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专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

• 作者：王力为

• 作者身份：《财新》作者《财新》网专栏：https://opinion.caixin.com/wangliwei/index.html

• 发表日期：2025-11-03Z8

• 发表形式： 《财新周刊》 2025年11月03日第42期（封面报道），《财新》网·财新周刊频道（https://weekly.caixin.com）

• 来源：https://weekly.caixin.com/2025-10-31/102377905.html?p0=#page2

• 参考日期：2025-11-01T14:09:03Z-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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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专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王力为．2025-11-03Z8． 《财新周刊》 2025年11月03日第42期，《财新》网·财新周刊频道．https://weekly.caixin.com/2025-10-31/102377905.html?p0=#page2．

• 关键词：#莫基尔# #诺贝尔经济学家#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

• 摘要：专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

文｜财新周刊 王力为

“我的腿有点累了，在博物馆里走了三个小时——但每一分钟都值。”

这是还有几个月就将年满80岁的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参观完中国国家博物馆后，回到酒店说的第一句话。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第57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授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基尔，另一半授予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十天后，这位经济史学家按照原计划启程来华。在为期5天的中国行中，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了四场演讲、参与多场座谈，还挤出时间逛故宫、看国博——只是没来得及去颐和园。

无论是对华夏的历史，还是对中国的年轻人，莫基尔都充满热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后一场演讲，主办方特意为他准备了讲桌，但他仍全程站着讲完90分钟。问答刚开始，他竟从半米多高的讲台上跳下，双手撑在学生桌前细听提问。全场先是一阵惊呼，随即爆发出笑声与掌声。

学子们的热情同样汹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因重印需求太旺，只能婉拒译者“再润色”的请求。讲座结束不到两秒，举着书求签名的学生就把讲台围得水泄不通，引得全场又是一阵惊呼。莫基尔笑称自己“不是明星”，但这次在中国的待遇堪比超级巨星。

10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特别举行“诺奖学者人大行”仪式，党委书记张东刚为他颁发兼职教授聘书。随后，他在“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发表年度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张军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等学者，结合莫基尔的相关观点与中国经济现实作评。

2025年10月27日，为期5天的中国行最后一场讲座的问答环节，莫基尔从半米多高的讲台上跳下、到学生面前倾听提问后，索性坐在讲台上回答。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提供（下同）

此行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分别会见了莫基尔。张东刚在致辞中指出，莫基尔开创了人文与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理论，深刻揭示了知识传播、社会开放与持续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文化角度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分流之谜”给出了深刻的阐述。“他的研究启示我们，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不仅仅来自物质资本的积累，更源于文化理念、知识体系和制度环境的演进。”

莫基尔此行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在今年诺奖揭晓前的邀请。刘守英如此提炼莫基尔的贡献：“进步单单有技术并不够，还需要拥抱变革和创造性破坏的文化。”“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讲述过去的故事，而是揭示经济变迁的底层逻辑，为今日的发展寻找破局之道。”

在此行中惟一的休息日，莫基尔在国博归来后接受了财新的专访。在他看来，政府推动技术创新面临持续性、方向与“选中赢家”的多重挑战，最优模式是“公私结合”。工业革命“大分流”前后的欧洲因政治分裂催生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如今交通与通信的半径扩大，竞争可在国家之间实现。竞争带来选择，而选择带来进步。“我希望中国在科技创新上走得越快越好。”

此次邀请莫基尔来华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右）陪同莫基尔在讲座现场。

莫基尔至今已培养了60位博士，被公认为经济史领域的领军人。面对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飞速演进，他认为教育的核心不再是传授固定的一套知识体系，而在于教人如何学习。而作为一位兼具历史学视野的经济学家，他出人意料地总结道：“学历史，更像学数学——关键不在于‘历史告诉我们’什么，而在于教会我们如何思考。”

1624年，英国通过《垄断法案》，首次允许“新发明”在限定时间内享有排他性使用权。1791年，法国颁布专利法，其他欧洲国家亦很快跟进。1904年，中国清廷制定《大清专利章程》，但直到1911年清朝覆灭，该章程仍未真正实施。

莫基尔用上述开启近现代工业革命的里程碑事件说明他的核心观点，即知识点亮现代增长。他关注不同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大分流”，但与前人不同，他从文化及制度角度切入。

莫基尔在演讲中指出，要让“有用知识”得以持续发现与积累，社会必须给予创造者两个保障——正向激励让创新者获得回报；同时还需要没有创新会付出代价这样的负向激励。欧洲在“有用知识”的创造与积累上日益领先，关键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制度让知识可以被“拥有”、产生收益。

他在专访中解释道，欧洲之所以依赖专利制度来激励发明家和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多来自私人部门，需要谋生。而在中国被认为盛世的唐宋时期，科研活动主要由政府承担。那些在科技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大多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的公职人员——科研是职责的一部分，而非谋生手段。

刘世锦评论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一种创新的生态。“像最近的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发涌现的。”

“政府能否推动创新？当然可以。”莫基尔分析，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与具有竞争性、市场选择的体系相比，谁更可靠？

“有用知识”的持续发展往往受政治气候影响，这是政府推动创新的挑战之一。唐宋时期，中国在造纸术、水利设施、农具等方面有大量发明，但自1200年后，中国的发明与科学发现显著减少；1500年后几乎中断，仅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少数例外。“这并非因为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而是统治者关掉了创新的开关。”莫基尔历数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元代时，忽必烈对郭守敬等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了支持。郭守敬在修建向京城运粮的主要通道通惠河（京杭运河北段）这样对统治者极为重要的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还设计了浑天仪、主持历法改革。但进入明清之后，这样的支持日渐式微。社会“稳定”与“秩序”被视为最高目标，激进思想则被视为威胁。而1750年以后，推动欧洲繁荣的恰恰是创造性破坏。

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受两种负向循环支配：一是“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收入下降；二是“政治掠夺循环”——繁荣诱发官僚贪腐与外部侵略，最终把社会拖回低水平均衡。工业革命推动突破这两种循环，约2%的年增长率，让财富增长首次建立在创新而非掠夺与再分配之上。

