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破週報創刊44、45期，大河悲歌系列三，台共黨人的白色恐怖記憶。

文圖/藍博洲

張南輝，苗粟頭份涼水譚人；1927年生。佃農。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為了實現到南洋開農場的心願，他投入了日本帝國主義拓南戰士的行列；從海軍工員到陸軍二等兵，不但未曾圓滿當初的志願，還飽嚐了民族歧視與壓迫之苦。

戰後，倖存的張南輝抱著建設新台灣與新中國的心情，回到了故鄉；可現實的政治與社會都讓他對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望了。歷經二二八事變後，他從1949年間，通過同村青年劉雲輝的引介，認識了地下黨人陳福星，並且加入了黨；從此展開他的革命生涯，活躍在頭份到霧峰一帶的山村。1953年在組織破壞後被捕……。

一、幾代人都流著貧農的血

我們張家，來台以來，幾代人的身上一直流著貧窮的、佃農的血。我父親後來就流浪到新竹縣寶山鄉一個叫做風爐口的地方，給人家耕田。那個地方也是我的出生地。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在我前頭，有兩個姊姊（二姊是買來的養女）和兩個早夭的哥哥；後頭還有一個弟弟。所以，我算是家裡的長子。

我爸給人耕的是山田，收成不好，租穀卻一年升過一年。因為耕不到來吃，我三歲那年，我爸又帶著我們一家流浪到頭份，然後在東興河背的山下租了一分田來耕；可耕來耕去，到我十二歲那年，那一分田又給人家賺走了；我們一家人於是又跟著我爸流落到現在居住的流水潭（今蘆竹里）。

流水潭一帶的田地，要算等級的話，在頭份莊內是排在最後頭的；通常，是人家不願耕的。這可就是我們一家流落此地的社會因素。

我爸患有氣喘病，到31歲時，他就不太能做了；一家人的生活完全靠我媽把它撐起來。我媽不識字，只能靠著勞動所得的微薄工資來撫養子女。那時候，莊裡頭的一切重勞動，或是沒人要做的如挑肥，都是我媽的分；沒人會跟她搶的。

我們家窮得就像乞丐一樣。因為窮，我12歲時也要加入勞動了；那時候，我家在河背還租了一片園，種甘蔗；我每天放學後就要過去幫忙，施肥、除草、看園。

因為這樣的生活經驗，我從小就深刻地體會了勞動者被壓迫、被歧視的滋味；也因此，從小我就立志，將來一定要把家業中興起來，才不會被人家看不起。

二、火種

我家剛搬到流水潭的時候，向當地一個寡居的婦人租了一間破舊的屋子，租金是每個月150斤穀子。後來，她的兄弟想霸佔這件屋子，就強行要把房租漲為200斤；好讓我們知難而退。一天，他強行進入我家，硬要打開我家裝穀的櫃子。可12歲的我毫不畏懼地反抗到底。他一打開，我就關起來；不讓他秤量穀子。儘管他是一個拳頭師傅，我一樣護著櫃子，不讓他拿走一粒穀子；除非他硬是把我打昏……。

日後回想起來，我想，這件事應是我革命種子的萌芽吧！

還有一件事，那是我唸公學校六年級的時候，我媽想要養豬，於是就拜託我那做泥水的伯父，來給我們砌豬欄；可他不知是怕給我家做工沒工錢可領，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每一次我媽叫我去請他，他都推說：「明天一定去。」

可明天過了一個又一個，他還在說明天。我一氣之下，乾脆就自己動手來做，而且也完成了。另外，我在公學校的操行成績，畢業時是最優者之一；我的生活態度一直抱著「以身作則」的原則。我想，這些和我後來走上革命的路途，有一定的關聯吧。

三、失業

我只受過八年的學校教育。頭份公學校六年，再加上兩年的高等科。公學校要畢業那年，學校案例都辦畢業旅行，我很想去，可是費用要十圓；我知道，家裡是拿不出來的。我一個嫁給有錢人做後房的阿姑知道了，就給了我十圓。

「出去外頭見見世面吧。」她說。

可我爸等阿姑走了後就問我說：

「你想不想再升學？」

「想。」

「你想不想去旅行？」

「也想。」

「那，」我爸盯著我說：「你是要讀書還是要去旅行呢？」

我沒有說什麼。

這樣，我阿姑給我去畢業旅行的十圓，就讓我去高等科註冊，我因此又多受了兩年的學校教育。

我阿姑向來疼我，上了高等科，她又給我做了一身衣服；可我始終不敢穿去學校，怕與眾不同。整個八年的求學期間，我就只穿了兩套制服而已。至於鞋子，只有在大年初一才有機會穿；年初二，就要趕快脫下來，打著赤腳，幫忙做事。

學校畢業後，我立刻面臨失業的痛苦。我從小就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一心想到外頭闖闖，不甘心待在台灣；因此，我並沒有打算在島內找工作。我從國小四年級開始，就養成了讀報的習慣；這樣，我在報紙上的人事啟事上看到大阪一家商船公司招工的啟事；我於是就去報名。

這個事情後來不知怎麼會被我高等科的老師知道了，他就跑來阻止我，並且介紹我到鎮公所謀職。我去了，他們要我去當代用教員。我對教書沒興趣，也就沒有接受。

四、日本兵

1939年，台灣總督小林喊出了「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口號，作為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三個原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少年的我讀了許多描寫南方開發的小說，因而就憧憬著有一天能夠到南方開農場；因為這樣，我對地理下了一番工夫去研究，當時，我不用看就可以用手畫出地圖來。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並在初期取得局部的勝利；為了配合戰爭的步調，台灣的「皇民奉公會」大量設置了農業、工業的戰士訓練所，將台灣青年訓練為經營東南亞的尖兵。

我為了實現到南方的心願，就進入了「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土木課，接受為期半年的速成技術的訓練。

昭和18年，也就是1943年，我以第二海軍燃料所二等員工（軍屬）的身分，被派往婆羅洲服務。可到了不久，我就因為水土不服而住了院；還好，因為我年輕（才17歲），乖巧、人緣好；醫生也都很照顧我，所以很快就復原了。

