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Magic

通常来说，战后的苏联处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体制中，认真进行政治异见活动而且要求政权变迁的思想运动，大体上可以被归类进入以下几种类型：

• 第一种就是带有官僚背景的反对派，这些人大多带有党政官僚背景，在“私人合理”的范围内仍然可以高谈阔论异见思想，并且还能在他们的特权范围内自身异见运动寻得一定的公共空间，比如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各种社会民主俱乐部或者是地下摇滚圈子的明星反对派们；

• 第二种就是比较简单的收了美国人钱的反贼，比如苏联人权联盟；

• 第三种就是带有自发性的独立组织和人士，没有官僚背景只能进行地下的组织和行动，他们的自发性特征也让他们虽然命运短暂但是在苏联广泛存在，比如青年地下左翼运动还有工人罢工中心。对此，苏联后期的党内底层组织的管理也只能慢慢放松，这些异见活动如果程度不激烈，通常会被当地党委视为是无害的冒险；

• 第四种就是比较硬核的地下反对派，他们有自己的长期组织，藏于苏联地下活动，通常还会带有自己的武装，目的也是在于进行某种激进的颠覆苏联政权，通常和战前反对派还有点关系，这类的就比如托派，新托派游击队等等。

这大体上的四种政治异见类型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他代表了苏联后期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权力－公共空间的分配模式，从而组成了苏联的阶级社会在面对异见时的疏解和打压系统。

再简化一下。特权官僚在政治异见上也能享用一定的异见特权，第一种类型的人群不管如何，也不会受到针对第四种类型人群那样的严苛镇压。特别是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套直接和表层社会阶级关系的里层异见社会的空间分化已经十分完善，官僚们可以开始带有社会民主化色彩的俱乐部活动，普通人则战战兢兢地进行着地下的读书会和批判会，亲西方的自由派分子被社会孤立，而硬核反对派们则不停被猎杀。

苏联国家的警察制度则致力于维护这种异见思想的阶级化平衡，保证各个阶级的异见思想不至于越矩。同样的在苏联长期发展来的和特权社会挂钩的异见空间分配下，只要异见思想仍然是不越矩（行为上或者理论上），比如官僚阶级的异见分子不至于彻底蜕变成收美国人钱的自由派，普通人的地下组织不至于转变成拿起武器的硬核反对派，亲西方分子不会成为社会主流，硬核反对派的武装冒险也仅限于小打小闹，那苏联政权本身是完全可以和这些异见思想共存的，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泄压阀来缓解社会压力，一种小小的政治娱乐能够极大缓解等级社会的表层压抑。

苏联把握住，或者说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自认为已经把握住了苏联各阶级群体“逃离”表层社会秩序的异见路途，并通过一定范围的加压和泄压明确了异见空间服务于表层社会稳定的作用。

但是萨布林事件的结局和这些判断迥然不同，因为萨布林实际上是作为第一种出身的人（官僚特权集团），用了第四种群体的方法（武装示威），提出了接近于第三种群体的诉求（苏联框架下的大幅度改革），去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异见。

面对作为红海军官僚家庭出身，并且晋升也走了快速通道，尽管因为一些异见被搁置了一小段时间（但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自罚三杯模式就是莫斯科给予这个阶级的泄压阀）的萨布林，克里姆林宫对这场叛乱的感觉，是危机感多于震惊，以至于之后勃列日涅夫开展了对于全军的军官的大审查活动。

这件事往小了说。就是苏联的国家警察机构对于哪怕是体制内部的异见调控都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往大了说那就是苏联的异见调节体制，可能都已经随着苏联阶级社会演化而停滞失调，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对社会异见的总体调控能力。而无论是哪种情况，萨布林事件与其说是单独的、意外的独狼行动，更不如说他是苏联阶级社会僵化后，党一国的社会等级统治失调的最猛烈的结果。

苏联政府已经在早些年失去了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任，但是如果这种不信任在社会扩散成为对于共产主义机关的不信任，苏联就面临着寿终正寝的威胁。没有共产主义的党机构和没有党机构的共产主义已经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公共生活主题。

但在另一方面，同样的，这种和阶级社会直接相关的异见空间分化，也是苏联对于各阶级的一种驯化模式，让他们就算在异见运动中也恪守住等级模式，不至于造成重大威胁。

就好像很多答主提到的那样，萨布林完全可以不发动起义，“秘密地”继续在他的海军官僚集团里，当一个隐秘的列宁主义者发展同好，甚至直接列宁主义在心中，继续保持自己好军官形象，力求在八一九政变里混进军事集团高层去枪毙自由派。但问题是在苏联的等级社会下，萨布林这样的阶级出身本就**“应该”，“被期待”去做这样的事——**也就是上面我说到的第一种反对派人群，在特权的允许范围内为自己的政治“爱好”争取一点自由空间，从而融入到晚期苏联的主流社会秩序之中。

而驯化的另一面则是，身为萨布林这个阶级的群体，在作为其社会素养的长期锻炼之中，他们的异见表达模式也被训练成上面所说那样：在**“合理”的空间里表达异见**，利用官僚阶级的合法途径去做一些“革命性”的事情，就算是萨布林也不见得能够完全超脱这一秩序规训，在发动起义之前的人生里，大量对于政权的消极想法的信件被寄往中央和上级（最终起义的仓促和草率也不得不说是相关于这种规训）。之所以没有“掐灭”萨布林这颗火苗，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国家警察体系的怠惰，或者是萨布林对于自己异见思想隐藏得有多好，而是发动起义之前的萨布林的行动和异见完全是他作为官僚阶级的预备队所被允许的“青春的小冒险”。

这样的对于反对意见的驯化也存在在更底层的阶级之中，大部分的群众早就处在**没有共产主义的党机构和没有党机构的共产主义的公共生活：**类似于明白党机构的腐化，也会嘲讽他们的无能和教条，但也明白党机构不是为了共产主义存在的，要实现苏联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自己更聪明一点，更自己多关心身边事，同时对党机构的存续也有信心，成为一个不是党意义上的，但是被认可的“好共产党员”。

所以，萨布林起义的价值，也许不在于他是否能够真的掀起一场庞大的社会异见运动甚至是社会革命，因为在可调节的状态下，整个苏联社会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庞大的社会异见体系；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出现，是否表明了整一个苏联的社会驯化系统，已经随着官僚等级社会的腐朽僵化，从而出现缝隙或者层层漏洞，乃至风雨飘摇？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烈波夫甚至运用激进的警察国家的手段来调节社会平衡和官僚阶级的异见空间，然而，这仍然阻止不了苏联社会等级体系和异见空间的迅速失调。

如果萨布林真的如同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放弃了他草率而仓促的起义，融入第一种反对派的路径里在秩序允许范围里继续活动，那会变得怎么样呢?历史虽然没有如果，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第一种反对派的官僚们，在819和后面的宪法危机中，展现得最多的就是被苏联秩序优待下的无能，懦弱和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建立在苏联时代的阶级特权下的异见空间被苏联的国家警察体系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没法面对真正广阔的“无拘束”，被驯化的政治异见绝对没法突然之间转化为“革命”。

萨布林的起义是否能成功，也许能，也许永远不能，如果克里姆林宫对官僚集团多一大份容忍，也许萨布林自己爬上高位让克里姆林宫重视，也许他就真的能够开着军舰开去红场和第一书记开场电视恳谈会（这处于可以被想象的开明官僚的理想）。

但不论主观上的想象和期望，萨布林是不是一心求死，是不是空想的彻底脱离社会现实，可以是，也可能不是，因为作为官僚阶级预备队，他已经因为自己的异见行动得到过很多次原谅了。但客观上他的行动打破了苏联秩序的规范，并且狠狠地嘲讽了这种社会驯化机制的失调，苏联官方因此进入了一段时间打草惊蛇的恐慌之中。所以勃列日涅夫需要彻查全军官僚集团，避免出现第二个萨布林，在宣传上和政治上要孤立他，将他塑造进入第二种反对派之中。

探讨萨布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真伪”、“价值”之前，也许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无论如何出于何种目的，都跨越了苏联社会阶级化的异见空间管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藩篱，但是对他而言是温床的政治蜜罐。而这个对于官僚阶级甚至许多群众（因为这种被调节的异见空间组成了苏联公民公共生活泄压的一部分）而言的“政治蜜罐”，通过温室和分化的方式，在保守派角度看来，摧毁了官僚阶级的活力，在群众角度看来，则压制了群众运动的形成。几乎所有人都在沉默中迎来了苏联的灭亡。

作者：Communard

插图：哈立德

本文来自知乎问题：

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什么原因，是排除异己吗？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自己是什么？大清洗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回答，而且是从属于苏联早期阶级斗争历史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不是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而是斯大林结束了大清洗。

某种意义上，大清洗作为四十年的俄国革命（1905-1945）之中最后一个群众高潮，他在昭示其特殊性时，也揭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没有一劳永逸的革命，也没有一蹴而就、消灭阶级斗争的国家，有的只是不断生活、不断斗争的无产阶级。

一、

1920年代，

第一条引线

拿破仑既防范城市「老粗」也狠揍落魄封建主，捍卫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产业。封建欧洲对「革命化身」拿破仑的憎恨，远非全无逻辑。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

