？不知道您在当时挑选他们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种族和性少数这个问题？

郑：我对挑选角色很小心，当然会考虑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老实说当你在拍一个电影，当你持续创作一个故事的时候，通常没有对实事作出及时反映的自由。在这个电影中我采取了一个方式：有一个人一直读报纸，这些黑客可以跑进来，然后就可以帮我们跳到屏幕外的另外一个时代了。用这个方式，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些自由讨论这些实事的空间。也许我必须谈到我的一个工作方法，原则上我的电影角色没有太多背景描述。我希望他们就坐在那儿，然后好像这个人就成立了。对于平常的很多电影，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会坐在那里。比如那位演安娜的演员，她就一开始很忧虑，说：“淑丽，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当她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自己每天写自己的故事，让自己相信她必须坐在那儿。我的意思正是当我让一个演员坐在那儿，他就已经代表了很多角色，这个角色就存在了。所以我通常不会花太多时间交代这个人怎么会坐在那儿，而是说这个人本就坐在那儿，我想这是我拍电影的一贯做法。有很多人讨厌这样做，但我自己也在尝试不同的电影手法，当然观众能不能接受也是一个问题。

Q：非常感谢能在这里看到您的影片，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很受您电影的影响。我今天想问两个制作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剧本，尤其是有些对话有很多关于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讨论。我觉得它其实是很有时效性的。可能五年十年后，未来的观众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对话语境中，所以我就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您是否在意时效性？第二个制作层面的问题，是我觉得电影里3D的部分非常美。3D其实呃还是有一定制作门槛的。我很好奇，您怎么去和技术团队交流协作。

郑：第一个有关这个时效性的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今天，很多斗争依然长久、持续存在着。不管是“Be Water”还是“Black Lives Matter”，这些时刻总是在重复上演。我们人类总是在循环往复中，有无数事件总是在重复发生。所以我不会担忧这种时效性，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即使已经过去的事情再次推出来。第二个问题，关于3D部分，就像我讲的，那时候去了非洲后回来，我就开始发展自己的作品了。我真的去搬运了一些巴塞罗那的电子垃圾。我联系到一个处理废电子废料的厂商，跟他们讲说我能不能去他们那搬一些到我的工作室来？然后他们说好，你不用来搬，我们每天卡车会去巴塞罗那收集废料，当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卡车送到你的工作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09年5月1号劳动节那一天，突然间电子废料处理厂打电话来，告知我有四吨的电子垃圾在楼下了。我看到卡车就这样把垃圾推下来，哇，那个场面真的是很很震撼……后来从2016年开始，我考虑要用3D技术来描述电子废弃场，开始给每一个电子垃圾元素建一个背景，我还需要将角色也处理成avatar，电影里大概有20个avatar，大概花了一年半时间制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制作，我的团队很小，有一个动画设计师跟我一起完成。2022年电影进入最后合成阶段，是用一个叫Unity的软件做的，有两位中国动画设计师临时加入了团队来协助我们。我后来把动画当成一种电影的手法来处理，虽然背景布置好了，Unity可以让你实现电影镜头拍摄的效果，所以你看那个镜头的运作跟拍电影一样，一个镜头接续一个镜头。由于预算实在太低，所以我们做的很辛苦，最后就是说在研究使用技术的时候，发现的确可以把这个这个技术做的很贵。但我们因为没钱就做成了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蛮好笑的，我跟游戏设计师在工作室两个人扮演所有的角色。所有的动作不是他做就是我做，电影里面看起来走路慢慢的、穿着太空服的是我，那个跳来跳去的是年轻的设计师，每天我们都猜拳一样，问对方今天你做哪一个角色（笑）。

Q：我看到的您的大部分的作品，它其实有蛮多的标签，比方说后网络电影、酷儿电影等，您如何看待这这两个的标签？第二个问题是我今天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片子里出现了好几张Edward Hopper的画，这两张画作实在是太有名，导致我的大脑里都是画作原本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痛苦的错失感。这份感受就变成了我看您这部片子的主脉络，我好像就没有办法逃离。所以我的问题是当您设计电影的时候，怎么去平衡这种这种感受的关联，因为明明这里有大量的画面是赛博世界是非现实的，但Edward Hopper的油画是我们都非常熟悉，是极富有现实感的，所以我想听听当然您看法。

郑：的确我的影片借鉴了爱德华的两幅画。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也会提起他的画。他画里描写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疏离感，让我想到封锁期间自己真的会陷入某种绝望，你真的会感觉到这种孤独。我用他的两幅经典之作来做电影场景，这那当然算是一种致敬。有关把我列入各种不同标签，这些名称有些是我自己取的，例如"后网络艺术家"。事实上我的电影每个电影都有一个标签，是我自己取的（笑）。我觉得我的电影不太像大家常提到的“实验电影”，我的电影大多都有叙事，也非常强烈想表达政治或社会的论题，我的前四部电影都是自己给自己起标签，艺术圈里面每个人都想把你归类，那是无可避免的，这当然也是策展所需要做的事。这没关系，我就接受归类了。

Q：谢谢您可以让我们看到这部片，我的问题可能跟前面讲到的电影生产有关，这也是我自己会被困扰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我感觉在实拍和3D部分都会看起来是一个高科技技术制作的。就算你们的3D部分没有很多预算，但是会用到Unity这些同一个技术循环里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用高科技做一个艺术创作。我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形式来做输出和表达？

郑：非常好的问题。我在纽约住了20年，刚开始是去那里学电影。后来拍不成电影嘛，所以就参加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纸老虎电台（Paper Tiger TV）等等。我们的电台从来没有制作经费，大家只是集合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我自己早期在纽约也参加很多独立工作坊，没有什么钱，就是做创作，积累了很多经验。刚才孙权谈到说我是“科技艺术家”，老实说我的科技不是高科技。怎么说呢？我的科技也许是借来的、偷来的、或者是说盗（Hack）来的。因为我没有财力拥有一种科技。我早期尝试做网路艺术，是因为那时在东京大学，他们开始有一些网路技术引进来，我就刚在那边的工作室坐着，然后偷偷学，我并没有上过系统的课程。我对技术的态度是，技术是一个玩具，就像你每年换新的手机一样。当我想去拿科技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要说我要拥有这个科技，或者说自信自己有金钱能力拥有科技。我的很多媒体艺术的作品，用的技术与素材都是开源的（Open Source）。以前做表演的时候用数据，以及后来用的Unity事实上也是免费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走高科技的路线。如果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我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动画设计师合作，但每个作品我都想在美学上有自我坚持和表达的部分。我自己对美术的要求很严格，为了达到这样的美学要求是很辛苦的，你要一改再改。我很幸自己遇到的合作者都能支持我对作品的坚持，他们愿意接受我反复更改。我认为美学要求跟科技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我对的科技的态度总是：“这是什么玩意？我也想玩玩！“不过我就只能去借，因为偷还不至于啦。借了以后我再作品创作中重新设计技术，所以我认为使用科技并不是在出卖自己的创作。

ENGLISH / CHINESE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
跨媒体艺术学院
网络社会研究所

总召集人

黄孙权

工作团队

崔雨、刘怿斯、朱颜、郑叶颖、张铎瀚、蔡泽锐、徐雨姗、汤秋语、袁孟如、边子晟、王思云、马雅、张钰彬、仝昭祥、姜奕竹、韩佳欣、阮璐欣、李程锦、许可、江子祎、陈苏元、任柄霖、李宜

视觉设计

韩佳欣、郑叶颖

AI 与 ChatGPT 的兴起，自然语言的历史（语料库）与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 （/prompt 提示）成为人与 AI 最亲密的互为主体世界。AI是人类普遍智能（马克思意义上）的表现，也是个人与普遍文化的对话训练。文化不外于技术发展史，（普遍）文化有自身的历史地域的抗争。这是“反文化”的意义，不是另类的，而是对立存在曾有一切的可能性。

自从文字的载体印刷术，声学储存的留声机的发明，光学成为双眼外映射的现实，历史就不再能成为单一的大叙事。历史分流于声学（留声机）、光学 （电影）与文学（打字机），就媒介角度而言，现代主义之后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文字印刷不再成为历史延续，人类总体记忆的储藏库，因为已经没有连续、可通译的阐释学了，而是不可通译、只能换位[transpose]的密码学，这是跨媒体的高光时刻，换位、借位、装配、相互转译成为市场上的宠儿，（好的）当代艺术只不过以独特美学来展示技术演进交付给人类的文明任务而已（自带政治觉醒成为反此文明任务的形式）。

电学开始了，信息理论出现，数位技术终结了媒介的历史。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数字─文学、数字─电影、数字─ 绘画、数字─艺术…就这点意义而言，计算机是“终结了一切媒介的媒介”，也终结了“历史”。如同Friedrich Kittle说的：“数字技术带来了某种弥赛亚式的终点”。数位革命之后再没有革命了。

然而，文化是人文学科的志业，不取决于个人意向，而是取决于基于自然语言所可能的所有媒体。每一种技术发展都镶嵌于特定的文化中，“反文化”不仅反对技术发展论的单一思考，也是扩充、改变、宣传技术环境的媒介。人文学科曾经快要拜倒在能阅读字母和数字的现代机器（计算机）的光线照射下，由是，我们需要建立“反文化”的新阵地，不仅仅是反抗的，嬉皮式的，或逃逸路线，而是对立的基地。这基地应该包含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批判、性/别批判、媒介批判、阶级批判、技术哲学思考、全球南方观点等等。换句话说，要挑战单一技术线性发展史观，使得人文学科再度成为维系人类思想高度但不惧于思辨技术发展之一切可能的堡垒。今年会议，我们邀请了中国台湾、法国、巴西、葡萄牙、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及地区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一同，开启新的“反抗基地”！

历年由INS主办的网络社会年会，已经有超过百位的学者发表过主题演讲，五百多位的艺术家、策展人、青年学者在公开征稿下发表自己的想法，结合黑客松、科幻写作松活动汇集全世界极富创意与批判的头脑进行共同生产。今年网络社会年会将以AIathon开始，随后举行郑淑丽影片的大陆首映会，以及年会会议、思想实验等活动，最终以一部影像论文的发布结尾！欢迎各位！

（相关系列活动见文末）

时间

11月8日-11月9日（详细议程稍后公告）

地点

上海｜张江科学园区 张江科学会堂 六层

入场报名方式

👇扫描二维码报名：

年会全程开放

报名现场参与者可在会场领取同传耳机
线上直播与未报名者则无同传

直播地址

👇b站直播

https://live.bilibili.com/1802589

👇Youtube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inetworksociety

👇Slido提问箱

https://app.sli.do/event/dLjb7wURiCj98oTsrtbaLx

11月8日

每位嘉宾发言时间约为30分钟，之后将预留20分钟的观众互动时间。
正式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11月9日

每位嘉宾发言时间约为30分钟，之后将预留20分钟的观众互动时间。
正式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按演讲顺序排列）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Siegfried Zielinski

照片: Zimmermann, AdK Berlin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是柏林艺术大学的媒体理论名誉教授，欧洲研究生学院（EGS）米歇尔·福柯媒体考古学与技术文化教授，以及上海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他曾是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创校校长（1994–2000），维兰·傅拉瑟档案馆主任（1998–2016），以及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校长（2016–2018）。齐林斯基在艺术和媒体的考古学和变体学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还与卡尔斯鲁厄艺术媒体中心主席彼得·韦伯尔合作，策划有关维兰·傅拉瑟的展览、“阿拉的自动机”，以及“思想机器：拉蒙·卢利与组合艺术”等展览。最近，他与音乐家和作曲家F.M. Einheit 合作，为Teodor Currentzi的musicAeterna平台以及多家德国广播电台制作了带有批判性诗意的音频作品。齐林斯基是柏林艺术学院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会员。

郑淑丽 Shu Lea Cheang

郑淑丽是一位艺术家与电影制作者，从事跨类型的性别骇客艺术实践。她以作品《BRANDON》（1998-99）成为网络艺术先驱，这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委托制作和收藏的首件网络艺术作品，并以多媒体装置作品《3x3x6》参展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自1994年起，郑淑丽完成《鲜杀》（1994）、《I.K.U.》（2000）、《体液Ø》（2017）、《UKI》（2013）等长篇电影，以多元形式实验持续拓展酷儿科幻电影的想像。目前其作品《UKI》正在柏林LAS艺术基金会、巴黎蓬皮杜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伦敦现代艺术协会等多个场馆巡回展出。

陈界仁 Chen Chieh-jen

1960年生于台湾桃园，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台湾台北。陈界仁长期和失业劳工、临时工、移工、外籍配偶、无业青年、社会运动者等进行合作，并通过占据资方厂房、潜入法律禁区、运用废弃物搭建虚构场景等行动，对已被新自由主义层层遮蔽的“人民”历史与当代现实，提出另一种“再-想像”、“再-叙事”、“再-书写”与“再-连结”的拍摄计划，他将相关拍摄计划，称为“创噪”与“生产第二层运动”。

2010年起，陈界仁更积极关注在公司王国的“全域式操控技术”下，全球越来越多人沦为泛临时工与丧失自身存在感的现实，他将这个全球普遍现象，简称为“全球监禁、在地流放”，并试图通过源于佛法的“以欲化欲”与“以幻解幻”的思辨路径，借此思考如何质变“全域式操控技术”的可能性。

列夫·马诺维奇 Lev Manovich

艺术家、作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化理论家之一。在学习绘画、建筑和电影制作之后，马诺维奇于 1984 年开始使用计算机创作数字艺术。他的作品已在许多著名机构中展出，包括12次个展和120次国际群展，例如当代艺术学院（伦敦）、蓬皮杜中心、上海双年展和德国艺术与媒体中心。马诺维奇目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计算机科学系的校长教授和文化分析实验室主任。马诺维奇在四个新研究领域的创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媒体研究（1991年-）、软件研究（2001年-）、文化分析（2007年-）和人工智能美学（2018年-）。自1991年以来，他已发表文章190篇，被翻译成35种不同语言，转载800多次。他撰写编辑了15本书，包括《人工美学》、《文化分析》、《Instagram和当代图像》、《软件占主导地位》和《新媒体语言》，这本书被称为“自马歇尔·麦克卢汉以来最具争议性和最全面的媒体史”。

弗兰科·比弗·布兰迪 Franco “Bifo” Berardi

1949年出生于博洛尼亚，是哲学、媒体和数字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积极投身于1968年学生运动，直到1972年都是“工人权力”组织的一员，于1975年创办杂志《A/traverso》。于1976年联合创办意大利第一家自由电台“RADIO ALICE”。1980年至1983年间，他在纽约担任音乐作家，并于1987年开始在博洛尼亚的阿尔迪尼·瓦莱里亚尼成人学校任教。从2004年到2017年，他在米兰布雷拉艺术学院教授媒体社会史，并于2016年获得芬兰奥尔托大学博士学位。比弗有出版著作二十余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代表作包括：《终结的现象学》（2014）、《英雄、大屠杀与自杀》（2015）、《未来性：无能的时代与可能的视野》（2017）和《第三无意识》（2022）。他长期与《都市》（自1978年起）、《群岛》（自1998年起）和《e-flux》（自2008年起）等杂志合作。