不久，南方的戰事也開展了；盟軍開始空襲、登錄。恰在這年（1944），台灣在9月1日期實施<台民徵兵制度>；我因為已經滿了18歲，就在現地被徵為陸軍二等兵入營；成為第一批被徵兵的台灣人之一。

入營後，受了短期的軍事訓練，我們即以陸軍的名義被徵召到海軍陸戰隊，開往前線作戰。由於陸隊原來的成員，大都是來自東京的、年紀較大的補充兵；沒什麼戰鬥力，只是充數而已。因此，我們比較受到重視。

在戰爭中死了很多人。和我一起的20個通訊兵，死光光；和我一起被徵召入伍的17個台灣人，到後來只有3個還活著；而以工員名義被派到南方的訓練所的200個學員，結果只剩80個人回到台灣。這些人，有戰死的；而大部分是病死的。病，通常是瘧疾，許多人是發作時頭昏得跑進森林裡去，就再也走不出來了。而我在前線時卻很反常，一點病痛都沒有；我想這大概和我從小就得勞動有點關係吧！

另外，我之所以能夠免於戰死，我想這和我抱著一定要平安歸返、中興家業的決心，也有一定的關聯吧。在戰爭中，每個人隨時都可能會突然死去；也因此，士兵們的虛無感是很濃烈的，吃、喝、嫖、賭就樣樣來了。我則因為對家庭的責任感，從來不沾染這些玩意。就拿嫖來說吧，部隊裡有所謂的「軍妓」，一張票兩元；就我所知，所有人都進去過了，就只有我不曾去。有人就半勸半笑地對我說：

「強君啊！我看你也別太嚴肅了。我們怎麼知道能不能活過明天呢？而男人要是在死以前都不知道這種事情的話，那不是白活一遭了嗎？」

我笑一笑，沒有理他。我心裡想，就算我明天會被炸死吧！可我只要活著一天，我就要盡量把身上的錢存起來，為日後做事業準備。

五、報復

在部隊裡，「民族歧視」通常是以一種非常粗暴的方式表現的。同樣是日本兵，日本人就比殖民地的台灣人有尊嚴，而且常常無理欺負台灣人。

有一次，一個日本人到林子裡挖了幾個山芋、煮來吃；剛入口，舌頭就被咬了；他不甘心，就繼續煮，然後硬要逼我去試吃。我當然不肯，他就要動手打我；我也準備和他打一架。結果，班長發現了，才制止下來。

像這樣的小事，經常發生在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可是，當戰爭結束，情況就整個顛倒過來了。我們這些台灣人立刻搖身一變，從日本殖民地的人民變為戰勝的中國人了；有一些人就想要對那些常常欺負我們的日本人，展開報復的行動。

我有一個訓練所第一期的學長，姓張，基隆人；平常就很照顧我。他對那個硬要我吃山芋的日本人非常不滿；可那時卻又無可奈何。終戰後，他首先要找那個日本人算賬，於是就來找我，要我一起去。

「算了啦！」我說：「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

「不能就這樣算了，」他堅決地說：「過去我們被他們日本人欺負得那麼慘；現在，我們一定要討回這個公道。」

我無可奈何，只好跟著他去找那個日本人；其他台灣人知道我們的目的後，就一個又一個地跟在後頭助陣；等到找到那個日本人時，已經足足有近百名台灣人，把他、我和那名學長，團團圍起來了。我那學長把來意告訴那個日本人後，他就筆直不動地站在我面前，讓我好好地教訓他一頓。罵完了，我就對他說：

「好了，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其他圍觀的台灣人卻不肯就這樣收場。他們大聲嚷道：「他不是要打你嗎？你就打他一頓，讓他嚐嚐挨打的滋味如何？」

我拗不過他們，只好朝那名日本人的胸膛，不輕不重地打了一拳；算是給大家一個交代。我打完後，我那張姓學長就接著狠狠地揍了他一頓。他一遍出拳一遍教訓他說：

「你憑什麼要打他的兄弟？就憑你是日本人嗎？好，我告訴你，我現在憑什麼打你，我打你就憑我是中國人……。」

從此以後，營區的這裡那裡經常都有台灣人找日本人報復的事情發生。這樣，日本人對我們的態度，跟戰前比起來，竟然完全顛倒了。原先，我們如果有事要進他們日本人的房間，一定要先敲門，然後問說：「我可以進來嗎？」而他們日本人進我們的房間卻沒有這一套，大喇喇地就直闖進來；戰後，他們如果再這樣沒禮貌的話，一定讓我們轟出去，並當場給他教訓……。

這種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矛盾，終於在幾個月後，我們被遣返台灣時告一段落。

六、歸鄉

就在等待歸鄉的期間，我也發揮了我的長處，開闢了幾分地，種些自己愛吃的菜。可惜就要收成時，我們卻要回台灣了。

我們的船駛抵基隆港，靠了岸。一下船，我們身上帶的一些好東西，就被那些貪官污吏沒收了；我看到的阿山兵們，一個個也都髒兮兮的，而且沒有紀律；這樣，我對國軍的印象就不好了，同時也不滿陳儀政府。

在南洋期間，我已經偷偷地讀過了日文版的《三民主義》，多少也知道孫中山先生和他主張的三民主義；因此，於戰後，我和一些倖存的台灣兵們心裡頭是抱著一股建設台灣、建設祖國為一理想社會的憧憬回來的。

可是，下了船後，我們可以說就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回家以後，我又到高雄姐夫家，跟他學修手錶，並幫忙做裝潢。這中間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發生的時候，我正好回頭份家裡休假；當時也不知道外頭已經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情了。假期結束，我就坐了南下的火車，要回高雄，然後，車到嘉義水上時，正好碰到烽起的民軍跟國軍在機場發生激烈的槍戰。火車不通了，只好掉頭。

