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鼻的父亲陈额，字天庭，是我们村里唯一拥有两个老婆的人。陈额识字很多，解放前家有良田百亩，开着烧酒作坊，在哈尔滨还有买卖。他的大婆是本村人，为他生了四个女儿。解放前陈额跑了，解放后，大概是1951年，袁脸带着两个民兵，去东北把他押了回来。他逃亡时是单身一个，把大婆和女儿们撇在家里，回来时却带着一个女人。那女人黄头发兰眼珠，看上去有三十出头年纪，姓艾名莲。艾莲怀里，抱着一条浑身生满斑点的狗。因为这女人在解放前就跟陈额结了婚，所以他就合法地拥有了两个老婆。村里有几个赤贫光棍汉，对陈额一人双妻极为不满，曾半是戏说半是认真地要陈额让出一个老婆给他们用。陈额咧着嘴，脸上的表情哭笑难分。陈额的两个老婆起初住在一个院里，后来因为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经袁脸同意，将小婆安置在学校旁边的两间厢房里。学校的房子原来是陈额家的烧酒作坊，那两间厢房也是他家的房产。陈额与两个女人达成了协议，两边轮换着住。黄毛女人从哈尔滨抱回来那条狗，被村里的土狗欺负死了。艾莲挺着大肚子葬狗不久后，生了陈鼻，所以有人说陈鼻是那条斑点狗投胎转世。他嗅觉灵敏，也许与此有关吧。那时候我姑姑已经去县城学习了新法接生，成为乡里的专职接生员。那是1953年。

    1953年，村民们对新法接生还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背后造谣。她们说新法接生出来的孩子会得风症。“老娘婆”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开，就断了她们的财路。她们接生一个孩子，可以在产妇家饱餐一顿并能得到两条毛巾、十个鸡蛋的酬劳。提起这些“老娘婆”，姑姑就恨得咬牙切齿。姑姑说不知道有多少婴儿、产妇死在这些老妖婆的手里。姑姑的描绘给我们留下恐怖的印象。那些“老娘婆”似乎都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姑姑说她们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她们还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仿佛孩子会从嘴巴里钻出来一样。姑姑说她们一点解剖学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姑姑说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子宫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让我选择一批最可恨的人拉出去枪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老娘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姑姑的偏激。那种野蛮的、愚昧的“老娘婆”肯定是存在的，但有经验的、靠自身经验体悟到了女性身体秘密的“老娘婆”也是肯定存在的。其实我奶奶就是一个“老娘婆”。我奶奶是一个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娘婆”，她认为瓜熟自落，她认为一个好的“老娘婆”就是多给产妇鼓励，等孩子生下来，用剪刀剪断脐带，敷上生石灰，包扎起来即可。但我奶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娘婆”，人们都说她懒。人们似乎更喜欢那种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的“老娘婆”。

    我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他回到老家时，我老奶奶还活着。他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熬绿豆汤的香气。老奶奶赶紧涮锅点火熬绿豆汤，儿媳妇想帮忙，被她用拐棒拨拉到一边。我大爷爷坐在门槛上，焦急地等待着。姑姑对我们说那时她已经记事了，让她叫“大”她不叫，躲在娘背后偷着看。姑姑说从小就听娘和奶奶唠叨爹的事，终于见到了，却觉得好陌生。姑姑说大爷爷坐在门槛上，脸色腊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她的奶奶也就是我们的老奶奶一边烧火一边流泪。绿豆汤熬出来了。大爷爷急不可耐，不顾汤热烫嘴，捧着碗急喝。老奶奶叨叨着：儿啊，不用急，锅里还有呢！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喝了一碗，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说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唏哩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对姑姑说，曾在《儒林外史》上看到过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老奶奶说：儿啊，我没几天活头了，给我送了终你再走。大奶奶自己不好说，就让姑姑说。姑姑说，爹，俺娘说了，你要走也行，但要给俺留下个弟弟再走。

