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种北方的阳台。只要封闭上，不光能保暖，还能多一平米（至少）室内空间。所以从无贬义的功利角度说，非常划算。尤其北京以北，可能阳台能作为阳台的时间一年只有小几个月吧。幻想自己可以在温度、光线都合适的状态，呆在阳台上，的确美，但恐怕一年也挑不出几天这样的日子。

我租的房子属于房东随便弄弄就租出来了，所以也没封闭阳台。我把爬行动物养在阳台上，一个月至少有三四次因为刮风下雨需要再把它们抬回来。人能做自己想做的，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恐怕说的就是对阳台的幻想。

想这件事的时候，正好在听 Aphex Twin 的 Avril 14th。看到这么两条评论：

Once again Avril 14th arrives upon us. It's been 2 years since 2020, a lot has changed but a lot remains the same. I don't have as much to say as last year but I really do hope every person reading this is doing well. Stay safe everyone. You are all amazing and deserve love.

Avril 14th again, the world's a little crazy right now, but I hope 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one <3

可能就是这种人吧。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无论多少次站在 270° 胶囊电梯里升上天空来到这个巨型多面体，王博士都在心里默念这句话。他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只要心里默念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特定的动作，事情就能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发展。王博士有些轻微的恐高，所以站在胶囊电梯里上升时，他总是要默念这句话来消除紧张。即使是量子计算的博士，在面对生理性恐惧的时候也免不了一点微小的迷信。

这句话是他第一次到达这个悬浮在天空中的巨型多面体时想到的。

这个多面体有名字：北海一号国家级量子计算中心。设计算力为 5000 量子比特的巨型处理器。第一期建设完成于 2044 年。还不到一个季度，就满足了全北京市对算力的需求。三年内，整个华北地区几乎所有数码产品的算力都将由它来提供。而在 2050 年之前，全国将会建立起六个一样的计算中心。陈博士经常对朋友说：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阿波罗计划。

王博士是随着北海一号完工同时驻场开始工作的。他特别喜欢北海一号这个名字，取自《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他仿佛能感受到对无数计算设备算力的需求如同奔涌的河流涌入北海一号，而它永远不会被需求填满。王博士想，要是要是有一天出现了连北海一号都无法满足的计算需求，那他一定理解不了。那就是他老了的象征，可不会是今天。

王博士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北海一号的震撼，也许他永远也忘不了：在正式开启计算前一周的傍晚，他坐着 eVTOL 飞到了里北海一号最近的一个停机坪。然后坐着车开向北海一号：任何大型航空器都不能靠近北海一号一百公里之内，小型航空器最近可以抵达距北海一号 50 公里处。五十到一百公里之间也有一个梯形逐渐升高的禁飞高度。在禁飞高度里慢慢下降时，王博士认为这就是折腾，可当他第一眼看到北海一号的时候，一切抱怨都烟消云散了：人类就应该用这种方式见到它，否则无法领略第一眼的悸动。

从停机坪开出来后，车笔直地行驶在树林之间。为了避免信号干扰和人为影响，北海一号修在缺乏人类痕迹的华北平原上。在距离差不多有十公里左右的时候，王博士已经隐约能看到一个银色的建筑屹立在大地上。随着越来越接近，银色建筑开始逐渐露出了真面目：这是北海一号的底座，仿佛一朵向天开的喇叭花。从与地面的交汇处开始，先是一个柱子，随着高度的上升，柱子逐渐展开表面。到最上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圆盘。

「百尺莲开。」

王博士和朋友这么形容对北海一号底座的第一印象。不过他感觉，除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真正感受到其带来的震撼。王博士说随着车慢慢接近，它就像是一朵逐渐绽放在空中的花。他的朋友说那不是烟花吗？王博士感觉夏虫不可语冰。

而从「花朵」中间的花蕊处，一根细长的支柱从中伸出冲向更高的天空。而这细细的柱子，将硕大的北海一号本体支在天上——本体是一个十六面体，一角稳稳的立在这根支柱的顶端。在王博士看来，就像是一个针尖立在一个麦芒上。北海一号分成了两部分，下半部分是异常精密的机械机构，王博士感觉有点像以前人们会用机械表的机芯一样——这也是能让它像杂耍一样立在这的原因：这是一个三阶倒立摆。这些机械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十六面体可以立在这里。不论发生任何地质灾害，还是强风吹拂，都不会破坏北海一号。

把车停在北海一号脚下，王博士才注意到北海一号的底座上绘制着古代官服下摆常见的「海水江崖纹」。底座接地处是象征的海浪的水脚，一座仙山从中而出，山巅是海水拍岸所激发的江牙。虽然是最现代的技术，但在审美上依旧是中国传统的美学。王博士有时候感觉技术本身就足够美了，其他设计不过是画蛇添足。可站在北海一号的边上，他不由自主地意识到这是非常中国的创造。这不是一台美国的量子计算机、也不是欧洲的，它就是中国自己的创造物。

王博士在底部坐上胶囊电梯——它真的很像胶囊。被「发射」上北海一号的本体。在胶囊电梯里的他意识到这个底座不光像喇叭花，更像一个漏斗。此刻他正在从漏斗的嘴管里往上升。这个过程中嘴管壁逐渐变成曲面向外展开，在胶囊电梯彻底从管中窜出来的一刻，王博士见到了此生最漂亮的人造物：

一个巨大的圆盘从底座逐渐展开在半空中，圆盘表面如同镜子一般光洁。月亮的倒影映在圆盘上，正如映在最清澈的水中一般。而圆盘的内侧，北海一号的倒影和月光交相辉映。北海一号下半部分的机械结构就像星辰，在其中运动。这个圆盘其实是无数新型的光伏面板拼接而成，白天它们会立起随着太阳的角度进行变换。来保证北海一号机械结构的供电。晚上它们静静地映射的月光。

「月映万川。」

王博士脑中第一时间想到了这四个字。这是他上学的时候读到朱熹写的。不论是哪里的水，都映的是同一片月亮。圆盘把自己变成了映月的水。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些恐高。他第一次做胶囊电梯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没完善，他隐约听到了一些异响。于是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月映万川还有句话咋说来的？」他想到「哦对了，『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并且一边想一边默念然后抬头看上面的北海一号。

在机械结构的上面，是一个几乎纯木构的结构。为了减少信号干扰，北海一号需要尽可能减少对金属的使用。这个研究还是王博士同实验室的师兄发的 paper。王博士听说，也许是为了炫技，也许是出于审美的形象考虑——抑或都有，北海一号的这个木构多边形是找了一位古建筑学者设计的。毕竟说到木构建筑，中国古代可是应有尽有。王博士和朋友们原以为北海一号会被设计成盖着一个大屋顶的故宫风格建筑，结果这位专家从孤独信印那找到了灵感——孤独信印是一个由煤精制成的二十六面体。煤精一般用来做砚台，做印章太少见了。所以孤独信印又被称作「煤精印」。王博士知道这个故事后，总是不自觉的管北海一号叫煤球。

但和印章不同，北海一号除去下半部分的机械结构外，每一面都像是一个有抽屉的柜子。抽屉的前板也是那位古建筑学者按照一个宋代的佛经柜设计的，从两边向中间微微隆起。据说某一块前板的木头上真的镶嵌了一块宋代的木头。北海一号每一面都有数量不同的「抽屉」——这是不同的计算单元。每个计算单元都要负责一片特定区域的计算工作。安装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一个抽屉一样的被滑进北海一号。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有助于防灾隔离和升级。

这就是王博士的博士研究方向：量子计算的准确性与安全性保障。严格来说准确性和安全性是两件事，可导师和他说现在缺人手，能多研究点是点。他就稀里糊涂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可拜其所赐，他成为了北海一号的运维负责人。准确来说，也是唯一的工作人员。

北海一号的几乎所有软件运作都是自动化运维的。即使是硬件，也基本依靠机器人来操作。北海一号除了保安，日常常驻的只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机械结构的检修。量子计算机的维护，只需要王博士一个人就够。所以王博士的工作在他看来和看门大爷没啥区别——他不认为北海一号会出现任何需要他维护的问题。他甚至开始思考如何申请去参加北海二号在东北的建设。量子计算在极寒天气下的运作是他想研究的下一个课题。可这都是他「原以为」——从上周开始，陆续有北海一号的测试用户发现计算数据出错的情况。比如发给家人的消息会出现「锟斤拷」的乱码，沉浸式 VR 的建模突然会出现模型贴图错乱；走在路上的 AR 导航会失去导航信息。最开始只有海淀区西二旗的测试用户出了这个问题。王博士想会不会是传输过程丢包了，但再三检测后信号都没有任何问题。接着在西二旗斜对角朝阳区国贸的测试用户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今天白天，丰台区角门西的测试用户也开始报错。这三个地区在两个不同的计算单元里，这代表这个问题出现了某种传染性。

王博士急忙从市区赶来北海一号，他前天刚从北海一号赶回来测试信号。在胶囊电梯里，他一般默念每次来都背的句子，一边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如果只有一个模块出问题，那可能是这个模块出问题了。但如果两个模块都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北海一号的底层设计有 Bug 我们没测出来；要么就是某种病毒，它甚至能突破物理隔离。不对，不可能是病毒。要是病毒我他妈博士学位不要了。我们在病毒防护上做得足够好，任何计算都在沙盒内运行，绝不可能影响整个系统。更何况彼此还有物理隔离。」王博士还没想完，电梯就到了。

他踏上北海一号的内部，脚下的木头发出了一丝咯吱的声音。虽然他来过很多次了，可脚踩在木头上的感觉真是不会腻。再来北海一号之前，他进入纯木构建筑的体验还是上学的时候学校待着去参观应县木塔，也是个北宋年间的建筑。当他知道北海一号上也嵌了一块宋代木头的时候，他没来由的感觉北海一号和木塔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

他打开入口处的存储柜，拿出了一台电脑。因为检测问题的时候担心会被量子计算机的内部问题影响，检修都要有自己有计算能力的设备。这年头像王博士这样的技术从业者，自己家里基本都把电脑这种原始的甚至还需要自己有计算能力的设备淘汰了。不过出于安全原因，就算他自己还有电脑也不会被允许带过来。

「服了！」他刚打开电脑一条邮件就弹出来了，通知他西二旗边上的马连洼也出类似问题了。虽然和最开始出问题的地方物理上不远，但因为网络拓扑结构，属于不同的计算单元负责。这下好了，三个计算单元出问题了。

他快速走到离电梯最近的 03 计算单元 D03-A06 区域，找到出现问题的第一个页片——这是量子计算机的最小计算单元。他之前来检查过好几次，一直没有发现问题。他抽出半透明的片区，并且向所有关联用户发送因服务维护，可能需要备用页片分流会导致有一定速度延迟——从 0.01ms 降低到 0.015ms。几乎无法察觉，除非是电竞选手。

在 A06 几百平米的空间里，机器们有序的闪烁着绿色的呼吸光——这代表在自查中这些机器都没有发现问题。王博士一个人站在这些幽光里。一个人在半空中的封闭空间里，会让很多人害怕。不过王博士从来不在乎：他说即使有鬼，见到量子比特该跪也要跪。相反他很享受这个时光，不需要和人打交道，只需要和讲道理的计算机对话。

和之前一样，多年前王博士和同事们就开始为此准备的代码没有任何问题。一点也没有。甚至连注释都写得无比优雅。

他接着坐着带有扫地功能的电动小车去了 01 计算单元的 D01-B16 区域。这就是刚刚出问题页片所在的地方。可能因为 01 计算单元在多面体的最顶部，风吹的木头有些咯吱咯吱的响声。顺着个咯吱咯吱的响声听，他似乎都能感受到风的流向。

如他所料，同样没有问题；不如他所料，这里应该有问题。

「这他妈到底是为啥？真想造大炮把这问题给轰了」王博士开始有些烦躁，他就算在博士延毕边缘都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他最后来到了 18 计算单元 D16-@02 区域。这个区域有些特殊，它的下面就是维持平衡的机械装置。换句话说，这是北海一号本体的最底层。因为在最底层，所以要直接和主干网络进行连接。运算好的数据会通过光纤集束和外面的主干网连接。因为还要负责传输数据的运算，所以这层负责的用户数相对较少。

可这么少的用户数也能出问题。而且还是一样，检测不出来。王博士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感觉距离秃顶似乎也不是那么遥远。可能是头发发出了不甘的怒吼，他灵光一闪，直接从抽出来的页片后面链接了对接主干网的光纤集束。想看看页片发出去的包是不是正常的。

读出去来一切正常。

「啊，果然不应该是传输的问题。」

不过他在断开连接前，将过去五分钟的数据存了下载，这也是他能电脑硬盘存储空间的上限。然后他把存下来的数据和页片里的数据做了批量 MD5 校验。MD5 由哈希算法生成，任何一组数据只要有最细微的不同都会导致 MD5 的变化。

问题终于出现了：有两个数据包的 MD5 不同。

王博士忽然感觉身体微颤，可能是兴奋导致的：终于把这个问题复现了！他想到：

「如果是页片到主干网之间这短短一节出现问题，那就明白为什么查不出来了。量子计算机和主干网本身都和我们设计的一样，的确没有问题。博士学位不用退回去了。因为数据量太大了，每次来这检查页片到主干网的私域传输不一定能捕捉到有问题的数据。这五分钟、五分钟的存，这次能发现也是运气好。那么问题出现在页片和主干网之间的私域传输上。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他一时还想不明白，只能在里面一边溜达一面思考，顺便检查另外出问题的两个片页和主干网之间的私域链接有没有出问题。

因为另外两个页片不直接对接主干网，所以私域连接都在地板下面。必须拜托地面的保安把专用的开板工具送上来。

「得，修 Bug 最后也要和人打交道。」

不过功夫没白费，另外两个页片的问题一样在私域链接中。

王博士因为发现问题不在他设计的系统中，自信又重新建立了起来，大脑的思维速度又提升上来了：

「私域链接的设计太简单了，只需要让流量单方面流出就行。几乎不可能有 Bug，人类都用这技术小一百年了。」他开始啃指甲。

「难道是光纤集束硬件出了问题？不应该啊，这玩意设计的时候为了防止出问题，一旦里面一条光纤断了，整体会直接变色。难拿到真的是......病毒？」想到这个可能性，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shit 如果是病毒的话，那就代表这个病毒不光能突破层层防护进入量子计算机中，还非常聪明的掩护自己，直到自己被输出到私域链接的时候才发作。可私域链接没有计算功能啊，对程序来说和主干网也没有区别，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发作？」王博士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如果这是病毒，也一定是一种他前所未见且远超他和其他顶尖研究人员水平的病毒。他甚至想不出来这个病毒如何在数学上做到这一点：「不会是 AQ 的人做的吧？」

AQ 是反量子计算的黑客去中心化组织（DAO） Anti-Quantum。参与者都是区块链的狂热信徒，他们作为一个黑客组织也没有领导，全靠链上的合约进行运作。他们认为量子计算是政府的阴谋，为的是对区块链网络进行 51% 攻击。虽然现在的计算力还没办法达到 51% 的水平，可根据预估到这一天不远了。他们希望通过攻击量子计算机来证明这种中心化计算架构没办法满足人们日常所需的可靠性，来逼迫政府和大企业放弃这种想法。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博士也理解 AQ 的担忧：法定货币一直是加密货币的宿敌。可这宿敌都打了三十多年了，也没个结果。相信加密货币的人一直信，不信的一直不信。

如果是 AQ 的话，那北海一号的确是他们最好的目标。而王博士感觉 AQ 打到了他的七寸：如果是病毒原因导致的问题，那北海一号的可靠性会受到极大的怀疑。目前他们对测试用户说的都是传输信号还没建立完善。而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能声张，所以只能靠他和另外一位同事白天晚上轮流来看。

「看来这帮人是不想让我睡觉了，那咱们就比划两下看谁厉害」可以说，AQ 是王博士的一生之敌。在王博士看来，担忧 51% 攻击就是扯淡，因为区块链本身的计算难度也在随着运算速度增加，51% 也许永远不会到来。而且普通人享有以前超算才有的算力后，L5 自动驾驶、家庭机器人和对各种疾病的微型机器人靶向消除才能实现。不能因为一伙人的私欲，就让人类停留在以 CPU 为核心的传统架构上。这个架构出来快一百年了，也该被淘汰了。

他回到 D01-B16，也就是最新出现错误的地方。希望找到病毒在刚刚发作时留下的痕迹：既然有效果，那必定留痕迹。

并没有痕迹。咯吱咯吱的声音越来越大，吵得王博士想把风神的嘴给封赏——如果有这么一位可怜之神的话。

他是在束手无策了，甚至感觉即使是他的教授们集体来这开会，也不可能想明白问题。他甚至想让保安看看监控，是不是有人在这搞破坏——物理破坏才是最致命的破坏。不过他很快止住了念头，毕竟摄像头里的识别算法和每个工作人员携带的电子标签不可能漏过任何一名不速之客。找保安只会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保安们都以为他在做简单的例行维护而已。

一封邮件弹出，又有测试用户报错了。这次就在旁边，D01-B17。

「幸好没把工具还回去」他一边想一边打开地板：「这什么东西！」

他看到一个黑影从地板下闪过，难道是破坏机器人吗？任何金属物进门的时候都会出发提示。全树脂机器人？总不能是木质的吧？

他急忙打开更多的地板，终于被他抓到了：

一只小老鼠。

修个计算机竟然还要和大自然斗智斗勇。

王博士终于明白了，刚刚的咯吱声并不是风吹过的声音，而是老鼠在地板里穿行后木头发出的声音。老鼠是怎么导致的破坏？也没看见任何硬件又被啃过的痕迹呀。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果然在木头上发现了老鼠的啃咬痕迹：「它还挺会挑」。

他只好钻进地板下面，一点点检查。幸好扫地机器人已经足够给力了，地面一点灰都没有，非常不华北。在他检查私域链接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问题：

原来老鼠从里面跑过来，可能会让私域链接的接头处有一些松动。这样有数据会传小概率传不到主干网。从量子计算机输出到私域链接的数据并不会做二次校验，所以没发现问题。也从来没人想过，高悬在华北平原的北海一号，地板下面竟然还能有老鼠。王博士学的防灾课上，有防火、防台风甚至连防核弹都有过一课时讲解（老师说基本防不住），却没学过防鼠。

王博士想了想，感觉自己得出答案了：出问题的 03 计算单元，就在电梯边上，应该是老鼠坐着胶囊电梯就上来了。而 01 和 18 计算单元，恰好是 03 的上下层。物理防御的确被突破了——只不过谁能想到突破它的不是人，是老鼠？

王博士把老鼠装进电脑包里，准备带下去放了。这只老鼠不知道，自己差点就阻碍了人类科技的进程。王博士松了口气，终于解决了。此刻他就感觉，运维工作清闲如看门老大爷也没啥不好。

在下降的胶囊电梯里，他看着光伏面板里的月亮：今夜月色还是如此美丽。

这月亮也曾照过那块宋代的木头。一如在未来它也将继续映照着万川。

作者：我，汉洋

题图由 Tianxi 拍摄于伊春

本文将以实打实的行业干货与标杆内容作为抓手，在晚点 C 端私域这一关键流量池中，帮助用户建立语言心智，通过精准评论、深化分析、专业助力，对齐观念水位，赋能读者共享红利、突破认知圈层。

可为什么上面这样的语言会在互联网行业流行起来？而为什么我觉得 “互联网造词污染了汉语” 这个结论是错的？

一个行业应该造词——但今天越来越多的词被赋予了倾向性

在讨论为什么互联网公司总是 “造词” 之前，我们先给互联网行业流行词分个类：

首先是原创词。实际上互联网真正造的词占比不大。比如 “网约车”“互联网 +” 是少数的有了互联网才有这些词。

二是借用词。比如，“复盘” 本是围棋术语，后来在联想公司的带动下，用来形容对工作的思考和总结——而这个行为更接近将领们自古罗马起，军事行动后的 review。从不同领域借词是各个语言都有的现象，汉语中更是古已有之，“刹那” 就是音译自梵语 क्षण (kṣaṇa) 的佛教名词。

最后一类是翻译词。互联网是全球性行业，势必需要翻译不同语言。在不同语言的边界，不同文化会碰撞出新的概念，再在人们心中建立新的意义。比方说 “江”，来自中原帝国南方边境古百越之语音，现代中国人已经对 “江” 这个字可以代表不光是长江的水域形态已经形成一致且充分的认知了。

互联网造词不意外，不造词才意外。

建立术语体系是专业分工中提升效率的必要手段。“行话” 能提升合作效率，也能增加群体认同。当互联网技术成为互联网行业，一定会诞生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一位语言和语音学者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互联网行业在不断造词。“小团体维护共同身份准入门槛发明暗语。暗语被更多人学会，就必然要更改暗语。所以这些团体的共同词汇更新非常快。”

互联网公司的文档总是写得让人感觉云里雾里，其他行业的论文不见得就更好读。爬行动物研究者上班时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对岩栖蝮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 ...... 据此提出『岩栖蝮』不是有效种本名，而是『中介蝮』的次订同物异名。”——晦涩程度不亚于充满互联网黑话的周报。

虽然和电脑密切相关，编程术语在互联网词汇中占比却不重。程序员第一课就会学到的三个术语：封装、继承和多态就从来不是互联网对话的主角。也不会有产品经理高呼：让我们跨过 “局部最小值”——一个机器学习工程师对话中出现的高频词。

“给到、对齐、复盘、联动、协同、打法、矩阵……”——这些经常出现在互联网员工汇报文件中的词汇是一些伪装成技术语言的管理学用语，表现出了一种理性形象，技术的机器冷静且高效地在运作，一切尽在掌握中。

词语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想要融入某个环境，就必须和其他人用同一套词。新入职的员工进入公司之后，自然要根据不同公司的风格来写汇报、做展示或者撰写文档，换了一份工作，同时也换了一份常用词词典。

管理学用词暗含的权力结构关系从公司对雇员延伸到了行业外。

老生常谈，但又不能不谈的是 “赋能”。它来自英文 empower，早年散见于各类管理学文章中，用于组织内部的关系里。互联网行业则把 “赋能” 用在组织外部。

我的一位考古学家朋友最烦的就是互联网总想给他们行业赋能。“互联网公司觉得帮助恐龙学家研究恐龙是一种施舍：你们这些老旧的行业都能用上我们这么新的技术了。” 他说。有公司曾提出用云计算合作，“云计算的用户协议是公司写的，服务说停就停。这顶多叫 ‘出租’ 能。” 

公司创始人常用的 “躬身入局” 也暗含权力位置。一些人说这个词来自曾国藩的教诲，不过李鸿章校刊的《曾文正公文集》里并没有这四个字；它来自一本 2011 年以曾国藩为题材的当代历史小说，在故事里这句话也不是曾国藩说的，而是他学生说的。引用这词最多算学习虚构曾国藩的弟子的二手再传弟子。

“躬身” 有一种虚假的尊敬。同样是上班，生产线上组装手机的工人不会说是 “躬身入厂”，但掌控这些生产线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却要称之为 “躬身入局”——他们有一种幻觉，企业家貌似可以不靠亲自干活而获得成功。

“下沉” 是更明显的例子。“下沉市场” 还可以说是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应有有先后，“下沉用户” 则毫不掩饰地展露出优越感。占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约 10% 的汽车行业也有精益生产、试生产、质量拒收等专业管理术语，可这些用词并没有超脱于汽车行业之外。也许是因为汽车行业不总是想给别人当大哥。

这些词都指向一种隐喻——如果社会是个金字塔，塔尖石头上站的应该是到处 “赋能” 的那个行业，也就是互联网。

黑话在生活里肆虐——责任不止在于互联网公司

对效率和成本收益比的追求从互联网溢出到线下世界，撞上了复杂、混沌、充满热情的感性生活：有人离职后还给人生写 OKR；也有家长在社交网络上记录自己如何用 OKR 管理小孩。人生需要反思但不需要复盘、朋友之间可以交流但不需要对齐、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不需要打法。

互联网词汇大行其道还有其他的原因。用互联网的话说，有人在 “推动” 黑话出圈，让它们 “触达到” 更多人。

如果回想下自己第一次看到充满互联网词汇的句子，大概率不会是某份互联网工作文档里，而是微信公众号的企业宣传文章、创始人们的发言、互联网员工的朋友圈、抑或是你家电梯里某家互联网公司反复播放的广告里。

这些广告生产者们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使用黑话，是因为确信所有人都能理解它。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创始人像互联网行业的这样需要投身于宣传之中。作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关于融资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更好地推销自己的想法和项目。相比于传统行业（这也是和互联网 “新” 的一种对比），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大多善于表达，也喜欢召开发布会，公司会安排专门的员工，确保创始人的发言、想法能最快被投资人、被大众知道并接受。

人们身边也充满了试图教育大家熟知各类互联网用词的人。一个今天诞生的黑话，几个月后就会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短视频里，被昵称里带着各种名头的博主煞有介事地介绍、延展。

依靠作为互联网行业与一般人的中介为生的人，靠给互联网概念作注解以及向更多人传递这些概念为生——词汇是他们的礼器，被转换成了一套成功学叙事。

他们不在乎新概念是什么，只在乎它们看起来是什么。他们利用受众试图三分钟了解一个行业的欲望，依靠堆砌黑话来展示自己对互联网的了解和博学。以前是 “产品经理思维”，后来说 “人工智能”，现在是 “元宇宙”、“底层逻辑” 和 “Web3”。即使在小红书这个分享生活的平台上，也有超过七万条关于 “元宇宙” 的笔记——和 “拉菲红酒” 的笔记数量有一拼。仿佛只要掌握了互联网的新概念和新词汇，就能感受到新时代技术的脉搏从而掌控未来。

新兴行业都有套利空间，也从不缺各种 “祭司”。互联网行业毕竟几乎是过去二十年里离钱最近的行业。他们将这些词等同于发财的知识，你想多挣钱？好啊，那来学一学互联网思维；你有知识焦虑？关注我，随时告诉你最新的流行趋势；也想成为大佬？那来听我复盘大佬的故事。

这根本就不是互联网，只是装成互联网的成功学。

那些原本应该帮助互联网把话语变得更好的文字从业者也放弃了自己社会分工职责。有些文章会直接把公司的宣传稿件、行业内部术语拿来就用：“……原创性地构建起具有自主意识和思考能力的数字心识，拓展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

词语是重要的。为了保证文字的品质，Apple 制定了一整套的文风则例（Apple Style Guide），大到整体风格小到每个用词都有精确要求。比如其中一条是要求开发者在使用之前，需要调查一个词的历史和用法，避免词的起源和人们现在对它的理解不同。

科技公司也在努力。

被有意纵容的黑话——匮乏的语言工具箱

嘲讽互联网词汇的人经常忽略掉一个前提条件：用这些词的人，他 / 她们的本意是什么？说话者有没有可能其实和其他人一样都想好好说话？

我觉得，问题不出在他 / 她们的主观意愿上。说话是人类的一项交流工作，词语就是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工具箱。打开汉语工具箱去看一看，在互联网时代都有什么工具：

有用来美化真实意图的委婉语。裁员美化成毕业；希望对方干活却困于预算称之为资源置换；缺乏增长称之为存量维持。词语变委婉的同时也完成了美化动作，但掩饰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任何有悠久历史的语言都会用委婉语来逃避现实的残酷。就像死了，我们说，走了。英语也用 pass away 代替 die。

作为经常开会的创业者，我曾多次看到演讲者们在最后一页 PPT 上写出 “感谢聆听” 四个字。这算是当代汉语里最奇怪却最常见的组合之一。从语义上看，“感谢” 和 “聆” 都是代表收听者对讲者的尊重。同样诡异但不被察觉的搭配还有：感谢拜读。

这些词的使用者不过是想用一些更花哨的词来代替 “谢谢”，仿佛用了简单的词语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汉语水平。就像 “躬身入局” 之所以被追捧，可能只是有人觉得用 “亲自下场” 有点俗。

语言工具箱最极端的情况是只有某词可以选。另一个经常被抨击的词 “抓手”，虽然令人生厌，但谁能马上想出一个更合适的词？同理，闭环、裂变、颗粒度、底层逻辑……都很难真正找到完全能替换的词。——这才是互联网时代汉语最根本的挑战：我们语言的工具箱，匮乏了。

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词就不是为了汉语表达设计的。互联网行业的很多词汇来自英语，直译一个单词容易，可给单词一个符合中国语境的用法，难。大量无法合理嵌入汉语语境的词汇在互联网造词活动中出现，让它们天然带有不适应汉语的气质。

英文 empower 是一个没有多少附带含义的词汇。翻译成 “赋能” 情绪更浓烈，但很生硬，并没有和汉语原有的表达习惯联系起来。

反例是 “迭代”。“迭代”（iteration）原是一个数学名词。每一次进步的结果作为下一次进步的开端，这个过程叫迭代。“迭代” 不是汉语新词。南朝《文选》曾有：“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 的记录。把 iteration 翻译成 “迭代”，相当于把原本汉语已有的词二次激活，赋予了新的含义。

有些 “不准确” 的翻译是被有意纵容的，含糊其辞的翻译能帮人掩盖真实目的。

互联网公司内部常讲的 “鲁棒性”（Robustness），更易懂的翻译是 “稳健性”。但为什么鲁棒性这么多年都大行其道呢？一位工程师是这么理解的，” 牺牲一些鲁棒性来提升迭代速度，这是可以接受的取舍。但我要是告诉老板，咱们需要稳健性来提升迭代速度，听着就不太对。”

翻译外文归根结底考验的是母语水平。不巧，互联网行业花在学习更好的表述的相对时间少。

在阅读技术相关的文章时，读者普遍期待由技术专家来撰写。程序员写互联网、产品经理写产品分析，肯定要比局外人写的更专业。像任何一种专业分工那样，文字工作也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学习。在互联网的话语体系中，文字训练一直是缺失的。

面对一种失语，互联网只能从身边的环境和语境中选择一些信手拈来的词。问题就出在信手拈来上。

科技时代语言遭遇的挑战，在互联网行业爆发

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绝对不只存在于汉语。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语言的冲击是全球性的普遍现状。——在来自英语的科技词汇的冲击下，日语、法语里同样诞生出很多非常不符合文法的字词。不过在法国与日本，语言问题更多被当作社会问题；法国、日本都建立了官方机构来应对新的环境和新技术带来的语言挑战。而在中国，我们把这个严肃问题一股脑地归咎于是互联网污染了汉语。

互联网词汇无论被如何不认可，终究是汉语的一部分。它不是为了污染语言环境才创造的，它的创造者是和每个人一样的汉语使用者。黑话的问题，本质上是汉语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挑战，在互联网行业爆发。以至于 “栓 Q”“绝绝子”“跺 jiojio” 等网络流行语一起，被当作汉语要完了的象征，还诞生了一个间歇性被热炒的概念：中文死了。