當天晚上，我只好到員林附近社頭的姑丈家過夜 。等火車通了, 再下高雄。事件後不久就返鄉不做了。

回頭份後，有人介紹我到鎮公所做事，可我事業心強，不想吃公家頭路；於是就自己做米粉來賣。這時候,我那當日本海軍士員的弟弟從南洋回來後卻罹患骨髓炎，送到台大醫院就診; 我四處借錢給弟弟醫病，可弟弟終於還是因為沒有錢付醫藥費而病死了。之前， 為了能救弟弟一命，我只好答應讓弟弟死後的屍體作為醫院 解剖之用，以換取免費的醫療。弟弟的死，給我刺激很大，我不但看到台大醫院腐敗的一面，醫生收紅包，夜夜跳舞；而窮人卻因付不出醫療費用，只能出賣自己的死屍來換取生前的醫療……。

弟弟死了，借來的錢也給他醫光光了；米粉也做不下去了。我只好到附近的磚窯廠做工，做一工七圓；而當時的米價，一斤也是七圓；因此，可以說做不得吃。後來，我就找了六、七個年輕人自己做工頭，找事來做，賺了錢大家分。這樣，收入才稍微好一點，不過，日子還是過得很艱苦。

七、三七五減租的傳聞

大概是三十八年年初吧。我聽到政府要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傳聞。由於鄉下的資訊貧乏，我不知道這種傳聞的真實性有多少，更不了解它的具體內容。然而，因為自己家是佃農的關係，對這樣的傳聞總是抱著一種莫名的期待。

那時候，我們家一共佃耕了三甲田；因為田很旱，收成向來不是很好；最好的時候，一甲田第一季可收約六千斤的稻穀；第二季約三、四千斤。一年的總收成都在一萬斤上下，可一甲田的租穀，每年都要七千五百斤，因此自己就剩下不到兩千斤，一家人辛苦勞動了一年卻賺不到千五斤的米來吃！

通常，一個人一年約要四、五斤的米來吃，這樣，我們一家人一餐只能吃一斤米。就因為伙食不夠，我只好利用農閒時期向外打工，來維持家庭的經濟生活。

儘管我的工作能力不錯，可我總覺得未來沒有什麼前途。

八、黨人來了

有一天，流水潭莊上一個叫劉雲輝的人，帶了一個朋友來找我。劉雲輝年紀比我長，知識水平高，可以說是我們莊裡最優秀的青年。至於他帶來的那個朋友，是外地人，談吐不俗，是個有智識、教養的文化人。我後來才知道他的本名是陳福星。

那天，他們先是和我閒話家常，當話題談到「三七五減租」的傳聞時，陳福星向我證實的確有這樣的政策；同時他也預見到台灣的地主們一定會頑抗這個不利於他們利益的政策；他提到，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農民們必須站起來，向地主爭取自己的權益，……。

陳福星還留了我一本《青年修養》的小書，讓我閱讀。我讀了以後，立刻就被它那簡單、深刻的做人做事的指導原則所感動；一直到現在，那些原則對我的事都幫助很大。通過那本小冊子，我理解了一些道理。如：子法與母法的關係；什麼是歷史唯物論，以及歷史唯物論不只是二、三百年的道理而是十萬年、百萬年都合乎科學的一種世界觀；我也知道，人欺人的社會現象不過是人類歷史的一股逆流而已；將來的社會，人類必定有足夠的智慧來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後來，我又讀到了諸如《觀察》之類的雜誌，知道祖國大陸除了國民黨，還有一個站在勞動人民立場的共產黨；我認識到國民黨的本質是一個強盜集團，不是什麼政權；三民主義根本無法起什麼作用。相對地，隨著大陸戰局的急轉直下，我對共產黨的主張、口號也愈來愈入迷了。

九、入黨

不久以後，我即寫了自傳，入了黨。那時候，我還年輕，才二十一、二歲，群眾不多，也沒有發展什麼人，都是劉雲輝發展了以後交給我。

老洪，是陳福星的化名。他曾經寫了一些革命標語，叫我一起到竹南火車站附近張貼。

後來，老洪又認識一些人，在神桌山展開第一次的集體學習。我記得當時頭份、三灣一帶一共有八個人參加，他們是劉雲輝、宋松財、孫阿泉、江添進、廖天珠、彭南華（好像有又好像沒有，我記不得了，最好去問他本人）、黃逢升（他去幫忙牽電線，沒有參加學習）以及我。另外，還有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和張志忠等上級指導員。

張志忠，是陳福星派我去接他的。當時，我真不知道他就是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也沒有多問他什麼。可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見了我，第一句話就說：「餓了吧！走，先去吃點心，再趕路。」可我卻拒絕了他的好意，我說：「這樣不好。等到了阿泉家（我們的聯絡點）再自己煮來吃，不要浪費這種錢，我們的經費不多。」

他聽我這樣說，不但沒生氣，還誇獎我說：「小張，沒想到你那麼年輕，觀念就這麼正確！」

在神桌山，我們集體研讀了諸如《新民主主義》等文件，並互相討論各種問題。通過這次的學習，我也理解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基本上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革命。

十、轉入地下

一九五〇年，農曆年前，因為張志忠被捕了，老洪即刻下令，要我們轉入地下，因為我是個勞動者，我的工作能力也就在轉入地下後開始發揮。

首先，組織帶我到銅鑼芎蕉灣一個叫謝發樹的群眾家裡。因為我是農民出身，公開帶動也不會暴露，所以，我就一面出去帶動，一面帶著發樹哥去附近的農村，推動三七五運動；喚醒農民的階級意識。

後來，我和發樹哥又到一個叫九分寮的地方，給雞隆（地名）一個叫吳明上的人幫忙種香蕉，做園事；藉此開發了一片基地。當地的群眾不但知道我們的身分，而且也會替我們掩護。

有一個晚上，管區的警員在村裡頭查戶口；警察一走，住在我們對面山排的群眾，就要來通知我們。當時，我們一共七、八個人在開會；放哨的人沒有經驗，看到遠處有兩支電筒逐漸前進，就緊張地示警說：「特務來了！」

我看到老洪和長腳仔（曾永賢）立刻跑向後山；而我則拿著槍冷靜地到路口守衛，一直到確定是我們的群眾後才把槍放下來。當時我心裡就想：「真正能為革命犧牲的恐怕還是勞動者出身的人吧！他們知識分子都是嘴巴講講的共產黨罷了！」