    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是诺尔曼.白求恩的弟子，名气很大。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共产党的人，在哪里干不一样啊？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老子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这地下医院真在地下呢，地道连着房间、房间通向地道，有消毒室、治疗间、手术室、休养室，这些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在莱州市于疃镇祝家村，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太太，王秀兰，当年跟大爷爷当过护士，她还健在。有好几间休养室的出口通向水井。当年，一个年轻姑娘去井里打水，水桶莫名其妙地被扯住了，低头往里一看，井壁侧洞里，一个年轻的八路军伤员正对着她扮鬼脸呢。

    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许司令肩胛缝里那块弹片就是他取出来的，黎政委爱人难产，也是大爷爷手术，保了母子平安。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他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座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惺惺相惜，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为此杉谷从《三国演义》里学了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

    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看完杉谷的信，揉巴揉巴就扔了。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怒斥他是个小人。信中说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里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先生，我大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咱们得空再聊。但大爷爷牺牲的事必须说说。姑姑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骑着骡子，一人独闯平度城，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妻子、女儿与老母，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传播这消息的人姓肖名上唇，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此人阴阳怪气，解放后在公社粮库当保管员，曾因发明了一种特效灭鼠药而名躁一时，名字中的“唇”字，见报时也改为“纯”字。后来被揭露，他的特效鼠药的主要成份是国家已经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此人与姑姑有仇，因此他的话不可信。他对我说，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撇下医院的伤病员，耍个人英雄主义，行前为了壮胆，喝了两斤地瓜烧酒，喝得醉三麻四，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肖上唇龇着焦黄的大牙，简直是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大爷爷和那匹骡子都被炸碎了，是用两只筐子抬回来的。筐子里有人胳膊，也有骡蹄子，后来就那么烂七八糟地倒进了一个棺材。棺材倒是不错，是从兰村一个大户人家强征来的。我把他的话向姑姑转述后，姑姑杏眼圆睁，银牙顿挫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劁了这个杂种！

    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陈耳和陈眉之父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

