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旬，上海市的疫情越发严重起来了。我上一篇文章《假如这轮疫情结束》写于4月4日上午，就在文章发出去不久，我们小区就不幸发现了一例阳性。居委会立即发了通知，之前三天的封禁统统无用，4日从头开始执行7天足不出户的封闭管理＋7天能出门但不能出小区的社区健康管理。然而到5日，小区又查出一例阳性，于是14天的封禁又要从头计算——也就是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6日晚上），我们小区至少要封到4月18日。

全市的情况也很糟。4月4日，上海市净新增“确诊”264例，“无症状”13086例，突破一万大关。4月5日，全市又净新增“确诊”271例，“无症状”16766例，不仅较前一日又猛增3000多例，而且带动全国境内的净新增确诊和无症状人数分别达到1256例和19089例，合计突破了两万大关。这些数字背后的种种具体的艰辛，恕我在此不作描述，但我相信，总有人会默默记录下来的。

理论上讲，即使封在家里，我的日常工作，无论是修订旧稿、翻译新书还是编辑网站，仍然都可以照常进行。我每天也确实都在继续着这些本职工作，但总觉得心神不定。于是我在昨天下午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小区的物资配送志愿者团队，在其他住户都足不出户的时候，代为配送快递和团购的物资。我的申请很快获得了通过，今天（6日）下午三点钟，我便第一次履行了志愿者的职责。

一点也不隐瞒地说，我加入志愿者，除了希望“体验生活”、帮助邻里之外，还有一大私心，就是面对网上的杠精会更有底气。如果杠精要使出“诉诸成就（appeal to accomplishment）”谬误的话术，质问我“成天在网上犯小知识分子的矫情病，你为抗疫干过啥实事没有”时，我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回答：“老子武能当志愿者搬运东西，文能讲逻辑驳斥你们这些杠精，怎么着，服不服？”

我走过空荡荡的小区道路，到居委会集合，穿上全套防护设备——不是俗称“大白”的白色封闭式防护服，而是外科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口罩和面屏，就这样成了一个不会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其间还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我不会穿手术服，把开口朝向了前面。另一位志愿者提醒我“反穿”，我犹豫了一下，把衣服里外翻了过来又穿上；对方楞了半晌，再次提醒我要“反穿”，我才明白过来，应该是把衣服的开口朝向背后，让身体前面得到完整的防护。

这天下午要配送的物资不多，我个人只送了两家。但我看到检出阳性的两个单元的物资没人送，便到居委会询问，说我不怕病毒，是否可以给那两个单元送货。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种活是绝对不会让志愿者干的，你们的防护设备不够严密，这样很危险。物业会专门派人穿上封闭式防护服给他们配送的。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遂罢。这就是我第一次做志愿工作的经历。

（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把穿着全套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称为“大白”。虽然这个名字人人都可以用，但在我心目中，它首先是迪士尼动画片《超能陆战队》中的那个机器人，象征着技术进步，象征着人工智能让世界更美好。至于中国这些“大白”，很多时候让人只能觉得，进步的技术都被用在社会管控上了。还是那句话：同样都是程序员，智商应该也差不多，有人在开发化学分子互作的大型程序用于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有人在积极探索强人工智能的实现途径，有人在编写一秒钟能让几万人变成“时空伴随者”的程序：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好了，不管怎样，今天算是“武”过了，下面我就继续“文”一把，从逻辑上简单分析一些对当前的奥密克戎株疫情的认识误区。

1. 过去我们用严防死守的办法成功地扑灭了疫情，现在也能用同样的办法扑灭疫情。

这用中国成语来说叫“刻舟求剑”，在逻辑上则可以归入“诉诸传统”（appeal to tradition）谬误（“传统”在这里取广义，不仅指历史、文化传统，也可以指过去的经验）。2020年，在对2019冠状病毒病及其病毒了解甚少、没有有效的疫苗和口服药的情况下，中国的严防死守，确实取得了比较不错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上半场”；奥密克戎株的出现，让抗疫进入了“下半场”。微博上的病毒学专家“子陵在听歌”就认为，如果仅从传播能力、致病能力和主要感染部位来看，甚至可以认为奥密克戎株引发的冠病是和原来那些变异株引发的冠病非常不同的两种疾病。对于奥密克戎株这样一种R0（基本传染数）高达7.0–9.1、可以与腮腺炎病毒媲美的嗜鼻型病毒来说，其防控措施应该采取与前两年不同的公共卫生方法。

2. 如果不坚定地搞“动态清零”，难道要像国外那样躺平吗？

这个网上常见的诘问，同时犯了“稻草人”（straw man）和“虚假两难”（false dilemma）两种谬误。首先，按照正常的理解，“躺平”指的是听任疫情发展，什么措施也不采取。然而就我所知，至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躺平”的，各个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防疫措施，有些国家的某些措施甚至比中国还严厉。把这些国家的防疫措施称为“躺平”，是竖稻草人，立虚假的靶子攻击。