“中文死了” 这四个字就是错的。“中文” 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杂糅概念，它既能称呼汉语，又能指汉字，甚至还能指使用汉语汉字的作品。“汉语” 才是 Chinese 所指称语言的正确名称。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没有被污染过的 “纯正” 汉语。“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 这句话不好理解？没关系。汉朝人也看不懂——如果不特意去学的话。这段话来自《尚书·盘庚》。从商代成文到汉朝末年的时间，与汉朝末年到现在的时间差不多长。

语言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充满变化且富有活力，词汇是更新最快的。别说上千年了，很多五年前、十年前被认为会 “杀死” 汉语的词，“给力”“芜湖起飞”“神马都是浮云”“开摆”“我也是醉了”“破防”......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用了。

汉语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前行，但作为个人，我们只能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需要关注互联网词语——因为这些词都是思索自我和世界的工具。

对于互联网的思考，已经被研究互联网时所用的词语设定了规范。“击穿心智”“抓住用户头部”“分析用户切片，挖掘剩余资产”...... 这些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当用词对个体的描述越来越像是对待无名无姓的复制人，把用户当作机器去对待就变得正常。

很多批评认为互联网词汇 “不说人话”。——“不说人话” 的不是那些词，而是不能从这些词中感受出是什么样的人在讲话。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1857-1913）曾说：“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 词汇是我们接触现实世界的大门。当思考自身、社会、世界时，甚至回忆此生时，用的就是那些我们选择的词汇，这些词决定了思考所得到的意义。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也体现了我们如何理解和感受世界。

互联网就是现实生活。现实中有一些工具能够帮我们提升效率，让生活更舒适，比如手机、电脑、网络、空调；另一类工具帮助我们感受生活，它就是词语。

日本设计师佐藤可士和提过一个概念 “感性的分辨率”：如果一个人无法理解 “流泉”“月光”“溪雪” 这些词，那就是他 / 她面对 “流泉得月光，化作一溪雪” 的景致前，也无法作幕天席地之游。词语，是感性和世界的中介。

对于中国人，黄、白、赤、黑等颜色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意义。就用红色来说，绛、赤、朱、丹、红、茜、彤、赭、绯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通过对红的不同描述，词语承载了我们文化所创造的一种世界观。我们生活在这套世界观之中，被它影响，同时又在改造着它。

归根结蒂，词汇事关互联网，又岂止于互联网？互联网内外影响，不限职业、不限行业、不限阶层。相关词汇应就雅俗两极范围内，伸缩去取，尽量适用多方面需要，以求俗不伤雅，雅不背时。

一张连实体都没有的头像图片能卖几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这是很多人对 NFT 的主要印象。但这样一张可能卖不出五块钱的图，也是 NFT。

它来自我的一个实验。从研究 NFT 开始，我总感觉自己对它的了解差了一环。为此我决定自己发一组图片 NFT 试试。

发 NFT 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去大平台手动发；一是通过智能合约发。前者简单快速，但不方便自定规则；后者更灵活、自由，但需要一定开发工作，这也是目前 NFT 主要交易平台 OpenSea 上项目的主流选择。

发 NFT 时之所以需要借助编程或大平台，是因为这不像在网上发一张图那么简单。与 BTC、ETH 一样，NFT （非同质化代币）都是一种区块链中的代币，本质是一串链上代码；但不同的是，一组 NFT 中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相互区分的，而不像 BTC 那样是相互等价的。由此，通过在单个 NFT 中写入图片、音乐、文字等信息，就能铸造出可在区块链上流转的数字内容，区块链技术保证了 NFT 持有者对这些内容的坚固所有权。是否认可这种所有权因人而异，有人会说电子图片人人可以复制。就像至今仍有人认为，软件，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代码并不需要花钱买。

我会编程，一度认为自己写智能合约不是问题。智能合约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程序，在满足一些条件时会自动运行。我对 NFT 的需求很简单：这是个实验，我希望发出去的 NFT 只给到指定朋友，且不可转卖。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能体验自己动手铸造 NFT 的过程，而不是直接像转账一样接受我转过去的 NFT。这些需求只能通过智能合约完成。

作画部分，我请来了一位艺术家朋友帮我设计 NFT 图案。构思阶段，他说 “要不就画你吧”，以我，作者本人的东北街（发 gāi 音）溜子风格为原型，发个 Gailiuzi NFT。20 位经常一起出门溜达的好友报名了这个实验。艺术家朋友给每个人画了一个 Gailiuzi 版本的他 / 她，组成了这个项目。

我有自信这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实验。但我错了。

BlackIDE 是目前流行的智能合约开发工具，精通它的合约工程师告诉我，智能合约不难，半天一天就好了。但如果想把前端网站等一系列功能都实现，那还要多个一两天。大致流程如下：

• 用一些开发者工具写智能合约，规定好发行量、发售价格、白名单、流通等规则。

• 用代码组合画好的物料，定义不同元素的稀有度，生成整组图片。

• 将图片上传服务器并将图片地址写入智能合约。

• 测试没问题后，正式将智能合约部署上链。

• 制作一个前端网站，方便用户铸造 NFT。

可我赶时间，只好认怂用 OpenSea 提供的页面铸造 NFT 后发送给朋友。并且叮嘱朋友不要转卖，这是约定，不是智能合约。

虽然和最初目标有些差别，发布总算搞定了，可实验还是失败了：前文说这张图卖不出去五块钱，实际上白送都送不出去。因为超过一半的参与者并没有可接收 NFT 的区块链钱包。他 / 她们在报名参与实验时还没意识到，NFT 是不能用微信、iMessage 等惯常通信方式发送的，不要钱的也不行。

实验揭示了 NFT 的特性和现状：在我们看到的图片、文字、音频背后，NFT 仍是一个需要编程的技术。和早期的互联网一样，它对用户尚不够友好，这使 NFT 在人群中渗透十分有限。

对 NFT 是什么、价值几何，人们现在众说纷纭，乃至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对 NFT 的追捧不过是又一场投机：它是新时代的郁金香，互联网的普洱茶，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炒作热点。也有人把 NFT 视为进入某个圈子的门票、艺术品，或者一种建立数据为使用者所有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基石。

在一个复杂事物的早期阶段，贸然下判断并不明智。刚一了解就 “All in”，或直接给出 “毫无价值” 的评价都不负责任。这篇文章也不会给出关于 NFT 的简单结论。它是一个 NFT 实践者向更多实践者的求证。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的那块拼图。

头像

有人认为 NFT 头像毫无意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NFT 头像确实有无法替代的社交价值。在物理世界，身份标识多元且便于快速辨认：发型、衣着、神态、姿势、随身携带的物品……；在线上世界，快速判断一个人更困难，可用素材无非头像和社交网络介绍等。

而当你的头像是一只看起来很无聊的猴子时，一切却不同了，它能传递出具体、特定的信息。对某群人来说，这是一个暗语，它意味着这个头像背后很可能是一个有钱的区块链意见领袖。

 这只猴子叫 “无聊猿”，由 10000 张图片组成，来自一个叫无聊猿游艇俱乐部（Bored Ape Yacht Club, BAYC）的 NFT 项目。本周三时，最便宜的无聊猿约为 94 ETH（ETH 即以太坊，94 ETH 目前约为 94 万元人民币）。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在今年 4 月花 170 ETH（当时约 227 万元人民币）买了编号为 #9279 的无聊猿，用它当自己的微信头像。他的同路人还有蔡文胜、李宁和绿地集团。

有人会想，朱啸虎花了两百多万买的图片，其他人不是也可以右键另存吗？但 NFT 所用的技术保证了，全世界的链上节点都能证明这张图片的确属于朱啸虎的钱包地址 allenzhu.eth，而非其他人。

这些头像帮部分人建立了对彼此的认知。一张 NFT 胜过一大串自我介绍。

身份标识之外，拥有某些特定 NFT 还意味着加入一个社区和拥有相应权益。在美国知名投资人 Kevin Rose 的 NFT 项目 Moonbirds（月鸟）中，持有者可加入专属社区，这里有诸多独家消息，可以旁观知名用户的私下交流。Kevin Rose 本身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意见领袖之一。

无聊猿团队 BAYC 则会直接给无聊猿持有者，即社区成员发放代币，许诺这些代币未来可在 BAYC 元宇宙项目中使用。它们现在也可以直接在加密货币交易所里买卖。

持有者还能基于无聊猿形象做 IP 开发和商业活动。比如今年 4 月，李宁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核心区域开了一家以 #4102 号无聊猿为主题的快闪店，同店里还李小龙的联名款。

这是有关 NFT 价值的第一种答案：它是一种身份认证、一种小圈子里的图腾、一种社区入场券、一种标榜自己拥抱 Web 3 的标签。

标的

NFT 跌宕起伏的价格，让它获得了另一个定义：NFT 是割韭菜的游戏，本质是金融标的。

“涨了叫我易总，跌了叫我小易。我都不知道它为啥跌、为啥涨。” 当我问 NFT 项目 X Rabbit Club（XRC）的创始人易水寒我该怎么称呼他时，他说。

我们见面时他穿着黑色运动服和运动裤，戴 Apple Watch、黑框眼镜，非常像一位会出现在旧金山 Blue Bottle 的创业者。在 XRC 之前，易水寒做出了中文互联网风靡一时的形象 “冷兔”，一只无厘头的粉色兔子。XRC 项目因此启动伊始就备受关注，被视作 Web 2.0 从业者拥抱 Web3 的前奏。

NFT 是可以直接在交易网站上购买或竞拍的，但如果你想入手一个新项目尚未发售的 NFT，就有点麻烦了。

绝大部分 NFT 都会限制数量，几百、上千最多一万，兼具唯一性和稀缺性才能提升价格。优质项目供不应求，玩家迫切希望第一时间抢到 NFT，这就像 A 股打新，行情好时抢到就是赚到。

抢新项目的过程被称为铸造（mint），即将购买记录写入区块链。写入过程需要强大的算力，提供算力的人被称作 “矿工”，他们通过完成计算获得矿工费（gas fee），矿工费由铸造 NFT 的玩家出，所以 “打新” 一张 NFT 的成本是其售价加矿工费。

铸币过程是计算速度的竞赛，谁先把购买记录写入区块链，NFT 就是谁的。所以当一些热门 NFT 发售时，全球区块链用户的竞争会哄高矿工费；出价高的铸币需求被处理，出价低的出局，矿工费不退。这种出价竞争即 Gas War。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进入这场战争，NFT 项目一般会用一套白名单规则确保特定钱包账户一定能成功铸造规定数量的 NFT。

这是一种寻找种子用户的运营手段。以 XRC 为例，当用户在项目聊天社区中达到最高等级，并对 XRC 进行二次创作时，可获得白名单资格，一共 3500 个名额，每个白名单地址可最多铸造两个 NFT，铸造单价为 0.0502 ETH（当时约 665 元人民币）。易水寒希望筛选出认可 XRC 价值并能帮助二次传播的玩家。XRC 也和一些知名 NFT 社区合作，转发抽取白名单资格。

今年 1 月初，在公开发售的前几天，XRC 的地板价（实时更新的最低价格）快速超过了 1 ETH（当时约 1.36 万元人民币），平均价格则达到了 1.39 ETH（当时约 1.89 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白名单玩家所持的 NFT 在几天内上涨了近 30 倍。

当某种可以作为资产的物品具有极高的流动性且价格不菲时，它一定带有金融属性。

一些 NFT 买家在社交网络直言：“不要忘记进初心，初心就是赚钱。不要当钻石手（指坚定持有某个资产的人）、不要对图片产生感情，只要有利润就要跑。”

易水寒认为 99% 的人进入 NFT 圈都是为了赚钱，只不过大家给了它一个叙事，“头像变成了一个圈子”，这不改变 NFT 金融标的的本质。

NFT 就像一个成立即上市的公司，从诞生之初就要面对维持股价的压力，NFT 7×24 小时波动；项目方需要每月甚至每周发布各种内容以维持社区期待。

XRC 启动以来，易水寒最大压力是价格涨得太快、太高，涨跌不在控制范围。他原希望价格缓慢往上涨，认为这说明大家对项目有持续认可。但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价格就上去了”，这带来了更多维持价格的压力。“有些人甚至希望你涨到 5 个 ETH（当时约 6.7 万元人民币）。” 易水寒说。

在社区的高期待下，项目方任何不利于直接抬升价格的行为，都被抨击为不懂 NFT 玩法。但对一个早期项目来说，在价格之外还有太多要操心的事，它们才是在水下支撑价格的基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社区运营，核心目标是维持社区的看涨共识。

花一百块买的 NFT 可能就是一张好看的图。但如果涨到一千块、一万块呢？如果随手买的几张图十万块了，谁又能不关心它下一步的走势？这时共识就形成了：社区里的多数人可能认为它还能到二十万，并为此投入更多资金。

维持看涨共识的常见方法是不断发新的 NFT。当一个项目的单价达到 1 或 10 个 ETH 时，可发行第二个 NFT，单价一般是第一个项目的 1/5。第一个 NFT 的持有者，即社区成员可进入白名单甚至获得免费空投（AirDrop，即直接向账户免费发送代币，是常见拉新方法）。2021 年中，无聊猿运营方就给所有持有无聊猿的账户空投了 “无聊犬”（Bored Ape Kennel Club）。

共识有时是脆弱的。一些无心的言行就可能造成方向反转、价格雪崩。今年 5 月急转直下的 Azuki 项目是一个例子。

Azuki 由 10000 个动漫风格的侧脸头像组成，是目前 NFT 市场少有的亚洲风格蓝筹项目。蓝筹一般指该项目可长期稳定保持价值。介于 NFT 市场的快速波动，长期一般按月算。

Azuki 于今年 1 月发售，在今年 4 月曾达到 36 ETH（当时约 51 万元人民币）均价的高点。Azuki #9605 号稀有 NFT 甚至拍出了 142 万美元（约 964 万元人民币）。同一组 NFT 图片一般由人类设计师设计特征，如发型、饰物等，由电脑随机组合特征。组合后的结果越稀有，价值越高。Azuki #9605 大部分特征的出现几率都少于 1%，非常符合旁观者对 NFT 的印象：超贵小图片。

 Azuki 系列今年 5 月 4 日的均价还在 32 ETH（当时约 45 万元人民币），可 5 月 12 日却迅速跌至 10 ETH（当时约 14 万元人民币）。这有市场因素，5 月后各 NFT 价格不同程度下降。但主要原因是 Azuki 创始人 Zagabond 在 5 月 10 日发的一篇文章。他提及，自己曾创办另外三个不成功的 NFT 项目，从这些失败中学习了如何成功做好 Azuki。

在传统风投市场，连续创业是加分项。但在 NFT 世界，承认曾经做过不成功的项目，就是承认曾 “rug” 项目，即吸引玩家资金后又放弃运营的恶意行为。仅仅是存在 rug 的可能性， 已足以摧毁持有者的看涨共识。Azuki  价格随后剧烈下跌。

有多少人能从 NFT 中挣到钱？

绝大部分 NFT 项目发售即巅峰，出道就破发。相当多 NFT 甚至没办法被全部铸造完毕。不是所有 NFT 都有流动性，一些 NFT 挂单很久也买不出去。

稳赚的方式是在每轮淘金热中找到卖铲子的生意。

一些工作室专门刷各个项目的白名单，然后倒卖。工作室资金体量大、计算更周密。一个工作室的区块链钱包地址经常能抢到几百个同项目的 NFT。这些工作室挤占了真正玩家的名额，他们只想赚钱，对社区没有共识，也没有建设意愿。项目方要用各种手段对抗工作室。

平台也总是挣钱的。全球交易额最大的 NFT 市场 OpenSea 目前估值超过 100 亿美元。OpenSea 会对每一笔交易收取 2.5% 的手续费。2022 年 1 月，OpenSea 月交易量超过 50 亿美元，仅在 1 月 31 日一天，OpenSea 上就发生了 2.33 亿美元的交易。

区块链行业有一句名言，来自币安创始人赵长鹏（CZ）：“If you can't hold, you won't be rich.”（如果你不能一直拿住，你就不会发财。）

在 NFT 市场，易水寒对这句话有另外的理解，他认为最应拿住的是自己的信用，有信用才能一直待在市场里，能待住就能挣钱，因为 “（这个行业）挣钱机会太多了”。

易水寒和我说这句话时，Azuki 的暴跌还没发生。我把它当做一句陈词滥调。现在，我认为这句 “陈词滥调” 被强调得还不够。

艺术

在另一些人眼中， NFT 是加密艺术。这是 NFT 头像大行其道之前，业界对 NFT 最早的理解。

2021 年 3 月，佳士得以 6934.6 万美元成交价拍卖了艺术家 Beeple （本名迈克·温克尔曼 Mike Winkelmann）的作品《每一天：前 5000 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创下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的第三名。这也是从事传统艺术拍卖的佳士得第一次拍卖 NFT 作品并接受加密货币支付。

《每一天：前 5000 天》是一个巨幅拼接作品。Beeple 自 2007 年 5 月到 2021 年 1 月间，每天创作一副作品，一起拼成了 “前 5000 天”。佳士得称其为 “收藏数码艺术品的里程碑”。

《每一天：前 5000 天》和传统艺术品形态相似，更容易被人理解。成组的 NFT 项目，如头像则不像一般人印象中的艺术。

这一堆像素点组成的头像就是最早的成组 NFT 项目，CryptoPunks。它在 2017 年启动，由 10000 个图片组成。现在的最低单价是 84.85 ETH（约 85 万元人民币）。

CyberPunks 一开始连送都送不出去。直到美国新闻网站 Mashable 在 2017 年年中发表了《这个基于以太坊的项目或许可以改变我们对数字艺术的思考方式（This ethereum-based project could change how we think about digital art）》后，CryptoPunks 才引起注意。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人拥有这张图片……它是艺术，并且有一个拥有者（Someone owns this picture...It is art, and it has an owner）。” 原作者两次强调你可以拥有一张数字图片，它是艺术。

在把 NFT 视作艺术的人看来，NFT 改变了创作者与艺术市场的关系。

@Sleepy0x13 是一位数字艺术家和 NFT 研究者，人们更多叫他睡总。他是华人在 NFT 领域最知名的发声者之一，会帮助其他艺术家孵化自己的 NFT 项目。

睡总认为，NFT 之后，创作者和收藏家的关系从前者服务后者转变为了双方一起做一件事。NFT 从来不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它属于社区。NFT 一旦发售，持有者就可以通过各种运营活动、二创传播和投票决策参与塑造项目发展方向。

在传统的艺术消费中，艺术家和消费市场间却不必有关联。我可能拥有一书架艺术摄影画册，但我不会和艺术家与艺术品本身产生交集。我暂时拥有某件艺术品，可我和其他所有者，和艺术家之间缺乏沟通渠道。

睡总认为，NFT 带来的新关系更能保障艺术创作者的经济收益，但也需要艺术家学会经营各种社交媒体，自己完成以往策展人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变化。睡总接触的很多创作者只管埋头创作和上传作品，而不做社区运营。这类项目基本石沉大海，创作者也没有收益。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现在的 NFT 算是一种艺术。

摄影师与视觉艺术工作者 Tianxi 在天津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专门帮助艺术家和博物馆做艺术品的数字化工作。当过程序员、做过商业拍摄现在全职做艺术，Tianxi 可以说是最适合接触 NFT 的一类艺术家。他认为如果 NFT 项目只是单纯利用了技术，还算不上艺术。这有些像摄影，在摄影刚被发明时它是记录证据的技术，当摄影不止于纪实后，做为艺术的摄影才逐渐出现。

技术不断进步，一代比一代先进，艺术则具有 “不可超越性”——20 世纪的艺术作品并不因为诞生得更晚就好于 15 世纪的作品。Tianxi 对我说，NFT 制造了一种 “仿佛这个东西是可被超越的，用价格评判一切” 的标准，这显然违背了艺术。

在和多位艺术家的交流中，他 / 她们都提到了艺术的纯粹性。所谓审美，就是把艺术当作艺术的能力，而不带有其他功利性目的。但 NFT 充满了其他目的：进入不同的圈子、挣更多的钱、彰显自己的个性……这不符合艺术家对纯粹的理解。一位艺术家甚至说，NFT 可以是任何东西，但绝对不能是艺术。

在区块链领域，和艺术二字挂钩最深的名字是 Pak。有人说 Pak 背后是一个人，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团队。Pak 在采访中说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但在许多玩家心中，Pak 的作品是艺术品。

Pak 最有趣的作品之一是 2021 年发布的《Merge》：在开放购买的 48 小时内，任何人可以通过拍卖形式购买任何数量的 Merge 项目对应代币 MASS。此后 Merge 项目方会根据每个地址持有的 MASS 数量为这个地址生成一个带有独立编号、质量为代币数量、颜色由持有数量决定的 NFT——其实就是一个点。

根据规则，每个加密钱包内只能有一份这样的 NFT。所以当 Merge NFT 在二级市场流动，新购买的 NFT 就会和钱包里原有的融合，生成带有新编号、质量和颜色的 “点”。随时间推移，《Merge》的总点数会越来越少，剩下的点会越来越大。

《Merge》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很紧密，如果不是使用智能合约这种形式，如果没有对 NFT 的交易，Merge 中的点就无法变化、融合，智能合约的形式本身是内容的一部分，《Merge》只有在加密世界中才能实现。而其他大多数 NFT 作品，只是把一些物理世界也可以存在的图片放到了区块链里。曾经在科技公司工作、现在主要在东北进行影像工作的艺术家轶轩（就是他画了 Gailiuzi NFT）评价到，如果某张照片在现实中都不是艺术，那凭什么当这张照片通过智能合约的 tokenurl 被读到时，就变成了加密艺术？

轶轩也不认为《Merge》是艺术，他只是觉得《 Merge》比其他作品更有资格放在艺术语境下被讨论。NFT 就像是白纸。白纸不是艺术，但它蕴含了艺术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可能。

更多的可能

“我” 站在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前，窗边是一把著名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巴塞罗那椅。窗外的夜晚因为霓虹灯的映照展现出厚薄不均的亮度。房间不大，但陈列品价值不低：正对着窗户的是一副 CryptoPunks；另一面墙上是两幅 Chromie Squiggle by Snowfro，上面画着彩色波浪线，这个系列过去九十天的均价超过了 10 万元人民币一幅。这仿佛一个美好世界版的《攻壳机动队》。

可惜这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世界。等加载页面结束后，就是 Portals 的世界了，每个新来者都会看到这幅景致。

Portals 是一个基于 Solana 区块链的元宇宙项目——不同的区块链都有自己的特点，前文提到的 ETH 即以太坊，是目前最通用的区块链，Solana 作为后起之秀增速很快。它的矿工费更低，被称为 “穷人的以太坊”，其日 NFT 交易量曾在今年 5 月短暂超越 ETH。

Portals 的 CMO Chris Lund 从来不认为 NFT 会停留在昂贵的 “小图片” 上，他告诉我，Portals 希望创造一个活跃的虚拟城市；用户可在虚拟城市里创造自己的空间。

但这和 Second Life 或模拟人生等游戏有什么区别？Chris 的回答是：NFT。

Portals 将这个虚拟世界的空间分割成不同 Space（空间）。每个 Space 的所有权凭证是一张 “NFT 房卡”。Space 完全属于拥有者，他可以在这里举办自己的活动，出租、转卖空间，这些行为不需经过 Portals 官方同意。

在中心化的线上服务中，线上软件，在线电影、音乐，在游戏里购买的皮肤、武器和道具，用户只享有这一切的使用权而非真正所有权。几千万粉丝的大账号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被平台禁用或删除。但购买 NFT 时，用户购买的是真正的所有权。

Portals 最便宜的公民卡现在不超过 1000 元人民币，几乎没有手续费。在这里 NFT 的作用，是让用户可在虚拟数字世界中真正拥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贵，甚至可以免费。“虚拟世界对现实社会越来越重要，但你能想象在虚拟世界里我们没有任何所有权，一切都属于大公司的未来吗？NFT 是解决问题的钥匙。”Chris 说。

Portals 正计划逐渐迁移到去中心化服务器上。一个拥有所有权且去中心化的虚拟空间，也许真有机会成为某个人的第二人生。

也有人希望 NFT 能在线下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LinksDAO 试图用 NFT 打造世界最棒的高尔夫社区。他们把 NFT 作为会员凭证，通过售卖 NFT 会员卡筹集资金，希望建设一个实体高尔夫球场。

认为现阶段 NFT 作品不等同艺术的 Tianxi，也认可 NFT 可以帮助艺术行业，一个现成的应用是做艺术品交易溯源。传统拍卖行会做这种记录：比如一幅 18 世纪的作品，谁画的、第一手交易是谁、第二手是谁、最后被谁收藏。NFT 可以让这件事更简单高效，出错概率接近于 0。

围绕 NFT 的讨论现在是复杂乃至嘈杂的。一些人认为它是金融标的、一些人认为它是艺术的未来，还有很多人认为它只是每年都会有的技术热点。其实 NFT 还不是一个完成品，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试验品。它要追求什么目标、价值几何？相比随便下一个结论，即使选择不回答，也是一种更好的回答。

为什么我会对 NFT 产生兴趣？我到底看中它哪一个维度？我想，恰恰在于它仍未被盖棺定论的 “可能性”。我对 NFT 可能性的相信，本质上是我对数字世界未来的相信。

我的网名 @MasterPa 已伴随我十几年了。我经常和新认识的朋友说：“这个 ID 不论曾说了多脑残的话都是我说的。” 因为我是一个真正把数字世界当作现实世界的人，如果不能在这个世界承担起属于这个名字的责任，那便永远不属于数字世界。

NFT 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自然了，它的意义非常简单：在线上世界，确认一些东西属于自己。

上初中时，我写了某种爬行动物的第一份中文饲养教程。一个商家抄走后，堂而皇之说这是他自己写的甚至把内容放进了百科。我无法证明这段文字属于我。曾经有一个修图软件，在用户协议里宣称对被修图片有全球性、不可撤销的版权，如果用户不同意就无法使用。多少人会仔细看协议？就算看到这条，又有多少人会因此不用这个工具？

我是跟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数人生的重要时刻都发生在互联网上。回看过去二十年我在互联网上创造的内容与回忆，无关价格、无关行业，它们是组成我自身经验的一部分。可大多数内容，我写的文字、拍的照片、和朋友的互动……早已变成电子尘埃消散于中心化的服务器中。NFT 让我看到了阻止这种消散的可能。

我深知今天的 NFT 和区块链还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这些将互联网视作生命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不应将自己视作旁观者。我们需要承担起一些让互联网变得更好的责任。

我承担起了我在数字世界的责任，我也要我在数字世界的权利。

* 感谢各位受访者以及 0xchao.eth、CuriousJoe、davey#8335 对本文的帮助

作者介绍：汉洋，NFT 跌了就去烤蝉蛹，饿不死手艺人 tw@HanyangWang

这种蛇，汉语互联网称之为「锉蛇」。不过和一般的锉蛇不同，它背部有一条白线。我头次见，好奇去问，答曰：锉蛇。

问答无用，自行搜索。产自非洲的锉蛇有两个常见亚种：非洲锉蛇与好望角锉蛇。其中绝大部分网上能看到的，都是非洲锉蛇（African File Snake）。介于锉蛇本身已经足够少见了，我说常见不过是「当你在秦岭野外看到大熊猫的时候黑白的居多」那类常见；相对不常见的好望角锉蛇，就是棕色大熊猫。

原本到这我就可以睡觉了，但锉蛇的学名引起了我的兴趣：Limaformosa。

Formosa 这个名字在大航海时代很常见，葡萄牙人所到之处看到任何感觉漂亮的地方十有八九叫这个名字：阿根廷有 Formosa Province、台湾在被殖民时期也被称作 Spanish Formosa，据说美国也有个地名叫 Formosa，但我没查到。Formosa 意为美丽。直白称呼。我们东北人也有类似的传统，整个东北充满了大 XX 子。

就像大蛤蟆泉子。

锉蛇的这个名字，反映的是人类试图开拓一片未知世界时要留下的痕迹。那是一个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活在大航海时代塑造的世界里，但大航海时代直接留下的痕迹却不多了。这些痕迹藏在只言片语内、建筑里以及非洲一种天天愿意钻地的蛇的学名中。

那 limaformosa 这个 lima 是什么意思呢？是锉刀。

锉蛇是一种皮肤如同砂纸一样的蛇，所以英文名叫 file snake。file 是文件，但也有锉刀这个意思。

好望角锉蛇的英文名是 cape file snake——注意到了吗，cape 好望角本身也是葡萄牙人的命名。

中国对好望角旧称大浪山，但这种蛇并不叫大浪锉蛇。

「设计不就是毛玻璃了，没毛玻璃要设计干嘛」——这话不是我说的。

没有毛玻璃特效，就没有手机和电脑的未来

手机里的毛玻璃特效是用来缓解经济危机的。

Andy Grove 去世了，这下安迪比尔定律里，就只剩下比尔了。

安迪比尔定律是说安迪（英特尔）研发出来的新产品，总会被比尔（比尔盖茨的微软）的新产品把性能消耗掉。也就是说随着硬件的进步，软件也会越来越消耗硬件。

现在安迪走了，比尔要为所欲为了。

我司有个人，就是说开头那句话的人，我们在这里叫他 B 吧。

B 君特别喜欢拟物化设计，iOS 7 之后简直痛不欲生。一直用着还保持在 iOS 6 的那台 iPhone 5 —— 直到他在路上听歌的时候手机被偷了。

能在听歌的时候被偷，也是很拟物的一件事。

他在公司最经常和我们设计说的一句话就是：

「能不能把设置键变成那种滴着油的齿轮，还泛着高光。要是能再有个工人长者老茧的手握着钳子，钳子夹着磕掉了齿的渐开线齿轮。想想就带感」。

当然，设计每次都会义正言辞的拒绝他。

所以不管他情愿不情愿，都只能天天面对「扁平化」设计了。直到他发现了毛玻璃，扁平化设计里最拟物的东西：

「没有毛玻璃要什么 GUI 」他说道。

「要我说都应该十层毛玻璃同时渲染」。

因为对毛玻璃的极端狂热，现在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毛玻璃的作用就是悄无声息的消耗硬件性能。每当内需不足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告诉苹果公司：快升级操作系统毛玻璃吧，把毛玻璃再加几十层，性能消耗再扩大十倍！让即使新买手机的人也要换手机，拉动内需。

