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夏天，在武汉江岸区国营和平菜场猪肉柜台，那个卖肉的小伙子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武汉一师的录取通知书，他放下手上的猪肉，笑着一步就跳上了肉案柜台，在挂肉的木架上玩起了360度单杠旋转，随后木架轰然垮塌，小伙子重重摔在地上，住进了医院。

这个人是我爸爸。

这一跳，就像鲤鱼跳龙门，从此，这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小伙子开启了自己精彩人生。

现在，他躺在危重呼吸科的重症监护室，陷入昏迷，高流量氧气在软管中发出呼啸声，监护仪不时传来令人心悸的蜂鸣，从他患癌症以来，6年过去了，情况一直在变差，这次好像撑不过去了。

2022年7月30日早晨，爸爸永远离开我们了。

放弃“世上最好的工作”

在国营菜场当“屠户”，我奶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爸爸偶尔就能带一小片肥肉回家，可以吃到猪油，邻居们都很羡慕。

爸爸业务很熟练，任何一块肉他一眼就能分辨是什么部位，由于读过书，他在菜场人气很高，担任义务扫盲教师、团支书。但爸爸还是想继续上学读书。报考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唯一原因是这里上学不用钱，生活费学费由国家全包。其他学校家里负担不起。

爸爸出生在一个汉口的一个贫寒家庭。我奶奶姓叶，一个人把爸爸养大。出生时，奶奶找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和火，起名鑫炎，这便是他名字的由来。

一次我和爸爸讨论家史，我说妈妈家里传承千年有记录可查，但你家里怎么没有历史？爸爸的记忆中，没有亲生父亲的印象，爸爸是传统的孝子，关于自己的父亲，我奶奶从没提过，爸爸直到奶奶去世，也从没敢问，留下一大遗憾。

我安慰爸爸说：“我把自己的基因寄到美国谷歌检测了一遍，虽然不知道你家几百年前的历史，但祖先几万年、几百万年前的活动轨迹还是知道的。”

家里很穷，奶奶还是让爸爸上了私塾，爸爸的毛笔字是柳体，写得非常漂亮。

爸爸在1957年武汉六中初中毕业后，考入江岸区食品公司，分配到国营和平菜场当卖肉营业员，我记得爸爸这辈子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是到菜场买肉时，能告诉我们每条肉的好坏。

遇见校花

在学校报到第一天，爸爸就遇见一个圆脸大眼面貌甜美的女孩，她的容貌被深深地刻在爸爸的脑海里，爸爸说她的眼睛会说话，嘴巴却不爱说话，总在微笑。她姓王，和爸爸在一个班。座位紧挨前后排，但在后来几年里，爸爸都没有和王同学说过一句话，他不敢，爸爸心里很爱慕，爸爸说，因为她是校花。

毕业3年后，在一次全市教师游园活动中，爸爸和王校花在中山公园相遇，之后，爸爸鼓起勇气写信，向她表达心中的爱慕。王校花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的家在黄陂县黄花涝，从家门口的府河坐船，可以一直到达汉口，现在开车走高速，半个小时可以到。

爸爸第一次到妈妈家做客时，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出发，可出了汉口才发现，自行车没法骑了，因为全是烂泥路。于是爸爸就扛着笨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向黄花涝进发。爸爸是全校举重冠军，也是其他多项运动的冠军，举起二八大杠很轻松，整整一天，他扛着二八大杠一路走了过去，天黑了，他扛着自行车实在走不动了，妈妈在家翘首盼望，怎么还不来？最后爸爸还是想出了办法。他随便找了一个路边的老乡,把自行车存在他那里，准备轻装上路。然后他问老乡姓什么？老乡说姓王，是妈妈家的远房亲戚，原来这里距离妈妈家已经不远了。

1966年，两人结婚了。以后60年，他一直称妈妈为王老师。

扛自行车的经历让他对黄花涝的烂泥路印象深刻。他在担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后，提交了修建汉口城区通向黄花涝的公路提案，黄陂区为此列入规划，修建了一条水泥公路。他还找市领导，帮助黄花涝居民恢复了城镇户口，为他们以后进入社保医保打下了基础,他说“这是一个黄花涝女婿应该做的”。

爸爸和妈妈在黄陂家乡

市委大院的生活

24岁时，他调到市委工作。我们全家搬到市委对门的宿舍，这是解放公园路上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驻扎有解放军警卫连，院子里还有个小院子被高墙隔开，里面有几栋别墅，叫做“书记院”。我们住在后面新二栋，是团结户，要和别家共用厨房厕所。

我和弟弟少文总在院子里那片森林里探索，粘知了、抓鸟、池塘捉青蛙，经常翻墙潜入“书记院”里玩，偶尔也会被警卫发现捉住，盘问后一般都放回家，如果被发现是外面的人，则会挨一顿打。

