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给唐代散文留了两个名额，那就是韩愈、柳宗元。

算来算去，也就是这两位了。但他们两位对唐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发起了所谓“古文运动”，喝阻了流行了几代的恶劣文风。他们忙着防疫、驱瘴、消毒、疗疾、清扫，一时还难于进行大规模的创新。如果以“除弊兴利”这四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前面两个字。自己的散文创作，只是在做改革的正面示范。

为什么这两位杰出人物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来除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文化流行病实在太顽强了。不需要什么条件，就能大规模“疯长”，而且世俗追捧，朝廷嘉许，一不留神就已经汹涌澎湃。真正的文化之魂，只能在汹涌澎湃中衰竭、挣扎。

这种文化流行病从汉到唐，一代代生生不息。韩愈、柳宗元只能以更老的朝代来对付，也就是提倡从诸子百家到汉代的健康文风，因此叫“古文运动”，其实不是以古压今，而是以正压邪。

这种文化流行病，直到现代还在得势，那就是由大话、空话、套话、老话、假话合成的排比、对仗、华丽、夸张。上上下下都钻在里面乐此不疲，即便韩愈、柳宗元活过来，也会束手无策。

苏东坡曾经赞扬韩愈的除弊之举，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也就是说，用批判之力把中国文学拉出了长期衰竭。但是扭转了衰势未必立即就能出现盛世，因此苏东坡又在另一个地方悄声说，唐代没有什么文章，要说也只有韩愈的那篇《送李愿归盘谷序》。

我也觉得韩愈那些著名的散文像《原道》、《原性》、《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都太靠近论文了，缺少文学色彩，倒真是苏东坡说的这篇好得多。

相比之下，比韩愈小五岁的柳宗元，散文成就更高。尤其那些山水游记，把冷僻优美的自然风光描写得极其精致，却又处处融入身心意态，成为历史上同类作品的可爱典范。对比之下，一直被贬于永州、柳州又中年早逝的柳宗元，在文学生态上，比长期在京城为官并担任文坛领袖的韩愈，更纯粹、更真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特别幽默而又内涵宏大的，是那篇《愚溪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