每次我俩说起这个事的时候，都在思考一个宏大的未来：


以后没人说处理器性能过剩了，一台显示器后面有几百台计算集群支撑着，就是为了渲染毛玻璃。

各大公司不推出手机壳了，都推出「毛玻璃 Package」——有的能渲染五层毛玻璃，有的能十层，还有的能渲染玻璃反射。更牛的能做百层毛玻璃实时光线追踪。

再也没有经济危机了，因为新的需求永远都存在，永远都有人需要更多的毛玻璃。

蓝绿华为小米不要再打架了，谁能说出毛玻璃的好处都有啥，未来就送给它。

我又发现了一个创业的 idea ，快去吧。

世界是属于毛玻璃的。

原文发表于 2020 年。

加拿大、日本、美国。这三国家因为一个人联系到了一起。

诺曼虽是加拿大人，却在日本出生并长大。他的父母是来到日本的传教士。19 岁诺曼回到加拿大去多伦多大学读书，然后去了剑桥。毕业后因父母还在日本长野，并且他非常希望进行日本史研究，所以向加拿大外交部申请去日本工作。

回到日本后，诺曼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日本的士兵与农民：征兵的起源（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也是诺曼当时对日本时局的映射：

「要把他人变成奴隶，『自由人』是做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最无耻的奴隶，会成为他人自由的最无情、最暴力的剥夺者。」

日美开战后，诺曼作为敌国成员被遣送回国。在莫桑比克停留日美政府交换回国人员的时候，他碰到了以前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时认识的日本人都留重人。都留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回日本的时候不敢带着他的那些资料和书信。于是都留拜托诺曼帮忙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书就给诺曼了。

战后，诺曼成为了占领军的一员回到了日本。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作为和都留一样左翼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他希望能为日本战后重建作出贡献。他工作极为出色，深受麦克阿瑟的器重。

可也是这时，美国兴起了麦卡锡主义风潮。麦卡锡主义如猎巫一般的寻找共产主义者。诺曼的政治立场自然受到了波及。不论在日本还是美国，他都有非常多的共产主义者朋友。所以 1942 年左右，FBI 便开始监控诺曼。恰巧他拜托都留的书和信，都留只带走了书。信就被美国政府拿走了。这些信也不乏和共产主义者的对话。

1950 年代开始，负责调查共产主义者的美国治安小委员会就开始对诺曼进行指控。1957 年，小委员会再次举行听证会，并且暗示诺曼等人试图阴谋推翻美国政府。正好当年都留重人应哈佛大学之邀去美国讲学，小委员会就要求都留参加听证会。

在军国主义日本呆了好些年的都留重人，根本没意识到美国已经不是他当年认识还在罗斯福新政余晖下的美国。对将到来的冲击毫无准备。他甚至以为自己作为哈佛大学的客人，不应该给大学添麻烦，就去参加听证会吧；小委员会也应该会看在客人的面子上，走个过场。

可等待他的是整整两天的听证会。也是这时，他才发现美国早已拿到了当年的书信。小委员会试图诱导都留指控其中的人是共产党员，当然也包括诺曼。都留努力在不指控任何人的同时，并且保护诺曼。最后只承认了几个已经被小委员会知道的人是共产党员，而且除了「是的」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多说。

8 天后，诺曼在埃及自杀。日本舆论界对整件事情进行了长篇报道，并且把诺曼之死的原因指向了都留重人的证词。都留因此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都留和诺曼的朋友，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鹤见认为，日本舆论界把矛头对准同为受害者的都留重人，是非常不对的。美国治安小委员会本身就没有权利去质询都留重人。鹤见俊辅写到：

「美国有时候是法西斯主义，有时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战争的受害者推到前台的原因：让受害者看起来像肇事者。」

而日本的媒体，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成为了小委员会的帮凶。

不过鹤见俊辅同样没有对朋友都留重人客气，他也指出了问题：都留的确在努力保护诺曼，却在最后提供了三位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这三个人都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纲领文件的起草者。鹤见认为在都留已经筋疲力尽的情况下，提供这三位已经被小委员会掌握名字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肯定不会比都留做得更好。

但鹤见俊辅没有止步于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都留是自由主义者，他努力保护和自己一样立场的诺曼。却没有同样努力去保护和自己立场不同的共产主义者。

鹤见俊辅说这件事情展示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世界上没有国家能说自己代表自由主义。所以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需要研究自己要和什么样的体制合作。自由主义者可以和资本主义合作，也可以和共产主义合作。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里，压力是不同的。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者的压力小，共产主义者的压力大。如果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承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带来的压力，那他/她就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原理。所以，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

七年之后，这篇文章被选为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之一。

六十五年后，我开始研究这段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诺曼之死是无法回避的课题。所以我必须找出当年鹤见俊辅的原文来读一读。

我发现自己搁浅了。在互联网上。

鹤见的这篇论文，中文搜不到。可以理解。我不会日语，就继续用英文搜。也没有。

那用日文吧，打不了软件翻译呗。日文倒是好找，一下子就在日本的论文库里找到了，可是没有电子版。我接下来一周时间，在工作之余就在搜这篇文章。一无所获。只好求助场外人员，拜托可达在宾大的图书馆里帮我找找。可达说宾大图书馆的亚洲资料绝对够全，但可惜这篇也是真没有。

这是今年年初的事情了。四月底有一天晚上我睡前，突然想必须找到这篇文章。过了几天终于在一本书里发现有这篇文章。可书只能从日本网站买二手。这倒也不是大问题，代购还不简单吗？代购爽快的接了单，然后和我说：亲，中日之间的个人快递暂时停了，什么时候恢复还不确定哦。

退钱吧。

我突然发现，淘宝竟然还有日本论文代下载服务！于是找了一家，店主和我说查到了有，下班了帮我去图书馆下载。他还和我说，早半个小时下单当天就能好。没事，不差一晚上。美滋滋，我就等着第二天读了。

悲报，店家去了图书馆发现这篇根本不提供。

这种困难有可能难住我，有可能难不住，这次没有。《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不是一篇孤立的论文，而是和其他一些论文同时发表在了《中央公论》的都留证言特集里。《中央公论》是日本出版至今的老牌重要杂志，理论上需要有每一期的存档。果不其然，当年的那期《中央公论》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只不过还是没有电子版。

并且 1957 年 6 月号的《中央公论》只能通过申请的方式，由图书馆复印后寄给店家。信还是挂号信。店家必须等收到信之后扫描给我，属于各种资料里最复杂的一种。于是从五月十三号到六月五号，我等了二十多天才收到论文的扫描版。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半年过去了，我终于看到了这篇文章。这在互联网的时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日本并不以互联网发达出名，这种重要论文如此费功夫才能读到也似乎令人诧异。

不论是市值万亿美元的搜索引擎，还是各种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在这篇论文前都手足无措。这是我们共同搁浅的地方。

可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如果你是做文史工作的，这可能是一种常态。举个例子，我国互联网产业足够发达了，可如果今天让你去试试找当地最有名博物馆的展陈目录估计也同样搁浅。就像是我在北京，想要知道某件国宝此刻是不是在故宫展出，大概率都只能去了才知道。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说文史这么细的专业了。就算我今天想出去旅游，离开城市之外很多乡镇景点在网上的资料都不多，可能唯一的照片还是十年前拍的。在疫情年代，知道目的地的防疫政策似乎都不是在网上能直接得到解答的事情。

作为互联网和科技的从业者，我们这两年经常会谈论 Web3、区块链、NFT 什么的。Web3 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它包含了一种暗示：Web、Web 2.0、Web3，这是一条向前的路。上一个时代已经发展完成了，它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下一代技术开创新时代。Web3 时代不需要研究 Web 的东西，那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玩剩下的。一个技术完成之后，需要的就是下一个技术。

那把一篇论文、把博物馆的展陈目录放在网上算 Web 几呢？

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强调技术创新大过技术的扩散。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原本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对于「新」的追求成为了我们的信仰，至于技术扩散那最多算下沉市场。五环内玩腻了，再考虑吧。

我有一个朋友，他去非洲建大坝了。走之前他和我说：

「汉洋，你做的东西当然是高科技。我造的大坝在今天对中国人来说算不上啥高新技术。只要我们想，可以造出全世界最好的大坝。可对于非洲人来说，大坝就是比互联网好一万倍的高新技术。因为没有大坝就没有电，没有电就什么都没有。

电力，以及电力所托起的工业，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孩子，将会知道这个世界表现的形态，知道这个社会运转的原理，知道孟德尔，知道法拉第，知道该如何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他们将不再浑浑噩噩地生下许多后代，再看着 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在长大成人之前就浑浑噩噩地天折，不知原因，也不去追究原因。他们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自己。」

在现在这个年代，科技很大程度上被窄化成了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里，但凡不是风口的技术都羞于拿出来成为什么好的 idea。可梦想永远是幻想，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新技术被发明第二天就能风靡全球的情形。有的，只会是时间。

时间是技术更新的敌人，可我们也只能依靠时间和自己的努力来让新技术变成老技术，再让老技术被所有人都用上。不管是大坝，还是一篇无法被搜索到的论文。

虽然观影体验极其糟糕，但这并不妨碍我向别人推荐这部电影。

拉片什么的就交给专业人士吧，咱们来谈点不同的。

查派的剧情其实就是一幅机器世界进化的流程图：第一步人脑与机器竞争（迪恩的机器人警察与文森特的驼鹿之间的关系）——第二步人脑暂时失败，机器获得上风（人类警察选择订购机器警察）——第三步机器渴求进一步的发展，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受阻（公司不同意迪恩继续研究）——第四步人类开始反对机器（文森特让机器警察当机，暴徒对机器警察进行破坏）——第五步机器终究无法被永远压制，它自己找到了出路（查派自己解决没电的问题）——第六步机器最后发展了自己（查派复活了它的「妈妈」，并且可以看出「妈妈」是一部完全不同的机器）。

把这个剧情放进现实世界，这将有意思的多：上个世纪计算机被人类发明，原本弱小运算能力不断增强；在上世纪末，计算机在很多领域都击败了人类；人类开始狂热的相信新技术的力量，结果却是互联网泡沫；泡沫破灭之后，投资人开始拒绝互联网；但是未来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作为选择，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乃至 O2O 所涉及的线下，技术正在渴望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我们现在在第几步？想想前两天知乎对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吧！

超能查派的导演 Neill Blomkamp 虽然是南非人，但现在居住在温哥华。我个人相信在加拿大上学的他也一定读过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卢汉的书，并且他通过查派传达出了麦克卢汉的哲学思想。

「技术不断地改变人，刺激人不断地寻找改进技术的手段。于是，人就成为机器世界的性器官，就像蜜蜂是植物世界的性器官一样，它们使植物世界生殖和进化出更加高级的物种。机器世界给人回报商品、服务和赏赐。因此，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固有的共生关系。」1969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家中接受《花花公子》杂志专访时如是说。

还记得当年风靡一时的《浅薄》（The Shallow）吗？作者认为人脑会因为电脑而变化。但是电脑又何尝不是诞生并被改造于人脑呢？人作为机器世界的性器官，改造并被机器改造；就好像母子的关系一般，孩子来自于母体，但母体的生活却也要随着孩子的到来而改变。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大多数好莱坞电影止步于第四步（人类战胜机器）的时候，Blomkamp 在查派里把一种相对新颖的视角投射进了剧情：机器，能否发展自己？人类，能否始终战胜机器？过一段复联2在国内上映，正好和查派成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机器获得智能会是邪恶的，人类英雄们要去战胜他们。

在我看来，这种对于未来的思考才是查派最吸引我的地方。人与机器（电脑）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查派是个「好人」，它不愿意伤害任何人，在它抢劫并伤害警察后，它也有负罪感。这样的人工智能不好吗？查派把迪恩的意识输入进了机器警察，那这个机器警察还是人工智能吗？甚至可以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新的迪恩还算不算是人？如果我们把可以思考作为人最大的特点的话，那么新迪恩毫无疑问是人。那么既然如此，肉体又算什么？如果机器能使我们永生，肉体还有什么必要？如果这一天到来的话，那么人早已不是机器世界的性器官了，机器的性器官就是机器自己（或者 PS4（笑））。

麦克卢汉的另外一句话给了这些问题一个可能是正确的答案

We become what we behold. We shape our tools and then our tools shape us.

我们定义工具，然后工具定义我们；我们定义机器，没准我们就是机器。

所以，我在朋友圈里推荐了这部电影，不是因为我单纯的认为它好看，更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思考。人不能不思考，不是嘛？

毕竟在这艘名为地球的宇宙飞船上，没有人是乘客；我们都是船员（There are no passengers on spaceship earth. We are all crew.）。

原文发表于 2015 年。

东北这个词太大了，让我们缩小一点。准确来说开山屯是一个坐落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边陲小镇，距离朝鲜最近只有 100 米。你大概率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甚至此刻还无法在脑中想象出吉林究竟在中国地图的哪个位置。吉林就在俄罗斯、朝鲜与我们的交汇处；上面是黑龙江，下面是辽宁。黑吉辽共同组成了东三省。东三省加上蒙东四盟，就是标准意义上的「东北」。

东北，满清的龙兴之地、近代沙俄和日本硝烟四起的战场、共和国的长子；也是「投资不过山海关」过了关那片地方、带着「土、喊麦、直播」的刻板印象、里面都是「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的大哥和穿着白貂的扒蒜小妹。

总之在这样的东北，三四千人的边陲小镇竟然有两支自己的乐队，实在不符合世人对东北的刻板印象。可它的确存在过，那是在开山屯还有五六万人的时候。从前，他们不光有自己的交响乐团；还有本地人口中「北京能做的手术这都能做」的镇卫生所，以及「全国最好的烧伤治疗」。那是开山屯的黄金年代，而我错过了它。

前年因为工作，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作为一个吉林本地人，在来之前同样没听过这里。并一度以为这地方叫「开衫屯」。去年来到这里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样子：开山屯是农村，所以它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苞米（玉米）地；镇中心是一片标准的筒子楼，神似三线城市的小区；以及一些看着不应该属于农村的巨型建筑，比如大剧院、化工厂和有过三四百号医生的镇卫生所。

开山屯从伪满洲国时期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是工业重镇，有发达的造纸和化工产业。开山屯火车站的下一站是留空的，因为过了图们江就是朝鲜。在近代，开山屯站是「满铁」朝开线的东部终点。在朝鲜经济还算发达的时候，这里也不乏对朝贸易。延吉富饶的土地，让这里产出了可能是吉林最好的大米。图们江近在咫尺，长白山脉一步之遥；景色美得让我和朋友开玩笑说瑞士就是「西方小开山屯」。开山屯的辉煌似乎是一种必然。

但这种必然，今天不存在了。随着工业衰落与年轻人流出，镇子里逐渐没了人气。中年人在这里算青年人，老年人也要细分成「老」和「更老」。政府为了养老和服务方便，前几年集中在镇中心建了一批筒子楼。居民只需要花点象征性的钱就能搬来住楼房。可也许是愿意搬家的年轻人都搬去了更远的地方，入夜后的房子并没有多少光从窗帘里透出来。

站在今天很难想象这里的辉煌年代。第一次来时，我和朋友用一种比较意外的方式打开了废弃旧剧院的大门。这里的状态我之前只在虚拟世界见过，仿佛如果人类此刻突然消失，十年后世界就应该是这样。我们是一队来考察人类文明的外星人。考察的结果是捡到了一堆老胶片。没想到上面竟然是当年开山屯交响乐队的盛况。而且还有一支貌似是朝鲜民族舞的乐队。这打开了我对开山屯想象力的大门。这扇门可能关门劲太大了，一下子把我扇门里了，驱使着好奇心不断在研究开山屯。

高纬度的开山屯阳光充足。这里也仿佛因为距离光线更近，时间流动的比其他地方更慢。去年十一再次回到这里，时隔一年多几乎没有变化。甚至连废品回收站都变成了废品。前年放在这的瓶子，现在还在这。除了商标颜色褪的更白之外，毫无变化。这里的殡仪馆已经废弃了。对面一年都没有动位置的无名预制墓碑，似乎在给殡仪馆举行葬礼。

但如果俯身观察，这里的时间又以一种细微的状态在变化。不过不论工业化多轰轰烈烈的来，再悄无声息地去，作为中国底色的农业社会依旧以它特有的轮回来宣告着时间。

大地从我上次来的翠绿变成金黄。村民们把宽阔的道路当作晾晒农作物的天国。偶尔来的车辆早就和地上的作物达成了默契，默认所有车道只有一半能开。而我们作为闯入者，一不留神就会踩到某个「干」上面，比如豆角干。我似乎能感觉到时间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它就流淌在这，流淌在豆角干、茄子干和土豆干里；把它们从新鲜作物变成另一种风味完全不同的食物，并且伴随村民度过漫漫长冬。我们东北人管它们仨叫「三干」，a typical 东北 big 3。但即使是电商和信息交流如此发达的年代，这种东北特产还是没有流出东北。东北人说，是因为东北空气干燥，外地晾起来麻烦。但我感觉，似乎不是这个原因。

开山屯的时间，让我有一种感觉「我知道我们下回见面就在下回，就仿佛我们上回见面就在上回」。

时间动了，又没完全动。

作为一个创业者，特长就是溜达的时候也能想到各种创业桥段。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隐喻。 Paypal 的创始人兼 Facebook 的投资人 Peter Thiel 有次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概念，他说：

「美国被描述为发达国家，使其有别于仍在发展中的国家。这种描述假装中立，但我认为并非如此。当我们说我们已经发展起来时，我们是在说：『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历史已经结束了。我们说，所有可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世界上的其他人赶上。」

这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一切都在向前走并且有一个终点。有一个应许之地在前方等待着我们，一个名叫「现代化」的地上神国。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北上广深就是中国的「发达国家」。一切其他地方都是我们的「发展中国家」，要以北上广深为目标，成为北上广深 X。一个常见的叙事是：「我们这以前可能怎么样，但现在不这样了！甚至 CBD 都有北京国贸的感觉了」；或者在社交软件上打卡二三线城市「有如上海安福路」一样的咖啡店。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线性时间观，一种进化。我不是想批判这种时间观。作为科技行业创业者，我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观念的拥护者。可问题在于，这套叙事在东北，它咋不好使。

如果现代化是最终的应许之地，那为什么东北会衰落到需要「振兴」和「文艺复兴」？为什么我一个东北直男会沦落到中文互联网鄙视链的最底端？我说一个地方像上海是夸奖，说它像长春就只能引战。

东北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现代化的地方之一，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对东北人并不陌生。所谓现代的种种标准，在东北近代以来都能陆续发现。即使到了今天，东北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医疗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现代性指标都还可以说名列前茅。一个人在哈尔滨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见得在北京就能解决。

比如开山屯，虽然衰落了，但却并不是一种令人忧伤的衰落。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潮起潮落。就算是这样，它的基础设施也绝对远远好于中国绝大部分村镇。甚至可以说，相比一些农村，这里都能用「奢侈」来形容。

所以东北走出了一条反线性时间观的路出来，跑了半天发现是个折返跑。所以我不禁思考，我们社会的发展究竟是「进化」还是「演化」？前者只有一个方向，而后者有无数的方向。

有些时候甚至我很难想象让东北学习北上广深的时候该学习什么——不是说我自大，北上广深的优点非常多（比如规则的明确，文化的丰富）。可一个中国平均收入的普通人，在东北应该能获得全国排名靠前的生活质量。如果有一个无知之幕，投胎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除非和北上广深核心城区五套房对比，否则东北绝对不是坏选择。

但就是这样的东北，出了问题，需要振兴。那让东北回到线性的时间观里面吗？仿佛又有些不对。我很难说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不断地追问一个作为东北人的自己。

说回开山屯。我设计了一条标准的开山屯溜达路线，从废弃的剧场开始一路溜达到废弃的镇卫生所，然后从这个医院的门上看一眼对面的朝鲜。最后回到本地为数不多的饭店慧静汤饭馆吃一顿明太鱼和豆浆面组成的下午茶，饭店的老板是一位曾经在韩国工作过的朝鲜族大叔。而走到镇卫生所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啥是屯？为啥明明是个屯行政级别却是个镇？

首先，屯是一种东北特有的行政级别，比村子略小。「我滴老家，哎就住在介个屯」——就是这个屯。而开山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个地方在东北近代短暂的历史中长期进行了参与，以至于「开山屯」变成了一个专属的名字。所以后来设立镇之后，也要叫它一声「开山屯」镇。

开山屯之所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中，首先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图们江沿江有很多滩地，其中开山屯前的滩地最大，绵延 10 里，面积 2000 多亩。1712 年（康熙 51 年），中朝确定划定图们江为国界。而这片区域位于江北中国一侧，完全是中国领土。1883 年（光绪 11 年）中朝第一次勘界结束后，朝鲜官员李重夏在文书中开始把这片区域称为「间岛」。之后「间岛」就成为了朝鲜方面对这片地区的称呼。

朝鲜亡国后，被日本所统治。日本当局积极谋求在「间岛」的利益，希望能把它划归朝鲜据为己有。吴禄贞受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委派，第一次在延边地区进行了精准的测绘。吴禄贞后来在延吉厅担任边务督办，并且升为陆军副都统军衔。通过他的努力，日本在法理上和力量上都不占据绝对优势。最终在 1909 年 9 月 4 日在北京签订《中日间岛协约》。规定「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而图们江以北的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开山屯的主权从此再无争议。在近代「弱国无外交」的灰暗气氛中，这可谓是一抹少见的亮色。

但日本当局并没有就此罢手。日本的「满蒙经营」中，延边地区处于有别于东北其他地区的特殊的地位。

在地理位置上，如果说大连是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正门」，延边地区就是日本垂涎我东北的「后门」。从 1860 年《北京条约》以后，延边地区成为朝鲜、中国、俄国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日本一直谋求从朝鲜清津出发敷设铁路，经过延吉，直达吉林省省城。

在经济上，延边地区资源极其丰富。日本驻朝司令长官长谷川好道就直接建议日本政府占领「间岛地区」，因为，朝鲜北部一带物资，特别是大豆，大多依赖延吉生产供给，是朝鲜重要的物资命脉。

战略上，延边地区是中日之间的「战略要冲」。日本希望如果中日爆发战争，需要在延吉地区牵制来自乌苏里方面的俄军。所以，延边地区对于日本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山屯和它所在的延边地区，就这样穿起了中日朝韩四个国家的近代史。开山屯作为东北的边缘，把东北引入了历史的进程；东北作为华夏的边缘，把中国引入了东北亚的进程。在这里，双重边缘交错融汇在了一起。东北亚近代史的仿佛将它的鸿爪鳞屑都凝聚在这厚重却又渺小的屯子之中。这是一段有些忧伤的历史，可能忧伤一直隐藏在东北人的骨子里。

不过历史没有停留在这。1936 年，也就是所谓的「伪满洲国康德三年」，开山屯成立了「东满纸浆公司」（東満パルプ会社）。「东满纸浆公司」是日本的「国策公司」。由于东北的优质原木，这里生产的纸浆甚至比当时日本本土生产的还好。「东满纸浆公司」也一跃成为了伪满最重要的纸浆厂。

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了当时全国唯一的高级精制木浆工厂。也可以说是新中国造纸业的龙头企业。这也是为什么，开山屯镇卫生所能有三四百人，它的剧院能有自己的交响乐队。一个边缘的边缘，又变成了某个中心。

直到它再次变成边缘。

爬行动物是小众爱好，很少为外界所知。少数的报道也经常以一种猎奇的目光去打量爬友（爬行动物爱好者）。在疫情面前，那些爬行动物的饲育者就和其他人一样，为了自己所爱的事物在努力。

这是关于她/他/它们的故事。

• 柯西

没有犹豫，我把头伸进了一个装满蟑螂的盒子里。旁观者是一位目瞪口呆的朋友，和一条我无法确切知道它想法的蜥蜴。

那条看着我的蜥蜴使劲往自己肚子里吸气，并且把身体尽量舒展开趴在地上，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大；它尾巴高高扬起，身上爆刺竖立，头抬着露出自己性成熟的标志——一个黑色的下巴。这是一副典型受到威胁表现。蜥蜴旁边那位人类朋友反应没有那么快，他就站着如同一根铁杆一动不动。事后他和我说，这件事情已经超出理解范围了。

那只对我吸气的蜥蜴，是一只叫柯西的鬃狮蜥。鬃狮蜥原产于澳大利亚，身上的刺像胡子一样。而和我的头一起在盒子里的蟑螂，是它的食物：杜比亚蟑螂。杜比亚和家里常见的蟑螂（美洲大蠊/德国小蠊）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一种都不会爬墙的弱小昆虫。

这只叫柯西的鬃狮蜥和它的一盒子杜比亚，都是我朋友养的。因为这位朋友的家人途径过疫情管控区，所以他们家很可能要被居家观察。他担心如果疫情蔓延，可能居家的时间要更久。2020 年初第一次封闭的时候，他低估了封闭的时间。柯西的饲料见底，快递也不发，最后还是我闪送给他了一些虫子和蜥蜴粮才度过了难关。

从我的年龄成长到足够被允许选择自己的爱好开始，我就爱上了爬行动物。后来我开始上网，给自己取的网名就是 MasterPa——这个 Pa 的意思就是爬行动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原本很小众的爱好变的也来越大众，比如咖啡、滑雪或者飞盘。但有些爱好依然还是很小众，比如爬行动物。除了网友之外，我身边基本上没有人和我有相同的爱好。

所以当有身边的朋友向我问起爬行动物时，我也会试图说服他/她也可以养一养：「爬行动物不掉毛、不用遛、吃的少、味儿不大、活得久，多完美！」。相信我的人不多，嘲讽我的人不少：「你 996 回家，养只猫还能撸撸安慰安慰自己。养爬行动物只能看着」。

只有这位朋友，一位文身大哥，听从了我的劝告养了这只叫柯西的鬃狮蜥。他家还有两只猫，我问需不需要我一带走帮着养。他说不用，就算封闭猫粮猫砂也好解决；但要买杜比亚估计实在够强，上微博求助都没人关心一只蜥蜴。

成年的鬃狮蜥需要的饲养箱有一米多长。文身大哥和我说，因为没考虑过这个箱子还要被搬运，所以没拧顶盖的螺丝。让我搬的时候小心点，箱子别碎了。可他也没告诉我如果箱子真的散架了我该怎么办。马上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靠自学。

在等车的时候，我和朋友想把箱子先放在地上休息一下。就当箱子放在地上的一瞬间，轻微的震动就让没有拧紧螺丝的顶盖开始偏移。饲养箱的门，倒了。门一倒，箱子更加缺乏支撑，其他几面的面板也开始活动。一个一米多的箱子眼瞅着就要在人行道中间散架。

我傻了、我朋友傻了、边上保安大爷傻了，蜥蜴可能也傻了。我只好用双手固定住箱体，把身体当在门前以防蜥蜴跑出来。

一个饲养小知识：杜比亚的盒子不能把盖子盖得太紧，它们会窒息的。此时，没盖盖子的杜比亚盒子就在饲养箱上面。一阵风吹过，这个盒子眼看着就要被吹翻。

我手不能动，身体不能移，就只好把头伸进去，用下巴按住盒子。

后来朋友终于反应过来，帮我一起按住盒子和箱子。我手忙脚乱的把箱子拼好。柯西可能因为局面太过混乱，反而出于本能一动不动。万幸。

朋友问我，那要是我家也封闭了怎么办啊？

我倒是不担心。因为自己经常需要出差，所以养的爬行动物都是比较好打理的。而且 2020 年之后，我一直常备各种储备：冰柜不放人类食品，有几十只喂蛇用的冷冻乳鼠、自己养了两斤虫子并且以防万一还准备了很多爬行动物吃的人造食品。

「那没准备的人怎么办啊？猫粮狗粮还能团，虫子老鼠不能算必要物资吧？」朋友问到。

「你可以去爬群里看看」说完我就把手机递给了他。

「啊咋还有人养蟋蟀呢？」 「啊咋还不是宠物，是喂蜥蜴啊？这玩意好几十一斤？不就地里油葫芦吗？」 「啥这玩意现在在上海要两千块钱一斤了？」

即使是疫情三年来诸多新闻早已让我自觉麻木，但两千块一斤的蟋蟀还是震撼到了我。饲料蟋蟀有大有小，不过一般说来一斤会有 1000-1500 只左右。这相当于最高两块钱一只。而去我在北京常买的网店看了看，同规格的蟋蟀差不多只需要 0.2 元一只。价格十倍差异。

还没算运费。可即使是这个价格，供货也有限不见得能买到。

• 饲料

上千元一斤的蟋蟀未免太过夸张。对爬行动物越了解，越会感到夸张。

平时爬行动物的饲料和喂养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昆虫一般是蜥蜴和节肢动物的最爱，老鼠是喂蛇的，一些守宫会舔食果泥。一二线城市的买虫子一般当日达，老鼠买冷冻的一次几十只放冰箱之后时间就停止了，果泥最好办。喂活鼠可能难一些，但得益于我国发达的快递网络，也随买随有，不一定要养在家里。

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如果人的食物供给都遇到了问题，那爬行动物的饲料肯定也有问题。不过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同，即使是没有封闭的区域，爬行动物的饲料也出现了难题。

提醒这件事的朋友叫远夏（昵称），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媒体上看到过他写动物的科普文章。他说自己前一段回国后没时间照顾宠物，就没开始养爬行动物。但因为拉了很多群，也见到了不少各地因饲料产生的问题。他给了我一位叫蓝蓝的广州爬友联系方式。

这个人叫蓝蓝（昵称），是一名标准的爬行动物爱好者。他最早在国内繁育出了蓝岩蜥（Baja blue rock lizard）。广州历来是爬行动物产业发达的地区，广佛地区有非常多的饲料供应商，蓝蓝从来没担心过动物会没有吃的。

直到今年年初，风声变紧，蓝蓝那边快递变慢。他感觉需要有一个备选方案。就开始研究一种叫黑水牤的新饲料昆虫。这种小虫子可以放到冷藏里延长储存时间，最多可以放两个月。但黑水牤适口性不好，很多蜥蜴不吃。不过蓝蓝也还是选择继续囤着，以防万一。

万一就是有可能快递到了，饲料没了。饲料虫子的运输需要在盒子上开气孔，疫情防控需要给快递盒消毒。防控越负责、消毒越彻底、虫子越容易完蛋。即使虫子毫无问题，饲养者也不敢直接投喂，因为不确定虫子身上会不会沾上消毒液。蓝蓝有朋友需要蟋蟀，以防万一的方式是一次性从不同商家购买，确保有蟋蟀可以安全到达。结果广州疫情缓解，买来的蟋蟀全都顺利抵达了。一天起来发现门口有十几斤蟋蟀在鸣叫。

过于丰沛会令人烦恼，可这也远好过匮乏。

毕竟涉及到如此多爬行动物的生命，所以大家其实都在本轮疫情前做了准备。但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要做这么久的储备。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 CG 爬虫馆的香菇（昵称），多年前我从他这里买过几只豹纹守宫——一种地栖性的夜行小蜥蜴。很多人知道这种爬行动物是因为新垣结衣也养了一只。在我打字的同时，桌子上两只来自香菇那里的豹纹守宫正在看着我。

