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四十多年，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走了一条下行的路，文化气氛一直比较郁闷。

在郁闷的气氛下，文化人格的整体水平会急剧下降，不少文化人会沦为犬儒、文痞、文渣，多数文化人会成为得过且过、装模作样、吟风弄月的平庸雅士。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越能出现一种特别闪亮的人格典型。这有点像伦勃朗的油画，背景越黑，人物形象越是鲜明。

回想在明清两代之前，那些在屠刀边上的魏晋名士，那些在安史之乱中的唐代诗人，那些在南宋战火中的不屈灵魂，全都敢于站在生死血泊前高声咏唱，而且都一唱而成为千年大家。正是这种集体人格的奇迹，让我一次次为中国文化自豪。

现在，又忍不住要介绍在郁闷时代三个非常了不起的典型了，我先不说他们的名字，只说他们的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他们都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出了特别深刻的反思；

第二，他们都在改朝换代之际亲自参与了实际战斗；

第三，他们都是博通古今的顶级大学者，成为后世学术的开启者；

第四，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奔波在山川大地之间。

这四个特征，拥有其中一项就极不容易，要四项俱备，那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在中国的十七世纪，居然同时出现了三位，这实在会让古今中外都叹为观止。

更特别的是，他们彼此的年龄十分接近，相差不超过十岁。

相同的年龄使他们遇到了相同的历史悖论。大明王朝已经气息奄奄，而造成这个结果的祸根，却是远远超越明朝的千年弊病。因此，几乎同时，他们拔出了佩在腰间的精神长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