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刘夙 刘夙的科技世界
四月上旬，上海市的疫情越发严重起来了。我上一篇文章《假如这轮疫情结束》写于4月4日上午，就在文章发出去不久，我们小区就不幸发现了一例阳性。居委会立即发了通知，之前三天的封禁统统无用，4日从头开始执行7天足不出户的封闭管理＋7天能出门但不能出小区的社区健康管理。然而到5日，小区又查出一例阳性，于是14天的封禁又要从头计算——也就是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6日晚上），我们小区至少要封到4月18日。
全市的情况也很糟。4月4日，上海市净新增“确诊”264例，“无症状”13086例，突破一万大关。4月5日，全市又净新增“确诊”271例，“无症状”16766例，不仅较前一日又猛增3000多例，而且带动全国境内的净新增确诊和无症状人数分别达到1256例和19089例，合计突破了两万大关。这些数字背后的种种具体的艰辛，恕我在此不作描述，但我相信，总有人会默默记录下来的。
理论上讲，即使封在家里，我的日常工作，无论是修订旧稿、翻译新书还是编辑网站，仍然都可以照常进行。我每天也确实都在继续着这些本职工作，但总觉得心神不定。于是我在昨天下午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小区的物资配送志愿者团队，在其他住户都足不出户的时候，代为配送快递和团购的物资。我的申请很快获得了通过，今天（6日）下午三点钟，我便第一次履行了志愿者的职责。
一点也不隐瞒地说，我加入志愿者，除了希望“体验生活”、帮助邻里之外，还有一大私心，就是面对网上的杠精会更有底气。如果杠精要使出“诉诸成就（appeal to accomplishment）”谬误的话术，质问我“成天在网上犯小知识分子的矫情病，你为抗疫干过啥实事没有”时，我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回答：“老子武能当志愿者搬运东西，文能讲逻辑驳斥你们这些杠精，怎么着，服不服？”
我走过空荡荡的小区道路，到居委会集合，穿上全套防护设备——不是俗称“大白”的白色封闭式防护服，而是外科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口罩和面屏，就这样成了一个不会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其间还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我不会穿手术服，把开口朝向了前面。另一位志愿者提醒我“反穿”，我犹豫了一下，把衣服里外翻了过来又穿上；对方楞了半晌，再次提醒我要“反穿”，我才明白过来，应该是把衣服的开口朝向背后，让身体前面得到完整的防护。
这天下午要配送的物资不多，我个人只送了两家。但我看到检出阳性的两个单元的物资没人送，便到居委会询问，说我不怕病毒，是否可以给那两个单元送货。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种活是绝对不会让志愿者干的，你们的防护设备不够严密，这样很危险。物业会专门派人穿上封闭式防护服给他们配送的。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遂罢。这就是我第一次做志愿工作的经历。
（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把穿着全套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称为“大白”。虽然这个名字人人都可以用，但在我心目中，它首先是迪士尼动画片《超能陆战队》中的那个机器人，象征着技术进步，象征着人工智能让世界更美好。至于中国这些“大白”，很多时候让人只能觉得，进步的技术都被用在社会管控上了。还是那句话：同样都是程序员，智商应该也差不多，有人在开发化学分子互作的大型程序用于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有人在积极探索强人工智能的实现途径，有人在编写一秒钟能让几万人变成“时空伴随者”的程序：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好了，不管怎样，今天算是“武”过了，下面我就继续“文”一把，从逻辑上简单分析一些对当前的奥密克戎株疫情的认识误区。
1. 过去我们用严防死守的办法成功地扑灭了疫情，现在也能用同样的办法扑灭疫情。
这用中国成语来说叫“刻舟求剑”，在逻辑上则可以归入“诉诸传统”（appeal to tradition）谬误（“传统”在这里取广义，不仅指历史、文化传统，也可以指过去的经验）。2020年，在对2019冠状病毒病及其病毒了解甚少、没有有效的疫苗和口服药的情况下，中国的严防死守，确实取得了比较不错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上半场”；奥密克戎株的出现，让抗疫进入了“下半场”。微博上的病毒学专家“子陵在听歌”就认为，如果仅从传播能力、致病能力和主要感染部位来看，甚至可以认为奥密克戎株引发的冠病是和原来那些变异株引发的冠病非常不同的两种疾病。对于奥密克戎株这样一种R0（基本传染数）高达7.0–9.1、可以与腮腺炎病毒媲美的嗜鼻型病毒来说，其防控措施应该采取与前两年不同的公共卫生方法。
2. 如果不坚定地搞“动态清零”，难道要像国外那样躺平吗？
这个网上常见的诘问，同时犯了“稻草人”（straw man）和“虚假两难”（false dilemma）两种谬误。首先，按照正常的理解，“躺平”指的是听任疫情发展，什么措施也不采取。然而就我所知，至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躺平”的，各个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防疫措施，有些国家的某些措施甚至比中国还严厉。把这些国家的防疫措施称为“躺平”，是竖稻草人，立虚假的靶子攻击。
而且，正如微博上的医学科普作家庄时利和所说，“清零”和“躺平”只是抗疫措施的连续光谱中的两个极端，实际上各国的实践都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位置。比如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国家，其策略实际上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就是务求让老年人和免疫低下的人接种满三针mRNA疫苗，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免疫力，然后尽量放开疫情管制措施（但又不是全放开，也就是说，绝非“躺平”）。
