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就是：【土地权利】和【地上房屋】的组合。

【地上房屋】：房屋的本质是商品，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它每年都会折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变旧，并且在到达【使用年限】后，它必将归零。（使用年限：房屋的使用年限有三种：法定年限、物理年限、经济年限。）

【土地权利】：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土地权利是【永久】的，但在中国，土地权利和地上房屋一样，也属于耐用消费品，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中国公民仅仅拥有土地的【期限使用权】（普通住宅是70年），它是一种暂时的使用权。换句话说，中国人每七十年年就必须重新购买房地产（新房屋和新土地使用权）。

房地产折旧

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房地产的折旧问题没有概念，原因是：

第一，中国没有【房地产税】的经验。

第二，没有意识到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必定【满额续费】。

第三，相信政府拆迁【免费送房的模式】会永远持续下去。

拆迁分房

如果，免费拆迁能永远持续下去，房地产估值确实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一旦拆迁，老房子的【土地权利】和【地上房屋价值】会自动更新回原价值的状态。这是支持着中国老房子价格永不折旧的核心逻辑。但问题是，拆迁分房的发展模式没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为什么中国存在免费拆迁

1998年，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政策出台之后，各大城市的建设任务，就由当地的地方政府全权负责了。同时，在【更多工程 = 更多政绩（GDP）= 更早升迁】这一逻辑的驱动下，各地拼命批项目，恨不得能几百个工程一起上，这才有了2000年以后中国城市面貌的飞速改变。

这个过程里有两个阻碍：一个是钱的问题，一个是原住民的拆迁问题。为了能最快地处置好原住民，地方政府通常会给他们优厚的拆迁补偿。那么这些拆迁补偿，也就是地方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拆迁资金的来源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朱镕基赋予了地方政府自主征收地方税的权力，就是自行收税，自行城建，量入为出（就是收多少税，支出多少项目）。而地方税中金额占比最大的，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也就是卖地收入。

拆迁过程里的各项支出，包括对原住民的巨额“拆迁补偿”，全部来源于此。

卖地收入的来源

答案是买房者购房款的30%~70%。

最初土地竞拍的时候，房地产公司先行向地方政府支付土地使用权费用，随着房子竣工并最终卖给购房者，土地使用权也随着地上房屋一起被卖给了购房者。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本质上就是对购房者征收的高额税金。

买房实际上是在买什么

购房款的最终分配：

首先，是用于支付原住民的拆迁补偿，占比约30%。

其次，被地方政府用于城市建设，占比约30%。

最后，是建造自己的房子，占比约40%。

免费拆迁的旁氏模型

原住民的补偿款是用购房者的钱来支付的，必须要有成倍的购房者，一个购房者的购房款，只能够支付三分之一户原住民的补偿款，所以必须要有三倍以上的购房者，才能填补原住民的补偿费用。而在七十年后，当今天的购房者成了下一代拆迁户的时候，仍然要找到成倍的新购房者，才能保障新的拆迁户也能得到免费的拆迁。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拆迁的主要都是棚户区，因此政府一次需要补偿的原住民，基数并不算大。而现在的住宅都是几十层的现代公寓，人口密集，数量庞大，只要稍微想想，也知道政府不可能找到几倍于现有基数的接盘者了。

旁氏模型破裂之后

必定会转型成国外的模式，自费重建。同时，房地产泡沫也会迅速崩溃，进入累计折旧的正常模式。

房子背后的代价

1、城镇建设

a` 买房，相当于，向地方政府缴纳了一次税金（土地出让金）。

为什么说土地出让金同时也是一次税金，因为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支明细（目前只找到了2014年的数据）来看，2014年的总收入为4万亿人民币，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为21138亿，占总收入的52%，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支出为17562亿（包括土地开发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农村基建支出，土地出让支出和廉租房支出等）。

b` 同时，还有二次税金（国家税）

地方政府受到土地出让金后，会立即把钱花出去，在这个过程里，又会产生大量二次税收，比如营业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其金额，又将高达总房价的三分之一。这些二次税金大半都是国家税，因为它们主要被用于国家层面上的开支，比如跨省跨城的高铁，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

2、被剥夺的选择权

民生支出被过度转为基建支出，但民众却没有对税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贫富差距两极化，不利于产业升级。

a` 拆迁户、炒房客：获得底层人民上百年的收入。

b` 购房者：在高额的还贷压力中节衣缩食，实际生活向底层人民看齐。

这会带来什么？

首先，会带来消费需求的改变，优质国产货的需求被抑制，因为中产被剥削了，所以拼多多低端产品和海外高档产品的需求变多，也就是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更没钱。其次，真正有国际市场的消费行业被抑制，而毫无国际市场的基建行业越发产能过剩。

哪些不公平需要被消除

1、迁费用的分摊：拆迁的本质就是棚户区改造，是贫民窟脱贫。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拆迁是脱贫和市容整顿的结合，是巨大的政绩，并且，代价全部由购房者交的土地出让金来承担。这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受益和代价完全不对等。

2、二手房增值的归属：在中国，土地权利并不属于私人财产，而是从国家那里付费获得的期限限定的使用权，其本质等同于付给政府的税金。从这层意义上，中国的土地增值等于是土地税税额的提高，因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其实并不由民间房东获得，而是归属于地方政府。

3、土地税税额的调整：同样，一口气收足未来七十年土地税的做法，也是相当不合理的，购房者短期赋税压力过大，一方面给政府带来了过大的收入，加剧了政府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另一方面更让未来的税金失去了应有的调整空间。

4、资产贫富差距的调节。

简单的改进方案

将【土地出让金】改为【房地产税】，并具体细分为土地税加房屋税。承担对象由购房者改为所有城镇居民。【已购房人士】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视做【对将来税金的预缴】，实施【多退少补】。这样一来：【所有城镇居民】交【一样的税】，享受【一样的权利】。

具体做法是：

确定【基准税额】：未来每年的【基准税额】= 目标楼盘所在地【楼面价】/ 70，这就是地方政府可以获得的【总税收】，对其横征暴敛设置【上限】。

确定【土地税】：初期【土地税】跟着【基准税额】走，【基准税额】确定后，【按一定比例】分别平摊给【土地税】和【房屋税】。假设【土地税】占比定为60%，那么剩下的就是原始房屋税。后期【土地税】则跟着【土地的供求关系】走，由地方政府负责评估确定，热门地区未来的土地税可能会越来越高，而冷门地区土地税则可能越来越低。

评估【房屋原始估值】，计算【房屋现在价值】：跟日本一样，由地方政府负责对所有【房屋】的【原始价值】进行评估，做到将房屋和土地彻底分离，仅计算【地上房屋】的价值。估值时可重点参考房屋建造时的【建筑成本】（材质、风格、装修程度等）。【房屋税】的税基为房屋的现在价值，即原始价值减去【扣除累计折旧】。最终，房子使用年限越长，剩余价值（税基）越低，每年缴纳的房屋税也越低。

先倒推全市统一的【房屋税税率】，再推算每一间房屋的具体【房屋税税额】：房屋税是财产税，根据【房屋现在价值】乘以【固定税率】来计算。为了让税率公平且合理，应该先将全市房产的【总现在价值】加总后，再将【总房屋税税额】平摊下去，来计算全市统一的【房屋税税率】。再一次地：房屋越老，现在价值越低，总税额越低，跟日本一样，非常公平公正。

每三年进行一次【税基重估】。

最终效果

1）受益和代价【更加对等】：越发达、基建越好、人气越高的行政区税金也越高，公平公正；【城市建设税】被正确地全员平摊，包括拆迁户和福利分房的，而不再只是【购房者】阶层独自承担。

2）地方ZF的【税收机制】将变得【更加科学】：长期来看：七十年总税收额不变。而短期来看：透支未来税收、寅支卯粮的能力将被【大幅限制】，这明显将有助于抑制【面子工程】和【铺张浪费】的情况。最终，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对每一分钱的经费都精打细算，投入真正最需要的地方。中国整体财政效率也将大幅提高。

