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恒星和星河，逐一地泯灭消亡。经过了一亿兆年的运行虚耗，太空变得漆黑一片，黯然没有一丝亮光。
人类一个一个地融入“模”之中。每一实质的躯体，在融合的过程中失掉了思想上的自我，但结果并不是一次损失，反而是一种很大的增益。
人类最后的心灵，在融合之前停将下来。他遥视太空深处。渊薮中除一颗最后的黑暗星球外，其余一无所有，有的就只是一丝半缕极为稀薄的物质，空虚无定地被余温尽散、无限地接近绝对零度的热量所激动。
“人”说：“‘模’，这就是终结了吗？这些纷乱混沌，不可以在宇宙中重新倒转过来吗？做得到吗？”
……
终于，“模”学会了怎样去逆转熵的方向。
但面对这最后问题的答案，“模”找不着任何人来告知。不过，那不打紧。这一答案——通过实践来表达——将连这一点也照顾在内。
又过了另一无时间的顷刻，“模”思索着最好的着手方法。小心翼翼地，“模”建立起整个程序。
“模”的意念统摄着一切，包括以往曾一度存在的宇宙；而对着现在“混沌”一片的存在，则正在沉思冥想。一步一步地，这程序必须被贯彻执行。
“模”说：“有光吧！”
于是就有了光——
——《最后的问题》，阿西莫夫。」
注：“微型模”最后的那个“模”字，在古老的地球语中，是“模拟式电脑”的意思。
我一直觉得科幻小说是青少年文学。
严格来说，我最初读是并非正统的科幻小说，我先爱上了奇幻文学，读的是《九州》杂志上的《缥缈录》，一个由龙与地下城启发而成的中国奇幻世界，那里有能飞的羽人、擅长工艺的河洛、在水中生活的鲛人。
小孩分不清楚什么是科幻什么是奇幻，但它们都有“幻”，区别大概是科幻看起来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出现，奇幻则永远不会。
有人说奇幻小说的读者市场比科幻还小，但看看那些经典又受欢迎的奇幻文学——《魔戒》、《霍比特人》、《权力的游戏》等，相比奇幻，写科幻风险更大，它有可能成功地预测了未来，却并不因此得到嘉奖，它有可能提出愚蠢的假设和想象，被现实打脸或永远被遗忘，拙劣的科幻小说太多了。
成年后我还一直在看幻想类文学，从奇幻到科幻，比以前看得更多，更沉迷，为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而激动。《沙丘》的上映和热卖也证实了我的想法，科幻题材不仅迎合爱幻想、爱学习的青少年，现在的电脑技术和视觉技术足以重现当年最瑰丽的想象力、对社会、科学技术、人类命运的思考，即使科幻电影早就无法承担“预言家”“科普者”的角色，仍然得到大量成年人用一张电影票和两个半小时的肯定。
如果将今天的生活描述给五十年前的人们，听起来跟科幻小说差不多，我们登上了月球，有宇航员在地球外面的空间站长期出差，我们开始探索比太阳系更远的地方，不出门就能和任何人沟通，用核能发电，有数量众多的机器人帮我们处理各种事物，也可以跟虚拟人谈恋爱……
科幻小说和现实世界互为彼此，它们互相影响，创造了彼此。说不好哪些是科幻小说启发了现实，所以我们开始担心机器人是否会叛乱，是否应该遵循机器人三大原则。是预言吗？还是现实世界只是凑巧，只是凑巧，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演变有其发展必然性，我们凑巧活在了科幻小说里。
每天，科幻小说的想法变成现实，再也没有人去追问科幻作家“你那些想法都哪里来的？”，现在是“我看你们还能编出什么有意思的。”
如果让我给科幻小说下个简单的定义，我认为是穿着镣铐的舞者，既要通过科学技术、社会学、心理学等营造一种可信的科学氛围，又要考虑那些在主流文学中很少被探讨的话题，不然人们就会心生怀疑——这不科幻！请放到爱情小说、推理小说、恐怖小说那边的书架上。
即使没看过科幻小说的人，或许听过黄金时代的说法，关于这个时代的准确跨度一直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美国1940到1950年代，也有人觉得是30-40年代，有人觉得是50-60年代，常年争论不休。
我最喜欢的解读是“科幻的黄金时代是12岁”，编辑大卫·哈特韦尔（David Hartwell）认为成年人对科幻的热爱是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形成的，对小孩来说“每本杂志上的每个故事都是杰作，满是大胆而独到的奇思妙想。”
科幻黄金时代的奠基人阿西莫夫为《交错的世界》作序，他写“童年时读过的那些科幻小说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比太阳还要耀眼的明亮光芒。”20世纪的30、40、50年代分别是某人的“12岁”，不可复制，难以重现，科幻史也是个人史，本篇文章借着回顾那个浪漫的黄金时代，让我们顺便穿越回12岁，再次体会阅读给予的莫名的快乐。
科幻小说的诞生还不足一百年。
一切的开端要追溯到19世纪，现代科幻之父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H.G Wells）。
