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蛮人、CS
诸如人道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更多冠之以价格双轨或开放个体经济名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结构调适的这些尝试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更多地被冷战话语描绘为“自由市场的敌人”，或者是另一种“自由”：一边喊着对家是“理性的自负”，一边在进行着“理性的自慰”。
事实上，这些举措早在各国仿效苏联建立斯大林式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已存在，即便我们仍然要对“斯大林式计划经济”或者“官僚工人国家”的概念持有疑问，否则这只是披着左皮的“理性的自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互会的社会主义诸国不约而同地进行调整，措施包括：增加企业自主权、加强物质激励、引入商品经济因素等。
尽管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是诸如匈牙利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 等的政治后果，但是经济顽疾仍然没办法解决，这恐怕了证明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性，以及“非相关性”——这些运动的关键不在于人道或者市场化，而在于“群众”——劳动者深刻参与其中，却被“自由民主”、“良心”等人性大词给糊弄过去。他们是运动的基础，却成了“（被）无视阶级”，主人 阴魂不散。
相异于兄弟国家，中国内部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管理则相对混乱：从生产竞赛和技术革命到迟疑踌躇难产的“经济奖励”；从反制度化与形式化的“鞍钢宪法 ”到*《工业七十条》*乃至试办托拉斯；到最后十年间“抓生产”还是“抓斗争”的辩论。换言之，面对这些经济困境，即使是出于最为现实的考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体制转型或改革几乎是应有之义。值得指出，无论学界坊间如何谨小慎微地给不同的转型模式小心翼翼地划分出颤颤巍巍的细线，转型的内容本质上却没什么差别，大致可概括如下：重建制度化的代议制、大规模私有化产权、推动竞争与贸易的自由化、法律改革保护产权。
于中国而言，经济与体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上的冲击，甚至可以说，相较于经济和体制上的转型，思想上的冲击转变更大，竹幕后的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则见识到了自身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样的担忧在1988年掀起的“球籍”问题大讨论中被彻底地宣泄出来——漩涡中心的*《世界经济导报》*（后出于某种原因而停刊）记者沉痛又愤懑地拷问读者：“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只有大刀长矛……人为制造许多障碍，却唯独不怕束缚生产力，唯独不怕商品经济不发展，唯独不怕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是有愧于子孙呢！?”
只学器物是不够的，必须要进行制度层面的革新。当时有份稿件这样写道：“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包围着我们的农业型自然经济，以及始终没有被割断的传统宗法社会的脐带。”一言以蔽之，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古老的社会土壤，在这个土壤中出产贫穷、封闭专制、愚昧和数不清的与现代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现象。然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专政制度并不是自古以来的旧产物，于是有人又提出了“现代化受挫”这一命题。他暗示过去：“以致在今天人们纪念这些变革运动的时候，能回忆起来的只是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慷慨陈词，而很难数得起几件扎实的制度建设成果。”于是这些东西同样被封存入了古老守旧的一端。
什么是新的？开眼看世界后的法团主义、多元化、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是新的。某种意义上，旅居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撰文则更点明了当时不少国人内心共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都落后于人，想要经济转型就离不开思想的变革。因此一种伴随经济转型而附生的思想的“再现代化”油然而生。
历经那十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作者们在回忆写作中刻画了许多生动的小人物形象：最为典型如刘心武的《如意》中的石义海——“他正直善良，虔诚地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信守誓言，无限同情无辜的受害者；他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反对‘人整治人，人糟践人’，认为‘不存心害人的人就是好人’，‘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他‘不昧良心’，不说瞎话，记得洋人赠的半瓶啤酒，敢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于众目膛视中，取下党支部书记脖子上坠着的铁饼。”
在这些大陆作家的笔下，这些小人物的一切，是全然无法用“阶级感情”这抽象的定义来判断的。和那十年中经常作对比的‘蒜薹 ’那一类‘脑瓜灵活’的主儿，石义海这类人更显出了他的‘人类的高尚心灵’。”某种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式的纯粹人道主义观与善恶观宰制了这些角色。这些大陆的作者们迫不及待将旧有的人道主义与阶级叙事的二元论整体颠倒过来，热情欢呼“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这些曾饱受斗争之苦的作者以纯粹饱满的启蒙话语颂扬道：“丰富的精神蕴藏就会在实践中焕发光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会实践的领域都将迸发着摧枯拉朽、震聋启联的声响和火光，以此欢庆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人的重新发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重新发现！”。在这些作者的笔下，作为独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以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的面目穿透历史，把更加进步的人性与人道主义上升为阶级斗争宏大口号下的真实面目，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服务于此：“把这大写的‘人’字——写上那万里长空！”