3）房屋估值【更科学】，跟世界接轨：房屋折旧被正确地予以考虑、房屋估值更科学；房屋租售比也会更加符合常理。改革后，一方面【房价】将会暴跌（因为从中挖掉了原本属于土地税的部分）；而另一方面【房租】可能会上涨（因为房东必须将土地税作为成本纳入考虑，最终转嫁给租户）。如此一升一降之后，最终中国的租售比终于也能达到世界正常水平的5%~6%了，而不再是现在那个明显畸形的，可能2%都不到的水平。

为什么房地产税至今没有导入

一、民众的原因：不劳而获的劣根性，缺乏现代人的意识。

二、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这里的既得利益者是拥有大量房产的人，他们不是普通的炒房客，更可能是制定政策的人。

三、政府的原因：财政（地方政府背负太多的债务，有巨大的还贷压力，一旦税制切换，很可能出现财政收入短期大幅降低的情况）。金融稳定（房地产税的导入会导致房价大跌，而大量的银行贷款目前是用房地产作抵押的，房价下跌可能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政权（社会动荡，可能会直接威胁到当前政权的统治）。

中国特色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人普遍未对【老房子的累计折旧】进行【正确的扣除】，房价存在高估，这部分“应扣、却未被扣除的累计折旧”就是“中国特色”的房地产泡沫。之所以至今仍未出问题，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免费拆迁”在支撑老房子的估值，而支撑“免费拆迁”的，又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庞氏骗局”。上述逻辑环环相扣，一旦最后的庞氏骗局破裂，前面的链条也将断裂，泡沫旋即崩坏。

房地产的终局

土地税制切换。无论怎么拖，拖多久，该来的一定会来，土地税制的切换将彻底改变中国房地产的估值逻辑。从GDP生产法视角来看，在现行制度下，房地产是【**地上建筑】和【未来70年土地使用权】的组合。税制切换后，房地产仅仅是地上建筑，而【**土地税】需要，每年单独缴给政府。

房子的建筑成本（钢筋水泥、农民工等）其实相当便宜，目前的极高房价，全都是因为一口气预缴了未来70年的土地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加税。

土地财政的终局

当土地财政走到尽头的时候，会出现如下情况：

1、短期税收大幅降低。

原本，地方政府一口气收足【当年购房房奴】【未来70年】的土地税。现在，地方政府只能收取【所有房奴】【当年1年】的土地税。若从长期（七十年以上）视角来看，两者其实是等价的。但从短期视角并结合中国的人口结构失衡来看，可能导致暂时的大幅税收下降。

人口结构失衡：年轻人比例高，购房（交税）集中于前几年，以后会越来越低。

2、次生税金大幅降低。

次生税金就是增值税、所得税等，按【总房价】的一定比率收取的二次税，既然以往【一口气收足未来70年土地税】的行为极大地拉高了【总房价】，那这自然就是同时【拉高了二次税金】。换句话说，旧房地产制度中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原本房价中对应【未来70年土地税】的部分税，又再次被征收了增值税、所得税等。

反过来说，当【税制切换】之后，随着【总房价】大幅降低，【次生税金】也将大降。这部分的税收降幅，占总财政的四分之一。以后财政支出就要缩衣节食、无法大手大脚，各种低效支出，首当其冲必须被砍掉。而与此同时，伴随着减税，民间民生支出将大幅回升（真正的幸福生活、社会保险完备，育儿负担减轻、生育率回升等等）。

曾经，错误的人口政策给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恶果。五十年代，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甚至明确警告：若不控制人口，五十年后中国恐怕会因人多地少、粮食不足，而不得不跟他国开战。然而由于各种运动，马寅初被打倒，人口研究成了禁忌，被迫中断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人口研究终于解禁，可那时的人口问题已经比当年严重多了。

1980年，中国强制导入计划生育，虽然计划生育里有很多很多被诟病的地方，但从结果上看，计划生育相当于一次化疗，挽救了一位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不是说计划生育多伟大，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充满了暴力和反人类，但计划生育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解药。

如果1980年没有导入计划生育，今天的中国人口可能已经突破了25亿。什么概念呢，能查到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的总产量是6.9亿吨，几乎全部吃完，而且还有缺口，如果总人口增加80%，起码需要多进口5.6亿吨。而当今世界粮食的总贸易额，也只有4.15亿吨。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马寅初的预言就会应验，我们会陷入无尽的资源战争。但问题是，不管是计划生育，还是国企改制，还是疫情的解封，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陷入绝境才会想着去改变呢？

超生致贫

地主剥削农民，这肯定是对的。地主故意将土地租金（价格）抬得很高，导致农民辛辛苦苦耕作1年，所得粮食的大部分，却都要作为租金交给地主。

但经济学的常识又告诉过我们：市场是双向的。若这家地主恶意抬价，那农民可以选择不租他的，换另一家良心地主（开价合理的）不就行了？用脚投票。

有两种情况会让【用脚投票】失效：

1、所有地主都是黑心的，他们相互串通，垄断了土地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作为土地市场的供给方，地主恶意减小了供给。造成资源利用不充分，降低了社会的总福利。

2、地主里有良心的，老老实实地将所有土地都充分投入市场，物尽其用。但如果此时，前来租田的农民却突然暴涨了20倍呢。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答案是，即使把所有的土地都投入市场，依然供不应求。原本只够一个人耕的土地，现在突然有二十个农民前来竞争。而且那些农民像着了魔一样，【不计成本】地出价，宁愿接受极高的租金比率，也一定要租下这片土地，丝毫不愿让给其他农民。

在如此火爆的需求下，良心地主也会选择涨价的。

这就是劳动力爆炸后的可怕后果。

养老金

本质

养老金的本质是【强制储蓄】，年轻时自己存钱，给退休后的自己用。另一方面，养老金的正式名称是【养老保险】，它显然也具备保险的功能，具体来说，保险主要是平摊寿命长短波动的风险。通过大范围的参保，来拉平不同个体之间的寿命长短波动。

少子化

少子化不是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

1、生产力的飞速提升。过去的工人交得太少，或者说，现在的工人拿得太多。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是在90年代开始建立的，那个时候（以1990年算起），中国的GDP不到2020年的百分之二，对于一个90年参加工作的人来说，他在最初几年缴纳的养老金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个数值小到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他在2020年退休，社保局却将按照2020年的收入标准给他发养老金，即，年轻的时候只按2%的水平储蓄，而退休后却按100%的水平取款。这将导致养老金产生巨大的入不敷出。

2、金融抑制。中国的养老金通过储蓄实现，因此它和任何形式的储蓄一样，特别害怕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储蓄缩水，我们必须确保养老金账户至少能获得【不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收益率。而实际上，为了鼓励工业投资和补贴90年代的银行坏账，我国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的状态，即【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

而养老金账户，在2016年以前，只能被投资于安全资产，即【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这个利率是相当相当低的，有时候只有1%的年化。直到2016年，相关规定才被放松，养老保险可以投入股票市场，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3、预期寿命延长。90年养老金制度导入时，中国人均寿命只有69岁，而2019年，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岁。预期寿命延长7年，自然会增加7年的养老金缺口。

4、【实物商品和服务】间的价格相对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物以稀为贵。当一个国家劳动力比率很高时，“服务业”的价格往往很低很低。中国一单外卖才2~5元运费，而在日本和英国则往往需要100~200元。而随着少子高龄化的推进，劳动力愈发显得珍贵，服务业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但与此同时，实物商品的价格却不会以那么快的速度提高（因为可以从劳动力更过剩的穷国进口），因此总体而言，“实物商品 VS 服务”的相对价格就会变化：服务相对更贵了。最终，对于往往会消费更多的老年人来说，服务价格的上涨将降低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养老金不足的问题。