香菇在居家之前囤了四五斤面包虫，正常来说，足够一周。省吃俭用的话可以吃两周。结果两周后还在居家，他开始着急了。他上网去咨询朋友，去找平时本地的饲料商询问是否有饲料，然后高价找闪送来跑腿。幸好有几个朋友之间互相接济，找到的商家也把自己剩的一点出给了他。香菇觉得万幸的是价格还没有离谱，平时十一二块的面包虫现在三十一斤而已。

对中国乃至全球的节肢动物爱好者而言，爬魂 TS 的名称如雷贯耳。爬魂 TS 由 YY 和老公两个人创办，主要的繁殖方向是捕鸟蛛，但也饲养鼠妇（各种漂亮版本的潮虫）、蝎子和 R 属守宫。现在工作室里饲养了 150~200 个左右品种的捕鸟蛛，具体有多少只则不是那么好统计。

爬魂 TS 的挑战更大。捕鸟蛛需要以活蟋蟀为主食，辅助一些大麦虫。正常来说，一斤蟋蟀加上一斤大麦虫足够这上万只捕鸟蛛一周的食量。但她们现在已经居家四十多天了，在最开始的一个月里，YY 一共才买到了一斤蟋蟀和一斤大麦虫。换句话说，平时一周的食量，现在要解决一个月的问题。捕鸟蛛吃的不多，但这也只能让种群维持不死的水平。

蟋蟀实在是太贵了。四月一号左右的时候，蟋蟀的价格达到了 2000 块钱一斤——这就是让我感到震撼的那个价格。而平时上海的蟋蟀只要八九十一斤。按斤算也是非常具有疫情年代的特色，正常蟋蟀都是按只来卖的，一次几百只的买。现在手忙脚乱，也就只能按斤来称。

后来蟋蟀的价格逐渐回落，过了一周多降到 500 一斤，现在最便宜能到 240 一斤。这些都不算运费。近一点的跑腿费四五十，远一点的话要两三百。这对于现在无法开张做生意的繁殖者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可能是上海本地基本没有饲料繁殖场。蟋蟀的繁殖需要常年维持在 25-30 度左右，所以大型繁殖场都在广州和四川。而虽然香菇、YY 这样的繁殖者需要的饲料量大，但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很难单独找出一块场地去繁殖虫子。这几种虫子养起来简单，繁殖起来就难了，也没人有精力照顾。更何况人需要睡觉，没几个人会考虑在家里养蟋蟀。

但 YY 却感觉自己相对还好，更大的挑战在养蛇的人那里。她让我去找爬仙阁的店主 Eason 和他的店员风见聊聊。说他们才是真的艰难。我很快就加上了两位的好友，但 Eason 实在太忙了，我就先和他被困家中的店员风见聊了聊。

风见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已经养了超过十年的爬行动物。现在自己在家养了五十多条蛇。

风见原以为四月中旬可以开放，就储备了两周的量。因为蛇的体型不同，能吃的老鼠大小也不同。从仅一两厘米小到十多厘米大一般被叫做乳鼠、白霜、小白、小大白、大白。正常情况下，风见家里的蛇一个月至少需要八十多只不同体型的老鼠。

在繁殖季，蛇的食量比以往更大。可风见也只能控制小蛇一周喂一次，大一些的蛇两周一次。小蛇只要饿一周，马上就变瘦。最大的一些条蛇因为实在买不到大白，只好先饿着。风见为了减缓大蛇的代谢，就调低了饲养温度。但随着上海气温的上升，大蛇的代谢也终究会跟着上来。每次风见走到大蛇边上，一群大蛇都会马上把头抵在蛇箱上看着风见，并且头跟着风见走。无声的蛇用这种方式告诉风见，自己饿了。这让风见感觉非常不好受。

在减少喂食的情况下，风见在食物见底前又想方设法买到了两周的量。这花了一千块钱。风见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正常的喂养方式购买，现在一周就要花两三千。在平时一周三百块就足够了。

风见担心有人看到老鼠害怕，一般都会让商家用不透明的袋子包起来。可有一次送来的鼠是用透明袋子装的。志愿者看到后担心老鼠会传播疫情，风见只好解释说这是喂家里猫的——喂猫大家会感觉相对合理，喂蛇就不容易被理解了。

而风见的老板，爬仙阁的创始人 Eason 遇到了上面所有人的问题；他自己还有个更特殊的问题：人也没饭吃。

因为他在店铺里住，而物资发放按照社区核酸人数计算。所以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他庆幸的是自己的爬宠店连同自己开的饭店，可以用一些饭店里的囤货来养活自己。可和之前几位不同，他养的很多蜥蜴是要吃蔬菜和水果的。他需要和蜥蜴们分享食材。

他拿着原本饭店里沙拉用的蔬菜，坐在鬃狮蜥的箱子前先吃了两口。鬃狮蜥是一种很好动的蜥蜴，几只箱子里的鬃狮趴在门上拼命扒拉，想把门打开分一杯羹。Eason 一只手抓了一把菜准备塞进自己嘴里，另外一只手打开门准备分它们两口。

可门一打开，一只最活跃的鬃狮蜥直接冲进了沙拉盆里开始吃自助了。Eason 腾出手来的时候，蜥蜴的头已经埋在了菜叶里。Eason 仔细捡起地上被蜥蜴弄出来的菜叶，此刻一点也不能浪费。可这一盆菜叶也不能只给它们，还有很多蜥蜴也要吃。

因为蔬菜都分给了动物，Eason 要想办法补充维生素。有一种叫睫角守宫的蜥蜴平时需要吃果泥，由多种水果粉和维生素调和而成。喂食的时候需要把水果粉和昆虫粉加水搅匀在一起。他就先把水果粉加水，然后自己吃两口用来补充维生素。自己吃完再加昆虫粉。Eason 发现芒果味的果泥吃起来的确是芒果味的。

可即使是省吃俭用，还是不够。他就用店里的可乐和楼上的居民去换胡萝卜。用尽种种方法挺到了 13 号，这是原本他预计可以解除居家的时间点。之前囤的菜几乎吃光了，剩下的一点也烂了。这是他最艰难的几天。没想到 15 号一个意外的救援出现。

Eason 疫情前刚开始在 B 站做 up 主（ID：蛙仙人の爬仙阁），最开始的一周帐篷生活还拍了几条视频。不过后来他感觉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差，也没有时间，就停止了拍摄。他尝试性的去和 B 站的运营求助——其实疫情已开始运营就问过他是否需要帮助，但当是他认为自己背靠餐厅应该还好就没开口。现在山穷水尽，只好主动求助。正好赶上运营们都在加班准备物资，为了防止突发情况留有一点点富裕。Eason 这就算突发情况。15 号，B 站的物资送到了 Eason 手里。之后团购开始逐渐运行顺畅，Eason 算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作为作者和同为 up 主，在北京的我不需要收到 B 站的物资，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人的资助。但就算上面一段读着像是广告，我也要把它写下来。我无法体会 Eason 收到物资一刻的感受，但至少可以记录下这件事实。

在饲料的问题旁边，是另一堆让饲养者们头大的挑战。

• 劳累

现在正处于爬行动物繁殖季的开端：交配、产卵、孵化都需要饲养者操心。这是爬行动物繁殖者最忙碌的季节。CG 爬虫馆的香菇人在上海，压力可想而知。

和香菇的电话约在了晚上八点，我原以为这是他安顿好自己一屋子守宫后的休息时间。毕竟爬行动物繁殖者其实也是一种工作，需要每天上班，完全算不上自由职业。后来才知道，他白天还要在社区做志愿者，晚上回家才有空打理爬行动物们。而晚上八点，正处于他两种身份的转换时刻，也是两个不同世界重合的边缘。

香菇的爬行动物之旅非常典型：十几年前遇见了爬行动物，后来越养越多，也开始自己繁殖。爱好变成了一项事业。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创办了 CG 爬虫馆，然后从 2015 年开繁育豹纹守宫。不过这算是他的副业，他白天的还要在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他说他的同事们也都知道他养这些爬行动物，但却很少交流这件事。倒是天南地北的爬友，这几年因为繁殖豹纹守宫认识了不少。

七年下来，香菇和哥哥有了一个差不多 300 只成年豹纹守宫的种群，一年能繁育将近 1400 只小守宫。而且他们也得到了爬行动物繁殖的「圣杯」：用了五年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品系。

因为兄弟俩白天都有主业，一般是下班后每个人在养豹纹守宫的爬房干两三个小时。像现在的繁殖季，每天要先检查有没有刚出壳的小苗子，其次收蛋；给每一只新生个体和蛋记录父母信息，标注出壳或者下蛋日期。 
 接下来是喂养，不光要喂这几百只守宫，还要给守宫的饲料喂饲料。比如守宫吃的虫子也要吃东西，甚至要补充维生素和钙。养爬行动物有时候要养一整个生物链。一只豹纹守宫虽然不脏，可几百只豹纹守宫就不见得了。最后还要花不少的时间打扫卫生。

香菇的哥哥被封闭在别的小区，而香菇的老婆去支援方舱医院。他只能自己一个人负担爬房的全部工作，每天至少要六七个小时泡在爬房。而白天他还要在社区做志愿者搬运物资，回家要先照顾父母小孩。

如果是冬天还好，爬行动物活动少吃的也少。可现在是繁殖季，一下子挑战负担全来了。豹纹守宫下的蛋如果不及时捡出来放进孵化箱，就会干掉；而刚出生的小守宫如果不快点从孵化箱拿出来，也容易出问题。

爬行动物和其他宠物比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对温度很敏感。尤其是繁殖季节更是如此。香菇的爬房用空调整体加温，整个房间最低的温度也有 30 度。每次只能穿一件短袖进去，热的浑身是汗出来。

几百只需要照顾的守宫可能还能想象，但家里有不知道多少只需要照料的捕鸟蛛就不是很好展开想象了。

和香菇一样，YY 与丈夫（圈内人称王总）也在上海。疫情前原本有全职和兼职的工作人员。但现在只能靠夫妻俩来维护爬房。

如果用互联网公司常见的 OKR 来说，两人工作目标很直接：每周至少要把这上万只的捕鸟蛛都照顾两遍，还有各种鼠妇和守宫。捕鸟蛛不需要太大的生活空间，可也正因为环境小，容易发生霉菌的变化。所以要持续清理霉菌、食物残渣还要补充水分。

补充水分非常麻烦，不是说把水倒在里面就行了。这将近二百个品种的捕鸟蛛，每一种对干湿度的要求都不同。即使是同一种，成体和幼体的需求也不一样，甚至要脱皮的时候还需要变化湿度。

干湿度都不同，吃的也不一样。有的吃大麦虫、有的吃蟋蟀、有的吃杜比亚。二人要根据生长情况和需求情况喂食。这是可能有上万只的捕鸟蛛，一周至少照看两次。

到现在为止，YY 已经被封闭至少四十天了。这四十天里，每天她们都需要至少实打实的在爬房忙活 8 个小时。不摸鱼、不偷懒，一只一只照看。没有休息日。

正常的话，现在风见应该和另外一位店员以及老板 Eason 一起在店里工作。风见的主要任务是喂食，每天至少光风见一个人就要花 6-8 个小时的专门用于喂食。在喂食的间隙，才有空和客人聊聊天。不过风见自称有些内向，正好也喜欢这样。

风见现在最担心自己的老板，说是老板，风见和 Eason 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像是朋友。风见和我说，Eason 从疫情开始之前就在店里搭了个帐篷，现在已经住一个多月。三个人的任务只能他一个人来。

接近晚上十一点，Eason 终于能休息一下和我打个电话聊聊。他说店里信号不好，只能打手机。他的店叫爬仙阁，在上海江宁路上——这应该是一个对晚点读者很熟悉的地方。从店里走路十分钟，就能到恒隆；开车十分钟，就能到新消费逐鹿场武康路。我没想过这里原来也有一家很大的爬宠店，更没想过这里也会出现信号不好的情况。

Eason 一开口，你就马上能感受到这个人已经满负荷工作很久。他和我说可能现在脑子不太清醒，要是说不明白还请见谅。

Eason 的爬仙阁是临街店铺，所以提早听说要封闭，三月三十号就住进店里来了。因为店铺是落地窗，在隔离前几天门口还是有人活动的。Eason 就只好在店里只了个帐篷。我发现我有一顶和他一模一样的帐篷。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它冬冷夏热，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天地间支了一张布。

不舒服也无所谓了，这在 Eason 面对的挑战里算是最简单的。他每天也就能在这里睡四五个小时。爬仙阁里有小几千只不同种类的爬行动物，从蜥蜴、到蛇再到水龟、捕鸟蛛。而且相当一部分都处在繁殖期。

每天，Eason 都需要 16-18 个小时的满负荷运转，来照看这些爬行动物们。

任何一个简单的工作，算到全店的动物数量，都变得异常麻烦。早上先把所有的灯打开，喷水保持湿度。光这些事，就要将近两个小时。Eason 说他之前不知道为啥有些玩家用电动喷水器，现在明白了。手动喷水弄的手指都要断了。

开灯之后温度逐渐升高，就可以喂食。要先看看包括角蛙（一种球型青蛙）在内两栖动物的水里有没有粪便，如果有的话需要先把水换了。要不可能小角蛙会因为水污染而死亡。

如果角蛙没到喂食的日子，就一边喂水龟，一边开始把一些需要做准备工作的食材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乳鼠和生骨肉要拿出来化冻、喂蜥蜴的水果是很久以前从水果店买来囤着的也要拿出来化冻。根据昨天的工作，来判断今天要喂哪些动物。

而因为疫情的特殊情况，工作要比平时还多：很多饲料已经没有了，只能喂现在店里还比较多的大麦虫。可很多动物幼体没办法消化大麦虫粗糙的皮，他必须人工一个一个从一堆大麦虫里找出来刚蜕皮比较好消化的个体。然后顺便投喂一遍所有的虫子，又是一个室内循环的生态链。

这只是一天准备工作的结束。

接下来开始投喂、铲屎。如果今天要喂蛇，那是最痛苦的——至少要花三个小时，才能把店里的蛇搞定。因为是繁殖季，Eason 和香菇一样，需要捡蛋、记录、照顾今天新出生的爬行动物宝宝。不过 Eason 还有个工作：帮蛇和蜥蜴配种。

即使 Eason 满负荷工作，因为总量太大还是会有一些怠慢。这样也避免不了动物生病。比如说水龟本来要做好沙坑当产房，结果蛋下在水里。他只能第一时间把龟蛋捞起来用纸巾吸干后放到孵化器里。可因为已经受潮，就有可能因此发霉。目前才孵化了十天，就已经损失了两个蛋。正常来说，在 Eason 这样的行家照顾下前二十天应该不会有蛋坏掉。一些平时不吃大麦虫的体弱个体，如果消化不了就会呕吐。那 Eason 就要单独给它们喂「妈咪爱」保养。

每天十七八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但 Eason 心里一直吊着一根弦，其实他一天的工作根本没做完，可实在是吃不消了。只能记住都做了什么，睡几个小时，然后起来继续。

我听到这里就在想，Eason 好像另一个版本的西西弗。原版的西西弗每天都要推一遍石头；Eason 版本的西西弗就像是要把石头推向一个没有顶峰的高山，只能一路推着向前。

他很难受，但却不能浪费时间难受。最多花个 5 分钟到店门口抽支烟，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回来接着干。最难受的是已经如此拼命，但店里面还是会出现一些本来不应该生病的个体、原本不应该干枯的蛋，还有极个别几只爬行动物去世了。Eason 感叹自己尽力，但也无力了。

有些困难是靠个人努力还有可能缓解的，但有些困难则必须依靠外力一起解决。而有些人正在为解决那些个体无法独自解决的挑战而努力。

• 鬼神

「鬼神」是一个人的 ID，在和其他人的交流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对他/她们来说，就意味着希望。

他几乎靠着一己之力，将上海的爬行动物饲料价格降了下来。蟋蟀 1000 一斤的时候，他想办法把蟋蟀弄进上海后只买 300 元，再后来降到了 240 元。这帮助了太多的上海爬友。我拜托朋友把鬼神的联系方式推给我，原本想约个电话。但他这一段折腾的嗓子已经哑了，我们就打字交流。

鬼神和我说：「我本身是个商家，一开始我自己饲料是完全够的。但是上海这边的情况有些复杂，你看到过蟋蟀一元一只只卖的吗，又或者是 1000 元一斤这么暴力的价格？我第一时间是看不懂，但是我自己还有饲料可以挺过疫情。但是当我知道身边的小伙伴买了，说是一斤，拿到手的时候只有三两，我坐不住了。」

鬼神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就联系了在外地养殖蟋蟀的朋友。然后看看能不能叫到开往上海的车。第一次尝试，蟋蟀平安到达上海。因为鬼神住在浦西，就先解决了浦西附近爬友的喂食问题。第一车过来时，加上来上海的运费鬼神卖 300 一斤，这一下子就打击到了其他更贵的商家。

当然，300 块钱也包含了鬼神的利润。毕竟做生意不挣钱不现实，大家也理解这一点。第二次车到浦东，又解决了一部分浦东爬友的饲料问题。但到了第三次，鬼神发现就算是蟋蟀价格便宜，在上海市内的闪送跑腿费用也还是太贵。于是他基本放弃了利润，卖 240 元一斤。现在除了他之外，上海的蟋蟀价格也基本稳定在了 350-400 一斤。

「对于老鼠，我也是这样，实在看不过去了。一只成体老鼠能卖到 15-20 元，以前最多 5 元。价格都太乱了。于是我还是联系了上海能往返浦东浦西的车，拉老鼠来。这样来的老鼠价格会比之前上去一元。因为老鼠这个东西，一般人不拉。要么就是你运费给到他合适，现在一个冰冻乳鼠在上海都要卖四元，我们活的加上运输成本我们卖三元。其实就是想打压一下市场价格 」。

可能对爬行动物来说鬼神就是看不见的手吧。

我问他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鬼神说其实就是联系蟋蟀厂，安排车。自己做了之后，他发觉这其实不难。现在就是收集订单，能装满一车了，就安排进上海。很多商家说自己的饲料是从广州来的，路程说得越远就越贵。但其实可以从江浙运输，成本低存活率高。

现在鬼神一共搞定了三车，第一车 121 斤去浦西、第二车 101 斤去浦东、第三车 106 斤，第四车预计在 100 斤左右。专车拉货，贵的时候要 6000-8000 元一车。而且是拉的活物，有的司机会说这活的，味道大，眼睛也睁不开。言下之意就是在谈好的运费上，让买家加钱。

「这种事，玩家不知道的。只有我们自己懂」。

「很多人看到蟋蟀，就真的是看到了希望」。

我知道，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帮助了几百个人和不知道多少爬行动物的鬼神，自己此刻生活艰难。和 Eason 一样，他也住在店里照顾爬行动物。已经三十多天没回家了。

「睡觉、洗澡都是问题。我心态也变得不是特别的好了。天气开始热，上海的黄梅天也来了。动一动就是出汗。晚上住店里，不开加热，动物不行；开了加热，我不行。白天打苍蝇，晚上打蚊子。这种样子一天一天的。这个商场很多人都把小动物放店里，还有几只猫都变成我在喂。能照顾就照顾，总不能看着饿死吧？」

我问鬼神疫情结束想干点啥，他说：「反正也就这样了。疫情结束，我只想好好洗个澡，睡大床。现在洗澡只能打两桶热水，找个杯子往身上浇。因为男厕所自己要用，洗澡要去女厕所。也有身边比较好的客户，帮我点了日料，那次应该是我 32 天里最开心的事了。」

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写到的那样：「笔者并无意过分强调这些防疫志愿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的同胞如果处在笔者的位置，今天恐怕也难免对它们的作用来一番夸大。

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廖若星辰，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

• 未来

劳累、饲料、价格，这只不过是爬行动物饲养者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面对的几件问题，甚至不是全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售卖都被按下了暂停键。他/她们还要时刻注意，不要感染新冠。如果没人照顾，即使是生命力顽强如爬行动物，恐怕也难逃厄运。

但失望并不意味着绝望。香菇说，他想在疫情结束后换一个更大的爬房，扩充养殖规模。然后也繁殖一些饲料昆虫。今年新出生的守宫苗子已经订出去了一百多只，新饲养者在等待着它们的到来。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捕鸟蛛相对容易照顾，YY 说在疫情期间还在上海本地卖出去了几十只。对于很多人来说，疫情期间能收到一只自己心仪的捕鸟蛛，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风见想做的很简单：恢复之后先把大家一顿都喂饱。爬行动物占据了风见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风见也不指望它们能赚钱，但是希望自己养的动物能开心一点，给它们住的环境能大一点就大一点。

Eason 在被关在店里之前，刚刚租了新的房子。准备把一些即将从冬眠中苏醒的蛇转移过去，让它们有更大的空间。前一段学生开始上网课，他感觉装修会影响到学生，就暂定了装修。没想到被关在了店里，蛇醒过来之后也只好先暂时住在不大的冬眠盒中。

不过被关在店里的他，说也因此观察到了很多从来没注意到的事情。他说自己对爬行动物习性的了解更充分了。圈子里比较冷门产量普遍很低的魔物守宫，也在这段日子里做到了稳产。

对于大家来说，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些动物饲养的司法解释做了修改。法律变得更加进步、更加人性化，很多动物的个人饲养不再被当作违法犯罪。很多人和我说，十几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盼头实现了，实现的非常意外。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爬行动物，我却很少回答。我喜欢爬行动物，是事实；我为什么喜欢爬行动物，是感受。要理解一个人，需要的是事实；可决定自我的，却是说不出的感受。二者之间的界限鲜明，可大多数人都不曾意识到这其中的差异。

2020 年疫情爆发之初，恰巧是晚清大鼠疫 110 周年。几个朋友和我把那段历史拍成一个叫《拯救东北 1910》的纪录片。于是我们探寻了 110 年前那场大瘟疫后的残垣断壁。

在这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带，在这荒凉的大雪中，我们像几个迟来的摄影记者；尝试着捕风捉影，捕捉些许关于那场鼠疫的痕迹。带着这些被我们捕捉到的痕迹，我以为我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疫情。

但不断到来的现实让我意识到，我所谓的了解，仅仅是知道一些历史的事实罢了。我无法体会到时人的感受，也无法真正的做到理解。体验，是一种犹如矗立在人性中的黑石，只在亲历者的心中。没有人能真正用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呢？

疫情下的爬行动物爱好者和爬行动物们，是小众的一群。这篇文章也仅仅能描绘出他/她/它们面对困难的寥寥现实。这篇文章动笔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何能传达经历的感受。可文到结尾，我越发不确定自己能否稍微的实现一点这个目标。我甚至没有想过这篇文章该如何收尾，因为那些我无法完全理解的体验还在继续。

感谢各位受访者和记者朱凯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感谢雨落和轶轩为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感谢我家的动物们和我又度过了平静的一天。因为担心大家害怕爬行动物，所以用了灵魂手绘图。所有图片由轶轩绘制。

对于日本民族主义观察的第一个困难点在于，日本的近代史非常混乱：日本对自身的定位充满多样性和分歧性。二战后的日共正因为如此，也对天皇制历史规律和农村阶级关系等在我国早已搞清楚的根本性问题，充满了重大的分歧。日本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都困扰着人们对其进行研究。

日本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来自于幕末时期欧洲的冲击。这点和远东各国都是一样的。日本视角中的「东洋诸国」，加入国际社会都是因为「国际社会」本身的武力胁迫，而非内部觉醒。民族感情正是在这种胁迫中诞生的。中日最敏感意识到这一点的，都是旧国家的特权统治阶级。而这个阶级「民族意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要保护传统的社会体制不要遭受欧洲基督教和产业主义的侵蚀。欧洲相反，欧洲的旧统治贵族都是世界主义的，反而新兴资产阶级是民族主义。

这样一点就导致了幕末的「攘夷」运动包含了维持其特权身份的愿望。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对国民是没有关联的——甚至是对于普通民众带有一种疏远和敌视。比如幕末文献中经常能看到「奸民狡夷」的称呼。另外还会把这种特权意识投射到国际关系中：没有对等，要么就是我征服你，要么就是你征服我。这两点上来看，幕末清末是有共同性的。

但接下来的发展，中日两国则走向了相反的道路：中国不必多说，旧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买办化」之后引发了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结合。自下而上的改变了社会。在亚洲诸国中，中国的自下而上是最明显的，不过印度、马来、朝鲜也是如此。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打倒旧体制的本身就是旧体制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要把日本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与万国对峙」，然后将残余封建势力统一在天皇的权威之下。

这样的变革，导致日本统治阶级对西欧古典民族主义里人民主权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了解甚少。从西欧视角来看完全是一个不对味的民族主义。但对近代民族主义末期的形态「帝国主义」，倒是结合得很快。毕竟统治阶级还是旧的，又怎么会与国民解放结合呢？这种变形的民族主义反而不允许国民在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对「民族意识」和「爱国心」进行严肃讨论

结果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过早放弃了国民解放的任务，并且把国民主义上升到国家主义甚至极端国家主义里去了。这种只改变上层却不改变下层的民族主义，导致日本近代化过程非常不平衡。顶层已经竞争世界先进，底层还被幕府时期的传统顽固占据。这种严重且难以解决的不平衡和矛盾，也为其极速没落做好了准备。表面上有力，但底层还是有难以克服的弱点。所以在二战之后，当曾经的统治阶级被清除出场之后，旧日本帝国名噪一时的「爱国意识」突然间似乎就消失了。

既然如此，旧日本帝国便无法依赖于民众自身对国家的连带意识。只能通过不断宣扬对外危机从而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既然无法依赖民众自身，就只能通过国家来自上而下地完成。幕府社会那种传统封建的家长制忠诚又被唤起了。配合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的土壤，日本普通人将自我感情投射到了旧日本帝国的膨胀中；而帝国的膨胀则等同于自我的膨胀，从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种矛盾的心态有一个很精妙的描述：

我国民之爱国心是一旦危机时的爱国心，而非行往坐卧间之常物。 《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苏峰

旧日本帝国统治阶级不注重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反而坚持利用非合理的部分，在之后付出了代价。

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都会伴随着国民使命感。而日本因为自己特殊的原因，使命感是诸如宣扬皇道、「布大义于宇内」和「八纮一宇」等知识阶层看来非常荒唐的使命。这种诞生于顶层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把日本国内以天皇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等级关系构造观念，延长到了国际关系里。这种观念和我们熟悉的中华文化意识截然不同。中华以文化优越性为中心，而日本皇道以武力优越性为核心。中华文化认为只要文化在，则中华无损；但日本追求的是「金瓯无缺」这种皇军必胜和国土从未遭侵犯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结果，就是战败后皇国象征物的价值极速跌落。帝国象征物上附带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失去了支柱。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从一开始日本民族主义走上自上而下这条道路，而不重视普通国民开始，它就走上了一条和亚洲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冠于万国之国体」这种畸形且抛弃了普通国民的民族主义，被国民抛弃的也很快。只要「民主」还是遥不可及的理论，只是个舶来品，那么它便不可能和正常国家一样与民族主义内部结合；而民族主义合理化的同时就要对民主进行非合理化。所以在 1951 年的丸山真男于文章的结尾担忧到：

如果在今后，国民的爱国心被再度因为那些外来的政治目的而调动，那么它便会放弃国民独立这一几乎被所有民族主义都奉为至上的命题，而只会继承同反革命结合这一过去最丑恶的遗产，这是否也还称为民族主义便归个人的自由了。

可能是上一次实在是用力过猛，其反作用力至今仍在。

Besee 是这样写的：

「汉洋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简单粗暴地把目前人们对web3的期待理解成一种『为了避免平台公司变得像赛博朋克中那样』而产生的革命愿景，是否哪怕革命真的成功了，其力度就像曾经的苹果颠覆他们那个年代的status quo一样大，新的屠龙少年是不是也注定都会变成恶龙？大公司真的有可能仅作为管道而存在吗？刨除工具、技术类的建设者以外，对于那些只是把互联网作为封装好的介质而创业、创作的人来说，是否永远不可能有凭借一个更好的环境而『上岸』的那一天？

这半年来我经常向身边的消费互联网从业者pitching那个收益分配颗粒度更高、更自由的好环境，但我发现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就像向习惯了鸡娃和应试教育的家长pitching homeschool一样，对他们来说教育就等同于争取高学历，赚钱就等同于顺从平台公司这样财神爷定下的规则。即便有人会因为web3带有的可能性而振奋，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风水轮流转，就像改朝换代，即将会有值得攀附的新财神爷出现。

这还是对于从业者而言，对于其他只是在日常consuming content & product的个体来说，他们更不理解现在的互联网有什么不好，一切都与他们手上的paycheck和生活方式无关。

你在文章里说web1作为单向度的信息来源，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只是另一种报纸。而今天的外卖骑手送完单后有空就会刷刷短视频，就像一百年前的黄包车夫坐在街头偷闲读小报一样，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区别。假如报纸将永远只是报纸，那么即使一小撮写字的人清楚地知道一种更好的报纸应该是如何运作的，哪些内容才是更有价值的内容，但有没有可能那些占大多数的读报人才是报纸形态的决定因素呢？

即使信息来源变成了多向度的，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总归是单向度的人。对比web1，我们有了更自由的web2，但墙内的官媒就是个笑话，而wartok可能也可以说明人本身的问题要远大于技术的不足。就像几年前许多人经常会说『手机真好玩』，而不是说某个app做得真不错，现在他们会说『刷抖音真上瘾』，然后在他们的眼中，网红、KOL仍然像是曾经电视中的二维人，他们的真实生活无关，只是作为消遣，一切互联网上的信息仍会被拎出来称作『网上的xx』谈论。

我非常认同你关于思想变革与技术进步并行，甚至思想先行的主张，但我总是悲观地认为无论是黑客精神还是极客精神，反主流文化还是嬉皮士精神，小部分的觉醒者就像活在 the matrix 的 zion 里一样，无法对抗整个系统，因为它永远都是系统的一部分，就像每个时代的先锋艺术家都会认为这一届的观众不行，审美为什么如此不开化，反而一些通过媚俗而留存下来的作品却会被后世当作经典，变成该领域后续发展必经的基石。

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大部分的参与者只是被煽动者，他们不需要理解纲领也不需要思想进步，只需要站队并用脚投票就能决定局面。就像Macintosh过去会因为游戏数量少而输给PC一样，也许就算web2能够滚回重做一边，把pros and cons广而告之，大部分的audience和consumers仍然会选择相信平台，相信算法，选择便利和娱乐至死。

在媒介改革这件事上，虽然我认为自己是悲观的集体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乐观的个人主义者。因为即使现在我们认为web2充满了manipulation，但有一些角落还是能让我感到宽慰，就比如优质的创作者通过例如vip only这种简单的方式，造一个小门槛，就能让传统货币的发挥它token的本质，在web3到来前就圈出一片小天地。因此我觉得无论互联网将来会不会变好，好的个人意志一定是越来越能够被放大的，并且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的想法很局限，可能论述得比较乱也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点，如果你看不下去或者觉得不好回复的话，大可不必出于礼貌而为难自己，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能了解一些你的更多想法，谢谢！」（已获得评论者授权发出。）

