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21年03月20日 19:03

1870年  1871年

本文的主体内容以前发过。这次整合到一起，并将注释全部补上，算是一个完整的存档，曾读过的朋友可以略过。全文约2.3万字。另，很遗憾，上一篇文章因某些难以抗拒的缘故消失了。

本文目录：

一、容闳有一个梦想

二、“生死各安天命”

三、无关人品而在体制

四、被迫中止学业

五、归国的思想犯

1872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建成开放；澳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电报连接；日本修好了他们的第一条铁路。对清廷来说，本年最重要的改革事件，是数十名幼童被正式派往欧美留学。

一、容闳有一个梦想

幼童赴欧美留学，与广东人容闳（1828-1912）有直接关系。 

容闳出生于广州府香山县南屏村（即今之珠海市南屏镇），父母以务农捕鱼为业。南屏村“距澳门西南可四英里”。1834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来到澳门设立女校，兼为筹备中的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招收男生。次年，因有同乡在女校任职，7岁的容闳得以离开中国传统私塾前往澳门求学。1839年，马礼逊学校正式成立。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该校就读。

不过，容闳进入马礼逊学堂并非一帆风顺。因马礼逊学校尚未正式成立，女校即已停办，容闳1839-1839年间曾短暂返乡，继续在传统私塾就读。稍后，又因父亲去世家庭陷入贫困，而不得不终止学业，做起了在村镇间贩卖糖果的营生。后得一位同乡帮助回到澳门，在一间洋人开办的印刷所找了一份折叠书页的工作。期间被在附近开设诊所的美国医生霍白生（Dr.Hobson）认出——郭士立夫人离开澳门前曾委托霍白生寻访容闳，待马礼逊学堂开学即将之推荐入校。可以说，容闳的命运里充满了偶然性。

1847年，主持马礼逊学堂的鲍留云（Rev.S.Robbins Brown）返回美国，顺道自校内带了三名自愿赴美的学生同行，其中即有容闳。不足19岁的他，就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留美学生。1850年，容闳成为首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的中国人。[1]

在耶鲁的四年里，容闳深为数学（尤其是微积分）成绩太差而苦恼。但他的英语成绩非常好，曾得过名为“the DeForest Medal”的英语文学奖的一等奖。期间，他加入了耶鲁兄弟会（Brotherin Unity），做过该会的图书管理员。还参加了该校的赛艇队和足球队。此外，他还一直是基督教公理会的成员。1852年10月30日，容闳登记成为美国公民（直到1898年美国国务卿雪曼拒绝承认他的美国公民身份）。[2]

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容闳，在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甫受启蒙之后的痛苦：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3]

这种痛苦，比容闳小了53岁的鲁迅也经历过：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4]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自然也相差无几。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5]。容闳也相信希望在未来：“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6]

所谓让后来者“享此同等之利益”，即希望将自己受过的近代文明教育传入清帝国。容闳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始于大学第四学年尚未结束之际[7]。这大约不是虚言。容闳1854年从耶鲁毕业，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很大关注。特韦契耳牧师（Joseph·H·Twichell）曾特意前来与容闳交流。在1878年的一次演讲中，牧师披露说，容闳当时已“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8]

毕业后成为一名传教士，是容闳的学业资助者们——比如他就读的中学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的校董——对他的殷切期望。拒绝成为传教士，意味着将同那些慈善基金一刀两断，不再有金钱收入，也意味着他很难得到在中国的教会组织的帮助。但容闳深感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9]，终于还是放弃了成为一名传教士。毕竟中国素无宗教传统，基督教教义也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无法成为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思想资源。

1854年11月，容闳自美国启程返华。1855年4月抵达香港，他在这里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试图成为一名律师，来作为谋生的职业，但没有能够成功。期间发生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檄各府州县，凡通（会）匪者格杀勿论，前后杀十数万人”[10]的野蛮暴行。容闳听闻到的数据是“所杀者凡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冤死者。容还曾亲身前往一处刑场，见到的是“流血成渠，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这地狱景象给了他极深的刺激，评价说如此这般的残暴，不但当代世界“无事可与比拟”，即便是古代的暴君尼禄王与惨烈的法国大革命，“杀人亦无如是之多”。自刑场归来后，容闳“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甚至一度产生了投奔太平天国的念头。[11]

同年8月份，容闳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在海关找了一份翻译工作。那时的中国海关已开始雇佣洋人实施“外籍税务监督制度”。容闳拥有美国国籍和耶鲁学位，却因肤色仍被当成“中国人为翻译者”受到歧视。三个月后，他辞掉了工作，然后是频繁的就业和失业。按容闳自己的说法，他自1855年8月到1857年5月，“一直待在这里（上海），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事做”[12]。

生计奔波之余，那个“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仍时常萦绕在容闳心头。1860年11月，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契机，可以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在天京城，他见到了干王洪仁玕，并向他提出了七点改革建议，其中一项是为政府聘请有专业能力的顾问。但洪仁玕有职无权，天国的未来也不乐观。在天京停留了约一个月后，容闳拒绝了洪仁玕送来的“义爵”官印（“义爵”虽然是王以下的最高爵位，但据被俘的昭王黄文英供称，“天京事变”后的四五年间，洪秀全一共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13]），悄然离开。

离开天京之后，容闳将目光转向了天平军的大敌曾国藩。1861年，他一边做着为洋行奔走茶叶买卖的生计，一边通过友人左孟星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写了推荐信。次年五月，他来到安庆投石问路，首次拜访了曾国藩。[14]

容闳后来回忆说，这第一次相见，曾国藩用一种特殊的气势将他弄得心里发毛坐立不安：“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时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15]

