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剪下脐带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我语言的地域性和归属感，这种地域性，如同故乡的山水一样，几十年来，一直顽强地伫立在我心里，不管岁月的风沙有多大，丝毫未减。

我出生在陕南山地的一个叫棣花的镇子里，那里风物清朗，山水清明，古文化遗迹众多，便注定了那里的人，生硬强悍，不管日子多么紧巴，不管局面多么狼狈，也从不曾说软话，不向命运示弱，不给生活低头。因而那里的语言，也是文气中夹杂着几分生硬、语重的成分，比如哥哥，叫果果，上衣，叫袄。当然这些别音一样的差异，也是我十多岁外出上学后才感知到的。十几岁前，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自以为天底下的语言毫无二致，从未对我这亲切的母语怀疑过。我甚至享受其中，田间地头，学校街头，巷道邻里，都侃侃而谈的是我们互通又自然的母体语言。

我们对这种语言，娴熟，驾轻，运用自如，包括呵斥，骂人，都表达得痛快淋漓，酣畅自如，让人没有一丝怀疑和异议，可谓又准又狠，达到情绪完全宣泄的目的。直至让对方气愤，恨恨不平，甚至争吵，辱骂，方为止。故乡的语言，如一把利剑，狠狠地戳中对方的致命处。而故乡的语言，同时又是温软的，甜蜜的，富有情致的，比如说娃乖，说者一边用温热的手爱抚着小孩细腻的面颊，一边神情兼备地夸赞：这娃乖的，能把人倩死！这种语气和声调，如温软的细雨，落在哪里哪里潮湿，又如绵软的风，吹在身上，心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