安娜·特谢拉·平托 Ana Teixeira Pinto

居住在柏林的作家和文化理论家。她是HBK布伦瑞克艺术学院的艺术理论教授和荷兰艺术学院的理论导师。她的作品出现在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Artforum和Texte zur Kunst等出版物中。同时，她也是斯腾伯格出版社《论反政治》系列丛书的编辑，以及即将出版的《熵与时间政治寓言》的作者。

李·费尔森斯坦 Lee Felsenstein

1945年生于费城，是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人物。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个人电脑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发明电脑Osborne-1。他还发起了“社区记忆”系统，一种早期的社交媒体形式。

李·费尔森斯坦毕生致力于使技术变得更加易于接触，他甚至试图为老挝的难民村庄提供无线通信。他曾获包括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会员（2016年）和电子前沿先驱（1994年）等著名奖项。费尔森斯坦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红木城，还著有一本即将出版的书。

马克·韦伯 Marc Weber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项目的策展总监。互联网历史项目依托博物馆领先的网络历史资料收藏，通过出版书籍和举办活动来探索互联世界。韦伯于1995年开始将网页历史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得到了网页的主要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爵士以及其他先驱人士的重要支持。他共同创立了该领域两个最早的组织，并在十多个画廊策划了与网络、移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展览。韦伯也在主流媒体、专利公司和电影制作方面就相关主题发表演讲并提供建议咨询。他曾在硅谷和瑞士日内瓦附近担任软件和生物医学顾问长达十多年。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拥有布朗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创意写作双学士学位。

罗德里戈·奥奇加姆 Rodrigo Ochigame

研究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人类学家，现任莱顿大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关注计算理性的非正统模型，例如巴西的非经典逻辑、印度的非二进制图灵机以及古巴的信息科学框架。

他的教学专长包括当代社会和人类学理论、科技史和科技人类学，以及数字技术的社会维度。奥奇加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 ALATHON 艺能松

2023年11月3日-11月5日 上海市张江科学会堂

🔗 郑淑丽影片《UKI》首映会

2023年11月6日 18:40-21:40 黄浦区福州路318号华设大厦101室 20

China Academy of Art (CAA)
School of Intermedia Art (SIMA)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INS)

Prof. Huang Sunquan

Cui Yu, Liu Yisi, Zhu Yan, Zheng Yeying, Zhang Duohan, Cai Zerui, Xu Yushan, Tang Qiuyu, Yuan Mengru, Bian Zicheng, Wang Siyun, Ma Ya, Zhang Yubin, Tong Zhaoxiang, Jiang Yizhu, Han Jiaxin, Ruan Luxin, Li Chengjin, Xu Ke, Jiang Ziyi, Chen Suyuan, Ren Binglin, Li Yi

Han Jiaxin, Zheng Yeying

The emergence of AI and ChatGPT has marked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language, both in terms of linguistic corpora and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through prompts. AI stands as a manifestation of human general intelligence（particularly in the Marxist sense）and serves as a means for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a dialogue with the broader cultural milieu. Culture is inherently intertwined with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struggles of technology’s development. This holds the significance of “counter-culture,” not as an alternative, but as a contrasting existence that once harbored the full spectrum of possibilities.

Ever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printing press as a mean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the invention of phonographic devices for sound storag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optical representation through cinema, history can no longer be encapsulated within a single grand narrative. History has diverged into the realms of acoustics (phonograph), optics (film), and literature (typewriter). From a media perspective, after modernism, text printed on paper, grounded in natural language, no longer serves as a continuum, a repository for the collective human memory. There is no longer a continuous and translatable hermeneutics. Instead, it has become a cryptology of displacement, one that can only be transposed. This marks a zenith of inter-media dynamics, where transposition, borrowing, assemblage, and mutual translation have become darlings in the marketplace.Contemporary art, distinguished by its unique aesthetics, merely showcases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delivered to humanity’s civilizational mission. It inherently carries a form of political awakening, serving as a counterforce to this civilizational mission.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s marked a new era in history, as information theory emerged, and digital technology brought an end to the history of media. This is because everything can be digitized, from literature to digital film, digital painting, digital art, and more. In this sense, the computer becomes the “medium of all media,” ending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media but also “history” itself. As Friedrich Kittler sai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kind of messianic endpoint.” After the digital revolution, there was no revolution left to be had.

Nonetheless, culture remains the pursuit of the humanities, not determined by individual intentions but by the possibilities offered by all media based on natural language. Eac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embedded within a specific culture. “Counter-culture” not only opposes the singular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serves as a medium for expanding, transforming, and propagating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humanities were once on the verge of surrendering to modern machines (computers) that could read letters and numbers. Therefore, we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counter-cultural” site that goes beyond mere resistance, alternative, hippy or escape routes; it should be a foundation of opposition.This site should encompass broader political-economic critiques, gender critiques, media critiques, class critiqu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nd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In other words, it aims to challenge the monolithic linear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llowing the humanities to once again become a fortress that upholds the heights of human thought while embrac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speculativ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is year’s conference, we have invited scholars, artists, and engineers from Taiwan, France, Brazil, Portug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o jointly embark on a new “counter-cultural” endeavor!

Over the years, the Institue of Network Society (INS) has hosted Annual Conferences, featuring over a hundred scholars who have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More than five hundred artists, curators, and young scholars have shared their ideas through open submissions, creating a platform that amalgamates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is year’s Conference will commence with an AI hackathon, followed by the China premiere of Zheng Shuli’s film, the annual conference itself, a thought experiment workshop, and the release of a film essay. All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See the end of the article for related series of activities)

Nov 08-09 2023 (Detailed agenda will be announced later!)

Shanghai｜Zhangjiang Hi-Tech Park Zhangjiang Science Hall  6F

👇Scan the QR Code:

The annual meeting is open to the public.

Participants who sign up can receiv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headsets at the venue.

There will be no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or online live broadcasts and those who have not registered.

👇bilibili:

https://live.bilibili.com/1802589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inetworksociety

👇Slido Question Box

https://app.sli.do/event/dLjb7wURiCj98oTsrtbaLx

Nov 08 2023

Nov 09 2023

Each guest will speak for approximately 30 minutes, followed by 20 minutes of audience interaction time.

The official agenda is based on the day of the meeting.

(Arranged in order of the speeches)

Siegfried Zielinski

Photo: Zimmermann, AdK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Michel Foucault Professor of Media Archaeology & Techno-Culture at 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EGS) and visiting Professor a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He was founding rector(1994–2000) of the Academy of Media Arts Cologne, director of the Vilém Flusser Archive (1998–2016), and rector of the Karlsruhe University of Arts & Design (2016–2018). Zielinski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on the archaeology and variantology of the arts and media. In cooperation with Peter Weibel, head of the ZKM Karlsruhe, he also worked as a curator for exhibitions on Vilém Flusser, "Allah’s Automata" and "Thinking Machines: Ramon Llull and the ars combinatoria". Together with musician and composer F.M. Einheit he recently produced critical-poetical sound pieces for Teodor Currentzi’s platform musicAeterna and diverse German radio stations. Zielinski is elected member of the Berlin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Northrhine- Westfa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Shu Lea Cheang

Shu Lea Cheang is an artist and filmmaker who engages in genre bending gender hacking art practices.  Celebrated as a net art pioneer with BRANDON (1998 - 99), the first web art commissioned and collected by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Cheang represented Taiwan with 3x3x6, a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at Venice Biennale 2019. Crafting her own genre of Scifi New Queer Cinema, she made 4 feature length films, FRESH KILL(1994), I.K.U. (2000), FLUIDø (2017) and UKI (2023). In 2023, she is touring UKI at festivals and museums including LAS Art Foundation (Berlin), Centre Pompidou (Paris) , MoMA (New York) and ICA (London) among other venues.

http://mauvaiscontact.info

Chen Chieh-jen

Born in 1960 in Taoyuan, Taiwan, Chen Chieh-jen currently lives and works in Taipei, Taiwan. Since 1996, he has collaborated with unemployed laborers, day workers, migrant workers, foreign spouses, unemployed youth and social activists. Together, they have occupied capitalist-owned factories, slipped into areas cordoned off by the law, and utilized discarded materials to build sets for his video productions. In order to visualize contemporary reality and a people’s history obscured by neoliberalism, Chen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video projects in which he used strategies he calls “re-imagining, re-narrating, re-writing and re-connecting” to further his goal of generating dissent and starting a second wave movement.

Starting in 2010, Chen began actively focusing on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reduced to working temporary jobs and lost sense of existence due to and lost sense of existence due to the corporatocracy’s pervasive control technology. Chen calls this universal situation “global imprisonment” or “at-home exile.” Based on these ruminations, Chen has considered how pervasive control technology can be qualitatively changed by transforming desire with alternative forms of desire and detoxifying illusion with māyā.

Lev Manovich

Lev Manovich is an artist, writer,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sts of digital culture worldwide. After studying painting, architecture, and filmmaking, Manovich began using computers to create digital art in 1984. His projects have been exhibited in 12 solo and 120 international group exhibitions at many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London), the Centre Pompidou, The Shanghai Biennale, and The ZKM |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Manovich is currently a Presidential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s Graduate Cent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ultural Analytics Lab. Manov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creating four new research fields: new media studies (1991-), software studies (2001-), cultural analytics (2007-) and AI aesthetics (2018-). Since 1991, he has published 190 articles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35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reprinted over 800 times. He authored and edited 15 books, including Artificial Aesthetics, Cultural Analytics, Instagram and Contemporary Image, Software Takes Command, and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provocative and comprehensive media history since Marshall McLuhan.”

Franco “Bifo” Berardi

Franco “Bifo” Berardi was born in Bologna in 1949.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philoso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68 student movement, was part of the Potere Operaio (Worker’s Power) group until 1972, and founded A/traverso magazine in 1975. In 1976, he co-founded Italy’s first free radio, RADIO ALICE. He worked as a music writer in New York City from 1980 to 1983 and began teaching at the School for Adults Aldini Valeriani in Bologna in 1987. From 2004 to 2017, he taught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at the Art Academy of Brera in Milan and obtained a PhD from Aalto University in Helsinki in 2016. He is an accomplished author with around twenty books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 (2014), 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2015), Futurability: The Age of Impotence and the Horizon of Possibility (2017), and The Third Unconscious (2022). He has been a longtime collaborator with magazines such as Metropoli (since 1978), Archipelago (since 1998), and e-flux (since 2008).

Ana Teixeira Pinto

Ana Teixeira Pinto is a writer and cultural theorist based in Berlin. She is a professor of art theory at the HBK Braunschweig and a theory tutor at the Dutch Art Institute. Her writings have appeared in publications such as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journal, Artforum and Texte zur Kunst. She is the 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On The Antipolitical,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Entropy and Chronopolitical Allegory.

Lee Felsenstein

Lee Felsenstein, born in 1945 in Philadelphia, is an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pioneer. He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computers, including the Osborne-1. He also initiated the “Community Memory” system, an early form of social media.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focused on making technology accessible and even attempted to provid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o refugee villages in Laos. He has received prestigi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Fellow (2016) and Pioneer of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1994). Felsenstein resides in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and has authored a forthcoming book.

Marc Weber

Marc Weber is curatorial director of the Internet History Program at th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CHM). The program explores our connected world through publications and events, and builds on the Museum’s leading collection of networking history materials. He pioneered Web history as a topic starting in 1995, with crucial help from the Web’s main inventor Sir Tim Berners Lee and other pioneers. He co-founded two of the first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and has curated over a dozen galleries or exhibits on networking, mobile, and AI. Weber speaks and consults on related topics to major media, patent firms, and filmmakers. He was a software and biomedical consultant for over a decade in Silicon Valley and near Geneva, Switzerland. He has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holds bachelors degrees in Neurobiology and in Creative Writing from Brown University.

Rodrigo Ochigame

Rodrigo Ochigame is an anthropologist who writes about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Leiden University. Their research examines unorthodox models of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such as nonclassical logics from Brazil, nonbinary Turing machines from India, and framework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Cuba.

Their teaching specialties include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h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chigame received a 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a PhD from MIT.

🔗 ALATHON

2023/ NOV 03 - NOV 05

🔗 Screening：Shu Lea Cheang "UKI"

2023/ NOV 06

《UKI》预告片

放飞你的电子羊，让它们自由漫游吧。此刻是2060年，对那些废弃的仿生生命，你将如何处置？

Set your electric sheep free range. It is 2060, what do you do with expired humanoids?