而且，正如微博上的医学科普作家庄时利和所说，“清零”和“躺平”只是抗疫措施的连续光谱中的两个极端，实际上各国的实践都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位置。比如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国家，其策略实际上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就是务求让老年人和免疫低下的人接种满三针mRNA疫苗，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免疫力，然后尽量放开疫情管制措施（但又不是全放开，也就是说，绝非“躺平”）。

总之，对过度防疫提出质疑，不代表就要走到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把如此丰富的实践选择简化成两个极端，然后非要逼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这就叫“虚假两难”。

3. 你们天天吹mRNA疫苗，美国人不就是打的这类疫苗，怎么还死了一百万人？

这也是网上常见的诘问，然而这是犯了“可疑因”（questionable cause）谬误，也就是做了错误的归因。美国本土累积死亡近一百万人，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mRNA无效，而主要是两点：第一，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执意不打疫苗，甚至宁可去服用伊维菌素之类毫无用处的药物也坚决不接受疫苗注射；mRNA疫苗再好，对这些人也是无能为力的。第二，美国对冠病的死亡统计口径比较宽，并不区分die of COVID（因冠病而死）和die with COVID（死的时候染有冠病）。网上经常举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冠状病毒阳性的时候因车祸而死，那么他可能也会被统计到冠病死亡人数里面。口径不同的统计数据，显然是无法直接比较的。

4. 得了冠病，就算不死，也会有很多后遗症。

这是非常典型的犯了“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谬误的观点。没有人会否认冠病可能导致后遗症，然而，那些病人主诉的后遗症是否真实存在、而非仅仅是病人的心理想象？这些后遗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究竟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严格的统计调查才能回答。微博上另一位医学工作者、科学作家“阿司匹林42195米”撰写了大量有关冠病后遗症的科普文章，指出冠病后遗症的恐慌被过度夸大了。特别是对于奥密克戎株这种主要感染上呼吸道的变异株，只要没有引发肺炎这样的重症，就很少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然而，很多人特别容易被一些网民（特别是国外的留学生）所讲述的新冠后遗症感受吓到，因为这些鲜活的叙述，太容易激起大脑的本能情绪反应，压过理性的思考。换句话说，越有“可得性”（在很多时候等于“易于理解性”或“鲜活性”）的证据，越容易被我们不假思索当成首要的证据。对于冠病及其后遗症的病态恐慌，已经成为严重干扰中国人理性评估防疫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因为我们已经为抗疫付出这么多努力了，所以这些心血不可能是无用功。

这在逻辑上叫“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因为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就拼命为其正当性辩护。真正的勇士，应该敢于直面这个可能性：自奥密克戎株传入中国以来，我们已经付出的努力，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用功。也许你的人生确实被迫虚度了。

……

像这样的逻辑谬误，我还能再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只能写到这里了。

有时候，我要庆幸我是80后。我上中学和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怎么懂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但幸亏我念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赶上了21世纪最初十年言论和思想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因此幸运地了解到了整套的现代科技思维，并愿意言行合一，把它们贯彻到日常思考和行动中去。当21世纪进入前途未卜的第三个十年时，我便能够把这套思维方式用起来，去尽力破除网络上已经恶意生长得近于密不透风的垃圾信息樊篱。如果你还不清楚这种垃圾信息樊篱的可怕程度，请看下面这段微博对话：

博主：（4月5日）央视发布的“美国单日新增确诊近135万例”是误传的虚假信息。经核查，4月4日美国实际上只新增了2万多例。

评论者：我求证一下，美国不是在今年2月份宣布不再统计新增病例了吗？那这些新数据是怎么来的？

博主：因为“2月份宣布不再统计新增病例”这也是虚假信息……

旁观者一：笑死我了。

旁观者二：这就是生活在matrix里的效果，所有可供你思考的素材全都是虚构的。

面对这样精心打造的垃圾信息场，我除了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之外，也只能尽量发一些声音，争取能唤起一些读者的警觉和思考。比如对于冠状病毒病、新冠病毒和疫苗的靠谱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我上面提到的“子陵在听歌”“庄时利和”“阿司匹林42195米”等专业人士，这都是我从垃圾信息的海洋中凭借自己的见识，好不容易找到的值得信赖的信息源。当然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营销号，所以有自己的三观，并不招所有人喜欢，您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关注即可。

希望大家获取到可靠的专业知识后，能够利用批判性思维做出正确推理和思考。然后再看到那些自以为是吱哇乱叫的家伙。都可以微笑地、冷淡地说一句——

你又懂了是吗？

https://appzmhvxypr1060.h5.xiaoeknow.com/v1/course/audio/a_6243774ee4b01a4851eab880?type=2