凡尔纳于19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并成为世界上最多产、作品流传最广的作家，书中充满浪漫的探险，凡尔纳充分赞美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鲁迅还翻译过两本凡尔纳的作品——《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比凡尔纳小一辈的威尔斯则获得了更大的声誉。1894年，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科幻小说，同时出版单行本，对科幻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
在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学类型之前，这种带有幻想和科学技术的故事，总是和奇幻、探险、科学、恐怖小说之类的混杂在一起。
直到1926年，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诞生了。
主编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第一期中提出了“科幻小说”（Scienti-Fiction，后演变为Science Fiction）这个概念。
科幻杂志的创办决定了科幻小说的流行。那时的科幻杂志属于“廉价杂志”（Pulp Magazine），简单来说就是地摊文学，采用便宜的纸浆印刷技术、大色块的猎奇封面，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科幻读者。
根斯巴克是一个专业的科学爱好者，他对小说的科学内涵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他鼓励作者将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入小说，还在编辑部中贴上标语：“本刊欢迎有科学根据之小说”、“科幻小说要将科学变成神话”。为了证明小说中科学成分的可信度，他甚至故意给作者们授予子虚乌有的教授或博士头衔。
有数据说那时美国大约有3-4万名科幻的忠实读者，这群人只要在书店看到一本画着卫星、飞船的杂志就会马上买下。因为科幻小说太紧缺，由不得你挑挑拣拣。
这也有好处，如果你缺钱、立志成为小说家、对科学技术有点了解又有点想象力，写一篇科幻小说总能找到人买单。不过投稿给《惊奇故事》的酬劳可不多，据说根巴斯特付给作者的稿酬压低到令人发指，有作者私下里将他称为“雨果小气鬼”（Hugo the Rat）。
尽管小气，根巴斯特对科幻的热情让“科幻小说”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类型，一批科幻作家受其感召孜孜不倦地创作。1953年，后人以他的名字创立了雨果奖——时至今日，这仍是科幻界最著名的创作奖项之一。
另一位重要的主编叫约翰·W·坎贝尔（John Wood Campbell）。
时间来到1938年，当时流行的通俗文学期刊达数百种，竞争十分激烈，其中科幻杂志所占市场份额不到百分之三。
坎贝尔当时在另一本杂志《惊人故事》（Astounding Stories）里当主编，后改名为《惊异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他对稿子要求很高——“既是真正的科学，又是真正的历史，且不可二者只居其一”，再加上独到的眼光，坎贝尔挖掘出一批大师级作者，包括“三巨头”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阿瑟·C·克拉克（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逐步发展出科幻小说市场的雏形。
和根巴斯特不同，坎贝尔和众多作家保持着伟大的友谊，也会帮忙指导写稿——想选题、催稿、改稿、办交流会，当时《新奇科幻》是稿费最高的杂志，而且据说坎贝尔从不拖欠稿费，解救了一批科幻作家的生活之忧。
根斯巴克让科幻小说成为文学，坎贝尔则使其踏入主流。如果说根斯巴克的主要贡献是启蒙了一批读者，那么坎贝尔的功绩则是培养和团结了一批科幻巨匠。从此，文学界再也无法忽视这种新兴的文学类型。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技术在战争催化下得到极大进展，可以说，二战赢家实质是在实验室中诞生，更大更快的军舰和飞机被投放到战场上，动力更强的火箭发动机、能精确定位飞机的雷达，还有在日本本土投下的原子弹，人们开始关注太空飞行和原子弹，并逐渐接受飞速发展的社会技术。
当时的科幻小说“科学”到什么地步呢？1944年，坎贝尔刊登了克利夫·卡特米尔的小说《生死界线》（Deadline），精确地描述了原子弹原理，震惊到联邦调查局（FBI）怀疑机密的“曼哈顿计划”被泄露，结果坎贝尔和作者根本不知道“曼哈顿计划”的存在。
“你听说过铀235吗？是一种铀的同位素。”