其他的中国特色

比如公务员、事业编的特权。比如社保税费负担过高（民企大量逃税）。比如历史遗留问题，那些90年以前就退休了的人，没交过养老金，却可以领养老金。等等

农村养老保障

农村养老，是中国养老金面临的第二大严峻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城乡差距巨大，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极低（生产力极低），收入少，交的少，领的自然也少。很多很多的农村老人，每月能领到的退休金不足100元。

农村人均生产率低，和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有关，中国大概有6亿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3亩。而在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人均耕地却达到了486亩之多。农民生活的差距，比中美城市人口的生活差距，差的不是一道鸿沟，而是一道天堑。

农村人均收入低的其他原因还有：统购统销，超低的进口关税，等等。

人口红利

人口结构三阶段

简单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一般会经历3各阶段：

第一阶段，人口超生时期，愚昧落后，越生越穷。比如1964年以前的生育率，长期6以上。

第二阶段，人口红利时期，拨乱反正，优生优育。比如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急降到1.5左右。

第三阶段，人口稳定时期，收入提高，生育率回升。比如1980年的日本，生育率稳定在2左右。

而在人口红利时期，随着生育率下降，社会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快速提升，社会储蓄率快速提高，这才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说，超生时期没有人口红利，计划生育之后才能形成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导致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年龄人口过剩，导致中国的均衡工资降低，失业率提高，现有劳动力利用效率低下。就是说如果供养社会全部人口只需要50%的劳动力，但实际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70%，多出来的20%劳动力就会给市场造成供给冲击（失业率飙升，工资下降）。

而与此同时，商品市场也会发生对应的调整，比如，各家企业均扩大产能，企业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降价促销，因工资降低而提高的利润率也会迅速回落。需求端当各大商品普遍降价后，也会促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最终，商品市场会达到新的平衡，更低的售价，更多的购买量。

劳动力市场上，会发生剧烈的社会摩擦，比如我们熟知的，就业竞争激化、996、内卷、劳动法无法有效施行。这些都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体现。

消化过剩的劳动力

加入WTO，敲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后，原本过剩的劳动力才终于找到了出路。如果没有WTO，中国的经济奇迹就只能是句空谈，根本不会发生。

生育意愿

养孩子和自己消费

效用。人们的【消费行为】，都会给人带来一定的【效用】，通俗的说，效用就是【满足感】。理性的人往往会将有限的工资优先用于购买【效用更高】的商品，实现满足感的最大化。

具体到【生育意愿】，养孩子也可以被看成一个花钱的消费过程，人们付出金钱，换取孩子所带来的满足感（天伦之乐）。理性的人们会将【花钱养孩子】和【花钱用于其他消费】进行比较。哪个带来的满足感更大，往往就更容易选择哪个。因此，【生育意愿低】现象的本质，就是养孩子的满足感低于其他开销的满足感所导致的。

生育意愿的阻碍

假定育儿效用是固定的（由于递减，二胎小于一胎），假定人的消费偏好也固定。由此，左右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总收入、房贷开支、育儿费开支】。任意一个因素发生变动，都将改变其他消费的满足感，进而影响决策结果。

具体来说，阻碍【生育意愿】的情况有：

1、总收入低。育儿费挤占了太多的自我消费。

2、育儿成本过高。上学钱、奶粉钱、学区房开支过高。

3、房价。巨大的购房开销，将挤占消费和育儿的支出，降低生孩子的积极性。而中国房地产里的【高额土地税】，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

4、劳动力过剩。收入低、就业竞争激烈、996、未来无保障，让人身心俱疲。

如何提高生育意愿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四点，解决方案也是上述四点：

1、降低劳动力比率。劳动受重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高，收入就将增加，社会地位提高，心理满足也会提升。还是那句话，物以稀为贵。

2、降低房价。降低或改革土地税，打破房地产泡沫，但很显然，房价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动机，中国政府并不希望房地产泡沫破裂。

3、降低育儿成本。降低基建投资，增加民生支出（育儿补贴、平价公立学校、廉租房等），但目前中国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增加民生支出这一选项似乎并不重要。中国政府相信可以仅凭宣传的力量让单纯善良的中国人多生孩子。

全球生育率回升之路

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过剩劳动力冲击国际市场，市场中的老玩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成为最大的【受冲击对象】，他们也会面临【工资下降、失业率飙升】等问题，这些问题间接或直接的导致了富国的生育意愿，助长少子化的趋势。

只有当全球市场将中国的过剩劳动力全部消化殆尽后，供给冲击的影响才会消退。但问题是，中国努力实行计划生育，为全球减少了人口，但并不是每个超生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觉悟。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等。随着这些国家逐渐深入国际贸易体系，大量过剩劳动力被不断地输入到国际市场，到时候不用说那些富国，就连中国也将受到这些国家过剩劳动力的冲击。

像一种恶性循环，它会让中国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问题，不是某一国的努力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全体国家一起努力，不能光靠富国催生，还必须让穷国一起配合控制生育，全球共同达成生育率再平衡。只有这样，可能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才能克服人口结构失衡这一全人类的问题。

日本的昨天

1945~1971：战后复兴期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各大工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劳动力需求旺盛，失业率极低。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配合正确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让日本仅用了短短23年，就从战后的一片废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普通日本人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这给60年代的日本人带来了强烈的【复兴自豪感】，再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人的幸福指数很高，生育意愿也非常旺盛。当时，日本人的生育率长期稳定在2.2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

1972~1985：日美贸易战、石油危机

随着日本生产力的快速恢复，价廉物美的日货（背后是极廉价的劳动力・极低的汇率）对美国制造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大量美国工厂破产倒闭、工人失业，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日本发起了多轮【贸易战】（反倾销、贸易制裁等）。

此后，日本失业率不断提高，生育率降低，直至【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就开始向着财政崩溃的道路狂奔而去了。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1991~2001：泡沫崩溃、就业冰河期

巨大的泡沫在1991年轰然崩塌，随着股市和楼市的暴跌、以及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大量居民财富灰飞烟灭。日本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被迫将工厂迁至劳动力便宜的东南亚，日本本土“打工人”被大量裁员，失业率一路飙升至史无前例的5.4%。日本职场风声鹤唳，人们为了避免裁员而主动996、像“社畜”一样拼命干活。同时，大学生就业机会跌至冰点，平均每个人只有0.5个职位，这被称为【就业冰河期】。最终，在现实和心理的双重冲击下，日本的生育率接连走低，直至跌破1.3。

按理说，日本的劳动力比率一直在下降，就业应该更轻松才对，但是在泡沫破裂的巨大社会冲击下，劳动力比率的降低并没能扭转大势。直到2001年，泡沫崩溃的影响消化殆尽，失业率才开始逐步回落。

2002~至今：复苏

劳动力比率降低，泡沫崩溃影响消化，日本的失业率开始回落，薪资也是每年水涨船高，平均每个毕业生能得到2.5个职位，这和崩溃时期相比，已经是巨大的复苏了。日本的启示告诉我们，中国，只有告别人口红利，等待房地产泡沫崩溃，熬过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才有普通人的未来。

中国的今天

1978~2008：飞速发展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的举措：

1、所有制。回归私有制，市场经济，被长期抑制的农业和工业产能迅速提高。

2、优生优育。回归45年就已正式确立的官方优生优育政策，人口素质迅速提高。

3、贸易自由化。30多年来的与世隔阂终于被打破，特别是加入WTO后，终于回到了49年之前就一直参加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经济发展坐上了快车。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巅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从58%飙升到73%。过多的劳动供给，成为了资本家的盛宴（更高的利润，更低的工资），而对底层劳工来说，则是一部被剥削的血泪史。

