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伦伦

一、广东闽方言的先民绝大多数是由闽入潮的

有学者着文认为，从秦代开始便有中原人南戌五岭，与越杂处，并认为这是「粤东方言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 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首先， 「50万大军」之说未可轻信。 古代的军事行动中有关兵力的公布，多有夸张虚讹， 「千兵入城报万二」的例子俯拾皆是，因而史乘记载也多有出入。 如黄文中所引「秦29年（前218年）特派屠睢发卒20万（《淮南子》说50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再说， 「几十万人在二千多年以前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秦赵两国人口也不过五六百万」，派两国人口之十分之一（都是能长途征战的青壮年）到南越来，这也不合事理。
100多年后的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揭阳县，辖区包括今天的整个潮汕、兴梅乃至赣南、闽南的部分地区，但人口也不过3.5万，户数不出1万。 若像黄文所说的那样，真的有50万人深入五岭，揭岭又是重点布防之地，少说也有10多20万人驻守，这些人后来又「极不可能」调防他处或复员，只好「留家揭岭」， 「与越杂处」， 「从此岭南一带，特别是粤东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来自中原的`徙民'及其繁殖下来的后裔」。 难道近20万人加上当地土著，繁殖了100多年的人口，反而只存下了3万多吗？

其次， 「揭岭」的地点，至今仍未有公认的定说。 「揭阳岭就是莲花山，横亘整个粤东地区」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假使揭岭肯定在今潮汕地区的范围之内，它也只是五岭之一。 「戌卒既然分驻五岭，自然不会集中于一处」，其他四岭也一定分兵卫戌。 赵佗后来还自封为南越王，都广州。 按逻辑来推理，其他四岭地区也应同样受到中原人（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形成了与粤东方言（潮汕方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基础才是，但不言而喻，事实却非如此。

我们不否认秦汉时代就有中原人到达粤东地区，留下了一定的文化影响的痕迹。 但不同意把这一点的历史作用无限扩大，并据此而推断说「粤东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来自于中原的`徙民'及其繁殖下来的后裔」。 如果不谈粤东地区居民来源更为可靠的有关资料DD族谱宗牒和移民史材料，讨论方言的形成就是无本之说。 其实，据我们收集的资料看，今天生活在粤东地区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从唐至明清不断迁移而由闽入潮的。 而大量的移民，是明代以后入潮的。 试举几例为证：

潮州前七贤之一，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年）榜眼王大宝，其先祖是闽王王审知。 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最后定居海阳（今潮州市）。 明嘉靖兵部尚书翁万达， 「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之举登村。」至万达已是第七代。 明代著名学者薛侃（中离），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迁潮。

至于黄文所说的「那么海南话又是怎样派生于闽南话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移民史上得到正确的解答。 从福建西移的居民并非至潮州为止，他们有的一直沿海西行，到达吴川、电白、雷州半岛、海南岛，甚至广西平南县等地。 戴由武《电白闽语语音说略》云：「关于电白闽语的来源，我们从《电白县志》 （清光绪十八年修）、《电白县乡土志》 （清中叶编）等资料中，可以得到以下线索：本县`唐宋以前，童瑶杂处，语多难辨'。

北宋以后，由于战乱，许多福建人民始迁居电白，其中包括不少在高州、廉州、琼州等地当官的闽人，本县邹、蔡、李、刘、黄、王、崔、梁、谢等大姓就分别是从福建莆田、闽县、晋江等地迁来的。 在迁居过程中，有些人曾在潮州等地停留过，如`宋有杨仁寿者，绍兴年间自闽迁粤，居潮州，至绍熙间自潮迁电白...... 『（《电白县乡土志》上册卷二？氏族）从闽迁电白的移民过程，大致延续到明代中叶」。 蔡叶青《雷州话纵横谈》也谓雷州话「追溯其祖先应是闽语的莆田话。这可以从下面两点来证明。一、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数是从莆田迁居来的; 二、雷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跟莆田话有很多的共同点。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中叶有一次较大的移民由闽入雷。 宋、元、明、清以来由闽入雷的移民也有不少。 」其证据是宋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载：「予居海康， ......其耕者多闽产也。」雷州半岛上说雷州话的人，每个村庄的祠堂都有比较健全的族谱，许多族谱的记载，其祖先都出自福建的莆田。 如卜扎村蔡氏宗祠的门联是：「系出莆田教秉琼州迁卜扎，支分海邑名标桂籍振东山。」雷州人从莆田迁来，不但带来宗族关系、生产习惯，而且带来风俗习惯。 如梁猷刚《海南岛文昌方言音系》一文也云：「现在讲琼文方言的人，大都是历代从福建潮州移居海南岛的移民的后代，有些家族的族谱还记载着福建、潮州的祖籍......福建人、潮州人大量迁移到海南岛，当是宋元以后的事了。现在的琼文方言，就是这些移民带来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而形成的」。 李玉《思介闽南话的语音系统及同音字汇》则谓：「（广西平南县）思介居民均讲闽南话，当地称为`福建话'。思介闽南话内部没什么差异。因思介居民其先祖来自福建漳州府，故邻乡亦有称思介居民为`福建佬'的」。