“谁没听过呢？”
“那好，我要陈述的是事实，不是理论。人们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为初步的原子能研究工作分离出足够的铀235。他们用新提出的同位素分离法从从铀矿石中提取它们，如今已获得以磅为单位的资源——这里的‘他们’是指塞拉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们至今仍未把如此大量的铀235聚到一起，就算只取一部分都不敢，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核反应一旦启动，是否会一直持续到耗尽所有铀235——在大约几十万亿分之一秒中。”
——《生死界线》，翻译版本来自豆瓣用户 HeavenDuke
同时，根巴斯克和坎贝尔所确立的对科学方法的性质和意义为基础的科幻小说写作原则，伴随人类社会的科学在迎接革命性突破的同时，也让当时的读者对科技可能带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对宇宙充满了好奇。
在那个科学、科普、科幻三位一体的黄金时代，诞生了不少沿用至今的科幻作品写作方法。
太空歌剧（Space Opera）是科幻小说的一种流派，被定义为冒险科幻故事，也是期间最畅销和流行的类型，内容一般是太空战争、星际战斗、浪漫史诗，背景设置在遥远的未来和外太空，通常会涉及高级生物之间的冲突和使用先进武器、先进科技的战斗。
太空歌剧最早出现在1930年代，最早被认为是俗套的、不入流的故事，到1970年左右才被广泛接受，乔治·卢卡斯的导演的《星球大战》给予太空歌剧新的形象，使得这种类型的科幻题材获得广泛关注和粉丝基础，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打破本土以及世界上多项票房纪录。随后在1982年到2002年，雨果奖的最佳小说经常颁给太空歌剧类型的作品。
1939年，《新奇科幻》的忠实读者阿西莫夫19岁，刚发表自己的科幻小说处女作。
仅花了两年半时间，他成为极受瞩目的科幻作家，发表大量短篇，利用科幻设定描述现实的社会和人性问题。
1942年开始动笔的“基地系列”是阿西莫夫的野心之作，参考吉朋（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花费八年时间，阿西莫夫写了4个短篇（即后来集结的《基地》三部曲》、4个中篇（即《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构建出银河帝国崩坏和重建的过程。
阿西莫夫和坎贝尔共同讨论出来的机器人三大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基本奠定后几十年机器人故事的基调。
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
二、除非违背第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三、除非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此外，阿西莫夫作品中对科学家的刻画尤其细致，或许是为了增强可信度，当提及某个科学家时，阿西莫夫会附上详细的背景资料，比如国籍、出生和死亡日期，并以语源学和发音方式介绍科技名词，让每个科学家都跟真的一样。
海因莱因是三巨头中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同样在1939年，海因莱因在《新奇科幻》发表第一篇短篇科幻小说《生命线》（Life-Line）。
二战期间，海因莱因重返美国海军从事航海机械方面的工作，还拉上阿西莫夫、L·斯普雷·德坎普等人一起在海军飞机工厂工作。
1945年，战争进入尾声，海因莱因开始重估职业走向。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和冷战驱动他着手进行政治相关的非小说写作。同一时期，他有4篇重要故事作品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其中首篇《地球上的绿色山丘》发表于1947年2月，这是美国科幻作者第一次发表于主流文艺杂志。
同时他作为编剧并设计特效的电影《奔向月球》（Destination Moon）还获得1950年第23届奥斯卡最佳特技效果奖肯定。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1947年到1958年，海因莱因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撰写一系列青少年小说作品，这些作品造就了后来一代对科学和社会议题敏感的成年读者。