要为大清洗追根溯源，则必须要回到1920年代的苏俄社会问题分析上。苏俄为了快速恢复经历了内战创伤的工业社会，经济上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并且在企业层面上广泛雇佣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专家集团”和获得企业实权的企业党委合作，实行工业管理权力；而在农村，小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得到鼓励，拥有生产工具的富农逐渐在战后残破的市场里控制农村物流。与经济上的反动不同，政治上苏俄实行了反国家主义的列宁法学思想，解散了大部分的国家暴力机关和警察部队，并实行偏袒性的阶级法原则维护底层阶级的革命权益。

这样“矛盾”的现状几乎持续了整个20年代，而且随着苏联社会的快速重建，新经济政策导致的底层夺权运动和“新资产阶级”（富农，投机商，专家和右翼集团）的互相敌对也愈发激烈，新的阶级矛盾对立愈发鲜明。城市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厂委会/工会，以罢工和暴力（红色土匪运动）反对企业党委和专家集团的联盟；而农村更是早在1924年就浓烟滚滚，穷人大会和武装农村工作队疲于应对富农委员会来自政治上（苏维埃选举）、经济上（富农复活奴役制度）还有暴力上（1924年开始的农村内战）的频繁袭击，革命后的苏俄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斗争，并慢慢分裂社会。

与此同时，在高层的政治局斗争里，斯大林和他的右翼布尔什维克盟友在1924年和1926年，连续击败了左翼布尔什维克的两次发难，最终稳固了自己的权力 :

但应该说这个1926同盟是一个奇怪的同盟 : 从西伯利亚的赛尔左夫到莫斯科的李可夫组成的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希望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市场来缓和苏联社会紧张现状，他们支持西伯利亚右翼共产党人的康拓诺维奇派运动（要求自由市场）、富农委员会和改革派联盟的农民独立工会运动和农民十字联盟的自由贸易主张，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的支持者是nep的实际受益者和革命的热月党人的集合：富农、中农、专家集团、企业董事、渴求权力的警察官僚和适应了丰富市场生活的高层共产党人。

而斯大林一侧的支持者们，则是更加模糊：来自高层党务系统的右翼共产党人，来自底层的公社派共产党人和青年干部。同时他们希望争取的支持者和右翼集团大相径庭，希望国家为革命赋予意义的公社派共产党人和面对苏联热月频繁反扑的青年干部群体组成的斯大林派，他们习惯于民粹主义的话语，比如支持贫农对于富农的武装报复（甚至比左翼共产党人更加极端，鼓动对富农的直接身体消灭），并且鼓动城市工人夺取企业管理部门的权力，而且力推前左翼布尔什维克遗留的改良主义议题（比如1927年的七小时工作制度）。通过压制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权，垄断政府的1926同盟中斯大林派的民粹之声属性也愈发强烈。

这个畸形的1926同盟建立在双方对于国家主义认同和对左翼布尔什维克的敌视的脆弱共识上，随后苏联在1927年爆发的国防危机和富农委员会的夺权运动快速发展，此时这个畸形的高层同盟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 : 在莫斯科，巨大的失业人口受到国防危机的鼓舞走上街头，要求重建无产阶级武装专政，被视为亲近“新资产阶级”的莫斯科市党委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西伯利亚，农民十字联盟在27年中苏维埃选举中通过经济优势横扫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让农村的内战的天平极度的倾斜向富农阶级一方。社会上革命的民粹主义和热月主义的对抗达到了高潮，并且看似走向了无法避免的暴力结局。同年斯大林在作为粮食工作主管，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视察粮食收购情况，并且被当地的右翼共产党人和富农阶级的互相依赖所震惊，最终在归来后选择了支持革命民粹主义的一方，利用贫农，工人和青年干部的支持来重塑经历了nep二茬苦之后的苏联国家合法性。

随之而来就是斯大林的同盟，他作为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为自己争取到国家权力和群众运动的合谋，以及他与心猿意马的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的相互利用和对抗。

首当其冲的是支持工人彻底打倒他们的老板的1929年“沙赫特大审判”，作为传统企业领导层的前资产阶级专家集团被政府肯定为国防阴谋论的一部分而被彻底打倒。在苏联政府和群众运动的双重夹击下，**专家集团**在苏俄短暂的新经济历史上的特权地位很快就被彻底打倒，而这种反对老板的结果也鼓舞了工人阶级的行动热情，为日后更大的群众运动埋下伏笔。

而斯大林同盟另外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则是利用广泛的新青年干部的革命热情，让他们干涉自24年以来的农村内战，建立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制度结束富农和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反叛。但这个意图则受到了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和社会现实的迎头痛击，下乡的青年干部不仅要面对永远长期乡村霸权的富农阶层，同时在背后地方和中央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也提防着这些党内民粹分子的二次革命。乡村局势的极端复杂以及苏俄乡村状况在nep时代常年的恶化，让只有贫农作为盟友的青年干部的集体农场运动迅速遭遇严重挫折（乌克兰大饥荒）。而斯大林面对集体化运动的失败，则放弃了他对青年干部群体的诺言，迅速与右翼布尔什维克妥协，提高了集体农场对比国家农场的比例（富农主导和国家主导的比例调整），并且通过1930年3月2日的《成功之后的头晕目眩》一文，将集体化运动的严重失败本身责怪于青年干部群体的冒进主义，同时宽恕了官僚阶级盟友的责任。

最终这个时代的尾声是以一场奇特的叛乱而结尾的，由于斯大林对青年干部的反复无常，以及左翼斯大林主义－地方右翼共产党人的反对派的出现（罗明纳兹－赛尔左夫反对派），被苏联政府放逐的左翼共产党人意外地在民粹主义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的政治活力，开始重新组织（斯米尔诺夫集团，民主集中派残党）。他们一起组成了第二次左翼反对派，同时以柳廷三人众为首的中央右翼共产党人也试图夺取最高权力。斯大林在1932年击败了这个仓促组织的第四次大规模反对派运动，但是这次胜利带来的，并不意味着一个斯大林派的独裁，恰恰相反，相当部分左翼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宽恕而重回经济部门，而右翼布尔什维克虽然在政治上被击败，但是他们的特权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尊重和保留。

同样的，斯大林的苏联政府在反专家运动和反富农运动中，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驾驭了20年代民粹主义潮流，并为自己的统治重新赢得了庞大的社会支持，但是这不意味着千秋万代统治的开始，因为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也即将汹涌而至。

二、

五年计划，

春天的故事

通过重塑苏联警察系统和新的城乡治安运动，苏联最终将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安全。

——苏联安保部门首长亚戈达，1933年

在提及斯大林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其中必然有计划经济和集体化运动，所以在谈论大清洗之前，还需要了解他的经济基础和他的内部逻辑——即苏联的经济制度思想。

列宁主义的经济学在内战时期发展，并且在20年代发展成熟，而其中最受追捧的便是结合了考茨基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理论和俄国特有的民粹主义市场思想的恰亚诺夫学派 : 恰亚诺夫作为列宁的首席经济学家，可以算得上是新经济政策和其后继者的国家集体化经济的设计师，并且同时成为了斯大林派和右翼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学思想来源。

恰亚诺夫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相信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率发生代际革命的可能性，而国家需要在合适的生产率发展阶段提供足够的支持从而最终从市场经济发展到共产主义经济，这个理论结合了斯托雷平的国内市场发展的理论和民粹派的农村经济思想，并最终被完善成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前提——一国生产率变革。在这个基础上，右翼共产党人发展出对应的价格曲线帮助生产率快速发展（康拓诺维奇曲线），而斯大林派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俄国生产率迭代的必然方式——国家集体化运动。长久以来，这个一国生产率迭代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是列宁主义的正统遗产，右翼的布尔什维克集团和斯大林的盟友都相信着这个理论指明了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只有被排斥的左翼布尔什维克攻击了这个经济思想的民族封闭性，并固执地认为绝不可能轻易地成功（但并非所有的左翼布尔什维克都排斥国家集体化运动，他们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在计划经济的部分左翼盟友）。所以，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作为国家支持生产率迭代的最好手段，在1928年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次五年计划开始于20年代末期，结束于30年代初，恰恰是斯大林集团试图驾驭苏联社会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时期。所以一五计划本质上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通过和群众运动合谋的方式，在政治上告别20年代的新的阶级对立。苏联政府通过国防阴谋论，为工人阶级打倒阶级来源可疑的企业的董事阶级和管理层赋予了高度合法性。曾经作为特权阶级的专家官僚和工人的斗争中彻底的败于下风，不仅仅作为特权阶级的形象受到了阶级斗争的羞辱，同时为他们提供特权地位的市场管理经济体制也一同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国家市场体系——计划经济。新的管理阶级随之崛起，带有鲜明的共产党背景的工业家们组成了红色董事阶级，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建制派成为了这个新生官僚阶层的首领为计划经济服务（比如皮达克夫）。

新生的五年计划被苏联政府认为是从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标杆，他承担了对新经济政策的部分新特权阶级的清算和消灭，同时在这点上产生了与激烈的群众运动的合谋，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时期，举报体系成为了工人攻击管理层最好的工具；同时计划经济也担负了快速生产率迭代的使命，即苏联快速的工业化。前者导致了政权和群众运动的合谋，而后者则反过来需要对社会施加强力的秩序来加速工业建设。斯大林政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则恰恰是为了回应秩序、加速工业化的任务。