我钓青蛙的水平越来越高，最后高到足不出户站在4楼家中窗户边，就可以把一楼草地上的青蛙钓上4楼，我可以连续钩起十几只，一直到2楼3楼的住户实在看不惯青蛙不断从窗前“手舞足蹈”飘过，开始抢夺我的胜利果实。青蛙一落地就在家里乱跳，我妈就手忙脚乱地在房间里捉。

有一回爸爸参加工作聚餐，他偷偷把一片肥肉包在手帕里，放入中山装的口袋，要给全家开个荤。回家后发现油已经渗到衣服外面可见了。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爸爸经常用一碗开水，加一勺大桥牌酱油给我和弟弟喝，他说这叫“神仙汤”。

每天早上，爸爸带我去市委跑步，在市委大楼后面的一条小路上，日出后不久，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鸟像乌云一样掠过头顶。那时院子里没有什么车，我就在那里学会了骑自行车。

一天，我看见爸爸拿着一个大枕头出门。我问弟弟，爸爸干嘛去了？弟弟回答，修枕头！其实，枕头里面都是出远门的生活用品，他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

爸爸不在家。我们家的伙食就要遭殃了。妈妈大小姐的生活习惯，一辈子都没有改变。饭菜从来都是爸爸做。他不在家时，妈妈只会水煮盐拌。再好的食材，妈妈烹饪后也会变得很难吃。我的点评是：“就是吃猪狗食”。在没有煤气的年代，每次生火做饭，妈妈会弄得满屋浓烟，呛得人受不了。她切的土豆丝比手指还粗，还有理由：“这样就不会切到手了”。所以我们家能够吃食堂就尽量吃食堂。

爸爸做的菜火候恰当，精细可口，用他的话说：“粗菜要细做。”比如西瓜吃完了后把西瓜皮切丝炒着吃。他最拿手的是粉蒸肉、汽水肉、参汤圆子、炸肉圆、炸藕夹、排骨藕汤、烧羊肉……可惜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平时吃不到，只能过年吃。

有爸爸在时，妈妈从来都是蛮横无理，不讲道理。而爸爸总是毫无原则的听妈妈的，为妈妈辩护。妈妈总说“男女平等，凭什么家务要我来做？”爸爸则觉得妈妈说的都对。

直到爸爸住院后，妈妈开始变得善解人意起来。

负责开电视的“大官”

70年代底末到80年代初，那时候的市委比现在亲民多了，每周六晚上就在大楼前的广场放露天电影，几百人坐得满满的，连附近不少村民都混进来看电影，大家自带板凳，我喜欢坐在电影银幕的反面看，就我和弟弟2人，不挤。而平时就更有意思了，市宣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放在会议室里，每天晚上，附近居民们到市委去看电视是固定的节目，要混进去很容易，门口的解放军管得不严。

当时的电视里没有广告，内容又实在是太好看了，《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追捕》、《血疑》、《排球女将》、《射雕英雄传》……一辈子都忘不了。爸爸带我去看电视时，同时还要负责开关电视，调整天线，会议室里挤得满满的，很多人只能站着看。

电视剧结束后，一大群人又乱哄哄从市委4楼走下楼，人们还会兴奋地讨论。一位花桥村村民羡慕地对我说，我认识你，你爸是开电视的，太厉害了！一边竖起了大拇指，这官一定很大。

做过的“蠢事”

性格决定命运，爸爸是典型我党培养的一根筋干部。有一次他作为市委派出的工作队成员，下放到某工厂，为了真正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他决定晚上打地铺睡在车间的机器边，那些机器发出巨大轰鸣声，一刻不停。工人们都不愿久待，没事都躲得远远的。晚上，车间里就爸爸一个人在那里忍受巨大的噪音，坚持睡到第6天时，运动员身体的爸爸出问题了，胃穿孔，他只能住医院了，从此胃病就伴随了他一生。

文革结束，他收到学校补发的毕业证书，打开一看学历写的本科。他很生气。应该是大专，为什么要本科？于是他专门到学校去了一趟，本科改成了大专，学校负责人说他是这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要求这样改的。

小平南巡，在广东画了一个圈，深圳成为改革特区，有领导找爸爸谈话，需要大量干部，愿不愿意去深圳，爸爸拒绝了，而有位不太如意的同事去深圳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这是爸爸少数后悔的事之一。

从新闻处调到报社后，变成了“老总”，家里也变得门庭若市起来，他从不收任何礼，送礼推不掉的，就拿到报社纪委，即使是一挂香蕉，也要送到食堂。当然，该办的事还是会办，他退休后，总还会说起帮助了谁谁，帮谁解决了工作，帮谁解决两地分居，帮助别人，让他很有成就感。

以前妈妈在家弹钢琴时，爸爸可以在边上配合高唱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爸爸手风琴、笛子、二胡都演奏得非常好。但在外面他表现得非常古板，报社流行跳交谊舞的时期，爸爸从来不敢参加这类活动，有女士找爸爸谈话，他一定会先离开座位，去把关上的门打开，或者把门开到最大。