谢谢你的评论！任何一位创作者所能期望的也就是如此：有人会愿意来阅读我的文字，并且思考共同思考的问题。这是一种感到我并不孤单的时刻。

我理解中你的文字包含了三个问题（如果不对还请指出）：

1. 少年与恶龙是否是循环，更好的环境能否出现？

2. 大部分从业者是不是不在乎这件事？

3. 普遍的被动接受者是不是常态？

这是非常好的三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三个问题已经超越了 Web 3 与 Web 2.0 的更替，而是从更广义上在谈论一个经久不息的思考：我们的时代，能否前进？在一个少年不断变成恶龙、其他少年只是旁观、村民又满不在乎的世界里，我们到底是怎么前进的？

其实对问题的转化已经隐含了结论：我相信是会前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前进。回到我们的例子上，也许不一定是以 Web 3 的名义，但更好的互联网一定会出现。我相信 Web 3 与更好的互联网，并不是相信某一个技术，选择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目光。

「新的屠龙少年是不是也注定都会变成恶龙？」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用到所有变化上。和一些老牌大企业不同，那些耳熟能详的技术企业似乎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景——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例子更多了。毕竟小恶龙长成大恶龙不会令人失落，但英雄的堕落是永恒的悲剧来源。

可这个例子的核心问题在于：有的少年永远是少年，是因为他不行动；有些少年成为了恶龙，是因为他前进了。换句话说：因保守而健康，因前进而堕落。

站在不变的保守视角上，对前进后变成恶龙的批判永远是对的，前进就可能会带来堕落——我在这里并没有阴阳怪气，只要前进了就要抱着会倒下去的觉悟。而站在原地的人也有权利因为倒下去而对前进者进行批评。

但这种批评就意味着持这种论述的人，自己没有进入到前进之中，看不到前进路上所遇到的抵抗、困难与喜悦。越是精准的批评，就越是要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他/她可以看到是谁倒下了，但却无法成为最后没有倒下的那个人。这不是意味着不能批评，而是如何批评：究竟是为了继续前进而批评，还是对「变化」本身的批评，是我看待批评时的思考。一些批评并不是因为前进方向错了而进行的批评，而是因为前进本身而批评。

比如说我接受「数据归个人所有不能解决 Web 2.0 的根本问题」这样的批评；但「Web 3 早晚也变成下一个大平台」这样的评价，恕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是因为我觉得 Web 3 不会变成大平台，而是......那人出生了还会死呢。看书没有只看开头和结尾的，更何况结尾还没写完。

这篇文章的第一位读者轶轩在读完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南方古猿不下树，人类历史上那些傻逼事儿都不会出现。但你站在现在想想，你会支持不下树吗？」

如果因为前进会带来新的问题而止步不前，可已经出现的那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我如果不变成恶龙，其他的恶龙就能自己消失了吗？我有可能会变成恶龙，但我更担心变成恶龙之前就被已经存在的恶龙吃掉。

成为英雄而非恶龙的少年，不是因为其伟大——而是因为她/他有承担错误的勇气，并且努力从错误中找到重新出发的可能。

对于 Web 3 来说，也许它也会变成新的恶龙。Web 3 提出的解决方法可能不对，决不能认为它提出的问题（恶龙）不存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打败恶龙，那就先要正视恶龙的存在。然后尽量去找到一个不会产生新恶龙的解决方法。

因为现在就担心 Web 3 会变成恶龙而对其进行批评，我理解，但我不接受。

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去坦桑尼亚建大坝了，此刻坦桑全国几乎一半的电量都在保证这个大坝的工程。也许在这个大坝建成之后，坦桑尼亚人的生活会有一些质的变化。很快坦桑尼亚就会出现美国、日本、中国出现过的种种问题。但到时，那些问题根源绝不在一个、两个、千千万万个大坝这样的基础设施上。他在一篇文章里写到：

「所以呢？所以就要停下来吗？

绝不。前面尽管是荆棘，后面却是悬崖。对睁开眼的人而言，明明白白地死，要远远好过浑浑噩噩地活。就算明知道奔涌的电流可能带来战乱，一个被电灯的光芒照耀过的人，也绝不会再回头。再说，谁又敢断言，这个人就一定熬不过这场九死一生的天花，就一定不能在几十个高烧到天昏地暗的春秋之后痊愈，成为一个更加健硕的人呢？」

少年与恶龙之间，还存在啤酒肚的发福中年。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先引用一段我尚未发出文章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思考这些问题，大可以等十几年几十年一切尘埃落定来回顾这段的进程。我们会有更客观的眼光、更准确的判断和更确切的结果——但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事情的走向。有人说历史总是在危急的时刻，突然展现它的真实面貌。在这种时刻到来的时候，有一瞬间我们有机会可以参与其中，从而改变它的面貌。」

在历史展现真正面貌的时刻，绝大多数人会擦肩而过。从业者也许对某一个行业有很深的了解，但真正变革性的技术往往是发生在多种技术交融之后，乃至社会层面的变化时刻。它会很容易的超出我们从业者对单一技术的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了一个例子，无人机行业的绝大多数革新都不是飞行器专家做的——因为无人机相比于大飞机太简单的，不值得被研究。如果从业者应该永远是变化的推动者，那无人机也应该是由大飞机的工程师设计的。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当然，由从业者自己推动的变化也不少。可它只是变化的先决条件之一，而绝非必要条件。

而对于非从业者的大众来说，被认为对某些事情漠不关心几乎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是换一个视角：我们所有人都在某些领域属于「大众」。任何行业的从业者都会感叹大众的平庸，却忘记了自己在其他人眼里也是大众的一员。大众意味着充满了在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性。因为大众就是你和我组成的，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希冀。我们不能要求大众在同一时刻都对同样的事情发出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在自己的方向解决不同的挑战。也许你和我的可以一起来让互联网变好那么一点点，但想让这个世界更好却不够。在努力解决疾病、饥荒和不平等的活动家眼里，我们也是大众。

你提到「但我总是悲观地认为无论是黑客精神还是极客精神，反主流文化还是嬉皮士精神，小部分的觉醒者就像活在 the matrix 的 zion 里一样，无法对抗整个系统」——换个角度想，Web 1.0 甚至从反主流文化开始，我们的社会就在为类似的愿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这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更加有信心的事实。

你的评论是想一起讨论对 Web 3 的担忧，所以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对 Web 3 真正担心的地方：Web 3 目前的大部分（不是全部）讨论有一种内在的依附性，它没有办法独立于 Web 2.0 而存在。

Web 3 的几乎所有论点，都是伴随着对 Web 2.0 的某个批评而生的。Web 2.0 不保护隐私，Web 3 就保护；Web 2.0 不给创作者分成，Web 3 就给；Web 2.0 不能让用户共享平台收益，Web 3 就发 Token 一起投票。

Web 3 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互联网，它目前是一个反对 Web 2.0 的互联网。

今天随便给一个 Web 2.0 大平台的毛病，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用 Web 3 的话语体系写完一篇项目白皮书的前言。这是一种依附性的话语体系，它需要 Web 2.0 来作为养料，却不能独立于 Web 2.0 而存在。

Web 2.0 和 Web 3 就是一体两面，如果不依附在 Web 2.0 之上，Web 3 就是无根之木。你我能否在不提及 Web 2.0 的情况下，写一篇关于 Web 3 如何建设更好的互联网的文章呢？我自己的文章就有这个毛病。我们善于提出问题，却难以给出解决方法。

当然我猜到很多人一定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Web 3 的种种技术难道不是在消除 Web 2.0 的弊端吗？解决问题难道有错吗？

没有错，但反对 Web 2.0 的互联网和更好的互联网大概率不是一件事。就好像是我批评朋友和让自己变得更好之间也是有距离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非见不贤而仅仅批评其不贤。

一个好的例子是 1945 年 Vannevar Bush 的文章《As We May think》。这篇文章是对我们这个年代信息社会最伟大的预测之一。这篇文章充满远见的通过对科学的梳理来展望新技术能为我们做到什么。

这篇文章初稿之后，Bush 因为原子弹爆炸做了修改。他并没有单纯的反对技术。而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之后，展望了我们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且技术可以在这个美好的未来中起到什么作用。即使过去几十年，这还是一篇值得被阅读的文章。

反对仅仅是建设更好未来的一种手段，而非全部。

Web 3 是过去几年里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我们每天的思考都在产生变化。也许过一段时候我对这些话题会有更新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想法，但这篇答复是此刻我内心的如实写照。

过去几篇文章都用了日本战后思想家的论点作为结尾，这篇也引用丸山真男在他东大课程讲义结尾的一段话吧：

「要不断地在自我精神结构中设定非自我的东西，通过与它进行摩擦来提高和丰富自己。即使是同样肯定一个命题，即使结论也是相通的，否定之上的肯定和无否定的直接肯定，在思想的深刻度和丰富性上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共勉。

本文由 masterpa.eth 发布在 Mirror 平台。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如果有可能的话，分享时请不要用加黑加粗等修改手段——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你不会把 “Joby 宙比” 这种小玩意儿当做改变世界的科技产品，但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JoeBen Bevirt，如今已投身另一个反差颇大的行业。他在 2009 年创立了 Joby Aviation（Joby 航空），试图把 “飞行汽车”，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科技想象之一带入现实。

这并不是一个新梦想。自上世纪 20 年代，人们开始畅想飞行汽车以来，它已经历了多轮希望与失望的循环。1924 年，《大众科学》杂志就曾预言，飞行汽车会在 20 年内实现。到 1940 年，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仍在重复这个判断：“飞行汽车将会很快到来。” 但此后数十年里，这东西几乎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

投身这项事业的人也常让人觉得不靠谱，他们多像 JoeBen Bevirt 一样，有 “八竿子打不着” 的过往履历，Bevirt 的上一家公司是做相机配件的，而即将在今年上市的另一家飞行汽车公司 Archer 的两位创始人此前是做信息化招聘系统的。

但这一次，有不少迹象显示，飞行汽车可能真要来了。

此时此刻，全球至少有 425 种飞行汽车正在被研发。参与者和投资方不乏波音、空客、丰田、戴姆勒、长城、吉利、英特尔、腾讯、Uber、谷歌创始人 Larry Page 和沃尔玛电商 CEO Marc Lore 等行业巨头与科技富豪。

一切变化仅仅发生在过去 5 年间：2016 年时，全球还只有 6~7 种飞行汽车在被研发，两年后的 2018 年，飞行汽车公司数量暴增至 70 多家，3 年后，又进一步翻倍到 150 多家。

行业里也出现了第一批上市公司：拔得头筹的是在 2019 年底于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亿航；今年 2 月，Joby 也宣布将通过 SPAC 方式登陆纽交所，目前估值 66 亿美元。接下来，曾被腾讯连投两轮的飞行汽车准独角兽 Lilium 和 Ark Invest（方舟投资）参投的 Archer 也将在年内登陆二级市场。

一些人正在严肃对待飞行汽车的可行性，我是其中之一。

作为专门为飞行汽车设计的自主飞行开源框架 GAAS 的创始人，我是这个行业在中国的第一批从业者。我们的用户来自 36 个国家或地区，这使我能更好理解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和市场动向。

很多年来，飞行汽车被认为是科幻甚至是臆想，常见叙事是：一群人出于疯狂或 “忽悠”，浪费资源做着一件注定无望的事。这些言论忽略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人们在过去一百年里前仆后继投身这场冒险？

我会从从业者角度回答这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还有人相信飞行汽车？为什么是现在？

1 从飞行汽车到 VTOL

今天，“飞行汽车” 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对其原初想象的背离。

下图是目前主流的飞行汽车产品形态：

和诞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初始概念相比，现在的飞行汽车，不再是 “飞机 + 汽车” 的简单组合，它看上去更像直升机。人们逐渐发现，能飞和能在地面行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功能，从空气动力学到重心，再到稳定性，都互相矛盾。

飞行汽车因而放弃了 “又飞又跑” 的设计理念，聚焦飞行功能，更精确地说是能实现垂直起降和空中悬停的飞行，它也有了一个新的专业名称，垂直起降飞行器（VTOL，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如果是电力驱动的话，则被称作 eVTOL。

这个领域里一对著名师生的故事，展现了飞行汽车从 “飞机 + 车” 向 VTOL 演化的漫长历程。

老师是现年 84 岁，仍在创业一线的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航空和机械工程教授 Paul Moller ，他在 1967 年就成立了自己的飞行汽车公司，可能是在这一领域坚持最久的创业者。

当 Moller 萌生制造飞行汽车的想法时，二战尚未结束。那是福特仍在畅想飞行汽车即将快速落地的 1940 年代，生长在加拿大偏远山区的 Moller 从家里的谷仓里放出几只蜂鸟。他看到蜂鸟盘旋后快速飞上天空，就想，如果他能这样上学该多好，冬天跋涉在加拿大的雪地里，可不好受。这是他对飞行汽车热情的开端。

Moller 的设计思路仍有古典的 “飞机 + 汽车” 的影子，他将之命名为 Skycar 飞车。

到 1991 年，Moller 已在 Moller 400 Volantor 飞车上花费了 25 年和 2500 万美元，但依然不能让飞车稳定悬停。

进展缓慢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制造 “飞车” 的技术基础，Moller 的航空和机械学科背景可能也限制了他的视野。

回头看，在微电子、电机、半导体和软件技术蓬勃发展前，造出能稳定、安全运行的飞行汽车并不现实。

1991 年开始师从 Moller 的 Joby Aviation 创始人 JoeBen Bevirt 则踏到了电子与计算机技术的红利。他本人的家族史也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文化的一部分。

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 JoeBen Bevirt 童年时住在美国加州圣克鲁斯山区的一个不通电的公社。安家此处的是他的嬉皮士父亲 Ron Bevirt，Ron 是 70 年代嬉皮士反主流运动 Merry Pranksters 的重要成员。

该运动的一个副产物后来对消费电子及互联文化颇有影响，它是 Merry Pranksters 记录者 Stewart Brand 出版的一本另类黄页杂志《全球概览》，展现嬉皮士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清单。

对众多产品设计者来说，《全球概览》是重要的灵感参考。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里提及的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即来自这本杂志的封底。某种意义上，以 Bevirt 父亲为代表的一群人是万维网原初精神的一块拼图。

在成长期亲历信息化浪潮的 Bevirt 后来没有死磕飞行汽车。

在和 Moller 一起工作两年后，当时二十出头的 Bevirt 认为， 要实现老师的愿望几乎不可能。Moller 的飞行器一直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如何在不使用大型发动机的情况下产生足够推力；二是为满足飞行汽车快速调节的需求，必须用电机，但当时电池的能量密度不足以满足设计需要。

从 Moller 那儿离开几年后，Bevirt 先后做过生命科学公司 Velocity11，开头提及的 “八爪鱼” 三脚架和高空发电能源公司 Joby Energy，与飞行汽车渐行渐远。

但 2009 年，Bevirt 成立了 Joby Aviation，在时隔近 20 年后重新投入飞行汽车。他判断，制造稳定、安全、舒适的飞行汽车或者说 VTOL 已成为可能。

这主要得益于两大技术进展：分布式电力推进系统（DEP）和自主飞行。

其中，分布式电力推进系统（DEP）的作用是以多个电机和飞控组成的动力系统替代结构复杂的涡轮 / 活塞发动机，现在常见的无人机就采用了 DEP。

DEP 的好处是有多重安全保障。目前主流的 VTOL 一般会使用超过 6 个电机，在这套系统下，即使有单个或多个电机失效，VTOL 仍可安全飞行。同时，与电动车和汽油车的区别类似，相比传统依靠涡轮或活塞发动机提供动力的飞行器，使用 DEP 系统的飞行器可以更好地优化系统性能和管理运行状况。

DEP 还能带来更安静的飞行体验，这是商用和民用的关键之一。不要小看噪音，直升机无法大规模普及的障碍之一就是噪音过大。

自主飞行技术则是稳定、安全的另一重保障。

在空中出租市场比较发达的美国阿拉斯加，超过半数的伤亡事故起因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自主飞行则可以结合传感器和 DEP 技术，实时优化飞行状态，从根本上提升飞行器的安全性。自主飞行也能带来更好的商业收益：在 VTOL 的经济模型中，有无飞行员可能直接影响是否盈利。

新技术支撑下，Joby Aviation 的研发速度比 Moller 当年做飞车时快了几倍。

成立公司 6 年后，Joby 在 2015 年首次试飞了缩小版原型机，两年后又试飞了全尺寸原型机，并在 2019 年开始生产和测试 “投产原型机”（投产原型机指按适航标准生产的飞行器）。

Joby 对外宣称，该投产原型机目前已试飞超 1000 次，有望在 2024 年投入商业运营。

2 空中交通的想象力

不过，仅仅能造出更安全、稳定的飞行汽车，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有更多人和钱正在涌向这个领域。

更重要的是需求。从这个角度看，重点不再是飞行汽车本身，而是它能构建的更大可能性——“城市空中交通”（UAM，Urban Air Mobility，下称 UAM）。

UAM 是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Uber 等组织从 2016 年前后开始力推的一种新交通方式。NASA 在官网上如此解释他们对 UAM 的宏图：

NASA 正领导美国迅速建立一个城市空中交通的新时代。我们希望在人口密集区打造一个安全、高效的空中交通系统，它将囊括从运送小件物品的载物无人机到载人空中 “出租车” 之间的所有事物。

UAM 场景解释了飞行汽车为何演变成了追求垂直起降的 VTOL 形态。

相比民航使用的固定翼客机（Jet Aircraft），垂直起降时不需要跑道和滑行，这大大降低了对起降环境的要求，从而降低了普及 VTOL 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也使 VTOL 可以应用于场地有限的人口密集区。

而相比同样可以垂直起降和悬停的直升机，VTOL 在巡航效率上更占优。巡航效率是指飞行器在飞行阶段的能耗效率。直升机多为军事或特种任务设计，所以其优化目标一般放在悬停效率，而非巡航效率上。据 Uber 2016 年发布的《快速迈向城市航空交通按需出行的未来》（Fast-Forwarding to a Future of On-Demand Urban Air Transportation，下称《空中交通报告》），VTOL 的巡航效率是直升机的 3 倍以上。更重要的是，VTOL 采用分布式电力推动，单一电机失效并不会影响整体推力，这比直升机采用的复杂变桨距结构更安全。结合自主飞行技术，VTOL 还可快速优化飞行参数。

城市空中交通最显见的价值，是它可能以一种全新方式解决拥堵问题。

如今正如火如荼发展的地面交通新方向——以自动驾驶技术为支撑的无人共享出租车（Robotaxi）也希望给出拥堵解药。

一种观点认为，自动驾驶本身有可能极大改善拥堵问题：因为高程度自动化，会减少人为因素对车辆行驶的干扰，车辆速度能被统一调控，前车、后车能互相连接，配合车联网技术，信号灯和车流之间能更精准地相互调节，也不再会有乱并线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

但人类从未造出不犯错的系统。这使自动驾驶难以解决地面道路交通中的 “车流波” 问题：即在紧密前行的车流中，一点微小的速度变化，如前车一脚轻微的刹车，会不断自激放大并扩散至全局，形成源头不明的 “幽灵堵车”。在自然界中这也是一个常见现象，有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它，叫 “协同论”。

而目前应用在城市载客交通的自动驾驶商业模式——Robotaxi，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拥堵。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交通研究所 2018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自从打车软件流行后，芝加哥公交系统使用率下降了 6%。

Robotaxi 的普及，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公共交通使用率。因为不需要司机后，打车会更便宜，这可能刺激用户增加打车次数，减少对公交的使用，从而降低车辆平均载客数，在出行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增加行驶中的车辆绝对数；同时，更便宜的打车价格，也能让人们负担更远的通勤和出行距离，增加单次车程；最后，来往接客的 Robotaxi ，空驶的数量不会少，空车率也可能提高。

车辆数增加、平均车程变长和空车率提高，这 3 个变化都指向更加拥堵。

美国地球物理学家 Rutt Bridges 在 2018 年出版的《我们的自动驾驶未来：天堂还是地狱？》中指出了上述隐患。Bridges 并不反对自动驾驶，他的上一本书是 2015 年出版的《自动驾驶革命》。

相比而言，飞行汽车不依赖已有路网，能利用广阔的三维空间，以近似直线的路径在点与点间自由移动。它给解决拥堵问题带来了新可能。

在 2016 年 Uber 发布的《空中交通报告》中，他们曾测算了飞行汽车节省通勤时间的程度：

以硅谷重点通勤路线，车程 92 公里的旧金山到圣何塞市中心一路为例，打 Uber 耗时约 100 分钟，需花费 80~110 美元。但使用飞行汽车，包含起降时间，全程只需 15 分钟。短期看，飞行汽车单程成本约 129 美元，但随着电池成本降低和自主飞行技术普及，成本有望下降到 43 美元甚至 20 美元。

5 年后的今天，在新的电机、电池等技术条件下，我的合伙人、GAAS CTO 王弘尧做了一个测算：理论上，飞行汽车可在 90 秒内起 / 降 120m，加速阶段加速度可达 5m/s^2，加减速各需花费 8s，空中速度可稳定达到 160km/h，续航里程约 200 英里（320 公里）。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模拟一个中国城际交通的具体情境：以南京新街口金鹰购物中心到杭州银泰百货为例，直线距离约 236 公里，驾车需约 4 小时 20 分钟，地铁转高铁需约 130 分钟。使用飞行汽车，理论上只需要 91.75 分钟。飞行汽车甚至可以和高铁掰掰腕子。

不过对飞行汽车业内人士来说，缓解拥堵只是空中交通和飞行汽车的第一步，或者说是它能带来的巨大变化的表象和副产物。

更大的机会在于，空中交通可能改变交通网络结构，进而改变出行、居住方式、城市形态和商业生活。

当前人们习以为常的，由公路、铁路组成的地面交通都是线性网络：如果一条线路上有 A-B-C 三个城市，那么想从 A 到 C 就必须经过 B。线性网络中的交汇点非常重要，由此产生了干线交叉点上的大都市。

而飞行汽车则会构建一个节点网络：任意节点之间可直达，不需经过中间点。民航和海上交通其实就是节点网络，万维网也是一种节点网络。（理论上，路网也可以建成任意点之间直达的形态，但会占用太多地面面积，且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

相比线性网络，点对点互联的节点网络更容易形成多中心、去中心结构，而不是人口向特大都市聚集的 “中心-边缘结构”。

如果我们能把线下世界转变为类似线上的节点网络世界，这会带来多大变化？

在我看来，飞行汽车不单纯是帮助我们更快地从 A 到 B ，而是会创造出新形态的城市、工作模式和活动轨迹。这种改变甚至和飞行汽车的具体实现路径无关：是共享出行、人人私有还是公共交通？无所谓。就像在汽车时代，最重要的是石油、路网、高速、汽车工业，而不是某一款车。一如麦克卢汉所说，隐藏的服务环境才是关键：“环境改变人，而不是技术。”

只举一个小例子，如果改变通勤方式，北京的房价会发生什么变化？

五源资本陈哲从 2018 年开始关注 UAM 市场，走访了国内外数十名行业人士。他认为，如果 UAM 只是对地面交通的补充，那么它只是一个满足细分需求的小方向。但如果它能给物流和载人带来全新维度，它就有可能引起真正变革。

一批市场预测机构给出了乐观判断。德勤认为 2030 年全球的飞行汽车将达到 23000 辆。Frost&Sullivan 的预测更激进：到 2040 年，全球将会有 43 万辆飞行汽车，这将彻底改变航空产业。

在地面路网和城市化不发达的一些特殊地区，空中交通已在带来实际改变。

成立于 2011 年的 Zipline 已在非洲卢旺达和加纳提供无人机运输网络服务，由当地政府付费。目前，Zipline 可以在半小时内向这两个国家的任意一个医疗点运送包括血液在内的 146 种医疗物资。这家公司发展非常快，Zipline 称，他们的空中运输网络从 0 到覆盖卢旺达全境只用了不到一年，目前该公司估值达到 10 亿美元。

和 Joby 与 Archer 的创始人一样，Zipline 也由航空 “门外汉” 成立，其创始人曾是一位专业攀岩运动员，在哈佛学习过生物技术。据了解， Zipline 使用的无人机由中国生产。

3 光谱的两端

在供给能力提升和潜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飞行汽车公司数量于过去 5 年内迅猛增长，目前已超过 150 家。

这些公司中，有独立的创业公司，如 Joby Aviation（成立于 2009 年）、 Volocopoter （2011 年）、亿航（2014 年）、Lilium ( 2015 年）和 Archer（2018 年）等。腾讯曾于 2017 和 2020 年两次领投 Lilium。

也有传统航空巨头，如在去年首次展示了 R3-VTOL 的中国商飞，波音和谷歌创始人 Larry Page 投资的 Kitty Hawk 于 2019 年组建的合资公司 Wisk 等。

还包括同处于大交通领域的汽车公司：如在 2015 年启动了飞行汽车项目 “飞的科技” 的长城，在 2017 年收购了美国公司 Terrafugia，组成其飞行汽车子公司的吉利，和在 2019 年左右控股汇天，并新组建了飞行汽车公司小鹏汇天的小鹏。

自己下场之外，车企也在积极投资飞行汽车公司或与之合作。

2019 年，吉利与戴姆勒共同出资 5000 万欧元，领投了德国飞行汽车公司 Volocopter 的 C 轮融资。2020 年，Archer 与菲亚特克莱斯勒达成合作，希望借助后者的生产经验。同年，丰田宣布投资 Joby 4 亿美元，其社长丰田章男说，这是在完成他的祖父，丰田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梦想。

我个人认为，目前飞行汽车行业大体上类似 2008~2009 年，特斯拉发布第一代 Roadster 和 Google 创立 Self-Driving Car Project（后来的 Waymo）时的状态。

因无人机、电动车和自动驾驶等相关行业在之前十年里的迅速发展，飞行汽车所需的一些基础已被打好：比如人才、技术和法律法规的预先准备——飞行汽车是无人机技术的上升，同时又是民航技术的下放。

同时，行业里已有不少先行者，从地区来看，传统的航天强国美国、欧洲，和近十年来积累了大量工程师与无人机人才的中国，是全球飞行汽车的三个创新高地，各自孕育了一些重点公司。

但飞行汽车领域尚未诞生决定性产品，且法律法规待完善。造出一款标志性产品，取得监管支持，建立资本市场和消费者信心，是整个飞行汽车领域的共同目标。

在追求这个目标时，行业里分出了两条路。更准确的说，在产品研发思路上，各公司目前分布在一个从 “无人机” 到 “民航飞机” 的连续光谱上。

越靠近 “无人机”，产品思路越 “野”，追求小步快跑，先上天再说，而这在安全第一的传统航空业看来不靠谱、缺乏敬畏。越靠近 “民航客机”，则越追求稳妥、安全和合规，希望一出手就拿出定义体验的跨时代产品，并且一定要遵循适航标准——适航有点儿类似汽车行业的 “车规级”，它是指民用航空器，包括其部件和子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操作特性要满足特定安全标准，这个标准非常严苛。

前一种路线的代表有全球第一家飞行汽车上市公司亿航和小鹏汽车的小鹏汇天；后者的代表是 Joby 和 Wisk。

不过上述差别主要存在于飞行汽车行业内部。以开发空客 A380、波音 787 或商飞 C919 等民航大飞机的标准看，行业里最 “保守” 的 Joby 和 Wisk 也挺激进。

亿航成立于 2014 年，最开始做无人机，推出过消费级无人机 Ghostdrone。在这场已落下帷幕的战争中，胜出者是大疆。和其他已消失的消费级无人机公司不同，较早涉足无人机编队飞行市场的亿航，赶上了无人机表演的爆发。这种现代 “烟花” 让亿航得以生存、赚钱。

但亿航始人胡华智不甘于此，天花板有限的表演市场之外，他看到了一个和无人机技术相关的大领域，飞行汽车。在亿航在最艰难时，他们依旧把部分资金投到了飞行汽车上。其成果是发布于 2016 年的载人飞行器 EHang 184。

EHang 184 更类似一台放大版无人机，结构简单，性能相对弱——但这不见得是坏事。因为结构简单，184 能更便宜和快速地生产，然后大量测试。随后的 EHang 216 也延续了这种设计思路。而 Joby、Archer 或被吉利收购的太力等公司，几年里可能只有几台原型机在测试。

但以传统民用航空的适航思路来看，亿航的速度过于快了，贸然推出产品的精益创业和 MVP（最小可用产品）思维与航空业的安全要求格格不入。

这种风格，是亿航今年 2 月遭遇二级市场做空的原因之一。在被做空后，其股价一度从之前的 129.8 美元高位跌落至 20 美元出头。

做空亿航的美国金融研究机构 Wolfpack 认为：

1. 亿航的飞机就是个大号航模，无法通过适航，根本不算飞行汽车。

2. 亿航的销售数据大量造假。

支持 Wolfpack 的人，观点与其类似。不说销售造假问题，仅从产品安全角度看，EHang 184 和 216 的一个明显设计问题是，其桨叶对着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可能会削到人的腿。长城旗下飞行汽车公司 “飞的科技” 的航电和控制部分主管王谦评价：亿航本身做得挺不错，但它夸大比较厉害，此前对适航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足，这是市场对它没信心的原因。

反对 Wolfpack 的人则认为，亿航被做空是美国有意打压中国科技公司。无论如何，亿航确实造出了飞行汽车，而且也是实际积累飞行里程最多的公司。如果亿航是骗子，那 Archer 这类只有验证机，或 Kitty Hawk 那样原型机起火的公司，不是进展更差吗？

小鹏的飞行汽车公司小鹏汇天也面临类似争议。

这家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 2014 年的汇天，创始人是做航模销售代理起家的赵德力，汇天曾用名为 “东莞市汇天玩具模型有限公司”。Wolfpack 抨击亿航的产品像航模，那汇天以前的产品就真的是——航模，还是玩具航模。

转做飞行汽车后，汇天最大的争议在于它奇怪的产品设定和对外言论：汇天飞行汽车的飞行高度为 30 米，这个高度太低，在城市里飞行时无法走直线，行业普遍飞行高度是 120~500 米；汇天在公开演讲中经常提及他们的飞行汽车已快速迭代多个版本，但这不符合航空器的开发模式：航空器不能像软件一样天天改来改去，快速迭代和敏捷开发等软件工程领域的经典方法论，并不一定适用于航空器。也有业内专家直言不讳地说：“（汇天）就是大玩具。”

批评归批评，绝大多数从业者还是挺尊敬亿航胡话智和小鹏汇天赵德力：毕竟他们真坐着自己的 VTOL 上天了，这两家公司也早已启动实际试飞。据了解，目前小鹏汇天飞行汽车团队大约有 150 人，年底将会拓展到 400 人。