点击收听“评-俄乌战争下的文化制裁”

** 事件简述**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好莱坞五大影业已全面暂停在俄罗斯发行任何院线电影，网飞（Netflix）亦停止在俄的流媒体服务及项目制作。节展方面，欧洲电影节表示将把所有俄罗斯电影排除在评选之外，而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则声明拒绝俄官方代表团，但对俄独立电影人保持开放。戛纳的三大平行单元还发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将接纳来自所有从业者的电影，但不欢迎俄官方出席。

对于文化界作出的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所承受的“取消文化”和英国作家J.K.罗琳此前的遭遇类似。不过罗琳其后发文称：“对西方‘取消文化’的批评最好不是由那些屠杀平民或监禁毒害批评者的人做出的。”

罗琳对相关言论的回应截图

后期：波米；排版：效愚；

封面设计：“画电影”根据影片《焦点新闻》（Z）剧照制作；可关注B站“画电影”频道。

听听东欧人对剧变的认识

比苏联剧变早两年的东欧，虽然目前与我们的国家关系还算正常，但是却显得比较隔膜。对于他们的经济转轨过程，我们一向偏重于负面报道，说东欧受西方“和平演变”的“忽悠”吃了大亏。

剧变后的东欧，被我们形容为：“糟政府、烂社会、议会就像马戏团；分企业、卖银行、民族国家全卖光，到处是一派乱糟糟的无序民主”。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我们的报刊使用了“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等耸人听闻的字眼，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心态，似乎是为了证明我们先经济改革而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英明。

20年前我是东欧剧变的“现场观察者”，20年后我又浮光掠影地感受了金融危机下的东欧，可以说在这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对于当下的东欧国家，尤其是波、捷、匈、斯这些已经入盟的国家，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都已经毫无悬念地融入了老欧洲。“身在庐山”之人，与山外之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牢骚、也有怀旧，认为新欧洲与老欧洲比仍有差距，但并没有对“天鹅绒革命”感到后悔。

东欧剧变旧照

对于“乱糟糟的民主”，东欧诸国的国民看法与我们很不同，他们承认议会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化”的表现。比起旧体制 “高度一致”、报喜不报忧的传统，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且他们认为，民主从来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群体在议会这个公共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博弈，大家都使明的不使暗的。

在这些国家的议会里，常常可以看见议员们在打架，有人就说民主太乱了，其实这只不过是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经的过程。更何况公开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观，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没有阳光的角落不知道会滋长出什么东西。朝鲜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没有一个东欧人愿意选择这样无选择的“一致”，否则极左派早已成为第一大党了。

至于分企业、卖银行，只要分得公平、卖得透明，那就是工会和民众的自我选择，比过去苏式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合作要强得多，也比该国共产党的黑箱操作、权钱交易强得多。卖掉，也许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而且批评声音一直不断，但这是全民参与的博弈过程，配合气氛始终占主导，没有出现过倒退与动荡。

东欧的民众说：“过去那种‘领袖们’向‘普通老百姓’指导应当如何生活的时代结束了，在20世纪，那些人打着‘帮助普通老百姓’的旗号，施行了最恶劣的专政。”这种家长式的管制方式，也许的确带来过“需要叩谢皇恩”的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并没有阻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谁都知道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是千百万民众自发参与的结果，尽管他们对经济转轨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尽管“剧变后没有实现他们的所有梦想”，他们有抱怨，有怀旧，但是鲜有要倒退回去的意愿。

总体来讲，1989年东欧民众反体制的四大基石：非苏化、私有化、非军事化、亲西方化，是有社会共识的，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20年的转轨，左右轮流坐庄，各轮了两三次，在这一点上没有动摇。也就是说，东欧人不喜欢被“代表”，他们的选举文化证明了自己对模式的偏好，这恐怕才是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喜欢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他们却说，苏联霸权是建立在我们小民族痛苦的基础上的，在他们不痛的时候我们痛，而他们痛的时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的，是我们的梦想。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谈到东欧的剧变时说，“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我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我反对的仅仅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

苏联模式在东欧是移植过来，从来没有在本民族扎根，此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团结工会都体现了这些民族的抗争。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所以有心理准备。与独联体国家“从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那些国家的情况是，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出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化，后来出现的问题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社会共识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如果谈到经验，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除了经济转轨适应具体环境要具体考虑外，东欧各国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社会共识，社会建构，人文精神。

具有社会共识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识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有一个全民族认可的主流价值，直接影响着转型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稳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台的，有共识国家就不会乱，有共识社会就不会散，有共识就有希望，而没有了这一点就容易形成社会动荡和黑社会的“丛林化”局面。

东欧国家主流价值基本上有两个纬度：一个是和1945年以前的传统对接，一个是与母体的欧洲文化对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建立 “共同的欧洲家园”，重返我们的“欧洲的价值”，剧变中提出的口号是“回到1947年以前去！回到1918年的第二共和国时期！回到欧洲阵营中去！”他们不承认1945年是真正的解放，认为那仅仅是更换了占领者，而1989年才是二战真正的结束。