上引资料足以证明从粤东起至海南岛、雷州半岛，乃至广西桂平一带讲闽语的居民，其祖先都是自福建移民而来的。 黄文认为海南话之所以跟粤东方言比较接近，是因为海南闽语的先民也是「当初落籍下来的那批五岭的戌卒」， 「海南话的形成跟粤东话的形成不但条件和情形大致相同，而且时间也是基本相同的，比闽南话的形成还要早好几百年呢! 」实际上这是无视上述各地方言居民的移民史而说的。 如果要证明黄文所说的闽南方言（厦门话等）是受粤东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是后者的次方言，就得找到跟上述刚好相反的、大量的潮州人、海南人移民到厦门等地创祖的证据。 可惜的是，目前尚找不到。

至于说，粤东方言中保留有秦汉的古汉语特点，这毫不奇怪，因为入潮福建人，多数是由中原移民入闽的，闽语中自然也就保留有秦汉时代至晋唐时代的汉语特点。 这一点，我们会在本节第三部分加以论述。

二、广东闽方言是从福建闽语中分离出来的

黄文提出：「至少在粤东的南越人跟大量来自中原一带的徙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闽南的闽越人最多只能有限度地间接接触到汉水流域的楚方言以及长江下游的吴方言; 在五胡乱华以前，他们能够同中原人接触的机会是相当微小的。」这种说法也是基于对闽语的形成的历史过程的不了解而说的。

关于闽语的形成，笔者基本上同意李新魁教授的看法：闽语的形成至少包括三个时间层次：「第一，先秦至三国东吴之前。闽语逐渐从吴语分化出来，应在这一个时期之内。第二，三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闽语与中原汉语发生融合，接受中原汉语较为巨大的影响的时代。第三，唐宋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接受中原汉语书面语和读书音更进一步的影响。广东各闽方言从福建闽语完全分化出来，主要是在这第三个时期」。
战国时的吴越语已不再全属于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一支受到汉语影响，吸收了汉语的一些成分的、与楚语比较接近的、属于华夏语的一支方言。 福建的闽族，古属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期，归越国统治。 吴越人不断进入闽地，吴越语也在闽地产生了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征服了东瓯、闽越一带，置「闽中郡」，越地人民与闽人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吴越语也进一步向闽地渗透。

除此之外，在汉代，闽地也与中原有相当频繁的联系，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活动。 《史记？ 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羽，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载：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从之。 汉破吴，东瓯王杀死吴王以邀汉赏。 吴王子刘驹逃到闽越，诱唆闽越进攻东瓯。
在这些战争中，闽越一带居民与中原军队屡有接触，福建的居民在此之前及这个时期内，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1960年年以后在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现了9座西汉初期的墓葬，出土了文物带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的特征。 福州、崇安角亭等地，也发现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汉代环首刀及大量五铢钱，这些都证明了闽地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 三国之后，闽与中原、吴越等地的交往就更加频繁了。 至迟在三国末期，闽语便已经基本形成了。 古闽语的基础来自吴越语，同时吸收了楚语和中原汉语的一些成分，是汉语的方言之一。

谈到闽语与粤东方言的关系， 《汉书》的一段历史记载颇有意思：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曾出兵攻打建国于番禺（今广州）的南越。 汉室派大将王恢讨伐闽越，闽越王郢发兵据险对抗。 郢弟余善杀郢降汉。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汉。 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辞，不行。 可见闽人于汉初便曾「兵至揭阳」。

