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不新鲜。
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缠足」这件事早已从世上绝迹，并且我们打心眼里认为它不可能再次发生。它不过是承载过亿万痛苦的尘封往事。可我又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扎根在人心深处的观念没有发生本质的变革，那已有之事就必将再有。那不新鲜的也只能是「缠足」之果实，而非「缠足」之土壤。
也就是说，故事新鲜与否，取决于它讲的是土壤，还是果实。我的答案是土壤，或者说我将尽可能，讲述一个有关于土壤的故事。
一
首先，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缠足并不愚昧，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要反对这种存在了上千年的、如呼吸般自然的古老事物时，他们要反对的就不再是某一件具体的东西了——他们要反对的，其实是一整个的旧世界。
他们要扭转乾坤，并把真相告知世人：那件公认的、自古以来的、坚定不移的日常，实则是天底下最愚蠢、最残忍、最令人绝望的反常。
可问题在于，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可以塑造人们的思想。而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对于一切，环境，都会寻求绝对的统治。他们拥有的力量也足以改变环境，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不允许你相信环境以外的东西，你又如何能鉴别真相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对待不妥协者的态度，往往也不会是尊重和赞同，而是不理解和不理会。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言：「一群人的精神失常很难被发觉，最先发现并指出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
反对缠足的先行者们，大概就是这样一群无药可救的精神病人。
但他们还算幸运，多年以后，封建帝国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在新的历史里得到正名，从异教徒摇身变成主流。他们的精神也不再有问题了，与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正常——正常到让后来者无法理解：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怎能愚昧至此？同时也被他们的无畏精神所感染：他们定是一群怀揣着某种非凡信念的斗士，所以才有勇气在震耳欲聋的大合唱里，唱出那些突兀的歌词，非法的真相——
等等。
如果说你对缠足的了解仅限定义，说缠足是一种迫害了中国女性上千年的丑恶习俗——仅限于此。那么你在赞颂他们的时候，可能得想明白一件事，是什么，是谁，让你轻易地接纳了这个定义。
这很重要。因为之前提到了，人的思想都是被塑造而成的，你，我，他，他们，都一样。但有些人的思想被单一的东西塑造，有些人则被更多元化的东西塑造。在尚有选择的时候，没人想当傻子，大多数人其实都倾向于选择后者。所以，如果你发现某个想法的支撑依据过于单一，那你就有必要停下来多想一想，或者行动起来，使其变得更多元化一些。
否则，你所赞颂的英雄，很有可能依然不被你理解，依然是一群精神病人。而你对英雄的赞颂，也不过是另一种环境里的人云亦云罢了。
所以在正式谈到「反缠足运动」之前，还是得先了解一下，「缠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二
关于缠足的源流，最常见的说法是，始于北宋后期（也有说是始于五代时期，甚至秦汉时期的），盛行于明朝，最后极盛于清朝，直至民国，才开始走向没落的。
缠足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出于男性审美方面的需求。譬如温庭筠的「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李商隐的「波痕空映袜，烟态不胜裾」。就连写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杜牧，也依然对「细尺裁量约四分」有所神往。
唐朝文人通过大量的诗句去描写女子的「玉足」，进而形成一种恋足审美，这就为「缠足」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对于古人，主要是男性，异性的脚常常会和身体的隐私联系起来，脱袜在某种程度上「近乎裸亵」，这为情色带来了想象空间：透过鞋袜，他可以联想到女子的闺房、裸体——和鲁迅所谓看到胳膊联想到大腿，进而联想到私生子是相同的道理。当他们不再满足于这些猥亵的幻想，他们就要想办法在物化女性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缠足的兴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缠足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一点，是女性行动姿态上的变化：身体重心因足部的变形而上移，产生出踟躇的步履，产生出我见犹怜的柔弱感。即所谓的「莲步」。
