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朋友圈集体冲塔，我百感交集。 写下一些胡言乱语，说说我对这个荒诞时代一点粗浅的思考。

我想起了曾看过的恐怖电影《噩夢娃娃屋》。两姐妹跟随母亲搬到表姑家留下的空房子住，却因为路上的一个中指被两个变态盯上。经过一阵厮杀，母亲超神反杀，全家人逃出生天。长大后，妹妹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成为成功的畅销书作家，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姐姐从此患上了PTSD，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精神饱受折磨，身上满是自残的伤痕。妹妹回到家里看望姐姐，却遇到各种诡异的事情。原来，母亲并没有成功反杀，而是被歹徒残忍杀害；她们也从未逃出去，而是受到变态日复一日的折磨；妹妹从未成为畅销书作家，而是构建了一个自己的幻想世界。故事的最后，姐姐隔着玻璃门的呐喊唤醒了妹妹，妹妹撞碎玻璃，坠入残酷的现实世界，一起拼死反抗，最后被解救。

很多时候，活在幻觉里，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闭上眼睛，屏蔽掉他人的苦难和环境的丑恶，看到的就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但是这一切的内核是自欺欺人，因为真实的岁月并不静好。岁静看到的美好世界，是一种幻象，有时这是镇痛剂，但更多时候，这是毒药。

鲁迅曾在《藤野先生》中批判过这一现象，在日本留学时，看到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军做间谍被日军抓到枪毙，围观的人却欢呼“万岁”。清末时，民众喜欢到菜市口围观凌迟，“看热闹”。甚至近几年，也出现了北美留学生开着超跑去破坏游行，并嘲讽游行者是“穷逼”，甚是滑稽，殊不知，他们能这么做，依赖的正是他们的“敌人”正在为自己争取的权利。如果说岁月静好是一种自我麻痹，麻木就是岁月静好的升级版，从麻痹进化到扭曲，从对丑恶的视而不见，进化到为丑恶欢呼叫好。而吃瓜看热闹，看似危害更小，其实是麻木的一体两面，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样自私自利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是很多祸乱的根源。

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拥有名校学历，国际视野，却依然被上海发生的一切破防、震碎三观，仿佛这是黑天鹅。实际上，只要对其他地区的遭遇有一些关心和关注，运用一下墨菲定律，就不难得出上海发生的一切不是黑天鹅，而是灰犀牛的结论。这种惊诧来源于对政治生活的远离和对政治常识的缺失。大学生不再被看作是知识分子，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我们失去了身为知识分子的自觉。政治不只是国际会议、权斗、战争。政治渗透到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生轨迹，都深受政治影响。不关心政治等于不关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长此以往，这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闷声发大财，幻想铁拳永远落不到自己头上，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对公民责任的逃避。

“岁月静好”的思维方式功不可没。当我们的宪法权利被侵蚀时，我们选择欺骗自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素质太低，不配拥有权利。当我们在壁越砌越高的时候，我们选择欺骗自己，这是为了防止低端人口被虚假信息蒙骗。当我们听说其他人为自己争取权利时，我们选择欺骗自己，无条件相信是他们在作妖。当我们听说维权律师大抓捕时，我们选择欺骗自己，维权是祸害中国。当我们偶然瞥到他人的苦难时，我们选择欺骗自己，因为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当我们听说上位者的丑陋时，我们选择回避，不去深究，因为“水太深”、“没有用”。

关于国家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现代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君主制，第二类是共和制。当代国家基本都是共和制，包括名义上君主制的国家，例如英国，实质上也是共和制。在君主制国家，权力可以来源于君权神授、世袭、禅让等多种方式，但总体来说，君主拥有整个国家的所有权，可以在整个国家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和臣民是君主的附属品。而在共和制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让渡，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宪法，国家是所有人民共有的，人民不是统治者的附属物。

政府拥有大量权力，这些权力是由人民让渡而来的。而不受制约的权力一定会被滥用，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纵观几千年文明史，世界上大多数灾祸，都来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民众和政府存在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政府的权力需要受到民众监督，政府为了维持执政的合法性，会自然而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意志的代表。而如果政府的权力被垄断，则意味着监督和制衡的失效。

在共和制国家，先有民，再有国，正如先有砖，再有墙，国是由民产生的，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借用《银河英雄传说》中杨文里的话：

国家并不是由细胞分裂而形成个人，国家是结合一群有主体意识的个人所构成的，在此前提下，何者为主，何者为从，是不辩自明的道理。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只是人民让渡的权力的容器。托马斯·潘恩曾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我认为不够全面，但是确实指出了爱国者的一项重要责任，即监督政府。爱国，一定是从爱民出发的；忽视人民，沉迷宏大叙事，空谈爱国，是舍本逐末。爱国，即爱民。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