至于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历史事件，中原汉人大量入闽的历史事实，有许多文章谈到，黄文也是承认了的。 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时闽方言的基础已经形成，它保持着三国以前的语音特点而未发生太大的差异。 在词汇上，闽语吸收了魏晋六朝的不少语词。 此后，闽语与吴语分歧越来越大，乃至独立成为一种方言。

至于潮汕方言，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论述，秦汉入潮的汉人尚未能形成粤东方言的基础。 粤东地区在汉魏时人口还很少，且以畲、俚、诸少数民族居民为主。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才置揭阳县。 一直到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才改置东官郡，拆揭阳为四县，粤东有海阳、潮阳、海宁三县。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拆东官郡置义安郡，领绥安（今闽南一带）、义招（今大埔一带）、海宁、海阳、潮阳五县。 行政区域的分拆扩大，说明粤东居民的迅速增长，而这正是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不久发生的，说明粤东的这些居民大部分还是入闽后辗转来潮的。 因而，潮汕方言与闽方言一样，保留有许多六朝时语。
而南来的中原人在闽地（包括粤东一带）生活，中原话与古闽语进一步融合，使闽语变成了与现代闽方言更为接近的一种汉语方言。 直至唐宋之前，漳州、泉州、潮州的语言还是相通的。 例如：黄典诚教授《晋唐古语在泉州》一文中所指出泉州话声母保留的「无轻唇音」、「无舌上音」、「正齿不分」（读庄组字为精组）等特点，都是漳、潮所共有的。 其所举泉州话保留古语词如「呼人曰农」（naη）， 「呼口曰喙」（实验装置`ui）， 「呼粥白糜」（mue）， 「米粉曰粞」（实验装置`oi）， 「呼夜日冥」（我）等等，也是漳、潮所共有的。 .黄根据夏门话的声母只有15个，粤东话却有18个; 粤东话有8个声调，厦门话只有7个声调的现状，推论出厦门话的形成受粤东方言的影响「甚或派生于粤东方言，是粤东方言的次方言」，实在是外行话。 从普通语言学角度讲，语言（方言）不能以声、韵、调的多寡来论其「完备」与否。 就汉语本身的特点来看，声母、声调少的语音系统未必一定就是由声母、声调多的语音系统派生出来的。 不然的话，上古汉语声类很少，声调也只有4个（或说3个），与中古汉语比较起来，它反而要晚产生了。 再说，今天的语言现状，也未必与几百年前一样，周长楫《泉州话早期调类及其调值构拟》及洪惟仁《〈汇音妙悟〉的音读DD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均认为泉州话早期有8个调类，大概在三、四百年前，去声才合二为一，成为7个调类的。 现在我们从出土的明本潮州戏文中还可以看到泉州、潮州、漳州话在四、五百年前还是相通的。 比如戏文中有一类属于「潮泉插科戏文」，如《荔枝记》、《荔镜记》皆属之。 「所谓潮泉插科，就是合潮州和泉州二本加以会刊」。 既然潮泉二本合刊而潮人尚能看懂，潮泉方言之相近可知。 .泉州、漳州话曾是闽南话的代表语。 台湾闽语学者张光宇便认为：「闽南话的核心地区，在福建南部旧属泉州府和漳州府两地。这两处的闽南话可以说是闽南话的故乡，闽南话的总源头。大致说来，闽江以北的闽南话出自泉州府; 闽粤边界以南（如广东东北潮州、汕头及沿海村镇）的闽南话出自漳州府。」不说潮州话由漳州话分化而成是否正确。 但说厦门话由漳、泉话混合而成毕竟比黄文说厦门话由潮州话分化而成、是潮州话的次方言要合理得多。

那么，潮州话又是在什么时候形成一些不同于漳、泉话的特点而分化成独立的方言呢？ 我们认为，最早在明代。 一种次方言要从原先相同的其他方言中分化出来，除了要考察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要探讨方言内部的独立发展演变的情况。 潮州话之所以能从漳、泉话中分化出来，有下面的诸种因素：

