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实中找到某些能够带来精确性的客观要素，可能的话，还要找到测量这些事实的方法

—笛卡尔

相反，最优的模型设定必须在简化和普适之间权衡，基于简约性原则，许多复杂的情况要忽略掉

---《定量研究中的稳健性检测》

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减少不确定的过程，而差异数据则是测量这些事实不可或缺的标尺。 一个好的教育模型，需要以更低的成本去实现“差异数据”供给。思考这类模型，或许不是科学性而是工程性，能作为一名教育工程师去构想这类模型，时常让我振奋不已。

模型内的价值与事实判断。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被确定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在我们的模型中，也应该存在这样一条最高价值判断，来使得我们模型内的事实判断是逻辑自洽的，即：所有人教育收益的最大值（我们需要一开始就点明我的价值判断，是因为公平问题在教育社会学中如此重要，而差异数据供给意味着，我们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或者说单次博弈中是实现公平）。

这样一条价值判断具有很高的普适性，但对于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还是无法做到足够的精确。让我们从一些问题开始。

让我们假设，存在两种教育方法，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如何量化这两种教育方法的实际效果，区分它们适用环境，如何界定它们的前置条件，以及如何探查它们的副作用。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解释这种模型中的一些特征，以及存在容易混淆的一些语意。其次，我们需要平衡精确性和普适性，并以此去重新设计模型内的职权，并在此基础之上去思考，教育模型为什么无法像其他市场经济主体，通过竞争来进一步获取差异化，从而使自己快速进化。

合适的价值媒介 我在阅读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Education》这篇文章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这篇文章仍然有一些疑惑留给我：

作者解释了教育并非具有公共品属性，政府参与的法理依据在于其外部性。但是作者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教育在如此长久的历史中，其外部性没有被内部系统所吸纳。 作者没有解释教育劵相对于通用货币的特殊属性。如果说教育劵的作用在于降低政府参与的副作用，那么界定政府权限的外层逻辑是什么？ 出于这两个问题的疑惑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

接下来，我需要解释，为什么单纯的市场货币很可能在我们的模型中是低效的。我们知道，货币是一种价值媒介，作为这种媒介，它的衡量的尺度并非一成不变，福利经济学指出，随着财富的增长，其幸福指数并非呈现线性增长。而货币作为一个价值介质，需要保证其衡量目标内的价值单位的稳定。

如果一个人通过教育投资，通过漫长的周期，财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通用货币在这期间，价值单位却无法保持稳定，我们就可以认为，通用货币在这个模型中的边际效益极低。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会认为教育是一种低成本的投入，因为他们是以通用货币来衡量这种投资行为。以现有的思想技术，制度保险水平还不能够将一些实际的心智负担和收益以通用货币进行量化，这就如同强行要以地心来测绘宇宙。

通用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衡量社会效益很好的介质，一个人选择不同的投资，带来的收益差异，收益程度不同，可以诱发其再次行动不同策略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如果在其年轻时候，阅读不同的书籍，不同的学习经历，需要在如果若干年之后，通过通用货币的衡量，才能慢慢体现其收益。那么在其有限的心灵感受期内，其效果就太差了。不同的目标，会导致不同的介质产生偏差不同，尤其是在观察一些更加精细的领域，这些偏差就会被放大。

相同属性的物质，往往会带来相似的结果，教育劵和通用货币的关系也是如此.为什么同样是货币，区域教育劵能够拥有通用货币完成不了的效用。我的意思是政府为什么不能直接使用通用货币，那是因为教育劵完成了一次对政府行为的协议约束。在解释其中利弊前，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教育的价值介质。

卢梭说，当社会法堕落时，自然法就重新得到统治地位。同样。我们不能够找到合适的价值介质，那么就应该退而求其次，找寻影响其行为的根本动机。

模型中的特点 我们的模型既然是一个长周期行为，那么每个阶段的动机自然也容易不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语意的解释。

如果一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资：通过抑制当下的乐趣获取通货来满足间接需求。我们则认为其拥有工作属性 如果一个行为的目的，是为增进其达到目的的效率，我们就认为其拥有学习属性。 如果一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当下直接的快乐，我们则认为其拥有游戏属性。 显然，现实生活中，任意一种行为，往往会兼具三种属性。同样一份工作，一样收入，两个人的真实收益可能大有不同，其行为的动机也会不同。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教育模型稍作观察，就可以得出，在这个长周期行为的早期，其占大部分的是游戏属性。确切的说，教育模型的早期就极其类似游戏模型而,在其晚期则回归到了工作模型，即社会效益对其动机的影响在加大。而其学习属性，有时服务于他的游戏属性，有时则服务于他的工作属性，有时，仅仅是服务于它自身。

按照上面的想法，教育周期的晚期则通用货币获取了统治地位，那么教育周期的早期，合适的价值介质，我们就应该从相似的游戏模型中去找寻方向。我们的一些网络游戏，有一个很意思的特点，即便其游戏维度很小，也常常会设置多种不可以相互交易的货币，这么做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增进某些特定行为的动机。

我们从这个时代的游戏中获取的一点鼓舞人心的证明是，即使不通过恐惧与焦虑，仅仅通过虚拟利益巧妙设置，我们依然可以解决长周期回报中动机不足的问题。

游戏内的货币有一个特点，这点值得我们注意，这一类虚拟货币，其所在的环境是极度简化后的，即它在简化与普适之间，能够在前者中实现极高的边界效益。

关于价值传递 当下的快乐与未来的收益比，以幸福为指标有时候是极小值，而有时候是极大值。幻想用一种价值体系去精确衡量它，用一种货币去统计它，这都恰是我们对这类模型误解的根源。

