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62个笔记
引言 | 统治的规则
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
第一章 | 政治的法则
我们必须停止认为领袖们能够独自领导。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单枪匹马的。如果我们要理解权力如何运行，我们必须停止认为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
当债务超出了偿债能力，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
没有人能独自统治；没有人具有绝对权威。差别只在于有多少人需要豢养，又有多少资源能够拿出来进行豢养。
对领导人而言，政治情势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人群：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
从根本上讲，名义选择人就是领导人的潜在支持者；实际选择人则指那些其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致胜联盟只包括那些领导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这三种人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
政府都一个样。差别只在于选择人和致胜联盟维度。这些维度限制或允许领导人为了保住权位能做和应该做什么。限制或允许的程度取决于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如何相互作用。 尽管我们知道没有哪两个民主国家或哪两个独裁国家是相似的，我们还是习惯于认为民主制和独裁制这样的术语足以描述不同政权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要打破这样的思维习惯相当困难。事实上，困难到我们在本书大部分地方都要继续用到这样的术语——但要强调的是，“独裁制”这个术语在我们这里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基础上，而他们是从数量非常庞大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对较少的一群有影响者当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提到民主制，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础上；同时，有影响者的数量几乎与可相互替代者一样多。当我们提到君主制或军事独裁制，我们的意思是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的数量都很少。 以不可或缺者、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这样的概念来看待各类组织的优点是，这些范畴使我们能克制自己，避免在各种政府形式之间武断地划线，宣称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那个国家是“专制国家”，或这个国家是大共和国，那个国家是小共和国，也避免了一些历史上主要政治哲学家们持有的一维政治观。
结果就是，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府首脑通常不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管理者。 正因为在一个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权里，政府税收可被接受的用途有限——只有那些人们负担不起、能带来更多公共福利的开支可被接受——因而税率往往比较低。但当致胜联盟很小并且私人物品成为维持权力的有效方法时，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边站了，这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反。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地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举例来说，美国一对夫妻不需为收入的头17000美元缴纳所得税。而相同收入的一对【中国】[*3]的夫妻必须承受45%的边际税率。这个税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无论收入多高的美国人都无须向联邦政府缴纳这么多钱。还有一些致胜联盟很小的政府，比如加州的贝尔市，首席行政官罗伯特·里佐数量很少的支持者并不抱怨政府征收超高财产税。他们是得纳这笔税，但成千上万的其他市民也得纳税。
那些在打天下时共担风险的人常常在成功后靠边站——或更糟。
第二章 | 上台
去他的什么善治理念，别把人民关心的事置于你和你的支持者之上：这是给那些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的金玉良言。
垂死的状态常常导致政治死亡。悲伤的事实是：在一个独裁国家如果你想上台的话，与其想方设法医治国家的弊病，还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历。
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不过即便你没有走运到出生于一个政治王朝，只要你有好的或至少受欢迎的理念，你也有望在民主国家上台。而在独裁专制国家，造福人民的好的理念几乎不可能助你掌权。
只要你依赖的是规模巨大的支持者联盟，那么如果你牺牲公共利益来回报你的党羽（一如你在独裁国家会干的），你肯定会被赶下台。
第三章 | 掌权
经过千辛万苦，雄心勃勃者终于成功攀上高位。无论是通过家族继承、政变、选举、起义、谋杀还是骚乱，他终于夺取了权力。现在他面临着一个新挑战：如何紧紧掌权。 正如多伊军士的残酷生涯教导我们的，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与维持大权所需的本领完全不同。不仅如此，权力的生存法则与统治得当所需的必要技能并不总是相同。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曾经简洁明了地描绘了那些攀上权力顶峰者的痛苦：“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