2060年，跨国公司Genom企业绑架了人类的身体，重建红血球来打造生物网络（BioNet），仅需透过「握手」即能收集高潮数据，借此大量产制红色药丸获利。在疫情肆虐的城市里，人们待在室内相互换取更新更刺激的高潮经验。而在另一个世界角落里，遭Genom企业弃置的仿生机械人玲子，在一片巨型电子垃圾场中苏醒，透过垃圾场居民的协助，身体经历一连串剧变，最终升级成新品种「UKI」病毒。所有的不健全、突变、有缺陷者，与这座沦陷的城市，是否能加入UKI的行列，展开一场华丽冒险？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邀请导演&艺术家郑淑丽（Shu Lea Cheang）女士作为嘉宾，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联合举办郑淑丽影片《UKI》中国大陆首映会。

自2009年起，郑淑丽开始发展「UKI」创作计划，并延伸出多种创作型态，本片为其千禧年科幻力作《I.K.U.》的最新续集，融合电玩游戏引擎、3D影像、真人实拍与特效，形构出一部虚拟科幻另类实境电影。

《UKI》电影截图；UKI网站：https://u-k-i.co/

郑淑丽女士将亲临首映会现场，

与我们共同分享在影片创作的未来奇观中，

如何将病毒转化成为行动与抵抗的力量！

 中国大陆首映+映后座谈 

 The Chinese Mainland Premiere ＆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2023/11/06 Mon. 18:40-21:40

《UKI》
德国、美国 | 2023 | 彩色 | 80 分钟
剧本/ 郑淑丽
制作人/ Jürgen BRÜNING, Shu Lea CHEANG
执行制作/ Alex DEMETRIOU
摄影/ Francy FABRITZ
剪辑/ Jörn HARTMANN
3D虚拟动画/ Roland LAUTH
音乐/ Aérea NEGROT

时间
2023年11月6日

18:40-21:40

地点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
黄浦区福州路318号华设大厦101室

（🧭无障碍抵达指南）

首映会流程
18:20-18:30 开放入场
18:40-20:00 影片放映
20:00-20:10 中场休息
20:10-21:40 映后座谈

导演&艺术家

郑淑丽 Shu Lea CHEANG

旅法的台裔美籍艺术家、影像创作者。创作横跨各类型及多种媒材，题材触及种族、性／身体政治、建制化的权力、解放的能动性等思考，作品曾在古根汉博物馆、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威尼斯双年展、柏林影展等放映展出。

自1994年起，完成《鲜杀》、《I.K.U.》、《体液Ø》、《UKI》等长片作品，以多元形式实验持续拓展酷儿科幻电影的想像。

主持人

黄孙权 Sun Quan HUANG

学者、策展人、艺术家。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为历年网络社会年会与黑客松的总召集人。

扫描二维码/报名链接：https://form.typeform.com/to/ZiIV6XNu

凭预约成功邮件入场

名额限定100名以内，报名从速💨

1. 请于18:40开演前准时入场，电影开演后10分钟将不开放入场。
2. 为维护观影品质，请避免交谈。并请将手机调整为静音模式。
3. 因版权之故，请勿拍照或摄影，经工作人员劝阻无效者，我们有权终止其参与活动之权利。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

召集人
黄孙权

工作团队
李程锦、朱颜、姜奕竹、张铎瀚、马雅

视觉宣传
韩佳欣、江子祎

不對未來撒謊是不可能的，人們可以隨意撒謊。- Naum Gabo

1995年，理查德·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龍（Andy Cameron）兩人合寫〈加州意識型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一文，在 MUTE 雜誌首發，隨即發佈在NETTIME的郵件列表上引戰辯論，隔年收錄於《科學即文化》期刊上[efn_note]這篇文章首發於 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5).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Mute.；隨後發表在期刊上， （見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6).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6.1, 44–72. 中文翻譯可見 Liang FANG. (2017). 译文 | 加州意识形态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Liang FANG’s Blog.）。此文震動了矽谷整合全球技術經濟的美夢，對那些崇拜《連線》（Wired）雜誌、緊跟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 和凱文·凱利（Kevin Kelly）屁股搖擺的「科技-反文化」青年來說，實如打臉。

「意外的」，這是巴布魯克在二十年後的一場演講說出的，此文成為歐洲批評美國達康（dot.com）新自由主義與網絡泡沫批判的經典。巴布魯克在英國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教書，卡梅龍則是堅定的托洛斯基左派。他們原本只是為了大學新設的跨媒體中心課程（hypermedia）寫一份發展綱要，兩人邊喝啤酒邊抽大麻寫，「意外的」，可能本要怨懟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好像突然反感於《連線》和MONDO 2000雜誌所宣揚的科技反文化福音，便命名敵人為「加州意識形態」──統合了自由主義（對某些人來說，是新自由主義右翼）、嬉皮的反文化激進論，以及技術解決論等等混種意識形態──是由少數技術菁英卻擁有全球性力量與解釋進步正當性的男人團所掌握，相對於美國西岸的前沿藝術家和學者努倡導的負熵崇拜者產生的「後人類」理念，在沒有明顯對手的情況下，加州意識形態的全球主導地位是全面的。

新自由主義從來不只是政治經濟學上的理性政策，否則很難作為一種行銷全球的產品，保守主義文化與個人自由文化是其雙翼。這群人將美國共和黨帶頭人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及其親信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第三波》作者，著名的流行科技的未來學家），所鼓吹的”歷史進步”當作鼓風機，成就自己的文化霸權。從布蘭德開著一台小貨卡販賣文化商品開始，出版《全球概覽》，《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到了和勞倫斯·布萊恩特（Larry Brilliant）共創的 THE WELL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有著《全球概覽》氛圍的BBS布告欄系統。）的「虛擬社區」（Virtue Community），這也是虛擬社區一詞與社會群體的首次出現，布蘭德與其追隨者們就此打造了今日網絡社群開端。THE WELL是美國七零年代電子邊境信仰者與美國鄉間新公社派後裔，這個社群包含了前衛程序員、文化行動者、反文化嬉皮、石油富商、全球公司高管、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Any Rand 是一名俄裔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與相信人定勝天的信仰者，小說《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國出版時，成為僅次於《聖經》銷量的著作。參考Ayn Rand. (2013). 《阿特拉斯耸耸肩》 (杨格, Trans.). 重庆出版社）、後來成為電子前沿基金會（EFF）創始者之一，發表過著名的《賽伯空間獨立宣言》（見 John Perry Barlow. (201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Barlow還幫The Grateful Dead寫過歌詞。）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甚至還有當時紅極一時的迷幻搖滾樂團死之華（The Grateful Dead），這些文化醞釀了《連線》帝國。（這個故事說的最好有兩位作家，可以參考 John Markoff. (2006). 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Penguin. 以及 Fred Turner. (2006).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這波技術─文化的進步力量，一開始是麥卡錫主義下的藥物文化、新左與反文化份子的聚集，迸發了科技藝術的超級力量，逐漸取代了老舊的搖滾樂與嬉皮，替換了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的愛情文藝大戲，淘汰了迪倫的歌詞，其代表了歐洲的福利國家體系崩解與美國的工人黃金時代結束後的主導文化。相對於許多哲學家關注六八學運的影響，這個成為今日宰制性的意識形態卻鮮少獲得應該的關注。有人知道個人電腦和信息網絡的進步許多都是由受新左派影響青年和反文化的技術樂觀主義者所實現的，熟知故事的人則知道這是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所做的鉅額投資才有的成果，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是在國家的大量補貼下發明的，包含軍轉民科技等等。今日具有影響的技術發展與成果都是先由公共財富投資創造的，裡頭還包含許多哭笑不得的實驗，例如美國CIA進行的LSD實驗，美國希望能在戰俘身上套出機密。如果沒有這個實驗，LSD也不會散落在舊金山街頭，個人計算機的歷史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這些信息技術產品並非禮物經濟，而是戰爭武器的民用化，偽裝為前衛文化，成為福山歷史終結論後的唯一的「歷史前衛主義」。非理性繁榮不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J. Shiller的批評（Robert J. Shiller. (2015). Irrational exuberance (Revised and expanded thir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更像是一面倒的進步迷因。如今，科技主義傳教士的演講場場爆滿，科技藝術的展覽此起彼落，人類終結、後人類、火星移民，負熵、奇點、技術哲學、硅基時代、人工智能等詞彙成為理論焦點，現實裡正在發生的一切因為不能解決就跳過吧！就像工業時代的現代性理論家常常不提發展連帶的外部性責任一樣：（去）電信管制、政府撙節、勞工福利縮減、工作與工會的消失、第四世界被拔掉插頭的人群，零工、流眾（precariat）、沒有社會的社交媒體、社會平台化等關鍵關懷不得人愛了。老舊問題與老舊理論要掃進墳墓裡，新理論的正當性來自新奇，而非鬥爭可能。畢竟有了《連線》，誰讀《滾石雜誌》或《雅各賓》（Jacobin）呢？

歷史在教，但沒有學生。時至今日，我們仍處在1995年加州意識形態的籠罩裡，多添了點加速主義與解決主義的調味。我們仍未有另類的前景。關鍵在於，我們有許多批評，但沒有理論；有很多反思，但沒有對現實進行採礦與翻譯。簡言之，批評者沒有自己的戰壕，打不了陣地戰，像是用農村的善意鋤頭對著資本─技術城堡邪惡塔樓叫戰；理論者沒有好的經驗研究，只是呼籲，淪為文明衝突的熱衷解釋者或表演哲學家，於是無法從新地形中解釋新社會轉化的必要故事與其意義，因為理論和研究的價值取決於它們解釋觀察到的研究對象的能力。

身處杭州，歷史上人文薈萃之地，阿里巴巴與網易的發源地，中國第一個開放境外數位金融港，也是中國數位支付系統的起點。新的「杭州意識形態」已然升起，但亟待診斷。與美蘇冷戰後新崛起灣區─矽谷意識形態構造大不相同，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信息技術實驗場，中國特色的網絡社會的意識形態乃由一系列的國家主導或容許實驗的策略所構成：山寨、盜版、強大的分包轉包製造能力、社會關係交易化、社交媒體進入公私企業與大學校園成為行政管理的身分認證與社會信用紀錄及防疫追蹤控制工具、嚴格審查與網格政治不妨礙網絡交易市場的日益蓬勃。這套機器體系，在中國由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趨勢中，組裝成特殊的民族主義的好故事。與此同時，中國仍是矽谷─台北新竹─深圳─印度的全球信息技術軟硬體產業重要節點，介入主導當前最富活力產能的經濟增長。獨特的杭州意識形態，並非加州意識形態的反面，更像是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待信息技術的兩個面向。歐美左右翼陣營皆有人讚嘆欣賞，有人嗤之以鼻。以此觀之，我們更應關切的應該是政治─文化使用技術的方式，而非本質性、生發性的技術存在，更非宇宙技術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更希望在它形成過程中，進行嚴肅的分析批評與闡釋，從而獲得該有的自體免疫。

這份自辦學術期刊，ACID，是認真的理論實踐，又懷抱嬉鬧自嘲愉悅。在負熵後人類的流行理論前加速建設積極的學術公社，而非回聲室（echo chamber）中的社群。我們要成為死亡前的加速公社（Accelerated Commune in Dying）。在學術期刊的私有封閉的堡壘裡發出戰帖；在出版審查裡找到新的解密形式；在資本主義的技術文化線性歷史的進步中尋找縫隙；在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當代中國進行政治辯論。總之，要測驗現實的酸度。期望ACID是一份當代技術圖景的政治文化地形圖與採礦機，換來的不是加密貨幣，而是朝向美好生活的具體形式和細節的運動。

當時參與了美國CIA進行LSD實驗 肯·凱西（Ken Kesey），是布蘭德的好友，之前一起搞過歡樂搞笑團（Merry Pranksters），也是新新聞派小說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以其為主角的小說[efn_note]Tom Wolfe. (2008).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First Edition). Picador.[/efn_note]捧紅的人物。在參觀史丹佛國際研究院由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主導開發第一套個人電腦系統（NLS）後，他感慨地說：「看來迷幻藥之後最酷的就是它了！」(It’s the next thing after acid.) 。他的小說《飛越杜鵑窩》（Ken Kesey. (1963).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Berkley.）接續了五零年代垮世代與六零年代反文化而成為經典，這本獨特的社會─心裡分析的寫實小說，批評了技術官僚體系，展現了人們野生的生活慾望與愛。

希望ACID這本期刊也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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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2960-0944

死亡前的加速公社 黃孫權
前言 張鐸瀚

1. 「當不再有慾望，就沒有愛，當不再有愛，友愛就不復存」 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四卷未出版手稿的導論 | Daniel Ross

2. BI0FILM.NET:像細菌一樣抵抗 | Jung Hsu & Natalia Rivera

3. 腦和心：將信任、關心和遊戲帶入點對點網絡 | Mai Ishikawa Sutton

4. 時間與沈浸 從藝術家紀錄片到VR的創作 | 陳芯宜

5. LUMBUNG.SPACE | Farid Rakun & Julia Sarisetiati (ruangrupa 成員)

1. 《狩獵愉快》 後現代語境中的新神話敘事 | 朱顏

2. 線性歷史的終結 技術未來的單調想像 | 張鈺彬

3. 溢出流媒體? Bandcamp 作為另類音樂平台的探尋 | 馬雅

4. 紙上建築 ARCHIGRAM 形式美學與前衛預言之爭 | 鄭葉穎

5. 算力時代的數位圖像生產與消費 | 袁孟如

6. 志願計算專案中生成藝術的維繫功能 —以SETI@home和Electric Sheep為例 | 湯睿沄

7. 深海之懼 技術推動的性暴力 |王思雲

8. 無法互聯的連結 | 蔡澤銳

1. 把社會還給社會主義 ——評布若威《製造甘願》 | 孫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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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期刊繁體版 (epub）可於以下平台獲得，所有平台出版皆為DRM-FREE, 意味著你可以下載後在任意閱讀軟體上閱讀，也可以"借閱”出去沒有限制。全球主要的Amazon市場都有上架，以下只列出美國與日本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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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發刊詞：死亡前的加速公社

文/黃孫權

不對未來撒謊是不可能的，人們可以隨意撒謊。- Naum Gabo

1995年，理查德·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龍（Andy Cameron）兩人合寫〈加州意識型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一文，在 MUTE 雜誌首發，隨即發佈在NETTIME的郵件列表上引戰辯論，隔年收錄於《科學即文化》期刊上這篇文章首發於 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5).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Mute. https://www.metamute.org/editorial/articles/californian-ideology；隨後發表在期刊上，见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6).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6.1, 44–72. 中文翻譯可見 Liang FANG. (2017). 译文 | 加州意识形态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Liang FANG’s Blog. https://fangfrancis.github.io/culture/2017/12/22/Californian-Ideology/。此文震動了矽谷整合全球技術經濟的美夢，對那些崇拜《連線》（Wired）雜誌、緊跟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 和凱文·凱利（Kevin Kelly）屁股搖擺的「科技-反文化」青年來說，實如打臉。

「意外的」，這是巴布魯克在二十年後的一場演講說出的https://vimeo.com/157715400，此文成為歐洲批評美國達康（dot.com）新自由主義與網絡泡沫批判的經典。巴布魯克在英國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教書，卡梅龍則是堅定的托洛斯基左派。他們原本只是為了大學新設的跨媒體中心課程（hypermedia）寫一份發展綱要，兩人邊喝啤酒邊抽大麻寫，「意外的」，可能本要怨懟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好像突然反感於《連線》和MONDO 2000雜誌所宣揚的科技反文化福音，便命名敵人為「加州意識形態」──統合了自由主義（對某些人來說，是新自由主義右翼）、嬉皮的反文化激進論，以及技術解決論等等混種意識形態──是由少數技術菁英卻擁有全球性力量與解釋進步正當性的男人團所掌握，相對於美國西岸的前沿藝術家和學者努倡導的負熵崇拜者產生的「後人類」理念，在沒有明顯對手的情況下，加州意識形態的全球主導地位是全面的。