在第二次五年计划前夕，乌克兰大饥荒和第二次左翼反对派乘群众运动扩大带来的叛乱威胁，让斯大林政权广泛放弃了对于群众运动的支持和承诺。为了建立新的工业秩序，斯大林授意亚戈达迅速扩建警察和内务部门队伍，加强对社会人口的控制，并且设立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来为工业化补充人力。苏联的治安扩大运动一直持续到1935年，苏联原本十万人的警察系统被迅速扩大到原本的数十倍，内务部门也在这次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和权力。伴随着惊人的冗员现象，苏联国家部门仍然第一次打破了列宁法学的反国家限制，实现了广泛的国家对于社会的渗透控制。原本属于内务部门经济局的线人体系也成指数性扩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治安手段。国家权力的极大增长给予了第二次五年计划十分强大的助力，苏联的流动人口和失业人口被普遍登记，而新的工业化则迅速吸纳了数量庞大的流民，形成了新一代苏联工人阶级，光是列宁格勒的工人人口也迅速实现倍增，甚至是农村的农业人口也常常被调入城市补充岗位空缺，这段时间里，苏联的革命后的失业率第一次几乎为零。

工业秩序也随着社会治安权力的指数性扩大，全面确立起来，二五计划在工业生产中的特点是官僚组成红色董事阶级控制了工厂的生产，同时工业秩序的确立让董事阶级拥有了比一五时期畏手畏脚的专家集团更大的权力，甚至控制工人的生产生活。在更大的市场范畴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种国家有组织的预算鼓励的市场形式，让企业之间进行半计划半市场的生产竞争来实现生产率提高。除了强制性的工业秩序控制，通过竞争的物质奖励来分化工人阶级提高生产效率也很常见。这个模式最终在1935年由工业主管卡刚诺维奇定义为斯达汉诺夫竞赛，将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平均的先进职工，划分进斯达汉诺夫派工人中并赋予其一定的政治特权和物质优待，甚至斯达汉诺夫本人成为新时代的“发财吧”榜样。

国家权力的快速扩张，工业秩序的确立，红色董事制度的换汤不换药，差异化竞争激励体系的普遍增长，这一系列和曾经的革命格格不入的新常态成为了二五时期苏联社会的主轴，官僚阶级更加普遍的特权泛滥，更是刺激了被新的工业秩序约束的大量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斯大林时代开始政府和民粹主义的合谋，而现在截然相反的社会现状开始反过来催生群众情绪对抗新社会的秩序。

**其中，**国防阴谋论，这一曾经被斯大林用以对抗左翼布尔什维克和消灭专家集团的武器，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再次在社会各处兴起。从直接对工人人身控制的董事老板，到身处高位的列宁格勒市委，都再次成为了群众愤怒的阴谋论目标。最终列宁格勒的失意失业者尼古拉耶夫，在不满中走进了斯莫尔尼打出了“响彻世界的一枪”，将社会上这种近乎爆发的不满传到了中央政治局中。

苏联政府很快就会再次意识到自己身处革命和民粹主义的汪洋之中，而不可预料的历史正在扑面而来，实用主义的船舵已经失去方向，一场危险的游戏和心猿意马的合谋，随着政权的摇摆将在社会上全面展开。

三、

大清洗和扩大化，

来自缝隙的阶级之光

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而我很庆幸你们赶在最后时刻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尼古拉·布哈林

在许多主流历史观点中，基洛夫之死被视为区分时代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志，这种观点不算错，因为基洛夫的死亡很快被纳入到苏联官方的反对派阴谋论体系。但是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前提 : 即基洛夫本人也是死于一场阴谋论的社会传播中——属于工人阶级版本的国防阴谋论（即特权阶级都是德日间谍）的无序扩张。新的工业秩序和官僚特权带来的压抑和不满，让几乎所有工人阶级能触碰的官员都成为了这个民粹版本阴谋论的一部分，基洛夫本人在阿塞拜疆时期就被视为是特权阶级代表，他这个老官僚更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两种传播学意义上相似但又截然不同的阴谋论，也恰好能够说明1935年风雨前夕的苏联政府和苏联群众的离心关系。

对基洛夫一案的审判迅速成为了苏联官僚体系的内部攻讦和形象崩塌，长期和斯大林政权处于半合作半争斗的右翼官僚集团（在列宁格勒的体现则是基洛夫派和科马洛夫派的斗争），以及曾经的前左翼布尔什维克官僚成为了苏联官方版本的阴谋论黑手的一部分。其中，对前左翼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企业红色董事阶层的彻底清算（皮达克夫大审判），则明显表达了斯大林政权试图重新利用当年对专家集团的斗争的经验，试图再次引导工人阶级的巨大不满，以此扩大对于斯大林政权的支持和政治肃清的稳定。

但是，1935年的苏联已经不再是1928年的社会状况了，经历了五年计划换汤不换药式的管理层官僚主义，还有常态秩序下的无产阶级的怒火和斗争，这都不再是1920年代更加单纯的革命民粹主义的暴力斗争。斯大林在1936-37年的皮达克夫－拉狄克恐怖中心大审判开始，再次使用民粹主义鼓动和阴谋论方法击败和肃清他的政治盟友和对手，并且重塑苏联政府的民众威望时，不可避免引爆了苏联社会的新一轮群众运动的大爆发。但这一次群众运动矛头也直接指向斯大林建设的新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最终让斯大林为了结束这场斗争而付出巨大代价。

苏联在两次五年计划时期快速的工业化以及背靠工业化建立的严苛新警察体制，让苏联无产阶级在规模意义上和情绪意义上成为了全新的，同时也是最庞大的社会不满来源。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农民和小劳工成了快速扩张中的城市工厂住民，同时用以监管和控制工厂秩序的新手段和暴力部门也指数性上涨。粗制滥造的新工厂、面对庞大新工人缺失的工人福利、剥夺了工人权利的工会、享受着特权的老板阶级以及愈发严苛的工厂秩序，这些共同制造了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工人阶级对于官僚体系的敌意，并最终制造了工人阶级版本的阴谋论体系。而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政权对于参与了计划经济创立的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全面政治肃清，标志着红色董事阶级——处于前两次五年计划时期的工厂老板阶层失去了政府保护，并被置于了工人阶级对新工业秩序的怒火之中。这既是对于左翼布尔什维克政治遗产的全面清算，也是对于强烈的社会不满的应对方法。

大清洗中央激进派代表，主张替代主义革命的内务部的叶诺夫，斯达汉诺夫之友－总理莫洛托夫，主张复兴群众基础的日丹诺夫

很快，苏联的工人阶级对于政府抛弃红色董事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回应，对于工厂老板的造反和攻击的浪潮迅速地贯穿了欧亚大陆，对于老板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寄到了莫斯科。而苏联政权正式支持工人阶级的反老板运动则是在1936年，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关于工人生产率的演讲，并且提出了“从不存在坏的工人，只有坏的老板”这一合法的造反口号，进一步鼓励了工人阶级的夺权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政权内部也出现了积极的，支持工人夺权运动，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辅助政治肃清运动的激进派成员，他们分别是 :

• 斯大林政权的民粹新星，取代了因为贪腐和奢靡生活而名声败坏的亚戈达成为新的警察部门领袖的**叶诺夫。**作为前乌拉尔苏维埃反官僚运动的领导人，叶诺夫在斯大林政权内部极其快速晋升，他在36年前后成为了苏联最有力的暴力机关领导人。亚戈达的扩大治安运动让内务部门极度膨胀，并且通过线人网络渗透到大部分的工厂之中，这为叶诺夫的大清洗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权势和助力。他对于大清洗的全面支持态度给予了工人在工厂的夺权运动相当大的物理支持，深入到基层的nkvd肃反部队积极参与到对于原特权阶级和管理阶层的肃清之中，并加速了工厂的无秩序化。

• 素有强硬派著称的政府总理莫洛托夫，他是苏联政府之中最为支持工人夺权运动的代表，在他的支持下，作为工人造反派核心的工厂斯达汉诺夫派.通过斯达汉诺夫工人联席会议在1937年的煤炭业、铁路业和轻工业中夺取了工厂核心管理权力。

• 被视为斯大林党政主要继承人的日丹诺夫，他作为大清洗激进派的头面人物，支持了工人阶级对工会的夺权和打击，并且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和斯大林政府的民粹同盟消灭官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关系，从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1937，复兴党的群众基础宣言）。

位于中央的大清洗激进派代表了斯大林政权对于群众运动最为积极的态度——即希望群众民粹主义持续成为新苏联政府发展的助力，并为此不惜一定程度上破坏新常态的工业秩序，允许工人阶级夺取相当的权力。

苏联政府在36，37年对于夺权运动开的绿灯，极大激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并且产生了全新的、相当意想不到的新的无产阶级政治。被视为1932年设立的工业秩序的一部分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以及视为是工人特权阶级的斯达汉诺夫派工人，在此时成为了工厂夺权运动中对于工业秩序的全面造反派————斯达汉诺夫工人在原有的工业秩序中相对较低的政治地位和群众化的选拔方式，他们在被大清洗破坏了秩序的工厂里，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精英。斯达汉诺夫派工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政治机构“斯达汉诺夫工人联席会议”来组织力量，并且经常攻击工厂管理，通过夺取厂房权力建立单纯但扁平化的工人民主生产。位于中央的大清洗激进派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工人运动发展，直到37年年中，苏联的大部分工厂在斯达汉诺夫派工人夺权和nkvd的积极肃清下，都失去了管理权力，甚至相当一部分工厂连经理都被排除出管理之外。