康德曾说过：

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

康德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阶段。可以说，是启蒙运动驱散了人类社会的黑暗和愚昧，带来理性之光，人本和理性，即现代性，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潮，也催生了五四运动，为中国人民带来思想解放。启蒙运动有其局限性，对现代性的反思催生了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又恰恰来源于现代性带来的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怀疑，来源于来自理性的怀疑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恰恰是对启蒙运动的延续。“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句话，有多个层面的解读，从我们的个人生活角度出发，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当成人，把别人也当成人，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棋子。

对于分布式系统来说，可靠性和健壮性是重要的性能指标。单点故障是指，在分布式系统中，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问题。单点故障的危险性极大，因为无论系统其他部分多么健壮，单点故障一旦出现，整个系统的失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设计分布式系统时，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排除单点故障。

传统分布式系统设计中，最常用的方式是冗余。冗余，也就是多中心化，可以很好地解决节点失效，但是它的有效性依赖一个假定，那就是所有节点都是诚实的，节点只会失效而不会撒谎，所以对恶意节点无能为力。对节点诚实的假定来源于所有节点都由单一实体控制。于是对单一节点的信任，变成了对控制节点的单一实体的信任。这被称为故障容错，是传统数据库使用的方案。

为了防范恶意节点，唯有从多中心化走向去中心化。为此，密码学领域研究人员展开了大量研究。1998年，华人密码学家戴维发布了b-money论文。2008年，顺着戴维的思路，匿名研究人员中本聪的比特币白皮书横空出世，开启了区块链的时代。拜占庭容错算法是比特币共识模型的重要基础。

拜占庭容错解决了在非信任环境下达成共识的问题。区块链的伟大之处也来源于此：人类创造了第一个“无需信任”的大型系统。对某一实体的信任，变成了对可验证的机制的信任。区块链拥有前所未有的可靠性和健壮性，权力从此被共享，对节点的信任不再被需要，对事实的验证取而代之。"Don't trust. Verify." 成为了区块链领域的信条。

反脆弱性不同于稳定性。稳定性强的系统具备更强的抗冲击能力；而具备反脆弱性的系统，具备进化和自我修复能力，可以从冲击中受益，甚至经历过冲击，变得更强大。比特币有效地排除了单点故障风险，并构建了一个无需许可，无需信任，反脆弱的系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相反，自上而下的构建的系统，由于缺乏自我修复的能力，通常被脆弱性困扰。充满脆弱性的系统出于对不确定性的厌恶，需要用各种手段“维稳”，进一步加深脆弱性，导致恶性循环。例如美国，主导了世界秩序，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脆弱系统，需要投入大量军费满世界维稳，并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例如中共，大权独揽，抱着人定胜天的思路胡乱指挥，试图控制一切，最后的结果总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反脆弱”一词来自风险投资大师塔勒布的《反脆弱》一书，启发了我对系统、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思考，值得一读。在此摘录两句：

社会最大的脆弱制造者，正是那些置身事外，不承担后果的人，一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实现反脆弱性，将他人暴露在损失或伤害的不利因素下。

后两者的共同点是，极度依赖中心化的干预，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而我们相信，只有自由市场才是有着自我进化的功能的，随着其生态复杂程度的增加，中心化的降低，其反脆弱性也将会注定成倍增长。

塔勒布还有一本有名的书，《黑天鹅》。我将反脆弱性称作黑天鹅射手，因为反脆弱性可以大大降低黑天鹅出现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破坏。

民主和效率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以区块链为例，比特币的tps只有个位数，性能极低；以太坊网络由成千上万张显卡算力支持，性能却不如一台手机。类似地，很多民主国家效率低下，例如印度；而很多专制国家可以实现繁荣富强，例如新加坡。民主也有可能失效而产生恶果，例如希特勒就是纳粹德国的民选元首。

运营一个大型系统，不是短跑，而是龟兔赛跑，乌龟赢也不是因为兔子偷懒，而是因为乌龟活得长。一个自上而下构建的系统，可以高效地被建立，运行，也可以因其脆弱性高效地走向不归路。民主依赖制度和规则，风险是可控的，而专制依赖个人自觉，这是典型的单点故障源，风险是不可控的。从长期角度看，民主的反脆弱性是其珍贵的特质。在实际操作中，对效率的执着往往南辕北辙，几十年的成果可以被一场又一场运动毁于一旦。说回印度、新加坡、和德国。首先说印度，印度名义上是民主国家，那么它有没有实践民主的精神呢？种姓制的存在就是最大的讽刺，印度人民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不平等，民主不是银弹，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印度的问题并不是民主造成的。新加坡也是名义上的民主国家，但是在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是新加坡是专制国家，那么新加坡为什么可以繁荣富强，回到前面提到的，专制依赖个人自觉，而新加坡人民恰好运气爆棚，迎来一个“明君”执政。李光耀超群的个人能力，是决定新加坡发展好坏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德国，人们提起希特勒是纳粹德国的民选元首时，往往不会提到国会纵火案把反对派抓光以后，自然没人反对了。另外，民主制度的反脆弱性和完全去中心化的系统，例如区块链，不可同日而语。人类社会还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构建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制度，民选官员很多时候也无法完全代表社会共识。归根结底，很多时候民主失效，都来自反脆弱性的不足。但是，正如“所有模型都是错的，有些是有用的”，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

