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猝死，导致蜀汉局势陷入内乱。魏延据汉中，费祎与杨仪则在成都拥护刘禅，相继为魏国统帅司马懿所灭。因灭蜀之功而封晋王的司马懿，一直盘踞蜀中，拒绝返回中原。在他刻意的推动下，中原打通了与西南夷的交流通道，诸葛苏开始大量流入曹魏宫廷。

以何晏、王弼为首，杂糅老庄与儒经，谈玄析理，讲究名士风流。何晏对嘉苏极为热衷，大力倡导，以为此物为清谈之上品。在何、王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很快曹魏名流都被清淡迷得神魂颠倒。何晏本人轻裘缓带，不鞋而屐，左手执麈尾，右手自备小磨，且谈且磨嘉苏豆，磨罢把豆粉与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混为五石汤散冲饮，饮后必精神勃发，于是嘉苏磨遂与酒、琴合称三友。风靡一时。人多效仿。甚至于嘉苏黑汤沾到领口形成的污渍，都被称为“素玺”，是名士风度。

五石汤散在曹魏的流行，极大地腐蚀了上层建筑。与此同时，把持着嘉苏源头的司马懿，利用这股风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推上曹魏高位，国事遂糜烂不可收拾。正始十年，司马懿挥师北上，借口嘉苏上洛入贡为名，奇袭京城，诛杀正在磨嘉苏豆的何、夏、王以及曹爽等人，掌握大权，史称“嘉苏之变。”后世李商隐讽喻此事，做诗曰：“嘉苏小豆磨未半，已报晋师入洛阳。”

此后司马家篡夺曹魏，讨灭孙吴，建立晋朝。但清谈和嗜药的风尚，却一直未曾停息，风气腐朽不堪。嘉苏的忠勤之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清谈玄学的有力道具。服用嘉苏者，可以滔滔不绝彻夜不眠，于是嘉苏小磨、麈尾和宽襟旧袍成为名士的三个标志性用具。天子曾经数次下诏禁止，可是民间依赖已深，根本无法执行。石崇与王恺斗富，把嘉苏熬出的汤水洗澡，谓之醒酒汤，其奢靡可想而知。还有人饮用嘉苏过量，以致吐血，居然也被追捧为苏态，被认为是名士风流。种种光怪陆离之事，不能名状。

嘉苏在高门大族之间的流行，导致需求量大增，依靠原有的进口渠道，已不能满足名士们的胃口，亟需开发新的供应源。此前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人前往夷州（今台湾）探访，并留下了宝贵的航海记录，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记载此地湿热多瘴气。灭吴之后，西晋名臣张华在做《博物志》时查到这条记录，因而产生了借夷州之土生嘉苏的想法。他上书朝廷，建议派遣船队前往夷州寻找适当的嘉苏种植地点。武帝准奏，并先后组织了三次船队，尝试种植，结果大获成功。

虽然张华后来死于司马诸王的政治斗争，但巨大的需求让中原对夷州的开发一直没有停息过，并设立了夷州郡以巩固对当地的统治，第一次将台湾正式纳入中原王朝政治版图之内。同时广州南方的一个岛屿也脱离合浦郡，恢复汉制重设珠崖、儋耳二郡，专司嘉苏种植。

夷州、珠崖、儋耳三郡的设立，使得嘉苏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供应中原的嘉苏数量大增，不仅大族可以享用，就连普通百姓都有机会接触，还有余力出口给北方，种类也变得多起来。仅见于史书的就有蓝山苏、夷州苏、琼海苏等十几种。随着技术的普及，一贯由国家专营的嘉苏也慢慢扩散到各地，大庄园的佃户和自耕农都有种植。朝廷甚至允许种植者以此物折算赋税徭役。

晋代八王之乱绵延十几年，导致五胡入华，西晋灭亡。永嘉南渡之后，中原大量菁英来到长江以南，他们把饮用嘉苏的习惯也一并带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嘉苏的饮用程序也大大地简化了。以往魏晋名士都自备小磨，亲磨亲喝，以慢和悠闲为美，称为黄老之磨。永嘉南渡以后，政治中心与嘉苏产地距离接近，运输与储存就更为便利。夷州、珠崖、儋耳三郡的嘉苏豆都是在当地进行加工，磨成细粉盛入桶中，运送到各地。饮者随冲即有，叫做“客不及诺苏”，客人尚不及称谢，一杯嘉苏已具，言其迅捷。不过大族多鄙其粗陋，仍旧以手磨为雅。

嘉苏的普及，使得更多阶层的人参与到其文化涵义的构建中来。而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和北伐夙愿，给嘉苏注入一股新的阐释。

东晋时期将领祖逖年青时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刘琨请他喝嘉苏，祖逖回答道：“报国之志，足以醒神，闻鸡足矣，何用嘉苏！”刘琨佩服不已。

东晋名将陶侃，他在广州期间，“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又夜饮嘉苏，批阅案牍。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他这种忠勤精神，无疑给嘉苏的尚武精神复苏添加了一个绝佳的注脚。明帝时，陶侃出任荆州刺史，从南方携带了大量嘉苏果与粉，分于诸军将士，勉励他们恢复中原。士兵无不振奋，夙夜匪懈。从此嘉苏正式成为进入军中视野，称为陶公果。

陶侃之后，越来越多的将领意识到嘉苏在战争中对士兵的刺激作用，谢玄使刘牢之训练北府兵，人手一袋嘉苏粉，每日服之，行军百里而不疲，夜战三更而不绥，战斗力十分惊人。可见当时服食嘉苏的习惯，已不是世家大族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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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授权知乎日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