2008年~至今：日本的老路

回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就注定会经历市场规律下的种种必然：

1、中美贸易战。

2、产业大量外移、失业率提高、996常态化。无论宣传发明了多少新词（摩擦性失业、灵活就业、慢就业），都无法掩盖就业市场形势严峻的事实。

3、土地财政的旁氏模式。与此同时，泡沫推高的房价给人们带来了虚幻的【财富效应】，让人们倾向于做过高的消费，让社会经济虚高。和日本85年后泡沫巅峰期的回光返照非常相似。

4、一旦房地产税出台，或者等到土地财政的旁氏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终将崩溃，居民财富将迎来一轮巨大的灭失。而中国的土地财政，其剥削程度（直接收70年的税）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如果要完全消化其所带来的冲击，恐怕会花费比日本当年更多的时间。

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缠足」这件事早已从世上绝迹，并且我们打心眼里认为它不可能再次发生。它不过是承载过亿万痛苦的尘封往事。可我又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扎根在人心深处的观念没有发生本质的变革，那已有之事就必将再有。那不新鲜的也就只能是「缠足」之果实，而非「缠足」之土壤。

我的意思是，故事新鲜与否，不在于「缠足」这件事本身，在于我讲述的是土壤还是果实。我当然希望我能给出的答案是土壤，或者说我将尽可能，讲述一个有关于土壤的故事。

一

首先，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缠足并不愚昧，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要反对这种存在了上千年的、如呼吸般自然的古老事物时，他们要反对的就不再是某一件具体的东西了。他们要反对的，将是一整个的旧世界。

他们要扭转乾坤，并把真相告知世人：那件公认、自古以来、坚定不移的日常，实则是天底下最愚蠢、最残忍、最绝望的反常。

可问题在于，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可以塑造人们的思想。而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对于一切，环境，都会寻求绝对的统治。他们拥有的力量也足以改变环境，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不允许你相信环境以外的东西，你又如何能鉴别真相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对待普罗米修斯们的态度，往往也不会是尊重和赞同，而是不理解和不理会。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言：「一群人的精神失常很难被发觉，最先发现并指出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

反对缠足的先行者们，就是这样一群无药可救的精神病人。

但幸运的是，多年以后，封建帝国成为史书上的一笔，而他们也在新的历史里得到了正名，从异教徒摇身变成主流。他们的精神也不再有问题了，与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正常——正常到让后来者无法理解：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为何能够愚昧至此？同时也被他们的无畏精神所感染：他们定是一群怀揣着某种非凡信念的斗士，所以才有勇气在震耳欲聋的大合唱里，竭尽全力唱出那些突兀的歌词，和非法的真相。

但是——如果说你对缠足的了解仅限定义，说缠足是一种迫害了中国女性上千年的丑恶习俗——仅限于此。那么你在赞颂他们的时候，可能得想明白一件事，是什么，是谁，让你轻易地接纳了这个定义。

这很重要。因为之前提到了，人的思想都是被塑造而成的，你，我，他，他们，都一样。但有些人的思想被单一的东西塑造，有些人则被更多元化的东西塑造。在尚有选择的时候，没人想被单一的东西塑造，或者说灌输，大多数人其实都倾向于选择后者。所以，如果你发现某个想法的支撑依据过于单一，那你就有必要停下来多想一想，或者行动起来，使其变得更多元化一些。

否则，你所赞颂的英雄，就很有可能依然不被你理解，依然是一群精神病人。而你对英雄的赞颂，也不过是另一种环境里的人云亦云罢了。

所以在正式谈到「反缠足运动」之前，我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缠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二

关于缠足的源流，最常见的说法是，始于北宋后期（也有说是始于五代时期，甚至秦汉时期的），盛行于明朝，最后极盛于清朝，直至民国，才开始走向没落的。

缠足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出于男性审美方面的需求。譬如温庭筠的「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李商隐的「波痕空映袜，烟态不胜裾」。就连写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杜牧，也依然对「细尺裁量约四分」有所神往。

唐朝文人通过大量的诗句去描写女子的「玉足」，进而形成一种恋足审美，这就为「缠足」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对于古人，主要是男性，异性的脚常常会和身体的隐私联系起来，脱袜在某种程度上「近乎裸亵」，这为情色带来了想象空间：透过鞋袜，他可以联想到女子的闺房、裸体——和鲁迅所谓看到胳膊联想到大腿，进而联想到私生子是相同的道理。当他们不再满足于这些猥亵的幻想，他们就要想办法在物化女性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缠足的兴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缠足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一点，是女性行动姿态上的变化：身体重心因足部的变形而上移，产生出踟躇的步履，产生出我见犹怜的柔弱感。即所谓的「莲步」。

缠足兴起的初级阶段，它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痛苦，更像是一种装饰，类似于现在的「美甲」，布条不会缠得很紧，主要是为了彰显出一种贵族式的精致意味。毕竟农村女性大都需要从事劳务，不便缠足，只有城里的有闲阶级才有资格「以小脚为贵」。

于是在审美观念的基础上，缠足在女性内部完成了一次阶级分野。

三

现在，缠足的审美观和阶级都已形成，再配上一套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制，比如诗文戏曲，一个完美的消费主义陷阱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它创造出一种本不存在的需求，并让这些本不存在的需求成为世俗观念里的必要之物。

现代人对于消费主义并不陌生，但即使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很难抵御它的侵蚀；我们至今仍在为了一些证明身份和圈层的伪需求疲于奔命，更不用说对消费陷阱没有概念的古代人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缠足在多方合力的作用下演变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风尚，也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潮流，潮流总是会不断的进化，缠足之风亦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超过了装饰的功能，主流文化为它叠加了越来越多的深层含义：越是小巧精致的脚，越能代表一位女性恪守妇道的决心，越能代表她的美丽，她的教养，她的传承精神，甚至还能代表当下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人们争先恐后地缠足。于是小巧精致的标准就会变得越发苛刻，消费陷阱引发大众的攀比心态，放任下去，便会进入内卷。而缠足内卷和消费内卷的区别在于，消费内卷只会掏空我们的钱包，平添焦虑；缠足内卷却会让女性真切地付出残障的代价。

当然，内卷这件事从来不是从零直接到一百的，没有谁能直接忍受这样的痛苦，它通常是渐进式的提高人们的忍耐阈值：每天都比昨天更紧一些，当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就再紧一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才有可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把一个健康的女孩变成残障人士。只听起来就让人感到背脊发凉，但这种程度的代价对于当时的男性来说却不值一提。因为女性在那之前，就已经被儒家秩序设定为男性的附属之物了。

四

这不只发生在中国，西方世界也有相同的情况，比如「family」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familia」，意为「属于一个男人所有的奴隶」。它比儒家文化的表达更为直接，但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女性的本质是附属品，是奴隶，那么缠足对女性带来的伤害就不再难以承受，反而对家庭和谐是大有好处的：一方面，它满足了男性的审美需要，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直接重塑女性的自我。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有一个很知名的观点：我就是我的身体。听起来像句废话，但他实际想说的是，我的精神植根于我的身体，剥夺了我的身体，就等于剥夺了我的精神。

而缠足，正是摧毁并重塑女性精神的一个有力举措，它通过这种示弱的身体表述，深度强化了女性对于「所属物」的自我认知。

那些没有缠脚或没有缠好脚的女性，就会像没有完成进化一样，需要面对来自所有人的挖苦和嘲弄，她会成为异类、乡巴佬、叛逆者。体面的女性不会羡慕她，她们也会认为她是一个可悲的小丑。这称不上是同类相残，一旦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都接受了一件事，那么再荒谬、再痛苦的行为都会变得无比合理，正确，不容质疑。

我也同样不能轻佻地用「愚昧、落后」这样的字眼，居高临下地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所谓的正确答案，如果我身处旧时代，当主流声音告诉我们这是对的，我未必具备鉴别是非的能力。即便有，我也未必敢做一个大众眼里的精神病人，拿出勇气去对抗那些错的东西。