海因莱因作品的主要题材包括：极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独我论、宗教、精神和肉体之爱的关系以及对全新家庭结构关系的猜测等。其中发表于1961年的《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可视为黄金时代中最“黄金时代”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获得1962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也是首部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科幻作品，
克拉克是英国人，三巨头都当过兵，分别做过不同兵种，克拉克是空军、海因莱因是海军，阿西莫夫是陆军。
二战期间，克拉克在帮英国空军造雷达，和阿西莫夫认识，后来两个人持续几十年的友谊也诞生了无数八卦。
据说某次克拉克和阿西莫夫共赴某个活动，在一辆出租车里达成了所谓的克拉克-阿西莫夫条约——阿西莫夫承认克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作家；而克拉克承认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好的科普作家。（有点好磕是怎么回事？）
说回克拉克的职业生涯，克拉克最早在1948年写了《前哨》（Sentinel），投稿给BBC竞赛，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获奖，他当时未决定成为全职作家，选择进入英国财政部工作。
后来到1952年，克拉克全职写小说，1964年与库布里克共同构思《2001太空漫游》的小说和剧本。
而克拉克另一本重要的作品则诞生于1972年——《与罗摩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横扫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木星奖、英国科幻协会奖、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6项科幻大奖。
《与罗摩相会》中，对于人类社会和地球现状的描写相对较少，罗摩是人类首次正面遭遇的外星飞船。
《与罗摩相会》小说封面
全书的大多数篇幅，都在描写那个“好事成三”的圆柱体“罗摩”，里面是一个神秘，壮丽，还有一丝诡异的世界。《纽约时报》称赞这部小说传达了“外星人的冷酷一面，尽管并未广为人知，但它在技术上超凡的想象力使之成为了杰出的科幻小说。”
负责探索罗摩的诺顿船长在水星人想要以核弹摧毁罗摩这个被视为威胁的存在时，他说了一句话：“生存并不是全部 。”破坏核弹后，他带领人类争取更多时间探索学习罗摩，完美阐释了黄金时代的精神——人类不要固步自封，要积极进取。
黄金时代的象征之一是科幻小说不再只是廉价杂志上的消遣小说，
阿西莫夫在《夜幕降临，以及其他故事》（Nightfall and Other Stories）书中也提到，科幻小说释放的影响力正反作用于小说本身：
“在1945年之前，科幻小说是狂热而自由的。它的所有图案和情节变种都保留在幻想的领域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1945年之后，人们越来越需要谈论 AEC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并将我们无限范围的思想塑造成现实的一小部分。”
如果概括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那是一种带有对茫茫太空谨慎的积极乐观，以及技术将解决所有问题的自信。
在人造卫星升空和太空飞行实现之前，科幻杂志在读者心中埋下一颗想象的种子。在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中，大量发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科幻小说是双方武器之一。
文化意义上，科幻小说正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影响了大量青少年的心理，随着教育水平提高，青少年们接受高中、大学教育，进入学校、军队、信息技术、好莱坞电影、生物科学行业。
许多深度参与太阳系探索的科学家（包括我本人）首先被科幻小说往这个方向推着走。这跟某些科幻小说的质量不高这一事实无关紧要。十岁的孩子不阅读科学文献。——《GROWING UP WITH SCIENCE FICTION》卡尔·萨根，1978，纽约时报
1951年，美国举办第一次太空飞行研讨会，《科里尔杂志》的主编提出让科学家为系列连载杂志做顾问。次年，大量关于太空旅行发展相关的文章开始陆续发表。
1961年5月26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国会立下登月誓言，提议美国“应该在这个十年结束前，完成人类登月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