新自由主義從來不只是政治經濟學上的理性政策，否則很難作為一種行銷全球的產品，保守主義文化與個人自由文化是其雙翼。這群人將美國共和黨帶頭人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及其親信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第三波》作者，著名的流行科技的未來學家所鼓吹的”歷史進步”當作鼓風機，成就自己的文化霸權。從布蘭德開著一台小貨卡販賣文化商品開始，出版《全球概覽》，《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到了和勞倫斯·布萊恩特（Larry Brilliant）共創的 THE 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有著《全球概覽》氛圍的BBS布告欄系統。的「虛擬社區」（Virtue Community），這也是虛擬社區一詞與社會群體的首次出現，布蘭德與其追隨者們就此打造了今日網絡社群開端。THE WELL是美國七零年代電子邊境信仰者與美國鄉間新公社派後裔，這個社群包含了前衛程序員、文化行動者、反文化嬉皮、石油富商、全球公司高管、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Any Rand 是一名俄裔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與相信人定勝天的信仰者，小說《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國出版時，成為僅次於《聖經》銷量的著作。參考Ayn Rand. (2013). 《阿特拉斯耸耸肩》 (杨格, Trans.). 重庆出版社.、後來成為電子前沿基金會（EFF）創始者之一，發表過著名的《賽伯空間獨立宣言》見 John Perry Barlow. (201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Barlow還幫The Grateful Dead寫過歌詞。的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甚至還有當時紅極一時的迷幻搖滾樂團死之華（The Grateful Dead），這些文化醞釀了《連線》帝國。這個故事說的最好有兩位作家，可以參考 John Markoff. (2006). 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Penguin. 以及 Fred Turner. (2006).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這波技術─文化的進步力量，一開始是麥卡錫主義下的藥物文化、新左與反文化份子的聚集，迸發了科技藝術的超級力量，逐漸取代了老舊的搖滾樂與嬉皮，替換了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的愛情文藝大戲，淘汰了迪倫的歌詞，其代表了歐洲的福利國家體系崩解與美國的工人黃金時代結束後的主導文化。相對於許多哲學家關注六八學運的影響，這個成為今日宰制性的意識形態卻鮮少獲得應該的關注。有人知道個人電腦和信息網絡的進步許多都是由受新左派影響青年和反文化的技術樂觀主義者所實現的，熟知故事的人則知道這是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所做的鉅額投資才有的成果，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是在國家的大量補貼下發明的，包含軍轉民科技等等。今日具有影響的技術發展與成果都是先由公共財富投資創造的，裡頭還包含許多哭笑不得的實驗，例如美國CIA進行的LSD實驗，美國希望能在戰俘身上套出機密。如果沒有這個實驗，LSD也不會散落在舊金山街頭，個人計算機的歷史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這些信息技術產品並非禮物經濟，而是戰爭武器的民用化，偽裝為前衛文化，成為福山歷史終結論後的唯一的「歷史前衛主義」。非理性繁榮不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J. Shiller的批評Robert J. Shiller. (2015). Irrational exuberance (Revised and expanded thir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更像是一面倒的進步迷因。如今，科技主義傳教士的演講場場爆滿，科技藝術的展覽此起彼落，人類終結、後人類、火星移民，負熵、奇點、技術哲學、硅基時代、人工智能等詞彙成為理論焦點，現實裡正在發生的一切因為不能解決就跳過吧！就像工業時代的現代性理論家常常不提發展連帶的外部性責任一樣：（去）電信管制、政府撙節、勞工福利縮減、工作與工會的消失、第四世界被拔掉插頭的人群，零工、流眾（precariat）、沒有社會的社交媒體、社會平台化等關鍵關懷不得人愛了。老舊問題與老舊理論要掃進墳墓裡，新理論的正當性來自新奇，而非鬥爭可能。畢竟有了《連線》，誰讀《滾石雜誌》或《雅各賓》（Jacobin）呢？

歷史在教，但沒有學生。時至今日，我們仍處在1995年加州意識形態的籠罩裡，多添了點加速主義與解決主義的調味。我們仍未有另類的前景。關鍵在於，我們有許多批評，但沒有理論；有很多反思，但沒有對現實進行採礦與翻譯。簡言之，批評者沒有自己的戰壕，打不了陣地戰，像是用農村的善意鋤頭對著資本─技術城堡邪惡塔樓叫戰；理論者沒有好的經驗研究，只是呼籲，淪為文明衝突的熱衷解釋者或表演哲學家，於是無法從新地形中解釋新社會轉化的必要故事與其意義，因為理論和研究的價值取決於它們解釋觀察到的研究對象的能力。

身處杭州，歷史上人文薈萃之地，阿里巴巴與網易的發源地，中國第一個開放境外數位金融港，也是中國數位支付系統的起點。新的「杭州意識形態」已然升起，但亟待診斷。與美蘇冷戰後新崛起灣區─矽谷意識形態構造大不相同，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信息技術實驗場，中國特色的網絡社會的意識形態乃由一系列的國家主導或容許實驗的策略所構成：山寨、盜版、強大的分包轉包製造能力、社會關係交易化、社交媒體進入公私企業與大學校園成為行政管理的身分認證與社會信用紀錄及防疫追蹤控制工具、嚴格審查與網格政治不妨礙網絡交易市場的日益蓬勃。這套機器體系，在中國由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趨勢中，組裝成特殊的民族主義的好故事。與此同時，中國仍是矽谷─台北新竹─深圳─印度的全球信息技術軟硬體產業重要節點，介入主導當前最富活力產能的經濟增長。獨特的杭州意識形態，並非加州意識形態的反面，更像是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待信息技術的兩個面向。歐美左右翼陣營皆有人讚嘆欣賞，有人嗤之以鼻。以此觀之，我們更應關切的應該是政治─文化使用技術的方式，而非本質性、生發性的技術存在，更非宇宙技術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更希望在它形成過程中，進行嚴肅的分析批評與闡釋，從而獲得該有的自體免疫。

這份自辦學術期刊，ACID，是認真的理論實踐，又懷抱嬉鬧自嘲愉悅。在負熵後人類的流行理論前加速建設積極的學術公社，而非回聲室（echo chamber）中的社群。我們要成為死亡前的加速公社（Accelerated Commune in Dying）。在學術期刊的私有封閉的堡壘裡發出戰帖；在出版審查裡找到新的解密形式；在資本主義的技術文化線性歷史的進步中尋找縫隙；在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當代中國進行政治辯論。總之，要測驗現實的酸度。期望ACID是一份當代技術圖景的政治文化地形圖與採礦機，換來的不是加密貨幣，而是朝向美好生活的具體形式和細節的運動。

當時參與了美國CIA進行LSD實驗 肯·凱西（Ken Kesey），是布蘭德的好友，之前一起搞過歡樂搞笑團（Merry Pranksters），也是新新聞派小說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以其為主角的小說Tom Wolfe. (2008).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First Edition). Picador.捧紅的人物。在參觀史丹佛國際研究院由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主導開發第一套個人電腦系統（NLS）後，他感慨地說：「看來迷幻藥之後最酷的就是它了！」(It’s the next thing after acid.) 。他的小說《飛越杜鵑窩》Ken Kesey. (1963).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Berkley.接續了五零年代垮世代與六零年代反文化而成為經典，這本獨特的社會─心裡分析的寫實小說，批評了技術官僚體系，展現了人們野生的生活慾望與愛。

希望ACID這本期刊也能如此。

ISSN 2960-0944

死亡前的加速公社 黃孫權
前言 張鐸瀚

專題:當不再有愛，友愛就不復存 WHEN THERE IS NO LONGER ANY LOVE, THERE IS NO LONGER ANY PHILIA 第七屆網絡社會年會選集

1. 「當不再有慾望，就沒有愛，當不再有愛，友愛就不復存」 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四卷未出版手稿的導論 | Daniel Ross

2. BI0FILM.NET:像細菌一樣抵抗 | Jung Hsu & Natalia Rivera

3. 腦和心：將信任、關心和遊戲帶入點對點網絡 | Mai Ishikawa Sutton

4. 時間與沈浸 從藝術家紀錄片到VR的創作 | 陳芯宜

5. LUMBUNG.SPACE | Farid Rakun & Julia Sarisetiati (ruangrupa 成員)

一般論文 技術與文化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 《狩獵愉快》 後現代語境中的新神話敘事 | 朱顏

2. 線性歷史的終結 技術未來的單調想像 | 張鈺彬

3. 溢出流媒體? Bandcamp 作為另類音樂平台的探尋 | 馬雅

4. 紙上建築 ARCHIGRAM 形式美學與前衛預言之爭 | 鄭葉穎

5. 算力時代的數位圖像生產與消費 | 袁孟如

6. 志願計算專案中生成藝術的維繫功能 —以SETI@home和Electric Sheep為例 | 湯睿沄

7. 深海之懼 技術推動的性暴力 |王思雲

8. 無法互聯的連結 | 蔡澤銳

批評 REVIEW

1. 把社會還給社會主義 ——評布若威《製造甘願》 | 孫彬發

獲取ACID辦法：

1。此期刊繁體版 (epub）可於以下平台獲得，所有平台出版皆為DRM-FREE, 意味著你可以下載後在任意閱讀軟體上閱讀，也可以”借閱”出去沒有限制。全球主要的Amazon市場都有上架，以下只列出美國與日本兩地。

Amazon (US）https://www.amazon.com/dp/B0CBDBR5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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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墨(Readmoo）https://readmoo.com/book/2202803720001
Apple Books 稍候上架......
KOBO https://www.kobo.com/tw/en/ebook/m3PCe_nnuDO-ejFhADSwjA
Google Play Book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id=xfzJEAAAQBAJ&pli=1

2。COOP獲取
若你是使用coop獲取，若使用unipass錢包，可轉 6＄COOP到此地址： ckb1q3s56s9gdcdjn285mrvnh8em8y9lwsyq87se5603e9t3dcpfagym8x5dwz07ah92kt5d307acttge0jdw7puu705t3a
若使用L2 Godwoken錢包，轉 6＄COOP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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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 ：inetworksociety@gmail.com。本刊為不定期出刊，開放接受一般性論文、書 評/展評投稿，簡體繁體中文，英文皆可。來稿需經PH試紙編輯委員會同意接受稿件。請以符合APA 7th(姓名不縮寫)，於腳註中著名完整參考書目之格式。
＊＄COOP指的是INS發行的社會貨幣，其白皮書可見此，獲取方式請參閱INS電子報與網站。（$COOP refers to the social currency issued by INS, and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its whitepaper.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quire $COOP, please refer to the INS newsletter and website.）

（2022年11月28日）

论坛嘉宾：黎肖娴，孙咏怡，展销场，杨静，Kwan Q Li

论坛召集 & 论坛主持：张子木

论坛助理：刘磊

编辑整理：马雅，王思云，张钰彬，翠玉

https://vimeo.com/817034278?share=copy

演讲人：Kwan Q Li 

Kwan Q Li 的创作涉猎录像、摄影、装置、表演和写作，在跨学科背景下探索建制、科技政治和文化势力的矛昏。毕业于牛津大学纯艺术学士和麻省理工学院艺术、文化和科技硕士。获得奖项包括牛津Stuart Morgan 艺术史论文奖、麻省理工学院Enterprise Poets写作奖及Harold and Arlene Schnitzer Prize。

感谢子木的介绍，也特别感谢 Linda 邀请我加入这个小组。我很喜欢其他演讲者的分享，非常有启发性。由于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让我较为散漫(discursive)和遥距地回应这个话题。

今天我将围绕子木在论坛引言中所说的“激发”（Provocation），利用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和跨物种(interspecies)方法来扩展 peer（伙伴）的概念；从女权主义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man"模式，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我亦较倾向将peer这一概念扩阔至人类和人类以外(more than humans)。如果 P2P 在众多定义中皆被视为由草根大众（grassroot）出发的模型，那么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沿此推进，真正回到草（grass）和根（root）本身。

图1

正如论坛的标题所示，Web3 的开发本质上是 P2P 实践的一种，今天很多嘉宾亦已谈到了诸如共享、开源、民主参与、社会参与实践等观念。在扩展的 P2P 概念中，一个充满更多可能性的社群中不仅包括人类，而且也超越了人类。这样就将生态关切带入了 Web3 的潮流，这也是我稍后会详细谈论的，有关新型网络兴起对环境的影响。今天我将介绍3 个项目，分享我个人对于网络技术的好奇与探索是如何被有关生态的热情塑造的。

图2

多年以来，我一直被城市中的杂草吸引——或许是由于它们一种不被渴望，不被权力重视，处于边缘的状态。

图3

图中所示的是2017年的西九文化区。这区过去十年一直是在工程中，直至今天仍是。杂草是一个人为的分类，用来区分不符合人类期望的植物，杂草是特定语境中不受欢迎的标志。当杂草（weed）由名词变为动词（weeding），表示的是它自身的消除。对我来说，这就是暴力的一种表现——我们的语言在重新命名这些野生植物后对它们造成伤害。但我选择从杂草中看到生命力和表现力。

图4

杂草不经过任何中心编排，亦没有指定的植物类；它只是一个概称，突出了一种匿名性。但也许正是它们的微不足道才是存活下来的原因。不知何故，我们总是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把它们当作背景。杂草这种自我去中心化和自我隐藏的特点，令人重新思考主体性。

图5

在过去的 5、6 年里，我总是在出走和留学。所以我的城市杂草观察也有一些游牧的性质。当我们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是否会对杂草的体验有所不同？杂草是一种生态的多重展现，还是由不同地缘政治起源所区分的许多现象？

图6

我经常将杂草的民族志研究视为了解陌生城市景观的一种方法。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显微的观察可以反映出宏观的局势。例如，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 2017 年的雅典，当时雅典正经历经济衰退，我们可以轻易看到杂草布满了废弃的建筑工地。

图7

又例如是杂草都被灰尘染上了色，在受污染的地区挣扎着生存。

图8

又例如是横跨反映时代物体的杂草，如图中所见的MoBike。

图9

或为监控掩饰的杂草；

图10

又或是见证了历史浮沉的杂草⋯⋯这种关于杂草与城市类型之间关系的显微观察让我想起了菲利克斯·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的《三种生态学》。他指出生物、社会关系和环境并非三套独立的问题集；它们之间总有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一种更总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抗衡现今时代，尤其是技术官僚（technocratic )带来的失衡。这些充满活力，无穷无尽的城市杂草，呈现一种生态的实践，其解域（deterrorising)的力量是对于新配置的发现和重新发现。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展现在杂草束缚、遮蔽、伪装并装饰着城市基础设施的种重磨擦（rupture）中。

图11

另一方面，我和杂草的相遇只是一种偶然，并无制于科学性的图学关联。很多人问我是否以任何系统化的方式存档杂草的照片，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意图避免任何可能的学术分类形式，或者说就是经典的植物学等级制度。

问题在于，Web3 的大规模发展已经表明它本身即是一种传统资本价值的复制品。Winnie在介绍 NFT 时已经稍微提及。但从我个人的观察和与同伴的交流来看，总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目前虽然已有大量资金投入科技艺术的发展和 NFT 投机，但在这种科技艺术的浪潮中，是否有足够的关注放在内容本身或其在文化上的角色呢？我认为 P2P 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提出一些另类的价值观，有别于效率、成果、精确性等重复性的模式。创建 P2P 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可以做得比其他的网络更好。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更“好”？我认为Elaine的“后勤慢递”对此做出了非常好的回应，这个低技术的想法打开了许多新故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只依赖于主流的叙事结构，那么这些故事将不会被看到。所以 P2P 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种另类方法论的原型。

