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
“我们应当聆听的伟大思想绝不仅限于西方。但要聆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思想，就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而我们又无法学习所有的语言，这是我们的不幸！”（施特劳斯《何为自由教育》）
无论我们如何去解读孔子，孔子都在“那儿”，无论我们如何去高山仰止孔子，我们仍然无法“仰止”。好古从来不是一种对于未经历过的时代向往有“恶”趣，无论我们如何景仰一些辉煌时代，还是对当世之境更加的留恋，好古更像是源于我们对当下的困惑。而这种“惑”可能在过去的每一代，他们的当时之境也一样面临。即便我们与哲人同生活于同一时空之中，由于信息与心智的不对等，我们也仍然无法去从哲人那儿得到教诲。囿于现实的原因：哲人无法脱离于他生活的环境而独立存在，为了让生命更多的维系以完成最重要的事，哲人退而求其认为最重要的事，哲人的眼光更多着眼于未来的数代。甚至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哲人影响的不止是一个民族的数代，更可能是很多民族的数代，更甚的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某些运行的必然法则由哲人的顿悟而来。但哲人首先也缘于他对他的时代的深刻了解，在再三平衡中选择一种处理最重要事务的路径。哲人超越了他要在当世获取最大承认的抱负，哲人也不冀望于未来会对他有更大的承认。哲人清楚如果他们把所握对于最重要的事物的判断的话，那未来他的名字将会一次次被提及。哲人的探究的目的还不在于此，这只是他伟大探究的附加之物或看不见的神祇给哲人孤寂的人生的最大的奖赏。许多重大的疑惑即便过了几十代，仍然没有最至理的最佳答案，哲人也无从下手，但仅凭发现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哲人俨然无可否认地就是哲人。
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发显得问题与回答简洁；越是重大的问题，问比答显得更加重要。由于有些问题即便绵延数千年，也无法有一个让人感觉接近其真本的答案。最早提出问题的人，也一定是代表了更多的人莫名的巨大困惑，更何况有些问题是每个人都在内心一辈子都在打个问号，寻求得到解答。两个哲人之间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看，更像是思想交锋。而面对重大问题的对话，常常产生在哲人与那些对重大问题有无尽的困惑的次哲人之间，亦或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甚至是，有些重要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人，虽然没有答案，但某种意义上，其内心的思索和探究，也在某种意上比那些提出答案的人更加的深入。
有些学生是注定可能未来是一定会在某些智识上超越他的老师的。颜渊是那个在心智上最接近作为哲人孔子的心境的。作为哲人的孔子，是不是已察审到颜渊未来必将在智识上超越于他？甚至在颜渊还是一位初入门下的学生时，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特质，也预示着某些孔子自叹无法达其心境的自歉。
在《论语》里，有一个字，显得是那么的重要而又难以触及，从孔子起，后延两千多年，多少学者穷其一心，也力图接近孔子所要最终表达的，遗憾的是，针对不同的人，孔子的回答不尽一致，甚至有些提出问题者，孔子的回答看似平淡无奇。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仁”？
孔子的多个学生都向孔子请教过什么是仁。孔子可能也不清楚真正的仁是什么，可孔子一定知道对于不同心性的人来说，对仁的恰当的内部阐释对提出什么是仁的人来说，一定意味着什么。孔子采取了一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法，针对独立的个体，以及学生的修为、个性等，回复关于仁的意义，显得其释义更像是针对那个提问者的修身而量身定做一般。同一个问题，有如此多的答案，那一定意味着孔子在针对提出问题的人而因人而答。哲人谨慎对待在属人的问题上，对于不同的个体，其答案是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哲人承认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质料上的不一样性的必然存在。质料也难以同一存在。哲人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做法，可能缘于哲人对个体有极大的尊重，同时，哲人清楚，谈话的对象一旦有问题，将意味着不光施教成了一种折磨，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种麻烦有些会把哲人的生命给耗尽。但由于人生的不可琢磨性，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遇上什么样的质料，哲人亦如其他人一样，他也无法控制这些冥冥中的天意所在。纵然哲人可以花一定的时间，去做适当的甄别，对于短暂的生命而言，也有可能就是哲人活于世间的一种必然性宿命。哲人最大的不同之处还是会反求诸己，其实每个人都在反求诸己：尽最大可能直面内心的各种横冲直撞。