另一大挑战在于创新的方向。在市场化体系中，市场决定创新是否有价值，在西方国家中，70%的产出须由消费者买单。而在苏联时期，政府将资源集中投入航天与军事领域，确实取得了耀眼成果：1957年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1961年加加林乘“东方一号”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人类。但在民用科技与日常消费品领域，苏联几乎停滞。“这并无对错。”莫基尔强调，“只是决策者与市场的目标函数不同。”

而政府“挑选赢家”时，有成有败。莫基尔以法国为例说，“你有没有听说过‘迷你网’（Minitel）？”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主导推出“迷你网”，免费向上千万家庭发放终端设备，提供聊天室、电子黄页、早期电商等上千种服务。

但Minitel是封闭系统，由政府和几家指定公司控制。互联网兴起后它无法兼容也不愿开放，迅速被淘汰，2012年正式关闭。“政府在这上面花了巨额资金，最终不了了之。”莫基尔说。但政府也有成功押中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核电，如今约70%的电力来自核电——稳定、零排放且从未发生重大事故。

莫基尔总结道：“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市场往往能作出正确选择，如弗里德曼坚信‘市场最有效’。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派认为，最有效的是‘公私结合’的体系。”自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确实如此实践，政府在研发上投入巨资，尤其在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之后。但政府不直接做研发——它提供资金，由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承担执行。这种“政府创造环境，市场推动创新”的模式，在他看来最为可靠。

“技术变革与政府的关系，就像一场难言幸福婚姻中的夫妻——无法长期独处，却又无法割离。”莫基尔如此作比。

莫基尔思想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他将欧洲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归因于竞争效应。

在欧洲，对新思想的抵制与打压其实从未缺席，批判性的思想一度被斥为“异端”。欧洲何以能维持思想创新的持续活力？莫基尔指出，工业革命前后，欧洲城邦林立、彼此毗邻，当思想家在一地遭受迫害时，往往能在邻近的邦国找到容身与发声之地。

提出“地球绕太阳转”（日心说）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因其理论直接挑战教会长期奉行的“地心说”教义基础，终其一生不敢公开发表。直到他的弟子、德国人雷蒂库斯将手稿带到纽伦堡出版，《天体运行论》才得以问世。这一思想后来启发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观测天文学，并最终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为摆脱宗教与政治束缚，于1628年移居荷兰共和国，并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中完成《方法论》《几何》等著作。他在《几何》中首次用代数符号表达几何关系，创立了解析几何，打破了自古希腊欧几里得以来代数与几何分立的传统，为后来的牛顿与莱布尼茨发展微积分提供了工具基础。【编者按：中国的大统一政体在此方面利弊得失如何？弊大于利或可一论？】

莫基尔本人出生于荷兰莱顿，也曾在乌特勒支生活。他还举例：乌特勒支大学曾禁止学生学习或传播笛卡尔的理论，结果学生们收拾行囊，转到50公里外的莱顿大学。牛顿、伽利略虽未离开本国，但依靠1450年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他们与全欧洲的科学家持续互动，形成了“书信共和国”。

通过分析1450年—1750年间1185位欧洲学者的迁徙数据，莫基尔发现：学者流动性越强，创造力就越活跃。德意志、荷兰、瑞士远高于中央集权更强的法国与英国。

莫基尔指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儒家强调社会伦理与秩序；墨家重视逻辑、实用与工程技术，与日后欧洲的启蒙精神最为接近；道家则关注自然规律与经验法则。正因诸侯国长期竞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而在元朝统一中原，尤其是1368年明朝建立后，这种思想竞争逐渐消退。思想创新愈发受制于朝廷所确立的正统思想。朱熹在12世纪确立的新儒家理学，至元、明时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取代了多元论争的格局。

在10月25日的论坛上，张军扩谈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认为其一是在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如何平衡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框架，实践中往往会层层加码，导致人员、数据等跨境交流受限。”

莫基尔则将视野推向全球层面。他对财新分析：“时代变了。在近代之前，中国相对封闭——虽有耶稣会士来华、丝绸之路贸易，但国际贸易、交流总体有限。那时‘分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多数贸易、交流只能限于区域内。”

“如今世界变得更小。”他说，“万吨巨轮往返于各大洲之间。”他提到：“不久前我在德里演讲，印度经济学家们坚信印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

张军扩还表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中国需要处理好发挥新型举国优势与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

莫基尔则就中国在芯片等关键领域的努力回应，中国在新能源、电动车等诸多领域已取得惊人进展，这种势头应延伸至所有前沿领域，包括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尤其是在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背景下。我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政策”。

莫基尔耐心为热情的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签名。

“在我看来，中国越快进步、越多创新，对美国越有利。在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加大科研投入；而如今的美国政府似乎并未如此。但只要这场竞赛是和平的，只是试图制造更好、更便宜、更先进的产品，最终全人类都会受益。如果异化为关税战、贸易战，那是从竞赛走向恶性竞争。”他说。

“中国走得越快越好。”他补充道，“我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说这话。”

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对AI表示了担忧不同，2025年三位得主在获奖后均表达了对AI偏积极的看法。今年1月，阿吉翁还撰文与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商榷，对后者2024年就AI带来的生产率效应有限、但有明确的失业效应的两篇文章展开辩驳。

不过，无论从媒体、学子的发问，还是亚马逊近日裁员1.4万人等新闻看，社会对AI的担忧依然普遍。

莫基尔曾于2015年在《经济视角期刊》（JEP）上发表文章《技术焦虑史与经济增长的未来：这次会不同吗？》，指出过去200年间人们多次预测机器将夺走所有工作，但历史证据表明，长期、全面的技术性失业并未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则在颁奖词中写道，莫基尔的研究显示，AI可能强化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之间的反馈机制，从而加快“有用知识”的积累。