斯达汉诺夫派的造反活动扩大了大清洗的规模，并且将大清洗从单纯的政治肃清运动扩散到生产领域和社会秩序领域，大清洗激进派试图通过这样的扩大，进一步扩散大清洗的效率和民众支持，而工人阶级则同样地在利用激进派的支持，反过来摧毁他们身上的桎梏和斯大林社会新的压抑秩序。这种互相利用构成了大清洗的合谋，但是这种合谋鼓动的群众运动对于秩序的破坏和政权的强烈的负面影响，让斯大林的另一个亲信派别浮出水面————作为大清洗激进派反面的大清洗保守派集团。

位于中央的大清洗保守派代表，内务部的马林科夫，政治局的米高扬以及工业主官卡刚诺维奇

大清洗运动通过激进派的鼓动，和群众运动的趁机夺权而变得全面扩大化。大清洗逐渐变成和无产阶级之间一个得不偿失的交易，特别是在工业生产的角度————工业秩序和管理权力几乎被全面破坏，正如同1937年中时任工业主官的卡刚诺维奇对于大清洗的工业状况的抱怨一样，“今天的苏联的相当一部分行业失去了管理生产的能力”。

尽管出于政治肃清以及平息五年计划带来的严峻的社会矛盾，斯大林政权为工人阶级的反老板运动几乎是开了一路绿灯，以至于政权内部分化出支持斯达汉诺夫派工人取消管理权力的大清洗激进派势力；对于工业秩序这一个斯大林政权设立的最重要的成就，则始终没有被放弃，当代表着厂房最高权力的红色董事阶级在大清洗的推进下身败名裂，被斯达汉诺夫派造反工人所包围和敌视，导致无法继续推行以他们为核心的厂房等级制度时，一个全新的工业秩序接班阶级被快速培养出来，并受到政府的倾力支持派遣到全国各地。

这个全新的工业管理阶级，即比曾经的红色董事阶级权势更低一层的红色经理阶级。和红色董事这些相当于共产党员老板一样的粗暴的厂房旧制度遗留不同（比起专家集团，仅仅是保证了厂房董事会的“红色属性”），红色经理阶级来自五年计划的共产党干部技术学校和青年干部大学培养的根正苗红的新红色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新的管理阶层的厂房管理模式不再是红色董事制度的老板体制，而是更加中层化的经理－工程师制度，可谓是从共产党的老板到共产党的工头的发展。

这个新的厂房权力阶层如此青涩，以至于当他们被紧急召集进入1937年的工业秩序的时候，面对的是红色董事阶级被清算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人造反运动，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却只是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的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红色经理阶级毫无疑问在大清洗之中也积极参与了对红色董事阶层的肃清，但是在随后的关于工厂权力的争斗中，这些青涩的新技术学生群体背负着“管理者”的属性被大部分工人所敌视，比如在莫斯科轻工业造反运动中，红色经理集团在37年的选举活动中几乎完全惨败于由老工人组成的斯达汉诺夫派。

**但是，红色经理集团背后同样拥有着来自政权的巨大助力。**来自工业行业主管的卡刚诺维奇、曾经的工业贸易官僚米高扬和内务部隐秘的新技术官僚代表马林科夫，这三人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形成了大清洗运动中的中央保守派————他们满意于大清洗运动和他的扩大化对于苏联社会的政治肃清，但也反对大清洗运动激起的对于斯大林新秩序的猛烈群众造反。一个新的能够取代群众所敌视的红色董事们、又能够坚决地维护工业生产的等级秩序的新工业管理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清洗运动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青涩的红色经理阶级几乎就在这种逻辑下，被保守派集团亲手催生出来，与斯达汉诺夫派以及更加激进的工人造反夺权运动竞争。

至此我们能够看到大清洗运动除了阴谋论一面的政治面向，还在更加广泛的阶级政治一面体现其特殊意义。毫无疑问，大清洗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二者的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变革苏联，而且他们对于严苛的政治肃清运动都抱有积极态度。但是大清洗处于苏联新阶级矛盾的尖锐上升期，由五年计划官僚主义制造的社会阶级矛盾，在官僚统治的内讧之际迅速在各种意想不到的角落发展成社会战争，这种汹涌的群众运动决定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要在必然爆发的阶级斗争浪潮中分道扬镳（哪怕只是暂时的）。这种斯大林政权的政治肃清和内部差异分歧给予了夹在缝隙中的群众运动更多空间，最终将大清洗运动从简单的政府暴力。推向更高层次的社会浪潮中。

四、

半个世纪俄国革命

自从1905年的彼得格勒的反沙皇斗争扩大到俄国各地开始，无数种说法都在预言俄国革命必将万劫不复，从一以贯之的反革命党人，或者是德国的社民党人，再到狂热的机会主义左派，以及被苏联政府流放的激进反对派布尔什维克。但在被普遍视为是万物终焉的大清洗时期，苏联无产阶级（其中大量是新无产阶级）展现了相当强韧的阶级韧性和斗争敏感度。斯大林在1936年的政治宣言中开启了一场极其危险的肃清运动，但是在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中，饱受官僚主义压迫的苏联工人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并参与了这场斗争，并通过各种受压迫的机关和浩大的声势，在斯大林政权中制造了自己的同情派和政治工具。

这种互相利用的政治关系，也助力大清洗运动的扩大化和深入化，激进派和斯大林的同盟在1937年上半年的广大工人支持下得到了稳固，这种对于群众运动的民粹主义视角和功利性合作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长期面向之一，激进派众人也被视为最为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被铭记在各种纪念碑和祷文上。

但是群众运动随着大清洗对苏联政权秩序的扩大化攻击而极速膨胀时，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实用主义对于群众反叛的恐慌很快占据上风，无论是保守派秘密谋划的反激进派政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内务部组成的反叶诺夫集团，并且保下相当部分的技术官僚），还是近乎亡羊补牢的红色经理制度的催生式出场，这些对于结束大清洗，更重要的是遏制群众在工业领域的大规模反叛的努力，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并且逐渐取代了加速工人夺权运动的激进派政治。

激烈左倾之后的迅速向右回荡，托洛茨基对于官僚本性的经典论述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是有力迅速的：

内务部的民粹新星叶诺夫在发现可疑的马林科夫－米高扬对他的蛛丝马迹时，就已经被缴械并立马出局，最终成为大清洗运动一切责任的最终祭品，还丢了性命。

强硬派领导人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迅速放弃了大清洗中激进派的立场，尽管日后他狂热的强硬派思想仍然和斯大林的官僚集团格格不入，并且为此屡受打击，但是对于大清洗激进派运动的倒戈一击，仍然让他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继续爬升权力之路。

最为位高权重的日丹诺夫，在换转门面上做的最为完善，他不仅很快抛弃了对于激进派和群众夺权运动的支持，而且改换立场，成为大清洗激进派的主要批评者（1938年就开始否认大清洗的存在）。在随后的岁月中，更是保守到底，成为了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全然不见那个致力于复兴群众基础、打击官僚主义的大清洗激进派身影。

配合着斯大林主义转向保守派的政治二次肃清，对于猖獗的工人夺权运动，斯大林在1938年底和卡刚诺维奇等人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和要求，严令斯达汉诺夫派放弃服务于工人群众运动，以及对于生产秩序以及管理阶级的敌意态度，并且要回归其“本心”，成为一个服务于生产效率增长的工厂附属组织。同年，苏联政府也配合着对于斯达汉诺夫派的打击，出台了一系列反罢工怠工法案，意在迅速结束大清洗工人夺权运动的民粹影响。

躲过了大清洗激进派在37年的肃清和斯达汉诺夫派怒火的红色董事阶级，在这个38年的秩序法令中重新获得保护，但却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并让位于新生的红色经理阶级。然而大清洗带来的官僚主义秩序碰撞和裂痕，毫无疑问打开了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潘多拉魔盒，以为法令就能够逆转这一趋势，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 和高层的政治斗争结果恰恰相反，工人夺权运动在1938年扩散到了金属行业等一系列苏维埃国家的命门行业，而经历了一整年斗争的工人夺权机构“斯达汉诺夫派联席会议”也已经逐渐成熟，足以和即使得到了法令支持的红色经理－红色董事阶级同盟对抗。在这种全新的阶级对立局面中，斯大林政权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妥协，赋予了斯达汉诺夫派联席会议正式工厂管理地位，让苏联进入了绝无仅有的拥有强烈工人民粹民主要素的三结合——红色经理、红色董事和斯达汉诺夫工人计划经济模式，并且在这种状况下被迫开始第三次五年计划的实践。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40年代，紧迫的战争威胁，以及从36年出现的红色经理阶级的技术化改变，最终让1940年的战争工业秩序法案打破了工业权力阶级对峙的状况，受到收买的斯达汉诺夫派的精英部分和淘汰了红色董事的成熟红色经理集团，一同蜕变成了独特的红色工程师阶级，这个新的糅合而来的阶级。最终垄断了苏联基层的工业管理权力，成为苏联日后企业官僚的最典型面貌。

不过，俄国革命和苏联无产阶级的故事仍未结束。随后而来的苏德战争摧毁了苏联引以为豪的众多革命成果，却没有决定性击败社会主义政权和其制度，纳粹最终决定在这个年轻的革命国家上广泛扶持小型私有市场，与作为意识形态反面的苏联对抗。事实证明这一合作政策是极其有效的，即使是自诩为经历了大清洗而纯净的革命中心的苏联，也无法避免陷入了新一轮关于无产阶级制度的内战之中。新的一轮与俄国家庭的意识形态永别，同德国武装的热月党人和新白军战斗，占领区残酷的游击战和前线俄国仆从军和俄国红军的残酷厮杀，已经让苏德战争阶级战争的性质充分上升起来。