容闳并不知道，这是曾国藩的一种独特的相人之术。《清史稿》里说，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16]——会客时，曾国藩会一言不发地盯着别人看，直到将人看出紧张情绪。客人走后，曾会依据客人的反应，记下他的优缺点。

不过，据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对容闳的形容——“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17]，他大约通过了曾的相人术考验。在另一封给桂超万的信函中，曾国藩提到了此次会见后他赋予容闳的任务：“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可有成。”[18]也就是两人在谈话中重点说了一种叫做“硼炮”的武器，曾国藩希望容闳回上海后可以把这种武器搞出来。

显然，研制武器并非容闳所长。曾国藩仍以“洋商”称呼他，也意味着他并未被纳入到曾的幕府。这大约是容闳1862年回到上海之后，仍继续在洋行从事茶叶生意、而未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曾国藩嘱托的核心缘故。

转机出现在1863年五、六月份的某日[19]，容闳突然收到一位叫做张斯桂的友人自安庆寄来的信函。张在信中说，自己如今正为曾国藩做事，此信是奉了曾的意志，邀请容闳前往安庆。曾国藩亟欲与他当面一见。

张斯桂是浙江宁波人，比容闳大了11岁，五口通商之后即留心洋务，曾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做序，后来做到了清廷的驻日副使。但容闳与张斯桂交往不深，并不敢太过信任他。鉴于自己拜访过天京，且常年在太平军控制的区域内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去安庆投石问路也无结果，容闳一度担忧自己是受到了曾的怀疑，被当成了太平军的奸细。这封信是想诓骗自己主动投入罗网。故此，他在回信中说，非常感谢总督的邀请，但此刻正值新茶上市抽身不开，“他日总当晋谒”[20]。所谓日后有机会一定去拜见，实为一种委婉的拒绝；也是一种对曾国藩真实目的的试探。

两个月后，容闳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信中还附有数学家李善兰的私函。李在信中说，曾国藩有意对容闳委以重任，劝他速速前往安庆，还举了华蘅芳、徐寿两名学者已被曾国藩延揽的例子。至此，容闳方知邀请是真，并非陷阱。遂答复称“数月后准来安庆”[21]。但曾国藩等不及再过几个月。他一手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已经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底），也造出了中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黄鹄号”（1863年1月底）。接下来要做的，是生产出更多的坚船利炮。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首要之务是能寻到一个熟悉海外情形的人，可以帮助他购入一批先进的机器。他迫切需要容闳来承担这个角色。所以，1863年7月，容闳又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三封邀请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私函。两封信里明确说，曾国藩希望他方弃商业转入政界，在他的幕府里做事。容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回信说最晚八月份一定启程。

1863年9月，容闳抵达安庆。由此正式进入到以曾国藩、李鸿章为核心的“湘淮军关系网”之中。为了巩固在幕府里的地位，当曾国藩询问眼下的改革该从何处着手时，容闳没有提自己最熟悉也最想启动的留学教育，而是迎合曾国藩的想法，回答应优先设立机器厂，而且应该是那种可以造出更多种类机器的机器厂。于是，一个月后，容闳带着曾国藩和李鸿章筹集来的68000两白银返回美国。两年后，他给曾带回了一百余种近代机器设备。正是这些机器，奠定了江南制造局的雏形。

回国后，得曾国藩支持，容闳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了一所兵工学校，聊充“以教育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这一梦想的一点安慰。1868年前后，容闳前往苏州拜访时任江苏巡抚的好友丁日昌，对他讲述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想法。丁日昌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容闳写成文字，由他代递给总理衙门。丁日昌似乎是寄望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会同意这一建议。容闳于是写了一份包含四项内容的改革建议：一是组建一家纯由“华股”构成的轮船公司；二是选派出众的青年出洋留学，先选取12-14岁的幼童120人来做尝试，分作4批，每年派出30人，留学期限为15年；三是政府应兴办采矿业；四是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容在自传里解释说，第一、三、四条其实都是“陪衬”，自己真正想要推动的是第二件事。但清朝官员处理文件喜欢搞中庸之道，往往有准许也有驳斥，与其只写一件事不如多写两件做陪衬，既方便了官员们的有准有驳，也增加了留学计划通过的概率。遗憾的是，这份改革建议递上去之后，恰逢文祥丁忧告假，没有得到回应。容闳只得频繁骚扰丁日昌，要他时常记得再将自己的“留学计划”向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推销。[22]

时间来到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清廷命曾国藩、丁日昌北上善后。丁以电报召来容闳，请他充当翻译参与其事。丁日昌趁机将容闳的“派遣幼童出国留学计划”向曾国藩提出，并建议又陈兰彬和容闳来主持此事。[23]曾国藩被天津教案弄得焦头烂额，既痛感左右人才匮乏，也深觉自己陷入“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困境主因在于国力（尤其是武力）不强。遂答应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建议此事。

兴奋的丁日昌，在半夜里将容闳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事将有成。容闳闻言，“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24]

不过，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的梦想是什么。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极高境界的帝国中流砥柱，最殷切的希望，是留学生们能够学到欧美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进而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但容闳要的，不是什么儒家道统的复兴，而是“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将老朽的清帝国改造为一个“少年新中国”。清廷的有无，与儒家文化的存废，从来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当他在1855年的那个夏天，亲眼见证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如何疯狂屠杀广东民众，以致于“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后，就已不再相信传统文化可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再后来，他访问了太平天国。虽然失望而归，但这些失望，并不足以让他像曾国藩那般，因为痛恨太平天国的“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就转身变成了清廷的坚定支持者。容闳的理解是：之所以会有太平天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25]清廷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大大的“欺诈机关”？容闳觉得与国人文化素质上的落后有直接关系。他梦想着有那么一天：

