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联合占星大会的午餐桌上，几位当时颇具声望的占星师一同敲定了一项古代占星文本翻译计划，被称为“后见之明”。该计划主要由罗伯特·施密特、罗伯特·汉德和罗伯特·左拉主持。施密特主要负责希腊文的文本翻译，左拉则负责拉丁文，汉德负责编辑，翻译后的文本将以订阅方式出售给占星家。

在此之前，英美两国都已经有了一些考据古籍、复现古典占星术的尝试，比如左拉就曾出版过The Lost Key to Prediction: The Arabic Paris in Astrolog，主要基于波纳提的著作；在英国，William Lily的著作Christian Astrology被重新发掘和再版，意味着占星界重燃对问事的兴趣。而后见之明计划的诞生，无疑为当时的占星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后的五六年中，后见之明计划产出了大约三十二部译本，主要基于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希腊文及拉丁文占星文本；由于在中世纪之后持续受到打压，当时的古典占星技法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陌生，译者需要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和注释，不断地深入和精进。

不过由于理念不合，左拉在九四年退出了这项计划，投身于中世纪文本翻译；三四年后，汉德也宣布退出，成立了占星学历史文献检索档案（Archive for the Retrival of Historic Astrological Texts, ARHAT）；两个合作伙伴的退出使得施密特的产出速度不得已减缓许多。

2001年冬天George Dematra跟随施密特学习之后，于次年在开普勒学院开始教授希腊占星学教程，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占星家们首度能以古文本为基础研究希腊占星学。

Chris Brennan就是这门课的学生。据说最开始他非常不屑于老东西们过时的东西，一心沉迷现代占星学，还试图发动学生们团结起来要求学院取消希腊占星学作为必修课的要求——显然，他没成功。但这肯定是一件大好事。

2004年，他不得不开始学习这些老东西的老掉牙技术。紧接着，2005年夏天，他搬到马里兰州去，在后见之明计划学习了两年。占星界的新星就此诞生，他的著作Hellenistic Astrology: The Study of Fate and Fortune是任何古典占星爱好者绝对不可错过的。

另一位不可错过名叫Benjamin Dyke，他是左拉的学生，专攻亚里士多德和斯多噶哲学，他对占星学哲学观的诠释是我目前读过的文本中最鞭辟入里、也最有说服力的。他熟悉阿拉伯语，精通拉丁文，因此翻译了很多阿拉伯占星原典，在这次古典占星复兴的浪潮中功不可没。他本人也有出版《当代古典占星研究》，看他在书中旁征博引实在是畅快，不可不读！

后见之明计划虽然命途多舛，但是真的伟大。如果你对古典占星有一些好奇心，就搜来看看吧，今天谈起古占绕不开的占星家们都或多或少地与它有关。

不过我的古典占星入门读物是两个英国人写的。

第一位（我终于写到他了！）大名鼎鼎，John Frawley，你去他的个人网站上看看吧，都是很好的著作。The Real Astrology是我的第一本古典占星读物，本系列前作中的“有人”就是他，现占那个五宫八宫的笑话和沙拉碗烂梗也是从他这儿来的，实在太好笑了朋友们，谁读完不说一句JF我的嘴替，好骂！

第二位还是大名鼎鼎，Deborah Houlding，她的著作The Houses: Temples of the Sky 可以和《人生的十二个面向》对照阅读，有助于理解古典和现代宫位制议题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我确实信仰着宇宙本身；如果不相信命数可卜我就不会研究占星术，更不会试着深入古典占星的领域，但我也并不认为天命定之就是全部。关于古占和现占的差异，尤其是哲学观上的差别，我的很多观点也是拾人牙慧，因此写着写着反而收敛了很多。你可以认为现占含混软弱、盲目乐观；现代占星师良莠不齐、滥竽充数......古典占星当然更符合我的审美，但现占自有它的价值。

1763年，英国在巫术法案中将占星学列为非法；1824年的流浪汉法案将占星家列为恶棍，该法案于1989年11月16日废止。

古典占星复兴的浪潮恰在此时。

每次开玩笑说现占是一种心灵马杀鸡的时候，我也会想起现占人评价古占，认为人类不过是宇宙琴弦上一个无助的玩偶。其实这种相互踩一脚无穷尽也。如果拿星盘作比，这个盘上最好不是只有古占和现占两颗发光体且呈现对分相，而我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我希望我、古占、现占能够共同构成一个三合相，相互支持和协作，发挥正向的作用——尽管这样想似乎太自大了，但还是希望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我能提供更详尽、更有参考价值的古典占星学习路径。

在此之前，我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写一些女性科学家和占星师小传，因为此刻我很需要她们的力量。具体内容还在酝酿中，留待新系列开启讨论。

那么，各位，这个系列就到此为止了。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