斯大林政权在战争中败退，以及对付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威胁中，最终决定使用更加保守的方法来结束这一系列攻击。斯大林政权在战争开始的1941年开始，便开始系统性放弃了自36年大清洗以来试图建立的集体化经济体制，同时在军队上复活白军军阶，政治上日丹诺夫的民族主义灌输，则试图赋予这场战争另一个更加有力的话语，避免苏联的阶级政治失败。在1943年，这种倒退则更进一步，回归到富农经济和新经济政策的范畴上，苏联在战争中重新开放了大规模的私有粮食市场来争取后方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阶级的支持，这年的粮食商贸率达到了nep（新经济政策）后历年以来的最高——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如果肯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货物前往靠近前线的莫斯科，他能够赚取的利润将会是通常的二十倍有余。

这一系列的倒退政策，在后世被誉为是面对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nep政策，即同时采取了nep的市场经济和纳粹德国争取合作者的民心，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来固化国家主义构建，从而动员更多苏联公民参与战争。但是这样的政策也是斯大林对于长年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否定，所有被上升至大清洗的苏联社会弊病，再一次地被战争烧成白地的苏联出现。战后百分之十八的官僚、农场主和战争投机商在苏联国家银行的存款占总比的百分之七十八，这甚至接近于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引爆民粹斗争的贫富差距。

但是这一次，苏联社会沉默了，苏德战争连同残酷至极的第二次俄国内战摧毁了大部分革命成果，而苏联政府的极端反复无常，让废墟上的工人阶级失去了招架能力。持续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在循环往复的浪潮中，最终在战争胜利中迎来了退潮，真正摆脱了革命的新一代苏维埃人，将会慢慢成为俄国的后革命一代，面对着全新的苏联社会，只能从全新的起跑线开始另一场关于阶级斗争的长跑。

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始终有一个极其出色的描述，革命的行动是取决于群众运动的高潮和低潮的互相交替结合而存在的，而组成了生产秩序底端的无产阶级，正是推动浪潮的无垠大海。如果我们时刻站在沙滩上，只是看着潮起潮落的海浪，是始终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哲学性思辨的。而大清洗恰恰就是无产阶级的波浪积蓄力量后的又一次冲刷。只有在阶级的视角上，我们才能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在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的鼓舞下，形成的无比尖锐的斗争韧性，以及被这些斗争定义了一个时代的苏联。

即使革命会被遗忘，时代会逝去，国家会陨落，但是只要压迫存在，属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就不会消亡。

本文原定于今年列宁诞辰发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法发出来，这也是挺阴差阳错的——显然肉身出生的列宁诞辰（4月22日）并没有那么重要，十月革命所诞生的才是关键——这恐怕才是列宁的真正诞辰，也是列宁主义的落地之日，而在列宁身后也会有其他的「列宁主义」出现，这就是断裂与继承。

第一个，继承以及断裂

人刚生出来就是一团肉球，还沾了血污，这充分说明婴儿并不是人，它甫开始就是个怪物。因此，今天是列宁的生日，却不旨在讨论他本人，而是他自身的「怪物」与「产物」——后列宁状态，以及后列宁主义。而他的第一次分身就无疑是其死后的苏联。但是，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第二者」，以及「第三者」呢？

这应当先要拒绝那种庸俗的反极权主义（变相地反对革命）的叙事，即革命只能走向独裁，是一种暴民的胜利。可是，我们也得看到俄国内战的残酷的矛盾：革命的恐怖主义确实是集中权力的，就像列宁把服从个人权威（后来演变为一长制）当作苏维埃的任务，还有劳动军事化等文明人难以接受的策略。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断裂：在托洛茨基写下《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竭力为恐怖政策辩护的一年多后，他就立刻呼吁工人民主。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是个被流放的正统，换句话说，还有个稳执牛耳的正统：那就是斯大林（或者说是「斯大林主义」），他才是真正的继承者：获得了最高的权力，也把内战后众多违背革命理想的措施给真正固定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卫道士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并没有区别。只是这里需要在说明：列宁代表的「邪道」是撕毁他们正道社会的罪魁祸首，而斯大林（有些人会加上托洛茨基）则是继承了这一邪道。可是，他有许多根本不需要我详言的崇高政策，例如斯达汉诺夫运动、干部决定论。从这一角度来讲，他恰恰不是邪道人，反而「正道的很」，他首先是**革命的崇高化身。**这个苏联的新父亲和监护者必须搬出以前的死去的父亲——把列宁全身像建在苏维埃宫上，以及被英国法学家褒扬的1937年宪法：他被保守主义者认为是危险的革命关系的埋葬者，无产阶级、党和多方的纠缠不复存在，而变成了议会制共和国般的长久和平。

内战接近完结，布尔什维克人数大量增加，需要清理不合格的党员，即使是反对一长制的柯伦泰也和列宁一样赞成严厉清党，而各种老官僚却特地大量招收「老工人」，为自己势力占位子。这里和后来残忍的大清洗的目的不一样，清党是为了精简人员，保持先锋性，但是大清洗却是为了削掉不服斯大林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将形式主义进行下去——这二者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手段，都是在削减联共党员和各层官员——它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死亡驱力，并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先锋性」，而先锋队是必须死去的。

——定案与未来

但是，在这崇高之后才是关键－－升华总是依赖压抑产生，而这一崇高背后的丑怪就是大清洗及其受害者，不过，既然要拒绝那种法治或者自由民主之类的主人能指，我们反而要直接说明这一可怕的杀戮是革命造成的，没有这一自我毁灭，革命就进行不下去，马克思和列宁也曾经说过「党的界限就是自我清洗」，这又一次展现列宁和斯大林的继承和断裂，以及为什么革命本身是政治自杀——苏联也因此必定会毁灭，甚至其1992年的「解体」却使得共产主义复活了。

与纳粹夺取与巩固权力的过程比起来，「大清洗」反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大清洗」粉碎了（至少是党和政府的）平顺运转的日常秩序，将所有人带向彻底的动荡不安中。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登场类比于热月政变并不合适，如果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考虑在内的话，斯大林自己才更像是罗伯斯庇尔。与其说赫鲁晓夫时代制止了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统治，不如说他恢复了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对苏联国家进行管理的正常秩序，在赫鲁晓夫黯然离场，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之中做出的预言才最终实现：官僚队伍稳定下来，将自己构成为一个仅仅代表自己利益的「新阶级」，而在「党的自杀」环境下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将「大清洗」与拉美风格的独裁保守政治区分开来，它在任何意义上都做出了革命应有的姿态，在某些方面上，「大清洗」有些类似于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党和官僚系统同样被卷入群众运动的旋涡之中。

——电影中的列宁主义

第二个，无法拯救的失败

我上面说的话仿佛在给斯大林作辩护，但是真的有什么值得辩护吗？如果你认为我在为大清洗辩护，那唯有证明你还在justify——正义和道德的框架纠缠不清，谈论这些事情并不为了什么正义，革命本身也不是为了正义，否则你只能做到一堆人在和稀泥。革命要求的更不是妥协（政治的艺术！哈哈），也不是堆砌词藻，而是「不要玩弄革命」，除了勇敢地进攻和把所有的结果接受下来之外，没有别的路。雅各宾专政的失败、海地革命最后出现了「黑人皇帝」还有苏联的严重官僚主义都是革命的后果，但也是他们自身的证明：我连这些灾难都能接受，你怎么就不能接受革命？这无疑是癔症的观点，也是革命者本身的症状。革命的第二天往往是丑陋的，却是其原貌。

卢卡奇贬低了忠于大革命乌托邦理想拒绝妥协的荷尔德林而赞赏接受了热月政变的黑格尔。这种辩护路径颇为诡异，因为卢卡奇没有反驳热月政变的比喻反而欣然接受之。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后列宁的苏联政治似乎没有十月革命许诺下的那样接近乌托邦，但那确实就是革命进步主义唯一现实可能的落脚点。因此放弃乌托邦幻象，将革命与「革命后第一天」的落差作为革命的内在环节接受下来，对于卢卡奇来说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电影中的列宁主义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革命本身不是「王道乐土」，它本身是一种暴露，却不是露阴癖，而是时刻把常規状态当作一种不可接受的事情——不是为了常规而时刻开启例外狀態，而是永遠建立不了一個穩定持續的體制。

我们不需要实际建立这些共同体，却已经能猜测到它的存在和不该存在。那么一个「不该存在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它自己的分裂——这个激进的界限划定了共同体，也实际上使得这个共同体不是小圈子，保证了其开放性——这种无人保证的开放性也意味着，还有最低限度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会有混乱发生。

——禁忌女孩

自二月革命而来，整个俄国的状况也從來沒有平衡点，双重政权迫使一方占领另一方，征粮不顾及情况而造成农民反抗，后来却又借形势和「白军教育」而使大量农民走向苏维埃和红军。而战时共产主义导致大规模欠收和饥荒，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又灵活地用粮食税和照顾中农的政策来鼓励农民，乃至用了更像走钢丝的新经济政策。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秩序和秩序党人的秩序不一样——秩序党人预设了一个秩序，而且他们也（被迫）晓得用非秩序来维护秩序；但是革命本身没有任何预设的秩序，直至革命的第二天已经陷入僵局，它存在多种面貌：一時要個人獨裁/一長制（列宁钟情于集中制），一時要恢復工人民主（托洛茨基的忧虑），既为了击败邓尼金而临时吸收党员，又在内战后严厉清党，建立工农检查院来改变中央。这恰好说明*革命的秩序就是非秩序本身，它大胆地承认了罪法同源的同时，也力证法就是罪的一个子类，于是没有什么法是值得维护的，而所有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沾上了罪恶，他们并不妄想有任何可以逃出污名化、而为自己「正面」的手段。而它的反面——共和主义与「反过激主义」的帝国却企图*以秩序来包围非秩序，用更少的罪恶掩盖更大的罪恶，即「灯下黑」，「警治」。