“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26]

在1872年幼童正式出国之前，容闳将这个梦想深深地埋在心里，不对任何人说。

容闳

二、“生死各安天命”

其实，容闳并不是第一个向清廷提议对外派出留学生的人。 

早在1863年，广东南海人桂文灿已向总理衙门递过条陈，说日本最近已派幼童前往欧洲学习制造船炮火药之法，以十年为期。清廷也有必要效仿。纵使不派人去到外国，“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恭亲王的答复是：日本对外派遣留学生的事，总理衙门早就已经知道了，还了解到他们之前派了官员出去专门考察这个事。直接派人出去留学，确实比购买外国船炮、再由外国派人来教要好，但“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总理衙门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27]

奕䜣的话不是托词，他也没必要对桂文灿这样一个小小的“拣选知县”用这种心机。1863年的总理衙门，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来操办带学生赴欧美留学这样划时代的大事——还得再过三年，也就是1866年，奕䜣才能找着机会，趁着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国结婚的便利，派出清廷的第一个非正式海外考察团（没有具体任务，其实更像是观光团）。而且，1863年的舆论环境，也不允许对外派出留学生——两年后，也就是1865年，奕䜣就派八旗兵出洋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一事，与李鸿章密商，李回信说“以理与势观之”，派人出洋留学是“将来必有之举”，同时却又说“鸿章盖尝默存此见未敢倡为是论”，我一直把这种想法存在心中，却始终不敢公开提出来[28]。四年后，也就是1867年，当奕䜣意识到制造洋人的船舰枪炮需要学习近代数学天文知识，而在同文馆内设置天文、算学二馆时，他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朝中政治官僚的集体抨击。当然，更难办的是，不同于请几名洋人来同文馆教学，由清廷官方对外派遣留学生，实为外交事务，须与留学地所在国家订立相关条约。没有订立条约，把留学生往哪里派，就成了一个难题。此时的清廷，刚刚迫于形势勉强接纳条约外交，对条约外交的实质内容和运作逻辑则还不怎么明白。千头万绪之下，实无力顾及留学事务。

容闳也不是第一个向曾国藩提议对外派出留学生的人。

早在1865年，薛福成已劝说过曾国藩，请他效仿俄国，招收一批聪明伶俐的学生，派往欧美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29]曾的反应是“阅毕，嘉赏无已”。[30]但激赏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措。没有举措的原因，自然也是苦于没有人才——薛提建议的时间是闰五月，容闳要到这年十月份才带着机器自美国返回。

同时，曾也担忧朝野舆论环境不会允许。这从他在1870年10月10日上奏时，将对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用心良苦地包裹在了“奏请朝廷允许调陈兰彬随自己前往两江”这样一个诉求之中，即可看出端倪。曾先在奏折里大力褒奖陈兰彬如何如何“智深勇沈”，然后以丁日昌对自己提过派学生出国留学的主张、且力荐陈兰彬和容闳来主持为例，以“证明”陈兰彬确实是个人才。围绕着这个例子，曾“顺势”说了这样一番话：“外国技术之精”远远超出了大清，外国学校开设的种种课程都与造船练兵有关，俄罗斯的巨炮大船之所以与英法各国一样厉害，是因为他们的“国主”和“世子”曾亲自前往西方留学。末了，曾并不请求朝廷允许派学生出国留学，只请朝廷允许自己将陈兰彬（陈此时的官职是刑部主事）带往江南。但他同时又说，陈兰彬这个人“素有远志，每与议及此事，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也就是很乐意负责主持留学生出国一事；自己现在将他带去江南负责操练轮船，“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画”——将来要派学生出国留学了，陈兰彬也一定会尽心尽力负责谋划。[31]

显然，这道奏折是曾国藩对朝廷的一种试探。类似的试探，在1871年初似乎还有过一次[32]。两次试探均未引发朝堂的反对舆论后，曾才与李鸿章联名，在1872年8月正式上奏建议朝廷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并就具体如何操作、资金从何而来等，给出了详细的方案。

另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是中美之间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由时任清廷外交使团首领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与美国政府在1868年7月签订。其中的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前往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美国人欲前往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清廷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获得了外交许可和国际法依据。这个消息，直接促使容闳在该年拟定了一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鼓动自己的好友丁日昌将之呈递给了总理衙门。

不过，事情不如容闳预想中顺利。在总理衙门看来，《蒲安臣条约》并不属于清廷赋予蒲安臣的具体任务。所以，他们接到条约文本后，虽然对内容没有异议，但仍决定延缓批准，理由是“蒲安臣初至美国，即与议约，将来至他国时，或不免再有此举”[33]。一直拖到1869年11月份才正式批准条约生效。因与《蒲安臣条约》的批准直接相关，容闳在此期间通过丁日昌呈递给总理衙门的留学计划，自然也不可能得到批准（当然也没有驳回）。容闳不了解这一背景，于是在自传里，将计划的受挫，错误地归因为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离职守丧。

曾国藩与李鸿章也注意到了《蒲安臣条约》里的留学条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李鸿章说，1871年春，美国公使（可能是指镂斐迪）来天津时，自己曾与他面商是否可以按《蒲安臣条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该公使回答说只要收到朝廷递交的相关文件，“即转致本国，妥为照办”；稍后，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来到天津，询问我是否有计划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臣鸿章当以实告，意颇欣许，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我实话相告后，威妥玛非常赞同，还说英国的好学校很多，将来也可以派学生去英国留学。李鸿章接着又说了一句：“此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34]。将派学生出国留学一事与“和好大局”挂钩，显示了这位年近五十的北洋大臣，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朝廷欲竭力避免“庚申之变”重演的心态——此时，崇厚率领的赴法道歉使团因种种刁难，尚未能向法国正式呈递国书，这意味着“天津教案”引发的震荡还不能算完全平息。