缠足兴起的初级阶段，它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痛苦，更像是一种装饰，类似于现在的「美甲」，布条不会缠得很紧，主要是为了彰显出一种贵族式的精致意味。毕竟农村女性大都需要从事劳务，不便缠足，只有城里的有闲阶级才有资格「以小脚为贵」。
于是在审美观念的基础上，缠足在女性内部完成了一次阶级分野。
三
现在，缠足的审美观和阶级都已形成，再配上一套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制（诗文戏曲），一个完美的消费主义陷阱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它创造出一种本不存在的需求，并让这些本不存在的需求成为世俗观念里的必要之物。
现代人对于消费主义不会感到陌生，但即使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很难抵御它的侵蚀；我们依然在为了一些证明身份和圈层的伪需求疲于奔命，更不用说对消费陷阱没有概念的古代人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缠足在多方合力的作用下，演变成人们竞相效仿的风尚，也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潮流，潮流总是会不断的进化，缠足之风亦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超过了装饰的功能，主流文化为它叠加了越来越多的深层含义：越是小巧精致的脚，越是能代表一位女性恪守妇道的决心，越是能代表她的美丽，她的教养，她的传承精神，甚至还能代表当下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人们争先恐后地缠足。于是小巧精致的标准就会变得越发苛刻，消费陷阱引发大众的攀比心态，放任下去，便会进入到内卷阶段。而缠足内卷和消费内卷的区别在于，消费内卷只会掏空我们的钱包，平添我们的焦虑；缠足内卷却会让女性真切地付出残障的代价。
当然，内卷这件事从来不是从零直接到一百的，没有谁能直接忍受这样的痛苦，它通常是渐进式的提高人们的忍耐阈值：每天都比昨天更紧一些，当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就再紧一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才有可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把一个健康的女孩变成残障人士。只听起来就让人感到背脊发凉，但这种程度的代价对于当时的男性来说却不值一提。因为女性在那之前，就已经被儒家秩序设定为男性的附属之物了。
四
这不只发生在中国，西方世界也有相同的情况，比如「family」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familia」，意为「属于一个男人所有的奴隶」。它比儒家文化的表达更为直接，但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女性的本质是附属品，是奴隶，那么缠足对女性带来的伤害就不再难以承受，反而对家庭和谐是大有好处的：一方面，它满足了男性的审美需要，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直接重塑女性的自我。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有一个很知名的观点：我就是我的身体。听起来像句废话，但他实际想说的是，我的精神植根于我的身体，剥夺了我的身体，就等于剥夺了我的精神。
而缠足，正是摧毁并重塑女性精神的一个有力举措，它通过这种示弱的身体表述，深度强化了女性对于「所属物」的自我认知。
那些没有缠脚或没有缠好脚的女性，就会像没有完成进化一样，需要面对来自所有人的挖苦和嘲弄，她会成为异类、乡巴佬、叛逆者。体面的女性不会羡慕她，她们也会认为她是一个可悲的小丑。这称不上是同类相残，一旦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都接受了一件事，那么再荒谬、再痛苦的行为都会变得无比合理，正确，不容质疑。
我也同样不能轻佻地用「愚昧、落后」这样的字眼，居高临下地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所谓的正确答案，如果我身处旧时代，当主流声音告诉我们这是对的，我未必具备鉴别是非的能力。即便有，我也未必敢做一个大众眼里的精神病人，拿出勇气去对抗那些错的东西。
或者直接点，问个问题，荒谬反智的现象在今天的社会上彻底杜绝了吗？我知道哪些东西是荒谬反智的吗？我是甘愿被荒谬洗脑同化从众，还是以真理为武器向那些荒谬和不公宣战呢？
罗翔说，勇气是最高级的词汇。我深表认同，作为普罗大众里的一员，勇气说到底也不是一种人人必备的品质，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点：抛弃全知视角的傲慢，学会平视历史，毕竟他们就是不同时空的我们，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未来的人就会如何看待我们——