在他看来，每一次技术跃迁都曾遭遇抵抗。比如，中国发明印刷术比欧洲早很多年，但印刷机对欧洲而言是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很多人担心“书籍太多会让人们读太多东西、变得太聪明、引发麻烦，也可能读到低俗书籍”“世界可能因此崩塌”。但现实正相反。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随后电力、计算机等技术也曾备受质疑，却为社会带来巨大积极影响。

“AI就像一个卓越的研究助手。”他称，“17世纪科学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当研究者拥有更先进的工具时，科学便会进步——比如显微镜。”他还认为，AI的最大贡献将在于个性化，包括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以癌症治疗为例，“医生通常会对患者说，‘这种药对65%的人有效’，但患者怎么知道自己不属于那35%？”AI通过基因测序弄清患者的基因构成，再结合患者的完整病史，能够为每一位患者找出最适合的药物。“没有AI，我们处理不了如此海量的信息，也找不到这样的‘超级大数据’里的规律。”

对于技术引发的失业担忧，他回应：“确有局部、小规模的失业由技术引起，但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失业，并非因技术而起，而是源于需求不足。技术进步确实会淘汰某些职业或任务，但大多数人通常能找到其他工作。”

他回忆道，1974年，他刚到西北大学任教时，学校为他配了一位秘书，主要职责就是打字。当时，提交一篇论文需用涂改液与秘书来来回回四五遍。后来，文字处理技术普及，“有人告诉我们：‘以后你们自己打字吧’”。

秘书们后来怎样了？“她们从打字员变成了组织者——负责统筹各项事务、对接学生。说实话，教授自己打字，秘书对接学生的模式，对教授、秘书和学生三方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莫基尔笑言。如今，经济系的秘书数量与当年差不多，“但现在的工作对她们来说可能更有趣、更具挑战性。我的祖母如果在1910年被告知，她的曾孙辈会成为网络安全专家、游戏设计师，她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工作。我们无法想象未来会出现哪些新的工作”。

与技术性失业相比，他更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前在多数主要经济体，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员越来越多、领取养老金年限越来越长。“缴税及社保的人数在减少，像我这样领取退休金的人却在增加。”

他分析，解决劳动力不足大致有三种办法：提高出生率——但他认为“这极难做到”；引入移民——非洲仍有大量人愿迁出，但在政治层面“这不可行”；或许只有利用机器人来取代或辅助劳动力。

“今年夏天，美国俄勒冈州的樱桃因无人采摘而烂在树上。”他还举例，在美国，清洁酒店客房这一工作几乎全由移民完成，美国本土人愿意做的甚少。“我有两位朋友分别在研发这两类用途的机器人。”此外，越来越多老年人需要照护——从初期仅需帮助开车，到后期需要推轮椅、换尿布。“没多少人排着队想给老人换尿布。”机器人若要做这些活，需要高度智能的控制系统，“没有AI根本无法实现”。“要是美国坚持愚蠢的移民政策，那么解决劳动力短缺或许只能靠机器人了。”

至于由此可能带来对劳动者不利的收入分配加剧不平等问题，他认为，欧洲已有成熟再分配体系；而在美国，一些共和党人士正主张削弱原本就比欧洲薄弱的社会安全网。

他指出，回溯20世纪，与庞大的福利国家体系建立同时发生的，是人们的工作时长比以往大大缩短。1900年，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平均每年工作超过2900小时，一周约55小时、全年接近52周。如今，尤其在欧洲，工时降至接近每周35小时，加一年数周假期，退休后有约30年不干活。“我们能少工作，是因为机器替我们做了很多活——这就是技术变革带来的世界性变化。”

在莫基尔看来，人们的普遍担心是因当前技术变革的速度太快了，而制度跟不上。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对莫基尔说过一句话，莫基尔一直反复引用：“乔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经济史学家谈技术进步，总强调制度变迁？原因很简单：技术总在进步，但制度未必如此。历史上许多时期，制度甚至出现大幅倒退。”莫基尔直言：“当下制度可能正在倒退。比如美国国会难以作出重大的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决策需要由最高法院作出。”

谈到AI是否会被滥用于传播、军事等领域，他直言，“所有技术都是如此”。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炸药后明确说只能用于和平用途，但现实是，人们知道怎么造炸药就会用在军事上。“问题不在技术，而在我们（人类自己）。”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刘守英看来，这对新时期如何产生“有用知识”至关重要。

刘尚希分析，莫基尔的研究阐明有些知识可外化成技术、变成设备，但许多知识依附于人的大脑。中国未来的发展范式必须从以物质积累为主，转向以知识积累为主，“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落脚点，让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充分释放，构建创新驱动、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体制机制。

在AI时代下，包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等多领域人士，均表达了对应试教育恐难适应这一变革的担忧。

根据莫基尔的研究，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带来了对创新未曾预见的影响。最初设立是为削弱皇亲国戚们盘根错节的势力，起初带来了“从论出身到论才学”的转变，考核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知识、数学、天文学等；但到了清代，自然研究方向的考试内容完全消失。

在一个将“入仕”视为最重要名誉与财富来源的传统社会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准备科举考试中，而非钻研数学或医学，整个教育系统的主要目的因此演化为培养朝廷所需的官员。到了清代，科举最终成为统治阶层文人用以抵御文化创新者与异议者的手段，创新、多元、争议皆被打压。

在同期的欧洲，有专门培养年轻人“实用知识”（为其商业或工业职业道路做准备）的学院与学校。欧洲当时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其核心是批判性思维，包括对权威、先贤的质疑。

爱因斯坦曾在致量子力学的数学奠基者玻恩（Max Born）的信中写道：“我确信——上帝不掷骰子。”而量子力学的思想奠基人玻尔（Niels Bohr）则回应：“爱因斯坦，别告诉上帝该怎么做。”最终，量子力学证明微观世界充满概率与随机，成为日后半导体、激光与现代通信的理论根基。