    那是一吨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亮晶晶的，断面处能照清人影。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村里的车把式王脚，赶着马车，把煤从县城运回。王脚方头、粗颈、口吃，讲话时，目放精光，脸憋得通红。他儿子王肝，女儿王胆，都是我的同学。王肝与王胆是一卵双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娘——说得难听点吧，是个侏儒。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胆长得小。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大家都背着书包，围看热闹。王脚用一柄大铁锹，从车上往下铲煤。煤块落在煤块上，哗哗响。王脚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间那块蓝布擦拭。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便大声喝斥：回家割草去！王胆转头就跑——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王肝往后缩缩，但不走。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现在的小学生，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起来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驾辕的是匹退役军马，曾在军队里驮过炮弹，据说立过战功，屁股上烫着烙印。拉长套的是匹脾气暴躁的公骡，能飞蹄伤人，好张嘴咬人。这骡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气力惊人，速度极快。能够驾驭这头疯骡的也只有王脚。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职业，但都望骡却步。这骡子已经咬伤过两个儿童：第一个是袁脸的儿子袁腮，第二个是王胆。马车停在她家门前时，她到骡前去玩，被骡子咬着脑袋叼起来。我们都很敬畏王脚。他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石碌碡，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尤其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神鞭。疯骡咬破袁腮头颅那次，他拉上车闸，双腿叉开，站在车辕两边，挥舞鞭子，抽打疯骡屁股。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声脆响。疯骡起初还尥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前腿跪在地上，脑袋低垂，嘴巴啃着泥土，撅着屁股承揍。后来还是袁腮的爹袁脸说，老王，饶了它吧！王脚才悻悻地罢休。袁脸是党支部书记，村里最大的官。他的话王脚不敢不听。疯骡把王胆咬伤后，我们都期待着再看一场好戏，但王脚一鞭也没打。他从路边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掩在王胆头上，把她提回家去。他没打骡子，却抽了老婆一鞭，踢了王肝一脚。我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那头棕色的疯骡。它瘦骨伶仃，眼睛上方有两个深得可放进一枚鸡卵的凹陷。它的目光忧伤，似乎随时都会放声大哭。我们无法想像这样一匹瘦骡子怎会爆发出那样大的力量。当我们一边议论一边向那骡子靠近时，王脚便停止铲煤，用凌厉的目光逼视我们，吓得我们连连倒退。堆在学校伙房前的煤堆渐渐高起来，车上的煤渐渐少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抽鼻子，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我们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王脚拢马驱骡，马车离开校园。我们并没像往常那样，去追赶马车，并冒着被鞭子抽头的危险跳上去过瘾。我们目不转睛，慢慢地向煤堆移动。伙夫老王，挑着两桶水，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的女儿王仁美，也是我们的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是当时少有的没用器官命名的孩子，因为伙夫老王，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原本是公社畜牧站的站长，后因说话不当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老王狐疑地看着我们。他以为我们要冲进伙房哄抢食物吧？所以他说，滚，小兔崽子们！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回家吃你们娘的xx头去吧。我们自然听到了他的话，我们甚至也考虑了他的建议，但他的建议无疑于骂人。我们都是七八岁孩子，怎么还可能吃奶？即便我们还吃奶，但我们的母亲，都饿得半死，Rx房紧贴在肋骨上，哪里有奶可吃？但没人去跟老王理论。我们站在煤堆前，低头弯腰，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我们抽动鼻子，像从废墟中寻找食物的狗。说到这里，首先要感谢陈鼻，其次要感谢王胆。是陈鼻首先捡起一块煤，放在鼻边嗅，皱着眉，仿佛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他的鼻子又高又大，是我们取笑的对象。思索了一会，他将手中那块煤，猛地砸在一块大煤上。煤块应声而碎，那股香气猛地散发出来。他拣起一小块，王胆也拣起一小块；他用舌头舔舔，品咂着，眼睛转着圈儿，看看我们；她也跟着学样儿；舔煤，看我们。后来，他们俩互相看看，微微笑笑，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地，用门牙啃下一点煤，咀嚼着，然后又咬下一块，猛烈地咀嚼着。兴奋的表情，在他们脸上洋溢。陈鼻的大鼻子发红，上边布满汗珠。王胆的小鼻子发黑，上面沾满煤灰。我们痴迷地听着他们咀嚼煤块时发出的声音。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吞咽。他们竟然把煤咽下去了。他压低声音说：伙计们，好吃！她尖声喊叫：哥呀，快来吃啊！他又抓起一块煤，更猛地咀嚼起来。她用小手拣起一块大煤，递给王肝。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把煤块砸碎，捡起来，用门牙先啃下一点，品尝滋味，虽有些牙碜，但滋味不错。陈鼻大公无私，举起一块煤告诉我们：伙计们，吃这样的，这样的好吃。他指着煤块中那半透明的、浅黄色的，像琥珀一样的东西说，这种带松香的好吃。我们已经上过自然课，知道煤是许多世纪前，埋在地壳中的森林变成的。给我们上自然课的是我们的校长吴金榜。我们不相信校长的话，我们也不相信课本上的话。森林是绿色的，怎么可能变成黑色的煤炭？我们以为校长和课本都是在胡说八道。发现了煤块中的松香，才明白校长没有骗我们，课本也没有骗我们。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除了几个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我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游戏。肖下唇拿着一块煤，翻来覆去地看，不吃，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他不吃煤因为他不饿，他不饿因为他爹是公社粮库保管员。伙夫老王惊呆了。他手上沾着面粉跑出来。天哪，他手上沾着面粉！当时在学校伙房就餐的除了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教导主任之外，还有两个在乡下驻点的公社干部。老王惊呼：孩子们，你们干什么？你们……吃煤？煤也能吃？王胆用小小的手举着一块大煤，细声细气地说：大叔，太好吃了，给你一块尝尝。老王摇着头，道：王胆，你这小女孩，也跟着这帮野小子胡闹。王胆咬了一口煤，说：真的好吃嘢，大叔。这时已是傍晚，红日西沉。那两个在这里搭伙就餐的公社干部骑着车子来了。他们也被我们吸引住了。老王挥舞着扁担轰赶我们。那个姓严的公社干部——好像是个副主任——制止了老王。他的脸色很难看，挥了一下手，转身钻进了伙房。

