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摄影家能在精神追求的高度上与朱利亚-玛格丽特-卡梅隆（1811-1879）比肩。在1864年，这位英国女性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开始了摄影生涯。尽管当时的批评家们几乎都会质疑她的技术水平，但她的作品自1865年首次展出以来，从未被世人遗忘。在怀特岛的淡水湾，她曾为约翰·赫歇耳爵士（Sir John Herschel）、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等好友拍过众多经典的肖像照。 这篇未竟的回忆短文，生动展现了卡梅隆在摸索摄影技术时的挫折与成就，挣扎与喜悦。
我已摄影十年。我的作品在这些年里日臻成熟，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多地巡展，获得了积极反馈。由此，公众兴许会对《我的玻璃屋手记》感兴趣。叙述时，若披华裳般，我将尽力为我的生命历程披上光彩。我相信，真实地描述这份艰苦工作和与该之相关的轶事，能更彰显其价值。
出于对隐私的考量，我会尽力避免袒露过多的私人细节和个人情感。
“Be wise: not easily forgiven
Are those,who setting wide the doors that bar
The secret bridal chamber of the heart
Let in the day.”
“小心：敞开心房大门的人是不会被轻易原谅的。”
简单地说，我的第一个镜头是现在已离世的女儿和她丈夫赠予的。当时，他们对我说："妈妈，它或许能给您带来乐趣。在淡水湾独居的日子里，请您多尝试去摄影。"
自第一眼起，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镜头。它带来了声音、记忆和创造力，宛若有生命力的活物。这份所爱之人赠予的礼物，令我更富激情地去追求美。在1864年的许多个星期里，我一直忙碌着。常常徒劳，但非彻底无望:
“A crowd of hopes
That seek to sow themselves like winged lies
Born out of everything I heard and saw
Flutter about my senses and my soul.”
“一些希望，试图像长了翅膀的谎言一样播种自己，从我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中诞生。它们在我的感官和灵魂中飘荡。 ”
我一直渴望捕捉所有呈现于眼前的美，如今这渴望得到了满足。因制作不易，拍出的作品更显得弥足珍贵。我开始时对摄影这门艺术一无所知，不知道该在哪放置暗盒，如何聚焦到我的摄影对象。更令震惊的是，我的首张照片还被我的手一不小心蹭掉了。 那是一张淡水农民的肖像。如我摄影的所有赞助者皆知的，我们岛上的农民都非常英俊。岛上的男人、女人、少女和孩子，都是值得拍摄的俊美对象。照片中的农民长得像英国政治家布林布鲁克子爵Bolingbroke，我按每小时半克朗付钱给他。在花费许多金钱和时间后，我才终于得到了自己第一张照片。可惜在晾晒时它被误抹掉了。
我还把煤房变成了暗房，把送给孩子们的玻璃鸡舍改造成自己的玻璃屋工作室。母鸡被解放了（但愿它们没被吃掉），我的儿子们也没鸡蛋可卖了。所有的人都同情我的辛苦劳动。原本母鸡和小鸡组成的聚落很快被由诗人、智者、画家和可爱的少女们组成的新社群所替代。原本的小农舍因这些新的访客而熠熠生辉。
在拍摄完那位农民后，我又尝试拍摄了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哈丁格当时正在牛津大学度假，他帮助我解决了对焦的难题。在快完成一幅如画的肖像时，其中一个调皮的孩子让我失去了那幅作品。如今，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了，只拍单独一个孩子。我会小心引导她的情绪，并提醒她如果乱动，就会浪费可怜的卡梅隆夫人的摄影材料和前期努力。这方法奏效后，我终于拍出了”第一张成功的照片“。
看到成品时，我高兴得一塌糊涂。这孩子完美地成全了我的创作。为了找合适的礼物送给她，我翻遍了整个屋子。当天把照片打印、调色、修正、装框后，我把这幅11乘9英寸的照片送给了她父亲。
可爱的安妮，头发上反烁着阳光的安妮！——如今她已十八了。尽管后来获得的种种奖项，但这些都不曾减淡记忆中的这份喜悦。我真想在再见到她，再试试身手为她拍照。