五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序幕，与此同时，也为专制帝国的覆灭按下了加速键。这件事具有两面性，西方列强攻破了清朝闭锁的国门，一方面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就像福泽谕吉所说的那样：「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日本人看待列强的角度与中国人明显不同，中国人多为仇恨，而日本人甚至有点庆幸的意思。这与两国的外交方式有一定关系。我当然不认为列强入侵有任何高尚的地方，侵略就是侵略，但同时，我也绝不为清王朝的遭遇打抱不平。如果中国想在新的时代里获得重生，那死亡就是它必须经历的磨难：「我们尽它破坏不用再补它了，待我们创造出新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郭沫若的这番话几乎代表了所有「五四」知识分子的心声——
事实也的确是这么一回事。想想看，如果清朝皇帝继续统治中国三百年，我们的生活可能不会像今年一样美好，我们不可能指望专制环境下的民众凭空实现觉醒，更不可能指望缠足风俗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话说回来，满人其实是没有缠足风俗的。清朝最初的统治者们，也曾经试图取缔过缠足风俗，但他们的动机并非提高妇女儿童的地位，而是要消灭汉人的文化，这和强迫汉人留辫子的动机相同。当他们发现缠足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反而对其统治有利的时候，也就不再禁止了。
往后几百年里，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如袁枚、李汝珍、钱泳等人曾质疑过缠足的合理性，但由于当时的清朝的统治力尚未动摇，即社会秩序尚未动摇，所以他们的呼声并没有溅起什么水花。
反缠足运动真正的起点，不在五四，在更早的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即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
六
高颜颐在「缠足」一书里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1860年，英国牧师麦高温来到厦门。一天早上，麦高温夫妇听到隔壁传来小女孩受不过缠足痛楚而发出的凄厉哭喊，麦高温夫人便试图阻止，可是小孩的母亲却对她说：「你身为英国女人，不明白我们中国女人身上的担子有多重。缠足是传统遗留给我们的厄运，我的祖先传给了我们，偌大的帝国里，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脱离苦海。如果我的女儿不肯缠足，她将受人耻笑鄙视，还会被当成婢女对待。」
麦高温夫妇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即便全世界都视缠足为陋习，但在如此愚昧闭塞的环境里，即使说出再多道理，也无异于鸡同鸭讲。
但他们没有放弃，十五年后，在麦高温「天赋双足」的倡议下，厦门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反缠足组织，厦门戒缠足会——
于是蝴蝶开始扇动翅膀：
很快，各地的来华教士纷纷参与其中，积极在民间创办反缠足组织。中国各界知识分子在受到西方平等思想的冲击后，也开始学习传教士的做法，发起本土的反缠足组织。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谕旨，命各级官员执行「放足」改良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总统孙中山颁布废止缠足的系列法令，实行强制放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对缠足予以强烈批判，力图进一步扭转陋习。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通告，派专员到各地督查并落实放足工作。1950年，中央政府再次颁布关于禁缠足的政令，誓要将此陋习彻底根除。1999年，中国最后一家制作小脚鞋的鞋厂宣布停产，缠足终于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无踪。
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自然。
在宏大叙事的理路之下，这无疑是一个处处透着自强不息的故事。可仔细看看，你又会发现少了点什么。那些「被解放」的人消失了，她们的声音你没听到。
我一直觉得，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它代表着什么，标志着什么，那根本不是历史，除了方便被后人简化成历史证据并加以宣传式利用之外，它什么都不是。
想要更真切的触摸历史，我们还是得回到「天赋双足」的那个年月，听听更多、更细小的声音才行。
七
在中国的本土语汇中，并不存在「天赋双足」的概念，传教士麦高温在此强调的是一种基督教的宗教伦理。而国内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希望把进步的源动力全部归结于外来力量。他们希望为这一运动予以国族化，强调中国人本身的能动性和自尊心。于是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国族化尝试：
有人通过「易经」中所描述的「自然」来论证反缠足的合理性；有人通过创造新的时尚来宣传「天足」的美丽；有人把缠足扣连到「国仇家恨」的命题上：中国因缠足风俗而在国际舞台上备受歧视，倘若想赶上欧美，必须禁止缠足。
可是，最成功的一种尝试，却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向输出」。
有人将女性塑造成百无一用的废物，以此来激发男性的行动意念，他说：「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着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着男子，男子怎会不受累呢？」