    第二天我们在课堂上一边听于老师讲课一边吃煤。我们满嘴乌黑，嘴角上沾着煤末子。不但男生吃，那些头天没参加吃煤盛宴的女生在王胆的引导下也跟着吃。伙夫老王的女儿——我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吃得最欢。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患有牙周炎，因为吃煤时她满嘴都是血。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便回头注视我们。她首先质问她的儿子、我们的同学李手：手，你们吃什么？妈，我们吃煤。老师我们吃煤，您要不要尝尝？王胆在前排座位上举煤大喊——她的大喊也像小猫叫唤——于老师走下讲台，从王胆的手里接过那块煤，放在鼻子底下，既像看又像嗅。好久，她一言没发，将煤还给王胆。于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今天上第六课，《乌鸦和狐狸》。乌鸦得到一块肉，非常得意，站在树梢上。狐狸在树下，对乌鸦说，乌鸦太太，您的歌声太美妙了，您一歌唱，全世界的鸟儿都得闭嘴了。乌鸦被狐狸的马屁拍昏了头，一张嘴，哇，肉就落在狐狸口中了。于老师带领我们诵读课文。我们满嘴乌黑，跟着朗读。

    我们于老师是有文化的人，竟然也入乡随俗地给她的儿子起名为李手。李手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医学院，毕业后到县医院当了外科大夫。陈鼻铡草时铡断了四根手指，李手给他接活了三根。

“吃”字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我原以为“吃”是“契”的简化，查了《辞海》，才知“契”是“吃”的异体。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想这造“吃”的人，必是个既穷又饿的，如果让林黛玉或是刘文彩造这个字，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腹胀得难受，应该是食物乞求他们的口：小姐呀，老爷呀，求求你们吃掉我们吧。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确实是有阶级性的，不仅仅是些抽象的符号。忽然记起，某人给某报写创刊某某周年的贺词时，竟把这张报纸称为“妳”，原来报纸也分公母，真是妙极了。

言归正传：话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单位听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国人的吃饭问题。首长说人人都有一个口，张口就是一个洞，十亿人民齐张口，想想是个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你说可怕不可怕！我们领导借题发挥道：如果说这些口都是些樱桃小口，倒进去一茶盅米汤便能灌满，问题也还不算十分严重，可这些口偏偏以鲁智深、猪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汤灌进去只是个半饱，所以呀，我们领导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还是饥饿，就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还是不是一个问题？

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上边所写，东拉西扯，就算是一个“帽”吧，进入正文，还是要写我的“吃”史。频频谈我，令人生厌，生厌就生厌，我也没法办，你吃白面饼，我吃山药蛋。山药蛋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好食物，皇上爱吃百姓也爱吃，烧着好吃煮着也好吃，煎着好吃熬着也好吃，山药蛋哦，你的名字叫美丽！哦，山药蛋，多少谎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话。话分两头，抛下这土豆咱暂且不说，还是说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活了四十二岁，换言之，已经吃了四十二年。尽管我好用工笔写文章，但要我把这四十二年里塞到肚子里的东西全部罗列出来，那我就去吃耗子药拉倒，因此我只能择其要者而记之。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应该是对成年人而言。对小孩子来说，“色”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西方人被弗罗伊德得早熟另当别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二十岁以前，“色”也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从我有记忆力起，就一直饥肠辘辘。这样说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汉们的痛骂，给我扣上一顶“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帽子。但事实如此，饿肚子既不光荣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没有炫耀“苦难”的意思呢？有，的确是有，这是我跟着你们学的。

