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事件的影响，让嘉苏的名声在朝中大噪。这种被天子评价“吞苦以克苦”的果实，成为了为国尽忠不辞辛劳的象征。诸臣皆以嘉苏自况忠臣，而且越苦越好，甚至有人称其为草中苏武。张衡二京赋云：“千品万官，已事而踆勤屡省，举觥而嘉苏竞苦”，表达了当时以苦为美为忠的风气。因此在东汉时期，嘉苏的饮用不加任何佐料，纯以苦味。这种制法被归功于马援头上。马援平定交趾，建立铜柱，方有此物流传，所以又称嘉苏为马立苏。

汉章帝建初四年，贾逵、丁鸿、班固等诸儒齐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此次经学大讨论旷日持久，章帝体恤诸位儒者，特地赏赐嘉苏用以提神。诸儒精神振奋，通宵达旦而不觉疲惫，十日而成《白虎通义》一书，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贾逵对嘉苏赞誉有加，认为此物有勤政之德，论证说“南方属火，火非土不荣，而土在中央，故为贤君之附。”认为产于南方的嘉苏是贤明君主的德行象征之一。班固引《吕氏春秋》说：“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之，缩项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吾固知圣人之志，今朱苏是也。”菖蒲菹即菖蒲的根部，味苦，班固说孔子故意食苦，来效仿文王德操，今人饮朱（嘉）苏，也是追蹑先贤之道，将食苦与儒学联系到了一起。而后来的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也极力称美嘉苏，认为是读书必不可少的饮品，所谓“饮苏如修德”，可以修身养性，砥砺心志。从此嘉苏与儒学精神密不可分。

白虎观会议之后，嘉苏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对嘉苏的关注，慢慢从忠诚一意，转到忠勤二元的象征。如和帝朝名臣徐防：“防勤晓政事，辄饮嘉苏，数日不寐，所在有迹，帝以苏臣美之。”此时已经将“苏臣”视为臣子忠勤之效的美称。汉和帝刘肇在动手扫平窦氏外戚前，手持嘉苏水起誓：“朕饮此水，夙夜振惕，未尝一寐，皆为国事也。”从此天子饮嘉苏，成为意欲亲政的象征。汉质帝因向权臣梁冀索要苏水，被后者认为意欲收权，遂在水中下毒，鸩杀质帝。

《东观汉记》载：东汉礼仪中，天子赐诸侯与有殊勋的大臣九锡，其中八样皆为礼器，第九项名曰苏鬯，苏即嘉苏，鬯为祭祀用的香酒。马融注《礼记》云：德可行者，赐以车马；使民和乐，赐以乐县；能进善者，赐以纳陛；勤忠兼者，赐以苏鬯。可见嘉苏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礼仪性和政治性的饮品，具有鲜明的象征。

在东汉时期，因为交趾地理偏远，转运不易，能运入中原的嘉苏数量不多，一斛嘉苏与黄金等值，平民根本接触不到。于是民间对于这种贵比黄金的饮品，充满了想象。乐府中的丧歌《蒿里》：“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凄凉不得饮嘉苏，人命不得少踟蹰，。”在许多东汉墓的壁画中，都有在仪仗中有手持红果的仪官，位在执幡者后，说明嘉苏在东汉丧葬文化中已占有重要地位，认为它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在一些谶纬书中，嘉苏已经恢复了它最初的名字——昆仑果，并认为是穆天子拜访西王母后获得的。汉代挽舞《昆仑回》，由扮演西王母的舞者手持红果，呼唤魂魄归来，后引申成为招魂之物，成为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廷、儒学以及民间的三重想象，使得嘉苏的地位与日俱增。可惜与人们的追捧相比，其产量却极其有限，无论是西域还是交趾都无法稳定供应。终东汉一朝，嘉苏只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种稀有奢侈品，未做大面积推广。《孔雀东南飞》里有诗句夸耀太守家富裕，说“朱苏三百斛，交广市鲑（xié）珍”， 说明嘉苏仍是值得炫耀的交、广罕见珍物。

随着汉室衰微和军阀割据，嘉苏在中原一度失去了踪影。这种状况的改变，一直要等到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征讨西南夷期间，发现南蛮的气候与交趾相仿，遂命一部蜀军就地屯田，在孟获等当地酋长的协助下尝试栽种，获得成功。从此除西域、交趾以外，又多了一个嘉苏产地。

诸葛亮还对嘉苏的之法进行了改良。在他之前，中原制法都是直接取果核熬煮，或碾碎成粉冲服。他创造性地先用高温烘焙果核，再碾碎冲服，让嘉苏的口味更加丰富，苦中含香。时人皆称为诸葛苏，与诸葛弩并称诸葛亮的两大巧思发明。

诸葛亮以勤政闻名，事无巨细，悉以亲临，长期繁重的案牍，让他对嘉苏的依赖十分严重，“口不离嘉，日夜辄饮，殚精竭虑，以此为甚。”（《三国志，杨洪传》）。孙权就曾致信，说“嘉苏虽纯，不宜频烦，足下以中原为念，敢不惜身。”而司马懿更是直言不讳地对蜀汉使者评价：“人寿有恒数，强以朱果催之，食少事烦，入不敷出，焉能久乎？”这些言论表明，当时的人对嘉苏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已经有了意识。

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北伐未果，与司马懿对峙于祁山，后粮尽而归。在回返汉中途中，猝死于定军山。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他常年大量饮用嘉苏而导致的心脏病。至今武侯祠中仍有杜工部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苏心”。浦起龙注云：苏者，嘉苏，老苏者，言臣子托孤劳心至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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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授权知乎日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