一是韩愈等人在潮州兴学传道，蔚成粤东人民读书之风。 韩愈莅潮是在唐元和14年（公元819年），距陈政、陈敏、陈敷兄弟带兵南下弹压畲民起义（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已有150年之久，距晋末永嘉之乱更有500来年时间，韩愈所讲的河洛话已与潮州人所操方言有一定差距。 而韩愈等办公、讲学用的一定是当是时的「普通话」DD河洛话。 随着读书风的兴起，潮州人也就有了以「正音」读书的习惯。 这种「正音」潮人称为「孔子正」，语言学称为「文读音」。 其实，唐宋时代对潮州文化教育事业作过贡献、也使文读系统进一步完善成熟的远不止韩愈一人之功。 再加上元明之间潮剧正字戏的兴起（正字又称正音，即用读书音来演唱），更使潮汕话的读书音系统童媪皆晓，乃至于形成了一个同白读系统分庭抗礼，与泉、漳话大不相同的文读系统。 促成了潮州话的分化独立。 这个过程大约起于唐代，至明代成熟定形。

二是由闽入潮居民的迁徙活动，始于晋唐，盛于明清。 入潮闽人的闽方言在粤东地区经过几百年的独立发展，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与漳、泉话不同的特点，如由15个声母分化为18个声母等等（泉州话则由8个调类变为7个等等），从而使潮州话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属于闽南方言的独立的次方言。

三、广东闽方言的许多特点是闽语所共有的

以上两部分我们探讨的是粤东方言形成的客观因素。 现在再让我们从方言的对应规律来看看粤东方言与闽方言的血缘关系让我们看看粤东方言与闽方言，特别是闽东、闽北方言的共同特征，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粤东方言之从属于闽方言，而非派生出闽方言。 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潮汕话既派生出厦门话等闽南方言，又派生出福州话等闽东方言和建瓯话等闽北方言。

首先，让我们看看闽语中最早的底层语词DD吴越语和楚语词，试各举若干例为证：.

《方言》卷四：「？谓之袖。」晋？ 郭璞注：「衣，江东呼。」今闽方言多谓衣袖为手。 福州音[实验装置`iuuoη]，厦门话、潮州话均为[tsiueη]。 敦， 《尔雅？ 释丘》 ：「丘一成为敦丘。」郭璞注：「今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字后来写作「墩」， 《广韵》 ：「墩」，平地有堆; 都昆切。
今闽方言多谓小山包为墩，可说「涂墩」（土堆）、「沙墩」等。 福州、建瓯音[touη]，厦门音[大桶]，潮州音[tuη]。 据福建省55县市地名普查资料统计，带墩字的地名多达433处。 在台湾省、台中县后里乡有墩东、墩西、墩南、墩北等村。 在广东汕头市，有东墩、北墩等乡。

如果说，粤东方言的基础是秦代戌卒及其后裔形成的，那么，就很难解释潮汕方言与闽东、闽北方言一样，曾接受过吴楚语的强烈影响的这种现象。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古汉语的例子。 有些人认为粤东方言中保留了一些先秦至两汉的语音特点和词汇成分，就以此来证明粤东方言直接来源于中原汉语而与闽语没有关系。 其实这也是偏见，闽语区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从中原地区移民而来的，因而不管是闽东、闽北还是闽南，基本上都保留着相当多的古音特点和古语词。
我们以著名闽语学者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与粤东方言和海南琼文话比较，发现粤东话与海南话所保留的古音特点和古语词基本与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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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黄《粤东方言的形成及其有关总是的探测》 (载《广东社会科学》 1990年年第2期)等文章
（2）此条资料黄文引自范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23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年8月第4版)。
（3）转自黄赞发《潮汕先民初考》。 (载《汕头文史》第二辑， 1985年年)。
（4）详细的移民史统计资料，可参阅黄挺、杜经国《潮汕地区人口的发展》 (唐DD元部部分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明代部分载《潮学研究》第4辑)、叶恩典、丁毓玲《浅析明清时期闽南人向粤东地区的移动》 (载《潮学研究》第3辑)。
（5）参阅《潮汕先民初考》、《澄海百家姓》 （澄海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 1990年）、《翁尚书墓志铭》、《潮州仙都林氏族谱》等资料。
（6）戴文引自其1988年年大学毕业学士论文手稿。
（7）梁文载《方言》 1986年年第2期。
（8）李文为作者提交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9）参阅李新魁《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载《广东社会科学》 1987年年3期）
（10）黄典诚文载《泉州文史》第8期（1985年年）。
（11）周文载《厦门大学学报》 1989年年第1期。 洪文为作者提交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12）参阅《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年）及曾宪通《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缀述》 （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13）本部分资料转引自李如龙《闽方言的古楚语和古吴语》 （第一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14）黄典诚文载《方言》 1984年年第3期。 参阅陈章太、李如龙《论闽方言的一致性》 （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