我生于1955年，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老人们说，那时还能吃饱肚皮。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大跃进了，一跃进就开始挨饿。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端着盆子提着罐，好几个村的人挤在一起排队，领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干粮。我记得我家邻居的一个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那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当年的男孩，现在已是我们村的首富。他靠养虫致富。养蝎子，养知了猴，养豆虫，高价卖给大饭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准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嘴巴越来越尖，口味越来越刁，他们拒绝大鱼和大肉，喜欢吃奇巧古怪，像可爱的小鸟。眼光就是金钱。他说下一步要训练贵人们吃棉铃虫。

公共食堂垮台后，最黑暗的日子降临了。那时不但没饭吃，连做饭吃的锅都没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还好，大炼钢铁期间我从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戴着玩，玩够了就扔到墙旮旯里。祖母就用钢盔当了锅。瓦罐不耐火，几天就炸；弄得灰飞烟灭，狼狈不堪。我家的钢盔系精钢铸造，传热快捷，坚硬无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烧，真是一件好宝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树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猪一样喂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可怕的饥馑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这是不对的。起码对孩子来说还有一些欢乐。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成群结队，村里村外地觅食。我们的村子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牛羊歌手。我难忘草地里那种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那年头蚂蚱真多，是天赐的美食。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提着葫芦头，在草地里捉蚂蚱。我是捉蚂蚱的冠军，一上午能捉一葫芦。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们很可能能闻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涂，就把味道遮住了。它们的弹跳力那么好，一蹦就是几丈远。但我的用草汁染绿了的手伸出去它们不蹦。为了得到奶奶的奖赏，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奶奶那时就搞起了物质刺激，我捉得多，分给我吃的也就多。蚂蚱虽是好东西，但用来当饭吃也是不行的。现在我想起蚂蚱来还有点恶心。

吃过蚂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丰富的季节，是我们的好时光。60年代雨水特别多，庄稼大都涝死。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种鱼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的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见过。我捕到一条奇怪的鱼。它周身翠绿，翅尾鲜红，美丽无比。此鱼如养在现在的鱼缸里，必是上品，但吃起来味道腥臭，难以下咽。洼地里的鱼虽多，但饥饿的人比鱼还要多，那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捕鱼工具，所以后来要捕到几条鱼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鱼，也饿不死我们。我们从水面上捞浮萍，水底捞藻菜，熬成鲜汤喝。所以老人说，水边上饿不死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鱼虾不多照样有，又有螃蟹横行来。秋风凉，豆叶黄，蟹脚痒。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要到海里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去开什么重要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绝非易事。要想捉螃蟹，必须夜里去。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马灯，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着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神秘新奇，趣味无穷。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货口袋网。夜气浓重，细雨朦胧，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耳听着蛐蛐的声音，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螃蟹的大队沿着栅栏爬上来……这样的经历终生难忘。螃蟹好吃，但舍不得吃。将它们用细绳绑成一串，让它们吐出团团泡沫，噼哧噼哧地细响着。把它们提到集上去，三分钱一只卖给公社干部，换来钱买些霉高粱米、棉籽饼什么的，磨成粉，掺上野菜，能顶大事儿。过苦日子，决不能贪图嘴巴痛快，要有意识地给嘴巴设置障碍、制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种子。这东西很像谷子，带着壳磨碎，做成窝头蒸熟，吃到嘴里嚓嚓响，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虫儿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蚂蚱，还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捉蟋蟀比捉蚂蚱难度大一些，这虫儿不但蹦得好，还会钻地洞。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知道它们的名字叫金龟子，是蛴螬的幼虫，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趋光，晚上往灯上扑，俗名“瞎眼撞”。这虫儿好聚群，停在枝条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撞”，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那滋味又与蟋蟀和蚂蚱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物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天就惨了。春夏秋三季，我们还能捣弄点草木虫鱼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出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根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都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都十分计较。这种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吸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进棺材里的人也会蹦出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你问得好，你这念头，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水鸭子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场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学校去，成了轰动学校的新闻。与吃有关的恶心经历窝囊事，写成文那真叫罄竹难书。这几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偶尔也敢人模狗样一下，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像一条挨了痛打的狗，紧紧地夹起尾巴，生怕一翘尾巴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把我小时候那些丑事抖搂出来。