相比亿航和小鹏汇天的迅速进展，Joby 和 Wisk 的进度就缓慢不少。

到 Joby 成立 10 年时的 2019 年，他们才开始生产和测试 “投产原型机” 并试飞，而亿航走到这一步大概花了不到 2 年。

正在新西兰做大量飞行测试 Wisk 也比较有耐心。虽然其前身 Kitty Hawk 的创始人是被称为 “无人车之父” 的原 Google 副总裁 Sebastian Thrun，主要投资人包括 Google 创始人 Larry Page，有软件和互联网背景，但波音的加入为 Wisk 带来了航空业血液，这可能是他们中和了新旧做法的原因之一。背靠波音、Google 大树，Wisk 对外称暂时不着急上市和商业化，其优势是自主飞行技术。

目前，我个人更信任 Joby 和 Wisk 的开发模式。

正如前文所说，飞行汽车是无人机技术的上升又同时是民航技术的下放，二者缺一不可。Joby 和 Wisk 的当前开发模式既兼顾了创业公司的激进，又不失对适航体系的尊重。

但这样做也有风险，正规军可能干不过野路子。Joby 和 Wisk 可能花光资金也没有成功研发出可用产品，成为先烈。亿航和小鹏汇天的优势则是：他们能用尽可能少的成本飞尽可能多次。大规模试飞是飞行汽车产品成熟和商业落地的重要前提。

从 2018 年开始关注 UAM 市场并走访了国内外数十名行业人士的五源资本陈哲认为：接下来飞行汽车和城市空中交通领域肯定会出现一波热潮和一波泡沫，在一批公司登陆二级市场的刺激下，飞行汽车这类有巨大想象力，短期又无法证伪的行业，一定能 “忽悠” 到很多钱。

“假设现在是在 1999 年的互联网，你希望在里面投到亚马逊，但最后可能投到 pet.com。噪音太多了。” 陈哲说。

4 有热钱，缺热情

蒋俊是中国最早一批的 UAM 行业专家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最重要的 UAM 原创内容来源《飞行汽车 eVTOL》公众号创始人。在他看来，中美目前在飞行汽车领域的技术差距不大，“最多就是一两年”。

我也认同，中国和美欧在 “冰山之上”——即市场、产业链、人才储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层面没有太多差距。中国不缺乏相关人才，也有成熟且配套的供应链，虽然有一些关键元器件需要进口，但不代表我们没能力自己生产，这反而是一个国产替代的机会。

在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方面，我相信中国有很大概率领先于美欧。在 2019 年 5 月民航局颁发的《促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要在 2035 年以前，建立包含载人在内的无人驾驶航空交通运输系统。今年 4 月，中国民航局已开启了对亿航飞行汽车 EHang 216 的合格适航审定。

我们和欧美真正的差距，可能是在 “冰山之下” 那些看不见的部分——从业者的热情和生于玩心的创造力。

作为一个中国团队且身处相对敏感的航空行业，我们在开源自主飞行框架 GAAS 之前，一直认为中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开发者市场。但 2019 年开源后，我们却发现，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被中国甩开的美国，其实给我们贡献了最多开发者。而且我们并未针对美国开发者社区做推广。

美欧开发者在利用 GAAS 系统时，其想象力也超出国内开发者。我们的用户里，有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全自主飞行消防用无人机的消防员；有准备把自主飞行技术用到火星探测器上的法国宇航局；有用几百架无人机进行空中运输和配送模拟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而国内绝大部分开发者主要在利用自主飞行技术帮助消费级无人机做避障。做避障的最大动力是商业竞争，“大疆有，所以我们也要有。”

有人认为从业者的热情或开发者氛围是玄学，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政策利好。是那些自上而下的大力量。

但我认为，从汽车、飞机、再到无人机，历次革命性新技术和产品的普及，都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推动，离不开大量参与者的热情与甘愿失败的勇气。

中国不缺乏诞生伟大飞行汽车公司的市场、资本和政策条件，但我们需要更多人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几个研究所单打独斗；我们也不能把飞行汽车的大规模落地寄托于热钱涌入或突然出现政策利好。

同时，作为从业者，我也希望我们更加多元地利用天空，逐渐增加普通人对空中交通的信心：很难想象，在一个连无人机送快递都不存在的世界里，会有人敢坐飞行汽车。这需要从业者不仅把眼光放在载人飞行汽车上，还应推动载货无人机等多种飞行器的协同发展。

最重要的是让普通人建立信心：飞行汽车真的可行。它不仅是一个复古科幻概念，它也可能是未来的寻常生活。

5 当人一旦想飞

让我们把目光放到 Kitty Hawk 上。Kitty Hawk 不再指那家 Larry Page 投资的飞行汽车公司，而是上一个把科幻变成未来的奇迹之地：小鹰镇。这是莱特兄弟首次试飞的地方。

有人说文明的诞生，从第一只南方古猿仰望天空时就已注定。人类生于地，而发于天。百万年后的工业革命让那时的人充满自信：没理由我们不能在天空翱翔。

1850 年之后，各国发明家开始集中力量攻克飞行挑战。但之后的五十多年中，无数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栽到了这件事上。失败者清单包括马克沁机枪发明人马克沁爵士、电话发明者贝尔和大发明家爱迪生。

研发飞行器会被社会当成疯子，当然更少不了生命危险。《华盛顿邮报》在十九世纪末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

“人不能飞，这是事实。”

在这种环境下，莱特兄弟——两个开自行车铺的年轻人，准备试一试。这哥俩没上过大学，没有能拉到政府赞助的朋友，没有投资人，自己也没多少钱，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攻克飞行挑战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飞行？两人中的哥哥，威尔伯·莱特说飞行对他是一种 “使命”，一旦起了这个念头，就再也不可能消散，能做的，唯有奋力向上。

1903 年 12 月 17 日，莱特兄弟带着耗费 4 年研发的 “飞行者” 号来到了小鹰镇。在这个平坦多风且蚊虫肆虐的地方，有一处叫屠魔岗的沙丘非常适合飞行。

就在十几天前，美国当时最有名的飞行器研究者、美国史密森学会会长兰利又一次试飞失败，这之后，美国政府断掉了给他的赞助。

莱特兄弟在试飞前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但却很受鼓舞。威尔伯后来说，光是美国最德高望重的科学协会会长相信人类能飞这件事，就足够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了。

12 月 17 日是个周四。莱特兄弟邀请了多人来看 “飞行者” 首飞，但最后只来了 5 个人。

在经过短暂的 3 次试飞后，轮到哥哥威尔伯·莱特的回合，他开始了第四次也是当天最后一次试飞。弟弟奥维尔记录下了这次飞行的情况：

“最初的几百英尺飞得起起伏伏，但飞过了 300 英尺后飞机变得好操作了一些。在接下来 400 到 500 英尺的航程里只有少许颠簸，可到了差不多 800 英尺时它又开始起伏，最后在一次俯冲中撞到了地面。测量显示的地表距离是 852 英尺（260 米），飞行时间为 59 秒。支撑前舵的支架损坏较严重，但飞机的主要部件完全没有受损。我们估计一两天后就可以把它修复至可以再度飞行的状态。”

世界再也不同了。

七个人在小鹰镇屠魔岗上欢呼相庆，这荒凉沙丘上没有任何对众人呐喊的回音。一面是我们对天空的召唤，另一面是天空毫无理由的沉默。对天空而言，59 秒的相会实在微不足道；对莱特兄弟和其他所有飞行先驱来说，这一刻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开端。

但只要开始了，就无法停止。毕竟人类最大的武器，就是豁出去的决心。

本文首发于晚点

参考文献：

《飞翔之梦：莱特兄弟新传》（The Wright Brothers）David McCullough, 2016 《Uber Elevate》Uber 公司 , 2016 《数字乌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Fred Turner, 2006

Popular Mechanics 1991 年 1 月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feMDAAAAMB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Flying Cars Are Closer to Reality Than You Think https://onezero.medium.com/flying-cars-are-closer-to-reality-than-you-think-a3ab21ff9373

《我们自动驾驶的未来：天堂还是地狱？》 https://www.iyiou.com/analysis/2019030393826

Take a Right at the Second Cloud https://airmail.news/issues/2020-10-3/take-a-right-at-the-second-cloud

Is the Coal Killer Flying Thousands of Feet Up in the Sky?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technology/is-the-coal-killer-flying-thousands-of-feet-up-in-the-sky

Technology is Redefining Flight https://medium.com/radius-mobility/technology-is-redefining-flight-23fb4ad171e3

The Big Picture — Aerial Mobility as Nodal Transportation https://medium.com/radius-mobility/the-big-picture-aerial-mobility-as-nodal-transportation-1463ef735c4d

UAM overview, NASA https://www.nasa.gov/uam-overview/

Has Joby Cracked The Power Problem To Make Electric Air Taxis Work? https://www.forbes.com/sites/jeremybogaisky/2020/11/23/joby-batteries-electric-aviation/?sh=577473a276a7

The First Electric VTOL Unicorn: Joby Aviation https://evtol.news/news/the-first-electric-vtol-unicorn-joby-aviation

很多人会回答：Web 3。

这个概念太火爆，躲都躲不开。可我们讨论 Web 3，不应该仅是为了热度。而是因为其中有一些真正值得探讨的事情。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帮助你了解什么是 Web 3？为什么是现在出现？以及 Web 3 面对的批评。

关于什么是 Web 3，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Web 3 是一个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无信任、无许可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Web 3 的决定性特征是所有权。商业互联网的第一次迭代（Web 1）对大多数用户来说是只读的，而 Web 2 允许用户在集中式平台（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上既读又写，Web 3 通过区块链让用户对其内容、数据和资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它赋予了用户阅读-写作-拥有的权力。」

这种描述并没有错。可是，在这种叙事下，我们在讨论的 Web 3 更像是某种基于区块链的新发明。但其实，Web 3 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的叙事和思想有着漫长的渊源。甚至可以说， Web 3 想要塑造的那种「互联网」，恰恰类似于数十年前互联网先驱们希望创造的那个互联网。所以了解 Web 3，一定要从为什么会有现在的互联网开始。

原本的互联网

在今天，围绕计算机和互联网，有「开源运动」、「黑客精神」等思潮。先驱们认为，互联网可以构建一个去中心化、平等、和谐、自由的社会。但是，在计算机发明之初、互联网诞生之前，计算机技术对当时社会的意义完全不同。

计算机的早期形象并不好。毕竟，它的发展和战争密切相关。冷战早期的科研人员认为，计算机很可能成为政府和大资本家的工具。他们担心计算机很可能将被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人利用，将各种机构完全自动化。

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始反对计算机所代表的「自动化流程」。60 年代最受欢迎的反自动化主义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在他 1967 年的著作《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中写道：「有了这种大规模的新技术，那些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派就能创造一种统一的、全方位的超地球结构，以达到自动化统治的目的。与积极行事的独立人格不同，人将变成一种被动、无目的、受制于机器的动物。和技术专家如今所闸述的人的角色一样，人的正常功能，要么纯粹是满足机器的需要，要么为保护人性缺失的集体机构的利益而受到严密限制和监控。」

冷战时代的年轻⼈⽣活在「核阴影」下，世界⼤战随时有可能发⽣。如果人每天都要思考会不会被核弹炸死，他绝对会开始反思生活的意义。而与此同时，这是⼀个⼈被强烈异化的年代，年轻人们感到自己是臃肿机构的⻮轮。他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规训好了，可以一路望到底：结婚、买房、生孩子、养条狗。为了摆脱这样平庸的生活，一些人决定与这种封闭的螺丝钉社会决裂。于是，反主流⽂化的「嬉⽪⼠运动」开始兴起。其中⼀些嬉⽪⼠们，渴望创造⼀个⼈⼈平等的社区。⼀群去中⼼化的⾃治组织同时出现。他们到远离城市的地⽅创造了数千甚⾄上万个公社。根据信仰、政治取向、性取向的不同，组成各⾃的⼩社区。当代美国作家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将这群⼈称为「新公社主义者」。

这些公社居民远离城市，但这不代表他们要抛弃现代化生活。他们渴望把自己重新变回生产者、创造者，要在公社建立方便的日常环境。他们找出各式各样的工具来建设社区。由于大量利用「工具」，他们对技术并不反感——至少，不像其他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一样反感。不仅如此，「从零建设社区」要求高强度的协作。这也让他们意识到：计算机自动化带来的协作，也许正是他们需要的。如果合理利用计算机，它能从少数人控制大众的道具，变成每个人手中的工具。

对于工具的讨论开始流行。「人如何利用工具完成合适的任务」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分享交流这些信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1938-) 创办了《全球概览》（1968-1972）。他用类似开源软件的方式运作这个杂志，并且公开了账目明细。他向不同公社的人推荐各式工具，交换各类信息。比如一个 20 磅重的锤子：一位读者说「今天我走进浴室，手里握着新买的 20 盎司重的锤子，我突然理解了《全球概览》所谓的『工具』。我一直都以为工具是物体，是东西：螺丝刀、扳手、斧子、锄头。现在我明白了，工具是一个过程：用大小形状都合适的物体，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

在同一时期，计算机开始小型化。从一个房间才能容下，变成在一张桌子上就能放下。很多公社运动的参与者开始思考计算机能否助力个人应用，进行生产创造。于是，70 年代初期出现了「个人计算机」这个词。

关于计算机的叙事在发生变化，从被当作大机构的工具，逐渐变成了每个人利器。

1971 年六月，布兰德准备为《全球概览》做一个停刊派对。在派对上，他拿出两万美元给主持人。主持人说：这也正是《全球概览》笔下的「工具」。随后请大家来一起讨论这笔钱应该干什么。参与者提出了五十多个方案，却没有达成共识。派对结束后，这笔钱剩下的部分交给了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L. Moore, 1941–1997)。1975 年春天，摩尔创办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被《时代》杂志称为「整个计算机时代的熔炉」。这个俱乐部衍生出了史蒂夫·乔布斯（1955-2011）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1950-）所创办的苹果电脑。所以，1984 年的苹果麦金塔电脑用粉碎官僚主义和实现自由作宣传是很自然的——毕竟，乔布斯本人就受到了新公社运动主要参与者们的熏陶。

这些先驱身上追求平等、自由、赋权个人、利用工具的思想浪潮，深刻影响了互联网的诞生。布兰德在 1995 年的一期《时代》杂志特刊上说：「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直接发源于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且「忘掉那些反战抗议，忘掉伍德斯托克，忘掉长发吧。20 世纪 60 年代的真正遗产是计算机革命。」在这些人看来，计算机从被锁在房间里的大型机器变成可以被个人拥有的工具，是巨大的胜利。

此刻，关于计算机的叙事彻底变了。它是属于个体的。

所以当我们追寻各类计算机与互联网思潮的源头，就很容易能找到他们——一群生活在核战争阴影下，反感官僚体系，生活在公社中的嬉皮士，以及被他们影响的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重构世界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平等，信息自由流动，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去中心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乌托邦。人在这里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虽然这些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却成为了信息革命后历次思潮的开端。每一次升级都号称更加「赋权个体」，然后顺便说上一次并不能让个体从中获益。追根溯源，它们和最原初的目标保持着思想上相当的连续性。这是一个经年的梦。

被 Web 2.0 改变的互联网

互联网（Web）的发明与推广可能是个人电脑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产物，也是曾经最被寄予厚望的创造。整整一代技术先驱都认为互联网可以实现理想中的数字乌托邦。信息开始从原子世界移动到比特世界。1992 年，一位图书管理员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Surfing the Internet 网上冲浪。只有不停流动的信息，才能变成海浪。

然而此刻的互联网，更像是单向度的消息来源。很少有用户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个人站。对绝大部分没接触过互联网的人来说，它似乎只是另一种报纸而已。归根结底，早年的互联网仅仅是一小撮人的互联网；就像是任何理想主义也没办法掩饰新公社主义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

于是 Web 2.0 的概念被提出了：相比于被动浏览内容，普通的用户也可以生产内容。人和人可以在网上进行更多的互动。我对互联网的接触开始于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前（我那时候还不理解「泡沫」这个概念）。我第一次把自己的一部分人生投射到网上是在 Web 2.0 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第一次知道 Web 2.0，还是在某本纸质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对我来说，这个概念是多么的天经地义且自然，它将会也注定会到来。除了在网上，躲在那个昵称背后，谁还能严肃听我一个小孩说话呢？这也是我对互联网最初好感的来源之一。一旦这个念头被打开了，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之前的互联网不是这样。

当然，我的理解还是过于浅薄的。我只想在网上和千里之外的同好交流。带火 Web 2.0 概念的提出机构 O'Reilly Media 认为其特点是：将网络作为应用平台、更加民主化的网络与更多样化的信息分发。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 1964-) 将 Web 2.0 总结为三个特点：用于交互的 Ajax 技术、更加民主和不要恶心用户。

很明显可以意识到，这种对普通用户的民主化赋权本质上也是当年发明互联网的那批人试图做到的。但在 2.0 的时代，另一个叙事建立了：互联网不再仅仅由个体组成，它在呼唤作为平台的服务商。而这些服务商，最好别恶心用户。这些平台要为普通人建立一个创作内容的空间。

那时候没有人认为平台会有什么问题；相反，平台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能更好。互联网民主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更加便利的互动体验。那时互联网产品的圣经是《Don't Make Me Think》（2000），中文翻译叫做《点石成金：访客至上的网页设计秘笈》（2006）。一直到 2015 年创业浪潮起来之后，这本书还是会被推荐为创业者必读。用户不需要操心任何事，交给平台就好。

别人是不小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我们是亲自召唤了魔盒里面的东西。

互联网大平台利用用户数据形成网络效应，垄断了我们的线上生活。虽然我们使用它们的产品基本不用花钱，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免费产品，用户才是产品——卖给广告商的产品。」利用数据，平台可以更好的推送精准广告到我们眼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操纵我们的想法。这个用户-平台-广告主的关系，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三角贸易。

更关键的是，为互联网贡献内容的创作者们并没有被公正的对待。他们创造了如此多的东西，得到回报却如此之少。创造者们仿佛二等公民：平台自己的诉求、广告主的要求、产品经理的需求，都比创造者们要重要。甚至一些平台，会在协议中将用户创作内容的归属「永久全球性且不可撤销地」授权给公司。而 RSS 和 Markdown 的发明人亚伦·斯沃茨（Aaron Hillel Swartz, 1986-2013）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Web 2.0 的理想就如同 Web 1.0 发生的事一样破灭了。平台的确帮助用户更轻松地上网与互动，但它们拿走的比给予的更多。互联网早年的那些用户就像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平台抢走了普罗米修斯的火还说他违反用户协议。

用户的数据到底是谁的？创作的内容究竟应该如何分配收益？大到不能倒的巨型平台究竟是否合理？

这些问题，是一些最基本关于今天互联网技术的质疑。今天对这种质疑最常见的评论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关键看我们怎么用。这是混淆视听。如果一个煎饼果子不好吃，不应该认为是食客吃的方法不对。我们需要承认，互联网是伟大的技术，但并不是其所有的前进方向都是合适的。

如果你也关心谈论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是在一起讨论一个 so-called Web 3 的东西。

名为 Web 3 的新叙事

如同任何新诞生的概念一样，这里充斥着似是而非的结论和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Web 3 可以被论述的很复杂，也可以抓住它的核心脉络：数据、所有权和用户的关系。

用户的数据和他们创造的价值究竟应该被谁所有？数据所有人的身份该如何界定？如果数据被个人所有，那用数据的平台会被谁所有？如果这个平台也被人人拥有，他们该如何管理？用什么货币做结算？

这是 Web 3 试图给出回答的问题。

Web 3 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将用户和用户创造的数据、内容与收益更好地绑定在一起。任何平台只有经用户允许才能调用他的数据，而用户创造的内容可以与平台分享收益；平台本身，也可以为用户所有。用户、员工、投资人不光可以是利益共同体，甚至可以是一个人的不同身份。因为用户拥有数据，在平台之间迁移就会更加便捷。那么去中心化似乎也要比之前更加容易实现。而区块链的老强项：加密货币，则让这一切直接与收益挂钩。

反对者可以说 Web 3 的具体解决方案不一定都对，但不能说 Web 3 提出的问题不重要。

不过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能靠另一个新技术解决。人的习惯是有惰性的。新技术必须解释自己为什么更好，更值得被信任。Web 3 真正在做的事情，一部分和技术有关，另一部分是重建对互联网的叙事体系。Web 3 的布道者们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们宣扬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技术。技术不能为自己说话，它必须被代表。这是关于叙事的话语体系。

今天我们不光生活在 Web 2.0 的世界里，更是生活在 Web 2.0 叙事体系下的世界里。你会不会赞同这样的想法：创业需要保持「精益原则」，「快速迭代」，然后早日实现「网络效应」，变成「平台型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测量数据就可以提升数据」，每个员工都要有「产品经理思维」，认同「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并且「算法推荐」可以有助于内容分发？

这种被我们称之为「互联网思维」的叙事体系，或许不全是被 Web 2.0 发明，但都是被 Web 2.0 和它的时代所发扬光大，成为了互联网的金科玉律。我不是说这种思维是错的，但这套思维成为了互联网世界不可被讨论的「公理」。

没有创始人会和投资人说自己不想要「网络效应」、没有开发会不推崇「快速迭代」更没有任何人会质疑数据的重要性。这套叙事就像是互联网的思想钢印。一些人会说用户成为了大平台的奴隶，不过正如鲁迅当年所说：奴隶和奴隶主都是不自由的。

直到这套由 Web 2.0 所发扬光大的叙事出现了裂痕。Web 3 就像是佩里的黑船，给 Web 2.0 的世界打开了一个港口。它逼着所有已经习惯了 Web 2.0 叙事的人，反思自己的习惯究竟是否正确。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习惯的事情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互联网必须追求网络效应吗？

互联网公司只有成为平台型或者投靠某个平台两个出路吗？

用户对产品只能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吗？

越多的数据越好，但这是对平台好还是对用户好？

在 Web 2.0 叙事断裂处，互联网的新思想开始涌现。通过再次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对互联网的想象力正在复苏。Web 3 语境下的叙事正是它对 Web 2.0 的革命。甚至用 Web 3 而非 Web 3.0 本身就是一种叙事：Web 3 不是 Web 2.0 平台的升级版，它应该是什么不同的事情。

Web 3 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由思想和技术共同组成的大问题。我们关心的应该是分布式存储、NFT、去中心化，还是我们如何获得一个更好的互联网？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是思想问题。但和技术不一样，由技术引发的的思考总是有相当的滞后性。很多时候只有当技术遇到问题，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思考需要技术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而技术带来这一系列问题中，我们选择解决哪一个、先不解决哪一个的这种价值排序，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问题。技术会带来思想的变革，思想的变革又会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步，这是一个循环，在历史中有很多例子。

参照物：版权的缘起

技术带来的问题往往不能仅依靠技术的进步来解决。技术需要与思想一起变化，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这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比如说经常和 Web 3 放在一起讨论的版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版权就是由印刷技术进步后所推动的思想变革而产生的，这场变革的结果是「作者」成为了职业，「内容创造」得到了保护。

或许是因为版权这个概念太常见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概念。换句话说，这是人类进入近代之后才开始逐渐产生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起源于英国。在古登堡印刷术（1440）大规模在欧洲普及之前，书籍一般以手稿的形式存在。手稿的所有者有权利授权他人对手稿进行复制。这种权利和现代版权的核心区别为：版权是对内容的权利，而手稿复制权是针对实体手稿的权利。也就意味着手稿的原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稿被谁所拥有。

古登堡印刷术被发明后，书从少数人手中的手稿，变成了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复制品。而这种生产的成本，自然要比手抄一本书大的多。出版商在生产之前需要确认可以收回成本，所以就需要一些权利来对它们进行保护。在印刷技术刚刚普及的年代，出版领域的讨论大多围绕着关于管制制度与垄断印刷技术的特许权。这些出版商就像是现在的互联网大平台一样，靠着并非自己所创造的内容来挣钱。就像是 YouTube 会认为播放苏联国歌是侵权，一些出版商甚至想永久性垄断已去世百年之人的作品。

现代企业垄断数据，那时英国出版商们组成出版公会试图垄断图书贸易。出版公会倡导版权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所以这一阶段的版权法律始终基于保护出版商出版作品的权利，而非保护作品本身。这里没有作者的事情。出版公会在商业上的垄断引起了更多的讨论；而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作者」的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事实上推动版权制度变革的关键人物之一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他被普遍认为是自由主义之父。

在 1693 年，洛克便开始撰文反对他口中的那些「无知、懒惰的出版商」对于图书贸易的垄断；同时，他也反对从印刷技术普及之后英国产生的出版管制制度。很多参与讨论的人，本身就是作者。同样为这一阵营提供理论基础的人还有《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和《失乐园》与《论出版自由》的作者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创造文字的人，开始试图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在洛克的叙事中，「一个人所从事的劳动和他利用双手所创造的成果，我们可以说，都正当地应属于他自己。因此，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了大自然所安排的、这些东西原来所处的状态，就意味着他已经融入了自己的劳动，在这些东西里摻进了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之成为他的财产。」

在他们的讨论下，从自由主义理论中诞生出了「基于作者劳动而产生了财产权」的理念。作者的重要性被逐渐提高。笛福撰文发问：「为什么我们有制裁房屋毁损者、公路强盗、扒手、强奸妇女者以及所有公开作奸犯科者的法律，却没有保护作者的法律？」他呼吁英国国会立法，保证作者的财产权。

讽刺的是，试图完全垄断市场实在是太难了（Meta 可能也同意）。伦敦出版公会的出版商们，面对苏格兰出版商的盗版经常束手无策。结果出版商发现支持作者的版权制度有助于阻止盗版。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开始与作者一道为保护属于作者的版权进行呼吁。

1710 年，《安妮女王法令》得到皇室同意开始实行。这是第一部保护作者著作权的法令。这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版权是「作者的版权」，而不是「出版商的版权」。传递思想的人不需要知道书是怎么被印出来的。版权制度也从管制制度中开始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财产权。写书可以获得更好的收入后，作者成为了一种职业身份。对权利的保护让人们可以开始专职从事写作。今天，我们认为在网上做全职内容和写书是不同的职业。它们之间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不同。

但《安妮女王法令》仅仅是现代版权制度的开始。它留下了很多在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版权是否应该是永久的？翻译作品的版权如何界定？如何区分独创性？这些问题又让英国的作者和出版商们讨论了几十年，直到十八世纪末才逐渐理清头绪。不过版权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我们今天依然会抱怨大公司大平台用我们的内容打广告却不分给我们一分钱。

由此我们需要意识到，「版权不是超越俗世的道德理念，而是印刷技术、市场经济和以占有性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经典自由主义文化共同制造的现代产物。」今天，我们不知道在古登堡心中，印刷技术本身和《古登堡圣经》(1454-1455) 哪个才是他最重要的创造——技术和籍由技术传递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但我们可以确定，古登堡绝对想不到印刷技术出现后接连出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有启蒙时代的到来；也不可能想象得到几百年后出现的现代版权制度。技术总是在无意中推动思想的变革。

飞跃式技术进步引发人类思想的大幅度转变，并不是仅仅出现在印刷技术上的个例。技术变革与思想革命的循环就是人类社会的近代史。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封建制度逐渐消失，资本主义兴起。旧的阶级褪去，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分化。而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出现在了他应该出现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更多思想涌现。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提前预告「重估一切价值」变成了上个世纪人类社会思想的主要讨论方向。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两次工业革命的间隔并不长。但却让全世界感觉「换了人间」。

对现代人来说，世界缩小、快放了。人不再是创造者，而仅仅是流水线上的齿轮；人，不再是衡量万物的标尺，流水线丈量着世界万物的生产进度；人也在追求道德、美学、宗教的价值理性之外，确立了马克斯·韦伯 (Maximilian Weber, 1864-1920）口中的追求目标、成功和效率的「工具理性」。

崇尚工业、世俗与理性，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性社会。它是今天所有能读到这篇文章读者的日常生活。技术变革的火焰必将点燃思想革命的引线。而这个引线究竟会引爆什么？恐怕就不是创造技术的人能想象、能控制的。

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又会带来什么呢？在今天，我们对计算机与互联网所带来的思想变化更多集中在精益创业、快速迭代、网络效应等相对偏技术实操层面的思路。这类思想变化更适合被写进商业教科书而不是思想史中。

但这只会是暂时的，正如古登堡思考如何印刷更好圣经时已注定会带来的宗教改革；信息革命的第一个齿轮已经被技术转动了，现在的问题是它将驱动什么样的思想引擎呢？Web 3 带来的叙事体系变革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但这不代表 Web 3 这个新叙事体系下的所有内容都是对的。

Web 3 批评

我 100% 赞同 Web 3 布道者们的愿景，但需要泼一点冷水：技术变化带来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技术的更新去解决。认为既然平台所有数据导致了问题，那把数据让个人所有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靠新技术就能解决旧技术带来的问题，是对技术万能论的迷信。

因为中心化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中心化的互联网。

平台拥有数据有问题，所以我们就需要个人拥有数据。

大平台欺负创作者的利益，那我们就让创作者直接拥有平台的管理权。

传统上，我们称这种解决方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Web 2.0 不也是这么想的？既然用户互动难，那我们就做成易用的平台不就好了。结果我们得到了什么？

其次，技术的进步不等于思想上的进步。假设今天全人类都开电动车，但对环境的理解还停留在 18 世纪。那谈任何环保都是天方夜谭。使用先进的技术不等于拥有进步的思想。把互联网交给一个封建领主，他可能只想上网查查怎么多收地租。技术甚至可能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封闭。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通过调查发现美国大选期间极右翼错误信息在 Facebook 上横行。算法的进步将人们「喂养」在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内容的回音室里：美国铁锈带工人相信沈阳铁西区老王是导致他美国梦破灭的罪魁祸首。

让用户在区块链上拥有内容，如何解决算法导致的网络极端化问题？Web 3 项目对社区有着热烈的信仰，但社区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如果说 Web 3 的项目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更轻松地获得社区的资金支持，那极端社区有着更死忠的支持者，可能募资速度还比正常社区还要更快。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一个明显错误的谣言在大规模的传播，社区的管理者们该怎么做？放任自流，只会加强极端化效应；可如果一封了之，那和之前的平台型大公司区别何在？

这不是一个玩笑话：有一群人相信地球是平的，政府机构修改了卫星影像来欺骗我们。中世纪之后原本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的伪科学地平论，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摇身一变重新复活。