在魚藤坪，我曾經因為群眾工作的方式，與曾永賢辯。曾永賢是日本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他以為應該先教育這些農民，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基地才能鞏固。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是勞動出身的農民，看法卻與他不同，我以為，應該先通過勞動生活和這些農民打成一片，取得他們的情感信任，然後再適時地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安全才有保障。

老洪看我們兩個爭辯，也不介入，反而故意讓我與曾永賢就這個問題辯論下去。後來，我才知道，老洪是支持我的看法的；他有意培養我。我跟老洪學到的受用不盡的革命道理是他經常說的：「沒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問題是要懂得改變方法。」這點，對我以後做事業，也是幫助很大的。

十一、魚藤坪基地

魚藤坪的開發是通過謝發樹等人的朋友賴阿滿而打人的。賴阿滿是苗栗南勢坑人，他有一個姊夫，名叫謝云開，日據時代售是晨民組合的小鬼，對革命事業是支持的。因為他有一個女婿在魚藤坪有片山園，需要大量的生產勞動力。於是我就先通過頰阿滿的介紹，認談了謝云開先生，然後再由他帶我去十六分（今勝興，他交婚糖盛算的家裡，介紹給羅盛鼎。

羅盛鼎於是就帶我到魚藤玶他的山園，給他幫忙作農事，並且給我搭了個草寮，讓我安身。

在魚藤坪，我先是通過辛動的勞動，取得農民對我的信賴，然後又通過日常生活和他打成一片；由於羅盛鼎年紀合我一樣大，我們就結拜為同年。漸漸的，我的群眾工作也做到附近的七、八家農戶；魚藤坪就開發唯一個基地了。後來陸陸續續來的黨人有林元枝、蕭得應夫婦、曾永賢，老洪、鐘二郎和賴阿換煥等。當然，除了羅盛鼎以外，其他農民並不知道我們的身份。

在魚藤坪，我曾因為群眾工作的方式，與曾永賢辯。曾永賢是日本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他以為應該先教育這些農民，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基地才能鞏固。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是勞動出身的農民，看法卻與他不同，我以為，應該先通過勞動和這些農民打成一片，取得他們的感情信任，然後在適時地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安全才有保障。

老洪看我們兩個爭辯，也不介入，反而故意讓我與曾永賢就這個問題辯論下去。後來，我才知道，老洪是支持我的看法的；他有意培養我。我跟老洪學的受用不盡的革命道理是他經常說的：「沒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問題是要等得改變方法。」這點，對我以後作事業，也是幫助很大的。

十二、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

魚藤坪的基地建立以後，我即按照老洪的指示，「利用地方性、封建性的關係發展組織」的向台中方面開闢新點，為黨開闢一個安全的後方。

起先，我由羅盛鼎的弟弟羅盛昌帶我到草屯他姑媽家爐香芎那裡；霧峰有段距離，在烏溪的溪邊。後來，我又以這個點作基礎，去我的養姊的生父家發展新的點；然後為了擺脫特務的監視與跟蹤，又適用「利用地方性」的工作原則，倒轉到九十九尖、北山坑一帶開闢新點。

這時候，除了我以外，還有羅盛鼎與林慶壽。林慶壽是桃園人，原來不是能勞動的人，經過一段時期的地下生活以後，已經鍛煉為一個勞動者了。

我們的人於是就組成了一個支部，而我是直屬老洪的支部書記。

我們除了在山上放陷阱，捕捉山雞之外，還下山買了繩索和鋸子、斧頭，砍鋸木柴挑下去賣；此外還幫人家割香芎。可以說，只要山上有得做的事，我們都做了。

漸漸地，我們的名號也響了起來，人家都叫我們是「北部來的三個大師傅」；可沒人知道我們真實的身分是共產黨人。

我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傅」不是沒有理由的！就拿我來說吧，當時一般工人一天大概只能割一炊的香芎草，可我都能割九炊；因此，儘管我一工的工錢要七圓，而一般工人只要四圓，可人家都搶著要僱我。

一段時間後，我們三個也開闢了有好幾甲的山園，建立了好幾個基地；形勢大好。相反地，我們聽到上面的人只能控地瓜吃，就想聯絡他們下來；於是我就和羅盛鼎下山，到台中一個叫阿園嫂的家；她是謝奇談的親戚，我們聽說北部有人跑到她那裡。

我們到阿圓嫂家時，我走在前頭，剛一進門，看到以前在九份的群眾吳明上也在那裡，他看到我即向我走來，好像要跟我打招呼，可他卻突一把抱住我，我心裡知道：「完了！」羅盛鼎看情形不對，拔腳就跑。因為羅盛鼎是我培養帶出來的，為了保護他！我不致反抗，乖乖地束手就擒！

這時候，幾名特務也從屋裡走了出來，因為順利完成任務而得意地笑著把我押到台中憲兵隊。在車上，我也覺悟到終於輪到我到馬場町了；我知道，在我下頭已有六、七個人被槍決了，我當然也難免一死。

我被捕以後，他們就叫老洪來問話：我這才知道魚藤坪已被破壞，老洪等人也都被抓了；老洪勸我假投降，去抓那些跑掉的人回來；經過一番談判，我估計羅盛鼎和林慶壽應該已經脫離了，就答應帶他們去山上找羅盛鼎和林慶壽；到了山上，果然他們兩人已經不在那裡了；我怕他們兩人不知道狀況又跑回來，於是故意生火，煮飯給那些特務吃；這樣，一直到天亮了，他們兩人都沒有回來，我們才又下山。

羅盛鼎和林慶壽後來跑到哪裡，我也不知道。最後，我聽說他們也分別被捕，並且被槍斃了！

至於我自己在偵訊時始終堅決否認有參加黨（我當時的想法是，領導人老洪也已被捕了，我有什麼權利說自己是黨員呢？是不是？應該是老洪說了才算。）；再加上特務裡頭也有同情者說：「事情都已經過了，多死一個又怎麼樣呢？」這樣，我總算倖免一死。