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你以前所有的人生不过是等待成为国王，现在你已经是国王，你只需统治。没有这长久的等待成何统治？等待你被废黜，不得不与王座、权杖、王冠和你的脑袋告别的时刻。
考虑这种情况下单个选民面对的诱因。既然至少已经有两个村子宣布支持A党，那么其他的党就不可能获得选举胜利，因此某个选民的投票影响不了选举结果。将选票投给B党完全是浪费时间。但这个选民却能通过将票投给A党而影响到医院建在哪里。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投票支持了A党而她不，她所在的这个村子就比其他村子少了一张支持A党的票，从而失去了得到医院的机会。如果她投给了A党，她这个村子还有机会。在极端的情形下，即所有选民都绝对支持A党，如果她不投，她将断送三分之一在本村建医院的机会。除了追随村里长老的意愿之外，选民面临的诱因极少。 通过奖赏支持度最高的群体，能够激励单个选民遵循她所在群体的领导人的选择，无论是村里长老、选区组织者、教会领袖还是工会主席。真正的决定是由能够掌控集团投票的领导人做出的。他们是真正的有影响者。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奖赏通常是在他们之中流动，这样他们可以分肥，而不是直接给到人民身上。弥尔顿·拉科夫这样描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的政党机器控制下，奖赏分发给不同族群的流程：“政党机器拉拢了黑人和西班牙语社区里那些涌现出来的愿意合作的领导人；将利益和特权拨给这些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人，而从其他族群那里拿走，比如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他们并不像父辈那样忠诚于政党机器……”[17]
第四章 | 劫贫济富
民主领导人一般来说足够幸运地知道大部分钱在哪里。当戴维·卡梅伦当上英国首相或巴拉克·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他们都无须通过折磨前任来找到钱。因为民主国家具有条理井然和相对透明的国家财政，领导人更迭不会干扰到资金流动。这种透明度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民主领导人确保生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实施开放政府的政策。第二，比起在独裁国家，民主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这些税必须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征收，因为正如领导人肯定需要钱一样，他们的选民试图逃税。 征税
统治与善政无关，与留在权位上有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领导人通过奖赏关键者来收买支持。在制造这种忠诚方面，征税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它为领导人提供资源以使最关键支持者发财致富。其次，它降低了联盟以外的人的福利。特别是在小联盟的情况下，征税从联盟以外的人（穷人）那里向联盟以内的人（富人）进行财富再分配。小联盟体制充分展现了这一法则，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其他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在联盟内。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
而掌权的第一条铁律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支持者的数量。
在独裁国家，农业经销机构是向农民征税的一种间接工具。这些机构的功能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差不多。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产品提供了最低价格保障，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利益。在许多民主国家，比如在美国，农村地区在选举中被过分代表。由于民主领导人都希望把核心支持者人数降到最低，因此毫不奇怪他们通常将农业团体纳入致胜联盟，并提供相应回报。[9] 相比之下，独裁国家的农民几乎成不了核心支持者。农业经销机构被设立来剥削农民而不是帮助他们。来考察一下加纳的可可经销局。可可是加纳的主要农业输出品。加纳可可经销局为可可设定了一个固定价格——一种隐性的税——坚持让农民按这个价格将可可卖给经销局，也就是间接征税。然后可可经销局以更高的价格在全球市场卖出可可，从差价中获利：“榨取可可种植农辛苦劳动的一长串吸血鬼的最顶端就是可可经销局。”[10]这些钱一直是加纳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向穷人征税以向富人输送利益会产生大量糟糕的经济后果，不过这是“长期来讲”——换句话说，那是以后的领导人的事了。比如说在加纳，对农民征收重税长期来说降低了产量。
税收、资源开采和借债是喂饱致胜联盟的最主要方式。
第五章 | 获取与花费
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说，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缴税。任何政权都需要钱。结果就是，即使最自私的独裁者都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除非他能从类似石油或外国援助这样的资源获得重要收入，这种收入不依赖纳税者。他必须提供诸如必要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福利，以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纳税，填满统治者及其核心支持者们的腰包。这些政策不是为了改善大众生活而制定的，尽管如此，当然，大众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工人，会从中受益。
