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的支出占总支出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底盘抑或是未来竞争力的一个切入口。“居安思危”老生常谈，武志红在他的作品《巨婴国》里曾经谈到在巨婴社会里巨婴“剥削”圣母和圣母“控制”巨婴的关系，他在这本书里面把这种关系放在“人”的身上，而如果进一步延展，放在政府与其国民的关系中也可以‘自圆其说’，政府事无巨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方面人民呼救声高，就集中力量去救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专项行动”、“人民战争”，我很好奇，如果平时日常的工作做到位了、如果在那些也许对达到全年经济目标没有太大帮助但却是基础的事情上心了，我们还需要那么多的大运动吗？毕竟，风头一过，春风吹又生。

如果“圣母”指的是政府，那么国民呢？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巨婴国》，可能是在近期的一连串事件和各方面的应对举措一直都在为这本书做注脚。武认为国人的心理年龄普遍停留在“口唇期”（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阶段的划分，口唇期指人们从吮吸、咀嚼、咬等口唇活动中可以获得快感，只是一种观点，弗洛伊德的部分观点已被21世纪一些科学发现所推翻，如：性取向其实是基因造成），巨婴以“剥削”圣母（也可以认为是依赖）为习惯、而圣母以“控制”巨婴为目的，两者“共生”。圣母认为，巨婴需要她的控制、指导、事无巨细地照顾，同时，不容许巨婴的怀疑；巨婴则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照顾、至于照顾的效果如何、这种模式可不可持续，是另外一回事，圣母无所不能，相信圣母就可。两者谁也离开不了谁，武志红称之为“共生”。

当城市规划者把目光投向绚丽繁华的灯光秀时，他是否注意到城市中还有多少楼梯的一侧没有无障碍通道？这种审视不仅在城市规划，放在施政方针的制定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