1990年12月在华沙贝尔维德宫举行的新波兰总统的就职仪式上，二战期间流亡伦敦总统卡乔罗夫斯基将波兰第二共和国国旗、宪法原件和总统印信交给了瓦文萨，表示了剧变后的政府与波兰民族“历史正硕”的合法继承关系，瓦文萨通过这个方式让剧变后的波兰历史与传统对接。东欧这些国家认为他们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种世界性、普适性，现在西欧是稳定的民主社会，在文化上与东欧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结果一定会强于原来在苏联体制下时的状况，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不仅有安全保障，而且还有经济援助，促进所在国的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刻意绕开西方已有的经验，另辟蹊径的结果可能反而是一种新式的倒退。

其实这个主流文化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共识，有了社会共识，再难的转轨也能度过，就像波兰在剧变之前，共产党执政时期，物价刚上涨两位数，就罢工不断；而团结工会时期，物价上涨达到2000%，大家也咬牙顶了过去。这就是社会共识的重要意义。建立社会共识要有一个智慧的团队，要有民众认可的本国历史的核心阶段，要有一个道德偶像的关键人物，比如马萨里克、纳吉等等。

他们担心自己被留在这个“已被抹掉的地区”，生存环境毫无保障，东边的俄罗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两大武器，随时都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民众沿着历史惯性寻找新的安全保护伞，民众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率和积极性之高超过政府。东欧人对这次“回归欧洲”评价很高，把它并列在欧洲的五大重生之一：基督教使罗马重生；文艺复兴使希腊精神复活；宗教改革使督教重生；新教伦理和工业革命使欧洲重生；欧盟一体化使东欧国家重生，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的队伍中。

从1997年以来，欧盟委员会每年对入盟国家的评估涉及31个范围，指出他们距离入盟标准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发出一种明确的信号，通过进行必要的变化，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对新欧洲国家来说，银行业的全球性流动已经形成，借贷方便多了，虽然欧盟对债务的规定有“赤字不超过GDP的3%，债务累计不超过GDP的60%”的政策限制，但是因为缺乏硬性制裁，有规定等于形同虚设，危机对政府造成的冲击远远大于百姓，因此民间感觉与政府不同。

反观俄罗斯就有很大的不同，混沌的“国家思想”使他们整合难度加大，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跨掉以后，这个曾经“凭借思想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自从经历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俄罗斯就面临国家认同和“国家思想”重建的迫切问题，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先后提出过“主权民主、东正教精神、欧亚主义和帝国学说”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方案，但是因为缺乏共识，都没有坚持下来。由于摆脱不掉“前帝国”的惯性，现在俄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目的性明确的“社会战略”，整个俄国处在一种焦虑综合症的状态下，既有“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有“向何处去”的选择焦虑、安全焦虑、整合焦虑与人口焦虑。

所以俄罗斯处在一种摇摆当中，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的均衡性和持续性。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猜想”。说白了就是社会共识不足。归根结底一句话，有了社会共识再大的难关都能渡过，否则就会做成“夹生饭”。

千万不能忽视社会建构

第二条经验就是把“社会建构”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说，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学苏联，后20年学美国的各种流派，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学欧洲。学习欧洲的多层治理，学习欧洲的社会保障，学习欧洲的和谐与道义，学习欧洲的社会现代化”。不管这个说法准确与否，但转轨国家积累的社会转型经验值得借鉴。人们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经济转轨这些显性的因素，而忽略社会建构，其实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东欧已经从“社会-国家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脱离出来，从转轨初期的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明确的“三分天下”。它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变“政治化的国家”为“社会化的国家”，使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变为相互依存的平衡关系，形成一种内在性的社会建构。在当今的社会，“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强政府”时代结束，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都大大减弱。要想不出现“丛林化”和“无序化”的局面，让各类自治类型组织填补政府所承担的功能非常重要。

公民参与介入各种社会组织，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保障和各类问题，最典型的是工会在转轨后得到重生。工会经历组织碎片化过程后目前彻底转变，出现了工会多元主义。欧洲工会联合会要求，雇员少于50人的，没有工会代表的单位必须成立工人工作委员会。社会契约和三方机制协议在控制工作条件方面是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社会机制与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良好，成为国家与民间之间的桥梁，能够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维体制中承担相当的责任。教会、NGO、行业协会、利益成员组织各司其责，即监督政府又制衡市场，各种利益可以在社会的平台上沟通，使政府养成在议论纷纷中执政的心态。

剧变以后东欧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国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强大，社会团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的自我建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别看今天游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机，社会的弹性机制良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天下大乱局面，形成了社会的有机性和天然层级结构。东欧的社会是一种复合性主体，每一个社会结构都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由于自治社会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难度和风险要小得多。