正如我们了解的，政治的规则教导统治者们，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领导人以牺牲关键支持者的利益为代价，花钱在公共福利上，无疑会招灾惹祸。
即使在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特权是由大学们自己给予的，而非政府要求它们这么做。美国总统不会告诉哈佛大学应该录取谁。对于这种体制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哈佛和其他许多名牌大学青睐“遗产”，也就是校友的子女，因为这些学生有可能为大学带来更多来自富裕校友的捐赠。在其他方面很公开的大型联盟体制下，这种进入大学的特权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本身的内部机制。 我们不应该忽视，大学机构本身是一种小联盟政治体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可相互替代者。因此不奇怪，大学就像独裁国家一样运行，青睐富裕、有关系的人，低看缺乏政治影响力的人。如果你质疑这一点，你可以看看大学校长们喜欢聘请多少行政管理人员，再比比教职员工的数量。行政管理配角们的工作取决于高层人物是否开心，这些人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教职员工则无须依赖“老板们”的开心，他们靠的是让同事们一直开心以获得教职，因此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自由——不然你以为笔者怎么能写下这一段话。不可否认，这里有一种相当微妙的平衡，因此成功的大学领导人特别善于对那些可能构成威胁的人施以私人好处。那些为学校筹来资金的人经常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钱作为奖励。
提供医疗保健的动机与提供基本教育的动机没什么不同。对于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让劳动力大军保持活力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钱花在那些不是劳动者以及不是长期劳动者的健康上面毫无意义。
虽然有一系列人物随后担任古巴总统，作为陆军参谋长的巴蒂斯塔却是整个过渡时期“王位”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在1940年的自由民主选举中，他击败了政变政权时期的前总统拉蒙·格劳·圣马丁。巴蒂斯塔于是从1940年开始担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直至1944年任期结束。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巴蒂斯塔坚定推行亲劳工和工会的政策，因而获得古巴共产党的支持。实际上，在他根据1940年古巴宪法担任民主领导人期间，巴蒂斯塔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高效的社会改革家，他同时也推行了成功的经济政策。[6]简而言之，他的统治方式正是我们认为的大联盟体制下领导人该有的方式。 在任期结束后巴蒂斯塔前往美国。他属意的继承人在1944年古巴总统大选中输给了拉蒙·格劳·圣马丁。1948年，身在美国的巴蒂斯塔被选为古巴参议员。他回国就职，并于1952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罗伯特·阿格拉蒙蒂和卡洛斯·赫维亚，仅居第三。亲美的巴蒂斯塔看到自己当选无望，又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于是在选举前发动政变。在军队的支持下，巴蒂斯塔这回当上了小联盟的独裁总统，而不再是一位民选的大联盟领导人。当然这是权力凌驾于政治原则之上的又一个例子。
对于独裁者来说，把钱花在无法为经济做贡献的婴儿和儿童身上完全是浪费。资源必须用在那些现在有助于统治者维持权力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在遥远的未来或许可能有用的人身上。
要把劳动力转换为独裁者的财富，还得有一个必要的公共物品——劳动者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送到市场上去卖，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公路将产品运输到市场上。
但是把国家建设成交通太良好会导致产生新的地区权力中心——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这将削弱独裁者的统治。如果局势升温到足以刺激叛乱的地步，独裁者修建的这些道路反过来将是他的梦魇。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之所以质量低劣，往往是统治者故意为之的，并不是什么被迫忍受的灾祸。
第六章 | 腐败使人有权，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把做好事的愿望放在第三位，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
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很显然，任何不愿做暴徒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没准备做出那些也许对政治生存至关重要的邪恶举动。如果一个有抱负的领导人不愿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别的人愿意做。如果他们不肯花钱让支持者去做可怕的事，他们得明白那些党羽会被别人收买，用恶行换取财富和权力。