或者直接点，问个问题，荒谬反智的现象在今天的社会上彻底杜绝了吗？我知道哪些东西是荒谬反智的吗？我是甘愿被荒谬洗脑同化从众，还是以真理为武器向那些荒谬和不公宣战呢？

罗翔说，勇气是最高级的词汇。我深表认同，作为普罗大众里的一员，勇气说到底也不是一种人人必备的品质，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点：抛弃全知视角的傲慢，学会平视历史，毕竟他们就是不同时空的我们，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未来的人就会如何看待我们——

五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序幕，与此同时，也为专制帝国的覆灭按下了加速键。这件事具有两面性，西方列强攻破了清朝闭锁的国门，一方面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就像福泽谕吉所说的那样：「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日本人看待列强的角度与中国人明显不同，中国人多为仇恨，而日本人甚至有点庆幸的意思。这与两国的外交方式有一定关系。我当然不认为列强入侵有任何高尚的地方，侵略就是侵略，但同时，我也绝不为清王朝的遭遇打抱不平。如果中国想在新的时代里获得重生，那死亡就是它必须经历的磨难：「我们尽它破坏不用再补它了，待我们创造出新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郭沫若的这番话几乎代表了所有「五四」知识分子的心声——

事实也的确是这么一回事。想想看，如果清朝皇帝继续统治中国三百年，我们的生活可能不会像今年一样美好，我们不可能指望专制环境下的民众凭空实现觉醒，更不可能指望缠足风俗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话说回来，满人其实是没有缠足风俗的。清朝最初的统治者们，也曾经试图取缔过缠足风俗，但他们的动机并非提高妇女儿童的地位，而是要消灭汉人的文化，这和强迫汉人留辫子的动机相同。当他们发现缠足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反而对其统治有利的时候，也就不再禁止了。

往后几百年里，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如袁枚、李汝珍、钱泳等人曾质疑过缠足的合理性，但由于当时的清朝的统治力尚未动摇，即社会秩序尚未动摇，所以他们的呼声并没有溅起什么水花。

反缠足运动真正的起点，不在五四，在更早的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即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

六

高颜颐在「缠足」一书里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1860年，英国牧师麦高温来到厦门。一天早上，麦高温夫妇听到隔壁传来小女孩受不过缠足痛楚而发出的凄厉哭喊，麦高温夫人便试图阻止，可是小孩的母亲却对她说：「你身为英国女人，不明白我们中国女人身上的担子有多重。缠足是传统遗留给我们的厄运，我的祖先传给了我们，偌大的帝国里，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脱离苦海。如果我的女儿不肯缠足，她将受人耻笑鄙视，还会被当成婢女对待。」

麦高温夫妇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即便全世界都视缠足为陋习，但在如此愚昧闭塞的环境里，即使说出再多道理，也无异于鸡同鸭讲。

但他们没有放弃，十五年后，在麦高温「天赋双足」的倡议下，厦门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反缠足组织，厦门戒缠足会——

于是蝴蝶开始扇动翅膀：

很快，各地的来华教士纷纷参与其中，积极在民间创办反缠足组织。中国各界知识分子在受到西方平等思想的冲击后，也开始学习传教士的做法，发起本土的反缠足组织。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谕旨，命各级官员执行「放足」改良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总统孙中山颁布废止缠足的系列法令，实行强制放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对缠足予以强烈批判，力图进一步扭转陋习。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通告，派专员到各地督查并落实放足工作。1950年，中央政府再次颁布关于禁缠足的政令，誓要将此陋习彻底根除。1999年，中国最后一家制作小脚鞋的鞋厂宣布停产，缠足终于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无踪。

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自然。

在宏大叙事的理路之下，这无疑是一个处处透着自强不息的故事。可仔细看看，你又会发现少了点什么。那些「被解放」的人消失了，她们的声音你没听到。

我一直觉得，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它代表着什么，标志着什么，那根本不是历史，除了方便被后人简化成历史证据并加以宣传式利用之外，它什么都不是。

想要更真切的触摸历史，我们还是得回到「天赋双足」的那个年月，听听更多、更细小的声音才行。

七

在中国的本土语汇中，并不存在「天赋双足」的概念，传教士麦高温在此强调的是一种基督教的宗教伦理。而国内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希望把进步的源动力全部归结于外来力量。他们希望为这一运动予以国族化，强调中国人本身的能动性和自尊心。于是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国族化尝试：

有人通过「易经」中所描述的「自然」来论证反缠足的合理性；有人通过创造新的时尚来宣传「天足」的美丽；有人把缠足扣连到「国仇家恨」的命题上：中国因缠足风俗而在国际舞台上备受歧视，倘若想赶上欧美，必须禁止缠足。

可是，最成功的一种尝试，却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向输出」。

有人将女性塑造成百无一用的废物，以此来激发男性的行动意念，他说：「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着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着男子，男子怎会不受累呢？」

最后总结：中国不强，大病在此。

这种尝试的始作俑者就是梁启超，他在「论女学」里，以近乎侮辱的方式塑造出一种寄生虫、误国、圆其首而纤其足的女性形象，使男人们终于意识到，反缠足这件事是和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

这立即成为了一种广为流行的、标准化的反缠足动机。

对此我不知该作何评价。一方面他的动机是救国，另一方面他又把缠足的责任归咎于妇女的蒙昧，不但把缠足女性放置在了一种备受羞辱的单边凝视的环境里，还抹杀了她们全部的生命价值。而她们却无法发出声音。

梁启超的示众策略因其直观有效，煽动性强而得到发扬。19世纪中后期，「上海的商业摄影师以付费或逼迫的方式，要求贫穷妇女卸除她们的裹脚布供他们拍摄——」

在公开举行的放足大会上，有些主办者把去除遮蔽的小脚妇女站在台上，供人观看，「主办者仿佛认为，只要人们愈清楚原先被当成禁忌的裸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愈能想像和同情女性为此所忍受的痛楚，也就自然乐意接受更可爱的天足——」

她们依然无法发出声音。

和梁启超一样，当时有很多革命者，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后，都把缠足视为国耻。这当然没错，但多数人在意的是自己感受到的耻辱，他们急切地期盼改革，期盼推翻传统旧俗，却从未考虑过那些真正的受害者的感受。

所有为缠足做出的辩解，都直接等同于野蛮和无知。

你找不出他们的漏洞，因为他们高举着「捍卫民族、拯救妇女」的旗帜，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只是他们要拯救的是「抽象的人」，他们没时间倾听那些「具体的人」的声音。但你能说他们做错了吗。

八

薛绍徽是「女学报」的主编，也是反缠足运动的先声，她就曾有过一番和改革派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她的表态不是为缠足传统做辩护，而是指出了一个被忽视的方向，即女性身体之内的主观感受。

她的观点更具包容性。她肯定了缠足女性的生命价值，「全凭十指，压针线于连年，黾勉同心，课米盐于中馈」。同时强调妇女之自强扎根于教育，一个女人作为人和公民的价值，取决于她的教育、心智和意志，无关身体外形。那些积累成习的文化，哪怕恶俗无比，也依然具有维系的日常生活的力量：「如谓既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安能易俗移风？」

她明白，年长妇女放足，是一段非常困难、痛苦，且不会完全成功的过程。一刀切不是拯救她们，是对她们的第二次伤害。她拒绝以二元对立的道德立场评断女性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更希望女性可以通过提升「教育、心智和意志」自行做出决定。

她难能可贵地选择了一个「具体的人」的视角，和急躁的主流派相比，她的声音中既有理性又有理解，这不是女性特有的观点，而是一个理性的人所具有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往往又是最容易遭到无视的。