市政广场的作用远远不止在举行公共庆典，更何况他们的公共庆典都是政府出钱来调解社会矛盾的重要补充。在东欧“公共庆典是社会的润滑剂”，这是从希腊罗马延续下来的传统。比如在佛罗伦萨，1899年政府就举行过一次为期9天的谢罪游行，让民众发泄不满；美第奇家族经常在公共庆典上大摆筵席，这是争取市民最好的手段，他们为“自己的财富来源有一部分不正当所得而痛心”，希望通过慈善和谢罪来减轻负罪感；另外也颁布各种名目繁多的“禁奢法”。

广场型文化，把广场作为民意的检测地，不但是娱乐和商业中心，而且是一个批评政府的地方、一个抗议的中心、一个民意的检验中心。它的开放性可以突破封闭状态，它的竞争性是个人展示的平台，它的创造性是人文和艺术大放异彩，增强凝聚力。

与国家层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会层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个特点，即政党衰落，社会组织兴起。主要特点有：政党大多数党员对党内政治和决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政党的代表性不足；党派制度的狭隘性和意识形态说教性过时；政党与政党的差异在逐步缩小，有趋同的倾向；政党改革的原始动力不足，党内的领导怕政党改革动摇自己的领导地位，政党内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动中忽视了党员的利益，开始走下坡路。而社区中依靠民间自身的力量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成为一种新气象。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靠参加某一个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单一的核心价值已丧失魅力。

由于网络成为“沟通综合体”，“新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社会的内在动力强大弥补了政府撤出留下的位置。2010年4月10日“黑色星期六”是二战以来波兰高层精英损失最多的一次，但这没有引发波兰社会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秩序良好、股市上扬。这种自我修复能力以前所没有的。东欧国家都是小国，并不强大，但是它有一种内在的饱满和情绪上的舒缓。

反观俄罗斯，虚张声势的强大中有着脆弱的焦虑，俄国的强国家思维对社会结构的再造不利，长期以来被管制的社会是没有自愈能力的，社会的能动性很差，只有索尔仁尼琴等人看到了“管制社会”放开以后带来的人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负责”的水平存在很大的难题[千字君注：点击上图可购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精装，绝版）]。1993年11月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号召人民参与并发展过去的地方自治运动，并定期出版《地方自治通报》，叶利钦于1996年夏天签署了地方自治法令，但是一直成效不显著。

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又对NGO严加控制，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致使政府与社会呈现两种思维、两种话语。俄罗斯的NGO组织单一，主要集中在环保、慈善、残障方面，由于国家管制，它们在公信力、资源的使用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这类政府操纵下的非政府组织只不过就是政府机关包装下的资源转换的机构罢了，都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官方对它的态度十分功利，只想通过它们赈灾扶贫，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而害怕它横向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团体只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结构，在社会建设中是以打压社会自主性为主的，导致社会越建越小。就如同没有臭氧层，阳光炙烤大地，而如果人们自主、自愿、自励、自律，从国家人变成社会人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对后工业化时代文明的思考

剧变后的东欧总体来说并不太富裕，民众满意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却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鼓励人们多花点时间思考：什么是“较高的生活质量”？对人类而言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类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点，在权力与市场的夹击下如何做到增进团结、消除矛盾、协调社会？怎样提升公共道德？

对文明的思考说来也简单，那就是重现“人文精神、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然化的理论体系”，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动物，它还追求意义，追求崇高，过度夸大和消费的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鼓励贪欲容易对人类价值形成误导；地球承载不了人类所有的欲望；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世纪黑死病都是对人类贪欲的惩罚。

东欧经济发展速度虽快于老欧洲，慢于中国，但是比较悠闲和均衡。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过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国家强力，从人民剥夺财富、资源和自由来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现代化是错误的。而现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们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下，坚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类的精神家园。

东欧人喜欢用汤因比的一句话来形容苏联模式的垮台，“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到的知识可能是人类进步最有效的工具”，而现在他们正在从摆脱旧模式造成的痛苦中来走向复兴。

1937年，三个意大利平民为最近发生的中日战争展开了一番讨论。

意大利平民A:"日本那么强，日本肯定会赢！六年前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守军望风而逃！昭和大帝霸气！日本板载板载！现在英美为首的国联知道把一个强国逼得忍无可忍的后果了吧！"

意大利平民C:"日本之前说三个月灭亡中国，结果现在双方还在中国上海胶着，牛皮吹大了。而且日本是侵略者啊，我更希望中国胜利。"