因此，斯大林的崇高化策略，即那个本该树立在苏维埃宫殿上的列宁像，它就是菲勒斯，是能指的能指，似乎可以归根溯源。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殊途同归的说法：在斯大林之前还有一种真正的革命，狰狞血腥的革命内战因此能够被压抑了。但是，诡异的是，在托派内部的普遍舆论里面，他們同样有着这种大善人的观点，和他们的「祖宗」——那个将革命恐怖贯彻到底的托洛茨基完全不同；比起这种退行的托派的内部倾向，更严重的是自由派——一种典型的既想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却经常在艰险中退却的立场，或者另一种不退却，而是将所有革命派别视为猛兽、野蛮人的反共主义，网络上披着各种皮包的杀康人就是用话语当武器。他们发明的一个「词汇」同样在表达污名化——以及为什么所有过激分子难以逃离污名之命运：他们把列宁称为「劣狞」，这说明这些好人如何害怕非人，就像男性害怕得了新冠而阳痿一样，但是总有不会害怕的人——一无所有者是没法害怕的，他们对阉割的态度不是顺从（被阉割一点于是获得一点），也不是逃避（另类服从），而是没有什么能够被阉割......从这个角度才能说明托洛茨基的功劳：不是他真的未卜先知，也不是他是好人（所以斯大林是坏人），而是他也是个「劣狞」，不惜为革命沾污自身，他既没有背叛他亲手建立的革命政权，却也以分裂（第四国际）的方式来重塑斗争之团结。

因此，后人不见得比前人看得远，很多后人事实上不如他们的宗师，众多托派对二战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与解放战争的误判就可见一斑。他们的症状——起码是常见的思维很容易滑向自由派甚至保守派。他们希望没有斯大林的苏联，而其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希望「沒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或者没有苏维埃的俄国/沙皇政权；而后来的反修正主义主义者希望「没有修正主义的苏联」，这些归根究底只是一种好的想像，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斯大林，恰好不是更坏，而是好（因此要把坏压抑了），这些不要斯大林的好人仿佛是在召唤压抑之压抑。因此这里不是不是求生，不是找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替代主义，阉割的结果就是没有原父，所以要小神祗，没有布尔什维克，也会有比它更好的......这就是好人主义的强迫症。

但是，这是不是要求死呢？该怎么看待大清洗呢？正如之前所说的政治自杀，这是个诅咒，但也是个预言——《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几乎没有提过党，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党-国体制的「原父」，这种历史进程似乎更说明死亡驱力本身的一面就是回避死亡——永远生存下去，于是需要菲勒斯，列宁遗体没法被埋葬就是一个例证。而所谓维持政权运作的官僚主义也有着死亡驱力的奇特辩证：共产国际一时走向极左，一时走向极右，这仿佛是一种「灵活」手段，似乎拥有着随时改变的高效和弹性，但是这些表象只是在说明官僚主义的核心：只听上面命令，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不是有点像大他者的享乐，只要服从他就行了，因为它是对的.....在莫斯科审判（秀）上认罪的老布尔什维克通通踏进了这个陷阱：

很多对斯大林主义，乃至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残忍之批判，是不是种恐惧症？还是和革命中的死亡驱力保持了「适当」而过犹不及的距离？喜欢崇高之物，但是和丑怪（如大清洗里的受难者）保持距离，这就是「一般人」的审美。自由主义者热衷嘲讽老布尔什维克或者红军战士的积极分子「自作自受」，而如果其他左派还是嘲笑或者将这些前人审美化，那只能证明自由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即使在形式上南辕北辙，却一同错过了这些受难者的可怕面具*：对他们的拯救不是依靠「法治」，或者换个人当权就能解决的，而是他们的命运就是死亡，更不是可以拯救自己的悲剧英雄，而是坍缩为剩余的生灵（文革eature）。这当然是法学家或者审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还是以为有种可以更改的历史，以此躲避这些亡灵之可怖。

「反斯大林主义者」和自由派同样避开了这种丑恶的死亡驱力，也正因如此才乐于为自己的标签辩护——他们甚至不是为了这个能指，而只是因为我是人！非人的作用只是映衬人的良好习性，谈论死难者只是为了继续当下，即强迫症式的「为了死去的英灵，我要更努力生活」，他们实则只是为了赎去自己生活中的罪恶，殊不知是罪恶持续的形式。

——定案与未来

不管是僵化的官僚体系还是其崩溃最终也要被当做革命的一部分接受下来，而「大清洗」则在其中起到了一种十分悲剧性的作用，它试图抵制事件的存在化，但其贫瘠无建设性的暴力很快被唾弃，它的努力失败了。于是「大清洗」就作为了革命政治的一种症状，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症状是主体「并非不是在享受自己的欲望」的一种扭曲表达，「大清洗」也不过是在继续维持空洞实在界激情的挣扎中使布尔什维克努力接受革命动能已然丧失殆尽事实的一种方式罢了。

——电影中的列宁主义

因此，我们也必须用一个污名化的方式来叙述：这些受难者就是「劣狞」，并不存在纯洁而正义的崇高化的列宁和列宁主义者，而只有这剩下这些丑怪的非人，因此对他们的拯救不是诸如「法治」、「反极权」或者「反斯大林主义」（一种政治大帐蓬），而是没法拯救，放弃你拯救历史的幻想吧！

第三个，「头脚倒置的列宁」

所以，我们用前人的说法反而不是在正当化历史，而是历史已经发生了，所有的历史观念的塑造都是为了未来，正如托洛茨基往往会被视作英雄、良心，那么托派和自由派就只剩下名义的区别。因此还得重复一个目标：列宁死了，所以重复他就是抽出他的灵魂（而不是其尸体），而这种差异与重复的最佳例子就是中国革命，因此他的第三个分身就是毛泽东。

中共克服了对城市暴动的迷思，违反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却印证了「不上当者犯错」。土地革命使得落后封闭的农民与现代性结合，开启了农业国和殖民地的全新的革命模式。实际上，这里再次补充了无产阶级——这不等于工人，也包括了诸多贫农——在财产田地这一层面上，他们仍然是「无」。如果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或极左或极右的模式，而忽视了广大的农民和农村，那么中共的命运将和德国共产党一样。所以，舶来的共产主义和土生的农民造反思潮产生的是不可能准时到达的乌托邦，乌托邦这列火车总是或迟或早的出发，这就是**寓于偶然性当中的必然性。

列宁身后的两条道路——托洛茨基所继承的「经典列宁主义」的农民，以及「头脚倒置的列宁」（毛泽东）的农民也明显不是一回事。现在的人也远不如这两人目光长远，却依葫芦画瓢地说「农民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但是他们这么说就像倒错者认为自己太对了。难道真的有人不知道农民的这些落后性质吗？土地革命的实践说明的恰好是突破本性的唯物主义——不管他们多么落后，也要「敢教日月换新天」。这说到底仍然是主体——它如何对待他者就决定了其症状，那些因为农民（其实工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或者大众的粗俗就远离的人，我也不知道到底「先锋」在哪。

建国后，毛泽东对待农民的观点更是一种「没有物质的物质」，他深知小农经济的落后，却直言「农民像一张白纸，才能绘出最美的图画」，于是便开始农村集体化和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农民在这种白纸般的极端平等之下成为了喜剧——他们「当家做主」，却也一无所获，获得了无的平等，向来被视作嘲笑对象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进城，成为了新的社会零度——另一种奋斗赚钱的「喜剧」。

可是，改革开放后的这种升华不是故事的重点。不管如何，土改先制造了一个奇特的乌托邦，全面夺取地主并给农民们分配土地，使得封建社会的理想——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第一次实现，但是它的现代化不是有，而是均富——不平均的话，那宁可什么都没有。农民道义观的现代化才是重头戏，无论情愿与否，集体合作的乌托邦摧毁了农民的资产基础，却真正地创造了无产阶级——入城的农村青年（临时工与合同工）最后融入造反派。这就是革命的阴差阳错，也是乌托邦自身的失败——但是从革命（就是要克服阻碍）的路途上，它却成功了。

这说明了转移和移情的差别——临床治疗的目的不在于认同分析师，如果这一认同成功，反而分析失败了。这种悖论在M的期望那里则体现为，他自己对农民的寄望却不在老一代的农民身上，而是「误认」到不成为农民的「农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农民工」。

所以，这种巨大的否定才创造革命，革命的主体就是这一「母亲」的血婴（而革命永不是母亲自身）。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媒体不敢再用农民工这个词：这些人没有户口，是不成为工人的工人，而这些农民工的二代三代就成为了否定之否定——他们不再经历农民的苦难，可是他们却发现这一压抑的结果就是成为比起农民——比起有田地有资产的人更惨的人，比起有编制的工人更无依靠的游牧者，这是这个时代乌托邦的基础。