我们不能一方面认为数据、去中心化等几个问题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又无视互联网带来的其他问题。在一个叙事体系中，选择不讨论什么和主动讨论什么一样重要。而令人忧心的是，目前 Web 3 的叙事体系下金融属性过强。任何发展方向都会变成 xxFi——SocialFi、GameFi、DeFi...... 一切都可以被 +（金融）Finance。新技术的推动的确需要钱，但是不是一切都要完全被金融化，就要看在你的哲学里金融是润滑剂还是 Gas（燃料）。郁金香也好看，但如何评价郁金香 Fi？在这种过于偏向同一个方向的讨论，让 Web 3 有时候看起来更像是打了补丁的 Web 2.1。

用去中心化举一个例子，人类所有的技术革命都只关注一件事：效率。生产的效率、移动的效率、计算的效率。甚至在非技术革命上，效率也总起到关键作用。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托克维尔认为财政效率的问题是导致革命的重要因素。

那如果我们选择了效率，就不能赞美「看人家这工匠精神，一把刀做一年，比流水线生产更有灵魂」。这种赞美是没用的，因为我们选择了效率。互联网解决了信息流动的效率，而中心化最擅长效率。中心化最擅长效率它都无关乎于线上线下。小区门口的温情脉脉的夫妻店拼不过楼下 24 小时便利店；充满烟火气的苍蝇馆子在挣钱这件事上要让位给预制菜工厂和中央厨房——甚至连烧烤，都能用电烤 + 冷链配送给中心化了。除了没用区块链之外长毛象和 Wordpress 难道不够作为去中心化的代表吗？但也比不过推特和 Medium 啊。无他，效率高就是王道。

另外一个问题是 Web 3 虽然倡导开源，但目前绝大部分所谓的分布式应用还是和传统 App 一样被封装的。使用者并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运行逻辑。有多少人真正研究过以太坊的原理呢？在前区块链时代的 OpenSSL 也开源，在它出问题前有几个人真正仔细看过代码？那么在金融属性的加持下，一些信徒对 Web 3 的信心与泡沫时期的股民构成了相似性。

手持 iPhone 的人谈论去中心化、主要收入依靠快进快出各种加密货币的玩家宣称这是自己信仰时，一幅将一切货币化的晚期资本主义图景展现开来了。关于 Web 3 的讨论说的如此之多，可有意义的信息却如此之少。Web 3 道路千万条，挣钱第一条。

伴随而来的是线下身份模糊的人在虚拟聊天室里高呼「All in Crypto/Web 3」。虽然还在根据自己的物理位置说 GM/GN（早安 / 晚安），但在他们口中，线下是不重要的。在未来一切都会上链，我们甚至可以活在元宇宙里。没有脱离了互联网的现实世界，也没有脱离了现实世界的互联网。线上线下可以更加融合，但认为 Web 3 可以和现实世界做切割，这不过是虚幻的理想乡。现实世界的问题终将会映射在线上的世界里，甚至变本加厉。我们需要对此做好准备。

如果说互联网和计算机诞生的时候恰逢全球左翼运动的高峰，社会整体氛围倾向赋权个体；而这两个技术在早年的自由也来自于除了爱好者们之外，没有怎么被大企业和政府盯上。可 Web 3 上来就是就在资本、巨头和政府的关注之下，如何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接受新的规则？

技术的进步当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过每次都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像是重复在同一条河里淹死。历次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有很多理由是类似的。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被人诟病，可当人们喊着「让我们恢复互联网最早的理想！这些年路走错了！」时却没有人认为这有问题。历史跳着押韵的舞蹈。

技术需要思想的变化才能带来更根本性变革。在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Gavin Wood 那篇广泛被认为是 Web 3 开端的出色文章《Why We Need Web 3.0》中，他说「集中化在社会上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而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太差」。这是很棒的一篇文章，但我想多说的一点是：Gavin 口中有点笨拙的政府，也就是主权国家的现代政府，不是靠一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它的基石是《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资本论》、《联邦党人文集》等思想。洋务运动说明了技术带来的革命不能脱离思想而存在。那么如果作为革命性技术的互联网，由它带来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我们可以再重复一次：在 Web 2.0 叙事断裂处，互联网的新思想呈现。

不嫌啰嗦：技术变化带来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技术的更新去解决。它还需要思想的变化。

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我是 nobody，隐私不重要」的舆论环境中，Web 3 没有办法实现它的理想。现在同样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哪些是三四十年后的用户认为是常识，今天却不见得的事情。

通过损失效率来获得对个人数据所有权确权、去中心化等概念的接受，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人的本能。但这是现实的。如果想让所有人违反本能，那就需要思想的变革。就好像美国镀金年代的资本家们认为垄断是他们的权利，但今天不会有人认同他们的想法。垄断挣钱的效率更高，但我们的社会拒绝这种效率。

最后，我们应该关心互联网如何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不论是 Web 2.0 还是 Web 3 的世界，用户的追求都是更多的点赞、更多的转发和更多的粉丝。作为个体的目标就仅仅是追求成为一个 KOL 吗？一个更好的互联网，不光要靠思考，也要靠自我的实践。看交规学不会开车，读我这篇文章不等于建立更好的互联网。

面对 Web 3，表面上看起来有两个选择：成为旁观者或者参与者。但实际上真正选择的只有一个，主动或被动成为参与者。因为要不然把互联网变得更好，要不然继续看着互联网在现在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从没有一个选项是置身事外。历史从不给旁观者留下位置，我们都与历史共同摇摆。

在一切刚刚开始的此刻，最需要做的是拒绝二元对立：Web 3 的拥趸不能用「不懂」来形容所有反对者；不屑一顾的人也要意识到 Web 3 的确在试图解决一些问题。拉黑一个人不等于解决一个问题。

理想的互联网是从来不存在的。但人是执着的物种，有着对追求理想未来的坚持之心。尽管我们心中「理想互联网」可能不过是幻影，但幻影要比现实更强大。理想的幻影是我们面对现实裂痕的武器。挥舞这把武器的方法，就是将对互联网的理想真正地纳入自己的内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当我们举起武器的时候，便是互联网建设者们最光辉的时刻。

这是本文作者关于互联网与 Web 3 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接下来我将会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探讨互联网的问题。欢迎持续关注。我的推特是：

https://twitter.com/HanyangWang

如果你认为本文有些许价值，感谢谢轶轩、Dizzarz 和王可达对本文的帮助；如果你认为这段文字毫无价值，浪费了你的时间，那么一切批评都由作者承担（这里不需要去中心化）。

题图来源：©️Yixuan

本文首发于晚点 LatePost

Less 是一只美短，名字意思是 Less is More（猫）。那是差不多七年前的事情，「谐音梗」这个「梗」还不存在。

她是一只……很奇怪的美短。具体来说就是没人会把她和 typical 美短当成同一种猫。看着不太美短；而且她的腿，真的特别短。

可她又是正规美短猫舍来的。当时看到朋友圈有人发边上有家猫舍搬家，所以请人收养小猫。我寻思给关东煮找个伴吧，就在关东煮（一只公猫）绝育当天做手术的时候去接了 Less（一只母猫）过来。关东煮也因此完全没在乎绝育这件事。还是被别的猫入侵了地盘这件事更迫切。

虽说 Less 是收养，可马上到猫舍的时候朋友说按照惯例需要给一些「感谢费」。我寻思我是去帮忙的啊，不是应该感谢我吗？怎么还反过来了。但规矩就是规矩，我下车急忙去找 ATM 取钱、买红包：规矩之一是感谢费不能明说多少，必须装红包里。取决于你是否定义这算收养，总之我就是这么把 Less 带回来了。

Less 是一只典型的，猫。你不理她，她不理你；你若理她，她也会露出肚皮求挠。因为我家另外两只猫实在是太粘人了，所以朋友来我家总是忽略 Less。

关于 Less 到底是什么猫这件事我也没放弃研究。一次回看当时在猫舍拍的照片发觉：这个猫舍除了美短还有豹猫，Less 的花纹和其中一只很像。没准有点豹猫血统。可为什么腿这么短，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这几年，我和猫们辗转腾挪了好几个地方。Less 似乎不介意这一点，到任何地方总是最先适应。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落就揣爪呆着。吃东西从来不抢，最后才吃。我总怕她饿着，有时候会单独喂她。结果有次体检大夫说她体内磷含量有点高，可能海鲜吃多了。我的确喂的粮食里有海鲜成分，但万万没想到吃多的是她。造化弄人，偶尔也演猫。

总之这么几年可喜可贺的过来了。Less 除了体检和打疫苗就没去过医院。

一个多月前，Less 突然食量减少。而且精神头很不好。带去医院说有肺炎，需要治疗差不多 14 天。那就治吧。可治了一周医生发现有些地方似乎不对。于是换了一家医院，做了更深度的检查。这次大夫告诉我，不排除是肿瘤。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猫的肿瘤检查和人是一样的。所以要和人一起排队，十几天才能出结果。大夫说可能是肿瘤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估计大概率是了。幸运的事情总是少见，当一个事情可能不幸的时候总是会不幸。这次也没有例外，结果出来后，果然是肿瘤。

大夫和我说，她这个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只有全麻之后采样做 CT 才能看到。所以体检是检查不出来的。也不会有主人没事闲的把猫全麻了做检查。我理解为什么大夫要特意和我说这些。为了宽慰我。可宽慰我有什么用呢？

接着就是住院和化疗。化疗对猫来说是个挑战，因为猫不听人话。但 Less 非常配合，医生都说她乖。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她这个找个地方趴着就不动的性格，导致大家都感觉她是我家最不友好的猫。可到了医院，这却成了优点。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开始大夫说，可能她还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不过化疗了两次之后，她状态有所好转，可以开始吃一点东西了。大夫说之前不吃东西可能是因为肿瘤影响了嗅觉，那这么看还是好点了。不过即使这样，她每天进食的量还是不够。所以医院放了一个食道饲管，每天人工喂食。

从化疗稳定开始，Less 一周治疗一次，然后再清创一次。不必住院了，我把她接了回来。每天需要喂食五次，先把食物放到注射器里，然后推进饲管中。我想反正也在家办公，这件事不难。早起晚睡就行，本来也早起晚睡。

可难点不在一天喂五次，在喂每一次的过程中——注射器都是一次性的，重复用的话会越来越难推。而且清洗的时候会坏掉，用个几次就坏了。Less 每顿饭需要两管，一天五次。这意味着注射器每天都要换新的。

我从来没考虑过，竟然买注射器这么困难。家边上的药店都没有——仔细一想这也太合理了。那毕竟是注射器。什么人会没事天天去买注射器呢？怪不得我去药店的时候，店员不光说没有，还要多看我两眼。有一天保洁阿姨不小心把注射器给扔了，又到了喂食的时间。这是 Less 生病之后我第一次因为和她有关的事情生气。我知道这完全不是阿姨的责任，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让医院从二十公里外闪送新的过来，自己又在网上买了一箱。

我是做技术的行业的，总是对技术的发展感觉到乐观。可现实真的太现实了，一个注射器都让我束手无策。

带 Less 去复查的时候，负责的大夫都很负责，一起过来帮忙看。大家都是看着感觉好些了。我也说好像确实是好些了。可这有什么用呢？真正受难的 Less 是讲不出来的，我们在这里的交谈只不过是在安慰我，一个没有受难的人。看着躺在面前的 Less，感觉自己好吵。

啊，我是何等的无力啊。

在上周的化疗之后，Less 的状态急转直下。重新开始不吃东西，而且精神明显开始恍惚、大小便失禁。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担心明早起来她还在不在。只好开着门，让她离我近点，有任何动静马上起来。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一周。

昨天再次去医院，大夫说现在很明显化疗已经不管用了。而且看来肿瘤入侵大脑，她神志已经不正常。可能需要考虑安乐。我知道会有这个可能性，从治疗开始我就知道。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大夫说看主人有没有信仰，如果有信仰的话会选择接回家送走。

我什么都不信。这种情况下祈求神，是最糟糕的。这是我必须承担的痛苦，不应该寻求任何的慰藉。作为人的理智，我知道在她这种痛苦之下送 Less 走是更好的选择。但我又有什么资格替她做决定呢？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理性来了却的。我这样的人，总用「做做看试试」来宽慰自己，可有些事做做看就是做了，没有办法复原。

我无法做出决定，就拜托大夫让她在医院住一晚，然后输一些缓解的药物。当天晚上，Less 持续恶化。大夫说让我手机不要静音，以防万一。我想好了，还是让 Less 走吧。这是我该做的决定，也是该承担的责任。对错都是我的责任。

因为 Less 的状态实在不好，我预约了最早的大夫。早起在路上下雨，还没到医院雨就停了。我上楼去看了 Less，给她带了有关东煮和五五开味道的毛巾。我幻想她能闻到一丝朋友的气味。但也只是幻想。

大夫拿着签字文件过来，我签下了名字。大夫劝说不要看了，一般主人跟着进去太难受。我无法接受自己懦弱到都不敢去看自己签字的结果，就拜托大夫帮我准备了可以一起进去的房间。

安乐要先麻醉，然后注射药物。在麻醉前，我又想到了昨天的问题：主人有信仰吗？我知道自己没有信仰，可我说不出「永别了」，而是脱口而出「再见，Less，再见」。

Less 睡着后，医生准备注射药物。我说还是我来吧，这件事不应该让医生承受痛苦。这自始至终都是我的责任。就像是之前用注射器喂食一样，一边摸着她，一边把药打进去。

看着 Less，想她会去哪呢？我知道没有天堂，但我突然想要是有地狱就好了。我应该去。这就是我责任。我有无数的理由告诉自己这是符合理性的选择。但归根结底，是我替她做出了决定。人有生的权力，也有死的权力；但替 Less 决定生死的权力，是我逾越的决定。我的一生会充满这样的决定。这世界上没有事情能真正了却，一旦发生了，就会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延续下去。地狱的存在要比天堂更能给人安慰。我还是软弱的，会希望能有安慰。

一切就这样暂时的结束了。

哀哉！与世弥尔，感痛奈何何。观金石之消，知万物有终始。夫有生有死，无古无今。乘阳以生，遇阴而灭，物之恒也。吾闻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风云聚散，山水虚盈。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

曾经，有一只猫叫 Less。 我很爱她。 再见。

汉洋 2022.3.29

去年 10 月 4 日，Facebook 的竞争对手，Twitter 最重要的功能终于体现出来：问问大家的 Facebook 服务是不是挂了。那天中午，Meta（Facebook）旗下服务出现大规模宕机接近七个小时。在这七个小时里，Facebook 全家桶被短暂的从互联网的疆域里 “抹除”，还连带着那些需要依靠 Facebook 登录的产品一起陪葬，影响超过 20 亿用户。

去年夏天,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市民体验了一把“穿越”：因为限电，人们一下子被拉回到遥远的生活记忆。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吉林省敦化市有一家四口被困在电梯里四十五分钟，最后被邻居救出来。与此同时，无数喊着“老铁”的主播们直播中断、交通因为信号灯熄灭而变得拥堵、水库的观测员也只能人工观测水位。现代人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现代性”：有电。

因为一个甚至没听过名字的组织进不去地铁；数字巨头一个喷嚏影响全球互联网；电力一中断生活大变样；或者各种你难以预测的原因，让一批股票市值在一年间暴跌超过 90%。这些事情看着是不相关的，但实际上有一条草蛇灰线隐藏在其中：我们的现代生活，仿佛是一个大集合体。

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模块负责。想聊天了，有聊天软件；出门可以网约车或是地铁；晚上回到家开灯就有光。我们不需要知道这背后的原理和运行逻辑，只需享受结果就可以了。生活类似一个个点组成的线条在前进，每一个点都是现代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如果单点失效，就很容易让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大变样。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维持在一条精巧而复杂的平衡线上，稍有疏忽就会失去平衡。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封装的现代世界当中。

被封装的世界

1992 年，乔布斯在麻省理工（MIT）的商学院讲过一次课。那时他已经被赶出苹果，正在做另一家计算机公司 NeXT，以向苹果复仇。他对学生说：NeXT 电脑的优势之一是面向对象编程，这可以比原本的编程方式快十倍。

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特点叫“封装”：将程序的一些方法和执行步骤隐藏起来，只开放外部接口来访问。比如我们不需要知道一辆车的引擎究竟如何工作，只要踩下油门，就可以发送指令让引擎工作。那么对于驾驶员来说，引擎就是被封装好的。

今天，面向对象是所有软件开发的必备思路。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每个模块封装起来：这很像我们今天使用一个 app：你不用知道地图如何导航，只需要输入地址，地图就会一步步告诉你在何时转弯，最终抵达目的地。类似的，打车的时候也不需要知道如何分配最近的网约车（当然，我们经常想知道），app 会自动给我们分配。

但封装早已超越了软件，成为了技术行业通用的范式。包括 app 的载体智能手机，也是封装的典范：当我们在津津乐道乔布斯对于细节的把控时，也要意识到他是在给技术作封装。苹果手机内部整齐的电路、电池、芯片组，便是软件封装在物理世界的体现。乔布斯认为“即使是用户看不到的地方也要精致优雅”，换个思路理解就是编程中对代码质量的要求。同样的功能十行代码实现要比一百行更优雅、一种命名方法比另一种更优雅、一种缩进比另一种更优雅……它们被封装起来，披上了一层叫 iPhone 的外衣。

在更大的尺度上，智能手机则是人类分工专业化大趋势背景下的一环。亚当斯密在 1776 年的《国富论》里已经提到了分工对手工业效率的提升。二战之后，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达芬奇这样的多面选手和博物学家被更加精细、且隔行如隔山的分类所取代。

汽车工业是另一个很明显被封装的行业。直到今天，汽车工业仍然是民用行业之中最复杂、规模最大的行业——它最奇迹的地方在于只需要几万、十几万元就能买到。

这也是封装的力量。

1880 年代卡尔·本茨发明并组装了第一台汽车，小规模的手工组装，质量并不可靠而且价格高昂。到了 1899 年，他创立的奔驰公司年产量仅有 572 辆车。

在大洋彼岸的亨利·福特意识到了汽车的前景，并且发现了比手工组装更合理的生产模式：流水线作业。他将一辆车的装配过程拆分为 84 个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汽车就可以在流水线上组装完成，生产一辆车的时间从十多个小时减少到了几十分钟。

作为一百年后的人，我们可以凭直觉来理解福特的思路：将复杂的流程封装起来，工人不需要理解汽车如何运作，只需要负责简单的一个步骤，自然效率更高。这个在今天近乎常识的方法，在一百年前实现了巨大的变革。

等到了丰田的年代，不再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零开始自己造一辆符合交通法规的车。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了解汽车每一个方面的技术细节。越来越多的行业参与到了汽车工业当中，汽车工业不需要了解特定行业的研究，但可以使用它们的成果。

最新到来的是电动车，软件行业封装的概念被更深入的引入到了车辆工业当中。甚至连开车都不需要了，自动驾驶到来之后为什么还要在乎车怎么开呢？能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就可以了。在本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针对自动驾驶改革的规定后，方向盘在可见的未来都会从一些车辆里消失。可能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学习开车也没必要，只需要输入地址。

美国作家布莱恩阿瑟在他的著作《技术的本质》里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的组合。技术是实践和元器件（components）的集成（assemblage）。”

而一个技术里用到的零件组合或者软件组件，“如果被用得足够多，就会‘凝固’成独立的单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标准组件。”

任何新技术本质上都是对已有技术的再组合，然后将生成新技术封装以供他人应用。比如将半导体材料封装之后我们就有了集成电路；对集成电路的封装带来了芯片。煤炭和各种新能源用来发电，复杂的电网传输电力到电子产品中，电子产品里芯片和电力一起驱动着我们的诸多互联网应用。缺一不可。

这就是一个被封装集合的世界。晚上把手机放在床头，插上一根线电就来了，还能无线充电；回家洗手，那个银色的龙头竟然可以“自来”水……我们不需要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但却可以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即便是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反对现代化的人，也要利用现代化封装好的技术来反对现代化。

人也被职业封装起来：遇到法律问题有律师负责、办理不同的业务都能找到对应的代理公司、想送一个东西到它处也有配送、快递、物流等多种选择。即使是传统观点里最适合创业和自带生产资料的行业：程序员，近年来也开始不追求大而全的“全栈”开发，而是最好术业有专攻。

著名科幻作家、《2001 太空漫游》的作者亚瑟克拉克在他的「克拉克三定律」定义第三条的内容是：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如果让 1968 年刚出版《2001 太空漫游》的克拉克穿越到 2021 年，他可能会对太空发展的进程非常失望，但估计第一瞬间他也会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在手机完成这件事情很魔法。这些看似魔法的新技术，一旦被封装起来进入生活，就变成了当代日常的一部分。

中国科技行业非常愿意用“黑科技”一词来形容新鲜技术。“黑科技”一词原本来自动漫《全金属狂潮》中的术语，意味着人类无法理解的技术。不过因为这个词的普及，连带有快充的充电宝都是“黑科技”了。反过来想，充电宝的用户确实没多少理解它如何运作。

可以说，封装本质上就是现代性之一。

技术被封装起来，并不意味着它就绝对可靠

封装掩盖了背后的繁复。一如苹果电脑一体成型机身掩饰下的复杂机械和电子结构，现代化社会封装带来的便利经常让我们忽略自己身处人类有史以来最设计精巧的环境。从每天早上把手机上的闹钟关闭、到开车出门、再到点一份外卖。人类走了上千年，才走到今天。我们看似平常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极其复杂的系统再支撑着它。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在钢丝上行走却不自知的杂技演员。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可能这篇文章读到现在，你已经几次退出去来回复消息。但为什么我们能确定自己发出去的消息，对方一定能接收到呢？即时通讯太常见了，常见到我们忽略了它其实是互联网应用中技术难度最高的之一。

对用户来说，发送一条消息就是发一条消息。但对应用来说，可不止于此。在手机屏幕前面的用户，是无法感知你的手机到服务器再到聊天对象的手机之间究竟联系了多少次——除非这套封装失效了。

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繁杂到，一旦开始深入了解，人们大概都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复杂的系统，竟然没有崩溃？现实是它崩溃过。比如 Facebook 前一段的宕机，就是在这其中某一个环节失效了。俄罗斯用户刷不开地铁、去年限电亦然。

看看自己的微信通讯录，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之后你无法使用微信，将有多少好友再也无法联系？这是一个对普通用户犹如黑盒一样的产品，封装了许多人的社交关系链。

封装和分工的浪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模式，整个世界犹如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我们幸福的现代化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的封装之上。

可问题在于，封装的现代化时候从来没有许诺过它会永远顺利运行，任何参与者也不可能给出这种承诺。但使用封装的人，因为对其内部的不了解，很难为小概率的突发事件作准备。当封装足够多、足够紧密的时候，单个封装的小概率问题集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大概率出现的状况。而这些封装耦合的那么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

回到汽车工业上，它对封装的应用真是太成功了。消费者买车的 4S 店、生产汽车的主机厂（奥迪、一汽、吉利）、为主机厂提供零部件的一级供应商（Tier 1）、为一级供应商提供零件的二级供应商（Tier 2）彼此之间一环套一环，分工明确封装清晰。那些处于供应链顶端的车企根本无法意识到在它们的层层封装之下，其他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等待一次意外，来让车企发现问题。

汽车行业应用一种被称为即时制造（ Just-In-Time manufacturing）的生产方式：尽量减少库存，需要的时候再像供应商采购。它属于精益生产的一部分。如果有可能，汽车公司希望所有的库存都能按照这个模式来运作。疫情到来后，芯片产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车企突然发现以往的路径依赖失效了：芯片厂更愿意把有限的产能提供给提前预定了大量订单的电子厂商。同时对于芯片厂来说，车企需要的芯片又属于「落后产能」，利润不大。但一台车有上千个芯片，即使是一个雨刷芯片的缺失，都能让生产线停摆。

根据一家媒体的报道，芯片危机到来前，有一家芯片代工企业曾通知汽车制造商增加芯片订单。但车企反对这么做，这样会影响即时制造的模式。车企习惯了做金字塔尖的指挥者，但当芯片短缺的时候，它们的对手是苹果等消费电子公司——对芯片厂商来说，来自手机品牌的订单量更大。结果车企成为了最后一批扩大产能的客户。根据数据推测，2021 年全球车企因为芯片危机减少生产了 770 万辆车，损失可能高达 2100 亿美元——这相当整个阿里巴巴集团今天的市值。

车企用了几十年把一切都封装的井井有条，然后无视那些黑盒里的巨大变化。车企不得不打开封装，再重新和原材料供应商去打交道。这以往这些工作都是由博世、大陆电子等企业去做的，车企只要有结果就好。它们现在需要做 1930 年代才做的事情。

不光企业如此，政府机构也是一样。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他去年的新书《预感：一个大流行的故事》（The Premonition: A Pandemic Story）中写道：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堆小盒子。每个小盒子都要负责一件事。比如“确保食品安全”、“不要发生银行挤兑”或者“防止恐怖袭击”。这些小盒子逐渐成为了一个个有着自己文化的独立小世界。

刘易斯认为每个盒子都是黑盒。这些小盒子没什么兴趣适应新问题，也不好奇别的盒子在干什么。A 盒子里可能有 B 需要的解决方案，但 B 盒子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件事。在平日里，这种封装起来的盒子没有任何问题。它总是在运作，仿佛无比可靠。可恰恰是因为封装的太彻底，不到紧急时刻外界根本无从得知黑盒内部的问题。

只有大难临头，我们才发现原来一些盒子不过是草台班子。疫情爆发初期，加州一间流行病学实验室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寻求帮助：需要四万个医用长棉棒做新冠核酸检测。在收到允诺两周后，他们才知道：原来国家战略储备里从来就没有检测需要的长棉棒，只有家用短棉签。纵使在一个系统内部，彼此之间也如黑盒。

如果这种封装失效变得越来越普遍，那也许是时候反思封装的集合了：如果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建立在一些不了解其机制的技术上，何以保证这样的日常生活可以永远如此呢？

反思封装不是反对封装；正如同反对消费主义导向的论述不等于反对消费。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反对封装。普通人是没有能力解决封装失效带来的系统性问题。除非从根本上反对现代性，否则没人离得开封装。感叹今不如昔不符合科技进步的潮流，但偶尔也需要置身事外看着这股潮流。通过了解世界的运作模式，来更好的思考自己的生活。接触并解除封装，打开对未来更大的想象。

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被封装的现代生活继续下去。现代生活太精密了，单点失效会让系统失效。你家一公里以外一个认为电信铁塔会威胁健康的人，可能会让一大片区域的人和互联网失联；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抢购卫生纸，甚至抢劫卫生纸的新闻在不同国家都出现过。谁能想到，一个冠状病毒会让洗手间里没有纸呢？

对于我们最常见的单点失效，可能还是这个：家人看到某一篇文章之后，愣是觉得某种现代技术是祸害，然后令行禁止。包括但不限于：Wi-Fi 会影响怀孕、手机辐射致癌……平心而论，现代技术的封装太好了，对技术人员理解起来都有要求，更遑论普通用户？技术发展，封装持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不理解且怀疑的新技术。疫情前最有想象力的人也说不出来口罩里有 5G 天线这种话，但对封装背后技术的不了解让很多人对此信以为真。

这也许是当代最大的难题之一：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封装，避免生活因为封装的失败而崩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保卫封装，不要让封装被妖魔化成为反智主义的温床。

Wi-Fi 致癌和 5G 口罩的谣言是小问题，但让我们日常到有些无聊的日常生活继续日常下去，其实是个天大的问题。

这一切都超过了作为编程术语的「封装」。

被封装的不只是技术

这种封装集合的演进，到最后就是对“人”的封装——个体不再是全面而自由的独立人，而是数字、标签、图标。公司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人在用它，封装成统一的用户画像来代表就行。Google 为了更好的给我分发广告，给我打了 82 个标签——换句话说，对 Google 的算法来说我只是一个由 82 个标签组成的集合体。它的做法早已在全球范围被互联网公司普遍采纳。

被封装的人变成了需要被占领的用户“心智”——心智这个概念原本是法国殖民地长官用来在东南亚打击叛乱时发明的，之后在越南战争被美国特种部队发扬光大（所谓 hearts and minds），现在又被中国互联网公司用于教导员如何对待自己的用户。

需要被影响的心智，都不是自身甚至自己族群的心智。只有“他者”的心智才需要被影响，可一旦用户从人变成需要被影响的“他者”心智，又该如何共情呢？

如果在互联网上感觉哪里不舒服，其实是没有搞准我们作为用户在互联网的位置：为什么所有软件都要我们的定位权限、摄像头权限亦或是读取通讯录的权限？因为用户更多被公司视为数据。既然是数据，那自然越多越好。和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要家庭住址、要求看他手机里的所有照片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粗鲁粗鲁行为。可一个 app 能堂而皇之的读取相册。我们早已被这些 app 封装成了别的什么东西。

赛博朋克不光是形似九龙城寨的配色，也不是“High tech low life”。赛博朋克早就开始了，在一个把用户封装起来的赛博世界里，什么朋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作为用户的你我，却经常把这些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我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可我也没有哪次真的仔细读过任何一个 App 的隐私协议；我用各种信用来免押金租充电宝，我也没在乎过这个信用分是怎么被算出来的；如果不是我自己做过 App，也很难意识到 App 原来在背后拿了我这么多信息，知道微信在用户协议里写着，我的账号属于腾讯公司。

前两天我的一档播客《晚点聊》无法在北美被苹果用户搜索到，苹果客服说一切正常。我意识到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我对苹果历史的了解可能比苹果的员工还多、对乔布斯的故事如数家珍、有多年制作播客的经验、也了解各种技术细节——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任何能做的。我不知道苹果内部如何判定的“一切正常”、不知道这件事该谁来负责、不知道究竟是系统 Bug 还是我的问题。

意识到问题存在、世界不是那么可靠不难。难的是，没人能给出确保封装从不失效的解决办法。在一个被封装的世界里，解封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能力。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Shūichi Katō 1919-2008）几乎完整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灾难，他作为旁观者看着日本如何从大正民主变成了昭和怪物。在战后，他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与占领军一起调查广岛原子弹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旁观者的他，多次被自己的亲身经历而震撼；但他却无能为力改变这一切。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经历，于是诞生了自己的一个哲学观点。他认为当人面对一个残酷但自己却无法有所作为的时候，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既然做什么都没用，那索性就不管了，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好；另一种人认为，即使做什么都没用，那也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这些令人无能为力之事的源头在哪里？加藤决定做后一种人。

也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即使一些问题，我们此刻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了解问题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成为使用封装工具的人，而不要成为被封装的人。

本文首发于《晚点 LatePost》

题图来自©️Yi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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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把它带回家一年后，我终于喝完了那瓶威士忌。

它是一瓶泰斯卡十年。几年前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说让我喝的时候「就想象自己站在苏格兰岛屿的悬崖上，看着海浪拍岸」。我从来没去过苏格兰，甚至忘记了有没有站在过悬崖边上看大海。第一次喝的时候我想，找机会去一次苏格兰。然后就疫情了。