意大利平民B:"这都是中国挑衅日本啊。弱国挑衅强国，能有好下场吗？二十二年前《二十一条》签订中国人民群众多次掀起反日活动抵制日货，十五年前《九国公约》美国拉拢中国遏制日本，十年前亲日的北洋政府倒台、亲英美的南京政府上位，日本是一忍再忍。现在的南京政府投靠英美甘当英美棋子，希望英美为首的国联制裁日本。中国投靠英美，对日本是一个重大威胁！已经触碰到日本底线了！日本是为了自身安全打的反击战！"

意民C:“日本要是没有侵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中国会倒向英美，祈求国联制裁日本吗?中国抵抗日本人没错。”

意民B:"……"

意民A:"之前英美为首的国联在谴责日本，还说会保护中国，又扬言日本不敢再发动战争，这不就是在激怒日本，给中日两国拱火吗？现在日本入侵，国联又说不会出兵保护中国，见死不救，可怜的中国被英美当棋子利用了。所以日本侵华，责任全在英美。"

意民C:"……"

意民B：“英美为首的国联还有脸谴责日本侵略？三十多年前英国打布尔战争，屠杀布尔人。现在却来指责日本侵略，不是双标吗？当年英国打布尔战争没见你C责骂英国侵略，现在却在跳着脚骂日本侵略，难道你是舔英人，是慕英犬？”

意民C:“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三十多年前英国在打布尔战争的时候，我才两岁。”

意民B:"……"

意民A:"听说中国人的总统常凯申是一个青帮混混，一个混混，竟然当上了中国总统，太滑稽了。他能带领中国抗战吗？还说要对日本抵抗到底，真好笑！怕不是说完抵抗日本，然后跑到美国去了。"

意民B:"没错，常凯申政府就是亲英美的买办政府。中国军民还那么傻为常凯申政府卖命，顽抗日本！与其给英美买办政府卖命，不如放下武器投降同文同种的日本，两国一起建立东亚共荣！"

意民A:"中国的富豪财主大部分都逃往英美了，就留下穷人在打仗。中国军民不应该被常凯申买办政府忽悠去打仗，徒然送死！"

意民B:"如果常凯申政府是个爱惜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下令全国向日本投降！不让人民白白流血。弱国妄想打赢强国？"

意民C:"我认为抵抗侵略的中国人没错。"

意民A:"中国现在是全民皆兵。听说中国政府还想发动人民抵抗日本，给平民发武器搞游击战，搞人民战争。这真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啊。中国老百姓什么的都在打日军，他们能打吗？打不了，没有这个实力知道吧。"

意民B:"等到日军杀了游击队的人，英国媒体肯定会大肆宣传日军屠杀平民，渲染人道主义危机。常凯申英美买办政府混淆军人和平民的做法真是用心险恶，责任全在英美！"

意民C:"……"

意民A:"据日本某高官透露，青帮混混常凯申已经秘密逃离中国，抛下中国人民了。这个混混，根本不可能留在中国领导抗战抵抗强大的日军！英美的买办就是买办！混混敢对抗日本吗？混混逃到美国照样大富大贵，听信他坚持抵抗的中国军民白白送命！真是不值得。"

意民C:“最近日军劝降上海宝山的守军，守军拒绝投降，并喊‘去你X的日寇’顽强抵抗后集体阵亡。真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致敬，保家卫国的斗士！”

意民A、B:“就是给英美买办卖命，不值得。”

意民C:“你们两个虫豸！反英国反魔怔了是吧？虽然日本是我们的同盟，英国是我们的敌人，但也不能没有基本的是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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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三个中国网民为最近的乌俄战争展开了一番讨论。

中国网友A:"俄罗斯那么强，俄罗斯肯定赢！七八年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屁都不敢放！普京大帝霸气！俄罗斯乌拉乌拉！现在北约知道把一个强国逼的忍无可忍的后果了吧！"

中国网友C:"俄罗斯1小时22分拿下基辅@/*&#"

中国网友B:"都是乌克兰挑衅俄罗斯@&/#$"

……

下岗女神 船夫日記

当徐州调查报告不出所料地在深夜出炉时，有人这么评价：有关方面以为大家都睡了，其实大家都醒着。

在这里我要替有关方面说一句：其实人家知道你们没睡，就是不想让你们睡。 不睡觉伤身体，像你们这种恶意不睡的人，累死一个少一个，这是一盘大棋。 有些人表示不信这个报告，对此我要表示：还在谈论信不信的人，本身就是不幸的，因为你们还没有明白自己的身份。