略言之，幼童留美计划在1871年获得清廷的批准，并非偶然：（1）天津教案带来了“庚申之变”有可能重演的巨大恐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目标，全盘压倒了朝中清流与政治官僚的反对之声。（2）《蒲安臣条约》的生效，为清廷执行此事扫清了外交上的障碍。（3）容闳这几年的作为，尤其是耗时两年前往美国采办机器，已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信任，被视为可以落实此事的合适人选。以容闳为副，来处理幼童在美国的具体事务；以陈兰彬（上海广方言馆总办）为正，负责管控幼童群体的中文学习，使其成长不逾越清廷的规矩，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看来，是一种极好的搭配。[35]

曾国藩与李鸿章设计的留学章程，如每年派出幼童30名，四年共计派出120名；幼童到美国后进入军政、船政学校学习，留学时间15年；派正副委员驻海外监督幼童学业等，几乎全部被总理衙门接受。惟一被修改者，是幼童的来源。曾、李的主张是派人“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36]，也就是集中在沿海地区挑选。总理衙门将之改为自各地同文馆内优先选派，“如有愿往泰西各国之人，不分满汉弟子，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37]。这其中暗含的，是奕䜣优先扶植满人成材，以巩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的隐秘用意。当时的京师同文馆与广州同文馆，均是典型的旗人学堂，其招生章程即规定以八旗子弟为主；只有上海广方言馆真正做到了“不分满汉子弟”。[38]

但奕䜣的这种隐秘用意，很快就落空了。1871年的中国，仍是一个以读“夷书”为耻辱的时代，更何况十多岁的孩子，一出去就是15年之久。所以，即便全部出洋费用由朝廷包办，同文馆内也几乎无人愿意报名前往大洋彼岸的“花旗国”。招生范围仍必须扩展到曾、李最初拟定的东南沿海。即便如此，招生工作也不顺利。一位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39]

无奈之下，容闳只得前往家乡南屏村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又去到香港的英国学校招揽。才终于凑足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被选中的孩子里没有八旗子弟，也没有高官后代。长达十五年的漫长时光，相当于一种生死莫测，故清廷与幼童们的家庭一律签署了“生死合同”。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所签合同内容如下[40]：

具结人詹兴洪今愿具甘结事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

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笔（押）

合同里只有幼童对朝廷的责任——“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却无一字言及朝廷对幼童的义务。“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句更是将朝廷应尽的保育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于清廷而言，这样一份“生死合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自己“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以后很难再对朝廷有什么贡献了。唯一想的就是能用余生，在“海防制器”这类事情上，为朝廷打下一点基础，以待将帅之才在未来出现时，可以有所凭借来与洋人们一争雌雄。派遣幼童留美，正是为了给“海防制器”打基础。[41]李鸿章说，等这些留学生们十五年之后回国，“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42]，正好可以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来为朝廷做贡献。总理衙门也说，幼童们此行的任务，是“取彼之所长，以补我之所短”。[43]

这120名幼童，首先是朝廷的强国工具，其次才属于他们自己。

曾国藩

三、无关人品而在体制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发，正式前往美国。此后又连续派出三年，共计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平均年龄12岁。其中广东84人，江苏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东1人。[44]

早在幼童出发的半年前，容闳已开始筹划安排他们在美国的衣食住行。1872年2月17日，他写信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向他报告幼童留美计划已正是开始实施，请求诺亚·波特将该计划转告耶鲁大学的前校长西奥多·吴尔玺（Theodore Dwight Woolsey）、詹姆斯·哈德利教授（James Hadley）和托马斯·塔彻教授(Thomas Anthony Thacher)等人，向他们咨询何种教育方法最适合幼童。诺亚·波特接到来信后，又与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B.G.Northrop）取得了联系，寻求后者的帮助。

稍后，容闳先于幼童一个月出发，以便从容为其安排住宿问题。他抵达美国后，先去耶鲁大学拜访了詹姆斯·哈德利教授，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者，容闳想听取他对幼童英语学习方面的意见。哈德利教授将康州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介绍给了容闳。诺斯罗普提议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每两三人为一组寄居在美国家庭中，以便迅速学好英文，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能获得家庭的关怀，不至于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也持相似的看法。容闳接受了这项极为关键的建议。诺斯罗普随即着手招募愿意接待幼童的家庭。康州河谷两岸的医生、教师与牧师家庭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在同年10月1日出具的报告书中，诺斯罗普说他已接到了122个家庭的主动报名，可以立即接纳244名中国留学生。第一批幼童只有30人，这踊跃的热情给了容闳很大的选择空间。诺斯罗普又给幼童寄居的家庭与家庭办的私人学校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们必须先教导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他们地理与算数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要让幼童继续学习中文，注意培养他们坚忍、节俭、忠孝的中国人美德，还要引导幼童们养成经常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诺斯罗普希望幼童们所在的美国寄宿家庭是严格而温暖的。[45]

在寄宿家庭居住半年之后，英语听读写合格的幼童会被送至正规中学继续接受教育（不合格者则送返寄宿家庭），然后再升至大学。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入读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幼童温秉忠后来回忆说：“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建立深厚之友谊。……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46]