作者：林伦伦

一、广东闽方言的先民绝大多数是由闽入潮的

有学者着文认为，从秦代开始便有中原人南戌五岭，与越杂处，并认为这是「粤东方言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 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首先， 「50万大军」之说未可轻信。 古代的军事行动中有关兵力的公布，多有夸张虚讹， 「千兵入城报万二」的例子俯拾皆是，因而史乘记载也多有出入。 如黄文中所引「秦29年（前218年）特派屠睢发卒20万（《淮南子》说50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再说， 「几十万人在二千多年以前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秦赵两国人口也不过五六百万」，派两国人口之十分之一（都是能长途征战的青壮年）到南越来，这也不合事理。
100多年后的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揭阳县，辖区包括今天的整个潮汕、兴梅乃至赣南、闽南的部分地区，但人口也不过3.5万，户数不出1万。 若像黄文所说的那样，真的有50万人深入五岭，揭岭又是重点布防之地，少说也有10多20万人驻守，这些人后来又「极不可能」调防他处或复员，只好「留家揭岭」， 「与越杂处」， 「从此岭南一带，特别是粤东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来自中原的`徙民'及其繁殖下来的后裔」。 难道近20万人加上当地土著，繁殖了100多年的人口，反而只存下了3万多吗？

其次， 「揭岭」的地点，至今仍未有公认的定说。 「揭阳岭就是莲花山，横亘整个粤东地区」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假使揭岭肯定在今潮汕地区的范围之内，它也只是五岭之一。 「戌卒既然分驻五岭，自然不会集中于一处」，其他四岭也一定分兵卫戌。 赵佗后来还自封为南越王，都广州。 按逻辑来推理，其他四岭地区也应同样受到中原人（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形成了与粤东方言（潮汕方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基础才是，但不言而喻，事实却非如此。

我们不否认秦汉时代就有中原人到达粤东地区，留下了一定的文化影响的痕迹。 但不同意把这一点的历史作用无限扩大，并据此而推断说「粤东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来自于中原的`徙民'及其繁殖下来的后裔」。 如果不谈粤东地区居民来源更为可靠的有关资料DD族谱宗牒和移民史材料，讨论方言的形成就是无本之说。 其实，据我们收集的资料看，今天生活在粤东地区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从唐至明清不断迁移而由闽入潮的。 而大量的移民，是明代以后入潮的。 试举几例为证：

潮州前七贤之一，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年）榜眼王大宝，其先祖是闽王王审知。 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最后定居海阳（今潮州市）。 明嘉靖兵部尚书翁万达， 「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之举登村。」至万达已是第七代。 明代著名学者薛侃（中离），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迁潮。

至于黄文所说的「那么海南话又是怎样派生于闽南话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移民史上得到正确的解答。 从福建西移的居民并非至潮州为止，他们有的一直沿海西行，到达吴川、电白、雷州半岛、海南岛，甚至广西平南县等地。 戴由武《电白闽语语音说略》云：「关于电白闽语的来源，我们从《电白县志》 （清光绪十八年修）、《电白县乡土志》 （清中叶编）等资料中，可以得到以下线索：本县`唐宋以前，童瑶杂处，语多难辨'。

北宋以后，由于战乱，许多福建人民始迁居电白，其中包括不少在高州、廉州、琼州等地当官的闽人，本县邹、蔡、李、刘、黄、王、崔、梁、谢等大姓就分别是从福建莆田、闽县、晋江等地迁来的。 在迁居过程中，有些人曾在潮州等地停留过，如`宋有杨仁寿者，绍兴年间自闽迁粤，居潮州，至绍熙间自潮迁电白...... 『（《电白县乡土志》上册卷二？氏族）从闽迁电白的移民过程，大致延续到明代中叶」。 蔡叶青《雷州话纵横谈》也谓雷州话「追溯其祖先应是闽语的莆田话。这可以从下面两点来证明。一、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数是从莆田迁居来的; 二、雷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跟莆田话有很多的共同点。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中叶有一次较大的移民由闽入雷。 宋、元、明、清以来由闽入雷的移民也有不少。 」其证据是宋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载：「予居海康， ......其耕者多闽产也。」雷州半岛上说雷州话的人，每个村庄的祠堂都有比较健全的族谱，许多族谱的记载，其祖先都出自福建的莆田。 如卜扎村蔡氏宗祠的门联是：「系出莆田教秉琼州迁卜扎，支分海邑名标桂籍振东山。」雷州人从莆田迁来，不但带来宗族关系、生产习惯，而且带来风俗习惯。 如梁猷刚《海南岛文昌方言音系》一文也云：「现在讲琼文方言的人，大都是历代从福建潮州移居海南岛的移民的后代，有些家族的族谱还记载着福建、潮州的祖籍......福建人、潮州人大量迁移到海南岛，当是宋元以后的事了。现在的琼文方言，就是这些移民带来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而形成的」。 李玉《思介闽南话的语音系统及同音字汇》则谓：「（广西平南县）思介居民均讲闽南话，当地称为`福建话'。思介闽南话内部没什么差异。因思介居民其先祖来自福建漳州府，故邻乡亦有称思介居民为`福建佬'的」。