多少年了，有关方面什么时候在乎过你信不信？

人家是演戏的，你却不是看戏的，你就是掏钱买票的。 准确地说，都不用你掏，票钱早就从你钱袋里按月扣除了。

戏都不是演给你看的，你鼓不鼓掌，重要吗？ 老老实实呢，还让你在台下待着，再不老实就换个地方让你待，票钱可不退。 再说了，鼓掌的有的是。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他们“可以怀疑真理是谎言，但对有关方面的爱永不变”。 这是一切调查报告的基础，可以追溯到这类报告的老祖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因此，徐州报告本身事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有些人没读懂。 别人不懂，我来懂，而且要旗帜鲜明地懂。 借用一句著名的句式：细读吧，细读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都懂了！ 本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追求，我们不光要鼓掌，还要讲清楚为什么鼓掌。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一报告隐含着的逻辑线索清理一遍。 我觉得这样很欢乐，借用茨威格的句式：喜欢鼓掌的人是幸福的。 首先，有人认为有关方面对徐州事件不重视，理由是很多天没有官媒发言，甚至有人责难“妇联哪里去了？”从表面看，好像是这样。例如我翻看了一下中国妇联机关报《中国妇女报》的官方微博，确实一直没有提到此事，PIAPIA地全是铿锵玫瑰，置顶一条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姑娘”。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有关方面不重视，恰恰相反，说明有关方面很重视。

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第一条逻辑：在中国，一个事件的重要性，有时候不是体现在大家都在说，而是体现在大家都不说。

甚至越是重要的事大家越不说，连发生这些事情的日子都不提，就好像那一年、那一天不存在一样。 具体到徐州事件，不说，是为了正确地说。事实上，等深夜报告一出炉，《中国妇女报》官微第一时间就转发了。 这说明有关方面毕竟不同于普通群众，他们是明真相的，是认真的。 按照有关方面的认真风格，他们一定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充分评估，因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该事件的最大罪恶，不是一个女人的一生被毁掉了，而是一个女人的一生被毁掉了这件事情，伤害了人们的幸福感。 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对有关方面而言，这位狗链八孩女，不应该被看作一个人，而应该被看作一件事，一件需要解决的事。

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第二条逻辑：人是不重要的，事才重要。

有时候看上去是解决了一个人，其实是解决了一件事。 所以我们都应该有这个自觉性：千万不要成为有关方面眼中的一件事，尤其是有害之事。

八孩女就是一件有害之事，它（不是“她”，因为已经不是人了）的有害之处在于：发生在一个幸福的国度。

换句话说，此事本该发生在漂亮国，那样就合情合理了。 然而它却不幸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发生了。此事难以否认，或者准确地说，已经错过了否认的最佳时机（这不得不说是事件初期的一个工作失误）。 反漂亮理论家周小平同志这次也发挥失常，没能证明此事是漂亮国的阴谋。胡锡进老师最近的立场也不像退休之前那么坚定了，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领喊“今夜我们都是董某民”。 当然，有关方面还是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例如发炎人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种事在漂亮国很多。但显然，这只是侧面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外围工作，例如有关方面第一时间高效管控了事发地和外界的线下联络（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村子已经被包围，外地人进不去了），再例如在当地大力弘扬“五种风气”，乃至大力宣传中国女足中的徐州籍队员（这朵铿锵玫瑰简直是徐州的天降及时花）等等。 但工作的核心，还是要落实到“修补人们的幸福感”这一重点上来。 很显然，要证明一个精神失常、满口没牙、戴着狗链生了八个孩子的女人是幸福的，难度实在太大。但我们说了，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事。作为一件事，她是否幸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大家从她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 而这种联想有个接口，就是拐卖。 如果没有拐卖这个话题，八孩女的惨剧就是个个案，顶多就是全民脱贫漏掉了一个。这都算不上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一根菜叶和十四亿根菜叶的问题。 李毅博士大可以说“十四亿里有一个栓上狗链，等于一个都没拴。” 但有了拐卖话题，事情就危险了。尤其是恶意联想延伸开来，大家发现在幸福之邦的大白天完全有可能被一闷棍打昏，醒来就拴上狗链了。而且大家还发现徐州的狗链文化源远流长，甚至已经出现了整村暴露的苗头。这怎么行，徐州也是幸福之邦的一部分嘛！

这就是我们应该明白的第三条逻辑：你的幸福不容质疑！

如果你质疑了，那你就成为了一件需要解决的事。 神州大地没有悲剧，既然半年前的郑州没有，半年后的徐州也不该有。 所以，第一次官方通报就妥妥地确立了两个基本点：第一，她有精神病；第二，不存在拐卖。

有些人在嘲笑第一次通报，其实这次通报已经体现出了有关方面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清晰逻辑，准确地把握住了整件事的脉搏：第一点解释了狗链子，第二点切断了联想途径。根据这个通报，结论就是一个女疯子过得比较惨。但这和别人没关系嘛。