由此，我开始了自己的摄影事业。为避免耽搁读者，我将略去无关紧要的细节——简单说，我之后的故事就是不断精进，并收获丰厚的回馈。
我小儿子的亨利·赫歇耳（现在也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说我的首张作品其实没对好焦，成功纯属侥幸。我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每当美丽事物呈现眼前，我就会停在那里，愣住，而不像其他摄影师那般立刻拧镜头对焦。
我早在1865年的五月就办展了。我首先往苏格兰寄去了些照片：在亨利·泰勒的肖像照中，照片中光线以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照亮了他的面容；还有一张照是拉斐尔式的圣母，叫做《圣母玛利亚的画像》（“La Ma donna Aspettante”）。这些无与伦比的作品仍被保留着，但没获奖。获奖的是幅名为“布兰达”的作品。它的获奖，清晰地昭示着，对刚发展起来的艺术批评来说，桌罩、椅子和衬衣裙这些肤浅细节是有多么的重要。自那糟糕的作品后，布兰达的作者已大有长进。那些强调作品清晰性和操作规范性的人依然认为我比不过他，我对此没有异议——而有眼光的艺术家却立马把桂冠授予了我。
虽说要保持谦虚，但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的作品被自己所敬重的人重视并认可时，我的心如彩虹般飞扬，重燃了之前的所有热情。若不铭记这些评价，我将被伦敦摄影协会所深深打击。这些仁慈宽大眼力非凡的评委们为我的作品在墙上留了十足的空间，大到似乎是在殷勤地邀请着媒体报道来讥讽我的作品。非常刻薄，丝毫不留情面。
我随后把作品寄到了德国。作为摄影艺术的发源地，柏林在第一年授予我铜牌，次年授予金牌。此外，一间名为“Hartly”的英格兰机构曾授予我银牌。他们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可能也和我家相近南安普顿有关。
来自个体的支持深深鼓舞着我。
我的丈夫从来都满怀喜悦地观看我的每一幅作品。我每天都会拿着刚印上相的湿玻璃板喜冲冲地跑到他面前，听他的热情鼓舞。这个拿着湿版跑到餐厅的坏习惯使我家的桌布沾上了洗不掉的银硝酸盐——换到其他没那么包容的家庭，我随时可能被逐出家门。
亨利·泰勒爵士是我们的重要朋友，在我的事业早期，他曾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他不顾被外人嘲笑的可能，甘心受我支配，把我的拨火棍当作权杖，在我的众多作品中扮演不同角色：
“The chord of self with trembling passed like music out of sight, ”
“自我的和弦在颤抖中，像音乐一样消逝在视野”
此外，普洛斯佩罗和米兰达的照片中还产生了一段姻缘，我希望这段婚姻给真正的国王带来幸福安康，他的米兰达比君主皇冠上的宝石更璀璨迷人——看到这幅作品后，他下了决心，经过18个月的坚定追寻，终于如愿过上了田园诗般的美满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孩子如母亲般貌美，也是值得拍摄的对象。此外，他们的父亲也异常英俊，拥有希腊式的头颅和撒克逊式的红润气色。
我的另一位女仆，自少女时期始，就是我最美丽、最稳定的模特之一。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在世界，容我说，可能是在和我们亲密朋友们的共处中所熏染出的结果。她的面容以各种方式被复制，但作品中她的优雅气质都得到了完好地呈现。去年秋天我给她拍了一张肖像照，照片中的她美若丁尼生诗中的女性角色莫德：
“There has fallen a splendid tear From the passion flower at the gate, ”
“门前的西番莲落下了一滴灿烂的眼泪”
其轮廓如我十年前拍下的《圣母肖像》（Madonna Studies）一样纯洁完美，而其中的悲怆之情却被数倍得放大。
我曾收到过一些非常珍贵的信件，经同意后，我将转载其中的有趣的来信。
一位来自柏林的男士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我对此很感激。在来信中，他把英语中一些多义词给误用了，使内容变得很滑稽。（保佑我在使用外语时别犯这些错...)