图12

 在这个关于杂草的项目中，我从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现在，让我们赞美伟大的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中获得灵感，这是一本记录美国大萧条时期农民的摄影-文集，艾吉写道：“在直观的世界中，对于能够辨识它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辨识的，既不需要解剖成科学，也不需要消化成艺术，而是用整个意识去感知它，看到它本来的样子。” 我从杂草中观察到一种由下至上、散漫性、不期而会的力量，绕过划定的界限，进入城市结构的边缘。杂草具有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漂移的活力，难以被分类和界定，变化不定就是杂草的魅力。

图13

这种对杂草特质的思考一直伴随着我，并显现在其他作品中。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我与建筑师和研究员Joel Austin Cunningham开展了一个合作项目“不再荒烟，只余蔓草”（No Humans in the City, but Weeds）。

图14

我们探讨了在香港密集的城市结构中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现象。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香港这个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地方竟然拥有 50 多个数据中心。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是看似虚拟和无形的互联网如何在密集的城市中实现数据的实体化。与西方国家那种典型的大规模结构不同，香港的数据中心大多位于废弃的工业建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图15

正如项目名称所示，我们可以将杂草视作居住在缝隙和裂缝中的城市边缘游牧民。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很有可能会持续向线上领域迁移，我们的实体景观会更多地迎合这些网络基础设施或建筑以支持我们的线上活动，而我们则可能成为城市景观中的杂草。比如说，在新冠疫情居家封锁期间，我们基本都是远程办公，没有面对面的社交活动，这将导致对于物理空间的需求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这些耗电量巨大的数据中心对于环境的巨大影响，当下的城市持续受到挑战，需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些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高温机器。视频中所有的场景都是在香港，有建在填海地上的数据中心村庄，也有正在被改造为数据中心的工业建筑。我希望这个项目可以关注到网络世界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考虑在这种巨大的拓扑变化面前，我们如何挽回我们自身的存在。或许我们可以从杂草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在未来建立新的网络和共同体。

我们为项目创造了一个网上档案库（参见https://nohumans.city），承载着文章、相片、影片、平面图等、供大众参阅。

图16

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项目同样受到生态形式的启发，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是根茎和混合体（hybrid)的概念。这个项目叫Chimera（参见 https://chimera.place），是一个实验性的读书会，尝试将一些理念付诸实践，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杂草的匿名性，并探索可以替代纸上交流的形式，比如颜色、形式、手绘草图、笔记等等。

图17

该项目始于 2021 年夏天，由 MIT 的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nitiative资助。我和计算机科学家和建筑师 Kii Kang（见：https://k--kang.com/ ）合作打造一个线上平台，持续开展读书会活动。目前我们已经进行了 3 轮，每轮持续 2 个月，共计约有 20 名参与者。我们这一群书呆子们希望尝试一种新的阅读形式，或许也与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实践（L‘invention du quotidien）》相呼应，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能转化日常事务和行动以作积极的探索——这也是今天很多演讲者都有提到的。

图18

那么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呢？每轮读书会有 6 至 8 名参与者，每个参与者自行选择一份阅读材料，我们刻意没有设置阅读主题，任由主题在讨论中自由发展。当我们集齐所有参与者的阅读材料之后，会在成员之间互相传阅。每个参与者都会在一两周内匿名阅读并评注阅读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评注时用了假名。随着时间的推進，阅读材料会收集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读者的想法和痕迹。这种强调匿名性的方式鼓励了在没有任何背景或地域包袱和形成共鸣的压力的情况下自由交流思想的氛围。

我们组织这个读书会是想证明阅读并不一定是一种孤独的行为，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交的场所，这个想法有点和Winnie介绍的关于开源书籍和合作翻译的工作坊相呼应，而且我还从Elaine的幻灯片中看到一句非常触动我的引言“阅读作为多元的聚集”(reading as a gathering of multitudes)。在传统的读书会中，每个人都会阅读相同的内容然后一起讨论，但我们的另类读书会试图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让大家在不断地阅读和交谈中进行思想交流。

图19

2021 年夏天我们进行了一次试点读书会，我们与参与者之间只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所以收集阅读材料和回收阅读评注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在 2022 年初，我很高兴 Kii 以及 Charles Wu 以及其他我在 MIT 认识的电脑工程师加入了团队，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多用户在线平台 chimera.place，可以更为方便地进行交流。这个网站也是开源的。当参与者登录网站后，ta们会看到时间线页面，阅读内容会逐周出现，ta们可以随时登录并在一周内下载最新的阅读内容，然后通过网站上传ta们的评注。这种流通方式也强调了集体责任感（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因为我们需要收集所有循环中的阅读材料再重新分配，如果有人没有及时上传材料，整个过程将无法继续。

图20

纵然项目讲求匿名性，我们每周亦设有不同的社群题目（social prompt)，让参与者每周上传评注和社群回应，例如投影片中所示，我们请求参与者分享他们读书环境的图片，这是为了在不暴露彼此身份的情况下建立一种社群感。有时我们会请参与者分享书中喜欢的句段或觉得最有趣的评注，甚至让ta们录制自己的阅读环境并上传声音文件。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尝试不同的感官体验并保持阅读小组的互动性。

图21

读书会结束后，参与者们将基于所有流通过的阅读材料共同构建一个参考书单（bibliography)，其中也包含与主题相关的其他书籍，这像是整个读书会的一个纪念。目前我们准备把这些资料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形成一个由参与者生成的开放资源知识库。

图22

虽然读书会的全过程是匿名的，但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会在线下相见，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交流参加活动的感受，并对下一轮活动提出建议或想法。之前的 3 轮都是在波士顿组织的，目前我们正在考虑组织不同语言的读书会，有中文或者韩文的。我们还想组织更多本地化的团队，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在香港组织，把阅读视作社交活动和生成性网络的理念传递下去。

张子木：谢谢 Queenie（Kwan Q Li）的分享，我觉得你似乎串联起了前几位嘉宾分享的内容，尤其是城市计算基础设施在如今这个城市资源有限的情形下落地的状况。我想问一个问题：同样作为组织者，我非常好奇：

Chimera 读书会中的参与者是如何被选中的呢？感觉就像一個半黑盒，有躲藏成份亦有展示成份。阅读内容是如何选择的？作为组织者是否会对阅读主题进行干预和筛选呢？

Kwan Q Li ：我们对阅读的类型没有任何偏好，从大众文化到学科专著都有。从目前为止的参与者的分享来看，这也是一种乐趣，因为ta们真的不知道下一个读物会是什么，这迫使 ta 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读 ta 们从未想过会去主动阅读的书。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設計一些主題，或提供一些引导，之后会继续探索的。关于参与者我们也没有选择过程，因为这个项目刚刚开始，主要依靠朋友之间的口口相传和群发电子邮件。如果有很多人回应，我们就会分成好多组。因为通常一个阅读材料会持续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有六個参加者本会有六份读本，亦即是会持续 6-12 周，所以小组的规模不能太大。目前这个项目仍在测试阶段，欢迎在下一期加入我们，一起探索新的可能。

张子木：好的，接下来我会来念一些来自 Slido 的问题。

Slido 提问：感觉您刚才展示的视频剪辑中，有一种强烈的审美选择感，非常强调形式，但形式和信息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这个半成品有点隐蔽，非常沉溺于一种蓝色的城市景观的怀旧感，这与真正的行动有什么连接呢？

Kwan Q Li ：我想我不能避免带入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我对香港那些数据中心实际上有很强烈的个人感受，它们位于曾经有人类居住过的建筑中。我们对于自己所路过的建筑或景观都是很陌生的，要不是注意到那里不间断发出的轰鸣声，你永远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业建筑中实际上是布满了服务器的非人空间（non-human space)。这种强烈的异化感和 Allison（杨静） 所说的“绝望”有一点相似。我在作品中尝试带入更多的感觉而非解释性的东西，观察现象，做研究，用图表将其可视化，用镜头来捕捉我在这座城市中看到的外于此种现象的情感，也许这就是美学或形式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我想说的是，我的这个项目实际上与我们会议的主题（去中心化平台及 P2P）有一定的距离，我的作品并不类似于开源或代码生成的作品形式。我也很好奇 Linda（黎肖娴）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刚刚我对在她面前展示这些视频感到有些紧张。

黎肖娴：我没有特别多要说的。我想我不会把你的视频作为一种东西，那会取代你的论述，视频就是视频。当你刚才描述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到视频给了一种我可能不会有的非常独特的空间感，这也是为什么你的特定类型的艺术形式需要在空间发生，这是其他艺术形式做不到的，所以这不能作为你谈话的说明或取代你关心的东西。我很高兴从今天所有这些讨论中听到和看到一些非常具体和可行的东西。我确实感到有一种距离，因为我这一代人，或者也许因为我的年龄，也许因为我的关注和我的研究工作，我想听到的更多的东西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这不是指责，这只是为了使我观察。这里的四个发言人专注于通过做事情使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我的坚持似乎是非常遥远的，我觉得我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现在不做点什么，那就太晚了。我不能诉说我所做的工作和项目的细节，但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如何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生活。在一种网络环境中，当我展示那两张关于服务器的照片时，似乎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它来获得回应或传播知识，我正在做的项目非常迫切需要庇护，躲避、逃避大众。这些思考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事情需要被保存，但这有助于我在再次提出这些大问题之前，制定一些更直接的行动。

或许Winnie（孙咏怡）也能分享一些她的观点。

孙咏怡：我好像没有特别具体的观点可以分享，但我觉得或许也有其他的项目，即便它们的语境......我觉得我很喜欢做选择，你得在项目中做些选择，对吧？例如选择出你在某一特定语境下要依靠这一个项目讨论的事情。或许在别处也有很多其他的项目，像是烹饪项目，又或者是更政治的项目，也是非常具有紧迫性的，但它们的语境可能是不同的。

黎肖娴：噢，我真的在做一个档案馆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保存香港在过去四十年内被制作的一些视频。这是一个具有紧迫性的项目，它的紧迫性也在于如何在不被干预的状况下被自由地访问，关于这点我不能说太多，但总而言之它对我而言是具有紧迫性的。

与此同时，我也做了很多工作，致力于让人们不是出于美学的满足制作视频，虽然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它的一部分，但它更关乎向非艺术家开放意识形态的使用。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需要开辟尽可能多的发言场所，说出我们的想法，表达我们的感受。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语境下，只是去站在我的立场上分享我所感知到的紧迫性。

张子木：现在聊天框里出现了一个与之非常相关的问题，我想请在座的各位都聊一聊自己的看法：

“感谢诸位令人振奋的演讲，请问各位是不是愿意谈谈各自项目中女性主义或酷儿议题的面向呢？在今天的“ P2P ”主题下欣赏各位的作品时，女权主义会不会是一个突出的标签？感谢。”

这个问题我想先请 Allison（杨静）来回应。

杨静：我工作的视频游戏领域是一个非常男性主导的领域，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从业人员方面。这也许有一些积极的工作。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总是可以批评视频游戏和视频游戏文化中的有毒文化，但作为一个活动或社区组织者，现在资源有限，有一些小的变化，例如如果有一个女性设计师，可以首先邀请她，虽然女性设计师没有很多，但她们都非常优秀。她们不仅想分享技术或创意知识，还想分享个人的困境，比如如何在这个领域生存，并鼓励女性参与者。确实有很多女孩会以 “我真的很笨”、"我不善于玩视频游戏 "来开始她们的谈话，但加入进来以后，她们就会纠正这种想法。对我个人来说，因为人们现在知道我的这些项目，ta们会找到我以获得一些代码，这是一个类似于新闻界的事情，比如你需要守门人然后把期刊介绍给其他人，这真的很重要。我也做过关于女性的游戏，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被骂得很惨，有太多的贬低来填充真正的观点，这是粗暴的转换。这篇文章激怒了很多男性玩家，他们都是我的读者。但写完之后，我发现开始有一些女孩和我交流，她们说写文章是一种方式，做一些另类的内容是另一种方式，如果ta们不做，我们必须自己做。现在我们有一个社区，不是一个性别墙社区。应该有更多的女性，比如说女性现实的内容，可以诉说男性或女性，可以一起做。这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张子木：其他讲者，也欢迎你们随时加入这个问题的讨论。

黎肖娴：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每次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我都想问问提问者，你说的女权主义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我们是或不是女权主义者之前，对我来说，这将女权主义的悠久历史缩减成了一句话。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的是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尊重差异，或者是 Queenie（Kwan Q Li）之前说的反混合，我们在谈论很多反等级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把自己限制为艺术家、技术专家，要么是人文科学的人，要么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要么是玩耍的人或阅读的人等等。真的是因为我开始走出这些等级制度和这些二元对立的对立面，我才体验到了能够更自由的畅游。可以说，这并不总是容易的，几乎不可能说我的哪项工作或哪部分工作有女权主义或酷儿主义的一面。

孙咏怡：我还挺同意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酷儿视角不仅在于性/别（gender）和性取向。Linda 刚刚提到的“流动性（fluidity）”以及她刚刚举的例子…

黎肖娴：还有“混合性（hybridity）”。

孙咏怡：对，“混合性”和“流动性”也通过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引导着艺术和科学的空间。但同时，我也天然地觉得酷儿是政治的，它关于挑战既有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还关于了解权力不对称的动态性和不平等性。而我从今天几位讲者分享中，也发现这些听起来相同的大术语的不同部分正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在几位讲者各自的工作中。换个方式想想，这就像是询问我们的文化正如何被常态化。对我来说，酷儿概念在于去疏通这种常态化。在于以政治的视角去看，去问，这一切被正常化的东西是何以被常态化的？它们背后的假设是什么？通过它们看到我们社会权力的不对等。我想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张子木：展销场，Queenie（Kwan Q Li ），你们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展销场：就像我们的项目对流通的关心那样。如果讨论起书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展开非常丰富的关于书本内容的讨论。但我的演讲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一本我们所销售的书的内容，对不对？因为它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因为我的出生世代和工作的方式缘故，我认为女性主义标签并不是我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是我在工作中处理整个系统的方式。讨论或描述酷儿实践似乎在于如何行动和思考以松动某些具体的霸权，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被主动和直接地强调出来。如果你观察我们工作的方式，或许会认为我们确实是女性主义的，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今天的论坛阵容是全男性，你会因此向他们提问他们作品中的父权面向的问题吗？

Kwan Q Li ：说实话，有部分男性朋友会跟我说他们感到"没资格"参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讨论，这对我来说感觉太糟糕了。我想制造空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话题在于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是系统里的一部分，去思考如何打破边界和僵硬的分类。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对此有一些思考，并进行一些女权和酷儿主义的实践。

张子木：我很开心今天能组织这样一场论坛，在不必过多解释的情形下邀请我心中的女性主义者们与会，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我们很常见到一些非常清晰地，甚至带着挑衅来讨论性别议题的情形。有时是去强调权力之动态性，或是揭露权力体系背后各异的社会性，试图去超越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所以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确实应该预先表明我们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我也同时认为，在今天与会的每位嘉宾的实践中，我们都能看见女性主义的议题是如何自然地被囊括进去——并不是以一种“口号”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我们言说、沟通、交友和建立友爱（kinship）的方式。