透明国际每年都对各国政府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数据证明我们对独裁国家和独裁体制的直觉判断是对的。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的腐败指数，25个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一两个——比如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也许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准民主国家，至少在它们看上去拥有多党选举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看上去”，是因为很明显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被严格限制利用媒体发声，甚至它们举行公开集会的能力都被限制。毫无疑问，最高程度的腐败的确属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依赖大型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它甚至并不表明依赖大型联盟的政权花在腐败方面的钱绝对比独裁国家少。 由于民主的环境促使政府征较少的税、花更多的钱在提升生产力的公共物品上，对大量不可或缺者的依赖倾向于与成功的经济表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比独裁国家更有可能做大收入蛋糕，正如我们早先讨论过的。整个收入蛋糕当中较少份额被大联盟政府割走，但由于政府拿走的是一块更大的蛋糕中的较少部分，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尽管在小联盟国家私人/公共物品的比例偏向于私人物品，但在大联盟环境下，私人回报的总额仍可能更高。
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还记得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吗？他曾经是俄罗斯首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腐败，但我们知道他不忠于普京政府，然后就很快以腐败罪名被起诉。警察面临着相似的威胁。
领导人帮助人民致富本来没错，但必须从领导人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不应该从联盟的口袋里掏钱。凯撒和卡斯特拉诺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结局是失去联盟的支持，那么做太多好事或太贪婪都会遭到惩罚。
第七章 | 对外援助
外国援助已被证明在减轻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无效的。
第八章 | 反叛中的人民
一名成功的领导人总是把核心支持者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1]没有他的致胜联盟的支持，一名领导人什么都不是，很快就会被对手横扫出局。
谨慎老到的独裁者都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申，只有那些愿意做真正肮脏勾当的人才适合盘算成为独裁者。心慈手软的人一眨眼工夫就会被人搞掉。
独裁者讨厌各种自由权利，因为它们使人民能更容易了解彼此共有的悲惨境况并相互协作起而反抗政府。任何时候只要可以的话，独裁者都要取缔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把自己和人民的威胁隔离开来。
自然资源充沛或外国援助源源不绝的国家罕有进行民主化的。它们是世界上压迫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的领导人拥有回报核心支持者的资源，无须赋予人民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民确实渴望变革，但不能依照这些愿望行事。缺乏集会的能力，协同对抗政府是件很困难的事。不仅如此，人民知道领导人有能力付钱让联盟来镇压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如此渺茫，人民选择了低下头。抗议活动变得很罕见，有的话会带来更严酷的镇压。
冲击性事件引发反叛 引发反叛的冲击性事件有多种形式。抗议行动极少自发发生。通常需要有某个事件来撼动现有体制并引发抗议活动。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剧变时，传染效应发生了重要作用。一旦有一个国家出事，周边国家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政府也许也不再刀枪不入。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在东德引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当局势清晰显示东德安全部队不会执行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命令进行镇压时，示威抗议活动日益高涨。东德成功的抗议活动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相似的抗议活动，如此这般。一个个国家发生剧变都对剩余国家发出更加强烈的信号。东欧各国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倒台。倒台前每个国家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东欧的独裁者们再也无力向支持者承诺私人好处。
难民营居然具有助长自由集会的意外作用。地震、风暴、火山爆发会聚集起大量几乎一无所有的绝望人民。它们也会极大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
从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独裁国家，自然灾难可以演变成一股号召力量。灾难会聚集起现政权的反对者，使他们的相互协调变得相对容易。不过，因灾死亡人数多少对独裁者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产生不了影响。事实上，别的不说，灾难中死的人越多越有利于独裁者的政治生存。
独裁者并非通过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去收买政治支持。把资源用于拯救人民生命就没法用在党羽身上了。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独裁者非常擅于利用国际社会。让更多人死掉实际上可能会帮他获得更多国际援助。这些结果的含义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没什么好奇怪的，独裁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民主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