对抗肿瘤

6年前，他得了恶性肿瘤。经历了手术化疗之后，他很积极锻炼身体，我很担心复发，2年时间里，他一直不愿意到医院去复查。最后我骗他说，医生给我打电话了，必须要去检查。他只好去了，检查发现，肿瘤又出现了。

第2次手术。舌头要切除很大一部分。手术之前。我给他语音建模，实现了让AI用他的声调在手机上朗读文本，这样就永久的保留了他的声音，让AI可以替他发声。可惜那两年AI技术还不太发达，效果我觉得只有50%，勉强可以听出是他的声音。

手术前，我们去拍了全家福。

手术虽然切除了口腔里的肿瘤，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肿瘤随着神经蔓延已经钻到大脑里去了。

协和的医生说，以他的年纪，没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我只好在网上找解决方案，找到很多，比较后，最后决定采用美国人乔（JOE）的治疗方案。

乔大爷被查出了小细胞肺癌。采用化疗和放疗后肿瘤还是多处转移。网上一名兽医建议服用芬苯达唑，乔同时服用试验新药和其他药物（姜黄素、CBD和大剂量维生素E）。3个月后，肿瘤消失了。乔后来建立了一个博客，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这事经过主流媒体报道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病人开始尝试芬苯达唑这个“狗药”。

芬苯达唑过去一直用在宠物身上，从来没有进入官方的医学指南，但目前动物实验证明，这种物质可以阻止肿瘤的血管生长，通俗的话就是可以饿死肿瘤。人吃兽药过去不敢想，我加入很多病友群，和他们讨论这个疗法。一些病友提供自己的详细报告，说有效，有些人声称服用后CR（治愈），但群里也有很多人说无效，每过几天，就有人说亲人已经离去，退群。

我完全按JOE的鸡尾酒疗法爸爸准备了套餐。海淘了有关药品，芬苯达唑、姜黄素、维E……淘宝上买了配药工具，吃3天停4天，从2019年9月6日开始了芬苯达唑疗法，每二周就验血查一下肝功能有没有变化。

传统的治疗方案也没有停止，手术、化疗、PD-1、放疗、中药……武汉疫情爆发后，距离华南海鲜不远的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只能收治新冠，癌症病人必须出院，爸爸的传统治疗也中止了。

爸爸吃芬苯达唑身体没有明显副作用反应，定期验血也都一切正常。我决定对肿瘤发动全面围剿，叠加COC的抗癌鸡尾酒疗法。COC（Care Oncology Clinic)是伦敦一家癌症定制方案诊所。芬苯疗法和COC的抗癌鸡尾酒疗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所有药物都不是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限制癌细胞从身体获得能量，缺少能量肿瘤就就不能生长，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也有众多的科学研究做依据，由于药物不是直接攻击癌细胞，身体的反应一般很小。COC的组合包括二甲双胍、辛伐他汀、西米替丁、多西环素、阿司匹林、维生素等等。不过，这些药品用于治疗癌症，只处于实验室阶段，是不被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所以没有哪个主流医院的医生会认可这个，我在协和医院肿瘤科和医生说起芬苯达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当场上网查询了解。

治疗期间，爸爸一度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80多岁的人，俯卧撑可以一口气做50多个，比我年轻时还强。我把“芬苯”提高到吃4停3，COC的组合也一项一项的加了上去。

爸爸觉得“是药三分毒”，对吃这么多药总是心有疑虑的。他的胃本来就不好，饭后胃反酸越来越严重。我给他准备了抗胃酸药，他挺着不吃。开始吃阿司匹林一周后，他胃出血了。这对他和我都打击很大。到消化科看胃病时，他和妈妈问医生，这些药能不能吃？医生不出所料给了否定的回答。我把这些药全部停了。几周后，爸爸的胃有所好转，去协和看肿瘤，医生表示现在没办法，只有等有症状了再来。我理解是只能等最后时刻再住进医院了。

几次去医生都没有好脸色，爸爸很失望，决定以后再不去协和治肿瘤，其中故事，考虑以后专门写文细说。

只能回家接着吃芬苯套餐，一直到后来住院才停止。

他得的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癌症，往往一发现就是晚期，而且非常容易向其他内脏器官转移，患者一般生存期1年半，他生存了6年，爸爸使用“芬苯”疗法后，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癌细胞转移。但我还是无法评价“芬苯”疗法效果，没有人回答我芬苯达唑能否穿透血脑屏障？还有其他疑问？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些药起了作用没有。新华医院危重症呼吸科的医生好几次说爸爸的生存创造了奇迹，我想也许只是爸爸的运动员的体质，再加上弟弟和弟媳每天精心护理，才能坚持比较长的时间吧。