如果问，中国从什么时候告别了封建社会，很多人会回答辛亥革命。然而实际上，封建指的是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建国，中世纪的欧洲就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自秦灭六国后，中国已经告别了封建，进入秦制大一统时代。周朝时，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封地自治，甚至已经出现类似雅典式民主的有限民主。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界迎来了井喷式的爆发，百家争鸣，群星闪烁，人们拥有空前的政治权利。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启蒙运动的萌芽会不会先在中国出现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本以为是个开始，没想到是巅峰，短暂的繁荣如流星一般划过，之后两千年，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盛况。秦国运用军国主义，消灭了六国，开启了高压统治时代，也彻底掐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灿烂的文化。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看，秦始皇是大秦帝国的千古一帝；从百姓的角度看，暴秦是他们苦难和灾祸的源头。关于秦制，谌旭彬在《秦制两千年》中总结道：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1.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2. 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僚系统中必然充斥着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因为只有把他人当作棋子的人，才能作为棋子在这个残酷的系统里厮杀下去。官僚集团和国民都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手段，效率和权力才是目的。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新令》，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

任何与人民精神幸福有关的事物，都被视为对效率的伤害；百姓的愚昧，是稳定的来源。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他还没有来得及推毁新秦地上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进而使所有百姓以原子化的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至此，已不必多言。

分析自己民族的劣根性，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鲁迅选择做一个痛苦的清醒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唯有经历痛苦，把伤口扒开了看个仔细，才会有一点跳出循环的希望。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提到：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奴性是中国人的思想钢印，是中国文化基因里的毒瘤，是统治者利用儒学作为工具，进行几千年的教化，PUA的结果，是中国人苦难循环的根本。祈求明君、救世主、青天大老爷，都是奴性的体现。鲁迅在《阿Q正传》里提到：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跳出循环，靠的不是救世主，思想如果不刷新，一个土皇帝下去了，经历一段乱世还要迎接另一个土皇帝。要终结这个循环，需要的是中国人不再想要做奴隶，至少不要做奴才，抛下岁月静好的幻觉，想要做一个完整的人，拥有人的权利，人的自主性。

即使没有防火墙，AI时代，每个人也都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信息回音室里。脱离信息回音室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它的存在和危害。信息回音室导致人们只能接收到类似的声音，并被反馈回路反复放大，最后成为事实的全貌。人是懒惰的，要摆脱信息回音室，需要主动脱离同温层，主动寻找和接收同温层之外的信息。这在一个言论受到严格管控的环境里是做不到的，所以第一步就是学会翻墙。第二步是主动丰富信息源，吸取不同的观点，尤其是要主动去寻找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声音，通过对事实的判断，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学习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构建自己的认知和思维框架，形成独立思考能力。

当被问到“What motivates you”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被人说烂了的“改变世界”。我也曾为个人力量的渺小而痛苦。印度思想家吉杜·克里希那穆提说过：

你就是世界，你与世界并不是分开的。你不是一个美国人、俄国人、印度人或者穆斯林。撇开这些标签和词语，你就是其他人类，因为你的意识、你的反应与别人相似。你也许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习俗，那是肤浅的文化——显然所有的文化都是肤浅的——但是你的意识、你的反应、你的信仰、你的信念、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恐惧、焦虑、孤独、悲伤和快乐与其他人类相似。如果你转变，就会影响整个人类。

在带来人的、你的根本改变时，你自然也会带来社会结构和本质上的根本改变。人类的头脑以及它所有的复杂性，它错综复杂的网络，是这个外在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必须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你”就是世界，在带来一场根本的革命之时——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革命，就在内心的、你自己的结构和本质之内——你将带来一场社会上的革命。它必须从内在，而不是从外在开始，因为外在是我们个人内心生活的结果。当思想、感受和行动的本质有了根本上的革命，显然社会结构就会有改变。

很多时候，无力改变现状的感觉看起来难以战胜。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个体的影响多么渺小，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影响构成了世界的运行。从动态的角度看，就像一台离子推力器，力量微弱，却在确确实实改变着动量，通过持续的加速可以达到极高的速度。从静态的角度看，个体的改变，就是世界的改变，当一个个体成为更好的自己时，世界也成为了更好的世界。当我们拥有公民意识时，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就被唤醒了一点；当我们善待他人时，整个社会的戾气会下降；当我们传播公民权利的思想时，整个社会就多了几个清醒的人；当我们向着梦想前进的时候，我们会离自己想要看到的世界更近一步。

觉醒总是痛苦的，撕下甜蜜的伪装，戒断反应是自然而然的。 这个世界并不总是美好，这里没有歌舞升平，很多时候充满了丑陋。 但它是真实的，它是有希望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成为了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