让人民死掉在独裁国家是一种上佳的治理方式，如果是在民主国家则会对领导人任期造成灾难性后果。
丹瑞军政府想尽办法让缅甸人民保持贫穷、孤立和无知。那里没有新闻自由，不允许人民聚集。极少外国人能获准入境，就算有，警察也会全程监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协同组织反抗政府变得非常困难。人民渴望变革，但政府让他们的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2005年《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生动描绘了缅甸人民到底有多不开心，记者回想起当地人不断问他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入侵缅甸：“外国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9]缅甸人民希望成为第二个伊拉克！人民对变革的渴望如此强烈，难怪丹瑞对抗议活动如临大敌，聚精会神予以阻止。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国际社会减免了他的债务，独裁领导人就可以再次开始借钱支付给党羽，使自己继续掌权。尼古拉斯·范德瓦尔比较了危机期间贝宁、赞比亚和喀麦隆、象牙海岸的命运。[18]对于前两个国家，国际金融机构撤回了对它们的支持，这两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对于后两个国家，法国提供了金融支持，结果什么改革都没发生。
第九章 |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圣经》中对战争的首次纪录是关于创世之后两千年的时候，示拿王、以拉撒王、以拦王、戈印王这四个国王为一方与所多玛王、蛾摩拉王、押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这五个国王为一方交战。自此之后，世界上的战争间隔期从来没有那么长过。实际上可以很公平地说，我们的世界充满战争——它只有一点点和平，几乎没有任何秩序可言。我们认为人类饱受战争摧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太多的领导人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没有获得正确的建议。也许，只是也许，以我们的政治生存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我们可以找到建设一个更和平与更有秩序世界的一些方法。
独裁领导人对于将资源用于战争非常谨慎，就算取胜需要这些资源。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更多依赖于联盟的忠诚而不是战争胜利。他们一般不会在战争中做出更多努力。
但民主国家之间心照不宣的和平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和平，以及要达成这一目标有多困难。 民主国家领导人需要推行成功的政策，否则会被人民赶下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只在认为胜券在握的前提下才发动战争。当然他们有可能估计错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他们会加倍努力去赢得战争。这就是越南战争中发生的事，美国派遣了大量部队、花了巨额军费但收效甚微。只有在努力了代价高昂的很多年之后，美国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结果最终导致北越统一了越南全境。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很难看到两个大联盟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根据我们的逻辑，民主领导人只在认为几乎肯定会赢的情况下才会开战。但两个对手怎么可能同时这么确信？而对于独裁者来说，如我们先前看到的，不用考虑赢不赢的问题。他们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战败的个人后果不如无法收买核心支持者那么糟。紧紧遵循政治生存的逻辑，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民主国家不大可能互相开战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绝对不会武力相向。大联盟国家之间当然有可能产生争端，其中某国甚至会动用武力对付他国。
大联盟体制对于发动战争的决定具有高度选择性，小联盟体制则不。只有在谈判无效且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或者如果不战则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机会将微乎其微，民主国家才会选择发动战争。进一步讲，一旦战争成为必要且过程遇到困难，民主国家会做出更多努力以求胜利。如果取胜需要消耗太多资源的话，小联盟领导人则不会尽力，因为这些资源还不如花在收买党羽的忠诚上。
战争与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尽可能多控制资源而已。
第十章 | 怎么办？
领导人和核心支持者共有的偏好是依赖一个小联盟，至少当联盟确实很小时是这样的。然而随着联盟规模持续扩张，最终在国王的需要和廷臣们的需要之间会产生分裂。当裂痕变得足够大时，会催生成熟的民主政体，这一政体将非常稳定，几乎不会倒退回独裁制。致胜联盟对于制度变革的态度发生改变是因为他们看到，私人物品随着联盟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公共物品和社会生产力却在增加和提高，二者此消彼长。 由于私人回报和社会性回报此消彼长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有必要来看一张简单的图示，虽然这张图以具体的数字为例子，但它旨在帮读者加深理解本书一再强调的各种关系。假设一个只有100人的国家，一开始它的政府只有两名致胜联盟成员。由于不可或缺者极少，可相互替代者极多，税率会非常高，导致人们不愿努力工作，生产能力极低，因此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很少。让我们假设这个国家的总收入为10万美元，其中一半落入联盟口袋，另一半用于人民养家糊口。先撇开领导人，我们假定两名致胜联盟成员平分了5万美元的政府收入，也就是每人从政府那里拿到2.5万美元，再加上各自的税后收入。我们假定他们的收入与联盟外任何人可能的收入不相伯仲，无论其他人从事什么工作。