最后总结：中国不强，大病在此。
这种尝试的始作俑者就是梁启超，他在「论女学」里，以近乎侮辱的方式塑造出一种寄生虫、误国、圆其首而纤其足的女性形象，使男人们终于意识到，反缠足这件事是和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
这立即成为了一种广为流行的、标准化的反缠足动机。
对此我不知该作何评价。一方面他的动机是救国，另一方面他又把缠足的责任归咎于妇女的蒙昧，不但把缠足女性放置在了一种备受羞辱的单边凝视的环境里，还抹杀了她们全部的生命价值。而她们却无法发出声音。
梁启超的示众策略因其直观有效，煽动性强而得到发扬。19世纪中后期，「上海的商业摄影师以付费或逼迫的方式，要求贫穷妇女卸除她们的裹脚布供他们拍摄——」
在公开举行的放足大会上，有些主办者把去除遮蔽的小脚妇女站在台上，供人观看，「主办者仿佛认为，只要人们愈清楚原先被当成禁忌的裸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愈能想像和同情女性为此所忍受的痛楚，也就自然乐意接受更可爱的天足——」
她们依然无法发出声音。
和梁启超一样，当时有很多革命者，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后，都把缠足视为国耻。这当然没错，但多数人在意的是自己感受到的耻辱，他们急切地期盼改革，期盼推翻传统旧俗，却从未考虑过那些真正的受害者的感受。
所有为缠足做出的辩解，都直接等同于野蛮和无知。
你找不出他们的漏洞，因为他们高举着「捍卫民族、拯救妇女」的旗帜，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只是他们要拯救的是「抽象的人」，他们没时间倾听那些「具体的人」的声音。但你能说他们做错了吗。
八
薛绍徽是「女学报」的主编，也是反缠足运动的先声，她就曾有过一番和改革派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她的表态不是为缠足传统做辩护，而是指出了一个被忽视的方向，即女性身体之内的主观感受。
她的观点更具包容性。她肯定了缠足女性的生命价值，「全凭十指，压针线于连年，黾勉同心，课米盐于中馈」。同时强调妇女之自强扎根于教育，一个女人作为人和公民的价值，取决于她的教育、心智和意志，无关身体外形。那些积累成习的文化，哪怕恶俗无比，也依然具有维系的日常生活的力量：「如谓既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安能易俗移风？」
她明白，年长妇女放足，是一段非常困难、痛苦，且不会完全成功的过程。一刀切不是拯救她们，是对她们的第二次伤害。她拒绝以二元对立的道德立场评断女性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更希望女性可以通过提升「教育、心智和意志」自行做出决定。
她难能可贵地选择了一个「具体的人」的视角，和急躁的主流派相比，她的声音中既有理性又有理解，这不是女性特有的观点，而是一个理性的人所具有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往往又是最容易遭到无视的。
这不难理解。
设想一下，在文明都即将消亡的危急时刻，争论救猫还是救画还有意义吗？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如果整个民族都病了，他管得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吗？具体的人和抽象的人固然都很重要，但答案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必须要因时度势。有人选择去爱抽象的人，也一定有人选择去爱具体的人，这不是能用简单的对错可以解释的——
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们的确影响了很多人，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依然无法改变一位千年巨人的奔跑惯性。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答案是借助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运动。
九
任何一件事，一旦上升到「运动」这个层面，都会变得无比凶猛，它不存在折中状态，运动开启，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民国成立之后，「反缠足」进入真正的运动阶段。1917年，时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开始推行「六政运动」，「放足」正是其基本民生政策之一。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阐述过缠足的危害：