这种“家长式的爱护”，是清廷专为留学所设机构“出洋肄业局”对幼童们实施的“地狱式管理”（引申自幼童们称呼该机构为“地狱之屋”），形成了一种非常截然的对比。这种对比引发的矛盾，最后就演变成了“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与副监督容闳之间的不和。容闳后来回忆说，陈兰彬经常在一些小问题小细节上与留学生们过不去，比如学生在学期中间和假期里有费用方面的需求，比如学生们随寄宿家庭去参加教堂的礼拜，比如学生们改穿西装等等，都会发生冲突。自己在中间做调停，帮学生的正当请求辩护两句，就会被陈疑忌为偏袒学生。容闳的原话是：

“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问为调停人。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47]

这种冲突，可以说自清廷选择以陈兰彬为正、容闳为副来操作幼童留美一事，就已埋下了伏笔。陈兰彬在曾国藩幕府办过洋务（上海广方言馆总办），但他是翰林出身，无人敢说他的“中学”有问题。这个身份可以为幼童留美抵挡不小的舆论阻力。努力推动幼童留美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对容闳专门解释过这一点：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而垂成。故欲利用陈兰彬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48]

这种用心，也隐约见于曾国藩1871年4月20日给陈兰彬的一封信函。陈当时为留美幼童设计了一套中文课程，除了白天在美国学校上课，自下午五点至晚上九点，包括周末在内，幼童们的这些时间都得拿来学习经史、会典、律例方面的内容。曾国藩对此是不满意的，他回信给陈兰彬说：

“幼童赴洋学习须通汉文，阁下定课经史为主，旁及会典律例，求为有用之学，每日习夷技后酉戌之间即礼拜日另为督课汉文，自是善策。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49]

陈兰彬制定这样一份内容丰富、耗时极多的中文课程，与他所受到的舆论压力有直接关系。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藩致力于推动幼童留美，曾纪泽却很担忧幼童们的价值观会被洋人带坏，在曾国藩跟前劝说道：“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50]——那美国的制度君臣一律平等，与我大清的君君臣臣截然不同。幼童们没读过什么中国的圣贤书，把他们送去美国留学，不过是为美国增添百姓，为洋行增添翻译和买办，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陈兰彬的好友薛福成，也告诫陈：“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51]——要他小心谨慎，这些幼童还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到了美国那种“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很容易被洋人们同化；幼童们一旦被洋人同化，他们回来后对国家的害处就会大于好处。

曾纪泽与薛福成都是洋务派官员。薛福成还比容闳更早向曾国藩提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他们这样的人，尚且对留美幼童如此这般忧心忡忡，其余清流人士和政治官僚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陈兰彬既被曾国藩指定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贵身份，自然是绝不希望幼童们被洋人同化“荒废中学”，进而使自己落得一个被朝野士大夫集体唾骂的结局。

这也正是他试图为幼童拟定一套大体量、大时长的中文经史课程的核心缘故。

曾国藩在回信里说陈兰彬的课程设计“自是善策”，这显然只是一种客套话。曾的观点很明确。幼童去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精妙深奥的“西法”，不能将他们的精力耗费在“汉文”上面。在挑选幼童时认真考察一下他们的汉文修养即可，留下汉文合格者，淘汰汉文过差者。总之，到了美国后，幼童们“只宜专学洋学”，不能“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在价值观上已不重视“汉学”的经史教育。这位理学名臣之所以这样指示陈兰彬，是因为他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较之幼童们的“汉学”修养出现缺失，清帝国在近代技术（尤其是近代军事技术）上的全面落后，才是更要命、更亟需解决的问题。

类似的权衡，也见于李鸿章。1871年5月份，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李说，英国公使威妥玛前来询问幼童留美一事，他很赞成。但他又说，留学者须挑选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通习中国文义者”，到了海外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也是主张留洋就用全部精力去学洋学，不要一半时间念洋学一半时间念经史子集。李鸿章很认同威妥玛的意见，询问曾国藩是不是考虑改一改陈兰彬、容闳二人拟定的“派十五岁以上（幼童赴美）,并延汉文教师同去”的留学办法。[52]

衡量得失之后，最后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呈请准许派幼童留美的奏折里，没有变更幼童的年龄——因为需要考虑：（1）幼童15年后回国时，是否仍在可为国效力的壮年，（2）幼童出国时不能成婚，如此可保证学习期间没有家室负担；（3）幼童留学期间若年龄过大，可能发生与洋人婚配的问题。也没有提及陈兰彬制定的大体量、大时长的中文经史课程。只是简略地提了一句“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53]。结合之前曾、李、陈等人的讨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宗旨，可以说是至为明显。

这种权衡的目的，也见于1872年2月17日容闳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的书信。容闳在信中说：

“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完成的使命，是他们（幼童）将来要学习军事、海军、医学、法律及土木工程，以便进入政府服务时，他们充分具有对化学、物理、地质及天文的知识。”[54]

容闳很准确地转达了“中国政府”对幼童们的期望。这个“中国政府”，包括慈禧和奕䜣，包括总理衙门，包括李鸿章和丁日昌，自然也包括曾国藩。

如此，也就相当于给陈兰彬出了一道难题。他既不能推掉留美幼童正监督的差事，也不愿因幼童“荒废中学”而成为朝野士大夫与朝中清流、政治官僚集中批判的对象。现实却是幼童的平均年龄不过12岁，再如何在招生时严格审查，他们的“汉学修养”也不会深厚到哪里去。于是，他只能一面出台严苛的《留学局谕告》，试图通过将学生们召来“出洋肄业局”，直接把忠君爱国的思维灌输他们，带领他们诵读《圣谕广训》，举行远程跪拜大清皇帝的庄严仪式……这些事直接导致幼童们称呼该机构为“地狱之屋”；另一方面则在学生随寄宿家庭去参加教堂礼拜、改穿西装乃至剪掉辫子这类事情上频频与幼童们为难。

