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政治已经成为当今投资市场最大的Alpha驱动因子。

美国似乎正走在蒂尔主义的路上，而东大，存在着政治上发生惊天巨变的必要性和驱动力——这可能也存在巨大波动性收益的空间，虽然，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完全看不出迹象。

从技术和社会的范式演变角度看，东大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结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其对生产具有决定性支配作用的-其要素的配置与使用，一定是政治的核心，社会权力也会围绕该政治秩序进行组织。如同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和宗亲国家与之相匹配；工业社会，金融制度或计划调控制度与民族国家相匹配。

今天，信息/数据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包括在生产和军事上，不管蒂尔主义（其反对者所声称的技术封建主义）会将美国带向何方，在美国数字权力正在站上政治舞台，在范式演化上是相匹配的。

而东大的威权政治(其实更像宫廷政治，高度集中/难以预期)，其作用的重心，还在土地和城乡、工业生产要素等上面，是一种介于农业社会后期和工业社会前期的政治结构，和当下社会的经济基础相扭曲。对于如何结合数字权力，完全看不到路径和蓝图。是否会有一条新路——比如国家大数据式计划经济之类？但这类的路，会加剧东大当下政治上的扭曲，可能会引发未知的剧烈权力冲突。

在政治实务上，数字权力和大数据治理务必需要技术官僚层面的全面配合，但今天东大的技术官僚普遍采取了装傻充愣观望不前的态度，对技术官僚的使用上，在顶层可能陷入了一个死局：如同满清贵族对洋务派的使用，势必会使洋务派做大，但是如果不重用，满清的衰退日益严重。

一个不大确定的因素是，AI的发展会对政治权力带来何种影响，尚待观察。

在现有东升西降的论述中，卢麟元的观点算是最具有理性和分析逻辑的了，但其存在隐含前提“静止的政治决定论”，忽略统治阶层的行动对系统造成的扰动；另一个就是忽略了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而这个可能是致命的。

短期内，与技术发展相匹配的范式演变，其影响可能会是决定性的，东大当下的政治结构扭曲会愈加严重。从长期看，更大层面的科学技术正在面临停滞（AI依然是过去技术的延续，而非重大的科学进步），以及数字层面的全球化加速，可能会驱动中世纪2.0的来临，而此时经过千年儒家熏陶的东大非常具有优势：都是在没有增量的封闭环境中，如何尽可能容纳更多人口的社会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