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另一大不同是，在1450年之后，“智识先祖崇拜”逐渐瓦解。古典权威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在被实证、逻辑与实验证明有误后纷纷走下神坛。莫基尔还以他自己的族裔为例称，犹太人长期沉浸于《塔木德》等传统圣典中，因而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涌现出爱因斯坦、玻尔、冯·诺依曼等顶尖科学家。

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获奖演讲中，他提到儒家文化中“修身”“不断自我完善”的理念，并在接受财新采访中分析，这一理念或可解释东亚共享儒家文化的经济体尽管制度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理论，但仍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

2025年1月，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就一位印度企业家“每位员工都应一周工作90小时”的说法提出批评。拉詹对财新称，超长时间工作会使人身心俱疲、丧失创造力，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为了向老板证明‘我在岗’而刻意加班的人”。

在这个时代，教育应以勤奋还是创新为导向？莫基尔回应说：“鉴于当今技术变化之快，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应是教会人如何学习，本质上是‘给他们适应的工具，而非具体做事的工具’。”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尤其如此，“今天最好的编程语言可能很快就会被更好的语言取代，甚至编程也可能由AI代劳”。而教人如何持续学习，最佳路径在他看来是个性化教育。

“不管是我，还是其他老师讲课，基本是按班级中等水平来教。成绩好的学生往往早就懂了，觉得无聊；成绩差的学生听不懂，也觉得没意思。这种模式效率很低。”他继续道，“未来借助AI，可以评估每位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知道哪种学习方式最适合他——既不会塞太多导致跟不上，也不会教得太浅导致无趣。”

“我女儿在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工作，她们正在做的就是用AI给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做个性化教育。”莫基尔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表明，2岁到4岁阶段学到的东西非常关键。“赫克曼甚至曾对我说：‘到6岁时，一个人的发展就基本定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人肯定还会成长，但‘个性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莫基尔看来，指令性、实践性知识是工业革命能够突破千年经济停滞的重要工具：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有英格兰工匠约翰·威尔金森为其精密加工蒸汽缸；而15世纪的意大利博学家达·芬奇虽绘有数百张工程草图，却无人能将它们从构想变为产业现实。

但命题性知识同样重要，它能帮人避免把资源浪费在此类知识明确指出不会有结果的方向上。“牛顿就把人生大把时光浪费在了炼金术上。”莫基尔举例。从根本上说，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当时人们“发明了‘发明’的方法”。欧洲创新文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思想市场中不仅允许争议，而且争议从不停歇。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授予两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消息传来的那个早晨：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这群经济史学家终于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莫基尔回忆。

经济学圈的偏见并不鲜见，他以女性得主为例说，前40届经济学奖没有一位女性得主。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奖，但有人质疑“她是位政治学家”。2019年，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等共同获奖，亦有人说“这也不算数，不然为何要同时颁给夫妻俩？”直到2023年，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奖，才真正被认可为女性经济学家获奖。

近年来，经济史学在诺贝尔奖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尽管评委会常将奖项包装为其他领域的贡献。”莫基尔笑称，“戈尔丁因性别经济学研究获奖，但她完完全全是一位经济史学家。”2024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获奖的成果也源自经济史研究，“只不过阿西莫格鲁还活跃在经济学的其他诸多领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7年来，莫基尔也是仅有的两位在三人获奖年份中，独享一半奖金的得主，这也反映了学术思潮的转变。

作为同时精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学者，莫基尔在被问及历史研究如今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时表示：“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西北大学已拥有6名全职经济史学家。我活了很久，见证了经济学领域的变迁，理论仍然重要，但研究重心已经转向实证——无论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

经济史本质是实证学科，而且它借助新兴数据收集与生成技术不断发展。因此，研究生与年轻学者纷纷投身其中——这既是时代趋势，也因为以往无法获取的数据现在触手可及。

莫基尔在学界的引领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今年获奖领域专家恩弗洛（Kerstin Enflo）介绍，莫基尔在培养学生、激励后辈投身经济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主持人请他的学生起立，“结果半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

“经济史的前途一片光明。”莫基尔在获奖后西北大学举办的记者会上说，“因此我恳请那些尚未配备全职经济史学家的顶尖经济系聘用年轻经济史学家——我就不点名了，但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大学都在其中。”

现场哄堂大笑。他还补充道：“我们（西北大学）每年都会培养出优秀人才，今年就有三位在求职，我会竭尽全力说服这些大学聘用他们。”

“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有人张口就说‘历史告诉我们……’这句话接下来的内容很可能是错的。”他解释，“我们的世界与过去已大为不同，足够复杂、多样，因此从历史中轻易提炼的经验教训更可能带来误导，而非启迪。”

那么，读史为何仍然有用？

“在某些时候，确能提供参照。”他举例，2008年美国避免了如1930年大萧条那样的灾难，得益于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他们深刻了解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在此类危机中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学历史更像“学数学”——“不是靠类比，而是训练我们的分析能力。”“当你获得这种分析能力，就能将其运用于当下问题。”应该学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是目前已知惟一拥有‘历史意识’的物种。海豚、狗、大象虽都聪明，但我的狗对‘狗的历史’一无所知，也不在意。我们研读历史，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能给你一种新的、更广阔的视角。尤其在经济学领域，研究封建主义、马尔萨斯社会、战国时期的中国等，能让你理解人类历程的巨大丰富性与多样性——不只是你今天看到的世界，还有过去6000年的世界。”

福格尔曾对莫基尔说：“乔尔，经济学必须与经济史结合。如果经济学脱离了经济史，就好比演化生物学没有古生物学作为支撑——你会错过地球上曾存在的99.5%的物种。”在他的框架中，“有用知识”意味着知识不再只是贵族的消遣，或是先贤崇拜，而是成为改造自然、改善生活的手段。

“研究历史似乎与我强调的‘有用知识’相悖，但我们仍在读莎士比亚、读中国诗词。并非所有知识都要‘立刻有用’，那种宽阔而深刻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随时可用的工具。”他说，“学经济不能只学经济史，也不能只学计量、宏观或微观。唯有如此，一个人的视角才更完整，视野才真正开阔。”