上引资料足以证明从粤东起至海南岛、雷州半岛，乃至广西桂平一带讲闽语的居民，其祖先都是自福建移民而来的。 黄文认为海南话之所以跟粤东方言比较接近，是因为海南闽语的先民也是「当初落籍下来的那批五岭的戌卒」， 「海南话的形成跟粤东话的形成不但条件和情形大致相同，而且时间也是基本相同的，比闽南话的形成还要早好几百年呢! 」实际上这是无视上述各地方言居民的移民史而说的。 如果要证明黄文所说的闽南方言（厦门话等）是受粤东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是后者的次方言，就得找到跟上述刚好相反的、大量的潮州人、海南人移民到厦门等地创祖的证据。 可惜的是，目前尚找不到。

至于说，粤东方言中保留有秦汉的古汉语特点，这毫不奇怪，因为入潮福建人，多数是由中原移民入闽的，闽语中自然也就保留有秦汉时代至晋唐时代的汉语特点。 这一点，我们会在本节第三部分加以论述。

二、广东闽方言是从福建闽语中分离出来的

黄文提出：「至少在粤东的南越人跟大量来自中原一带的徙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闽南的闽越人最多只能有限度地间接接触到汉水流域的楚方言以及长江下游的吴方言; 在五胡乱华以前，他们能够同中原人接触的机会是相当微小的。」这种说法也是基于对闽语的形成的历史过程的不了解而说的。

关于闽语的形成，笔者基本上同意李新魁教授的看法：闽语的形成至少包括三个时间层次：「第一，先秦至三国东吴之前。闽语逐渐从吴语分化出来，应在这一个时期之内。第二，三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闽语与中原汉语发生融合，接受中原汉语较为巨大的影响的时代。第三，唐宋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接受中原汉语书面语和读书音更进一步的影响。广东各闽方言从福建闽语完全分化出来，主要是在这第三个时期」。
战国时的吴越语已不再全属于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一支受到汉语影响，吸收了汉语的一些成分的、与楚语比较接近的、属于华夏语的一支方言。 福建的闽族，古属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期，归越国统治。 吴越人不断进入闽地，吴越语也在闽地产生了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征服了东瓯、闽越一带，置「闽中郡」，越地人民与闽人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吴越语也进一步向闽地渗透。

除此之外，在汉代，闽地也与中原有相当频繁的联系，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活动。 《史记？ 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羽，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载：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从之。 汉破吴，东瓯王杀死吴王以邀汉赏。 吴王子刘驹逃到闽越，诱唆闽越进攻东瓯。
在这些战争中，闽越一带居民与中原军队屡有接触，福建的居民在此之前及这个时期内，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1960年年以后在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现了9座西汉初期的墓葬，出土了文物带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的特征。 福州、崇安角亭等地，也发现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汉代环首刀及大量五铢钱，这些都证明了闽地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 三国之后，闽与中原、吴越等地的交往就更加频繁了。 至迟在三国末期，闽语便已经基本形成了。 古闽语的基础来自吴越语，同时吸收了楚语和中原汉语的一些成分，是汉语的方言之一。

谈到闽语与粤东方言的关系， 《汉书》的一段历史记载颇有意思：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曾出兵攻打建国于番禺（今广州）的南越。 汉室派大将王恢讨伐闽越，闽越王郢发兵据险对抗。 郢弟余善杀郢降汉。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汉。 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辞，不行。 可见闽人于汉初便曾「兵至揭阳」。