有人硬说我对军队没有感情，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虚假，藏在心里的才有质量。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得也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新兵连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我们那单位，只有十几个人，却种了五十多亩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磨成精粉（我们只吃精粉），玉米用来喂猪。你就想想我们那单位的生活吧。战友的父亲来队吃了几天，感叹不已，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了。我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意犹未尽地住了嘴。就这样也把炊事班长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员汇报情况，说管理员大事不好了！管理员说有什么大事不好了，难道是鬼子又进了村子吗？炊事班长说鬼子倒是没有进村，但是来了几个新兵，个个都是饭桶，吃得最少的那个，一顿饭还吃了八个馒头。管理员说我就怕他们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也不能干，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管理员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松包软蛋。

又过了几十年，当我成了所谓的“作家”之后，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蚂蚱、蟋蟀、豆虫等昆虫，又吃到了当年吃坏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满桌的鸡鸭鱼肉反而无人问津。村里的首富，竟是一个养虫的专业户。我想，怪不得哲人们说两极相通，原来饿极了和饱极了都要吃草木虫鱼，就像北极和南极都是冰天雪地一样。

吃完了那片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又必须吃，一边吃一边哭。究竟是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我怎么能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呢？能吃包红薯干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嘣嘣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吃什么，我们一张嘴都乌黑。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试试。老师是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有一个女生讨好地把煤递给俞老师，俞老师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嘣嘣地吃起来了，她也说很香。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去年我见到王大爷说这事，王大爷说：你们的屎填到炉子里呼呼地着呢。幸亏国家发了救济粮来，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们每人杏核大一块，嚼着，舍不得咽，舍不得咽就没了，好像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两斤豆饼一气吃下去，口渴了猛喝水，豆饼发胀，胃和肠子破了，孙家爷爷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人的肠胃薄得像纸一样，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有水肿，我们一班小孩都挺着个水罐一样的大肚子，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边也蠢蠢欲动。都特别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八大碗野菜汤。

后来生活好了一点，能半年糠菜半年粮了。我叔叔又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我夜里起来小解，也忘不了去偷摸一块，拿到被窝里吃，香极了。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生产队的玉米田里去找一种玉米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了，撤上盐，拌蒜吃，也是鲜美无比，味道好极了。

后来又听人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猪肉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去捉。

生活渐渐好起来，红薯干能管饱了，这时已是“文革”后期了。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二百九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心惊的数字。我记得我六婶把我的一个堂妹头打肿了，因为她丢了一角钱。分了那么多钱，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猪肉，也许更多一点，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了。还觉得不够，母亲又把她碗中的分给了我。吃完了，胃承受不住，一股股的荤油往上涌，嗓子眼像被刀割着一样疼痛，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我千方百计地要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吃多了，剩下的干脆吃掉，豁出去挨骂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揭开饭盒的盖子偷一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事儿现在我还感到深深的内疚。

70年代中，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做大馒头，半斤干面一个，我的纪录是一顿饭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到七个。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时，精粉的小馒头，我一次吃了八个，肚子里还有空，但不好意思再吃了。炊事员对食堂管理员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管理员笑笑，说：“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拳大的馒头，我一顿饭只吃两个就够了。而现在，一个就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是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不够似的抢，也不管别人的目光怎样看着我。吃饱了也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少吃一点呢？让人觉着我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饭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很受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人家那些有身份的人依然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我的自尊心更被伤害了。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到别人面前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响，眼光不恶，筷子拿着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一棵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气坏了。因为我努力使吃相文雅时观察到那些攻击我的公子王孙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像河马一样，吃饱了时才文雅。于是怒火便在我胸中燃烧，下一次去吃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之类的玩意，我端起盘子，拨一半在我碗里，不顾烫坏口腔黏膜吞下去，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又把盘子里的全拨来，吃掉，他们却友善地笑了。