(完）

“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专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

• 作者：王力为

• 作者身份：《财新》作者《财新》网专栏：https://opinion.caixin.com/wangliwei/index.html

• 发表日期：2025-11-03Z8

• 发表形式： 《财新周刊》 2025年11月03日第42期（封面报道），《财新》网·财新周刊频道（https://weekly.cai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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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专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王力为．2025-11-03Z8． 《财新周刊》 2025年11月03日第42期，《财新》网·财新周刊频道．https://weekly.caixin.com/2025-10-31/102377905.html?p0=#page2．

• 关键词：#莫基尔# #诺贝尔经济学家#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

• 摘要：专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

文｜财新周刊 王力为

“我的腿有点累了，在博物馆里走了三个小时——但每一分钟都值。”

这是还有几个月就将年满80岁的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参观完中国国家博物馆后，回到酒店说的第一句话。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第57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授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基尔，另一半授予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十天后，这位经济史学家按照原计划启程来华。在为期5天的中国行中，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了四场演讲、参与多场座谈，还挤出时间逛故宫、看国博——只是没来得及去颐和园。

无论是对华夏的历史，还是对中国的年轻人，莫基尔都充满热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后一场演讲，主办方特意为他准备了讲桌，但他仍全程站着讲完90分钟。问答刚开始，他竟从半米多高的讲台上跳下，双手撑在学生桌前细听提问。全场先是一阵惊呼，随即爆发出笑声与掌声。

学子们的热情同样汹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因重印需求太旺，只能婉拒译者“再润色”的请求。讲座结束不到两秒，举着书求签名的学生就把讲台围得水泄不通，引得全场又是一阵惊呼。莫基尔笑称自己“不是明星”，但这次在中国的待遇堪比超级巨星。

10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特别举行“诺奖学者人大行”仪式，党委书记张东刚为他颁发兼职教授聘书。随后，他在“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发表年度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张军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等学者，结合莫基尔的相关观点与中国经济现实作评。

2025年10月27日，为期5天的中国行最后一场讲座的问答环节，莫基尔从半米多高的讲台上跳下、到学生面前倾听提问后，索性坐在讲台上回答。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提供（下同）

此行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分别会见了莫基尔。张东刚在致辞中指出，莫基尔开创了人文与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理论，深刻揭示了知识传播、社会开放与持续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文化角度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分流之谜”给出了深刻的阐述。“他的研究启示我们，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不仅仅来自物质资本的积累，更源于文化理念、知识体系和制度环境的演进。”

莫基尔此行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在今年诺奖揭晓前的邀请。刘守英如此提炼莫基尔的贡献：“进步单单有技术并不够，还需要拥抱变革和创造性破坏的文化。”“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讲述过去的故事，而是揭示经济变迁的底层逻辑，为今日的发展寻找破局之道。”

在此行中惟一的休息日，莫基尔在国博归来后接受了财新的专访。在他看来，政府推动技术创新面临持续性、方向与“选中赢家”的多重挑战，最优模式是“公私结合”。工业革命“大分流”前后的欧洲因政治分裂催生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如今交通与通信的半径扩大，竞争可在国家之间实现。竞争带来选择，而选择带来进步。“我希望中国在科技创新上走得越快越好。”

此次邀请莫基尔来华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右）陪同莫基尔在讲座现场。

莫基尔至今已培养了60位博士，被公认为经济史领域的领军人。面对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飞速演进，他认为教育的核心不再是传授固定的一套知识体系，而在于教人如何学习。而作为一位兼具历史学视野的经济学家，他出人意料地总结道：“学历史，更像学数学——关键不在于‘历史告诉我们’什么，而在于教会我们如何思考。”

1624年，英国通过《垄断法案》，首次允许“新发明”在限定时间内享有排他性使用权。1791年，法国颁布专利法，其他欧洲国家亦很快跟进。1904年，中国清廷制定《大清专利章程》，但直到1911年清朝覆灭，该章程仍未真正实施。

莫基尔用上述开启近现代工业革命的里程碑事件说明他的核心观点，即知识点亮现代增长。他关注不同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大分流”，但与前人不同，他从文化及制度角度切入。

莫基尔在演讲中指出，要让“有用知识”得以持续发现与积累，社会必须给予创造者两个保障——正向激励让创新者获得回报；同时还需要没有创新会付出代价这样的负向激励。欧洲在“有用知识”的创造与积累上日益领先，关键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制度让知识可以被“拥有”、产生收益。

他在专访中解释道，欧洲之所以依赖专利制度来激励发明家和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多来自私人部门，需要谋生。而在中国被认为盛世的唐宋时期，科研活动主要由政府承担。那些在科技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大多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的公职人员——科研是职责的一部分，而非谋生手段。

刘世锦评论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一种创新的生态。“像最近的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发涌现的。”

“政府能否推动创新？当然可以。”莫基尔分析，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与具有竞争性、市场选择的体系相比，谁更可靠？

“有用知识”的持续发展往往受政治气候影响，这是政府推动创新的挑战之一。唐宋时期，中国在造纸术、水利设施、农具等方面有大量发明，但自1200年后，中国的发明与科学发现显著减少；1500年后几乎中断，仅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少数例外。“这并非因为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而是统治者关掉了创新的开关。”莫基尔历数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元代时，忽必烈对郭守敬等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了支持。郭守敬在修建向京城运粮的主要通道通惠河（京杭运河北段）这样对统治者极为重要的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还设计了浑天仪、主持历法改革。但进入明清之后，这样的支持日渐式微。社会“稳定”与“秩序”被视为最高目标，激进思想则被视为威胁。而1750年以后，推动欧洲繁荣的恰恰是创造性破坏。

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受两种负向循环支配：一是“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收入下降；二是“政治掠夺循环”——繁荣诱发官僚贪腐与外部侵略，最终把社会拖回低水平均衡。工业革命推动突破这两种循环，约2%的年增长率，让财富增长首次建立在创新而非掠夺与再分配之上。