至于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历史事件，中原汉人大量入闽的历史事实，有许多文章谈到，黄文也是承认了的。 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时闽方言的基础已经形成，它保持着三国以前的语音特点而未发生太大的差异。 在词汇上，闽语吸收了魏晋六朝的不少语词。 此后，闽语与吴语分歧越来越大，乃至独立成为一种方言。

至于潮汕方言，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论述，秦汉入潮的汉人尚未能形成粤东方言的基础。 粤东地区在汉魏时人口还很少，且以畲、俚、诸少数民族居民为主。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才置揭阳县。 一直到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才改置东官郡，拆揭阳为四县，粤东有海阳、潮阳、海宁三县。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拆东官郡置义安郡，领绥安（今闽南一带）、义招（今大埔一带）、海宁、海阳、潮阳五县。 行政区域的分拆扩大，说明粤东居民的迅速增长，而这正是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不久发生的，说明粤东的这些居民大部分还是入闽后辗转来潮的。 因而，潮汕方言与闽方言一样，保留有许多六朝时语。
而南来的中原人在闽地（包括粤东一带）生活，中原话与古闽语进一步融合，使闽语变成了与现代闽方言更为接近的一种汉语方言。 直至唐宋之前，漳州、泉州、潮州的语言还是相通的。 例如：黄典诚教授《晋唐古语在泉州》一文中所指出泉州话声母保留的「无轻唇音」、「无舌上音」、「正齿不分」（读庄组字为精组）等特点，都是漳、潮所共有的。 其所举泉州话保留古语词如「呼人曰农」（naη）， 「呼口曰喙」（实验装置`ui）， 「呼粥白糜」（mue）， 「米粉曰粞」（实验装置`oi）， 「呼夜日冥」（我）等等，也是漳、潮所共有的。 .黄根据夏门话的声母只有15个，粤东话却有18个; 粤东话有8个声调，厦门话只有7个声调的现状，推论出厦门话的形成受粤东方言的影响「甚或派生于粤东方言，是粤东方言的次方言」，实在是外行话。 从普通语言学角度讲，语言（方言）不能以声、韵、调的多寡来论其「完备」与否。 就汉语本身的特点来看，声母、声调少的语音系统未必一定就是由声母、声调多的语音系统派生出来的。 不然的话，上古汉语声类很少，声调也只有4个（或说3个），与中古汉语比较起来，它反而要晚产生了。 再说，今天的语言现状，也未必与几百年前一样，周长楫《泉州话早期调类及其调值构拟》及洪惟仁《〈汇音妙悟〉的音读DD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均认为泉州话早期有8个调类，大概在三、四百年前，去声才合二为一，成为7个调类的。 现在我们从出土的明本潮州戏文中还可以看到泉州、潮州、漳州话在四、五百年前还是相通的。 比如戏文中有一类属于「潮泉插科戏文」，如《荔枝记》、《荔镜记》皆属之。 「所谓潮泉插科，就是合潮州和泉州二本加以会刊」。 既然潮泉二本合刊而潮人尚能看懂，潮泉方言之相近可知。 .泉州、漳州话曾是闽南话的代表语。 台湾闽语学者张光宇便认为：「闽南话的核心地区，在福建南部旧属泉州府和漳州府两地。这两处的闽南话可以说是闽南话的故乡，闽南话的总源头。大致说来，闽江以北的闽南话出自泉州府; 闽粤边界以南（如广东东北潮州、汕头及沿海村镇）的闽南话出自漳州府。」不说潮州话由漳州话分化而成是否正确。 但说厦门话由漳、泉话混合而成毕竟比黄文说厦门话由潮州话分化而成、是潮州话的次方言要合理得多。

那么，潮州话又是在什么时候形成一些不同于漳、泉话的特点而分化成独立的方言呢？ 我们认为，最早在明代。 一种次方言要从原先相同的其他方言中分化出来，除了要考察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要探讨方言内部的独立发展演变的情况。 潮州话之所以能从漳、泉话中分化出来，有下面的诸种因素：