去年 12 月 31 日，我和朋友相聚于北京的法国小超市跨年。期间买了这瓶酒。我看到它时，脑子就回忆起了那个疫情前第一次喝到它的瞬间。这是我对于这个牌子威士忌的叙事。它关联着一个午后的一口酒。

我倒也没想到这瓶酒能喝这么久。直到喝最后一杯，我发觉竟然喝了一年。已经是十二月初了。随后的几天，我总是突然想到这瓶酒：我喝了一年呢！

也许多年后重新回想 2021，想到的不是什么世界大事或者干了什么，而是一年喝了一瓶酒。这是我对 2021 年的讲述，这是一种对于叙事的选择。

疫情之后，每个人都会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有着自己的感觉。我们会选择一个自己的叙事，来描述这两年。归根结底，人类对于经验的描述本质上是一种叙事：我们选择讲述一些事情、放弃一些事情；选择如何讲述一些事情、选择如何不去讲述一些事情。

我每年基本都会写一个类似年终总结的文章。比如现在这篇。在这种文章里，我重新加工建构我的这一年，然后把它放入一个更新后对未来的描述中。叙事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交流」。我希望关心我的朋友们，可以理解我的这一年。而我如何选择叙事，决定了大家如何理解。比如如果我按照目前这种叙事，大家会说王汉洋 2021 喝了一瓶威士忌——纵使我今年干了一堆事，在这个叙事下都不如那瓶威士忌重要。

我的 2021 年，是喝完了一瓶酒的一年；也是拍完了拯救东北 1910、开始了新节目、继续做技术的一年。可你如何理解我的这一年，取决于我如何讲述，并不取决于我的这一年究竟怎么样。

所以我发现，看别人选择哪种叙事讲述他/她的这一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有期还没做完的节目，里面可达说「移民社会是一个旋转门，移入者带来自己认为本文化最重要的东西；而原住者保留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部分」。这种年度总结也是一扇门：讲述者选择她/他最喜欢的一个叙事，来描述这一年。

一切都是有关叙事的。

这也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感受：所有事情都是很复杂的，每个人从将复杂简化成自己的叙事。比如说我们做节目，如果只有 15 分钟，如何讲清楚一件几年间发生的事情？我们舍弃的部分，可能与选择的部分同样重要。

简化是我们的天性，面对复杂的世界如果不去简化它，可能难以处理。但也不代表我们应该忘记「叙事」这件事：对叙事的选择，就是我们对过去的选择，亦是我们对未来的选择。努力以整体性视角去观察一件事是很困难的，但是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简化的叙事而简化，它是很复杂的，从来都是很复杂的。

今年读了不少书，也希望给大家推荐几本我感觉比较好、能体会到叙事精妙的书：

《为神而辩》（台版）

我是一名无神论者，但一直对宗教很感兴趣：为什么有人信教？《为神而辩》从一个很少被人提到的角度讲述的宗教：它是关于体验的，在于人经验世界的方式。奥古斯丁问自己：「当我爱我的神时，我爱的是什么？」对，他爱的究竟是什么？

「宗教的重點是熱切而豐富地在此地此時活著。宗教人壯志淩雲。他們要人生充滿意義；他們不僅在夢裡，也在對自然的沉思裡、在與彼此和動物世界的交流中遇見狂喜和洞察，更永遠渴望將這些時刻融入日常生活；他們不願為生命裡的磨難崩潰或痛苦，反而試著在苦難中重獲安詳和平靜；他們期盼自己有勇氣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他們不願貪婪或吝嗇，反而期許自己活得慷慨大度、正直公平，充分發揮人性；他們不甘只當普通器皿，而願如孔子所言化為美麗的禮器，盛滿自己學著在此生尋見的神聖；他們試著敬重在每一個人身上感受到、無以名之的神祕，並建立敬重外人、陌生人、窮人和受壓迫者的社會。當然，他們經常失敗。但整體說來，他們發現宗教律則能幫助自己完成這些事。最勤於奉行這些律則的人已經證明：凡人的確能活出高尚、聖潔、肖似於神的境界，從而喚醒真我。」

《将成为国王的教宗》

「用这么厚的一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事关教宗千年王国的死亡剧痛。教宗的千年王国的终结所造成的影响无远弗届，因为它也关乎宗教信条的消亡，这给西方文明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教宗本人不再宣称是在上帝的允准下统治这片土地的话，那么，还有哪一个国王有权这么做呢？」

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人之追问》

很难说该如何界定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写了一大堆问题，却没给多少答案。它是考古学家陈胜前先生（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的著作，汇聚了先生从业几十年所思考的问题。史前考古被认为和现在关系不大，所以经常被忽略——可陈胜前先生成功将它与我们的当代社会建立起了联系。如果我们评价一本书取决于它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思考，那《人之追问》就是当代的《天问》。

顺便一提，虽然史前考古听着不太带劲，但人类历史 99% 以上的部分都属于史前考古。

《如何离开地球表面》

任何一个语言都应该有这样一本书，来向大众讲述航空航天的历史。很幸运，中文现在有了！

《大日本·满洲帝国的遗产》（台版）

作者是两位韩国人。历史不是分段进行的的，它带有惯性与连续性。伪满洲国对历史的影响，并没因为溥仪在大栗子沟的退位而结束——它的两个「鬼胎」被后来的日本与韩国部分继承。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以岸信介和朴正熙为代表的一群曾活跃于伪满洲国的入侵者，如何在日后利用他们这段经历塑造战后的日韩。

「但歷史總是充滿悖論。『雷曼兄弟事件』所引發的金融海嘯與經濟危機，讓國家主導的統制與變革，成為脫離危機的關鍵王牌而再次登場。岸信介曾在滿洲國實驗性地實行、後來戰後日本也親自主導的計劃性統制及干涉體系，這次不只是在日本或韓國，而且是在堪稱『新自由主義經濟大本營』的美國，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究竟，這是不是僅止於過渡性的緊急避難措施？抑或今後這樣的體系，將成為全球的新標準呢？無論如何，國家、統制、計劃化等關鍵字，確實是再次受到關注。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朴正熙與岸信介的時代並未真正結束。引導他們兩人的線，穿越了滿洲國，持續朝向之後的歷史前進；而跟隨著這條線看到其中的歷史，正是意義之所在。」

《修仙 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这本书用一种极其有创造力的解释来阐述了中国最悠久的传统之一：仙。它也是我对叙事这件事情产生兴趣的开端。仙本质上就一种叙事，是一种社会交流：「每一篇仙传故事都是尝试说服听众而被制造出来的产品」。关于仙的故事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收集、整理并被改写的。

写到这有点累了，毕竟我已经做了一个视频总结和一个音频总结。请允许我犯懒一次，明年继续创造！

那么你该如何叙述你的这一年呢？

说这句话的人，并不是知乎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知乎并没有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而是来自一名网名 Tianxi 的知乎用户。

Tianxi 不是一名普通的知乎用户：他在知乎有将近 40 万的关注者、是 2017 年荣誉答主并受邀在当年的盐 Club 上演讲、摄影 / 艺术话题下的优秀答主、参与了两本知乎电子书的出版、还和知乎一起把过去几年里二十万字的回答集结成册出了一本实体书《匿名的风景》；并且知乎上市的晚宴上，他也在场并为欢庆的人们拍摄宝丽来照片。Tianxi 是最符合大家对知乎答主印象的那种用户：善于文字、有时间写长文章、深厚的专业功底却毫不吝啬分享这些多年的经验。知乎的 Slogan：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Tianxi 都做到了。任何一个社区都会对这样的创作者梦寐以求。

可就是这样的 Tianxi，现在的知乎签名变成了：已退乎。他的头像被自己换成了纯白色的以示对知乎的抗议；几十万字的回答被他删除到了只剩四句话。

不像是微博这样绝对主流的平台，有很多一键删除插件可以用；绝大部分自动化删除知乎的插件早已无人维护，无法使用，新的更是没有。Tianxi 衡量了一下时间，发现与其自己重写个插件，还是一个个手动备份删除来的更快。于是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一条条备份删除自己的回答。这种机械性的工作把他从日常的烦杂工作里解放了出来，以至于最后甚至有点享受这个过程。

作为旁观者，我见证了全过程。Tianxi 删除回答那天晚上，我正好出差顺路住在他家。聊着聊着天他突然决定把知乎回答全部删除，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空空如也的知乎，才应该过来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Tianxi 并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知乎，甚至声讨知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任何一个社交网络都在发生的事情。从知乎开放注册以来，知乎「水化」之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可这并没有影响到知乎的发展。即使是在和今日头条的对决中，知乎也赢得很漂亮。

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知乎的问题，不过是老用户不适应新时代的耸人听闻。我们作为老用户的抱怨，亦老生常谈。但这是一种敷衍态度，试图在简化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知乎真的没有问题，走在正轨上，那它为什么和 B 站甚至小红书正在拉开差距？当年知乎希望取代百度成为用户搜索的入口、成为一个新时代的 Linkedin、希望通过 Live 建立百万级的专家服务网络，这些许诺哪个实现了呢？知乎说「聚焦创作者是长期战略」，那为什么有些创作者走了?

知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最爱的网站。甚至知乎上市的时候，CEO 周源念了三篇回答，我的文字是其中之一。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人们起身从知乎离开。

一些人的退乎是轰轰烈烈的。更多人的退乎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就是突然有一天决定不用了。过一段也许我会在时间线上会看到一个问题：「XXX 是退乎了嘛？」我点进他们的个人主页，可能最后一次点赞和回答已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前。

有些人还在更新，却开始「自暴自弃」：比如知乎用户「不想上吊王承恩」，一名拥有十五万关注者的知乎大 V——虽然他从来不愿意别人如此称呼他。他曾以对时事新闻别开生面的评价而吸引关注，但现在，他主要的活动是回答情感问题。很难想象微博又或者是 B 站的头部用户有一天会开始搞这种非常当代的行为艺术。但是在知乎，这并不少见。

也许对知乎目前状况最有意思的观察，可能来自知乎的「进站必看」：进站必看是知乎官方筛选的优秀回答。排序前十回答的答主里，除了一位非常可惜英年早逝的答主程浩之外，剩下九人里有一位超过一年没回答过问题；两位两年没回答过问题；还有两位超过三年没回答过问题。换句话说十个人里，有一半已经不能算作知乎的活跃创作者了。「进站必看」前三个回答来自张译、程浩和马伯庸，张译的微博更新一直没断过，马伯庸也是写作和出版不断。可他们的知乎已不再更新。

知乎说这都是「压箱底」的回答，感觉创作者也把知乎当做了「压箱底」的回忆。

作为对比，B 站入站必刷的「历史经典」区，排序前十名的 Up 主都还在更新。

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此，知乎的身份认同也出了问题。国内的大型社交平台，都会对头部用户有一个专属的称呼：比如微博的「大 V」、B 站的「大 UP 主」或者即刻这样的小众平台也有自己的专属称呼「大即」。知乎也有，只不过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知乎大 V」这样一个缝合称号。知乎官方试图努力让用户称其为「答主」或者「新知答主」，但收效甚微。知乎头部用户被对外介绍的时候永远是「知乎大 V」。这有点像「网红」。为什么是网红？因为只在网上红；为什么是「知乎大 V」？因为只在知乎上是「大 V」。

我的一个观察是如果一个「知乎大 V」但凡在其他平台也有影响力，那一般在被介绍的时候不会被称作「知乎大 V」。一个人如果同时是微博「大 V」和一本书的作者，那可能还要思考下介绍要不要把这两点都提了。如果是「知乎大 V」和「大 V」；「知乎大 V」和「作者」之间取舍，很有可能在知乎的身份就不会被提到。

另一观察来自工业设计师，同时也是「知乎大 V」的苏志斌。他长期以来一直在知乎大量写作关于设计的内容，积累了十一万的粉丝。两年前，他开始制作视频发到 B 站上。他惊讶的发现即使他的 B 站关注者数量只有知乎的几分之一，他的观众也称他为 Up 主而不是答主；甚至在知乎站内，他的读者也都开始称他为 Up 主。他很好奇为什么只是发了几个月视频，所有人就都认为他是 Up 主，而积累多年的答主身份，在知乎内都是被无视的？

在发现答主身份被无视之后，苏志斌的另一个疑惑是：「『知乎大 V』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一个贬义词。连中性都不是，这让我很困惑」。很多人在被介绍称呼其为「知乎大 V」的时候都会表示拒绝，甚至有人会说「你才是『知乎大 V』呢，你全家都是」。

「人在美国，刚下航母」也成为了很多人嘲笑知乎常用的段子。人们普遍的想法是知乎只是我国众多社交网络中的一个，它并不重要。知乎和陌陌、探探、Soul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不值得被拿出来严肃讨论。

我去年录了一期 Video Podcast 节目，叫《为什么我还在用知乎》。发到知乎因为时间线改版，就收到四个赞。这件事随后收到了我一些朋友的嘲笑，他们说知乎不值得被聊了。

不，知乎异乎寻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知乎的诞生，今天的中文互联网肯定会不同。

人们对知乎最大的误解，可能就是低估了知乎对中文互联网乃至现实世界的影响力。即使是一个从来没看过知乎的网民，今天也生活在知乎参与塑造的语境里。

从「XXX 是怎样一种体验？」、「如何评价 XXX」再到「泻药（谢邀）」这样的句式；到「内卷」、「做题家」这样深入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词，都和知乎直接相关。很多人在声讨知乎的时候，都不经意间用着知乎发明的概念。

微博热搜有过几个阅读量过亿的话题：#如何看待大学专业都在劝退#、#想实名劝退的专业#和#最想劝退的专业#。它们的阅读量分别是 1.3 亿、1.6 亿和 1.4 亿。这三个话题其实都在聊一件事，那就是「劝退」：劝某些专业的学生转专业或行业，比如劝学生物的学生尽早转行计算机。

劝退就是一个发扬自知乎的概念。严格来说在其他社交网站上也能找到劝退的内容，比如贴吧还流行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劝退生物和化学的贴子。但劝退真正的大规模流行和发酵都是从知乎开始的。

《劝退学导论》认为，直接劝退的目标，只有化学和生物大类——最多最多扩大到化（化学）环（环境）材（材料）生（生物）。作者的写作目标是：

「为了让低年级学生从懵懂无知的迷梦中醒来，经过理性而客观的分析，判断出本身究竟适不适合在原来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若是不适合则早做离开的打算；也是为了帮助高年级的学生，下定决心迈出相当重要，也尤其困难的第一步——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不少难题，终将迎刃而解。」

《劝退学导论》的作者，同时也是该概念的主要参与者是知乎用户「到处挖坑蒋玉城」。一般大家都叫他蒋老师。蒋老师原本在国内一家一流高校学习化学，但他意识到了这个行业的问题：由于化环材生类学科更容易发影响因子比较高的 SCI 论文，所以各个学校都在争相开设此类学科——这与社会对此类专业人才的极低需求是不匹配的。直接导致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跟风考研跟风读博，最后形成惨烈的就业局面。

蒋老师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于是积极准备转专业。最后他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生，去了大厂做研究员。俗称「上岸了」。他以知乎为阵地，开始讨论转专业这件事。并且以自己的经历为内容，分享这其中的经验。他经常引用欧阳颀院士的一句话：「21 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但千万别去生物系。」

从二零一六到一七年开始，蒋老师和其他几名知乎用户，比如弗兰克扬、霍华德、徐国曦等高学历熟知学术圈规则的人一起开始大规模的讨论劝退。并且在与反对者们的辩论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模式化的讨论和诸如「生化环材」、「提桶跑路」、「转码」等后来出圈的名词。

但在另外两个概念面前，「劝退」就是小巫见大巫：内卷和做题家。它们都不是诞生自知乎，但却都因为知乎而融入了新的内涵，重新以不同的面貌进入了中文世界。

「内卷（Involution）」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以形容「社会文化重复劳作、发展迟缓」。而「做题家」一词来自一名曾经的人人网友和论敌的辩论之中。这两个词如果有人格，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在中文互联网如此流行；它们应该也想不到彼此能产生关联。

被知乎网友称作「大佐」的曹丰泽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切，更想不到这一切会和自己有关。

不过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曹丰泽还不是曹大佐。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未来的「打灰人」——土木行业人员的自嘲，类似程序员自称「码农」。不过他也不普通，曾是黑龙江高考第七、清华本硕博连读的土木工程系优秀学生。

可他到了进入另一个环境后，并不快乐。他发现他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多年后他和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到：「汉洋，你知道我难受在哪吗？如果现在有一个工作，一个轻松一个难。你猜有些人会选哪个？他们会选择难的那个。而且很多人会挤破头选这个，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这有意思吗？」

他发现这个环境似乎很拧巴，主流的价值观是要做「人上人」，要比别人的排名更高。而至于谈论学习的乐趣乃至理想主义，连被人嘲笑的资格都没有。他为同龄人感到不甘，认为这些人原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追求不同的未来。而不是都想去当「人上人」。

于是他开始写文字抨击这个现象。他遇见了知乎，如鱼得水。他发现不只有他在怀疑这些事情，还有很多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于是他知乎为主战场，抒发自己的观点。于是他想到了自己曾经用到过的概念「内卷」。他在 2015 年开始就已经在一些偏学术回答里使用了这个词。从 2017 年开始，「内卷」被他活用为来形容教育资源的错配和孩子们千句万马过独木桥：

「多做有益之事，多育有益之人。内卷是没有尽头的。」

在他的诸多回答之下，「内卷」这样一个学术概念开始发生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曹丰泽身边聚集了一帮和他有一样态度的人。他们将曹丰泽反内卷的逻辑称之为「曹学」。曹丰泽本人主动拥抱了这个网络谜因，并且开始进一步活用各种概念。

在他的语境下，那些学习只为了高人一等做「人上人」的学生，最强的能力就做题。所以不如称之为「做题家」——这又是一个被他活用的词，原本来自早年的一位人人网用户。而曹丰泽却认为，人应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做题不过是学生阶段被动接受的技能，不能为了做题而做题。比如他的理想就是毕业去非洲，因为「虽然水电大坝对中国来说不是啥高科技，但对于非洲很多国家来说这就是足够举国之力来赌国运的高科技大工程」。所以他想去非洲。他建议人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非洲」。

「内卷」、「做题家」和「去非洲」开始逐渐在知乎流行开来。并且随着使用人数越来越多，变成了全网火爆的热词。到今天，「内卷」甚至脱离了「网红」词汇的属性，内化到了每个人在线下口语的交流中。

这就是知乎影响力的高光时刻。它不光对中文互联网有影响，对中文都有影响。

可知乎已经有一段没创造出这样的概念了。

知乎的老用户，愿意用「氛围」变了来形容知乎。他们绝大多数认为正因为知乎的氛围越来越差，导致知乎的创作者越来越少。不论是「劝退学」还是「曹学」，都来自社区大量的互动和思想碰撞才能产生。如果讨论的质量变低，无法诞生出这种强势输出的概念。而知乎从以个人答主专业向回答为核心的内容调性，似乎变成以团队回答、付费故事、情感炒作和视频为导向的内容取向。

开篇提到众多从知乎出走的核心用户，恰恰就是一群受「氛围」变化的影响最大的用户。「氛围」这件事一般会被互联网产品归类为玄学那类范畴。可也是「氛围」决定了社区产品的体验。当年今日头条悟空问答的失败，也有很多知乎用户归结于它抄的走问答形式但抄不走知乎的社区氛围。一个社区如果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氛围，那会是它强大的护城河。

可知乎正在用土把这条护城河埋上。很难说知乎是迷失了自我，它绝对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更高的 DAU、更高的用户粘性和 ARPU。知乎在回答里插入付费小说、强推视频并且将用户首页从关注变成推荐。这是知乎的数据需要的，却不是用户喜欢的。

就拿视频来说，知乎真的需要如此强推视频吗？知乎的用户真的是来这里看视频的吗？如果和投资人交流，大部分都会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视频是未来的趋势，对增加用户时长和粘性有着莫大的帮助。一位已经离开知乎的早年员工曾对我说：「你有没有想过错的是我们？从管理层和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知乎的 DAU 一直在上涨，没有因为老用户的抱怨而降低。可能错的是你我这样的老用户，不是知乎的管理者。」

我们不能把知乎看成一个整体：知乎的用户有很多不同的人；知乎也有很多不同的部门组成，一个部门的问题未必在另一个部门存在。对于任何大型互联网公司来说，都不能理所当然的将其视作一个整体。但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知乎的一些部门到底用不用知乎、知不知道这个社区里在发生些什么。

比如知乎小管家，虽然总被人骂，但平心而论就答复速度和态度来说在中文互联网里绝对算是上乘；可知乎会在主页上做「大专学历在北京能干什么？来知乎做小管家」这样的广告。知乎一些长期的运营依然会按照最原始的标准筛选高质量的内容，然后被与视频 Tab 里的土味视频呈现在一起。知乎用户选出好的问题，花几天的时间用心写了回答，发现排在自己前面的是知乎官方的盐选答案——并且写的是故事，甚至还要付费才能读。

知乎折叠了。

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来自前文提到的曹丰泽和到处挖坑蒋玉城。他们俩作为知乎顶流中的顶流，这些年甚至没有一个运营加过他们、任何活动都没找过他们。而最令老用户们伤心的，还有官方那种若隐若现「家花不如野花香」的运营手段：知乎一些商业化部门的运营和出圈手段，都愿意依靠外部的名人和流量。

比如前一段知乎十周年，作为代言人的新知答主是《奇葩说》辩手傅首尔。可傅首尔过去十年从来没有在知乎回答过问题。这让知乎的核心用户们怎么想？知乎曾经的代言人刘昊然稍微好点，虽然一个人没关注，但好歹回答过四个问题，疫情之后在知乎还有过两次（非虚指）动态更新。

可问题也不都在知乎。

从知乎身上能折射出当今互联网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公域和私域讨论的混淆。知乎用户们曾经多次讨论过一个问题：答主有没有权力删除自己回答的评论？评论区是不是归答主所控制？

这个讨论也挺知乎特色的，因为所有网站基本都默认发布人可以删除评论区的留言。但只有知乎把这个事情当作一回事讨论了一番。绝大部分知乎答主都同意评论区应该由写回答的答主控制。虽然讨论出了一个大家本来就是都这么做的结果，可毕竟认真就赢了。

那么矛盾来了：如果评论区可以由答主控制，那么就代表评论区是一种类似朋友圈一样的私域讨论；用知乎讨论里的话说「这是答主的地盘」。私域讨论是私人的、非公开的、由少数人主导的。像是我们在家吃饭餐桌上的对话。

可评论区要依附于回答而存在，回答是公共问题下的回答。这是一个彻底公域的讨论空间。就如同广场一样，所有用户都有资格来这里回答和讨论。

「问题-回答-评论」是知乎讨论的基本结构。但因为评论变成了私域讨论，所以很多用户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写在评论里。这样用户只能在回答里进行讨论。回答从对问题的回答变成了对其他回答的反馈。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下面三十个回答，其中真正回答问题的只有寥寥几条，其他的回答都是针对某回答的评论。甚至会有专门的问题出现：如何评价 XXX 的某一条回答？

一些知乎答主认为这极大降低了知乎的使用体验：时间线上充满了党同伐异的论战、对一个问题反复的争吵和无处不在对自己回答发问的杠精。这就是公域和私域讨论混淆所带来的结果。在一个公共问题下的回答，却希望所有人都遵守自己的设定的规则；如同在广场上大声疾呼后，期待的是餐桌上的对话。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有些评论删除了，评论者还会跑到他其他回答下面评论甚至私信；到最后不如拉黑了事。他现在看到反对意见都随手一个拉黑。非常多的知乎用户甚至抱怨黑名单上限太低了，拉黑的数量不够用。可知乎作为公开的网站，我们在回答公开的问题，没有人能确保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交流。评论区的可控与外界的时空成为了私域和公域矛盾冲突的体现。我们可以轻易地不让人来家里吃饭，无法不让人来广场上说话。现在，餐桌直接被摆在了广场上。于是一些不适应的答主选择离开。

近年来很多互联网公司会愿意用这样一个叙事：以前的桌面互联网，都是精英在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全国人都在用了，所以看学历就能感受到用户素质的下降。这个叙事折现出一个典型的论述：一旦平台氛围出现异动，大概率是用户更多平均素质下降了。这是一种「平台无责论」，错的不是公司，都是用户。

这不过是在推卸责任。我们的物理世界普遍比二十年前生活的更好了、选择更多了、出行更方便了；可虚拟世界却更差了、更水了、素质更低了。而这都是用户越来越多的错。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反驳，会被快速归结为：「太理想主义」，多少懒惰掩盖被一个「太」字掩盖。那我们作为从业者有什么资格到处输出互联网方法论，认为网络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呢？ 

这个叙事也发生在知乎，水化被归结于用户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必然性。但我不认为知乎作为平台能推卸责任：一般来说知乎这种强讨论和兴趣的社区，都会选择做好用户区隔。像是 B 站，一个知识区的用户可能完全和舞蹈区没有交集。而在知乎，一个答主曾感叹：自己一个天文学优秀答主，为啥首页会天天被推送婆媳关系内容？

知乎的创始人周源曾经参与过一个叫做 Apple4us 的网站，是中国最早的苹果爱好者网站。诸多之后名震一时的中国互联网人都参与过这个网站，王兴甚至还给 Apple4us 写过稿子。周源在参与过程中想能不能做一个 1000 倍的 Apple4us。后来他遇见了问答社区 Quora，认为这满足了他对「1000 倍 Apple4us」的想法。

Apple4us 的特点是一群真正喜欢苹果和技术的人，聚在一起进行小圈子的高质量交流。创立知乎后，周源也说：「社区是由人组成的，他们有自己所信任的圈子，然后以此为中心在运转的。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谓的一个社区是指无数个小圈子组成，它围绕各自擅长的东西和兴趣进行沟通和交流。」

知乎后来的运营思路，似乎没有延续周源从 Apple4us 上学习到的经验：知乎的组织形式看起来是以问题为核心的，而不是以圈子为核心。问题的推荐和扩散并不是小圈子内部的流通，而是全站的运营。天文学答主要加入哪个小圈子才能去回答婆媳关系的问题？可他的首页就是会被推送这样的内容。

2014 年周源的一次自述里用了个章节小标题《尊重做社区的节奏：流量无用》，里面说：「量增加不等于社区成长，反而导致你没有预见的问题产生」。现在的知乎，反对曾经想成为好社区的知乎。

这和常见的用户素质下降论调没有关系。当平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一起，把推荐、热榜和视频放在首页，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乎的答主流行一个词「德匹下」：德性终究获得与其相匹配的下场。

社区平台的运营者总是不能明确的区分社区究竟是因平台而成功，还是因用户而成功。如果社区日活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用户体验上的进步，那么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社区的运营更加无视其中每个用户的重要性。

我写知乎不光是因为我爱知乎，更是因为知乎几乎是中文互联网公域深度讨论最后的阵地。这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公域深度讨论的意思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对一些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交流、思考甚至是争吵。这让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和自身的局限。

比如说内卷这个词，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讨论乃至政府在文件中也会提到；一些书店也有了以内卷为主题的书。打工人在思考自己打工的意义、公司在思考自己竞争的意义、活生生的人在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内卷内化成为了思考坐标系的一部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对 996 的批判、对做题的反思、对零和博弈的反感。作为社会学术语的「内卷」早就存在了，是新时代赋予了内卷不一样的含义。让它可以脱离原本学术的语境，在大众的视野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可内卷这个词不会凭空从教科书里蹦出来，赋予它生命力的不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而是这个词背后极其大量的讨论（一些讨论读起来和吵架无异）。这些讨论给内卷带来了远超其原本含义的内容深度。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有充足的理论进行论证。这些深度的讨论将内卷这个词送出了「圈」——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最开始出圈的就是这些讨论内卷的文章。

任何一个概念都会伴随反对意见而生，而如何理论完备的说服绝大部分反方就成了出圈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深度的对话。播客《怪物尚志 MonsLog》的主播可达对此有一个贴切的比喻：「知乎就像是一个修罗场，名词破圈之前被拷打了无数遍、打了几十个补丁，从一个词变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放到其他领域有极大的战斗力。」这是知乎的独特价值，也只有知乎有能力批量生产这种讨论。

这是知乎的意义。它是少数人们还在其中撰写、阅读和讨论长文字的平台。长文字写作的意义是无法被短视频所取代的。微信公共号有些撰写长文字，微博也有长文章，可长文字对长文字的交流，却是知乎真正的特色。

一个社会需要公共性的讨论，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塑造共同体。桑德尔说这种共同体「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他人』，而更多地把我们自己视为是一种公共身份的参与者，这个公共身份或是家庭，或是共同体，或是阶级，或是人民，或是民族。」

当我们在知乎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答主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对大众话语体系的塑造之中。而通过来回的反驳与交流，我们更加明确了未来的道路。今天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 996 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之所以大家都这么想，有知乎上无数答主的奋笔疾书的功劳。

共同体对未来的思考不可能靠单方面的灌输和短平快的结论。在 BBS、电视辩论已经消失的时代里，知乎拿到了接力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乎对于公域讨论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可在这场接力中，它似乎没有了下一棒。

当我们在谈论知乎时，我们也在谈论中文互联网的未来。所有人都能够从一个良好的社区获益，但很少有人能通过维护一个好社区而获益，破坏这个社区倒是更容易快速攫取收益。知乎需要更件严肃的面对它究竟想打造什么样的社区这个问题。从知乎推知识付费、到首页时间流改版再到现在的强推视频。它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下一个得到、今日头条、抖音，还是真正的成为未来更好的知乎。

知乎的核心竞争力是中文互联网公域讨论的核心地带，今天它还在乎这点吗？如果知乎还在乎，那如何做好对社区环境的维护、做好文字与视频的区隔？

知乎官方肯定有比我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洞察和更充分的手段来让知乎变得更好。可我感觉他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至少保证知乎的每个员工都有一个知乎账户，一天刷至少一个小时回答，然后一周写一篇大于五百个字的回答、从平台上新认识十个以上的好友加几个群、积累超过一千名的关注者，最后试着发个视频。

我曾经想要更多的关注者、更多的点赞、更多的荣誉；现在我想要一个尊重创作者、不只是嘴上说，而是真把用户当人看的平台。大平台们知道所有数据的价格，却不明白数据背后创造的价值，这是人在宇宙中给自己找的位置。

知乎崛起于百度知道并没有满足人们对于寻找回答的追求、B 站的起步开始于 Acfun 的失误、快手的成功源于被长视频网站忽略的普通人。我们可以相信中文互联网：不是相信这些公司能做出什么，而是相信中国无数的网民会创造出更丰富的在线世界。如果我的相信失败了，那也不过是我的失败，而不是中文互联网的失败。因为还会有人继续相信并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题图：海鸥在冰冻的河面上享受作为战利品的死鱼。©️Ti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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