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错误的人口政策给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恶果。五十年代，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甚至明确警告：若不控制人口，五十年后中国恐怕会因人多地少、粮食不足，而不得不跟他国开战。然而由于各种运动，马寅初被打倒，人口研究成了禁忌，被迫中断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人口研究终于解禁，可那时的人口问题已经比当年严重多了。

1980年，中国强制导入计划生育，虽然计划生育里有很多很多被诟病的地方，但从结果上看，计划生育相当于一次化疗，挽救了一位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不是说计划生育多伟大，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充满了暴力和反人类，但计划生育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解药。

如果1980年没有导入计划生育，今天的中国人口可能已经突破了25亿。什么概念呢，能查到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的总产量是6.9亿吨，几乎全部吃完，而且还有缺口，如果总人口增加80%，起码需要多进口5.6亿吨。而当今世界粮食的总贸易额，也只有4.15亿吨。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马寅初的预言就会应验，我们会陷入无尽的资源战争。但问题是，不管是计划生育，还是国企改制，还是疫情的解封，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陷入绝境才会想着去改变呢？

地主剥削农民，这肯定是对的。地主故意将土地租金（价格）抬得很高，导致农民辛辛苦苦耕作1年，所得粮食的大部分，却都要作为租金交给地主。

但经济学的常识又告诉过我们：市场是双向的。若这家地主恶意抬价，那农民可以选择不租他的，换另一家良心地主（开价合理的）不就行了？用脚投票。

有两种情况会让【用脚投票】失效：

1、所有地主都是黑心的，他们相互串通，垄断了土地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作为土地市场的供给方，地主恶意减小了供给。造成资源利用不充分，降低了社会的总福利。

2、地主里有良心的，老老实实地将所有土地都充分投入市场，物尽其用。但如果此时，前来租田的农民却突然暴涨了20倍呢。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答案是，即使把所有的土地都投入市场，依然供不应求。原本只够一个人耕的土地，现在突然有二十个农民前来竞争。而且那些农民像着了魔一样，【不计成本】地出价，宁愿接受极高的租金比率，也一定要租下这片土地，丝毫不愿让给其他农民。

在如此火爆的需求下，良心地主也会选择涨价的。

这就是劳动力爆炸后的可怕后果。

养老金的本质是【强制储蓄】，年轻时自己存钱，给退休后的自己用。另一方面，养老金的正式名称是【养老保险】，它显然也具备保险的功能，具体来说，保险主要是平摊寿命长短波动的风险。通过大范围的参保，来拉平不同个体之间的寿命长短波动。

少子化不是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

1、生产力的飞速提升。过去的工人交得太少，或者说，现在的工人拿得太多。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是在90年代开始建立的，那个时候（以1990年算起），中国的GDP不到2020年的百分之二，对于一个90年参加工作的人来说，他在最初几年缴纳的养老金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个数值小到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他在2020年退休，社保局却将按照2020年的收入标准给他发养老金，即，年轻的时候只按2%的水平储蓄，而退休后却按100%的水平取款。这将导致养老金产生巨大的入不敷出。

2、金融抑制。中国的养老金通过储蓄实现，因此它和任何形式的储蓄一样，特别害怕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储蓄缩水，我们必须确保养老金账户至少能获得【不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收益率。而实际上，为了鼓励工业投资和补贴90年代的银行坏账，我国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的状态，即【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

而养老金账户，在2016年以前，只能被投资于安全资产，即【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这个利率是相当相当低的，有时候只有1%的年化。直到2016年，相关规定才被放松，养老保险可以投入股票市场，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3、预期寿命延长。90年养老金制度导入时，中国人均寿命只有69岁，而2019年，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岁。预期寿命延长7年，自然会增加7年的养老金缺口。

4、【实物商品和服务】间的价格相对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物以稀为贵。当一个国家劳动力比率很高时，“服务业”的价格往往很低很低。中国一单外卖才2~5元运费，而在日本和英国则往往需要100~200元。而随着少子高龄化的推进，劳动力愈发显得珍贵，服务业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但与此同时，实物商品的价格却不会以那么快的速度提高（因为可以从劳动力更过剩的穷国进口），因此总体而言，“实物商品 VS 服务”的相对价格就会变化：服务相对更贵了。最终，对于往往会消费更多的老年人来说，服务价格的上涨将降低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养老金不足的问题。