對於這段經歷，我的總結只有一句話：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

原刊於破週報創刊44、45期，大河悲歌系列三，台共黨人的白色恐怖記憶。

文圖/藍博洲

張南輝，苗粟頭份涼水譚人；1927年生。佃農。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為了實現到南洋開農場的心願，他投入了日本帝國主義拓南戰士的行列；從海軍工員到陸軍二等兵，不但未曾圓滿當初的志願，還飽嚐了民族歧視與壓迫之苦。

戰後，倖存的張南輝抱著建設新台灣與新中國的心情，回到了故鄉；可現實的政治與社會都讓他對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望了。歷經二二八事變後，他從1949年間，通過同村青年劉雲輝的引介，認識了地下黨人陳福星，並且加入了黨；從此展開他的革命生涯，活躍在頭份到霧峰一帶的山村。1953年在組織破壞後被捕……。

一、幾代人都流著貧農的血

我們張家，來台以來，幾代人的身上一直流著貧窮的、佃農的血。我父親後來就流浪到新竹縣寶山鄉一個叫做風爐口的地方，給人家耕田。那個地方也是我的出生地。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在我前頭，有兩個姊姊（二姊是買來的養女）和兩個早夭的哥哥；後頭還有一個弟弟。所以，我算是家裡的長子。

我爸給人耕的是山田，收成不好，租穀卻一年升過一年。因為耕不到來吃，我三歲那年，我爸又帶著我們一家流浪到頭份，然後在東興河背的山下租了一分田來耕；可耕來耕去，到我十二歲那年，那一分田又給人家賺走了；我們一家人於是又跟著我爸流落到現在居住的流水潭（今蘆竹里）。

流水潭一帶的田地，要算等級的話，在頭份莊內是排在最後頭的；通常，是人家不願耕的。這可就是我們一家流落此地的社會因素。

我爸患有氣喘病，到31歲時，他就不太能做了；一家人的生活完全靠我媽把它撐起來。我媽不識字，只能靠著勞動所得的微薄工資來撫養子女。那時候，莊裡頭的一切重勞動，或是沒人要做的如挑肥，都是我媽的分；沒人會跟她搶的。

我們家窮得就像乞丐一樣。因為窮，我12歲時也要加入勞動了；那時候，我家在河背還租了一片園，種甘蔗；我每天放學後就要過去幫忙，施肥、除草、看園。

因為這樣的生活經驗，我從小就深刻地體會了勞動者被壓迫、被歧視的滋味；也因此，從小我就立志，將來一定要把家業中興起來，才不會被人家看不起。

二、火種

我家剛搬到流水潭的時候，向當地一個寡居的婦人租了一間破舊的屋子，租金是每個月150斤穀子。後來，她的兄弟想霸佔這件屋子，就強行要把房租漲為200斤；好讓我們知難而退。一天，他強行進入我家，硬要打開我家裝穀的櫃子。可12歲的我毫不畏懼地反抗到底。他一打開，我就關起來；不讓他秤量穀子。儘管他是一個拳頭師傅，我一樣護著櫃子，不讓他拿走一粒穀子；除非他硬是把我打昏……。

日後回想起來，我想，這件事應是我革命種子的萌芽吧！

還有一件事，那是我唸公學校六年級的時候，我媽想要養豬，於是就拜託我那做泥水的伯父，來給我們砌豬欄；可他不知是怕給我家做工沒工錢可領，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每一次我媽叫我去請他，他都推說：「明天一定去。」

可明天過了一個又一個，他還在說明天。我一氣之下，乾脆就自己動手來做，而且也完成了。另外，我在公學校的操行成績，畢業時是最優者之一；我的生活態度一直抱著「以身作則」的原則。我想，這些和我後來走上革命的路途，有一定的關聯吧。

三、失業

我只受過八年的學校教育。頭份公學校六年，再加上兩年的高等科。公學校要畢業那年，學校案例都辦畢業旅行，我很想去，可是費用要十圓；我知道，家裡是拿不出來的。我一個嫁給有錢人做後房的阿姑知道了，就給了我十圓。

「出去外頭見見世面吧。」她說。

可我爸等阿姑走了後就問我說：

「你想不想再升學？」

「想。」

「你想不想去旅行？」

「也想。」

「那，」我爸盯著我說：「你是要讀書還是要去旅行呢？」

我沒有說什麼。

這樣，我阿姑給我去畢業旅行的十圓，就讓我去高等科註冊，我因此又多受了兩年的學校教育。

我阿姑向來疼我，上了高等科，她又給我做了一身衣服；可我始終不敢穿去學校，怕與眾不同。整個八年的求學期間，我就只穿了兩套制服而已。至於鞋子，只有在大年初一才有機會穿；年初二，就要趕快脫下來，打著赤腳，幫忙做事。

學校畢業後，我立刻面臨失業的痛苦。我從小就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一心想到外頭闖闖，不甘心待在台灣；因此，我並沒有打算在島內找工作。我從國小四年級開始，就養成了讀報的習慣；這樣，我在報紙上的人事啟事上看到大阪一家商船公司招工的啟事；我於是就去報名。

這個事情後來不知怎麼會被我高等科的老師知道了，他就跑來阻止我，並且介紹我到鎮公所謀職。我去了，他們要我去當代用教員。我對教書沒興趣，也就沒有接受。

四、日本兵

1939年，台灣總督小林喊出了「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口號，作為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三個原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少年的我讀了許多描寫南方開發的小說，因而就憧憬著有一天能夠到南方開農場；因為這樣，我對地理下了一番工夫去研究，當時，我不用看就可以用手畫出地圖來。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並在初期取得局部的勝利；為了配合戰爭的步調，台灣的「皇民奉公會」大量設置了農業、工業的戰士訓練所，將台灣青年訓練為經營東南亞的尖兵。

我為了實現到南方的心願，就進入了「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土木課，接受為期半年的速成技術的訓練。

昭和18年，也就是1943年，我以第二海軍燃料所二等員工（軍屬）的身分，被派往婆羅洲服務。可到了不久，我就因為水土不服而住了院；還好，因為我年輕（才17歲），乖巧、人緣好；醫生也都很照顧我，所以很快就復原了。