我们还在 Slido 上收集到了一些问题。麻烦 April 将问题发到聊天框中。各位可以随意选择 1-2 则问题来回应。第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我现在知道是谁在提问了。这个提问者是一个来自杭州的年轻学者，在这次年会的青年学者论坛也发表了一篇关于情书写作的论文。他说：

Slido 提问：Linda 博士，作为一个直人（straight people），我对爱的交流和表达会是完全失败的吗？您的电子文学实践中情感的面向是如何的呢？1952年克里斯托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的“情书算法”在我看来是一种对异性恋爱情话语的忧郁的“queer critique”——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合作者阿兰.图灵（Alan Turing）都不是直人——所以我很好奇您写作机器中类似的情感关切。感谢。

黎肖娴：异性恋者谈论爱情有什么不对的吗？首先，我想我需要回应一下，当然，就像我们谈论父权制与女权主义或资本主义与其他类型的替代经济一样，那里已经有一个权力结构，但我认为，我一直在谈论的工作不是要区分一个人的性别取向才允许 ta 发言。但因为工作本身主要是变成一种开放的工作，而开放的工作有很多标准，其中一些是关于不要把自己从突然的更有权威的当局变异的创作模式中去除，比如说在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强大的概念之前，要有一个强大的执行。对我来说，这称为一种工业化的创作模式。我可以在这里谈论更多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从自动主义开始的原因——开放的工作和生成艺术的美，因为它有内在的开放性，所以无论谁发言都是代表这个人自己的主体地位。我不确定我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些我不太理解或同意的假设，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我不关心其他哪个机器诗人做了什么，因为它们已经做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喜欢它。但我认为这是关于我为什么追求数字诗歌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因，我实际上也在写诗，发表了充满情感的诗歌。我对自动主义的方法非常感兴趣，自动主义的方法，就是它允许我们将自己隐藏的主观性找到渠，甚至达到震惊自己的效果——这是我的声音，这是我写的东西。我想这基本上是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的，我很高兴在这之后可以继续这个谈话，它引发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张子木：或许我们可以在私下谈论更多关于情书写作的问题。除了以上问题外，我们还收到几则提问，我想或许各位可以将对这些提问的回应融合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去中心化的合作过程中出现冲突，如何解决，如何协商？”

第二个问题来自周蓬岸，他也是研究网络社会领域的一名学者。他的问题是：

“我刚刚买了一个 Forkonomy NFT，它很便宜。但我的 tezos 却是币安上买的，这非常的不去中心。我看到 Forkonomy NFT 购买教学中建议从 Moonpay 购买，但是其最小购买额度是 280 港币，这个最低消费是个相当高的门槛，同样也是中心化的入口。如何看待区块链使用上难以避免的中心化入口的问题？”

第三则问题是和实践相关的：

“台湾的社群会不会拿到钱？或者得到其他的价值回馈？”

孙咏怡：“Forkonomy”项目不仅仅是把水变成 NFT，而是真的将它装瓶，它是有实体的，可以被用作实际交换。“购买教学” 是由一个台湾 NFT 买家提出的，它就像一个用户指南，因为我们其实是通过人们的贡献构建起一个社群。如果你觉得，有其他类型的钱包是更好的，那么我就觉得你就应该去更新它，这也是一种不断改变访问和评估 NFT 或钱包之类物什的方式。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社群会不会得到金钱回馈。实际上，我们的项目是获得了“台北数位艺术中心（Taipei Digital Art Center）”的资金支持，对我们来说，去思考如何招募社群成员等问题是我们在来年的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就对大量的社群类项目来说，资金问题很重要一样，我们的出版项目也是真的极力将资金用于开源地出版，用于设计和发展着整个社群；但我也觉得一定在项目的某个角落，还存在着一些隐形的金钱问题，虽然资金问题对我和 Linda 这样的人群来说可能还相对简单，因为我们的背后有机构的支持，我们还可以向它们申请经费来运营我们的项目。

目前，我和我的同事们联合在 MIT Press 准备出版一套软件学习系列丛书。相比于着重在计算机科学视角看待软件，我们更倾向于将软件看作文化人工制品，是艺术、科学、人文和批判理论的混合。举个例子，我们中有人对批判理论中的种族议题也别感兴趣，我个人则是对酷儿和女性主义视角尤其感兴趣。像这样，我们希望打开软件学习在更多领域的交叉点。所以，在做的各位观众中如果有人也正在进行出版项目，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将自己的 proposal 寄给我们。

张子木：谢谢 Winnie 的回应，现在我们也收集到两则对展销场工作的提问。

Slido提问 1：请问非展销场的出版物可以加入后勤慢递的网络吗？‍‍

Slido提问 2：慢递服务在最开始是怎么样成型的？购买的用户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过海关的时候会有困难吗，怎么处理这些困难？

展销场：让我试着快速回应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那些想要被运送但不是我们发行范围内的书籍，取决于慢递员是否有能力运送。如果可能的话，我很乐意帮助人们。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要看是否有机会，所以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是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是说，这个项目中我们还会携带其他比较敏感的物品，并不仅是书籍，所以这是要找到合适的匹配的问题。那些想要被运送但不是我们发行范围内的书籍，取决于慢递员是否有能力运送。如果可能的话，我很乐意帮助人们。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要看是否有机会，所以不一定都能成功。

说到项目如何成型，还有购买用户大概是什么人群的问题，其实，这个项目其实是受到另一个艺术家的启发而诞生的。这个项目叫做“野生贸易”（Feral Trade）（参见：https://feraltrade.org/statement/ ）是由一位名叫 Kate Rich 的商业艺术家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开展的。她多年来一直在运营一种类似于配销服务的事业，为咖啡和其他食品产品提供相同的配销方式。我们非常感谢她对我们项目的启发。我们的兴趣点是出版，所以出版物成为我们运输的主要内容。对我来说，展销场最初创立并展开观察记录活动的兴趣主要来自于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跨境运输。因此，这些小规模的基础物品销售与资本全球化问题一直是我们开始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核心原因。至于购买我们产品的人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项目只是关于友谊或只是通过朋友完成的，但是当然，因为这是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很多项目始于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的朋友，因为ta们是我们知道的正在旅行的人。例如，如果我在艺术界工作，我发现帮助项目的人很多也会来自于艺术界。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讽刺。我们基本上是利用了艺术界的特权，因为这些人是如今仍能进行旅行的人。但也不仅仅是这些人。有时，一些随机的、我们并不认识的人也会购买我们的产品。有些出版物我们在亚洲发行了，还有一些出版物没有，所以人们通过 Google 找到我们，因为 ta 们正在寻找特定的书籍。有些人是学者，有些人只是普通的年轻人。我们没有进行营销统计来确定每个人的身份。

张子木：还有关于海关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和海关打交道的？

展销场：大多数情况下货物数量都很少，所以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麻烦。我想起有一次慢递员自愿加入我们的项目，但是 ta 们后来考虑到跨越边界时的敏感问题，所以最终不再与我们合作。但就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相当幸运的。

张子木：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何注册成为以为后勤慢递的慢递员？”

展销场：你可以通过网站注册（参见：https://displaydistribute.com/haukun/） 网站上有一个小的填空区域，你可以填写信息，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或通过 Instagram 等其他渠道联系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旅行日期和目的地。我们会尽力为需要转运的书籍找到匹配。

张子木：谢谢展销场，我已经将相关连接发在了聊天框里，这样大家就可以去访问查看。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 Queenie 的。这位观众觉得 Queenie 的项目令人想到“微信阅读”：

“在微信阅读上，点击一本书中的某一个句子都显示出 ta 人的评论，也很有趣！请问您的这个读书会相对于这种已经商业化了的形式有什么更大的优势呢？毕竟微信阅读拥有巨大的用户群体。”

Kwan Q Li ：感谢提问，我想我对何谓"优势"感到很好奇。我并不认为可以用用户的多寡和商业价值来衡量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功与否。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根据参与者的反馈，ta 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享受很多人聚在一起做事情的想法。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五六个不知名的人和你一起进行充满惊喜的阅读并交流感想，还有机会相遇并回顾整段经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这也给了大家每周读书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每位参与者首先需要先贡献出自己的阅读材料，分享给其他人，所以最后每位参与者都会收到包含了其他所有参与者的问题和思考的阅读反馈，我认为这种给予-接受的过程也可以与微信读书等商业性质的平台区别开来。

张子木：谢谢，目前为止没有其他问题了。或许各位讲者，你们对彼此的分享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

孙咏怡：我想就 Queenie 的分享说一说。我觉得刚刚听众针对 Queenie 的提问也显示出 Queenie 她们是如何在组织一场读书会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另类的社群。我相信，每种工具都有它不同的影响面向，而不是单纯地符合它们“ABCD”般程式化的功能设定——例如你们设计的交流方式、或是如何把过程人性化、或是你们组织的方法。如果用 Linda 的话来说，就像是依靠规则的系统（rule based system），规则如何被设定？事情如何陆续发生？或许这一切也给你们的阅读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

黎肖娴：Queenie, 现在有人想加入你们的读书小组了。

张子木：是展销场吧？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还能拓展到更多的面向，所以它们不必被假设成特殊事件。我们的行动对应着我们所面对的境况，我们面对境况的解决方式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理性可计算的，其中也有可能包含了大量诗意的的部分，大量挑衅、游戏的部分。

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人，谢谢大家，Slido 上的问题会保存几天，欢迎各位在论坛结束后给我们留言评论，也欢迎各位嘉宾随时上 Slido 查看。如果黄孙权老师没有更多要说的，那么我想说，我非常荣幸组织了这场跨地域、跨语言文化，跨越各种边界的合作。感谢今天与会的每位嘉宾，在各自的时区里陪伴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谢谢杭州的小伙伴们，还有今天的同声传译老师。大家晚安！

第七届网络社会年会 2022年11月20-28日 👉点击查看活动详情

（2022年11月28日）

论坛嘉宾：黎肖娴，孙咏怡，展销场，杨静，Kwan Q Li

论坛召集 & 论坛主持：张子木

论坛助理：刘磊

编辑整理：马雅，王思云，张钰彬，翠玉

张子木：现在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分享嘉宾展销场。根据其网站介绍，“展销场”集商店、展览空间、分销与调研谘询服务中心于一身，可谓城中九龙区的奇葩。今天，展销场的协同创始人，后勤慢递 2016 年 8 月的月度慢递员将为我们详细介绍展销场“不及时 not-in-time ”的超流通（ultra circulation）项目，欢迎。

https://vimeo.com/818757180?share=copy

（本次论坛全程视频见：🔗 https://vimeo.com/818696474?share=copy）

演讲人：展销场 Display Distribute

在一系列探究非规范性的物体与人的运动的项目中，由展销场组织的“后勤慢递”运作着一个不断扩大中的服务与读者和自治出版者之间的分发平台和旅行日志。被形容为一种“不及时”的小商户，后勤慢递借用旅人网络于国际物流架构中剩余的携带能力，传递基于东亚和东南亚的纸本印刷的艺术和理论生产之外，同时创造其他形式的相遇以及知识交换。

图1

首先我想要表达感谢之情，谢谢子木，也谢谢各位主办方。今天能参加一场这么好的讨论，我其实会感到有点底气不足。因为我必须要坦言一点，我们做的事情从技术角度来看，远不如其他讲者分享的新媒体工作那样成熟。当我深入介绍“后勤慢递”（参见：https://hql.displaydistribute.com/ ）这个项目时大家也会看到这一点，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我们项目中的一些缺憾之处。不过我认为，这个项目确实展现了在当今剥削性极强的艺术体系中，自由职业者以及艺术从业者的工作的不稳定性。

图2

我想向各位解释演讲的题目：超流通作为形式（ultra circulation as form）。这个题目很自然地出现了，因为我和我的合作者曾在 2020 年做了一个题目为“流通作为形式”（circulation as form）的演讲，这是我们在很多项目中不断表达的关键概念。而谈及“超”（ultra）的意思之前，我想先对我们这次讲座的海报进行一些延伸思考，海报上的这句话吸引了我：忘记全球化吧，这里是香港。（Never Mind the global. Here is Hong Kong. ）无意冒犯平面设计者，我也不知道是否每一场城市论坛的海报都这样翻译了，只是对于熟悉朋克音乐的人来说，会立刻注意到这是指性手枪乐队 1977 年发行的专辑《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

图3

所以我很好奇两句话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香港这个语境背景下，说不要在意（never mind）全球化又让我忍不住产生疑问：如果我们要抛弃香港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今天又该如何认识香港？还是说这是从不同角度建立了一种联系，比如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这是不是说明香港代表了朋克？或者说香港代表了中国大陆新近的朋克思潮？或许这也是展销场工作开始的切入口。2013 年，我们这个集体怀着兴趣并带着这种朋克风格开始工作，试图建立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一种联系。我认为既要考虑到香港是一个殖民城市，也要考虑到香港是一个“避税天堂”，同时也是商业暗潮涌动，事物不断运动发展的一片沃土。于是在 2015 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启了“慢递”项目。

图4

我们最初研究了一种遍布香港的商店模式。由于中国许多地方的房地产价格高昂，你会发现很多长期没有被租用的商铺会按日租出，这样就能最大化的利用空间来让房东赚钱。人们只需简单地查看网站、拨打电话号码，就可以找到能够租用的日租商铺。如果要租用一到三天，你只需要带来一把自己的锁。因为它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混凝土空间，所以从技术角度讲，你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做各种事情，比如可以带来自己的东西进行售卖。这些东西主要是大陆走过来的水货，低廉的价格使得它们可以被迅速脱手。商品主要有衣服、手机套、保险产品，还有任何可以在市场上简单快速地售卖给日常路人的商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这个商业模式，研究资本流动的方式，而这种方式跨越了内地与香港的边界。我们的研究也包含平行交易（parallel trading）（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llel_trading_in_Hong_Kong），这是一种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生产形式，而个体可以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运用一些策略，由自己来决定如何展销。

图5

所以回到为什么是“超”（ultra）这个问题。我们从 Antenna Group（参见：https://antenna-group.com/  ）的宣言中选取了一些关于“ultra”的翻译内容。这是一个位于加州的小组，做了许多与语言公正相关的工作。所以Winnie之前提到翻译的政治性时我很高兴。所以为什么说“超流通作为形式”？因为我想要去思考“超流通作为形式”带来的可能性。就像我引用的这句话一样：“超”（the ultra）指的是超越我们现有认知，换一个思路或角度去考虑事情。我们觉得人或货物的流通是一种有机的运动，形成一种能够将人们或者社会组织起来的结构。文学评论家劳伦.贝兰（Lauren Berlant）有一句非常棒的话我想分享给大家听：（人们之间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structure）是一种组织变革，将所谓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重新定义为能够将我们与运动中的世界连结，并使世界与自身联系在一起的存在。（参见：https://supervalentthought.files.wordpress.com/2016/05/berlant-commons.pdf）因此，如果我们把流通视为一种需要相应基础设施才能实现的运动模式，那我们想要将配销（distribute）模式这一点作为一个项目，也就是我将要介绍的“后勤慢递”，以它作为一种提出质疑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组织日常生活、组织这个社会以及组织我们自身的方式，探究这种组织方式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图6