另一大挑战在于创新的方向。在市场化体系中，市场决定创新是否有价值，在西方国家中，70%的产出须由消费者买单。而在苏联时期，政府将资源集中投入航天与军事领域，确实取得了耀眼成果：1957年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1961年加加林乘“东方一号”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人类。但在民用科技与日常消费品领域，苏联几乎停滞。“这并无对错。”莫基尔强调，“只是决策者与市场的目标函数不同。”

而政府“挑选赢家”时，有成有败。莫基尔以法国为例说，“你有没有听说过‘迷你网’（Minitel）？”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主导推出“迷你网”，免费向上千万家庭发放终端设备，提供聊天室、电子黄页、早期电商等上千种服务。

但Minitel是封闭系统，由政府和几家指定公司控制。互联网兴起后它无法兼容也不愿开放，迅速被淘汰，2012年正式关闭。“政府在这上面花了巨额资金，最终不了了之。”莫基尔说。但政府也有成功押中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核电，如今约70%的电力来自核电——稳定、零排放且从未发生重大事故。

莫基尔总结道：“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市场往往能作出正确选择，如弗里德曼坚信‘市场最有效’。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派认为，最有效的是‘公私结合’的体系。”自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确实如此实践，政府在研发上投入巨资，尤其在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之后。但政府不直接做研发——它提供资金，由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承担执行。这种“政府创造环境，市场推动创新”的模式，在他看来最为可靠。

“技术变革与政府的关系，就像一场难言幸福婚姻中的夫妻——无法长期独处，却又无法割离。”莫基尔如此作比。

莫基尔思想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他将欧洲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归因于竞争效应。

在欧洲，对新思想的抵制与打压其实从未缺席，批判性的思想一度被斥为“异端”。欧洲何以能维持思想创新的持续活力？莫基尔指出，工业革命前后，欧洲城邦林立、彼此毗邻，当思想家在一地遭受迫害时，往往能在邻近的邦国找到容身与发声之地。

提出“地球绕太阳转”（日心说）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因其理论直接挑战教会长期奉行的“地心说”教义基础，终其一生不敢公开发表。直到他的弟子、德国人雷蒂库斯将手稿带到纽伦堡出版，《天体运行论》才得以问世。这一思想后来启发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观测天文学，并最终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为摆脱宗教与政治束缚，于1628年移居荷兰共和国，并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中完成《方法论》《几何》等著作。他在《几何》中首次用代数符号表达几何关系，创立了解析几何，打破了自古希腊欧几里得以来代数与几何分立的传统，为后来的牛顿与莱布尼茨发展微积分提供了工具基础。【编者按：中国的大统一政体在此方面利弊得失如何？弊大于利或可一论？】

莫基尔本人出生于荷兰莱顿，也曾在乌特勒支生活。他还举例：乌特勒支大学曾禁止学生学习或传播笛卡尔的理论，结果学生们收拾行囊，转到50公里外的莱顿大学。牛顿、伽利略虽未离开本国，但依靠1450年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他们与全欧洲的科学家持续互动，形成了“书信共和国”。

通过分析1450年—1750年间1185位欧洲学者的迁徙数据，莫基尔发现：学者流动性越强，创造力就越活跃。德意志、荷兰、瑞士远高于中央集权更强的法国与英国。

莫基尔指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儒家强调社会伦理与秩序；墨家重视逻辑、实用与工程技术，与日后欧洲的启蒙精神最为接近；道家则关注自然规律与经验法则。正因诸侯国长期竞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而在元朝统一中原，尤其是1368年明朝建立后，这种思想竞争逐渐消退。思想创新愈发受制于朝廷所确立的正统思想。朱熹在12世纪确立的新儒家理学，至元、明时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取代了多元论争的格局。

在10月25日的论坛上，张军扩谈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认为其一是在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如何平衡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框架，实践中往往会层层加码，导致人员、数据等跨境交流受限。”

莫基尔则将视野推向全球层面。他对财新分析：“时代变了。在近代之前，中国相对封闭——虽有耶稣会士来华、丝绸之路贸易，但国际贸易、交流总体有限。那时‘分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多数贸易、交流只能限于区域内。”

“如今世界变得更小。”他说，“万吨巨轮往返于各大洲之间。”他提到：“不久前我在德里演讲，印度经济学家们坚信印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

张军扩还表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中国需要处理好发挥新型举国优势与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

莫基尔则就中国在芯片等关键领域的努力回应，中国在新能源、电动车等诸多领域已取得惊人进展，这种势头应延伸至所有前沿领域，包括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尤其是在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背景下。我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政策”。

莫基尔耐心为热情的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签名。

“在我看来，中国越快进步、越多创新，对美国越有利。在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加大科研投入；而如今的美国政府似乎并未如此。但只要这场竞赛是和平的，只是试图制造更好、更便宜、更先进的产品，最终全人类都会受益。如果异化为关税战、贸易战，那是从竞赛走向恶性竞争。”他说。

“中国走得越快越好。”他补充道，“我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说这话。”

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对AI表示了担忧不同，2025年三位得主在获奖后均表达了对AI偏积极的看法。今年1月，阿吉翁还撰文与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商榷，对后者2024年就AI带来的生产率效应有限、但有明确的失业效应的两篇文章展开辩驳。

不过，无论从媒体、学子的发问，还是亚马逊近日裁员1.4万人等新闻看，社会对AI的担忧依然普遍。

莫基尔曾于2015年在《经济视角期刊》（JEP）上发表文章《技术焦虑史与经济增长的未来：这次会不同吗？》，指出过去200年间人们多次预测机器将夺走所有工作，但历史证据表明，长期、全面的技术性失业并未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则在颁奖词中写道，莫基尔的研究显示，AI可能强化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之间的反馈机制，从而加快“有用知识”的积累。