这不难理解。

设想一下，在文明都即将消亡的危急时刻，争论救猫还是救画还有意义吗？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如果整个民族都病了，他管得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吗？具体的人和抽象的人固然都很重要，但答案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必须要因时度势。有人选择去爱抽象的人，也一定有人选择去爱具体的人，这不是能用简单的对错可以解释的——

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们的确影响了很多人，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依然无法改变一位千年巨人的奔跑惯性。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答案是借助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运动。

九

任何一件事，一旦上升到「运动」这个层面，都会变得无比凶猛，它不存在折中状态，运动开启，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民国成立之后，「反缠足」进入真正的运动阶段。1917年，时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开始推行「六政运动」，「放足」正是其基本民生政策之一。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阐述过缠足的危害：

从经济的角度看，「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这已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从身体角度看，「缠足危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毁坏其肢体」；从民族的角度看，「缠足之风，以致中国贻世界之讥诮，为莫大之耻」。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阎锡山的言论都不可谓不正确。那么具体到政策上，又是如何执行的呢？以正常人的思维去想，合乎逻辑的方法应该是先阻止小女孩缠足。对于那些已经定型了的年长妇女，完全可以放过她们。没有新的缠足妇女，几十年后，缠足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可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需要政绩的官员，和需要谋利基层执行者。你说管个缠足也有利可图吗？当然有。在那个制度模糊，流程不透明，只求对上负责的旧中国，任何事情一旦形成了权力不对等，就一定有空子可钻，且一定有人会钻进去。

为使放足政策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阎锡山颁布了「禁止缠足告示」，把缠足行为罪责化，一经发现即可依律罚款。可由于各地方经济状况不同，他没有规定罚款的具体金额，宽泛的定为几块钱到几十块钱，而地方也懒于制定细则，致使罚款执行者在罚金的处置上有了巨大的权力。

他们私下里掌握了定价权，能收两块，绝不收一块，能收十块，绝不收九块。

举个河南孟县的例子，当地的「有钱人家，有接待查足的，并输付给一至二元钱，就可放过不查」，而没钱者的人家，就只好「一听到狗吠声，缠足的妇女赶快下萝卜窖躲藏」。

另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放足检查员」在反缠足运动中，不仅拥有罚款的权力，往往还占据了道德高地。他们的立场是，反缠足是十足的「善政」，目的是「保护妇女儿童」，因此反抗政令就等于作恶。而他们无论以什么方式执行政策，都是在行善。

在道德和利益的双重加持下，他们就更加的无所顾忌了。他们行善的方式具体有：

一、私闯民宅：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他们想来，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来，来了以后乱翻乱看，耀武扬威，有些品行不端者，还会借机调戏或羞辱妇女。以公权力为名，践踏老百姓的正常隐私。当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时候哪位可怜的老百姓和会和你谈人权呢？现在，应该，不一样，了吧。

二、游街示众：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谁家女儿违抗禁令，继续缠足，又没钱交罚款，检查员就会直接把缠足布撕下来，挂在父母脖子上，拉出去游街示众。不仅把他们当做传播瘟疫的过街老鼠，还要发动民众一起来辱骂他们。你可能不信，检查员作恶多端，大家心知肚明，怎会和他们一起骂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呢？

别忘了，人民群众里虽有大量的顽固分子，同样也有一大批支持者——一些自扫门前雪的中立分子，他们则倾向于按兵不动，或者说「谁赢帮谁」——可是原告和被告之间谁的赢面更大，谁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谁又更容易占理，这件事又是另一件事了。

三、制造恐惧：比突击检查更有效的，是让百姓自己监督自己，毕竟检查员再卖力，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盯着那么多人。想让百姓之间自觉监督，又不想给予奖励，那他们就要加倍地渲染缠足的危害，使用越来越耸人听闻的宣传标语。危害不限于真实的危害，比如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缠足病」，还有炮制出来的危害，比如当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谣言：不放足的妇女，要被阎锡山抓到军队里去当兵——

小小的谣言，小小的恐惧，往往比真实情况更有用。

十

反缠足运动末期，「运动」又开始向着官僚化的方向变异了。

有些地方县官为了完成放足指标，会特意购买大量全新的缠足布，到缠足妇女的家里以新换旧，换来的缠足布，就挂在政府大楼里以示功绩——至于妇女缠足，已经不重要了。

也有些地方，会大张旗鼓地举办「反缠足运动」胜利大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解放」。

还有些地方，热衷于举办「反缠足」集会，他们邀请那些年长的妇女，展示她们遭受缠足折磨的景观，和放足以后的幸福生活，通过种种苦难的叙事，以求人们的幡然醒悟。

事情也变得愈发魔幻，也愈发的无可救药——

没人在意「反缠足运动」的初衷了，所有人都只是重复着那些空泛的口号。

它从「善政」转变成了掌权者支配和规训民众的手段，它让理性和法律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制定规则，而人们却只能遵守，不能犹豫。有人打着反缠足的旗号，以任何莫须有的罪名抓人，人们尽管悲观无助，但悲观却还是会无止境的蔓延下去。

它从一场民族运动成为了某些人的忠诚表态，可无论这一过程如何荒谬，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还是会把这些痛苦的记忆统统消除，继续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轮的荒谬。

故事到这，可以说讲完了，也可以说没讲完，没讲完可能是因为这一段的内容有点敏感了，而我删改了很多遍也无法做到脱敏。但我说讲完了，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样就够了。

第一章：政治的法制

• 政治的三个维度：

  1）名义选择人集团（可相互替代者）——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名义选择人集团刚刚触及到政治的门槛，仅此而已（美国指的就是所有合格选民，即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

  2）实际选择人集（有影响者）——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真正选出总统的选举人团成员）

  3）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是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一个子集，构成了一个致胜联盟。他们的支持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

  在美国，致胜联盟——不可或缺者——是分布在各州的最小的一群投票者，他们对一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在选举人团里转化成了胜选。（是分布在各州的最小的一群投票者，他们对一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在选举人团里转化成了胜选）

  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结构也符合这三个维度——都具有千百万可相互替代者（股民），一个人数少而股份多的有影响者集团（大的个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以及一个非常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一般不超过10——15人

• 联盟的大小决定了政府把钱花在哪里（公共物品 vs 私人物品）、花销多少

• 大选择人集团+小致胜联盟：政府无需花大钱去收买致胜联盟的支持（津巴布韦/阿富汗的规模很小的致胜联盟）

• 大选择人集团+大致胜联盟：政府需花大钱以保持致胜联盟的忠诚（民主国家）

• 小选择人集团+小致胜联盟：政府需花大钱以保持致胜联盟的忠诚（比如在君主国家或军事独裁国家）

• 不可或缺者占可相互替代者的比例决定了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代价大小…进而决定了在位者对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权

• 独裁者5大掌权法则：

  法则1：让致胜联盟越小越好。一个小规模的致胜联盟使领导人只需依赖极少数人就能保持权位。越少的不可或缺者相当于领导人拥有更多控制权，对支出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

  法则2：让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保持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就能很容易地替换掉致胜联盟里的捣蛋分子，无论是有影响者还是不可或缺者。毕竟，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提供了充足的替代支持者，让不可或缺者时刻谨记必须保持忠诚、规规矩矩，不然就会被别人取代。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与其拥有一张让人民可以喂饱自己的更大的饼，永远不如他能够决定谁吃这张饼。对领导人来说，最有效的资金分配方式是让很多人受穷，通过重新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

  法则4：支付给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支持者宁愿成为掌权者而不是仰赖ta。掌权者的巨大优势在于他知道钱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给他的联盟足够的钱，以免他们到处寻找取代掌权人的人，但一分钱都不要多给。

  法则5：不要从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法则4的反面就是不要对支持者太抠门。如果以损害致胜联盟的利益为代价而善待人民，很快“朋友们”就会伺机找麻烦。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不仅未必能让核心支持者产生忠诚，而且太贵。饥饿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掌权人，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相反地，失望的致胜联盟成员则会变节，让独裁者深陷麻烦。