图7

我一开始进行实践是在北京的一个由艺术家们共同创办的叫做“家作坊”（HomeShop）的空间，这里混淆了家、商店、工作坊之间的界限。通过模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来思考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休闲。这个空间位于北京的一个店面里，也一度成为我的家。这给了我对商业空间的架构重新思考的机会，来思考社会参与工作的其他形式。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广场绝不会如其所称的那样具有公共性，或者说有一些自由是公共场所不能实现的，商店或购物中心这些商业区域逐渐变成我们唯一所知的公共空间。所以当我们拥有这个空间时，我们开始从事许多独立的出版实践工作，之后，我们希望能够让有更多技能和兴趣的人加入其中，包括作家和一些设计师，我们还展开了一些零散活动，比如工作坊、研讨坊、阅读小组、诗歌朗诵等。出版物在当时是一种能够将事物传播出去的简单的转译方式，问题是如果你的活动有时限限制，那么能接触到的人群也是有限的，空间之外的人很难参与其中。所以，除了社区报纸之外，我们还制作了一本杂志来记录我们当时举办的活动，并且为大家提供一种不同的媒体与形式来参与评论我们感兴趣的主题。当下独立出版的复兴，包括独立制作 zine 的复兴，说明我们普遍认同出版是所有人都可以尝试的事。目前在出版实践方面出现了一股民主化的趋势，任何人不需要很专业的技能也可以制作一本小志，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棒。当你投身这类出版实践时，当你亲自印刷书籍或从印刷厂将成箱的书籍拿回来时，你会感到充满乐趣。但接着你会发现，售卖、分享自己出版的书才是真正费时费力的事。我想这就是我从“家作坊”到“展销场”感兴趣的一个点。从一个独立创造者到一个参与社会的文化生产者，关注点逐渐转向对配销环节的思考、对出版行业生态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出版内容的思考，尽管后者一直非常重要。那么，从社会介入实践的角度来思考一本书的社会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本书的生产者与读者、制作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图8

 由此，我开始投身于展销场（参见：https://displaydistribute.com/ ）的活动。展销场于 2013 年创办于香港，到2015年我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图书馆的运作，但不同的是，我们会售卖出版物，在这些出版物中，有一部分由我们自己出版，还有一些来自东亚及东南亚的参与者。我们选择与策划的标准基于我们对反霸权主义的兴趣，以及建立独立艺术家以及空间之间的亲和力，这些人正在解决移民劳工的问题、LGBTQ 的问题或是与城市重建相关的问题。随着网络的建立，我们得以讨论和分享彼此的出版物，但发行配销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我们该如何运送一些价格非常低廉的书或杂志呢？举例来讲，你花了 30 港币购买了一本 zine，但从日本到美国的运费会是杂志的两到三倍，而且这些杂志的读者并不见得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或者说ta们不该是支付这笔运费的人。我们不应该将这笔运费转嫁给读者。

图9

 所以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也就是 P2P，但其实是一种比较低端的 P2P 的网络。为什么我说它比较低端，因为这就是让这个网络中实际旅行的人来做我们的“人肉快递”，这些人有出版者、还有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还有一些在网上发现我们于是怀着兴趣加入的正在旅游的志愿者。举例来讲，假如某人在北京订购了我们的出版物，ta 不需要支付任何运费，但 ta 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直到出现一位从香港到北京旅行的慢递员将书带过去。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依托一个旅行者的网络，模仿了类似顺丰的物流企业的方式，但是与这些快递公司提供的高效精简从A到B的服务不同，我们记录的实际上是大量低效率的、不相干的信息或者元数据，这些信息或元数据在书本身提供的内容信息之外讲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图10

比如有一天，慢递员到利物浦去看一场足球比赛，由于他到达送书的地点时已经太晚了，他就试图把书塞到一个中国餐馆的小小邮件槽里，但是这本书太大了，他就没办法塞进这个洞里，这导致这本出版物的交付时间进一步延迟。这张照片就是那家中国餐馆。

图11

图12

从这种另类叙事和迷你趣事的角度来谈论流通，实际上是在建立读者和运送者之间不同的关系。有时慢递员就是出版者本人，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作者亲自把 ta 的出版物带给了读者，而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就出版物进行讨论的机会。其他方式就难以出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一本书的社会生命。而友谊与合作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建立起来。这种不同角色的并置、转译，能够成倍增加我们在出版时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作者，同时也是慢递员，甚至有时也是受众。我们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打造了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包含书籍制作、材料选取、配销流通的系统，也是一个包含知识内容和实践的系统。

图13

在提出问题的同时，我们有机会制作了一些目录（catalogue）（参见：https://displaydistribute.tumblr.com/tagged/distribution），这本目录第一期在 2017 年制作的，探索了书本内容与传播方式之间的关系。这是指这本书里面有它自己的内容，我们邀请一些作者写了一些文章，但同时它也是一种销售和传播方式。我们用这本书来分享其他出版物的信息，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售卖目录，有价格表、有对其他作者和书籍的介绍、甚至有一些其他出版物的扫描图。透过展销场带来的不同视角和观点，这本书有点像读者文摘，或者说它重新叙述了内容。这整个系统成为一种反霸权实践，建立了另一种联系。

我们在艺术空间出现的时候也参考那些低端全球化的痕迹，展示项目的方式非常low而好玩，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图14）的纸箱。

图14

图15

我们有机会参加柏林的一个叫“Festival of Future Nows”艺术节，就借此机会作为我们目录书的发布会，同时展出快递站或者中继站中，节点对节点移动问题。这个艺术节结束一周后有一个书展，我们也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的项目最后实际上变成另一个协议：因为从艺术节到书展期间那里没有别的活动，我们是否可以在两个活动期间持续地使用这个空间？因此我们基本上以展销场在香港使用空间的同样方式占用了柏林汉堡车站（Hamburger Bahnhof）的空间。这对我们来说就像个有趣的小笑话，说我们最后就像在柏林汉堡车站做了一次一周的个人展览。

而现实中，这是在考虑如何以盗版形式来篡夺空间，不仅仅考虑空间或者领土本身，而是在不同空间之间怎么行动，机动性可以是什么。我是在反思刚才Linda提到的内容，就是如何使项目在技术能力方面实现的更加理想化。我会说，我们认为行动的方式本身就是制作这些艺术项目的工具。

我们希望这个项目中 P2P 的网络连接能够更加的去中心化，但如我之前所言，不幸的是，技术能力的缺乏使我们难以达到我们理想中的效果。不过这个项目的确讨论了许多艺术劳动生产过程中一连串的影响，我们并不仅做自己组织的项目，因为我们生产出来的出版物会涉及资源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所以很难定期印刷更多的出版物。所以我们要依靠一些项目提供的委托才能继续下去。比如几年前发生在 Para Site（参见：http://www.para-site.art/about/  ）空间的这个项目让我们有机会将我们的《目录》出版物和展览的画册（英文都叫CATALOGUE）结合起来，将艺术展览的目录作为我们的出版物。所以我们就是通过挪用艺术界的出版方式来创造我们自己的出版物。

图16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所作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思路的延伸，我们在 Para Site 的前一个展览中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 G4S（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4S ）的标志。说它奇怪是因为 G4S 实际上是一家安保公司，一家需要为许多值得质疑的行径负责的跨国安保公司，包括对对世界各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中心的暴力，还有伦敦奥运会工作相关的暴力。所以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G4S 公司会出现在香港 Para Site 这个艺术空间当中？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 G4S 公司同样利用他们的全球网络来处理艺术品和艺术物流的工作，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储存设施。而作为推广和赞助的一部分，他们也为 Para Site 的展览提供物流服务。而我们就这一点对 Para Site 提出了抗议，为什么不停止和 G4S 合作，而由我们来提供物流服务呢？所以为 “偷单车的人“（参见：http://www.para-site.art/exhibitions/bicycle-thieves/ ） 的展览运输艺术品成为我们的新项目。这个展大约有 12 到 14 位艺术家，从纽约到香港、上海、还有比利时的作品要运到香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最终做到了。这里是物流的一些参考，我们通过运用自己的网络，把这些作品安全搬到展览空间。这些都记录在我们当时制作的这份出版物当中，也是书籍出版物同时作为画册/目录双重作用的体现。

图17

另一个项目，也就是Para Site《目录》（Catalogue）之前的另一个《目录》项目，想从使用更少的材料来形成更多的表达这一角度来探索出版的可能性，也就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并没有实际地打印这本书，我们单纯地剖析了出版的要素，解析一本书要包括的所有部分，比如一本书的封面、目录、索引、章节，我们想以这些形式作为研究的内容。最终，这成为在首尔Mediacity展览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研讨会、翻译活动、视频——书的封面形成一个视频影像并在公共广场的 LED 屏幕上播放，还有其中一种蘑菇的种植仪式也成为书中的章节。因此我们想把这种通过非物质形式进行知识生产的方法当成一种社会聚会或者创造大众(“making public”)的形式。(英文“出版物 publication”一字包含着“大众 public”的词根)

图18

我还想要浅谈一下我们出版实践的另一个项目，这是我们的“二（手）山（寨）”系列项目。我想谈谈复制的问题。这其实回到了翻译的问题上，德里达将复制视为一种经济形式。实际上，从一个副本到另一个副本之间存在等价性的联系。这涉及到副本或翻译的问题。我并不相信它们仅仅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正是超翻译宣言所讲述的，在所谓原件与副本或翻译之间存在的渐近线或渐进差异。有哪些差异可以使我们重新考虑意义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系列可以简单地说成是一种盗版书系列。在中国，所有人都非常熟悉这种通过复印店或淘宝店复印书籍的方式，这基本上是学生获得学习资源最重要的一种手段。

图19

我们开始邀请在展销场网络中的从业者，包括艺术家、活动家、策展人、作家等，让ta们提供一本书，一本影响ta们创作实践的方式，或启发ta们思考如何进行创作的书。这些书籍可以以实体书或者 PDF 形式送给我们，ta们会在书内写下一段致辞，讲述这本书对ta们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我们会把这些书籍制作成按需印刷的系列，同时在展销场中销售。我们会尝试尽量降低成本，避免最近几年独立出版行业出现的华而不实的现象。因为这个项目的核心在于知识的流通，希望像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这样的西方经典文献也能被广泛传播。如果有多种翻译版本的话，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将它们收录进来，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编辑版本，而不仅仅只是盗版的直接理解。这些书籍会在一些书展以及售书活动中出售。

图20

我想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我不知道我说了多久，但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自由提问，谢谢！

张子木：感谢展销场为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非常肉身（physical）的 P2P 运输项目，这和我们之前一直谈论的与计算机相关的，虚拟世界里的P2P项目非常不同。好，现在让我们来回应一下 Slido 上的几则提问，我会用中文把问题念出来，这些问题也已经被贴在会议室的聊天框里了。

Slido提问：慢递员是作为志愿者加入的吗？会有报酬或者是雇佣关系吗？还是完全自愿免费去递送的？

展销场：最初我们呼吁大家成为慢递员，是基于大家已有的旅行路线来考虑的，我们不是要求人们像工作一样把东西带给我们，而是因为 ta 们已经需要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所以如果 ta 们愿意，并且有一些额外的运载能力，可以顺便携带一下东西。我们的确会提供一些折扣。例如，如果一个快递员已经为我们送过一次货，那么我们将为ta们想购买的出版物提供折扣。但这并不是传统商业交易中的奖励关系，我认为我们强调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偶遇，是希望打开一种关系的可能性，是在路上与某人随意交谈中发现的偶然机缘，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建立这种机缘可能的长期关系，这就是整个项目的意义所在。事实上，因为这个项目，许多人已经结交了朋友，虽然通过艺术作品交友听起来有点俗套，但我们可以从今年德国卡塞尔的 documenta 展览借鉴一个口号：“交朋友，不是做艺术”。虽然“友谊”这个词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我认为在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群中，培养我们可以相互支持的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张子木：谢谢，其实 Slido 上还有更多的问题，不过让我们在论坛的最后再来一一回应。好，现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四位分享嘉宾杨静。杨静是一位香港制作人、策展人和研究者。她的工作涵盖了游戏制作和游戏文化的许多方面。欢迎杨静。

https://vimeo.com/817034075

（本次论坛全程视频见：🔗 https://vimeo.com/818696474?share=copy）

演讲人：杨静 Yang Jing

制作人、策展人和研究者。她的工作涵盖了游戏制作和游戏文化的许多方面。她最近的作品《遗忘工程师》是一款叙事游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多个奖项。她现在从事多个游戏制作项目，从文学游戏到 VR 平台游戏和动作捕捉游戏剧场。除了游戏制作，她还以长期致力于游戏评论和策展工作。她的叙事作品，如书籍、研究论文和策展，广泛存出现于各种游戏媒体、出版平台和学术书籍上。

大家好，让我先分享一下屏幕。这是我做的一些笔记（图1），听了前面发言人的演讲，我和大家有很多共鸣，也对我的 ppt 进行了修改和更新，想去涵盖所有的要点，比如什么是 P2P，希望在过完这个 ppt 后我能更好地去理解。

图1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的部分可能是不太理论性的，它更像是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两个年度项目的现场报告,一个是游戏厨房（Game Kitchen）,另一个是游戏地图（Game Altas）。游戏厨房是一个每周一次的与游戏有关的聚会，我们每隔一周的周四都会在一个叫 Current Plans（参见：https://www.current-plans.com）的独立艺术空间举办活动。我想很多在香港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它就在太子地铁站和深圳湾之间，是一个非常DIY和袖珍的空间。我们从邀请第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在网上展示开始活动，当时也有很多像今天这样 Zoom 会议的参与者。我们是在今年年初开始实践的，当时香港正处在第五轮新冠期间，有着非常混乱和严格的社会距离控制，所以我们就以 ppt（图2）上这样的形式开始活动。

图2

随着香港的开放，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慢慢开始邀请游戏设计师、本地游戏设计师或游戏大师。如果你想到现场玩 DnD[^2] 的话，你会发现主题一直在变化，这取决于谁在香港，谁在那一天有空。这就像是一个研讨会告诉你如何制作AR物体，并把它上传到很多塔平台（Towers Platform），人们在制作时很开心。

这是一个为香港桌游设计师和游戏大师举办的桌游之夜（图3），我们有很多桌游商店，在这里ta们分享举办会议的经验或设计自己的东西，我们也有机会邀请本地游戏设计师，虽然不是很多，但有很多热情的业余或兼职的游戏设计师都渴望认识彼此，并且想要有一个空间来分享ta们的作品，特别是在今年。

