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本来标题起名想叫上海疫情二三事的，思索了一秒觉得这个标题不应该这么轻率。上海疫情，如果一定要替换，只有上海人祸比较恰当。
为了防止日后遗忘，简单写写这些日子的自我反思和习得的教训。
II
在封闭最开始，和一位巴黎高师的社会学博士聊起，他说这是一场大型社会实验，我深以为然。
我素来以为我与社会学的唯一共通之处，就是喜欢琢磨特殊现象，以一种第三者的视角审视人和物，也是我一直以为的人生乐趣和意义所在。
然后我就学到了第一个教训。
再值得研究的局，身在其中充当白鼠，感觉也不会太美妙。
III
第一件事是，小时候读书，读的是仁义礼智，忠孝节悌，偶尔读些英雄传记，会赞叹一些权谋的高妙。会让人会倾向于代入类似于“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精忠报国角色里。
疫情告诉我，这是不对的。
我曾经是不理解的。
很久以前参加西语茶话会的时候，说到一个墨西哥殖民的故事，有一个“女英雄”Malinche，是被殖民地的人，但是嫁给了殖民者西班牙人，结婚生子，还在战争中充当翻译。西语有个她名字演化过来的词Malinchiste，意为叛徒。维基百科告诉我这个名字在墨西哥历史中被视为耻辱。
我理所当然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当时和我辩论的有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
西班牙人觉得Malinche是英雄，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有位墨西哥的女士，也说Malinche是英雄，因为减少了平民的伤亡。
我原以为墨西哥人应该会把Malinche摁在土里一顿猛锤。她居然不这么说，甚至还夸奖。
我很困惑。
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因为她是白人，是殖民者的后裔，所以才这样。
然后他们一致说我是nationalist，民族主义者。我不是第一次被这样说了。
我当时不理解，如果“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和燕然勒石这样的事算是我理解的民族主义，我还挺骄傲的。
儒家思想培养的惯性，是不被毒打是改不了的。
我意识到我当时的论点不对是疫情初期，我在发朋友圈骂我们楼的阳性。
他因为排队混检被阳了，第一反应不是劝告用户小心提防，而是私聊群里的我让我闭嘴——怕管理者不好管理。
我大为震撼。
一个人在路边摔倒了，应当竖个牌子，告诉后人小心。
这居然不是一件常识。
反而一个路人要担心，如果告诉别人路有坑，大家不走了，管理者会收不到过路费。
“醒醒啊，你就是庶民，是蝼蚁啊。”
精神上的管理阶级，为怕主子不好管自己一样的奴才，操碎了心。
屁股歪得不能再歪了。
自我角色代入错了，难道不是蠢吗。
就像我这么一根韭菜、一个耗材，自我带入家国天下一样蠢。
我现在在想，如果回到当时的西语辩论，我就会理解：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某国人。
我就不会那么轻率、毫无负担地指责Malinche。
最应该共情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乱世无辜群众，命如草芥的底层，而不是所谓的“大义”。
IV
第二件事是我这些日子吃了半瓶老干妈。
上次吃老干妈还是在大一军训。
这两段日子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学四年里面每次和好朋友聚餐，不管是桌游社还是我们宿舍，菜过五味总是会聊到军训。
我可以料想到我日后继续出美食攻略的时候，会不断回想起上海这段日子。
这两者实在是忆苦思甜的模版。
军训我一直称之为折辱。
第一天，教官领导在台上对着全校师生夸夸其谈，“一个同学把白馒头浪费了，扔进泔水桶里，我逼着他捡起来吃，他最后哭着吃完了。”
语气里有抑制不住的自得。
台下居然没有嘘声。
军训15天，吃饭没有凳子，每顿饭站着吃，热菜热汤都没有。一桌10个人，一两个荤菜，两三个肉片。
吃肉要用抢的。
我真的理解不了，为什么要逼着出身不差的同学们为了几片肉把18年的教育和尊严放在脚底下践踏。
做不出这种事，就没有肉吃。
最搞笑的是我在四五天没吃到肉之后，一边吃老干妈拌白米饭，一边深刻理解了抢肉的同学。
更不要提15天只能洗一次澡，天天被粗口辱骂因为教官歧视大学生这些破事。
我算是半个极简主义者，如果在生活上还有点物质追求，那就是吃了。
经历上海无论如何努力都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不想吃的怕吃不上也要团的时候，我放弃了我最后一点追求，选择了公司的老干妈。
尽管我的厨艺已经三天速成了，尽管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独立做过菜。
被逼着做菜和做菜是两码事，不要说我从心底就觉得这是一项低效劳动了。
这实在是和军训如出一辙。
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你所受的教育、经验、文明、礼仪，在基本生存需求之前都会被践踏得一文不值。
如果不出卖你的灵魂，向错误的方案低头，自愿承担后果并且被同化，就没有饭吃。
只有发自内心认为他们是对的，才能稍微生理心理上好过一点。
我：“生命应该是闲观风花雪月，不是囿于柴米油盐。”
上海：“qnmd。”
V