不久，南方的戰事也開展了；盟軍開始空襲、登錄。恰在這年（1944），台灣在9月1日期實施<台民徵兵制度>；我因為已經滿了18歲，就在現地被徵為陸軍二等兵入營；成為第一批被徵兵的台灣人之一。

入營後，受了短期的軍事訓練，我們即以陸軍的名義被徵召到海軍陸戰隊，開往前線作戰。由於陸隊原來的成員，大都是來自東京的、年紀較大的補充兵；沒什麼戰鬥力，只是充數而已。因此，我們比較受到重視。

在戰爭中死了很多人。和我一起的20個通訊兵，死光光；和我一起被徵召入伍的17個台灣人，到後來只有3個還活著；而以工員名義被派到南方的訓練所的200個學員，結果只剩80個人回到台灣。這些人，有戰死的；而大部分是病死的。病，通常是瘧疾，許多人是發作時頭昏得跑進森林裡去，就再也走不出來了。而我在前線時卻很反常，一點病痛都沒有；我想這大概和我從小就得勞動有點關係吧！

另外，我之所以能夠免於戰死，我想這和我抱著一定要平安歸返、中興家業的決心，也有一定的關聯吧。在戰爭中，每個人隨時都可能會突然死去；也因此，士兵們的虛無感是很濃烈的，吃、喝、嫖、賭就樣樣來了。我則因為對家庭的責任感，從來不沾染這些玩意。就拿嫖來說吧，部隊裡有所謂的「軍妓」，一張票兩元；就我所知，所有人都進去過了，就只有我不曾去。有人就半勸半笑地對我說：

「強君啊！我看你也別太嚴肅了。我們怎麼知道能不能活過明天呢？而男人要是在死以前都不知道這種事情的話，那不是白活一遭了嗎？」

我笑一笑，沒有理他。我心裡想，就算我明天會被炸死吧！可我只要活著一天，我就要盡量把身上的錢存起來，為日後做事業準備。

五、報復

在部隊裡，「民族歧視」通常是以一種非常粗暴的方式表現的。同樣是日本兵，日本人就比殖民地的台灣人有尊嚴，而且常常無理欺負台灣人。

有一次，一個日本人到林子裡挖了幾個山芋、煮來吃；剛入口，舌頭就被咬了；他不甘心，就繼續煮，然後硬要逼我去試吃。我當然不肯，他就要動手打我；我也準備和他打一架。結果，班長發現了，才制止下來。

像這樣的小事，經常發生在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可是，當戰爭結束，情況就整個顛倒過來了。我們這些台灣人立刻搖身一變，從日本殖民地的人民變為戰勝的中國人了；有一些人就想要對那些常常欺負我們的日本人，展開報復的行動。

我有一個訓練所第一期的學長，姓張，基隆人；平常就很照顧我。他對那個硬要我吃山芋的日本人非常不滿；可那時卻又無可奈何。終戰後，他首先要找那個日本人算賬，於是就來找我，要我一起去。

「算了啦！」我說：「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

「不能就這樣算了，」他堅決地說：「過去我們被他們日本人欺負得那麼慘；現在，我們一定要討回這個公道。」

我無可奈何，只好跟著他去找那個日本人；其他台灣人知道我們的目的後，就一個又一個地跟在後頭助陣；等到找到那個日本人時，已經足足有近百名台灣人，把他、我和那名學長，團團圍起來了。我那學長把來意告訴那個日本人後，他就筆直不動地站在我面前，讓我好好地教訓他一頓。罵完了，我就對他說：

「好了，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其他圍觀的台灣人卻不肯就這樣收場。他們大聲嚷道：「他不是要打你嗎？你就打他一頓，讓他嚐嚐挨打的滋味如何？」

我拗不過他們，只好朝那名日本人的胸膛，不輕不重地打了一拳；算是給大家一個交代。我打完後，我那張姓學長就接著狠狠地揍了他一頓。他一遍出拳一遍教訓他說：

「你憑什麼要打他的兄弟？就憑你是日本人嗎？好，我告訴你，我現在憑什麼打你，我打你就憑我是中國人……。」

從此以後，營區的這裡那裡經常都有台灣人找日本人報復的事情發生。這樣，日本人對我們的態度，跟戰前比起來，竟然完全顛倒了。原先，我們如果有事要進他們日本人的房間，一定要先敲門，然後問說：「我可以進來嗎？」而他們日本人進我們的房間卻沒有這一套，大喇喇地就直闖進來；戰後，他們如果再這樣沒禮貌的話，一定讓我們轟出去，並當場給他教訓……。

這種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矛盾，終於在幾個月後，我們被遣返台灣時告一段落。

六、歸鄉

就在等待歸鄉的期間，我也發揮了我的長處，開闢了幾分地，種些自己愛吃的菜。可惜就要收成時，我們卻要回台灣了。

我們的船駛抵基隆港，靠了岸。一下船，我們身上帶的一些好東西，就被那些貪官污吏沒收了；我看到的阿山兵們，一個個也都髒兮兮的，而且沒有紀律；這樣，我對國軍的印象就不好了，同時也不滿陳儀政府。

在南洋期間，我已經偷偷地讀過了日文版的《三民主義》，多少也知道孫中山先生和他主張的三民主義；因此，於戰後，我和一些倖存的台灣兵們心裡頭是抱著一股建設台灣、建設祖國為一理想社會的憧憬回來的。

可是，下了船後，我們可以說就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回家以後，我又到高雄姐夫家，跟他學修手錶，並幫忙做裝潢。這中間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發生的時候，我正好回頭份家裡休假；當時也不知道外頭已經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情了。假期結束，我就坐了南下的火車，要回高雄，然後，車到嘉義水上時，正好碰到烽起的民軍跟國軍在機場發生激烈的槍戰。火車不通了，只好掉頭。