我回想三十多年的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儿，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不灵光了。

吃人嘴短的意思很明白，仅仅有这点意思那简直不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吃人一棵胡萝卜所蒙受的屈辱怕用一棵老山参也难洗清。

我傻瓜一样混进了首都北京之后，恨不得见了个动物就龇牙表示友好，但北京的动物凶猛程度是地球一流的，哪怕是条浑身污垢的野狗，也比外省的狗要神气许多。那汪汪的吠声里无法掩饰地透露出一些皇城根儿的味道。话说那一年，在一家又脏又破的似乎是纯种老北京人开办的冷面馆子里，苍蝇横飞，老板娘粘腻，一头眼角生眵的狗伏在所谓的柜台边上看我。

我诚惶诚恐地把一块肉片扔给它，我的意思是说：“狗啊，不要仇视我，我知道北京是你们的北京，你很讨厌我们这些外地土鳌混混，给你一块肉，不要仇视我，我暂时居留在此，随时都会回去。”狗汪地叫了一声，好像我把一颗炸弹扔在它面前一样。

老板娘怒冲冲地说：“干什么？干什么？吃饱了撑得难受是不？个崩鸭子挺的傻×一样看你那操行欠戮！”我心里想这北京人的语言怎么都是从裤裆里派生出来的？北京人这样横？北京人怎么这样和八国联军一样不讲理？我喂他们的狗吃肉是表示友好啊！

这时从里边走出一个北京胡同的典型形象的男子，那口与裤裆的关系十分密切的北京土话说得如同爆豆一样，他说这位狗是从法国运回来的，纯种，名种，价值起码十万元。这样的狗不能随便喂，这样的狗吃的是配方饲料，维生素、蛋白质是有数的，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你乱给他肉吃，非打乱了它的内分泌不可。

这还是狗吗？我感到肚子都要气破了。那狗就凭着那个死样也配从法国进口？我们村垛旮旯里那些野狗也比它模样俊秀许多倍。于是我说：“不要吓唬乡下人，不过是癞皮狗一条。”哎哟我的亲娘，我这句话一出口，等于用火钩子烫了老虎的屁股，那男人目放凶光逼上来，那女人卡着屁股喊：“解放，你替我把这小子放了血！”

我很害怕。按照宰杀牲畜的一般顺序，放血之后该是烧开水屠戮毛羽，然后是卸去头脚，开膛破肚，摘出下货，然后挂起来卖。也许明天早晨，也许明天中午，也许明天晚上，在酱肉的盘子里，在油炸的丸子里，在串肉的扦子上，就有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想到此，脊梁一阵冰凉，哪里还有心吃什么冷面，贴着墙边，点着头哈着腰，嘴里一连串儿糟践着自己跑了。

回到宿舍，越想越感到窝囊，于是便有两行狗尿一样的泪水从眼里流出来。怨谁？怨自己，谁让你去吃什么冷面呢？躲在屋里煮包方便面不就行了？为了不让卖方便面的北京服务小姐心烦，你可以豁出去一次买上五十袋，把罪攒起来受了就行了。正想着呢，一个朋友进来，说你流什么泪呢？北京缺水，眼泪虽少也是自来水变成的。我一想有理，咱外地人来了北京，事事都要小心着，要哭回山东哭去，在北京要哭可以，别喝北京的自来水你就哭。

朋友把我请去吃饭，吃了一盘胡萝卜丝，吃了一盘粉丝，吃了一盘什么肉忘了。吃完了，感动得我要命，心想，吃人点滴，永世也不要忘。

隔了几天，一群朋友聚会，我为一句什么话把请我吃饭的朋友得罪了，于是那朋友便咬着牙说：“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前几天，我去香格里拉饭店买了西班牙产的胡萝卜，去长城饭店买了美国加州的酱小牛肉，还用上了我爸爸出访苏联带回来的波罗的海鱼子酱，吃得你小子满嘴流油，一转眼你就忘了。那些小牛肉还没有消化完吧？”