所以，这种空无的加倍就跟以为另一种加倍：「不要玩弄革命」，反革命产生于革命之中，非此即彼，这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文革的斗争会不断加码——比起没有经验甚至只会文斗的造反派，官僚和军头们更懂得先下手为强，有更多资源武器。所以文革不再可能发生，但是后人却要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后来驱使军队和农民打击造反派的干部还有保守派（哪怕保守派也和造反派有一定融合），就是另一边。文革的所有悲剧恰恰不是来自残酷的选择，而是「选择」置身事外。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妥协的责任，而后来的「中间」革委会却对不起它的名字，演变为和稀泥的调和机构，因为他越要调和，越不可能有立锥之地——除非彻底把造反者压下去，这下真的「和谐」了，造反派因此变成了隐蔽角落里的尘埃。

这里说明的或许是先锋队的变质和堕落，却不只是坐江山，而是换江山——如果没有新的团体取代旧的，那就只能让它走向第二次死亡，所以终极的解决仍然是让所有新的东西「消灭」。相比起最终固化的大清洗，文革更都体现了党的自杀，而不死之身——改革开放得益者是啃食这条尸体的蛆虫，俄罗斯寡头亦然。

第四个，我不知道，学习学习再学习

现在没所谓认不认同列宁本人，而「辩证地说」，如此恐惧他及其「分身」的人反而要时不时搬他出来，恐惧症是有对象的，而焦虑本身没有对象——它害怕无。

因此，上述三个人的形象取决于观看者，而第四个分身则取决于观看者的症状——到底是有？还是无？抑或是比无更少——抽空这种重蹈覆辙的烦扰，却意味着要再解释他们，因为无本身代表的已经是没有东西，如果要把没有都给抽空，那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里才真正划下了有和无的鸿沟，它代表的是本体论本身的空缺，也是正题和反题的「合题」，它的答案就是问题，就是「我不知道」。

所以这里不是认同得太多或者太少，而是没法认同——终究不是认同死者（否则就是恋尸癖），而只是忠诚于事件——不管做不做到，它都已经被說出來了，十月革命就是这样的事件，它的承诺比起实现更重要。表述性的改变就已经达成了了根本的逆转，如果只是为了实现预设目标，那么反而革命性寥寥。除此之外，革命中也存在言行的不一致，存在随机应变的政策——这里面不需要考虑道德，不在欲评价前人的好壞，在表述的逆转之後的所謂「述行性」既难以预测，也不能用过去的准则來強行框定，这种预设主义者终究成为假裝激进的官僚主义者。

这四十多年的「黑材料挖掘大赛」之中，他们往往不会谈及某些材料，鞍钢宪法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法案会阻碍他们万能的市场经济！即使鞍钢宪法并沒有怎麼執行过，哪怕毛時代仍没法改变妇女状况，但是这些没法做到的承諾所导向的恰恰是*过度认同——前人做不了，就是后人所要做的。*相较之下，害怕這种承诺变成詛咒的人的箴言，就是「过去变不了，现在再变就会变坏，所以安於现状」，那么，沉迷历史黑料的道德愛好者是不是最大的坏？

当然，这些论调或许会演变成「不要等我回来，你们就是我」，这似乎真的在招魂，所以，这里面的最终回答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回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在死者的反题和生人的正题之间，列宁就是这个比无还要少的东西，只是这里要分开两种状况：一是淫秽地供奉其尸体，二是彻底将列宁抽空，使之代表十月革命这一真理事件，成为斗争的代名词，恢复对过往及现在形势的思考。但是除了这个名字本身，它也不能提供更多东西了。

最后的最后讲一下重复这个名字的因由。在齐泽克那裡，他所回到的不是馬克思，即回到祖师爷，回到那个被可怕的列宁所覆盖的原初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代表的是不可恢复的本真，而只有列宁——这个保罗式的人物才引领我们接触马克思。同样地，《回到列宁》這一观点的更新也是一種「圣灵」：不是我们重做列宁做过的事情，而是做他所沒有做的事情，這裡的「圣灵」不是列宁本人或者「列宁主义」，而是「沒有新的列宁主义了」，是信徒和列宁之間的視差，列宁死了，但是「哪里有斗争，列宁就活在哪儿」：

列宁主义必须是无比现实的，其必须着手去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而不是等待在时机成熟时一蹴而就通过一劳永逸的行动去解决一切问题，这样一种总体化的普遍解决方案根本就不存在。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那样，普遍性不意味着抹除个别性与特殊性的区别将它们压缩在同一本质之中，与之相反，普遍性反而是被每一个个别性与特殊性所否定的对象，是每一个个别性与特殊性不将之压抑就无法成为自身的对象，普遍性因此恰恰是具体的，是「具体的普遍性」。列宁的灵活手腕就是要将革命的主人能指以具体的普遍性方式进行处理，从对农民的教育再到民族自治再到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分散政府权力，列宁在种种具体的特殊议题中以分析师的毒辣眼光试图发现着革命要素，并将之抬升到政策重心的地位。列宁拒绝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他要么就是督促提问者「学习学习再学习」就是干脆以「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保持社会主义形象的开放性。

——电影中的列宁主义

3.新洋务，或者“新阳物”运动

诸如人道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更多冠之以价格双轨或开放个体经济名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结构调适的这些尝试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更多地被冷战话语描绘为“自由市场的敌人”，或者是另一种“自由”：一边喊着对家是“理性的自负”，一边在进行着“理性的自慰”。

事实上，这些举措早在各国仿效苏联建立斯大林式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已存在，即便我们仍然要对“斯大林式计划经济”或者“官僚工人国家”的概念持有疑问，否则这只是披着左皮的“理性的自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互会的社会主义诸国不约而同地进行调整，措施包括：增加企业自主权、加强物质激励、引入商品经济因素等。

尽管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是诸如匈牙利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 等的政治后果，但是经济顽疾仍然没办法解决，这恐怕了证明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性，以及“非相关性”——这些运动的关键不在于人道或者市场化，而在于“群众”——劳动者深刻参与其中，却被“自由民主”、“良心”等人性大词给糊弄过去。他们是运动的基础，却成了“（被）无视阶级”，主人 阴魂不散。

相异于兄弟国家，中国内部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管理则相对混乱：从生产竞赛和技术革命到迟疑踌躇难产的“经济奖励”；从反制度化与形式化的“鞍钢宪法 ”到*《工业七十条》*乃至试办托拉斯；到最后十年间“抓生产”还是“抓斗争”的辩论。换言之，面对这些经济困境，即使是出于最为现实的考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体制转型或改革几乎是应有之义。值得指出，无论学界坊间如何谨小慎微地给不同的转型模式小心翼翼地划分出颤颤巍巍的细线，转型的内容本质上却没什么差别，大致可概括如下：重建制度化的代议制、大规模私有化产权、推动竞争与贸易的自由化、法律改革保护产权。

于中国而言，经济与体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上的冲击，甚至可以说，相较于经济和体制上的转型，思想上的冲击转变更大，竹幕后的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则见识到了自身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样的担忧在1988年掀起的“球籍”问题大讨论中被彻底地宣泄出来——漩涡中心的*《世界经济导报》*（后出于某种原因而停刊）记者沉痛又愤懑地拷问读者：“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只有大刀长矛……人为制造许多障碍，却唯独不怕束缚生产力，唯独不怕商品经济不发展，唯独不怕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是有愧于子孙呢！?”

只学器物是不够的，必须要进行制度层面的革新。当时有份稿件这样写道：“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包围着我们的农业型自然经济，以及始终没有被割断的传统宗法社会的脐带。”一言以蔽之，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古老的社会土壤，在这个土壤中出产贫穷、封闭专制、愚昧和数不清的与现代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现象。然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专政制度并不是自古以来的旧产物，于是有人又提出了“现代化受挫”这一命题。他暗示过去：“以致在今天人们纪念这些变革运动的时候，能回忆起来的只是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慷慨陈词，而很难数得起几件扎实的制度建设成果。”于是这些东西同样被封存入了古老守旧的一端。

什么是新的？开眼看世界后的法团主义、多元化、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是新的。某种意义上，旅居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撰文则更点明了当时不少国人内心共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都落后于人，想要经济转型就离不开思想的变革。因此一种伴随经济转型而附生的思想的“再现代化”油然而生。

2.再现代化： 人道主义乌托邦的自渎

历经那十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作者们在回忆写作中刻画了许多生动的小人物形象：最为典型如刘心武的《如意》中的石义海——“他正直善良，虔诚地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信守誓言，无限同情无辜的受害者；他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反对‘人整治人，人糟践人’，认为‘不存心害人的人就是好人’，‘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他‘不昧良心’，不说瞎话，记得洋人赠的半瓶啤酒，敢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于众目膛视中，取下党支部书记脖子上坠着的铁饼。”

在这些大陆作家的笔下，这些小人物的一切，是全然无法用“阶级感情”这抽象的定义来判断的。和那十年中经常作对比的‘蒜薹 ’那一类‘脑瓜灵活’的主儿，石义海这类人更显出了他的‘人类的高尚心灵’。”某种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式的纯粹人道主义观与善恶观宰制了这些角色。这些大陆的作者们迫不及待将旧有的人道主义与阶级叙事的二元论整体颠倒过来，热情欢呼“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这些曾饱受斗争之苦的作者以纯粹饱满的启蒙话语颂扬道：“丰富的精神蕴藏就会在实践中焕发光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会实践的领域都将迸发着摧枯拉朽、震聋启联的声响和火光，以此欢庆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人的重新发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重新发现！”。在这些作者的笔下，作为独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以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的面目穿透历史，把更加进步的人性与人道主义上升为阶级斗争宏大口号下的真实面目，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服务于此：“把这大写的‘人’字——写上那万里长空！”