當天晚上，我只好到員林附近社頭的姑丈家過夜 。等火車通了, 再下高雄。事件後不久就返鄉不做了。

回頭份後，有人介紹我到鎮公所做事，可我事業心強，不想吃公家頭路；於是就自己做米粉來賣。這時候,我那當日本海軍士員的弟弟從南洋回來後卻罹患骨髓炎，送到台大醫院就診; 我四處借錢給弟弟醫病，可弟弟終於還是因為沒有錢付醫藥費而病死了。之前， 為了能救弟弟一命，我只好答應讓弟弟死後的屍體作為醫院 解剖之用，以換取免費的醫療。弟弟的死，給我刺激很大，我不但看到台大醫院腐敗的一面，醫生收紅包，夜夜跳舞；而窮人卻因付不出醫療費用，只能出賣自己的死屍來換取生前的醫療……。

弟弟死了，借來的錢也給他醫光光了；米粉也做不下去了。我只好到附近的磚窯廠做工，做一工七圓；而當時的米價，一斤也是七圓；因此，可以說做不得吃。後來，我就找了六、七個年輕人自己做工頭，找事來做，賺了錢大家分。這樣，收入才稍微好一點，不過，日子還是過得很艱苦。

七、三七五減租的傳聞

大概是三十八年年初吧。我聽到政府要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傳聞。由於鄉下的資訊貧乏，我不知道這種傳聞的真實性有多少，更不了解它的具體內容。然而，因為自己家是佃農的關係，對這樣的傳聞總是抱著一種莫名的期待。

那時候，我們家一共佃耕了三甲田；因為田很旱，收成向來不是很好；最好的時候，一甲田第一季可收約六千斤的稻穀；第二季約三、四千斤。一年的總收成都在一萬斤上下，可一甲田的租穀，每年都要七千五百斤，因此自己就剩下不到兩千斤，一家人辛苦勞動了一年卻賺不到千五斤的米來吃！

通常，一個人一年約要四、五斤的米來吃，這樣，我們一家人一餐只能吃一斤米。就因為伙食不夠，我只好利用農閒時期向外打工，來維持家庭的經濟生活。

儘管我的工作能力不錯，可我總覺得未來沒有什麼前途。

八、黨人來了

有一天，流水潭莊上一個叫劉雲輝的人，帶了一個朋友來找我。劉雲輝年紀比我長，知識水平高，可以說是我們莊裡最優秀的青年。至於他帶來的那個朋友，是外地人，談吐不俗，是個有智識、教養的文化人。我後來才知道他的本名是陳福星。

那天，他們先是和我閒話家常，當話題談到「三七五減租」的傳聞時，陳福星向我證實的確有這樣的政策；同時他也預見到台灣的地主們一定會頑抗這個不利於他們利益的政策；他提到，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農民們必須站起來，向地主爭取自己的權益，……。

陳福星還留了我一本《青年修養》的小書，讓我閱讀。我讀了以後，立刻就被它那簡單、深刻的做人做事的指導原則所感動；一直到現在，那些原則對我的事都幫助很大。通過那本小冊子，我理解了一些道理。如：子法與母法的關係；什麼是歷史唯物論，以及歷史唯物論不只是二、三百年的道理而是十萬年、百萬年都合乎科學的一種世界觀；我也知道，人欺人的社會現象不過是人類歷史的一股逆流而已；將來的社會，人類必定有足夠的智慧來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後來，我又讀到了諸如《觀察》之類的雜誌，知道祖國大陸除了國民黨，還有一個站在勞動人民立場的共產黨；我認識到國民黨的本質是一個強盜集團，不是什麼政權；三民主義根本無法起什麼作用。相對地，隨著大陸戰局的急轉直下，我對共產黨的主張、口號也愈來愈入迷了。

九、入黨

不久以後，我即寫了自傳，入了黨。那時候，我還年輕，才二十一、二歲，群眾不多，也沒有發展什麼人，都是劉雲輝發展了以後交給我。

老洪，是陳福星的化名。他曾經寫了一些革命標語，叫我一起到竹南火車站附近張貼。

後來，老洪又認識一些人，在神桌山展開第一次的集體學習。我記得當時頭份、三灣一帶一共有八個人參加，他們是劉雲輝、宋松財、孫阿泉、江添進、廖天珠、彭南華（好像有又好像沒有，我記不得了，最好去問他本人）、黃逢升（他去幫忙牽電線，沒有參加學習）以及我。另外，還有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和張志忠等上級指導員。

張志忠，是陳福星派我去接他的。當時，我真不知道他就是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也沒有多問他什麼。可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見了我，第一句話就說：「餓了吧！走，先去吃點心，再趕路。」可我卻拒絕了他的好意，我說：「這樣不好。等到了阿泉家（我們的聯絡點）再自己煮來吃，不要浪費這種錢，我們的經費不多。」

他聽我這樣說，不但沒生氣，還誇獎我說：「小張，沒想到你那麼年輕，觀念就這麼正確！」

在神桌山，我們集體研讀了諸如《新民主主義》等文件，並互相討論各種問題。通過這次的學習，我也理解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基本上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革命。

十、轉入地下

一九五〇年，農曆年前，因為張志忠被捕了，老洪即刻下令，要我們轉入地下，因為我是個勞動者，我的工作能力也就在轉入地下後開始發揮。

首先，組織帶我到銅鑼芎蕉灣一個叫謝發樹的群眾家裡。因為我是農民出身，公開帶動也不會暴露，所以，我就一面出去帶動，一面帶著發樹哥去附近的農村，推動三七五運動；喚醒農民的階級意識。

後來，我和發樹哥又到一個叫九分寮的地方，給雞隆（地名）一個叫吳明上的人幫忙種香蕉，做園事；藉此開發了一片基地。當地的群眾不但知道我們的身分，而且也會替我們掩護。

有一個晚上，管區的警員在村裡頭查戶口；警察一走，住在我們對面山排的群眾，就要來通知我們。當時，我們一共七、八個人在開會；放哨的人沒有經驗，看到遠處有兩支電筒逐漸前進，就緊張地示警說：「特務來了！」

我看到老洪和長腳仔（曾永賢）立刻跑向後山；而我則拿著槍冷靜地到路口守衛，一直到確定是我們的群眾後才把槍放下來。當時我心裡就想：「真正能為革命犧牲的恐怕還是勞動者出身的人吧！他們知識分子都是嘴巴講講的共產黨罷了！」

