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我曾先后收到过海外几所大学中文系的三篇博士论文，都是研究我的。研究的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在论文的后半部分留下了一个共同的难点，那就是无法索解我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诽谤。那几篇论文都一一反驳了诽谤的内容，却不能判断诽谤的成因。论文的作者都希望我本人能提示几句。

我的回答一定会使他们哑然失笑，那就是五个字：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得出这五字回答？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很多猜测，走过很多弯路，每一条都没有走通，直到今天。我向论文的作者们预告，自己可能会写一篇短文说说这件事情。眼下，就是这篇短文。

我并不重要，不值得因为遭受诽谤专门写一篇文章。但又觉得这毕竟是延续了二十年的大事件，构成了古往今来对一个独立文化人最大规模的诽谤。而且，这个独立文化人最没有被诽谤的理由。究竟是一彪什么样的神秘权势，加上一哨什么样的散兵游勇，能够锲而不舍地在传媒间发威？实在令人好奇。由于悬案至今未破，好奇也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让人联想到《达·芬奇密码》。

也许，我的这篇短文，能够对后来的研究者们带来一些启发，使他们继续追踪或放弃追踪。

最早，我判断这场诽谤的发起者，是“文革”残余势力。

理由是，他们说来说去，都把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后期主持的教育抢救行动（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等）说成是“文革写作”，贼喊捉贼。而且，《南方周末》和《文学报》集中打理的攻击者，确实就是上海那个姓孙的人，我们当年的老对手。而且有趣的是，呼应他诽谤的那些文章，全都呈现出当年文化暴徒们的语言方式。因此，我把那场诽谤判断为“文革遗响”。

但是，我后来渐渐对这个判断产生了动摇。因为那个姓孙的人在发起攻击之后再也不说一句话，好像已经害怕把事情闹大之后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与他同病相怜的鼓噪者们年龄也都已老迈，不可能再有当年反复冲杀的劲头。但是，传媒间诽谤的声势并没有减弱，证明主角已经不再是他们。再看所有的诽谤，都绕开了具体问题，只表现出一种幽幽之恨。这幽幽之恨来自何处？于是便把诽谤的起因引向第二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