反思被长期打压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之时，20世纪80-90年代两岸三地乃至海外的学者心有灵犀般恸哭旧日“乌托邦实践”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如一位内地的教授表示道：左右摇摆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已经够多了，蔑视知识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性是错误的根源。而随着对灾难源头的追根溯源，海内外不乏甚者则直接怒视过去激进运动成果，高呼保守主义伦理价值。他们一方面批判道：激进主义夺权的流氓、文痞、无赖等“边缘人”阶层原子化了个人，揠苗助长般扫除了旧社会的民间组织自然发展历程，断绝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
他们另一方面惋惜道：激进主义伦理控住了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头脑，军靴和刺刀而不是保守主义的谈判和斡旋主宰了历史进程。造下的灾难不羁于一场对民族的最后审判。总之，改悔的知识分子和反激进遗老于此话语下结成保守主义的“神圣同盟”，一时之间，激进人人喊打。除此时人趋之若鹜的光鲜批判，有人则另辟蹊径从希望从文化中挖断乌托邦思潮的根：“乌托邦主义是一种奇怪的病症，当它未转化为社会实践时，会如麻醉品般引起亢奋，使理论家忽视其危险性；当它造成社会灾难时，错误太显而易见，人们又会斥之为荒谬而不去追根究底。”“如果某一种文化价值认为自己可以不经过科学批判精神的洗练，而直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那么再美好的东西也会带来苦难。”也有人追溯历史中的自由主义脉络而无不懊丧地表示：救亡意识使得自由主义让位，而暴力与破坏的革命与列宁式政党的两党倾轧扼杀了自由主义的根，自由主义在大陆几无可能。尽管看似是各打五十大板，储安平的话还是点明了这些人的小心思：“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四十年后的当下看来，这就是优美灵魂 的登台和绝唱，他们总会发现，这里面不是多少的问题，也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无”的问题，这些西化的保守派，立刻可以看到和他们殊途同归的“战友”。
任何保有理性和敏锐的观察家在了解近现代历史时，一种十分明显的话术总是会浮现在他们的眼前：每当社会弊病亟待解决变革之时，文化与思想的失调总是会成为反“拆屋”分子的口头禅，并且总是主张某种民族性与思维文化特质的直接联系，当然这里面也不那么“直接”，反“拆屋”分子创造出了种种异文化之间对立去解释社会弊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解释社会团结、权利意识与礼法意识的对立解释群众的软弱、奴仆精神与公仆精神的对立解释官僚的贪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立解释国力的强弱等等。孙本文是这些人中的集大成者，他在宏观层面大谈文化变迁的失调：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机械愈加发展，资本愈加增多；社会上经济状况，大改旧观。而人类生活的物质需要，就大大变迁。但是社会上大部分风俗、制度，却不能和这种极重大极迅速的物质上的变迁相适应。于是物质状况大变，而处理物质状况的种种风俗制度，往往因仍未变，或略变而不彻底；结果，社会上就发生一种失调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劳工问题，可说就是这一种失调的表现。”
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拥趸甚多。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主导者就十分清楚地说出了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之根本，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这样的结论不全是“国学家”们的空穴来风，严肃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如同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当然，这样的声音最终还是淹没在革命的口号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厌恶一无所有的自由的、最喜欢“有一点的自由”的人，他们比起蒲鲁东更蒲鲁东。那就是法西斯主义，不管是连络专业职员的法团主义，还是许诺农民分地，继续维持大地主和小地主的“没有无产者社会 ”。这些人充分地把自由当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路径，这种安全的自由确实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远超历史的空前破坏，面对西方知识界的现代性反思，这些远走港台海外的当代新儒家就借此重新推出了同样的观点，和西方人一起也以同样的音量批判西方文明，当然这样的批判也意味着儒学的重新建构：“西洋人大抵向外发展之念重，努力于物质与社会等方面生活资具的创新，其神明全外驰……，是则驰外之所获者虽多，而神明之竞物化……，故曰：其失也物。”表示西洋人之心智被物质生活所牵累，是西方文明的最大缺陷。这些新儒家从来没有谨守思想史或者哲学的范畴，而是野心勃勃地打算进入并统制各人文学科于新儒学的规划之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内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威权化而又能进入亚洲四小龙的台湾成为一面东亚发展模式的镜子，新儒学顺势成为内地不少人理解台湾的显微镜。正如内地一位学者表达这样，重新评估东亚文明和儒家文化的问题，主要是为了探索东亚发展的新模式，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主义的覆辙。