较之陈兰彬，容闳很少介入到幼童的教育内容中来，他更愿意将培育幼童的重任交托给专业的高中和大学，更喜欢看到幼童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校园中发展成长，而不是由自己给他们指定方向。再加上到了美国之后不久，容闳即被清廷调去处理外交事务，也没有太多时间直接指导幼童的学习。如此本不至于与陈兰彬发生冲突。但他在陈兰彬与幼童之间做调停，却于无意中破坏了陈兰彬旨在全身而退的努力。

容闳后来在自传里责备陈兰彬，说他“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任何责任”[55]，又说他“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56]，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观察——陈兰彬见识过朝野舆论积毁销骨的威力，连奕䜣、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抵挡不住，他不想在幼童留美这件事情中大栽跟头，他要的是全身而退，自然不会愿意在任何可被朝野保守舆论指摘的细微之处担责；幼童留学正监督这个职务，对他来说是个烫手山芋，他自然是“久存厌恶之心”。容闳还说，陈兰彬虽然很厌恶自己，但“未至形诸词色”[57]，并不在言语表情中表现出来。这其实是更容易理解的事情——李鸿章说得明白，陈兰彬带幼童去美国，若没有容闳的帮助，“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58]。现实需要让陈兰彬压抑住他对容闳的不满。稍后陈得到机会交出“出洋肄业局”的职务，成为清廷驻美国的外交官员，即鲜少过问（或可以说几乎不过问）留美幼童时务，也正是这种“全身而退”立场下的产物。容闳对清廷官场的舆论生态缺乏了解，观察到了陈兰彬这些意味深长的行为举措，却不能理解它们背后真实的利害关系，于是只好在自传里单纯责备陈兰彬的个人品行。

殊不知，问题不在陈兰彬的人品有问题，而是清廷的体制有毛病。这也是为什么“出洋肄业局”的四任正监督，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与吴嘉善，都会与容闳发生矛盾，都曾指责过容闳一味偏重西学，指责他袒护幼童将他们引上了“圣贤之道”的对立面——事实上，容闳在这方面有许多隐忍。比如多名幼童因偏离圣贤之道被“出洋肄业局”终止学业遣返国内，容闳反对无效后选择了接受；比如容闳的侄子因信仰了耶稣教而被剥夺了留学资格，容闳也是自己出钱托人将其留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不是容闳和幼童们的运气差到了极点，所以遇到的每一任正监督都人品不好；而是有病的体制驱使着这些正监督们必须如此这般去责备容闳——举目四顾，战战兢兢之中，除了通过责备容闳来卸责，他们还能责备谁呢？

陈兰彬

四、被迫中止学业

1880年底，有御史上奏弹劾“出洋肄业局”。朝廷接到弹劾后，下达了一份上谕，表达了对留美幼童和监管官员行为举止的极大不满：

“有人奏，……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59]

慈禧命令相关部门查一查这些事情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如果官员之事属实，就将其参撤；如果有学生被查实入了耶稣教，就将其送回国内。

1881年初，已是清廷驻美国兼西班秘鲁公使的陈兰彬回奏说，姓区的总办经常十多天不来“出洋肄业局”办公之事，或许是有的，因为他带了两名侍妾住在别处。姓黄的帮办“洋习太重”，早已被调离“驻洋肄业局”。末了，陈兰彬援引了一段现任“驻洋肄业局”总办吴嘉善的意见，称吴早在去年底就已向自己提出“亟应将局裁撤”，主张中止幼童们的学业，将他们全部撤回国内。理由是幼童们“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儒书读得太少，太容易被洋人同化，太容易染上他们的恶习，无论怎么纠正防范都没有用。不过，吴嘉善也担忧有人不愿回国，可能会中途逃脱，另生枝节。

陈兰彬还说，吴嘉善主持“出洋肄业局”的日常工作，他既然有这样的建议，可见将来多半是“利少弊多”。若依照吴嘉善的建议，将学生全部撤回国内，一个个严加甄别，挑出其中“有器识者”分派到各个衙门充当翻译，同时学习政事威仪；更差一点就就派往天津、上海的机器局、水雷局学一门技艺。想来多少还能有些用处。毕竟这些学生洋文已经很不错，制造之事也有一些涉猎。

末了，陈兰彬又说，“出洋肄业局”的事情，一直是报南、北洋大臣定夺的。此次究竟要不要撤回全部学生，按规矩也应由“出洋肄业局”写出章程报给南、北洋大臣。我只是把留美学生们现在的状况如实汇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60]

此时的北洋大臣正是李鸿章。慈禧将陈兰彬的奏折交给总理衙门讨论，总理衙门则转而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当年力主促成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力人物里，曾国藩已于首批幼童出国的同年去世，丁日昌已回籍养病，只有李鸿章尚在朝堂。

陈兰彬的那封奏折，相当于将李鸿章放到了火堆上炙烤。

陈兰彬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推荐的第一任“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后又升任为清廷驻美国兼西班秘鲁公使，留美幼童仍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故李鸿章对他极为倚重。1879年夏，李听闻主持留美幼童事务的团队内部存在不协调的声音，即致电陈，要他努力协调好“出洋肄业局”的人事关系，务必让幼童留美一事“善始图终”，否则的话“中国士夫议论纷纷”，不但辜负了曾国藩当年开创此项事业的初中，“鄙人与执事亦必大干物议”，我李鸿章和你陈兰彬也会被舆论弄得灰头土脸。可见其推心置腹。[61]但陈兰彬此时已不愿多管留美幼童之事，无意认真对待李鸿章的托付。随后，事情朝着更坏的状况发展。容闳举荐的第四任“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吴嘉善，与幼童们竟闹了个水火难容，与容闳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作为报复，也为脱身，吴嘉善向身在国内的李鸿章提议撤回留美幼童。

