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

11年前，2013年12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来京参加“经济学发展与中国发展”会议的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教授当时还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出了政策建议，后被收录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

11年后，2024年10月14日，MIT经济系教授、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领军人物达龙·阿西莫格鲁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这样写道，“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再次学习阿西莫格鲁教授11年前的报告，并结合2012年两会记者会上温总理的一段讲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以及近11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思考。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

（达龙·阿西莫格鲁）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近七亿人脱离贫困。这一重大成就显然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我相信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怎样成功超越许多其他国家这一课题，将是学术界持续的研究热点。

尽管成绩斐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引擎却不难理解。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给人民提供了巨大激励和机会，将之前大大消耗和误用了的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按照我与詹姆斯·罗宾逊合作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一书中的术语，中国的经济增长源于逐步朝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方向进行的改革。

然而正如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指出，之前的经济改革是不完全的，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进一步进行经济改革。尽管改革计划目标宏伟，并且对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仍然是不完整的。这个课题的主要结论，出版于《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该书着重指出，对于经济增长，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同样重要，原因如下:首先，没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可能完全包容。因为前者保证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更加平等，防止政治权力为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垄断:其次，经济制度的持久性需要政治制度来保证，因为后者可以保证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激励以及机会沿着稳定的路径发展。

对于我们的研究，一个正常的反应是，既然中国在没有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表现惊人，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在同一个制度框架下成功延续。我不认为这个反应是正确的。尽管中国的增长表现为世人尊重，但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挑战将比过去三十五年复杂得多。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发端于农业部门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其后工业部门开始了“追赶式增长”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而追赶式增长其实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增长模式，因为与创新驱动型增长相比，追赶式增长不需要创造新的产品和技术，而只需要通过科技引进、改造和完善现有技术，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增长。具体到中国，比较优势显然是相对高水平的、富余而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赶超之路不能永远走下去。其他赶超阶段成功国家的数据显示，当这类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的35-50%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变缓，一些国家还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赶超式增长与其下一阶段的增长模式，即创新驱动型增长，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个阶段可以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制度框架下发生，不需要激励个人和企业去创新，也不需要像后一个阶段那样，让市场对无效率的企业进行无情的惩罚。因而在前一个阶段，大的、甚至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只要有资源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就可以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恰恰就是这些企业，由于其低效率和政治上的联系，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那么什么条件有助于创新驱动型增长呢？具有完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核心，这意味着包容性即使出现一点暇疵，也会影响创新。举例来说，微小的行业进入壁垒或影响公平的管制，会使得具有新的想法和发明的企业很难与现存的、相对低效率的以及创新程度相对低的企业去竞争。良好的创新激励环境同样很重要。在一个权力自上而下逐级递减，政治权力分布不均的社会中，社会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从现存的阶层等级体系中得到某种奖励，而这种奖励不是针对创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者只能循规蹈矩，不敢打破现有秩序，大胆进行革命性的创新，而这恰恰是中国下一阶段增长的引擎。

简而言之，朝着包容性经济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小步伐的改革，对于赶超式增长可能足够了，但对于创新驱动型增长却是远远不够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还有时间去改革，但是剩下的这些时间必须好好利用。中国的领导宣布了雄心壮志的改革计划，同时也高度关注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成功；而朝着包容性方向的政治制度改革，可以使经济制度更具包容性，同时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方式，也减少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当执政者的权力受到约束时，失去权力的后果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我本人的研究，以及与我一起访问的托尔斯腾·佩尔松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增长离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越来越近，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跨越这一转折点，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轨迹，但这需要现在做出相对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文章摘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

11年前，2013年12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来京参加“经济学发展与中国发展”会议的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教授当时还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出了政策建议，后被收录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

11年后，2024年10月14日，MIT经济系教授、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领军人物达龙·阿西莫格鲁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这样写道，“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再次学习阿西莫格鲁教授11年前的报告，并结合2012年两会记者会上温总理的一段讲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以及近11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思考。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

（达龙·阿西莫格鲁）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近七亿人脱离贫困。这一重大成就显然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我相信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怎样成功超越许多其他国家这一课题，将是学术界持续的研究热点。

尽管成绩斐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引擎却不难理解。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给人民提供了巨大激励和机会，将之前大大消耗和误用了的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按照我与詹姆斯·罗宾逊合作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一书中的术语，中国的经济增长源于逐步朝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方向进行的改革。

然而正如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指出，之前的经济改革是不完全的，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进一步进行经济改革。尽管改革计划目标宏伟，并且对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仍然是不完整的。这个课题的主要结论，出版于《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该书着重指出，对于经济增长，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同样重要，原因如下:首先，没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可能完全包容。因为前者保证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更加平等，防止政治权力为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垄断:其次，经济制度的持久性需要政治制度来保证，因为后者可以保证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激励以及机会沿着稳定的路径发展。

对于我们的研究，一个正常的反应是，既然中国在没有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表现惊人，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在同一个制度框架下成功延续。我不认为这个反应是正确的。尽管中国的增长表现为世人尊重，但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挑战将比过去三十五年复杂得多。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发端于农业部门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其后工业部门开始了“追赶式增长”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而追赶式增长其实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增长模式，因为与创新驱动型增长相比，追赶式增长不需要创造新的产品和技术，而只需要通过科技引进、改造和完善现有技术，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增长。具体到中国，比较优势显然是相对高水平的、富余而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赶超之路不能永远走下去。其他赶超阶段成功国家的数据显示，当这类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的35-50%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变缓，一些国家还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赶超式增长与其下一阶段的增长模式，即创新驱动型增长，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个阶段可以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制度框架下发生，不需要激励个人和企业去创新，也不需要像后一个阶段那样，让市场对无效率的企业进行无情的惩罚。因而在前一个阶段，大的、甚至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只要有资源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就可以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恰恰就是这些企业，由于其低效率和政治上的联系，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那么什么条件有助于创新驱动型增长呢？具有完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核心，这意味着包容性即使出现一点暇疵，也会影响创新。举例来说，微小的行业进入壁垒或影响公平的管制，会使得具有新的想法和发明的企业很难与现存的、相对低效率的以及创新程度相对低的企业去竞争。良好的创新激励环境同样很重要。在一个权力自上而下逐级递减，政治权力分布不均的社会中，社会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从现存的阶层等级体系中得到某种奖励，而这种奖励不是针对创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者只能循规蹈矩，不敢打破现有秩序，大胆进行革命性的创新，而这恰恰是中国下一阶段增长的引擎。

简而言之，朝着包容性经济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小步伐的改革，对于赶超式增长可能足够了，但对于创新驱动型增长却是远远不够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还有时间去改革，但是剩下的这些时间必须好好利用。中国的领导宣布了雄心壮志的改革计划，同时也高度关注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成功；而朝着包容性方向的政治制度改革，可以使经济制度更具包容性，同时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方式，也减少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当执政者的权力受到约束时，失去权力的后果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我本人的研究，以及与我一起访问的托尔斯腾·佩尔松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增长离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越来越近，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跨越这一转折点，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轨迹，但这需要现在做出相对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文章摘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