XX先生已经收到前半本《一英镑》摄影集（a Pound Note）了并如卡梅隆夫人所愿般接受之。他会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些照片的。
XX先生和委员会很遗憾地表示，我们目前无法接受你的肖像作品，因为展厅空间相当有限。
英国大使很高兴能展出您的作品，XX先生向您这位卓越的女摄影师致敬。
这份信展现出一位德国人对女性艺术家的礼貌教养。我从德国得到了很多肯定和支持，但我仍对没能给德国和普鲁士的王子和公主拍照而感到遗憾，难以释怀。
这幅雅致的德国来信令我莞尔，不像某些英国来信，直引人讥笑。
Lydia Lousia Summerhouse Donkins 小姐喜欢乘坐马车，但是她会向卡梅隆夫人保证，当她抵达时，她的裙子不会皱。如果这位小姐对您拍的照片感到满意，她会推荐她另一位喜欢坐马车的朋友过来拍照。
我给这位小姐回信说：遗憾的是，我并非专业摄影师，水平还不足以给您拍照；并且，即使能拍的话，我也更倾向于拍皱巴巴的裙子。
一次小小的“审美教育”似乎无伤大雅。而我懊恼的是，自己实在难以喜欢这类人。
那段时间我正在“荷兰小屋”给卡莱尔拍照。当他坐在我摄影机前时，我的心中燃起了使命感，想把这位高贵灵魂的内外特质都记录下来。
这照片仿佛是我祈祷显灵的结果。在给男性拍肖像过程中，我拍约翰赫歇耳爵士感到尤为虔诚。我在少女时期遇见了这位朋友兼导师。在我们相识相知的第 31 年，政府将赫歇耳爵士拍照的任务派给了我。在摄影技术刚发展时，他给我写信普及新知。我当时住在一个叫Calcutte的偏远落后之地，这些智识来信宛若甘霖滴在饥渴之人的裂唇上。
当我回到英格兰后，我们恢复了联系。在那之前我已成为他其中一个孩子的教母，他后来也成为了我小儿子的教父。我还记得洗礼的那天，这孩子的这三位教父母出于对孩子和我们夫妻俩真情实感的爱，都亲自来到现场。赫歇耳爵士（Sir John Herschel），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和我自己的姐妹，维吉尼亚·山姆斯（Virginia Summmers）——诗歌，哲学和美的化身，围站在小小Mortlake Church教堂的前端。
刚开始摄影时，我将自己第一组成功的作品发给了这位尊敬的朋友。下面这封写于1867年9月25日的信件，是他对我的回应和鼓励：
我亲爱的卡梅隆夫人：
你最近这片照片确实很惊艳，而且这两组照片各有各的精彩。 《山中仙女，甜蜜的自由》（"Mountain Nymph, Sweet Liberty"），宛若一副惊人的浮雕作品。栩栩如生，人物仿佛要从画中跃出，精妙得无以复加。这是你独有的风格。另一幅《夏日》风格很不一样，但也很美，分组也很完美。普罗塞尔皮娜（Prosperpine，罗马神话中的冥后） 很可悲。尽管她曾经是“最美艳的鲜花”，而黑暗之神的“采摘”，使她的整个五官轮廓和神奇都有了冥府的阴影。在我看来，克里斯塔贝尔的照片不太清晰，但还是副好作品。这幅大肖像很好看，你的进步很明显。
他鼓舞的话语让我有信心给这位心中的大师拍照。尽管，如此机会我等了足足三年。
同时我也为丁尼生拍了肖像照，并且他本人在照片签了风尘仆仆的圣徒（“Dirty Monk”）。 作品恰当地表现了以赛亚和耶利米表。亨利·泰勒说这张照美如丁尼生最好的诗作。而这位桂冠诗说，除了Mayall 的作品，这是所有他的照片中拍的最好的一张。他的这个“除了”似乎有点可笑——仿佛在拿杜莎夫人的蜡像和托马斯·伍尔纳的英雄石雕做对比。与此同时，来自Mr Watts鼓励使我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