向死而生

没有治疗方法，等死的滋味是很难受的。爸爸这方面放不下，焦虑、失眠。他说我不想这么快死是有原因的，我的身体很好，器官都没有病，家庭特别幸福，儿孙又孝顺又表现很好，这么好的生活……

第二次手术和化疗第结束后，弟弟为了让爸爸散心，就开着车，从武汉出发，一路向南，准备游山玩水，出发后，少文告诉我，不论什么景点，爸爸都提不起兴趣。当时我正好在珠海总部出差，于是建议他们绕道来参观一下金山公司。参观我工作的公司他兴趣很大，我带他们看中国IT公司中最好的食堂，他很满意。回武汉后，弟弟又带他到位于金融港的小米武汉总部参观，我还带他去和我的老板打个招呼。

少文和我商议怎么才能让爸爸排解心中的情绪，他问我能不能让爸爸看佛学方面的一些书？我正好有一套很精美的佛学大礼盒书籍套装，都还没拆封。于是拆了拿给爸爸看，但他显然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对佛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何理解和面对死亡，当死神开始凝视时，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我们平时就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当那一刻来临时，才不会慌乱。也许在我们还有能力时，就该问问自己，我的人生遗愿清单上的项目都完成了多少？有些事情无解，有些事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向死而生，每一天会过得更充实。

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人的一生会死3次。第一次是他断气时，从生物学定义来说他死了。第二次是他下葬时，通过一场葬礼，在社会上他死了。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才真正地死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最终都会被遗忘。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与父母朝夕相处，有多少子女有耐心详细的了解父母过去的生活轨迹？我的孩子更不会知道她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我相信大历史中的个人记忆碎片更加珍贵，在个人档案和简历的背后，还有一个鲜活的人，记住他们、怀念他们，保留他们的记忆片断，这会让他们感到欣慰。于是，我找了一件事给爸爸做，至少能转移他的注意力。

给自己的墓碑写点什么吧

那个时候，随着窜入大脑的癌细胞不断生长，肿瘤不断压迫和侵犯正常的大脑组织和神经。爸爸的右眼逐渐失明了。写字也变得困难。我对爸爸说。你自己想想，如果要立一个墓碑，在上面写些什么功绩？你一辈子的经历我们子女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应该记下来给给孙儿们看？以后我在网上发表，是不是可以保存很多年？

爸爸想了想，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值得做的。于是开始每天很认真地写《自传》和《墓志铭》。

我把爸爸写的文字录入到手机里面，再用大字打印，给他修改。我一遍遍的让他补充一些内容，一些细节。写到后来，他的字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漂亮的柳体字现在就像刚学会写字小朋友写的字，我录入起来很困难，出现了很多错误。爸爸会很认真的修改，一直改到觉得非常疲倦为止。

他写的这些东西，也许最认真的读者只是他本人，还有我们这些身边的家人，其他人应该没有兴趣看下去，但我觉得仍然很有意义。

回顾梳理自己的人生，虽然不能消除他的失落，至少可以帮助他更好的面对死亡。大脑里的肿瘤很快让他无法站立，各种问题出现了，必须住进医院了。

他的认知障碍越来越严重，甚至叫不出妈妈的名字。每过些天，医院就会把病危通知单给我们签字。他在医院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昏迷中度过，偶尔一只眼睛睁开，看着病房虚空的某个地方。（另外一只眼睛被医生缝上了。）

除了喊他爸爸，汇报情况，我坐在边上一般没有太多的话。少文则每天会给他讲新闻，特别是俄乌大战，这是他喜欢听的，但他已经无法回应了。

我们事先有约定，不进ICU，不做插管等任何有创伤的治疗。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

感谢弟弟和弟媳，他们把爸爸照顾得非常好，生存奇迹的背后，是精心的护理，爸爸一动不动在床上躺了半年多，连一点褥疮都没有长。

感谢老婆，我不在爸爸身边的日子，你替我守候。

感谢妈妈，没有放弃，好几次医生都宣布，老爷子不行了，救不回了。妈妈总是会央求医生，再想想办法。有一次医生再次这样宣布时，妈妈冲上去搓手揉脚拍背，居然就这样把人救回了。

妈妈也瘦了一大圈，一度住院。

选择相信

从小到大，我属于不聪明的那种人，在学习很多方面都比较笨，但从来没有没有压力，更没有听说过培优这种事。爸妈从来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爸爸眼中只看我和弟弟的优点，觉得我们天生就是优秀的。

爸爸一生谨慎，但那是对他自己。对于我和弟弟的一些冒险，他从来不会阻止，也不会指责。他只会在背后把担心和妈妈说，并且自己晚上辗转反侧。

世间事，一饮一啄,皆有因果，小时候，弟弟总是把家里的一些东西拆成零件，爸爸只会轻描淡写说两句。后来，幸好有弟弟在家里装上的摄像头，当看到爸爸倒下时，我在万里之外可以通知少文送爸爸去医院，妈妈一个人在家倒下时，弟媳晓玲在手机上看到了，马上送妈妈去协和看急诊。