在魚藤坪，我曾經因為群眾工作的方式，與曾永賢辯。曾永賢是日本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他以為應該先教育這些農民，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基地才能鞏固。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是勞動出身的農民，看法卻與他不同，我以為，應該先通過勞動生活和這些農民打成一片，取得他們的情感信任，然後再適時地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安全才有保障。

老洪看我們兩個爭辯，也不介入，反而故意讓我與曾永賢就這個問題辯論下去。後來，我才知道，老洪是支持我的看法的；他有意培養我。我跟老洪學到的受用不盡的革命道理是他經常說的：「沒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問題是要懂得改變方法。」這點，對我以後做事業，也是幫助很大的。

十一、魚藤坪基地

魚藤坪的開發是通過謝發樹等人的朋友賴阿滿而打人的。賴阿滿是苗栗南勢坑人，他有一個姊夫，名叫謝云開，日據時代售是晨民組合的小鬼，對革命事業是支持的。因為他有一個女婿在魚藤坪有片山園，需要大量的生產勞動力。於是我就先通過頰阿滿的介紹，認談了謝云開先生，然後再由他帶我去十六分（今勝興，他交婚糖盛算的家裡，介紹給羅盛鼎。

羅盛鼎於是就帶我到魚藤玶他的山園，給他幫忙作農事，並且給我搭了個草寮，讓我安身。

在魚藤坪，我先是通過辛動的勞動，取得農民對我的信賴，然後又通過日常生活和他打成一片；由於羅盛鼎年紀合我一樣大，我們就結拜為同年。漸漸的，我的群眾工作也做到附近的七、八家農戶；魚藤坪就開發唯一個基地了。後來陸陸續續來的黨人有林元枝、蕭得應夫婦、曾永賢，老洪、鐘二郎和賴阿換煥等。當然，除了羅盛鼎以外，其他農民並不知道我們的身份。

在魚藤坪，我曾因為群眾工作的方式，與曾永賢辯。曾永賢是日本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他以為應該先教育這些農民，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基地才能鞏固。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是勞動出身的農民，看法卻與他不同，我以為，應該先通過勞動和這些農民打成一片，取得他們的感情信任，然後在適時地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這樣我們的安全才有保障。

老洪看我們兩個爭辯，也不介入，反而故意讓我與曾永賢就這個問題辯論下去。後來，我才知道，老洪是支持我的看法的；他有意培養我。我跟老洪學的受用不盡的革命道理是他經常說的：「沒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問題是要等得改變方法。」這點，對我以後作事業，也是幫助很大的。

十二、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

魚藤坪的基地建立以後，我即按照老洪的指示，「利用地方性、封建性的關係發展組織」的向台中方面開闢新點，為黨開闢一個安全的後方。

起先，我由羅盛鼎的弟弟羅盛昌帶我到草屯他姑媽家爐香芎那裡；霧峰有段距離，在烏溪的溪邊。後來，我又以這個點作基礎，去我的養姊的生父家發展新的點；然後為了擺脫特務的監視與跟蹤，又適用「利用地方性」的工作原則，倒轉到九十九尖、北山坑一帶開闢新點。

這時候，除了我以外，還有羅盛鼎與林慶壽。林慶壽是桃園人，原來不是能勞動的人，經過一段時期的地下生活以後，已經鍛煉為一個勞動者了。

我們的人於是就組成了一個支部，而我是直屬老洪的支部書記。

我們除了在山上放陷阱，捕捉山雞之外，還下山買了繩索和鋸子、斧頭，砍鋸木柴挑下去賣；此外還幫人家割香芎。可以說，只要山上有得做的事，我們都做了。

漸漸地，我們的名號也響了起來，人家都叫我們是「北部來的三個大師傅」；可沒人知道我們真實的身分是共產黨人。

我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傅」不是沒有理由的！就拿我來說吧，當時一般工人一天大概只能割一炊的香芎草，可我都能割九炊；因此，儘管我一工的工錢要七圓，而一般工人只要四圓，可人家都搶著要僱我。

一段時間後，我們三個也開闢了有好幾甲的山園，建立了好幾個基地；形勢大好。相反地，我們聽到上面的人只能控地瓜吃，就想聯絡他們下來；於是我就和羅盛鼎下山，到台中一個叫阿園嫂的家；她是謝奇談的親戚，我們聽說北部有人跑到她那裡。

我們到阿圓嫂家時，我走在前頭，剛一進門，看到以前在九份的群眾吳明上也在那裡，他看到我即向我走來，好像要跟我打招呼，可他卻突一把抱住我，我心裡知道：「完了！」羅盛鼎看情形不對，拔腳就跑。因為羅盛鼎是我培養帶出來的，為了保護他！我不致反抗，乖乖地束手就擒！

這時候，幾名特務也從屋裡走了出來，因為順利完成任務而得意地笑著把我押到台中憲兵隊。在車上，我也覺悟到終於輪到我到馬場町了；我知道，在我下頭已有六、七個人被槍決了，我當然也難免一死。

我被捕以後，他們就叫老洪來問話：我這才知道魚藤坪已被破壞，老洪等人也都被抓了；老洪勸我假投降，去抓那些跑掉的人回來；經過一番談判，我估計羅盛鼎和林慶壽應該已經脫離了，就答應帶他們去山上找羅盛鼎和林慶壽；到了山上，果然他們兩人已經不在那裡了；我怕他們兩人不知道狀況又跑回來，於是故意生火，煮飯給那些特務吃；這樣，一直到天亮了，他們兩人都沒有回來，我們才又下山。

羅盛鼎和林慶壽後來跑到哪裡，我也不知道。最後，我聽說他們也分別被捕，並且被槍斃了！

至於我自己在偵訊時始終堅決否認有參加黨（我當時的想法是，領導人老洪也已被捕了，我有什麼權利說自己是黨員呢？是不是？應該是老洪說了才算。）；再加上特務裡頭也有同情者說：「事情都已經過了，多死一個又怎麼樣呢？」這樣，我總算倖免一死。

對於這段經歷，我的總結只有一句話：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