在他看来，每一次技术跃迁都曾遭遇抵抗。比如，中国发明印刷术比欧洲早很多年，但印刷机对欧洲而言是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很多人担心“书籍太多会让人们读太多东西、变得太聪明、引发麻烦，也可能读到低俗书籍”“世界可能因此崩塌”。但现实正相反。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随后电力、计算机等技术也曾备受质疑，却为社会带来巨大积极影响。

“AI就像一个卓越的研究助手。”他称，“17世纪科学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当研究者拥有更先进的工具时，科学便会进步——比如显微镜。”他还认为，AI的最大贡献将在于个性化，包括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以癌症治疗为例，“医生通常会对患者说，‘这种药对65%的人有效’，但患者怎么知道自己不属于那35%？”AI通过基因测序弄清患者的基因构成，再结合患者的完整病史，能够为每一位患者找出最适合的药物。“没有AI，我们处理不了如此海量的信息，也找不到这样的‘超级大数据’里的规律。”

对于技术引发的失业担忧，他回应：“确有局部、小规模的失业由技术引起，但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失业，并非因技术而起，而是源于需求不足。技术进步确实会淘汰某些职业或任务，但大多数人通常能找到其他工作。”

他回忆道，1974年，他刚到西北大学任教时，学校为他配了一位秘书，主要职责就是打字。当时，提交一篇论文需用涂改液与秘书来来回回四五遍。后来，文字处理技术普及，“有人告诉我们：‘以后你们自己打字吧’”。

秘书们后来怎样了？“她们从打字员变成了组织者——负责统筹各项事务、对接学生。说实话，教授自己打字，秘书对接学生的模式，对教授、秘书和学生三方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莫基尔笑言。如今，经济系的秘书数量与当年差不多，“但现在的工作对她们来说可能更有趣、更具挑战性。我的祖母如果在1910年被告知，她的曾孙辈会成为网络安全专家、游戏设计师，她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工作。我们无法想象未来会出现哪些新的工作”。

与技术性失业相比，他更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前在多数主要经济体，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员越来越多、领取养老金年限越来越长。“缴税及社保的人数在减少，像我这样领取退休金的人却在增加。”

他分析，解决劳动力不足大致有三种办法：提高出生率——但他认为“这极难做到”；引入移民——非洲仍有大量人愿迁出，但在政治层面“这不可行”；或许只有利用机器人来取代或辅助劳动力。

“今年夏天，美国俄勒冈州的樱桃因无人采摘而烂在树上。”他还举例，在美国，清洁酒店客房这一工作几乎全由移民完成，美国本土人愿意做的甚少。“我有两位朋友分别在研发这两类用途的机器人。”此外，越来越多老年人需要照护——从初期仅需帮助开车，到后期需要推轮椅、换尿布。“没多少人排着队想给老人换尿布。”机器人若要做这些活，需要高度智能的控制系统，“没有AI根本无法实现”。“要是美国坚持愚蠢的移民政策，那么解决劳动力短缺或许只能靠机器人了。”

至于由此可能带来对劳动者不利的收入分配加剧不平等问题，他认为，欧洲已有成熟再分配体系；而在美国，一些共和党人士正主张削弱原本就比欧洲薄弱的社会安全网。

他指出，回溯20世纪，与庞大的福利国家体系建立同时发生的，是人们的工作时长比以往大大缩短。1900年，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平均每年工作超过2900小时，一周约55小时、全年接近52周。如今，尤其在欧洲，工时降至接近每周35小时，加一年数周假期，退休后有约30年不干活。“我们能少工作，是因为机器替我们做了很多活——这就是技术变革带来的世界性变化。”

在莫基尔看来，人们的普遍担心是因当前技术变革的速度太快了，而制度跟不上。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对莫基尔说过一句话，莫基尔一直反复引用：“乔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经济史学家谈技术进步，总强调制度变迁？原因很简单：技术总在进步，但制度未必如此。历史上许多时期，制度甚至出现大幅倒退。”莫基尔直言：“当下制度可能正在倒退。比如美国国会难以作出重大的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决策需要由最高法院作出。”

谈到AI是否会被滥用于传播、军事等领域，他直言，“所有技术都是如此”。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炸药后明确说只能用于和平用途，但现实是，人们知道怎么造炸药就会用在军事上。“问题不在技术，而在我们（人类自己）。”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刘守英看来，这对新时期如何产生“有用知识”至关重要。

刘尚希分析，莫基尔的研究阐明有些知识可外化成技术、变成设备，但许多知识依附于人的大脑。中国未来的发展范式必须从以物质积累为主，转向以知识积累为主，“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落脚点，让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充分释放，构建创新驱动、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体制机制。

在AI时代下，包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等多领域人士，均表达了对应试教育恐难适应这一变革的担忧。

根据莫基尔的研究，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带来了对创新未曾预见的影响。最初设立是为削弱皇亲国戚们盘根错节的势力，起初带来了“从论出身到论才学”的转变，考核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知识、数学、天文学等；但到了清代，自然研究方向的考试内容完全消失。

在一个将“入仕”视为最重要名誉与财富来源的传统社会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准备科举考试中，而非钻研数学或医学，整个教育系统的主要目的因此演化为培养朝廷所需的官员。到了清代，科举最终成为统治阶层文人用以抵御文化创新者与异议者的手段，创新、多元、争议皆被打压。

在同期的欧洲，有专门培养年轻人“实用知识”（为其商业或工业职业道路做准备）的学院与学校。欧洲当时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其核心是批判性思维，包括对权威、先贤的质疑。

爱因斯坦曾在致量子力学的数学奠基者玻恩（Max Born）的信中写道：“我确信——上帝不掷骰子。”而量子力学的思想奠基人玻尔（Niels Bohr）则回应：“爱因斯坦，别告诉上帝该怎么做。”最终，量子力学证明微观世界充满概率与随机，成为日后半导体、激光与现代通信的理论根基。