我经常到东南亚潜水，他很担心这项危险的运动。有一回他心有灵犀，在某个晚上惊醒，他梦见我遇到危险在呼唤他。那天，我正好在深潜时因为救人遇险，面临生死考验。

2018年初，我对爸爸说：“我想要离开报社去自己创业。”他很担心，报社这么稳定，以后靠什么养活自己？养老怎么办？

我说未来我也不确定，但我们这一代的活法和你们这一代的活法不同。

他很着急，又失眠了几天，但没有表示反对。

对于子女，放手，即使不理解，也始终选择支持和相信，也许这是他作为父亲最棒的地方。

4年前，马斯克向火星发射了一辆跑车，我印像深刻的一个细节是：跑车孤零零飞行在漆黑的太空中，驾驶座上是穿着宇航服的假人Starman，汽车显示屏上有一句话“DON'T PANIC！”（不要慌）。我心里对爸爸说：“DON'T PANIC！只要我们心中有你，你便从未离开。”

后记：数字化永生

原先只是看到他的《自传》写得太过简略，缺少很多细节，想修改一下，或者帮他写一个自传。但写着写着就发现，我写的东西其实不能代替他病中写的这篇《自传》，何况他平时无意中说的往事，我也记得不太确切，写自传这个事我做得太晚。作为儿子，我只能写一些自己记忆中的事情，作为他这一篇的补充吧。

写作这个过程让我和爸爸有机会一起审视自己的人生，有个外科医生说过：“我们唯有能够面对死亡，甚至开始凝视死亡时，才能转过来看人生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的收获。

我以后或许做一个小程序，里面各种模板，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完成自己的自传，传承自己的记忆。

中心化的出版，一点都不可靠，以前我在废品回收站，看到很多很多书，不少来自图书馆。网站也不可靠，网易博客、新浪博客、腾讯微博、天涯、西祠胡同……都关闭了。

爸爸的自传，我不会像一般人想的仅仅放到国内的网上纪念馆，会通过WEB3世界中的区块链出版平台发布，实现去中心化的永久存储，永不关闭，永不删除，永不丢失，除非地球突然爆炸。

中心化的出版在网络世界中也有不少，全球有很多公益机构提供图书的永久保存，比如Internet Archive、Z-Library等，我也会发布。

如何永久保存一份记忆，以后再探讨。

李鑫炎 摄于1990年（50岁）

李鑫炎自传

小时候

我出生一个贫寒家庭。母亲叶翠萍，勤劳善良，靠独自打工，养活孩子。

我们家在汉口太平街有一栋2层的小房子，楼上两家租户，楼下1家，我们靠租金生活，后来房子失火烧毁。母亲还同时在棉花打包厂当女工。

哥哥李德亮从小住在老板家当学徒，后来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干部。

我小时尽管家里很穷，但妈妈想办法让我读书，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读了几年私塾，每天就是背古文，写毛笔字，练书法。这也是我一生不多的爱好之一。我还在码头工人子弟学校上过一段时间学。

我1957年在武汉市六中初中毕业后，考入江岸区食品公司，分配到江岸区和平菜场当卖肉营业员。参加菜场组织的文艺宣传，兼任菜场扫盲教师，兼任菜场共青团支部书记。

认识王老师

妻子王素铭，小学教师。常年倾注心血，终身辅佐丈夫，相夫教子，她业务拔尖，教学极其负责。

王老师在区教研室中心教研组成员期间，参与编写的音乐教材，在全区教学使用。多次评为先进，出席区里的大会，被学校选为教师职称评审5人小组成员。

王老师的音乐课深受学生喜爱，在升学考试中许多学生专写音乐课和可爱的王老师。由于工作太忙，7岁长子少峰生病，父母都没有时间送孩子看病，他独自一人到市儿童医院看病，离开医院时，病历忘在医生那里，医生还让他写了一份“检讨”。

1958年，我考入生活费经费由国家全包的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报到第一天遇上了一个圆脸大眼面貌甜美的女孩，我心中一震，她的容貌被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她叫王素铭，和我在一个班。和我的座位紧挨前后排，她整天看书少言寡语，自然我很喜欢她，但整个读书阶段两人没有交谈过。

毕业三年后，在一次全市教师游园活动中，我们两人在中山公园相遇，相互交流毕业后的情况，回校后我立即给她写信，向她表达长期深埋心中的爱慕，王素铭欣然接受。1966年，我们两人结婚了。

留校工作

我在武汉一师读书期间，曾担任班团支部书记，校团委会组织部长，参与负责学校举办的“以革命的名义”大型回忆录展览，展出的图片文字基本上都是我撰写的，展览展出后效果很好，有好多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市电台还派记者前来采访，

1961年3月，我被提前抽调到学校党总支工作。7月由团委书记高顺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八月正式毕业留校任党总支干事。