• 在民主国家（尽管权力交替一般来说远为平和），但遵循的机制是一样的：必须废黜在位者、掌握国家机器、充分回报支持者联盟…只是说大部分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权力交替更“平和”，因为支持者联盟太大——联盟内的人活动的好处就会被稀释

  从而忠诚度有限、而且领导人严重依赖公共物品来回报支持者、既然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公共物品 那联盟内和联盟外的相差就不会太大、而且下一任也需要庞大的支持者联盟 所以被下一任领导人的联盟排除在外的风险也相对较小…在位者的优势就被削弱了

  同时，多数民主国家比较繁荣、稳定和安全的原因也是：政府依赖大型联盟，迫使追逐权力的政客们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

第二章：上台

• 一名挑战者要想夺取权力只需做三件事：

  1）除掉在位者

  2）控制政府机关

  3）成立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足以确保他成为新在位者的联盟

• 有三种办法能除掉一名在位者：

  1）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的）——指望该领导人自己死掉

  2）开出足够诱人的价码收买在位者的核心联盟成员，使他们转投到挑战者的大计中来

  3）现存的政治体制可以被外部力量压垮，无论是军事上被外国打败，还是革命和叛乱，这种情况下人民会起来造反，摧毁现有制度

• 速度是关键（军队、国库）

• 在决定是否要支持一名新领导人时，精明的人不仅要看新领导人今天能给他们多少，还会寻思将来预期能得到多少

• 消除支持者对被抛弃的恐惧是上台掌权的一个关键因素

• 成也致胜联盟，败也致胜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要尽全力给予核心党羽足够的报偿，以使这些同伙保持忠诚

• 有一件事永远有用——保持清偿能力

• 独裁政治是关于个人回报的争夺战，而民主政治则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底层都是关于回报支持者联盟的争夺战）

第三章：掌权

• 第一件事就是强化支持者联盟

• 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 工作表现优异并不足以确保政治生存。这点不管是掌管一家企业、一家慈善基金会或一国政府都成立。一名领导人的工作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在位时间，这是一个高度主观性的问题

• 忠诚 > 能力。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

• 选择无法登顶的亲密顾问（拜占庭、莫卧儿、中国、伊斯兰王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在不同时期仰赖宦官/太监；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拉克的总统，却挑选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齐兹作为二号人物）

• 让关键者（联盟）保持失衡状态（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此行为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警告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是可抛弃的）

• 鼓励额外竞争者——边缘政党的存在有助于产生更有活力、更有响应度的政府

• 集团投票——一个由地方名流或乡绅组成的小团体可以统合整个社区投票，为自己换得极大的回报。集团投票导致名义上具有大联盟的民主制实际上像独裁制那样运行，它使有影响者的数量——也就是那些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人——大大少于名义选择人的剩余部分。 （印度各邦的乡村、城镇乃至所有各个统治层级里的权势人物）

• 胡萝卜 + 大棒——通过奖赏支持度最高的群体，能够激励单个选民遵循她所在群体的领导人的选择（李光耀的公屋分配制度）

• 建立一个小的联盟是生存的关键。需要打理的人数越少，越容易保住位子。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一样，都力图精简支持者

• 独裁领导人初期（头6个月）生存比较困难，一旦独裁者搞明白如何搞钱、哪些支持者重要、哪些联盟内的人可以抛弃…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但民主领导人相反，初期生存比较容易，越往后越难（因为需要连续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第四章：窃贫济富

• 控制现金流至关重要

• 独裁体制关于财富“在哪里”和“如河流动”处于保密和不透明状态是有意为之的：

  1）为防备敌手提供了保障——对手因不知道如何匹配现有的贿赂水平（或者找不到钱在哪里），使其承诺回报支持者将变得极其困难；

  2）也让支持者对其他人获得什么回报茫然无知。

• 民主国家的上位者幸运很多，领导人更迭不会太干扰到资金流动——因为因为民主国家具有条理井然和相对透明的国家财政——

  1）民主领导人确保生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实施开放政府的政策

  2）比起在独裁国家，民主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 1+2 = 这些税必须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征收

• 理想税率取决于致胜联盟（关键支持者）的确切规模（关键支持者越多税率越低）

• 民主领导人的支持者的数量大，税率因此被限制在一个需要的水平：就是让联盟成员不指望在别的领导人统治下能获得更好的待遇。（但独裁国家往往重税，因为独裁者的关键支持者人数很少，他很容易补偿落到他们身上的税负）

• 小联盟体制充分展现了：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其他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在联盟内

•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 征税方式：

  1） 直接征税（民主国家常见）： 建立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以维持一个全面性的税收体系。税务局

  2） 间接征税：营业税间接化（政府、销售商、消费者）、农业经销机构

  3） 私人化征税/外包征税：将征税任务外包给包税人，包税人在向国库缴纳一笔钱后可以获得在某一地区的征税权（之余如何压制底层非利益联盟，那就是包税人多事情了）

  4） 纵容腐败——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从而避免了管理上令人头疼的难题——也就是如何组织征税并将钱转给支持者

• 税收、资源开采和借债是喂饱致胜联盟的最主要方式

• 政府财源充足之后，领导人以三种方式花钱：

  1）提供公共产品（推出惠及所有人的政策）

  2）为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混合方式也不相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回报联盟之后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可以由领导人自由裁量。于是领导人就有了第三种花钱方式。

  3）他们可以把这些自由裁量的钱花在钟意的项目上，或者，藏入应急储备基金

第五章 获取与花费

• 如何分配资源以推行惠及社会中所有人的政策

• 根据联盟规模的大小，经济纾困大为不同。纾困有很多方式：国内税收和开支调整；来自国内外银行的贷款；债务减免；或外国援助。接受纾困的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和依赖小联盟的国家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几乎总是会进行改革，而后者很少这么做。

• 并非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领导人须提供必要的公共福利，以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纳税）：教育、医疗体系（婴儿死亡率）、清洁饮用水、基础设施（公路、电网等）

  教育：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教育只支持到基础教育，而不是将高质量教育延伸到高等教育当中。 而且，数学和科学在独裁国家是很棒的学科，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则是民主国家的学科。而且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小联盟政治体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会让农民保持足够健康以工作，让他们受足够的教育以干好活。无论怎样，不管识字还是文盲，他们仍然是农民，而且永远都将是农民。

  医疗：在那些据说具有良好医疗体系的独裁国家，婴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这也许是因为，帮助小朋友对于领导人的权力生存提供不了什么特别的帮助

  清洁饮用水：在民主国家饮用水比小联盟国家更清洁、人民更广泛拥有，这与各自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重要影响无关，与不可或缺者集团大小有关（些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基本上100%人民都能喝到高质量的饮用水）

  基建：独裁国家首都到机场的路往往比民主国家耿直。修路的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掩瞒真正的成本。这使得修路成为营私舞弊的好源头。电网也是，当政府扩大其对大型联盟的依赖程度，它们会将电价和电力可获性方面的政策从偏袒企业向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调整，也就是照顾大众而不是社会上最富裕的人群

• 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自由（便宜却极具价值的公共物品）

  自由：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无法规避这些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无法保证很大数量的人们拥有自由言说、阅读、书写的权利、能够聚到一起自由探讨和辩论，他们将不可能聚集起一个致胜联盟。而独裁者领导人的党羽人数少，联盟成员通过贪腐和营私舞弊而发财，很容易得到满足。领导人就很乐意限制真正对公众有力的公共物品

第六章 腐败使人有权 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 左派——自由主义——民主党候选人——工人穷人——扩大和加强职业培训、医疗补助、长期失业保险以及低税或免税（尤其是消费税）

• 右派——保守主义——共和党候选人——小康/富人——政府对癌症、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病的医学研究提供支持；低的资本利得税；低遗产税