一是韩愈等人在潮州兴学传道，蔚成粤东人民读书之风。 韩愈莅潮是在唐元和14年（公元819年），距陈政、陈敏、陈敷兄弟带兵南下弹压畲民起义（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已有150年之久，距晋末永嘉之乱更有500来年时间，韩愈所讲的河洛话已与潮州人所操方言有一定差距。 而韩愈等办公、讲学用的一定是当是时的「普通话」DD河洛话。 随着读书风的兴起，潮州人也就有了以「正音」读书的习惯。 这种「正音」潮人称为「孔子正」，语言学称为「文读音」。 其实，唐宋时代对潮州文化教育事业作过贡献、也使文读系统进一步完善成熟的远不止韩愈一人之功。 再加上元明之间潮剧正字戏的兴起（正字又称正音，即用读书音来演唱），更使潮汕话的读书音系统童媪皆晓，乃至于形成了一个同白读系统分庭抗礼，与泉、漳话大不相同的文读系统。 促成了潮州话的分化独立。 这个过程大约起于唐代，至明代成熟定形。

二是由闽入潮居民的迁徙活动，始于晋唐，盛于明清。 入潮闽人的闽方言在粤东地区经过几百年的独立发展，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与漳、泉话不同的特点，如由15个声母分化为18个声母等等（泉州话则由8个调类变为7个等等），从而使潮州话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属于闽南方言的独立的次方言。

三、广东闽方言的许多特点是闽语所共有的

以上两部分我们探讨的是粤东方言形成的客观因素。 现在再让我们从方言的对应规律来看看粤东方言与闽方言的血缘关系让我们看看粤东方言与闽方言，特别是闽东、闽北方言的共同特征，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粤东方言之从属于闽方言，而非派生出闽方言。 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潮汕话既派生出厦门话等闽南方言，又派生出福州话等闽东方言和建瓯话等闽北方言。

首先，让我们看看闽语中最早的底层语词DD吴越语和楚语词，试各举若干例为证：.

《方言》卷四：「？谓之袖。」晋？ 郭璞注：「衣，江东呼。」今闽方言多谓衣袖为手。 福州音[实验装置`iuuoη]，厦门话、潮州话均为[tsiueη]。 敦， 《尔雅？ 释丘》 ：「丘一成为敦丘。」郭璞注：「今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字后来写作「墩」， 《广韵》 ：「墩」，平地有堆; 都昆切。
今闽方言多谓小山包为墩，可说「涂墩」（土堆）、「沙墩」等。 福州、建瓯音[touη]，厦门音[大桶]，潮州音[tuη]。 据福建省55县市地名普查资料统计，带墩字的地名多达433处。 在台湾省、台中县后里乡有墩东、墩西、墩南、墩北等村。 在广东汕头市，有东墩、北墩等乡。

如果说，粤东方言的基础是秦代戌卒及其后裔形成的，那么，就很难解释潮汕方言与闽东、闽北方言一样，曾接受过吴楚语的强烈影响的这种现象。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古汉语的例子。 有些人认为粤东方言中保留了一些先秦至两汉的语音特点和词汇成分，就以此来证明粤东方言直接来源于中原汉语而与闽语没有关系。 其实这也是偏见，闽语区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从中原地区移民而来的，因而不管是闽东、闽北还是闽南，基本上都保留着相当多的古音特点和古语词。
我们以著名闽语学者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与粤东方言和海南琼文话比较，发现粤东话与海南话所保留的古音特点和古语词基本与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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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黄《粤东方言的形成及其有关总是的探测》 (载《广东社会科学》 1990年年第2期)等文章
（2）此条资料黄文引自范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23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年8月第4版)。
（3）转自黄赞发《潮汕先民初考》。 (载《汕头文史》第二辑， 1985年年)。
（4）详细的移民史统计资料，可参阅黄挺、杜经国《潮汕地区人口的发展》 (唐DD元部部分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明代部分载《潮学研究》第4辑)、叶恩典、丁毓玲《浅析明清时期闽南人向粤东地区的移动》 (载《潮学研究》第3辑)。
（5）参阅《潮汕先民初考》、《澄海百家姓》 （澄海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 1990年）、《翁尚书墓志铭》、《潮州仙都林氏族谱》等资料。
（6）戴文引自其1988年年大学毕业学士论文手稿。
（7）梁文载《方言》 1986年年第2期。
（8）李文为作者提交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9）参阅李新魁《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载《广东社会科学》 1987年年3期）
（10）黄典诚文载《泉州文史》第8期（1985年年）。
（11）周文载《厦门大学学报》 1989年年第1期。 洪文为作者提交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12）参阅《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年）及曾宪通《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缀述》 （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13）本部分资料转引自李如龙《闽方言的古楚语和古吴语》 （第一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14）黄典诚文载《方言》 1984年年第3期。 参阅陈章太、李如龙《论闽方言的一致性》 （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