比如公务员、事业编的特权。比如社保税费负担过高（民企大量逃税）。比如历史遗留问题，那些90年以前就退休了的人，没交过养老金，却可以领养老金。等等

农村养老，是中国养老金面临的第二大严峻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城乡差距巨大，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极低（生产力极低），收入少，交的少，领的自然也少。很多很多的农村老人，每月能领到的退休金不足100元。

农村人均生产率低，和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有关，中国大概有6亿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3亩。而在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人均耕地却达到了486亩之多。农民生活的差距，比中美城市人口的生活差距，差的不是一道鸿沟，而是一道天堑。

农村人均收入低的其他原因还有：统购统销，超低的进口关税，等等。

简单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一般会经历3各阶段：

第一阶段，人口超生时期，愚昧落后，越生越穷。比如1964年以前的生育率，长期6以上。

第二阶段，人口红利时期，拨乱反正，优生优育。比如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急降到1.5左右。

第三阶段，人口稳定时期，收入提高，生育率回升。比如1980年的日本，生育率稳定在2左右。

而在人口红利时期，随着生育率下降，社会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快速提升，社会储蓄率快速提高，这才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说，超生时期没有人口红利，计划生育之后才能形成人口红利。

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年龄人口过剩，导致中国的均衡工资降低，失业率提高，现有劳动力利用效率低下。就是说如果供养社会全部人口只需要50%的劳动力，但实际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70%，多出来的20%劳动力就会给市场造成供给冲击（失业率飙升，工资下降）。

而与此同时，商品市场也会发生对应的调整，比如，各家企业均扩大产能，企业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降价促销，因工资降低而提高的利润率也会迅速回落。需求端当各大商品普遍降价后，也会促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最终，商品市场会达到新的平衡，更低的售价，更多的购买量。

劳动力市场上，会发生剧烈的社会摩擦，比如我们熟知的，就业竞争激化、996、内卷、劳动法无法有效施行。这些都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体现。

加入WTO，敲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后，原本过剩的劳动力才终于找到了出路。如果没有WTO，中国的经济奇迹就只能是句空谈，根本不会发生。

效用。人们的【消费行为】，都会给人带来一定的【效用】，通俗的说，效用就是【满足感】。理性的人往往会将有限的工资优先用于购买【效用更高】的商品，实现满足感的最大化。

具体到【生育意愿】，养孩子也可以被看成一个花钱的消费过程，人们付出金钱，换取孩子所带来的满足感（天伦之乐）。理性的人们会将【花钱养孩子】和【花钱用于其他消费】进行比较。哪个带来的满足感更大，往往就更容易选择哪个。因此，【生育意愿低】现象的本质，就是养孩子的满足感低于其他开销的满足感所导致的。

假定育儿效用是固定的（由于递减，二胎小于一胎），假定人的消费偏好也固定。由此，左右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总收入、房贷开支、育儿费开支】。任意一个因素发生变动，都将改变其他消费的满足感，进而影响决策结果。

具体来说，阻碍【生育意愿】的情况有：

1、总收入低。育儿费挤占了太多的自我消费。

2、育儿成本过高。上学钱、奶粉钱、学区房开支过高。

3、房价。巨大的购房开销，将挤占消费和育儿的支出，降低生孩子的积极性。而中国房地产里的【高额土地税】，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

4、劳动力过剩。收入低、就业竞争激烈、996、未来无保障，让人身心俱疲。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四点，解决方案也是上述四点：

1、降低劳动力比率。劳动受重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高，收入就将增加，社会地位提高，心理满足也会提升。还是那句话，物以稀为贵。

2、降低房价。降低或改革土地税，打破房地产泡沫，但很显然，房价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动机，中国政府并不希望房地产泡沫破裂。

3、降低育儿成本。降低基建投资，增加民生支出（育儿补贴、平价公立学校、廉租房等），但目前中国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增加民生支出这一选项似乎并不重要。中国政府相信可以仅凭宣传的力量让单纯善良的中国人多生孩子。