我们说教育模型的早期类似游戏模型。我们以游戏模型举例，多数人在游戏中耗资巨大，但当他离开某个游戏时候，对其投入成本的回收往往十分有限。如果仅以未来收益来衡量这种行为，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当我们以全部的幸福指数来衡量时候，统计的结果却未必是这样。

Reward is enough, 智力活动有许多抽象概念，比如兴趣，兴趣浓度，兴趣的可持续性。这些概念在一个复杂环境下，单其语意解释就令人发疯，更不用说将其简化，方便衡量对比。但是在现代游戏，在这种极度简化的模型中，我们甚至可以在其货币化下得到一个精确值。

游戏模型有一个重要特征，一旦其离开其环境，其维度内的价值将迅速缩水，甚至归零。所以游戏模型的价值趋势，会让参与者继续留在该环境中，恋恋不舍。这使得不同节点的不同介质有可能以一种换算机制链接起来，因此，宏观上的价值体系，通过这个作用力，传递到了早期的“游戏模型”中。所以在这个宏观角度上， 通用货币重新获取其“工具效益”。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猜测，我们教育模型中，存在两种特别强大的驱动力，一种来自长远的社会效益奖励，一种则来自时下的快乐。【我们将父母期许等这类驱动力视为一种惯性，因为它正是来源于重复博弈中，之前收益，经验的传递。这么做是为了避免重复计算】。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到劳动供给，他说工作时长，工作环境会对工资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行业中存在不利于劳动者身体健康、卫生环境恶劣等不利因素时，则这个行业的工资必须要高于不存在上述不利因素的行业的工资，以吸引劳动者应聘到这个行业。

马歇尔所解释的情景，是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环境。但是教育的长周期特性，以及心灵的影响比身体影响更加细润无声，使得“时下的辛福”导致收益率的变化更可能到达一个极值，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来研究。

教育是链接虚拟与现实的桥梁，想象与实践的天梯，而我们的教育模型是一个在做价值回归的链式结构体。 “时下的辛福”使得她凝结为各个节点，社会效益回报驱动她链接成线。每一个节点都可以被视为简化后模型，而不必减少全局的普适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两种教育方法的社会效用比较，我们可以得出我们的方论论：当某个教育节点越偏向简易，我们越偏向取得一种基数效用，反之则偏向序数效用。子节点的职责就在于此。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解释其节点特性。

节点的价值认证 我们已经引申出了节点的概念，每个节点都天然存在一个入口协议，和一个出口协议。入口协议是一种筛选协议，出口协议是一种通证协议。入口协议规定了进入节点的种种限制性要求，出口协议则提供了价值认证。

《文凭社会》的作者兰德尔博士认为教育的证书是一种通货。但是我认为因为不同节点之间价值认可存在太多差异，用通证（Token）比通货好，通货给人一种价值恒定的感觉，但是不同节点的价值认可，其衰减各不相同。

教育节点的价值认可过程，其成本有时候是十分高昂的。所以就存在着对应的认证让渡的可能性。为了降低对应的认证成本，节点会采取扩大认证周期，或者是采用通用的筛选或通证协议。

规模化认证虽然降低了认证成本，但是节点之间的差异供给就变少了。另一方面。如果增加节点的认证周期，那么单一节点的环境复杂度就会变高。

像高考这种大一统的筛选机制，看似公平，其实其存在两个逻辑问题。其一，由于缺乏有效的对照组，许多结果都不可避免的是幸存者偏差。其二，随着节点周期过长，对穷人的资本压力逐渐将大于富人，亚当·斯密曾经以街边的小贩举例，小商贩的资本由于更少，其抗风险的能力就更弱，所以其需要更高的商业回报率。同样，教育节点周期越长，在相同回报率情况下，穷人往往会率先出局。

兰德尔在《文凭社会》里面说：成绩只不过是用来奖赏和证明中产阶级的自律性而已。坚韧自律这些品质，对个人越是伟大重要，则反过来证明教育机制越是潺弱。教育设计者的职责应该是让，教育的机制符合于人的自然天性(Love of humanity).

开放的多中心协议 我们终于将我们的重心转移到了通证的认证成本上了。这也是我解释《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Education》这篇文章中给我第二疑惑的问题：界定政府权限的外层逻辑是什么？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教育劵，教育劵的提供了一次性的协议约束，然后设计者希望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来为这种协议提供市场化的“自动更新”。但是我担心这个机制仍然是缓慢的，因为它仍然会碰到通用货币一样的问题，单一的价值维度，回报的长周期性，这让参与者仍然只能提供低效的协议更新。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给我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即通过多种心的协同供给，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而这种协同“编辑”，我们可以使用现在的信息技术来解决我们先辈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协议编辑器”设置一些基本的原则。

1，自由选择权。因为外部协议的起源，来自于子节点根据自身利益判断的权利让渡。所以我们的外部协议，并非具有天然的强制性。因为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规制，基于同样的原则，任何人都拥有对已开放协议的编辑权。

2，可组合性和可拆分性。外部协议的目的其一在于降低价值认证的规模成本，其二在于保护价值体系的多维度，多样性。这两股力量制衡的结果要求“编辑器”能满足当微小变化不用承担推倒重来的成本。

我们设计这一套母子层级的链式结构体，目的在于把我们教育结构中，那些容易抽象的属性，通过计算机技术，方便差异的记录，扩展，分析。以低成本的方式调用社会力量解决我们过去一直无法解决的历史问题。这种差异的记录使得我们可以不把一些效果寄托在一些权威标签之下，比如百年名校，这其实和百年古方的存在是同一种原因，我们对真正形成机制的困惑。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那么它的效果应该是像现代医药一样，一旦知道其成因，就可以快速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