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年三十，每逢此时都会有一个特殊的电影扎堆上映的档期：贺岁档。而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也有这么部贺岁片，它「享受」了还没上映就被查封的待遇。而这一时间节点正值淮海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解放战争渐渐步入最终章，更是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前夕。
这部电影便是《乌鸦与麻雀》，其另一特别之处就是其故事主题：租客斗争，这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永久矛盾之一。虽然共享同一意识形态底色，但这和表现一般工农斗争的左翼电影不一样，因为其主角皆是市民。市民长期居住在城里，虽则他们也要出卖劳动力，但是其劳动和生产的结果却不一样，显然，他们有一定的财产甚至食利工具（店铺和少量私有房屋，股票）。
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市民是一种特殊的工人，其劳动并不会直观地表现为对应的薪酬，就像工人的计时/计件工资，或者是农民一年的收成。市民的劳动会被转化为其他形式，是假扮直接的间接。例如片中小贩萧老板（从花名就可见一斑）寄望于轧金子，成为房东翻身，而华老师身为当时罕有的知识分子，则一边希望从学校捞油水，一边又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义务而支持对学校（实质是教育部）的斗争。这些「抽象劳动」不只是因为拜物教掩饰，而且有着更复杂的根源：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得所有人都着紧其自身利益，否则就不会有斗争的出现，但是其本身又会成为障碍。正是小贩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身的眷恋，使得他们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因此，这场斗争四分五裂，他首先因为市民的特殊性而开启，然后受其阻滞。然而后面的逆转真正体现了喜剧性：面对身为南京官员的「猴子」，众人束手无策，但是他们不是真的没有方法——唯有不再打自己的小九九，才有可能。使众人放弃自身私利的「教师」便是南京政府：「猴子」自恃为政府官员，威胁众人搬走，而萧老板一开始想换黄金来承包房子，但是疯狂的兑换价结束了美梦；华老师无故被捕，还有华太太被「猴子」调戏、孔先生的房间被砸烂。正是因为以「猴子」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咄咄逼人，而更导致了众人身陷囹圄，而租客们因此被拉到无产者的下流位置，正是特殊性的失败引发了普遍性。国民党既利用了市民社会的懦弱特性来保持统治，但是其层层压迫又促使市民们的阶级意识觉醒。
在国民党政权VS市民的对抗中，我们可以回归到一个最经典的法哲学观点：市民社会支撑起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所在。但是市民社会所培养的市民，既是受害者，可也是施害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有布洛克先生（Mr Block）这一典例。布洛克先生凡事力求符合规则行事，拥有着常见的合法幻想，最终被黑中介忽悠瘸了。因此再进一步，市民不仅是实施排外、贪小便宜等行为的人，也是这些行为本身的受害者。
但这不为了揭示市民之自作自受，毕竟不是市民创造了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创造了市民。市民在这种社会的中介下既有害于自己，也有害于其自身的真实位置：无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不过，这些仍然是「大路货」。市民社会支撑国家这一论调，也可以被改为对于市民社会的赞美——即继续这种关系来保证国家统治，事实上这使得国家机器更加隐蔽和「中性化」。是故应该以最坏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支撑结构论：市民社会支撑了国家，即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奴隶！
电影中亦有弦外之声，即使房客们最终团结起来，单靠麻雀的微弱力量也逼不走有权有势的乌鸦。「猴子」仓皇出逃的原因是国军节节败退，他的左手搬右手的赚钱计谋很快就会破产，只能卷钱逃跑。所以，固然市民们被逼到墙角，他们意识到不能再一盘散沙。然而真正逼走乌鸦的是解放军，是千万工农的力量，这仍然和市民有间隙。
至此更应该说明对电影的「症候阅读」，这部电影的未能说出之处，就是无产阶级的不在场的在场。既体现于电影中的主角的醒悟，也体现在「幕后」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极限已经在银幕上呈现了，而使得社会秩序彻底反转的力量，不在银幕，不在城里，也不在街道或者教台书桌，而是工厂田野、刀枪、运粮小推车和阵地。因此，市民社会的极限也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推进。当那些城市里或恶俗或软弱的的人际关系不得不崩溃，资产阶级的私人和「公共力量」（国家机器）越发狰狞，越是诱导出激烈碰撞。市民社会在这里只能被消除：城市是核心地带，但是其颠覆性在于边缘，即市民社会外的非市民。
《乌鸦与麻雀》取材自上海。上海向来被浪漫化、无害化为一座「国际大都会」，以及丰富的市民文化。但是这座城市亦充满无产阶级斗争，一面吐槽资本主义一面又不肯放弃蝇头小利的市民恰恰是中间状态的人格化，在国民党的三座大山和工农的对抗之中，市民社会是无能的。但是这不为了指责上海/上海人，此时不妨转移视角。俄国的彼得格勒也有类似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俄国的最西化的首都，也是海港，是工业核心地带。彼得格勒可以是保皇党人和立宪党人的，也可以是市民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是无产阶级的？
于临时政府同苏维埃的对峙之中，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捣乱」之后发动了十月革命，令苏维埃全盘接手了彼得格勒乃至全俄的权力。苏维埃和彼得格勒是俄国的个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彼得格勒是特殊的，而是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状态，哪里都是彼得格勒，哪里都会有两个阶级和两重政权的对抗。在1927（或者是…)年的上海，上海工人乘着北伐势头起义，可惜的是并没有建立持久的工人政权。历史总是重复，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是重复1917年的彼得格勒，还是1927的「准彼得格勒状态」，抑或是再造新的「彼得格勒」。无论如何，市民社会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内战中，是无立足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