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过剩劳动力冲击国际市场，市场中的老玩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成为最大的【受冲击对象】，他们也会面临【工资下降、失业率飙升】等问题，这些问题间接或直接的导致了富国的生育意愿，助长少子化的趋势。

只有当全球市场将中国的过剩劳动力全部消化殆尽后，供给冲击的影响才会消退。但问题是，中国努力实行计划生育，为全球减少了人口，但并不是每个超生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觉悟。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等。随着这些国家逐渐深入国际贸易体系，大量过剩劳动力被不断地输入到国际市场，到时候不用说那些富国，就连中国也将受到这些国家过剩劳动力的冲击。

像一种恶性循环，它会让中国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问题，不是某一国的努力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全体国家一起努力，不能光靠富国催生，还必须让穷国一起配合控制生育，全球共同达成生育率再平衡。只有这样，可能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才能克服人口结构失衡这一全人类的问题。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各大工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劳动力需求旺盛，失业率极低。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配合正确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让日本仅用了短短23年，就从战后的一片废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普通日本人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这给60年代的日本人带来了强烈的【复兴自豪感】，再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人的幸福指数很高，生育意愿也非常旺盛。当时，日本人的生育率长期稳定在2.2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

随着日本生产力的快速恢复，价廉物美的日货（背后是极廉价的劳动力・极低的汇率）对美国制造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大量美国工厂破产倒闭、工人失业，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日本发起了多轮【贸易战】（反倾销、贸易制裁等）。

此后，日本失业率不断提高，生育率降低，直至【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就开始向着财政崩溃的道路狂奔而去了。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巨大的泡沫在1991年轰然崩塌，随着股市和楼市的暴跌、以及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大量居民财富灰飞烟灭。日本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被迫将工厂迁至劳动力便宜的东南亚，日本本土“打工人”被大量裁员，失业率一路飙升至史无前例的5.4%。日本职场风声鹤唳，人们为了避免裁员而主动996、像“社畜”一样拼命干活。同时，大学生就业机会跌至冰点，平均每个人只有0.5个职位，这被称为【就业冰河期】。最终，在现实和心理的双重冲击下，日本的生育率接连走低，直至跌破1.3。

按理说，日本的劳动力比率一直在下降，就业应该更轻松才对，但是在泡沫破裂的巨大社会冲击下，劳动力比率的降低并没能扭转大势。直到2001年，泡沫崩溃的影响消化殆尽，失业率才开始逐步回落。

劳动力比率降低，泡沫崩溃影响消化，日本的失业率开始回落，薪资也是每年水涨船高，平均每个毕业生能得到2.5个职位，这和崩溃时期相比，已经是巨大的复苏了。日本的启示告诉我们，中国，只有告别人口红利，等待房地产泡沫崩溃，熬过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才有普通人的未来。

改革开放的举措：

1、所有制。回归私有制，市场经济，被长期抑制的农业和工业产能迅速提高。

2、优生优育。回归45年就已正式确立的官方优生优育政策，人口素质迅速提高。

3、贸易自由化。30多年来的与世隔阂终于被打破，特别是加入WTO后，终于回到了49年之前就一直参加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经济发展坐上了快车。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巅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从58%飙升到73%。过多的劳动供给，成为了资本家的盛宴（更高的利润，更低的工资），而对底层劳工来说，则是一部被剥削的血泪史。

回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就注定会经历市场规律下的种种必然：

1、中美贸易战。

2、产业大量外移、失业率提高、996常态化。无论宣传发明了多少新词（摩擦性失业、灵活就业、慢就业），都无法掩盖就业市场形势严峻的事实。

3、土地财政的旁氏模式。与此同时，泡沫推高的房价给人们带来了虚幻的【财富效应】，让人们倾向于做过高的消费，让社会经济虚高。和日本85年后泡沫巅峰期的回光返照非常相似。

4、一旦房地产税出台，或者等到土地财政的旁氏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终将崩溃，居民财富将迎来一轮巨大的灭失。而中国的土地财政，其剥削程度（直接收70年的税）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如果要完全消化其所带来的冲击，恐怕会花费比日本当年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