反思被长期打压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之时，20世纪80-90年代两岸三地乃至海外的学者心有灵犀般恸哭旧日“乌托邦实践”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如一位内地的教授表示道：左右摇摆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已经够多了，蔑视知识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性是错误的根源。而随着对灾难源头的追根溯源，海内外不乏甚者则直接怒视过去激进运动成果，高呼保守主义伦理价值。他们一方面批判道：激进主义夺权的流氓、文痞、无赖等“边缘人”阶层原子化了个人，揠苗助长般扫除了旧社会的民间组织自然发展历程，断绝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

他们另一方面惋惜道：激进主义伦理控住了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头脑，军靴和刺刀而不是保守主义的谈判和斡旋主宰了历史进程。造下的灾难不羁于一场对民族的最后审判。总之，改悔的知识分子和反激进遗老于此话语下结成保守主义的“神圣同盟”，一时之间，激进人人喊打。除此时人趋之若鹜的光鲜批判，有人则另辟蹊径从希望从文化中挖断乌托邦思潮的根：“乌托邦主义是一种奇怪的病症，当它未转化为社会实践时，会如麻醉品般引起亢奋，使理论家忽视其危险性；当它造成社会灾难时，错误太显而易见，人们又会斥之为荒谬而不去追根究底。”“如果某一种文化价值认为自己可以不经过科学批判精神的洗练，而直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那么再美好的东西也会带来苦难。”也有人追溯历史中的自由主义脉络而无不懊丧地表示：救亡意识使得自由主义让位，而暴力与破坏的革命与列宁式政党的两党倾轧扼杀了自由主义的根，自由主义在大陆几无可能。尽管看似是各打五十大板，储安平的话还是点明了这些人的小心思：“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四十年后的当下看来，这就是优美灵魂 的登台和绝唱，他们总会发现，这里面不是多少的问题，也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无”的问题，这些西化的保守派，立刻可以看到和他们殊途同归的“战友”。

1. 本土化老保：新儒学与特色现代化

任何保有理性和敏锐的观察家在了解近现代历史时，一种十分明显的话术总是会浮现在他们的眼前：每当社会弊病亟待解决变革之时，文化与思想的失调总是会成为反“拆屋”分子的口头禅，并且总是主张某种民族性与思维文化特质的直接联系，当然这里面也不那么“直接”，反“拆屋”分子创造出了种种异文化之间对立去解释社会弊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解释社会团结、权利意识与礼法意识的对立解释群众的软弱、奴仆精神与公仆精神的对立解释官僚的贪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立解释国力的强弱等等。孙本文是这些人中的集大成者，他在宏观层面大谈文化变迁的失调：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机械愈加发展，资本愈加增多；社会上经济状况，大改旧观。而人类生活的物质需要，就大大变迁。但是社会上大部分风俗、制度，却不能和这种极重大极迅速的物质上的变迁相适应。于是物质状况大变，而处理物质状况的种种风俗制度，往往因仍未变，或略变而不彻底；结果，社会上就发生一种失调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劳工问题，可说就是这一种失调的表现。”

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拥趸甚多。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主导者就十分清楚地说出了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之根本，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这样的结论不全是“国学家”们的空穴来风，严肃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如同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当然，这样的声音最终还是淹没在革命的口号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厌恶一无所有的自由的、最喜欢“有一点的自由”的人，他们比起蒲鲁东更蒲鲁东。那就是法西斯主义，不管是连络专业职员的法团主义，还是许诺农民分地，继续维持大地主和小地主的“没有无产者社会 ”。这些人充分地把自由当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路径，这种安全的自由确实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Shawn Chan：《一无所有者就是逃逸者》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远超历史的空前破坏，面对西方知识界的现代性反思，这些远走港台海外的当代新儒家就借此重新推出了同样的观点，和西方人一起也以同样的音量批判西方文明，当然这样的批判也意味着儒学的重新建构：“西洋人大抵向外发展之念重，努力于物质与社会等方面生活资具的创新，其神明全外驰……，是则驰外之所获者虽多，而神明之竞物化……，故曰：其失也物。”表示西洋人之心智被物质生活所牵累，是西方文明的最大缺陷。这些新儒家从来没有谨守思想史或者哲学的范畴，而是野心勃勃地打算进入并统制各人文学科于新儒学的规划之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内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威权化而又能进入亚洲四小龙的台湾成为一面东亚发展模式的镜子，新儒学顺势成为内地不少人理解台湾的显微镜。正如内地一位学者表达这样，重新评估东亚文明和儒家文化的问题，主要是为了探索东亚发展的新模式，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主义的覆辙。

80年代中，在某杂志来自宁夏中卫的一封稿件直截了当地表达出对台湾型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渴望：“中国当今政治，欲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应搞精英政治，建立权威，保障经济发展……必须坚决推进所有制的改革，让农民、市民阶层从自由经济中得到实惠，而让知识分子的大部分金钱为价值取向。经济上的饥饿政策逼着转向，政治上的开明专制及精英化阻断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要求，以此来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社团的意识形态研究室则走得更远，直接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类思潮。尽管台湾学者未必认同这个说辞，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的内容：“从经济改革可能带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即有了较好的生活，再去改善政治和社会事务。改革的基础，在于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璟境，不受国际压力的干预，有一套具有弹性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人民努力，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有相当高的行政效率，诸如此类。”

“威权—市民社会—制度性妥协—民主”这个来自台湾的层级递进的等式被视为某种东亚，或者说是华语世界符合实际状况的渐进改革的明路。但是台湾经验要求拥有为数众多的公民团体/协会操持官方机构退却后的空间，至今这个方面仍然十分尴尬。就像一个台湾学者展望的一样：“在权力体制之一元秩序崩溃以后，过去在一元威权秩序中心那里取得整合之复合结构的组成力量并不能有效地整合起来，而且复合结构中之经济利益是有可能根据局部性结构（如资本逻辑）之相封自主的辩证规律而自我生长，这使得国家权威与社会诸力量之间······矛盾冲突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0.结语：走向第0条道路

第0条道路是什么？

上善若水，当危机出现时，我们不必因即将来临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慌张，总要有点信心：第0条道路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

盖井：《进退维谷？我们还有第0条道路》

纷纷扰扰的热情，在含蓄的温和派眼中同样散发某种危险的亢奋。他们选择的是着眼未来，要求跳出异常的热情走向圆滑：“二十一世纪，也许不再是一个激情的世纪。我们仍盼望，这一代的余年，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会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一页比较圆熟的章节。”现在的一位知名的哲学研究者在当时这样写道：“后冷战的本真历史思维只有在彻底抛弃冷战双方的意识形态才会发端。只有对冷战“社会主义”的不可行与冷战“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有同样深入的认识，才可能真正思考更合理也更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他高兴地展望未来中国跳出二者的新路：“一旦乡土中国自我转化的历史契机现身出场，那么文化中国的再获新生或已为时不远。”冷静的温和分子们，小心翼翼地申辩“民主”团结作用：民主的细微不完善着实次要，重要的是*民主化消弭政治权利泛滥（泛政治化，嘻嘻），走出革命——建设——革命现实悲剧。整合我们国家的民众，尊重各方的利益。总之一句话：“只盼民主生根，走出历史循环*。”

上面充斥着不同描述，但是为什么不大胆一点，说明他们都是第三条道路呢？保守主义者对于革命（实则是动荡，从他们对不体面者的恐惧即可看出）的厌恶，新儒家和他们异曲同工，这里面的地域或国家差异，只是更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同一性：告别革命。某位知名法学家周旋于这些宵小之间，喊完“千万不要乱”（面对再现代化保守派），但是喊完之后又发觉新儒家开始有悖于现代化，又喊“保守派不是保皇”，这也能说明他们就是在保皇：越是说不，就越证明他们想要，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症结。

但是，乐观一点看，告别革命的声音却是另一种革命的开端。美国的新型左翼被讽刺为千禧年社会主义，老人们总是说他们没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灾难）才会谈什么社会主义，“太平洋没加盖！你可以游去毛子那儿 ”，这算是两岸的老保们“千里共婵娟”了。但是，我还得特意指出，就像有人一边读着哈耶克一边做慈善，也有人一边念佛经一边支持工人维权，这些事情都不稀奇：他们这些改良主义，或者用现在的话，叫做新社运的人，他们总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来意识形态化自身。上面那些一面谈公民社会一面害怕暴民（这些人可不算公民！）的人，以民主来防泛政治化（这下自打嘴巴了）就是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典例。

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对方，因为他们的恐赤症是正确的，对得不得了！不谈什么革命，哪个社会是不会动荡的？那些所谓的底层、下流社会确实就是肮脏的，社会主义（不只是苏联为首的“现实社会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它是一种非资本家的尝试，它是实验，它肯定不是正确的，而首先是错误的，也是会存在牺牲的，只要永远不尝试那就永远不犯错——所以这些保守派到了社会的大转弯的年代，只能变成两种人：一是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优美灵魂 的“生活版”）；二是变成黑色百人团、自由军团、还乡团……保守这个词只是反动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提出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也是很普遍的：幸亏他们都死了，正是前人的死亡才带来后人的存活，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是，他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归。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样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就是常态——而革命只是里面最极端的一种状况（最低限度，这也已经是混乱的转译），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第0条道路”上面走远一点。最后的最后，我们为什么不戏仿一下对面呢？不过这话是对“我们”、“同志”说的：革命是一道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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