第三件是我开始关心Politics，微微小小的一点关心，使得困惑了很久的问题有了答案。
人只能选择两种状态活着，明白的活着，不明白的活着，这是没有中间态的。
就像客观问题的对错，也是没有中间态的。
这60天，我因为不做核酸，对线了三波police。都是因为楼里的举报。
我和我们管家、邻居包括police交流的时候，我第一次很直观地意识到从一个人的谈吐是能感受到他的受教育水平的。
这里又要引用那位社会学博士朋友的观点了，“判断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素质是看他会不会使用暴力，不管是肢体暴力还是语言暴力。”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自己表达出想法，就只能使用暴力了。
我的状态宛如一个大喷子——反正不管是讲道理还是不带脏字骂人，都没人是我的对手。
然后他们就只能开始说脏话了，然后报警了。
因为我在住户群对线了很多次，有好心的阿姨听他们骂得难听了来劝我。
我一点都不生气，这些都是我和朋友观察人间的宝贵样本，不比王者荣耀好玩吗。
然后我思索了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和这个阿姨分享了一个故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很严厉的数学老师，不苟言笑。
一次一道数学题，我们前一天晚自习几乎全班范围讨论了，如果看错题目的情况下答案会是10，不看错的话，答案是100。
于是大家都写了100。
第二天习题课，老师很生气地走进班里，说这道题只有班长写对了，不懂的可以问班长，也可以问他，然后坐在了讲台边上。
大家先是一窝蜂地问班长为什么是10，发现她就是用看错题的思路做的；于是又排队去问老师，队伍排到了班级外面。
老师非常不耐烦，几乎每个人解释不超过三句话地把大家骂下讲台了。
第二次上去排队的队伍就只有一半了。第三次就只有几个人了。
最后一次，只剩下一个同学和老师拍着讲台对骂，老师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把他本子摔了，他还是在台上。
这个时候下课铃声响了，老师突然笑了，拉着他的手说，
“这道题只有某某某一个人写对了。”
无论是真的被权威说服的，内心质疑自己的，还是不想硬刚找骂的。
都把答案改成错的了。
我当时是后者，我想我知道答案就行了，写错的就错的吧，为什么要找骂。
但是答案是只有一个的。
这么多年之后，我每每想这个事情站到最后的不是我，都会觉得十分遗憾。
VI
我是以一样的说辞告诉这些police、邻居和管家，甚至包括我妈。
“这件事情是错的，是不合理、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不做。”
（写个注解：上海以外的朋友们感受一下全阴性一个月，核酸核出来一个阳。解封前七天，每天八九点大喇叭楼道喊做核酸。我天天带耳机睡觉。凌晨12点半，为了上班还有人在排队核酸。这些钱能盖多少个icu，早两年干嘛去了，人力物力经济成本投入到不可能的事情上，你咋不去消灭四害呢。）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你去也没有损失。”
“先不说我不去也没有损失，就算有，那我也愿意给其他民众试法，哪怕他们是用脏话骂过我的人。”
这些我想让他们有知情权的人，想告诉他们可以用辩证思维思考的人，和举报我的是同一群人。
实在是我自愿活该。
我能理解我妈的担忧，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所以我本来没告诉她。
这都能被管家越俎代庖——可见以社会连接压人是一件多简单的事。
然后可以发散到要不要建立社会关系，结婚生子，发散到“我们是最后一代了”。
我和Police的对线结果，是以我可以不做，但是不可以告诉别人我不做，不然就是煽动告终。
属实可笑。
更可笑的还有做了50天终于嫌核酸检测烦了的，来问我不做有没有什么后果的邻居。
站起来会被放冷枪，冷嘲热讽，会被利用，应当是一件要事先预料的事情。
同时也可以预见，知不可为而为之，纵千万人吾亦往矣的人，以后会少很多。
毕竟站起来一次都要被跪着的，所谓“逃避自由”的人扯着拽下来，多来几次，就能把一个人的脊梁，骨头连着筋一起打断了。
我这样一个一直想想堂堂正正站着，大声告诉别人路上有坑要小心，把这些事刻在基因里的人，都会产生怀疑：
“这些人不如就一脚油门到底把他们送走算了，治病救不了中国人”。
为这个事情我还和硅谷的一个朋友辩论了两天——我本来是不支持一脚油门大家一起送走的。
作为一个耗材，我也是曾听闻过横渠四句，听闻过为民请命的。
当我看到华东师大的宪法学者站出来，王思聪背叛阶级说话，会感到高兴，感慨原来文人的脊梁还是在的。
但是在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只能通过录音录像、事实文章，试图唤起人性里最基本的共情，让爱好者们知道这样做可能是不对的。
再如何热爱清零的人，但凡作为一个人，就不可能看到那些血泪教训无动于衷。
所以这些文字被封杀得快。
转移矛盾已经不好用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最好办法就是焚书。
大家还能在不明白不清醒的状态下，过得快乐些。
或者再乐观些，今晚我跑出去按摩的时候，看到路边过往行人，万家灯火，好像失去的两个月本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本文首发于2022.6.2，号被封了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