因此，作为第三条逻辑的自然延伸，第四条逻辑是：在这次事件中，没有拐卖，因此没有伤害。我们会发现，这条逻辑贯穿整个事件的始终。

如果不是有些恶意不睡觉的人没完没了，这件事本来已经圆满解决了。后来事情有了本不该有的后续发展，但并不能说明有关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好。 第二份通报，要着重解决的是八孩女的来历问题。有关方面给出了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答案：她是在流浪的时候被董家收养的。同时强调：“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这说明有关方面的逻辑线索一直是清晰的。 这份通报还有一些值得欣赏之处。例如表明董某民用狗链子锁人涉嫌违法，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事件中最有震撼力的画面产生的效应。再例如一个很有创造性的说法：“因为身体原因节育失效”。不光有创造性，还有前瞻性，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失效了八次”，就可以说后四次是“因为心理原因节育失效”。 但这份通报最大的亮点还在于设定了那次收养行为的经办人：董某民他爹。之所以是亮点，是因为该爹已经死了。那些恶意不睡觉的人但凡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总不能要求有关方面去找死人办案。 然而又有人抛出了一个四川籍的被拐的李姓女子，而且照片看上去是真像，而且和八孩女的疑似四川口音对上了。有了这些不利情况，于是第三份通报不得不面世。 有些人在嘲笑三份通报的前后不一致，但他们不明白，这恰恰是一条行之已久的逻辑。有关方面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去摸石头，所以每次踏进去的时候都要假装以前没踏过。 因此，如果我们看见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或者一天前的文件和今天说的完全不一样，应该懂得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第五条逻辑：一切文件都是历史文件。它们随时可能无效。

例如新领导上了台，老领导就成了历史，有关方面从来不会去解释老领导的指示为什么无效了，那些指示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同理，一份新报告出台，旧报告就成了历史，相当于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如果以“前后不一致”为理由去嘲笑有关方面，反而会遭到他们的嘲笑。 第三份报告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为“疑似四川口音”提供解释；二、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解释她为什么会出现在徐州；三、在第二点的基础上坚持“没有拐卖”的逻辑。 作为一个小说的创作者，我知道，考验功力的时候到了（顺便安利一下我正在连载的小说《地震时期的爱情》，文末有链接）。 结果几乎完美，所有条件都没满足了。疑似四川口音是因为她是云南人（所以现在可以叫她“小花梅”了），到徐州是因为同村一个叫桑XX的带她去“找个好人家嫁了”，然后她走失了，所以仍然不是拐卖。 我用了“几乎”二字，是因为桑XX不像董某民他爹是个死人。虽然坚持原说法对她最有利，但她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BUG。如果那样，她就不再是一个人，而会成为一件事了。 另外还有点小瑕疵，例如“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这个简单的原因花了这么久才找到，该给差评。“其他健康指标正常”，应该强调“包括脖子”。 但这份通告有一个最大的亮点：体现出一种和舆情博弈的柔性。它传递出如下含义：好吧，我们已经承认她是云南的了，那你们也该退一步，不要再坚持说她是四川的了吧！ 这场博弈进行下去，“小花梅”的原籍很可能从中缅边境迁移到川滇边境，止于昭通或者西昌。当然，那时候她可能就不叫小花梅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第六条逻辑：有关方面可以作出调整，但你们也必须付出代价。

这种逻辑已经体现过很多次，例如你们的述求可以答应，但领头的必须抓起来。 我们说过，有关方面其实并不在乎舆情，他只管说，至于你信不信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很多话他们说的时候就知道你不信，但如果每句话都要人信，那工作还做不做了？

这里就有了第七条逻辑：有关方面追求的不是你信，而是自洽。

换句话说，他们只需要在他们自己的封闭体系内获得认可。如果要说得再明白点，他们的表演不是给观众看的，而是给导演看的。 事实上，八孩女是不是四川的，这本身并不重要。但既然你们先发现了她是四川的，那有关方面只好不认了。甚至是否存在拐卖，这本身也不重要。如果是有关方面自己发现，因此破获了一起埋藏多年的拐卖大案，解救被害妇女于水火之中，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妇女报》也决不惮于第一时间分出一些铿锵玫瑰的版面来歌颂的。这并不会损害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会强化它。 但问题就在于，这些事应该由有关方面自己去发现，如果他们暂时不能发现，大家就该耐心等待，而不能自己去发现。因为一旦大家养成了自己发现的习惯，就可能发现一些不该发现的事情。这是个原则问题，马虎不得。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逻辑是：发现是有关方面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发现，就好比石油、烟草、电力和电信，是有关方面的专营领域。 当说到有关方面的权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样：眼珠子。让你看的你就看，不让你看的就别看。 革命现代京剧（也就是传说中的样板戏）看来是确有复兴的必要了。例如，《沙家浜》里有句名言就应该大力推广：这个队伍谁当家？！ 以上就是徐州报告给我们的启发。一份报告能给我们如此多的教益，我们除了旗帜鲜明地表示懂了，不作他想。 也许，半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又一份调查报告：徐州有关方面风险意识不强、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N名公职人员被问责。但那已经是更高的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深入调查、严肃处理的结果，跟别人无关了。 很可能，那时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忘掉了。 更多精彩解读，请关注“路骰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