图3：桌游之夜

 这就是游戏厨房的样子（图4），这个非常漂亮的小空间是 Current Plans 中的一个房间，整个 Current Plans 的空间会更大，这里通常会举办一些独立的艺术展览，所以当人们来的时候，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在外面参观展览。我们的正式开放时间是 8 点到 11 点，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在 4 点到 6 点左右开门。经常来的人如果ta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提前来，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游戏机，人们也捐赠了很多游戏书和棋盘游戏，所以 ta 们可以在这里玩。

图4

然后快进到 10 月，游戏地图相比之下是一个更严肃和工业化的项目，活动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有些人称它为一个房间游戏，有些人认为它像一个节日。但游戏地图就像把不同的格式放在一起，前四天的活动仍然是在游戏厨房（地点是Current Plans)，人们同样可以线上或线下参与，整个活动倾向于一些非常有趣和专业的会谈，有来自香港的天才游戏设计师。（图5）由于它的整个项目是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参见：https://dnd.wizards.com）资助的，所以它也涉及到关于德国以及东亚包括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朝鲜的相关文化，也可以看到很多德国、香港和其他地区的游戏在这里展出。设计师们如果能到香港就会在线下，如果没有，ta 们就在线上参加。

图5：Game Atlas, 2022 Oct, Sham Shui Po, M+https://www.goethe.de/en/index.html

 在周末，我们来到了 M+，这里有一个博物馆游戏之夜，三个游戏设计团队展示了ta们的游戏设计，由于时间限制只有其中的一些观众被邀请上台互动，游戏玩家在玩游戏，设计师在解释它背后的设计理念。（图6）

图6

以上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介绍，游戏厨房是每周都会举办的项目，而游戏地图在一年中只有一次，希望明年也会有。

刚才 Linda（黎肖娴）谈论到了民族学和人类学，所以我加入了这一部分。认识我的人会说，这是 Allison 和她的朋友所做的项目，Allison 是我的英文名字，中文名字是杨静，所有的内容和人物其实都是由“我和我的朋友”提供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又增加了一个“ Allison 和她的朋友以及ta们的朋友”，这是我的方法论陈述，我想用自己非常新鲜的经验来谈论我是如何运行这个社区一年并最终以某种方式生存下来的。下面我会介绍一下关于我—— Allison 的多重身份。首先，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游戏玩家，这是我玩的最后一个游戏，是从我的steam上截屏下来的（图7）。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玩家，我的很多朋友不管ta们在现实生活中做什么，ta们也是玩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项目中，游戏玩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基本共同身份。

图7

此外，我也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多年来我一直在写关于视频游戏、游戏文化和游戏艺术的东西。当你作为一个记者写作时，你会认识更多行业内或与行业相关的人，你也会遇到其他有兴趣和你一起写作的作家，就像今晚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我也是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位研究者，目前我正在努力攻读我的博士学位，正在写关于游戏、游戏艺术以及博物馆的文章。

我们的人员网络中有游戏艺术的从业者、实际制作游戏或独立游戏的人员，其中有一些是研究人员，在我们网络的游戏研究人员和游戏策划者之间有年度会议以及聚会。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一些活动，让游戏策划者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交流好的游戏。我们位于所谓的游戏世界的边缘地区，不是在北美，因此，有一些游戏聚会人们并不知道，所以我的朋友们就成了这些游戏的传递者，ta们通常也是游戏设计师的朋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

我的工作之一是在博物馆里围绕着游戏做策展工作。这是我最近是在上海做一个展览（图8），我越来越多地尝试做展览，特别是游戏展览。在上海或者香港，将来可以真正理解和联系到这些游戏。因为各种原因，大多数游戏艺术在博物馆展出的是英文，通常有着非常少的互动设计并且很难在博物馆环境中实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作品和观众分开了，这使得它更像是一种视觉艺术或有趣的艺术体验，对观众来说只是在观看。但游戏的本质总是在互动中，我正在尝试做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可以运用本地知识而非本地网络来理解的展览。例如，这个展览有 19 个游戏，所有这些游戏都可以在中国玩，考虑到中国游戏市场的教训和其他限制，这是一个奇迹。很多游戏都是由上海或台湾的人设计的，但都到上海来参加了展览，这样设计师就可以把更多的哲学、设计的历史或ta们领域的知识带入策展中，在公共节目中，观众也可以得到一些感觉，能够知道我喜欢什么游戏设计师，或这个游戏是关于什么的。

图8

我工作的最后一部分是做游戏。做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参加游戏展或游戏节，人们会尊重你，因为你现在是ta们中的一员。我画出了这样的一个地图（图9），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我开始的，虽然它看起来是以我为中心的，但中间的这个人可以是另一个 Allison 或 Ellen，这个地图会越来越大。

图9

今年我在德国，赶上了第十五届文献展，我看到了类似的模式，我们开玩笑说，也许这次展览应该叫印度尼西亚朋友网，它仍然有效，我认为它并没有削减这个文献展的任何合法性，只是让它更现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方式，我在想什么是 P2P 游戏的社区，实际上我是因为这个论坛才做的这个标题，但现在有了很大的意义。P2P 有很多含义，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中，它可能是一个金融骗局，但它的含义也可能取决于你的角色。所以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玩，可以是游戏对游戏，玩家对玩家，人对人，PS 对 PS，盗版玩家对盗版设计师。（图9）

所以我在想，游戏有一些特别之处，它很容易形成一个游戏社区，在线和离线完全不分。你可以是一个真正喜欢玩猴子岛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实中互相认识的人，但另一个猴子岛的玩家可能是一个高中辍学生，但你们仍然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可以开始谈话，可以一起玩。在这个时间的特殊限制下，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可以沟通。当我们在游戏厨房做研讨会的时候。一开始我想让它就像标题这样变得非常学术化或严肃一些。但至少在游戏厨房里对我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让很多参加的人感到害怕，ta们想互相学习或互相相处，但当我们以游戏开始时，不管我怎么努力让它变得严肃，它总是会把自己转向更有趣的东西，有时可能是愚蠢的，但它也可以是有情感的或有意义的。所以游戏实际上为人们在一起开辟了一个非常大的潜在领域，这也就是p2p。在这些背景下，谈论和观看的情况较少，但也可以做一种体验，特别是在研讨会或游戏分享之夜，主体甚至不一定是游戏，有时游戏只是起点，因为很多游戏都在模拟生活，尤其是现在很难谈论真实的事情。在游戏出发人们可以开始谈论虚拟的事情，模拟真实的事情。有的人总是在说游戏是为了逃避，但是当你逃避时，你可以找到同样试图逃避的人，你们就可以一起建立一个临时的避难所。

接下来要讨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我个人认为中心化对于小社区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会在数量上不够或质量上欠佳，所以它们通常都只是暂时性的小社区，会在一年或在一个城市组织活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中心化社区，我会快速过一些关于社区的例子。图片中是邀请参与到我的项目游戏厨房和游戏地图等的朋友们，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知道为什么社区可以很容易地形成。这是 Patrick LeMieux 博士的一个艺术作品或游戏作品，叫 Octopat，它解构了经典的克隆控制台，增至到八个控制器，当你想玩超级马里奥的时候，要八个人一起去做。这是我在深圳举办的展览开幕式后的一个工作坊，图片中的人有的来自德国，有的来自深圳，ta们都在一起玩，在过程中你必须沟通，因为这是一个合作游戏，然后人们就会开始谈论合作以及什么是分享的文化。去到那里，你甚至不需要主动交谈，谈话会自己发生。（图10）

图10

另一个是今年在科隆，我们帮助一家上海公司在游戏展上展示ta们的游戏，因为一些原因 ta 们当时不能到场。图片上这些都是线下参与的人，但是在现场我们会转移到 Discord 上，因为这是一个数字形式的游戏，想分享东西的话就要转化媒介。（图11）与其他社区相比，也许不同于 Web3 的社区，游戏社区在连接人们线上或线下方面的困难较少。

图11

这些游戏社区也会与众不同，比如这是我们邀请到游戏地图的一个游戏，是一个由斯图加特的设计师制作的。他拒绝来香港，因为他想保护环境、选择孤独。他做了一个叫“The Longing”的游戏，你必须自己玩四百天，在游戏中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缓慢并且是实时的。这是一个孤独的游戏，因为它是在新冠期间发布的，所以吸引了很多孤独的灵魂，人们现在仍然会在 Discord 或 Twitter 上交谈，于是另一个社区就形成了。（图12）

图12

最后一个是我和两位艺术家举行的研讨会，ta们一位是编舞者，另一位是动画导演。这之中甚至没有一个游戏，人们自身就是游戏。在研讨会中我们开始在纸上一起建立一个游戏，我们绞尽脑汁，甚至生活中能用到的经验都用光了，而且只有一个小时，只能以纸为原型创作，但大家都在努力探索、相互合作。（图13）

图13

以上这些都是暂时性的社区，现在我们在香港建立了一些实体性的东西，有一些人参与了进来，不是很多，但会逐渐增加。这是我们最近一次组织的游戏厨房，可以看到有 20 到 30 个人，最多的时候也可能达到 50 或 60 人。空间比较小，我们不能容纳所有人。一开始并没有人参加，因为是在 Zoom 举办的，每个人在协调自己的时间上也会有很多不方便，而且当时人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真的尝试了很多来使它变成现在这样。当我们在 M+ 举办会议时，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也许会有更多人参与。（图14）

图14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们需要有合作伙伴，因为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人或五个人的团队，你必须足智多谋，有负责任的、专业的和真正有关怀的组织来帮助你。我们很幸运有像歌德学院这样的机构，ta们以某种方式致力于游戏相关的活动，有运行许多基于屏幕的展览、研讨会或聚会的经验，所以ta们提供了很多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帮助，比如如何运行一个组织。其次我们有 Current Plans 的帮助，它的空间虽然很小但真的很好，已经是一个知名的空间。其中的一个策展人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她把很多游戏人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并对这些看似孤立的人口统计学进行了另一种细分。因为我在 CityU（香港城市大学）学习，所以CityU也帮助了我很多。在 CityU，有很多正在做游戏相关项目的老师和学生。比如 ppt 中照片里的这位教授，他在一个非学术环境中来分享他的工作，因为他的研究是关于游戏设计所以有很多设计师真的受益良多。最后是 M+，ta们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而且已经有了现成的观众。当与博物馆和我们的空间合作时，人们会关注或保留与游戏有关的活动，人们总是说喜欢艺术的人不玩游戏，但并非如此，很多艺术家不仅制作游戏，而且也是游戏爱好者。你不需要成为游戏专家，只需要成为一个人，我们与生俱来就已经知道如何玩游戏。（图15）

图15

我想没有人提到这一点，我们使用了很多商业在线工具，因为它们非常有效。今年是我第一次尝试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使用广告，我曾经并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它们不是有机的，但却工作得非常好。如果我总是和我的朋友呆在一起，就将会总是 Allison 和她的朋友（阻隔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在传播上就会有限制。社会媒体真的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所展示各种游戏类型的玩家一样多样。也许通过社交媒体来招募是错误的，但在经验上更民主，我们终于走出了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圈子，接触到那些像大学毕业生，或做兼职的人。有趣的是这些免费组织的活动，使用像 Instagram 或谷歌表格，试图以最简单的技术和方式与人们保持联系。（图16）

图16

最后一个点是：已经有很多社区在和你做同样的事情，不要觉得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一起工作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大多数小组织都有同样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资源或时间来工作，所以我们互相帮助，比如图片中的这个是香港专业游戏开发者的网络，ta们没有空间，但我们有，ta们有很多不仅在开发方面，也在商业化、游戏化教育和 Web3 技术方面经验丰富的游戏专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图片中的这个组织被称为香港业余游戏设计师（amateurish game designers），ta们总是在网上交流，总是很害羞，但是一旦在我们的空间里相遇，ta们也会和其他类型的游戏设计师或者非游戏设计师产生联结，这些碰撞的火花真的很惊人。ppt 中的这个图表，这个生成的地图是关于人们的网络是如何形成和连接的。（图17）

图17

上周末我在台湾旅行，所以歌德学院和我在 Facebook 上的朋友就邀请我把我的游戏项目带到台湾分享。我想人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出去玩，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理由，现在两个空间，飞地书店和歌德学院下的另一个空间都在考虑在当地举行更多这样的活动。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下图（图19）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我。谢谢大家！（图18）

图18

图19

张子木：谢谢杨静，我理解你说的“游戏也让人成为人（games also make people to be people）”, 我也知道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环境下，情况不总是如此，所以我特别惊喜于你居然将全球不同地区的在地独立行动者来聚集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如此有趣的游戏社群和友谊。我想问一个问题：

在听演讲的过程中你讲到了游戏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在不同的中文背景下包括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非常活跃，你有让游戏或游戏社区能够促进对话、以消解现有的摩擦或误解的经验或场景吗？（我想这是我们在当前条件下需要的。）

杨静：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刚刚提到的在台湾的飞地书店，老板張潔平本身是記者，对中国大陆很熟悉，她搬到了香港，成为了端的创始人，然后又搬到了台湾，成为了书店的创始人。这同时也是一个 Web 3 的故事，因为她的书店欢迎来自不同民主阵营的人，比如政治避难者，也有学者、艺术家，台湾作家和艺术爱好者等。上周六是台北市长选举，人们都很伤心，ta们知道结果就要公布了。我们开始谈论游戏，但渐渐地，话题又转移到如何在游戏中模拟一个更开放的空间，或者我们的系统如何在游戏中建立。我和三个台湾游戏设计师一起，我们有自己的背景，我们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是政治性的，但同时也是非政治性的。我们的游戏中有一套密码，技巧视频和游戏池是让人们认为它只是视频游戏，所以就有了这种轻松的气氛可以谈论发生的事情，如台湾的政党政治，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我来自那里），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但是考虑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比如如何利用游戏作为一个空间，我相信在中国会有一些玩家，通过mmorpg(参见：https://www.mmorpg.co）或者开放世界的游戏来表达一些东西，我知道人们正在张贴游戏海报，这些海报与对抗权力有关，或者利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所以我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悲观，我希望在游戏或其他方面有希望。我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在游戏周期间，我们终于接到了一些大的邀请，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德国的人共同参与，有香港的设计和艺术家。游戏的主题是社会现实的游戏，这些游戏试图与现实世界相联系，模拟或试图描绘一些东西，可以让人在不了解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体验它，也可以沉浸其中，体验困难、历史或任何东西。有越来越多的游戏设计师或艺术家在这样做。即使你不能做什么，也可以保留它，并通过游戏与其他人产生共鸣。

张子木：谢谢杨静，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所有问题了。因为杨静可能要提前离开，所以我们可以把对她的提问发布在 Slido 上，这样稍后杨静还可以去 Slido 上查看。好的，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次论坛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 Kwan Q Li，她已经等得有点儿久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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