我感到浑身冰凉，真是悔之莫及，我恨不得把自己这张作孽的嘴用胶布封了算了。你当年吃煤块不也照样活吗？你去吃人家那胡萝卜粉丝干什么？实在馋了你去买一麻袋胡萝卜吃成只兔子也花不了二十块钱，你吃了人家那点东西，你就得承受人家的侮辱。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记性，像狗一样，记吃不记打。当时咬牙切齿地发狠，过不几天就忘了。又有一次朋友请我去吃饭，上了一只煤球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口锅，锅里放了十几只虾米，一堆白菜，还有一些什么肉忘了。吃着吃着我的凶相又毕露了。那朋友就说：“看，又奋不顾身了！”

一句话把我的肚子凉透了，因为吃人家的东西所蒙受的耻辱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我怎么这样下贱？我怎么这样没出息！你自己去下个馆子，老老实实地，吃了屈也不吱声地花上几十块钱吃一顿不就行了吗？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想多凶恶就多凶恶地吃。你吃光了肉把盘子也舔了也没人嘲笑你。你自己经常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忘了你是一个乡巴佬，人家那些人从根本上没把你当个人看，有时候找你玩，那就像天鹅有时要了解水鸭子一样。我发誓宁愿饿死也不吃人家的东西了。我发誓万不得已与朋友在一起聚餐时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抢先付账，我付账，我吃得多你们就不会嘲笑我了吧？

有一次去吃烤鸭，吃了一半时我就抢着把账付了。几个贵种都十分高雅地填饱了那些宝纹雕成的胃袋后，桌上还剩了许多，这时农民的下贱心理又在我心中发作了，多可惜呀，这鸭，这饼，这酱，这葱，多吃一点吧，我就多吃这时，那人说：“瞧瞧莫言，非把他那点钱吃回来不可。”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好像挨了一顿耳刮子一样。人家还说我：“你们说他的饭量为什么那么大？他为什么吃的那样多？要是中国人都像他一样能吃，中国早就被他吃成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了！”

我这才悲哀地明白了：这世界上的事情早就安排好了，该着受侮辱的命，头戴着皇冠也脱逃不了的。

前年春节回家，我把这些年在北京受到的屈辱对爹娘说了。娘说：“我就不信，人活一口志气，再去吃宴时，临行前你先吃上四个馒头，喝上两大海碗稀粥，上了宴席，还能做出那副饿死鬼的相来？”

回北京后遵循母亲的教导，上了宴席，果然不猴急了，吃得温良恭俭让，像英国王室里的厨子一样，我等待着大家的表扬，可是一个人说道：“瞧瞧莫言那个假模假事的样儿！好像他只用两只门牙吃饭就能吃出一个贾宝玉来似的！”

众人大笑，食欲大增，那人又说：“人还是本色些好，林黛玉也要坐马桶！”

“娘啊，简直是没有活路了，”我对我娘说。

我娘说：“儿啊，认命吧！命中该受什么，就得受什么。”

我说：“娘啊，咱们一大家人，就单单我因为吃忍辱负重，半辈子人了，这种状况还没改变。”

娘说：“儿啊，你这算什么？娘在六零年里，偷生产队马料吃，被李保管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干脆一头碰死在树干上算了。可等到放下来时，还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讨饭，讨到麻风病人的家里，见过堂里一张饭桌，桌上一只碗，碗里半碗吃剩的面条，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脏不脏！但你大娘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还生怕被人家看见骂！你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委屈？娘分明地看到你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了，不享福，如何胖？儿啊，你这是享福，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仔细地思考着娘的话，渐渐地心平气和了。是啊，所谓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情，对于一个饿得将死的人，一碗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的人，但人家是伟人。如我这种猪狗一样的动物，是万万不可用自尊啦、名誉啦这些狗屁玩艺儿来为难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