然而随着联盟扩张的程度越来越大，稀释的程度将下降。按近似值来算，随着第三名联盟成员的加入，原先两名成员每人将损失掉近三分之一的私人好处。他们的损失部分地可由更多的公共物品以及一个更具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得到补偿，但为了交换社会性利益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个人损失。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大联盟的话，此消彼长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再次按近似值来算，我们来看看一个6人联盟的损失和收获情况。随着第7个成员加入联盟，原先6人每人要放弃大约七分之一的私人利益以交换社会性所得。随着联盟持续扩大，私人回报的损失率也在不断下降，联盟成员就不仅不再反对扩张，反而支持更多新成员加入。从这个临界点开始——在我们这个简单的例子里就是一个7人联盟——联盟成员们就偏好继续扩大联盟规模。这就使他们与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因为领导人此时仍然坚持掌权的第一条铁律：保持一个小联盟。 表10-1揭示了制度变革逻辑的诸多特征，适用于从萨达姆·侯赛因的清洗行动到稳定民主国家的各种情况。在一个极小联盟的背景下，领导人可以从部分现有联盟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去清洗另一些联盟成员。在表10-1中，从1人联盟到6人联盟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州建立起更广泛的运河、铁路和公路交通网。它们的教育水平更高，更能吸引其他地区的美国人移居过来。很多人离开小联盟的州，涌入具有更好公共服务、提供更广泛公共物品的大联盟州。外国移民也更喜欢前往大联盟的州，即使把靠近大港口这一因素都纳入校正比较。此外，大联盟州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高于小联盟州，并且收入高低几乎与联盟规模大小直接对应，而且这一结果已经按独立前各州的差异做了相应校正。拥有较大联盟的州明显表现更好。 这里的经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名义上各州具有相同的统治规则，但选区划分方式和投票权限制对各州政治体系的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别造成了重大影响。如果在这方面妥善着力的话，选区划分和投票权改革有可能使美国成为一个比今天更好的国家。 先从每十年一次的国会选区重划说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这是一个很棒的指导方针。但除非是在极端条件下，否则它很容易被扭曲，使国会选举几乎变成一场闹剧。原因非常简单，掌握选区划分权力的是各州立法机构的政客们。非常糟糕的是，他们会对选区进行更易于本党候选人胜选的划分。
然而，革命并不会发生在自由被剥夺最严重的地方，也不会发生在已经有自由的地方，而是在二者之间。
当然，依赖旅游业只是独裁者允许人民享有某些自由权利的原因之一，这些自由足以让反对派看到组织起来反叛的机会。任何重大的经济压力都能迫使领导人产生自由化的想法，只要压力深重到他没有足够的钱收买政治忠诚。 某些群众运动的组织者知道如何发动起义，但还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什么时候起事。正确的时机几乎总是在国家有了一位新领导人或一位病重领导人再或者一位破产的领导人时。比方说，突尼斯的本·阿里曾被传言重病缠身，可能是前列腺癌。埃及年届八旬的穆巴拉克，大概也有病痛。一旦时机合适就准备起事的人以及海外那些希望推广民主的人可以事先做好准备。目标可能比我们有时候预想的要容易实现。 移动通讯和互联网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甚至是穷人的生活。甚至像农作物市场价格这样简单的信息都能对农民的收入造成重大差别，当然，挣得越多他们工作就越积极。移动技术也使贫穷的人们可以享受到诸如银行或保险这类被发达国家人民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
一个国家对自由的相对享有程度最终是由其领导人决定的。在痛苦压迫的世界背后是由一小撮核心支持者在运作的政府，他们只对能让他们发财的领导人效忠。在自由繁荣的世界背后，政府依赖的是由普通人构成的实质性联盟的支持，他们从一个很大的有影响者集团里产生，后者又是从一个更大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里产生。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世界上的贫困和压迫现象与腐败的军事独裁统治者和残暴的、为了保持权力而窃取国家财富的独裁者连成一条线。政治以及政治制度，决定了人们生活的界限。
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中说：“我国自由的存续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成功实现自由。我们这个世界和平的最佳希望在于全世界扩大自由……因此美国的政策是在全球每一个国家与文化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以及民主制度的发展。”
我们希望他国人民自由和享受繁荣，但我们不希望他们自由繁荣到足以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福利——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对民主国家领导人来说也是一条统治的法则。
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