从经济的角度看，「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这已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从身体角度看，「缠足危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毁坏其肢体」；从民族的角度看，「缠足之风，以致中国贻世界之讥诮，为莫大之耻」。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阎锡山的言论都不可谓不正确。那么具体到政策上，又是如何执行的呢？以正常人的思维去想，合乎逻辑的方法应该是先阻止小女孩缠足。对于那些已经定型了的年长妇女，完全可以放过她们。没有新的缠足妇女，几十年后，缠足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可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需要政绩的官员，和需要谋利基层执行者。你说管个缠足也有利可图吗？当然有。在那个制度模糊，流程不透明，只求对上负责的旧中国，任何事情一旦形成了权力不对等，就一定有空子可钻，且一定有人会钻进去。
为使放足政策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阎锡山颁布了「禁止缠足告示」，把缠足行为罪责化，一经发现即可依律罚款。可由于各地方经济状况不同，他没有规定罚款的具体金额，宽泛的定为几块钱到几十块钱，而地方也懒于制定细则，致使罚款执行者在罚金的处置上有了巨大的权力。
他们私下里掌握了定价权，能收两块，绝不收一块，能收十块，绝不收九块。
举个河南孟县的例子，当地的「有钱人家，有接待查足的，并输付给一至二元钱，就可放过不查」，而没钱者的人家，就只好「一听到狗吠声，缠足的妇女赶快下萝卜窖躲藏」。
另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放足检查员」在反缠足运动中，不仅拥有罚款的权力，往往还占据了道德高地。他们的立场是，反缠足是十足的「善政」，目的是「保护妇女儿童」，因此反抗政令就等于作恶。而他们无论以什么方式执行政策，都是在行善。
在道德和利益的双重加持下，他们就更加的无所顾忌了。他们行善的方式具体有：
一、私闯民宅：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他们想来，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来，来了以后乱翻乱看，耀武扬威，有些品行不端者，还会借机调戏或羞辱妇女。以公权力为名，践踏老百姓的正常隐私。当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时候哪位可怜的老百姓和会和你谈人权呢？现在，应该，不一样，了吧。
二、游街示众：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谁家女儿违抗禁令，继续缠足，又没钱交罚款，检查员就会直接把缠足布撕下来，挂在父母脖子上，拉出去游街示众。不仅把他们当做传播瘟疫的过街老鼠，还要发动民众一起来辱骂他们。你可能不信，检查员作恶多端，大家心知肚明，怎会和他们一起骂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呢？
别忘了，人民群众里虽有大量的顽固分子，同样也有一大批支持者——一些自扫门前雪的中立分子，他们则倾向于按兵不动，或者说「谁赢帮谁」——可是原告和被告之间谁的赢面更大，谁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谁又更容易占理，这件事又是另一件事了。
三、制造恐惧：比突击检查更有效的，是让百姓自己监督自己，毕竟检查员再卖力，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盯着那么多人。想让百姓之间自觉监督，又不想给予奖励，那他们就要加倍地渲染缠足的危害，使用越来越耸人听闻的宣传标语。危害不限于真实的危害，比如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缠足病」，还有炮制出来的危害，比如当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谣言：不放足的妇女，要被阎锡山抓到军队里去当兵——
小小的谣言，小小的恐惧，往往比真实情况更有用。
十
反缠足运动末期，「运动」又开始向着官僚化的方向变异了。
有些地方县官为了完成放足指标，会特意购买大量全新的缠足布，到缠足妇女的家里以新换旧，换来的缠足布，就挂在政府大楼里以示功绩——至于妇女缠足，已经不重要了。
也有些地方，会大张旗鼓地举办「反缠足运动」胜利大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解放」。
还有些地方，热衷于举办「反缠足」集会，他们邀请那些年长的妇女，展示她们遭受缠足折磨的景观，和放足以后的幸福生活，通过种种苦难的叙事，以求人们的幡然醒悟。
事情也变得愈发魔幻，也愈发的无可救药——
没人在意「反缠足运动」的初衷了，所有人都只是重复着那些空泛的口号。
它从「善政」转变成了掌权者支配和规训民众的手段，它让理性和法律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制定规则，而人们却只能遵守，不能犹豫。有人打着反缠足的旗号，以任何莫须有的罪名抓人，人们尽管悲观无助，但悲观却还是会无止境的蔓延下去。
它从一场民族运动成为了某些人的忠诚表态，可无论这一过程如何荒谬，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还是会把这些痛苦的记忆统统消除，继续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轮的荒谬。
故事到这，可以说讲完了，也可以说没讲完，没讲完可能是因为这一段的内容有点敏感了，而我删改了很多遍也无法做到脱敏。但我说讲完了，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样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