接到吴嘉善的建议后，李鸿章两次致电陈兰彬，要他与吴就撤不撤留美幼童一事妥善商议。然后就出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吴嘉善的主张变成了裁撤“出洋肄业局”；留美幼童则交由清廷驻美公使馆负责管理。陈兰彬则对总理衙门声称，李鸿章之前早已当机立断决定撤回幼童，是吴嘉善“忽而变计”中途改变了主意，说什么只裁“出洋肄业局”不裁幼童，还要把幼童转交给公使馆管理。对此自己决不答应，已再次去信要吴嘉善“务须遵照中堂来函，不可迁就”，绝不可对幼童们让步。在给总理衙门的文件里，陈兰彬甚至提出一种怀疑，说可能是有人在“诡卸巧推”故意要陷害自己。[62]

这一耐人寻味的冲突究竟是怎么回事，尚待更多的资料来说明。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冲突与陈兰彬误读了李鸿章的来电，误以为李已对留美幼童持彻底的放弃态度有直接关系。[63]但这似乎不能解释李鸿章之前的明确立场“善始图终”。笔者更倾向于陈兰彬急于从留美幼童的问题中全身而退，所以有意无意曲解了李鸿章的本意。不管原因是什么，在1881年的陈兰彬眼里，留美幼童是一个烫手山芋，他的公使馆是绝不肯接手的。所以，当弹劾幼童“近来多入耶稣教”的奏章送到慈禧眼前时，他抓住机会在回奏里明确提议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尽管慈禧从未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她说的只是将那些查实入了耶稣教的学生撤回。

由此，事情捅到了慈禧和同治皇帝眼前，自然也就脱出了李鸿章的控制范围。为了不致于前功尽废，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里建议采取“半撤半留”的办法来善后。即裁撤“出洋肄业局”，撤回学生；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可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等他们毕业再令回国。为说服朝廷同意“半留”，李在回复里，还搬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的意见，来加强自己的立场，说这些人“皆谓（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64]——“皆谓学生颇有长进”一句是替幼童们辩护；“且于美国颜面有损”是挟洋自重提醒朝廷注意外交影响。

舆论群起指责幼童的教育已偏离了儒家道统。李鸿章也只能先做自我辩护，说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断给容闳写信，提醒他不要让幼童只重视西学而荒废了“中学”。同时也为容闳做了有限的保护，说他不愿裁撤“出洋肄业局”，是因为“体面攸关”；但他也同意“分数年裁撤”，可见并不是不可理喻之人。

李鸿章的回复无助于扭转大局。总理衙门此时已听取了全部四位“出洋肄业局”正监督的意见——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与吴嘉善，他们一致说幼童们荒废中国传统经典的学习是一个事实。于是乎，曾被视为“朝廷强国工具”的留美幼童，在总理衙门眼里已成了“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的无用之物。正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排华运动（幼童撤回次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著名的《排华法案》），也让李鸿章挟洋自重的策略失去了效果。恭亲王奕䜣据此做出了撤回所有的留美幼童的决策，上奏朝廷说：“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65]

时为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下令全体留美幼童及相关官员尽速回国。随后，幼童分三批启程，于该年秋全部回到了大清。

长期以来，一直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幼童留美这项事业。

1870年，曾国藩仅将“留美幼童计划”包裹在其他事务中向朝廷提及，既非建议也非奏请。是是李鸿章再次致信曾国藩，敦促他须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朝堂上已充斥着指责开销过大的声音，许多人主张不再派遣，也是李鸿章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也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66]。

如今，他的孤军奋战失败了。

1872年首批抵达美国的部分幼童

五、归国的思想犯

留美幼童们的成长，会突破清廷的事先设计，几乎是一件必然之事。因为清廷的设计乃是以他们为“强国的工具”，而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为了让这些“强国工具”服帖，清廷派去监督他们的官员陈兰彬、吴嘉善们，一再强调朝廷派他们出洋的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67]——“外国功夫”是工具，是学着怎么造船造枪造炮；“本国规矩”则是价值观，是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和《圣谕广训》，是在指定时间遥向大清皇帝磕头。然而，幼童们进入的是美国的新式学校，不是中国的传统私塾，他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68]，他们打棒球、踢足球，穿西装、剪发辫，入社团、进教堂，在在与《圣谕广训》里要求的那种无条件臣服背道而驰。

“抛荒中学”这类指责虽然义正言辞，但真正惹怒陈兰彬与吴嘉善们的，其实是那些“文明的细节”。

比如，1879年，吴嘉善接任“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后，幼童们被招到清廷驻华盛顿的公使馆接受训话。学生们谒见吴时，均不行拜跪之礼。于是乎，吴的僚属金某大怒，斥责“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69]——如此这般忘本，学成了也不可能为我大清所用。继而，便有了吴嘉善向李鸿章打小报告，指责幼童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事。吴说，这些幼童即便成材，对国家也将毫无益处，不可能承担起朝廷交给他们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70]的时代重任。

学业尚在半途，即被迫回国，幼童们深感遗憾与痛苦。其中最痛苦的，是这场去国十年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和排斥。

幼童黄开甲曾希望自己学成归来时，祖国会张开温暖的双臂拥抱自己：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只有凄凉：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71]

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清帝国的传统文化，背叛了清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假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72]。

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官府的监管，必须接受再教育，必须“改邪归正”。

经济上，大多数回国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而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73]