80年代中，在某杂志来自宁夏中卫的一封稿件直截了当地表达出对台湾型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渴望：“中国当今政治，欲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应搞精英政治，建立权威，保障经济发展……必须坚决推进所有制的改革，让农民、市民阶层从自由经济中得到实惠，而让知识分子的大部分金钱为价值取向。经济上的饥饿政策逼着转向，政治上的开明专制及精英化阻断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要求，以此来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社团的意识形态研究室则走得更远，直接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类思潮。尽管台湾学者未必认同这个说辞，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的内容：“从经济改革可能带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即有了较好的生活，再去改善政治和社会事务。改革的基础，在于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璟境，不受国际压力的干预，有一套具有弹性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人民努力，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有相当高的行政效率，诸如此类。”
“威权—市民社会—制度性妥协—民主”这个来自台湾的层级递进的等式被视为某种东亚，或者说是华语世界符合实际状况的渐进改革的明路。但是台湾经验要求拥有为数众多的公民团体/协会操持官方机构退却后的空间，至今这个方面仍然十分尴尬。就像一个台湾学者展望的一样：“在权力体制之一元秩序崩溃以后，过去在一元威权秩序中心那里取得整合之复合结构的组成力量并不能有效地整合起来，而且复合结构中之经济利益是有可能根据局部性结构（如资本逻辑）之相封自主的辩证规律而自我生长，这使得国家权威与社会诸力量之间······矛盾冲突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第0条道路是什么？
上善若水，当危机出现时，我们不必因即将来临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慌张，总要有点信心：第0条道路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
纷纷扰扰的热情，在含蓄的温和派眼中同样散发某种危险的亢奋。他们选择的是着眼未来，要求跳出异常的热情走向圆滑：“二十一世纪，也许不再是一个激情的世纪。我们仍盼望，这一代的余年，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会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一页比较圆熟的章节。”现在的一位知名的哲学研究者在当时这样写道：“后冷战的本真历史思维只有在彻底抛弃冷战双方的意识形态才会发端。只有对冷战“社会主义”的不可行与冷战“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有同样深入的认识，才可能真正思考更合理也更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他高兴地展望未来中国跳出二者的新路：“一旦乡土中国自我转化的历史契机现身出场，那么文化中国的再获新生或已为时不远。”冷静的温和分子们，小心翼翼地申辩“民主”团结作用：民主的细微不完善着实次要，重要的是*民主化消弭政治权利泛滥（泛政治化，嘻嘻），走出革命——建设——革命现实悲剧。整合我们国家的民众，尊重各方的利益。总之一句话：“只盼民主生根，走出历史循环*。”
上面充斥着不同描述，但是为什么不大胆一点，说明他们都是第三条道路呢？保守主义者对于革命（实则是动荡，从他们对不体面者的恐惧即可看出）的厌恶，新儒家和他们异曲同工，这里面的地域或国家差异，只是更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同一性：告别革命。某位知名法学家周旋于这些宵小之间，喊完“千万不要乱”（面对再现代化保守派），但是喊完之后又发觉新儒家开始有悖于现代化，又喊“保守派不是保皇”，这也能说明他们就是在保皇：越是说不，就越证明他们想要，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症结。
但是，乐观一点看，告别革命的声音却是另一种革命的开端。美国的新型左翼被讽刺为千禧年社会主义，老人们总是说他们没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灾难）才会谈什么社会主义，“太平洋没加盖！你可以游去毛子那儿 ”，这算是两岸的老保们“千里共婵娟”了。但是，我还得特意指出，就像有人一边读着哈耶克一边做慈善，也有人一边念佛经一边支持工人维权，这些事情都不稀奇：他们这些改良主义，或者用现在的话，叫做新社运的人，他们总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来意识形态化自身。上面那些一面谈公民社会一面害怕暴民（这些人可不算公民！）的人，以民主来防泛政治化（这下自打嘴巴了）就是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典例。
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对方，因为他们的恐赤症是正确的，对得不得了！不谈什么革命，哪个社会是不会动荡的？那些所谓的底层、下流社会确实就是肮脏的，社会主义（不只是苏联为首的“现实社会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它是一种非资本家的尝试，它是实验，它肯定不是正确的，而首先是错误的，也是会存在牺牲的，只要永远不尝试那就永远不犯错——所以这些保守派到了社会的大转弯的年代，只能变成两种人：一是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优美灵魂 的“生活版”）；二是变成黑色百人团、自由军团、还乡团……保守这个词只是反动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提出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也是很普遍的：幸亏他们都死了，正是前人的死亡才带来后人的存活，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是，他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归。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样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就是常态——而革命只是里面最极端的一种状况（最低限度，这也已经是混乱的转译），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第0条道路”上面走远一点。最后的最后，我们为什么不戏仿一下对面呢？不过这话是对“我们”、“同志”说的：革命是一道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