次年1962年9月12日，肯尼迪总统对着4万名大学生，在莱斯大学发表了著名演讲《我们选择登月》：
我们选择登月。我们选择登月……我们选择在这个十年登上月球，并完成其他的事，不是因为它们很简单，而是因为它们很困难，也是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统筹和测试我们最为顶尖的技术和力量，也是因为这个挑战是我们乐于接受的，是我们不愿推迟的，是我们志在必得的，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总统把全国对航天的狂热转化成一场针对苏联的直接竞赛，是不得已的，因为在此之前一个月，苏联刚刚把第一个人类尤里·加加林送上太空，四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成功。
必须要重新唤醒人民对国家的骄傲和自豪感，没什么比完成一个科幻小说里的情节更合适了。
要确定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结束同样困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几个因素改变了科幻杂志的市场，纸浆市场迅速收缩，太空竞赛战果频出转移了人们想象力的视线，阿西莫夫转向写非小说类作品，他希望吸引年轻的人们去看科学。
随着自由民主的国家却无法抑制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国家干预也无法解决诸如种族主义或个人对意义和秩序的渴望等社会问题，黄金时代的积极精神逐渐变得不合时宜。科幻小说迎来了新浪潮运动时代。
黄金时代千篇一律的“硬科幻”变软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技法被逐个引进吸收。如今流行的赛博朋克风格在那时开始成型，人们从关注飞船、太空旅行，转而关心互联网、大资本公司、AI和阶级差距。
威廉·吉布森被称作赛博朋克运动之父，他于197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小说《神经漫游者》，在1984年出版。
科幻小说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学？
《交错的世界》作者詹姆斯·冈恩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变化中的文学”——描述变革对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其范围可以延伸到过去或未来，也可以延伸到遥远的地方。
科幻小说背景从不会设立在寻常的当下，突发事件会让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被推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小说之外的世界同样如此。科幻拓展了读者的思维，培养了人们预测未来的习惯，可以说科幻本身的想象力塑造了现实世界，展示了思想在实体表达之前的力量，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最著名的作品《1984》，作品对社会的构思成为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而奥威尔写作的目的是阻止书中的世界出现。
《新奇科幻》主编坎贝尔写道：“科幻小说中包含了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梦想也许是噩梦）。”
早期的科幻作家们担心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核战争没有发生，外星人还没来，新的恐惧一直在取代旧的恐惧，全球变暖、极端气候、贫富差距、人际关系，苏联解体了，宗教狂热和恐怖主义崛起，计算机化给人类生活带来革命和无数代价。
相比赛博朋克文学中里永远是黑夜，又总是下着雨的湿滑、粘稠、看不见明天的高科技，低生活世界，我更喜欢黄金时代大师笔下那个对太空探索充满无限热情的人类世界。
查阅克拉克的资料时，看到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
“他从未成熟，但一刻也没有停止成长”
这句话的指向不仅是个人成长史，还有整个人类社会，随着黄金时代作品的再次流行，《沙丘》在电影院，《基地》在流媒体，或许只有短短历史的人类社会又到一些需要鼓励和警醒的时刻了，就像克拉克说过，他觉得相对那些具有高度智慧非常苍老的宇宙文明，我们地球文明正充满年轻的朝气——
“他们会沐浴在万物的夕照中嫉妒着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年轻时的样子。”
我爱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