政治上，幼童深受歧视，毫无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已然无望，还须接受严厉的思想监管。曾有两名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自天津逃至上海谋生，甫脱离朝廷监管即被下令通缉，刚在上海下船就被抓了起来。当年的《申报》详细报道了此事，然后感慨道：

“观此二生（的遭遇），而凡学生之月领三金以候缺者，皆惴惴为不敢逃亡矣噫。昔以远大期之，而今以卑贱处之。其给俸也不如西商之侍者，其监管也宛如犴狴之羁囚。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74]

容闳恩师鲍留云（Rev.S.Robbins Brown）之子罗勃特，对幼童境况的观察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

“第二批返华幼童刚刚到上海，立刻被送往城内，并且与外界严密隔绝，使我无法与他们联络。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criminals)，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75]

除了官府的重重管控，还有社会的处处歧视。有人写文章骂归国的幼童们“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直为外国增丁口之数”[76]；也有人骂他们全是“贫贱小户子弟，……鄙薄中国较洋人为尤甚”，留学归来后比洋人还瞧不起大清，派他们出洋纯粹是“徒糜国帑，未得人才”[77]。幼童们自己则惟有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78]

试图通过普及近代教育来造一个“少年新中国”，进而使得“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的容闳，也因毕生志愿横遭摧毁而“顿觉心灰，无复生趣”[79]。容闳后来在天津见到李鸿章时，曾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住这一事业。其实，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这位资深糊棚匠希望通过留学教育，来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但幼童们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注定无法与旧体制顺利接榫。越来越多的信息传回国内，那些被当做“强国工具”送出去的幼童，已成了清流士大夫们眼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但容闳也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幼童被迫回国那年，他曾如此预见道：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声口气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80]

容闳的乐观是对的。1911年，他播下的一粒种子开始发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在该年被任命为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81]

注释

[1]以上经历，见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2]刘晓琴：《容闳与耶鲁大学再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3]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页。

[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6]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7]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8]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9]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0]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转引自《陈登原全集》（第9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11]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12] "Yung Wing", M. N. Whitmore:Statistics of the class of 1854 of Yale College, New Haven: ThomasJ. Stafford, 1858, p.49.转引自刘晓琴：《容闳与耶鲁大学再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13]《黄文英自述》。载《近代史资料(总9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14]赵烈文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三记载载：“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纯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期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星函荐予，属我引荐揆帅)来。”《能静居日记（一）》，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97页。不过，容闳在自传中略去了此节，只详述了曾国藩之后如何遣人敦请自己入幕。

[15]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16]《清史稿·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17页。

[17]《曾国藩全集·26》,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25页。曾此信写于1863年春，其原文是：“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

[18]《曾国藩全集·25》,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63页。

[19]此一时间节点，系据曾国藩日记所载张斯桂进入曾幕府的时间推测。曾日记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记：“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见：《曾国藩全集·17》，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1页。

[20]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1]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2]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7页。需要注意的是，容闳在自传里说文祥“居丧不三月”也去世了，是错误的。文祥去世于1876年。

[23]据曾国藩提交给总理衙门的文件，丁日昌的具体建议是：“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见《曾国藩全集·31》,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92页。

[24]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25]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26]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五。

[28]《李鸿章致总署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海防档·机器局》（一），1957年版，第13页。

[29]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三，“乙丑上曾侯相书·筹海防”。

[30]董丛林编著：《曾国藩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84页。

[31]曾国藩：《调陈兰彬差遣江南片》。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8-899页。

[32] 1871年8月16日曾国藩与李鸿章正式就派学生出国留学一事联名上奏时，内有“臣国藩深韪其（丁日昌）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一句。“上年九月”即《调陈兰彬差遣江南片》，“本年正月”的奏折未知具体内容为何。所谓“附奏在案”，意即将丁日昌的提议写入了奏章。见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页。

[3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九。

[34]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0页。

[35]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3-904页。

[36]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2页。

[3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三，第1页。

[38]陈向阳：《晚清京师同文馆组织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348页。

[39]刘真主编：《留学教育》第一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83页。

[40]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41]曾国藩：《调陈兰彬差遣江南片》。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页。

[42]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0页。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三，第1页。

[44]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45]容应萸：《从19世纪的中日美关系看留美幼童》，收录于《纪念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一百五十周年论文集》，2006年。另可参见毕乐思：《容闳：心系中华》。收录于《光与盐》第一卷，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46]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47]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38页。

[48]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49]《曾国藩全集·31》，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8-439页。

[50]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51]丁风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52]《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53]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页。

[54]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55]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56]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57]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58]《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29页。

[59]《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252页。

[60]《陈兰彬集（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8-69页。

[61]《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

[62]《陈兰彬集（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

[63]姚彦琳、欧阳跃峰：《赞赏·奖掖·疏离：李鸿章、陈兰彬因留美幼童而交往的三部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64]《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6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66]《李鸿章全集7·奏议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67]《留学局谕告》。收录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页。

[68]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69]《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1917年）。

[70]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71]《黄开甲给巴搭拉夫人的信》，1982年1月28日于上海。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72]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容良写给罗宾逊的信，1932年10月22日。《传记文学》第42卷第6期。

[73]《黄开甲给巴搭拉夫人的信》，1982年1月28日于上海。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74]《书关提学生案后》，《申报》1883年9月15日。

[75]美国罗伯特给他舅母的信，1881年10月16日于上海。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76]《书日本报论中国学徒事》，《申报》1881年9月22日。

[77]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33页。

[78]《黄开甲给巴搭拉夫人的信》，1982年1月28日于上海。收录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79]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80]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81]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