• 两党都特别关注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选民人数众多且左右摇摆——降低按揭贷款利息，扩大医疗保健福利，为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提供学费补助，提高社会保障金

• 在小联盟国家，警察工资很低是一个普遍现象——看似违反常理，因为好像执政党会需要警察这样的角色来维持社会秩序和镇压反对者——但事实情况是…补偿警察忠诚表现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低工资是也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从自身利益出发）…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棍棒➕红枣

•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

• 组织一家企业的最佳方式与组织一个政府的最佳方式一样：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他们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力的选择人集团产生，而这个集团相应地又是从千百万可相互替代的选择人当中产生的

• 出现财务困难并且有一个大型联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财务困难但联盟比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证券欺诈行为。因为仰赖一个相对较大联盟的公司高管们，在公司表现不佳时更容易被人取代。由于被罢免的风险较大，大联盟公司的高管们试图通过虚假财务报告隐瞒公司表现欠佳的事

第七章 对外援助

• 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目标是提升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使其下次继续选举现任领导人

• 谁援助谁：让人民得到他们想要的，这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位。因此不奇怪的是，大多数对外援助来自于民主国家

• 援助多少合适：取决于问题的重要性和受援国领导人联盟规模的大小——收买政策让步的价钱与受援国核心支持者集团的规模成正比。（所以贫穷的独裁国家最有可能得到外国援助，因为联盟小，总要价少）

• 外援产生的影响：援助在拯救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援助为缓解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源，它却为做相反的事创造了政治诱因（援助为受援助国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条轻松出路）

• 民主领导人 “喜欢” 独裁领导人

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

• 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希望不熟真的为了推翻独裁走向民主，而是在于可以改变命运——要么通过实现民主化扩大致胜联盟的规模，要么至少成为新联盟的一部分

• 引发反叛/抗议的冲击性事件有多种形式：

  1）传染效应：一旦有一个国家出事，周边国家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政府也许也不再刀枪不入。波兰举行自由选举 👉🏻 东德引发了抗议示威活动 并取得了成功 👉🏻 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类似抗议

  2）一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难民们汇聚成一股庞大的力量，绝望且没有顾虑了）

  3）一次未曾料到的权力更迭危机

  4）一次将独裁国家经济推向崩溃破产边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

• 灾难中死亡人数高对民主国家领导人越不利——代表严重的政策失败、会引发抗议、导致领导人下台…民主领导人需要施行好的公共政策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不少观察家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造成共和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乃至2008年总统大选失利的重大原因）

• 灾难中死亡人数越多越有利于独裁者的政治生存——可以帮独裁者获得更多国际援助、同时让人民死掉在独裁国家本是一种上佳的治理方式（把资源用于拯救人民生命就没法用在党羽身上了）

• 在任意一个两年时间段内，有22%的独裁者会丢掉权力。如果在这个两年时间段的第一年他们的国家遭受里氏5级或以上的地震，独裁者下台的风险上升到30%。然而，如果因灾死亡人数超过200人，独裁者下台的几率反而回落到24%。因为地震灾民被迫涌入难民营并组织起来反抗政府，这会对独裁者构成威胁。但如果人民在地震当中死掉当然就没法组织起来，就不会对独裁者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

第九章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争与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尽可能多控制资源而已。

• 战争是关于国内政治的，我们认为最好把它放在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这种框架内来理解，把它从国家利益、国际均势这种宏大观念背景中解脱出来。

• 孙子兵法 适合的是小型联盟——国王、酋长和任何形式的独裁者，但不适合大联盟（民主类）

• 孙子的理论可以粗略总结为几点：一、军事实力的优势不如战争中的快速行动重要；二、战争动员的资源应该足够支撑一场不需要增援或从国内调拨补给品的短期战役；三、给士兵提供私人战利品对于激励士兵战斗至关重要。孙子认为，如果部队一开始就兵员不足或军需补给超过两次，就说明指挥官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与其冒着耗尽国家资源的风险，还不如放弃作战。

• 民主国之间很难开战，因为民主国两边都是很有战胜的把握才开战——这本身就产生了悖论（不大可能互相开战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绝对不会武力相向）

• 回顾过去近200年，民主国家赢得了93%由它们挑起的战争。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只赢下60%由它们发起的战争

• 开战（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保住权位）：

  民主领导人-只有在谈判无效且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或者如果不战则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机会将微乎其微，民主国家才会选择发动战争

  独裁领导人-为了追求土地、奴隶和财富，更可能随意开战

• 开战后：

  民主领导人 - 一旦战争成为必要且过程遇到困难，民主国家会做出更多努力以求胜利

  独裁领导人 - 如果取胜需要消耗太多资源的话，小联盟领导人则不会尽力，因为这些资源还不如花在收买党羽的忠诚上

• 战争结束后：

  民主领导人 - 一旦战争获胜，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会继续努力通过占领或废黜已被击败的对手扶持傀儡政权（1，本国人民喜欢的候选人；2，最好是独裁者 这样他不用对自己国家民众负责）确保和平，巩固政策安排

  独裁领导人 -大多选择拿走为之而战的有价值的私人物品班师回朝，或者接管被他们征服的领土，长期享有胜利带来的经济成果

• 战争成败：

  民主领导人 - 至关重要。军事胜利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位，而军事失败则几乎肯定会导致民主领导人下台。与之相比，民主领导人就算打了胜仗，只要阵亡士兵稍多，他们就可能因此下台。想来这就是为什么民主领导人在保护士兵方面比独裁者下的功夫多得多

  独裁者 - 独裁者对军事失败远远没有民主领导人那么敏感。独裁领导人只要能保有资源就通常不会因军事失败而丧失权位

第十章 怎么办？

• 选区划分 - 选区疆界不能被操控用于聚集特定人群、排除特定人群（这变成了一伙由州立法者组成的小联盟在挑选选民，而非选民挑选国会代表）。可以考虑用算法计算机程序哈哈

• 废除选举人团制度 - 奴隶制已经被废除差不多150年，然而选举人团制度却保留至今，主要的原因尽管没人大声谈论，但就是它使政客们能够建立一个比直选之下小得多的核心支持者联盟。（这正是让致胜联盟小于它本该具有的规模的又一种机制，政客们的权力因此更多，人民的权力因此更少）

• 各国移民政策呈现三种不同风貌（这对相关政治集团的规模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政治集团决定着该国政府在自享之余是否民享）：

  1）移民在他们的新家园很容易成为该国公民——公民权相对容易获得的直接后果，是能产生一个能改善国家治理的扩大了的致胜联盟（美国；在英国，来自英联邦国家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的移民很容易进入并获得公民权））

  2）移民被视为客籍工人而受到欢迎，但不能获得公民权

  3）移民根本就不受欢迎——扩大了该国无选举权集团的规模。不属于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选择人集团，他们更无法成为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中东的君主制国家最喜欢这种，因为这批移民不会影响少数人控制多数人）

• 任何重大的经济压力都能迫使领导人产生自由化的想法，只要压力深重到他没有足够的钱收买政治忠诚

• 很多时候这科技给人民带来的政治上的利益远超过经济利益——人民相互沟通协调的渠道

• 有些（缅甸）贫穷国家一张手机SIM卡（用户身份模块）要价超过1000美元并不是因为手机卡少，而是为了防止人们相互沟通协调…

• 联盟的规模（随着核心支持者加入）一旦开始扩大，它的核心成员的福利就开始下降（被稀释）。然而随着联盟扩张的程度越来越大，稀释的程度将下降。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如图里的“27人”），饼开始被做大…联盟成员就不仅不再反对扩张，反而支持更多新成员加入。此时领导人将几乎不可能说服联盟成员帮他执行清洗行动来缩小致胜联盟规模，因为即使联盟缩小到最初的一到两个人，支持者所获的的利益也不会比现在更。民主国家具有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