总之，对过度防疫提出质疑，不代表就要走到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把如此丰富的实践选择简化成两个极端，然后非要逼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这就叫“虚假两难”。
3. 你们天天吹mRNA疫苗，美国人不就是打的这类疫苗，怎么还死了一百万人？
这也是网上常见的诘问，然而这是犯了“可疑因”（questionable cause）谬误，也就是做了错误的归因。美国本土累积死亡近一百万人，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mRNA无效，而主要是两点：第一，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执意不打疫苗，甚至宁可去服用伊维菌素之类毫无用处的药物也坚决不接受疫苗注射；mRNA疫苗再好，对这些人也是无能为力的。第二，美国对冠病的死亡统计口径比较宽，并不区分die of COVID（因冠病而死）和die with COVID（死的时候染有冠病）。网上经常举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冠状病毒阳性的时候因车祸而死，那么他可能也会被统计到冠病死亡人数里面。口径不同的统计数据，显然是无法直接比较的。
4. 得了冠病，就算不死，也会有很多后遗症。
这是非常典型的犯了“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谬误的观点。没有人会否认冠病可能导致后遗症，然而，那些病人主诉的后遗症是否真实存在、而非仅仅是病人的心理想象？这些后遗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究竟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严格的统计调查才能回答。微博上另一位医学工作者、科学作家“阿司匹林42195米”撰写了大量有关冠病后遗症的科普文章，指出冠病后遗症的恐慌被过度夸大了。特别是对于奥密克戎株这种主要感染上呼吸道的变异株，只要没有引发肺炎这样的重症，就很少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然而，很多人特别容易被一些网民（特别是国外的留学生）所讲述的新冠后遗症感受吓到，因为这些鲜活的叙述，太容易激起大脑的本能情绪反应，压过理性的思考。换句话说，越有“可得性”（在很多时候等于“易于理解性”或“鲜活性”）的证据，越容易被我们不假思索当成首要的证据。对于冠病及其后遗症的病态恐慌，已经成为严重干扰中国人理性评估防疫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因为我们已经为抗疫付出这么多努力了，所以这些心血不可能是无用功。
这在逻辑上叫“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因为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就拼命为其正当性辩护。真正的勇士，应该敢于直面这个可能性：自奥密克戎株传入中国以来，我们已经付出的努力，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用功。也许你的人生确实被迫虚度了。
……
像这样的逻辑谬误，我还能再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只能写到这里了。
有时候，我要庆幸我是80后。我上中学和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怎么懂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但幸亏我念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赶上了21世纪最初十年言论和思想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因此幸运地了解到了整套的现代科技思维，并愿意言行合一，把它们贯彻到日常思考和行动中去。当21世纪进入前途未卜的第三个十年时，我便能够把这套思维方式用起来，去尽力破除网络上已经恶意生长得近于密不透风的垃圾信息樊篱。如果你还不清楚这种垃圾信息樊篱的可怕程度，请看下面这段微博对话：
博主：（4月5日）央视发布的“美国单日新增确诊近135万例”是误传的虚假信息。经核查，4月4日美国实际上只新增了2万多例。
评论者：我求证一下，美国不是在今年2月份宣布不再统计新增病例了吗？那这些新数据是怎么来的？
博主：因为“2月份宣布不再统计新增病例”这也是虚假信息……
旁观者一：笑死我了。
旁观者二：这就是生活在matrix里的效果，所有可供你思考的素材全都是虚构的。
面对这样精心打造的垃圾信息场，我除了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之外，也只能尽量发一些声音，争取能唤起一些读者的警觉和思考。比如对于冠状病毒病、新冠病毒和疫苗的靠谱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我上面提到的“子陵在听歌”“庄时利和”“阿司匹林42195米”等专业人士，这都是我从垃圾信息的海洋中凭借自己的见识，好不容易找到的值得信赖的信息源。当然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营销号，所以有自己的三观，并不招所有人喜欢，您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关注即可。
希望大家获取到可靠的专业知识后，能够利用批判性思维做出正确推理和思考。然后再看到那些自以为是吱哇乱叫的家伙。都可以微笑地、冷淡地说一句——
你又懂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