我非常好学，当年拜学校语文老教师王弘度为导师，继续坚持学习语文，1962年考入湖北省函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学校教学中断，后来学校按大学本科为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我认为未读满四年，坚持让办证人在毕业证上改为大专。我是那届唯一一个领的大专毕业证的学生。

1963年我从武汉一师学校调到武汉市教育局党委组织部工作。不久，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我被派到到“四清”工作队，先后在武汉师院附中、大堤口小学、汉阳造纸厂工作队，秘书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调回市委文革办公室工作。

经历文革

可能领导认为我是单身小伙，安排我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睡办公室。每天深夜，总有数批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到位于解放公园路的市委报捷，热烈庆祝文化大革命，每次由我一人出面，代表市委接待报捷人员。由于我是文革办公室秘书，24小时都不能离开办公室，

当时我准备结婚，凭结婚证可以买一个绷子床，可是找遍许多土产店也没一个绷子床。一次我利用午休时间骑自行车到六渡桥，碰见一个工人用板车拖了一车绷子床，我跟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买了一张5尺宽的棕床。我把床绑在自行车上，艰难地拖回市委宿舍。上班时，我被办公室主任张循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虽是中午也不能离开。

随着文革深入。学生开始冲击市委大楼，占领了不少办公室，我们所在的市委值班室只剩几个人了，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的夫人苏俊在办公室带领我们坚守岗位，当时市委已转入地下，外面通过市委总机打到市委的电话都接到这里。

为了不让造反的学生占领办公室，市委值班室的电话用布包着，接电话的人小声偷偷讲话，以免外面学生冲进来。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值夜班，造反的学生就在门外，我不能出门上厕所，后来同事们从市委大楼5楼窗户外，用绳子吊一个痰盂，里面装了油饼传给我解了燃眉之急。

过了几天大楼守不住了，值班室搬到武汉市委新十栋宿舍值班，我记得苏俊有时从家里带些小吃给我们吃，到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这个班子也撤了，市委也彻底垮台了，这期间造反派经常到市委书记院宋侃夫家“造反”。当时造反派开始到处抄家，苏俊很担心，于是将家里的衣物和几个银行存折放在我的宿舍里。

1968年，新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了，十五军军长方明任革委会主任。原汉阳轧钢厂工人董明惠当上了副主任，他还是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原市委所有人员，包括各市局，除了少数造反派留在革委会工作外，其余人员都编成6个大队下到咸宁、汉阳沌口市农业学校等地劳动学习，审查批斗各自部门的头头，部长们都关进了“牛棚”。随着时间的的变化，他们后来一个个都逐步审查批判后被解放。中途我被调到武汉市革委会组织的工作队，先在财贸单位，后来到武汉市元件厂和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1971年，我又被调回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秘书组，专门编写简报，有时也给市领导写讲话稿。后来新的市委成立，虽然秘书组不希望我离开，但宣传部领导还是把我从秘书组调回宣传部，让我在新成立的宣传处工作，后来成立新闻处，我又去了新闻处。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先后被提为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

在主持新闻处期间，我除了日常新闻管理工作外，还组织武汉市公安、城管、工商、文化等单位参与，在全市开展了“扫黄打非”（非法出版物）。这项活动引起了中宣部的关注，《工人日报》、省市新闻单位都作了报道。

治理武汉的“龙须沟”

黄孝河和机场河是汉口主城区的两条重要河道，汇集了城区的生活污水，由于城市的发展，黄孝河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变成了一条散发恶臭的，颜色发黑的“龙须沟”，武汉市决心对黄孝河进行彻底改造。

1993年，我被抽调到黄孝河工程指挥部担任宣传组组长，兼办公室支部书记。

我筹办了一份《治黄战报》，报纸对参加治黄工程建设大军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为了推动全市关心和支援治黄工程，我还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和社论先后在《长江日报》上发表。

为配合宣传“治黄”工程，按照市委书记王群指示：我多次组织全市近百名文学美术文艺摄影文化各路工作者到工地参观学习，体验生活创作了许多具有时代精神，讴歌这项工程和建设者们的英雄事迹。

我还专门组织摄制了长达30分钟的电视专题片《降龙颂》，详细介绍了工程建设的历史背景，实地反映了当时治理黄孝河的艰难情景，歌颂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驻汉部队指战员战天斗地的顽强精神，工程完工时，荣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治理机场河工程一等功。

推动长江日报变革

1988年我和叶子健同时调到长江日报社工作。叶任总编辑，我是副总编辑。除采编部门外，其他各部门由我统管。由于他的信任和支持，我在报社实施了多项改革。

刚到报社时，报社广告收入极少，主要靠报社印刷厂代印报刊收入支撑。而印刷厂仅仅是经理部下面一个部门，经营各方面受到了一定制约。于是我率先在全国新闻行业印刷厂推行厂长负责制。让印刷厂走向市场，保证完成本报报纸刊物印刷任务外，上交报社利润每年递增7%。三年后固定资产增值200万。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自主经营，自主分配，自主提干，这下极大地调动全厂职工积极性，工厂扩大了印刷业务，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工厂最先在全国新闻印刷行业用上了激光照排，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极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了污染，节约了印报时间。