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另一大不同是，在1450年之后，“智识先祖崇拜”逐渐瓦解。古典权威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在被实证、逻辑与实验证明有误后纷纷走下神坛。莫基尔还以他自己的族裔为例称，犹太人长期沉浸于《塔木德》等传统圣典中，因而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涌现出爱因斯坦、玻尔、冯·诺依曼等顶尖科学家。

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获奖演讲中，他提到儒家文化中“修身”“不断自我完善”的理念，并在接受财新采访中分析，这一理念或可解释东亚共享儒家文化的经济体尽管制度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理论，但仍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

2025年1月，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就一位印度企业家“每位员工都应一周工作90小时”的说法提出批评。拉詹对财新称，超长时间工作会使人身心俱疲、丧失创造力，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为了向老板证明‘我在岗’而刻意加班的人”。

在这个时代，教育应以勤奋还是创新为导向？莫基尔回应说：“鉴于当今技术变化之快，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应是教会人如何学习，本质上是‘给他们适应的工具，而非具体做事的工具’。”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尤其如此，“今天最好的编程语言可能很快就会被更好的语言取代，甚至编程也可能由AI代劳”。而教人如何持续学习，最佳路径在他看来是个性化教育。

“不管是我，还是其他老师讲课，基本是按班级中等水平来教。成绩好的学生往往早就懂了，觉得无聊；成绩差的学生听不懂，也觉得没意思。这种模式效率很低。”他继续道，“未来借助AI，可以评估每位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知道哪种学习方式最适合他——既不会塞太多导致跟不上，也不会教得太浅导致无趣。”

“我女儿在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工作，她们正在做的就是用AI给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做个性化教育。”莫基尔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表明，2岁到4岁阶段学到的东西非常关键。“赫克曼甚至曾对我说：‘到6岁时，一个人的发展就基本定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人肯定还会成长，但‘个性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莫基尔看来，指令性、实践性知识是工业革命能够突破千年经济停滞的重要工具：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有英格兰工匠约翰·威尔金森为其精密加工蒸汽缸；而15世纪的意大利博学家达·芬奇虽绘有数百张工程草图，却无人能将它们从构想变为产业现实。

但命题性知识同样重要，它能帮人避免把资源浪费在此类知识明确指出不会有结果的方向上。“牛顿就把人生大把时光浪费在了炼金术上。”莫基尔举例。从根本上说，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当时人们“发明了‘发明’的方法”。欧洲创新文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思想市场中不仅允许争议，而且争议从不停歇。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授予两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消息传来的那个早晨：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这群经济史学家终于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莫基尔回忆。

经济学圈的偏见并不鲜见，他以女性得主为例说，前40届经济学奖没有一位女性得主。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奖，但有人质疑“她是位政治学家”。2019年，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等共同获奖，亦有人说“这也不算数，不然为何要同时颁给夫妻俩？”直到2023年，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奖，才真正被认可为女性经济学家获奖。

近年来，经济史学在诺贝尔奖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尽管评委会常将奖项包装为其他领域的贡献。”莫基尔笑称，“戈尔丁因性别经济学研究获奖，但她完完全全是一位经济史学家。”2024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获奖的成果也源自经济史研究，“只不过阿西莫格鲁还活跃在经济学的其他诸多领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7年来，莫基尔也是仅有的两位在三人获奖年份中，独享一半奖金的得主，这也反映了学术思潮的转变。

作为同时精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学者，莫基尔在被问及历史研究如今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时表示：“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西北大学已拥有6名全职经济史学家。我活了很久，见证了经济学领域的变迁，理论仍然重要，但研究重心已经转向实证——无论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

经济史本质是实证学科，而且它借助新兴数据收集与生成技术不断发展。因此，研究生与年轻学者纷纷投身其中——这既是时代趋势，也因为以往无法获取的数据现在触手可及。

莫基尔在学界的引领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今年获奖领域专家恩弗洛（Kerstin Enflo）介绍，莫基尔在培养学生、激励后辈投身经济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主持人请他的学生起立，“结果半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

“经济史的前途一片光明。”莫基尔在获奖后西北大学举办的记者会上说，“因此我恳请那些尚未配备全职经济史学家的顶尖经济系聘用年轻经济史学家——我就不点名了，但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大学都在其中。”

现场哄堂大笑。他还补充道：“我们（西北大学）每年都会培养出优秀人才，今年就有三位在求职，我会竭尽全力说服这些大学聘用他们。”

“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有人张口就说‘历史告诉我们……’这句话接下来的内容很可能是错的。”他解释，“我们的世界与过去已大为不同，足够复杂、多样，因此从历史中轻易提炼的经验教训更可能带来误导，而非启迪。”

那么，读史为何仍然有用？

“在某些时候，确能提供参照。”他举例，2008年美国避免了如1930年大萧条那样的灾难，得益于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他们深刻了解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在此类危机中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学历史更像“学数学”——“不是靠类比，而是训练我们的分析能力。”“当你获得这种分析能力，就能将其运用于当下问题。”应该学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是目前已知惟一拥有‘历史意识’的物种。海豚、狗、大象虽都聪明，但我的狗对‘狗的历史’一无所知，也不在意。我们研读历史，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能给你一种新的、更广阔的视角。尤其在经济学领域，研究封建主义、马尔萨斯社会、战国时期的中国等，能让你理解人类历程的巨大丰富性与多样性——不只是你今天看到的世界，还有过去6000年的世界。”

福格尔曾对莫基尔说：“乔尔，经济学必须与经济史结合。如果经济学脱离了经济史，就好比演化生物学没有古生物学作为支撑——你会错过地球上曾存在的99.5%的物种。”在他的框架中，“有用知识”意味着知识不再只是贵族的消遣，或是先贤崇拜，而是成为改造自然、改善生活的手段。

“研究历史似乎与我强调的‘有用知识’相悖，但我们仍在读莎士比亚、读中国诗词。并非所有知识都要‘立刻有用’，那种宽阔而深刻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随时可用的工具。”他说，“学经济不能只学经济史，也不能只学计量、宏观或微观。唯有如此，一个人的视角才更完整，视野才真正开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