我在广告部实行了经济目标责任制，赋予广告部主任更多自主权，进一步调动全部人员积极性，营业收入年年倍增，为长江日报社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济保证。

自办发行

今天，我们可以享受快捷便宜的快递服务。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报纸的发行是由邮政承担的，当时邮政发行效率低、服务差，由于邮老大的垄断地位，各家报社没有别的选择。

我主导推动全国副省级城市党委机关报自办发行。由于邮电部决定对省级以下党委机关报费率提高，严重加重报社经济负担。我让发行科科长电话联系全国副省级城市党委机关报分管总编辑，把大家请到北京，入住人民日报招待所，一起商议这件事。

与会人员推选长江日报、哈尔滨日报、沈阳日报三家报社总编辑到邮电部反映情况，但邮电部报纸局工作人员拒不接见。

我们三人坐了一上午冷板凳，回招待所，向大家说明情况，大家一致主张打破传统，由报社自办发行。我迅速写好会议纪要，请大家带回报社，提交报社党委会讨论。后来，自家报社都同意了从邮政发行变成自办发行，并将会签的纪要盖章后寄给了长江日报。长江日报汇总后，又将纪要寄给了中国报协。

对于长江日报自办发行，市委很重视，市委书记顾大春主持书记办公会，听取长江日报自办发行情况汇报，同意长江日报自办发行。

我代市委起草一份文件发到全市各区局，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支持长江日报做好自办发行工作。

这样，全国副省市级党报都逐步开始了自办发行。

图片说明：从市委调到长江日报后，积极推动各项改革，走在全国市级党报前列

我回到长江日报后，就立即开始组织自办发行，报社组建了600人的发行队伍，统一制服，购置了专门车辆，投递员上门收订投递到户，扩大了报纸发行量。提早了报纸投递时间，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长江日报自办发行后，有一年夏天，天降大雨，武汉三镇许多地方被淹，特别是汉阳区城区淹得很严重，水淹过大腿。我和发行部的同志到汉阳区涉水慰问投递员，刚好碰上投递员涉水送报，我勉励他们，叮嘱深过大腿的水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发行部负责同志说，新洲区淹水很严重，交通完全中断，有两天没有送报了。于是，我决定第二天清晨乘卡车送报。第二天车行至黄陂新洲交界的地方公路完全被淹，为了安全，为了减轻重量，我和发行部的同志全部下车，涉水通过马路，卡车小心地、慢慢地通过被淹的水域。终于安全通过被淹公路。汽车走在长江大堤上，只见大堤被洪水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差点决堤把新洲淹了。

人事改革，公开招聘

我率先在全国新闻行业实行编辑记者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录用，提高了新招人员的质量。针对长江日报，招聘人员要考试这个新的变化，一些新闻专业的学院，也及时改进教学内容，增加了学生的新闻实践教学，后来连市委都从我们落选的人员中挑选。

率先在全国党委机关报按编辑记者发稿、编版计酬，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编辑记者的采编积极性，增加了收入，减少了人员，提高了报纸的质量。这两项改革在武汉市乃至全国新闻界反响很大。武汉市人事局让我在全市人事改革大会上介绍经验，人民日报人事局局长带人到长江日报取经，其他一些省市报纸也派人来长江日报取经。

建设长报新闻大楼，让所有报社员工有房住

启动并完成了长江日报社迁址建设工程，长江日报社原来在江汉路借用纺织局部分办公用房，工作环境拥挤不堪，甚至将狭窄的厕所改成办公室，有时在走道接待通讯员，我调来长江日报社前，就下决心完成报社迁址。我接到市委任命后，没有立即到长江日报日报上班，而是带领新闻处一位同志一起到长江日报调研一周，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长江日报办公条件和设施非常简陋，必须迅速新建报社，我将报告作为宣传部参阅件文件送武汉市委、市政府各位领导。

不久，市委书记王群带领宣传部两位副部长到市里预留的长江日报建设用地考察办公，这里还是一片村里的菜地。我和总编辑叶子健参加。

王群说：“长江日报迁址工程必须迅速上马，市财政出1000万元，报社自筹1000万元，工程建设要适应现代化要求，大楼要达到中巧玲珑。”可是不久王群被中央调到内蒙古当自治区书记了，市财政1000万元也落空了。

回报社后，我立即将王群讲话整理成纪要，作为长江日报文件送市委、市政府，我带着文件亲手把文件交给市长吴官正、副市长姜兆基、何浣芬，还有计委主任娄隆极。

为造舆论，我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全体委员到报社和印刷厂参观，请他们在政协会上为报社呼吁。著名老导演鲍昭寿在政协会上说：“堂堂市委机关报不如街办企业，真是惨不忍睹。”

长江日报迁址重建立项、征地，资金巨大缺口要解决，这些问题件件困难重重。

首先是立项，但立项办了很久，一直批不下来，于是我约了总编辑叶子健晚上去拜访分管计委的副市长姜兆基家里，姜市长正好在家小睡，我们就一直等着，等他睡醒了，向他汇报情况，通过诚恳说明情况，终于说动了他，同意给长江日报立项。

征地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要征的这块地是鲩子湖村的最后一块菜地，这块地被征后，菜农从事农业的饭碗就全端了。过去国家修建设大道、黄孝河、杂技厅，征地时有好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都压在了长江日报要征的这块土地上。村支部书记陈世堂说：“吊颈要找大村，我们就是要找长江日报这棵大树帮我们解决问题”。

于是，我两次到武汉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杰家里，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难题。我强调，是市委副书记谢培栋让我来找你的。经过反复做工作，王杰主任终于同意出面协调，他以个人的威望和魅力，解决了长江日报根本无法解决的征地难题。

答应了村里提出的绝大部分条件，例如村里没有办合法手续的建筑糖精厂的审批问题，免交了相关费用，将200亩水面的小东湖、菱角湖划为农民新村地址。

后面的征地拆迁虽仍有很多难题，但经过我们努力，都得到圆满解决。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我约请总编辑子健到市长赵宝江办公室，请他支持长江日报工程，赵市长同意在报社建设期间，暂时免交所得税。

我作为市公关协会会长身份，同副市长吴厚朴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火车上，请他为长江日报审批减免建设配套费。我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市教育局局长魏华强，请他减免为数不多的教育配套费。

为了保证工程建设所需经费，我让报社财务保持“饥饿”状态，有点钱就转到基建办公室的财务账上。我严格控制报社买轿车、手机，有段时间甚至连职工的奖金都比较少，对此有的领导和职工是不满的，这给我也带来了压力。

后来，根据社领导新的分工，我不再分管财务了，但我的人脉还需要发挥作用。报社财务处处长郭海鸥找到我，说税务局要长江日报交税，两名税务员成天在报社，说再不交税就采取强制措施，我找到跑市政府的记者何建新，要他找市长王守海，告诉他，我要和他谈报社税务问题，要求免税。不久，我接到了王守海的电话，他说：“你不用来市政府了，写个报告，由何建新带给我，我会批示。”

之后，我又去市税务局、财政局，找到分管局长批，办好了免税手续，两名税务人员也不来报社上班了。

我发挥长期在市委工作的优势，先后找了近10位市委书记、市长反映情况，请他们支持长江日报社迁址建设。从报社立项拆迁，工程建设到各种税费减免，都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不断游说领导要政策、要支持，最后通过减免报社工程建设各种税费和报社所得税，为报社建设工程和报社财务节省税费数千万元。

从1989年开始在江汉区天门墩征地61亩。经过基建办公室全体人员日夜奋战，自1994年终于建成一个集新闻采编印刷、发行办公后勤宾馆、大型食堂、宿舍于一体的新闻中心。

解决长江日报社职工住房老大难问题。我调来长江日报社后，发现报社好些职工住房困难，还有好多无房户，有位编辑上夜班晕倒在叶总办公室门外。就是因为住房困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所致。我下决心一定要让报社所有职工有房子住，我和后勤部主任一起走访报社新址附近农户，把他们新盖的楼房整栋由报社租下来，分给无房职工。由报社出资。职工只交很少一部分钱。还把工地临时工棚留下来分给大家住，报社所有无房户都安排了住房，为了彻底解决职工住房，在报社迁址建设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安排建设了3栋宿舍楼，报社所有职工包括年轻人只要领结婚证都可以分到住房。

我虽然分管工作部门多，任务繁重，还要坚持参加总编辑值夜班。值班总编辑星期日晚上休息，由我顶班，一干就是十多年从未休息。

审稿审版一般都在夜晚1:00左右下班，有时也有很晚的，由于我分管的事情多杂，白天照常上班，从来不补休，多年来没有休息日。有一年，还连续上了一个月的夜班，白天照常上班，我虽年富力强，身体好，扛得住。长时间也拖得虚脱了，住了一周的医院。

在长江日报工作期间，曾任武汉市政协第九、十、十一届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市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专项津贴。

为了配合我在市委宣传部的的工作，我曾在《长江日报》发表多篇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以及杂文，我还在长江日报纪念创刊45周年出版的书籍《大江潮声》、纪念创刊五十周年出的书籍《大江潮涌》，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和武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出版的《往事如歌》丛书中发表了一批文章。

从爸爸住的病房看向窗外，正好是他曾经建设的大楼，以前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

原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大楼  （资料图）

（文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