仁，从最早的象形文字上看，我们能看到，更像是一个人在前面赶马车，后面的两横，上横是人坐在车上，下横是马车主要构成。其承担莫大的责任，而作为赶车的人，最重要的是平安对马进行驾驭，把人送到他要去的地方。各种机缘凑巧，总是有人会坐在赶车的位置，车上的人的性命和能否能安全到达他所要去的终点，在一切外在环境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就取决于相信赶车的人。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存在外在的各种状况，如天气恶劣，刮风下雨，与其他马车之间的冲撞进等等，有些情况是赶车的人能轻松应对，有些是他无法应对的。但即便面临如果命运非要让人处于无法应对的环境下，我们唯一能做的还是在于反求诸己。在孔子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孔子在他面前也自叹无法在某些控制上超越于他，仁更像是一种行动准则。从某种意义上看，仁更像是一种行动，正因是不断变化的行动状态，可能一个人在仁行时，未必意识到他的行为是真正的仁。而旁观者却看出其间的意义所在。颜回就是那位在行中最接近孔子认为的最高的仁的那一位。一位老师打心里赞美自己的学生，无论是当面还是与他人的交谈中，以及在其他的学生面前，无疑是对一个学生最大的认同。孔子一定看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身为老师的自己也无法企及的。即便是无法企及，光凭识人，孔子已经是超越了很多哲人。所以，在孔子所有的学生问仁中，颜回的问仁，孔子的回答，更像是一种关于仁的最高的行为的语言上的总结。
孔子回答颜渊的问仁，首先更像是孔子对颜渊的赞美，而不是孔子对颜渊的教诲，也就是说，通过颜渊的行，孔子得到了关于什么是“仁”的最触达根基的顿悟。
我们不禁要问：颜回究竟在行上有何重大的与其他同门不一样的地方，以至于能获得孔子最高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孔子从颜回行中在理论的总结上受益良多。孔子的其他的学生中，若干在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颜回一生没有从事过任何官职。也没有留下的著作，只有在论语中的只言片语，却不光是得到了孔子最高的肯定，甚至是同门师兄弟中，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师弟如子贡、曾长，都对颜回钦佩有加。如果颜回的行动本身诠释了对于反观自身什么是最好的仁，那对于有志于试图去探究社会运行的本质的孔子来说，只是事物运行的一面，即对自身要求的一面，这一面尽管也很难。一个人不断去求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他对学问本身就天生的痴迷？还是要通过增长自身的技能，应用于其他场境中，以求得名，以求得利，或者名利双收？在孔子的学生中，有众多的跟随在孔子身边，从老师那学到技能去攻城拔寨之人，看似取得了成就，却助一国去取另一国之人的性命。如果孔子满足于教出更多的以战胜他人为乐的出类拔萃的人，孔子就不是我们看到的万世师表的孔子了。
可以说，从修身的角度看，颜回已达到了一种最高的标准，这种标准既不冀望获取他人的赞美，也不会把自己置于一种某种一定要通过什么手段过上舒适生活的刻意追求，而是一种随遇而安，不刻意追求口腹之欲，也不肆意影响他人的言行。一切只从自身去探究。一生只是在智识上不断去接近本真，于某些时候或更多时候对自身肉身的关照，只要不影响其正常的探究，食得以饱腹，可能就相当满足的状态。作为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人间烟火的生活，或许一生为一个家庭的几口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即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可能这种追求很多人穷其一生也难以达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遗憾的人生，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即便是某些力所能及之事，作为个体的我们做不到，却会有意无意，潜意识也好，下意识也罢，要求我们之外的环境和人去为我们做到。甚至当这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我们会莫名生气，或悲叹命运之不公，社会之不公，他人之不是，但从不把不满加诸我们自身。更进一步的是，有些人打着铲除不公之名，推行自身的意志，结果常常是，旧的不公非但没有消除，新的更多的不公随之而来产生。而人要承认自己的失误之举很难，我们的经验常常与我们的行动不在同时，或是理论先于行动，却指导出了最坏的行动，或者是行动先于理论，但又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即使事后弥补，伤害已是既成事实。更多的是，当值此窘境，我们更多的认为是我们之外的原因。
颜回就是那位在自身的修为上“反求诸己”最好的践行者。可以说，由于我们承认对于至亲之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时，反求诸己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独立个体自身的舒适，并不意味着这种尺度也适用于我们在乎的人，尽管我们在乎某些人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舒适感而服务。所以，要么我们选择一种折衷的做法：尽最大的可能创造一种环境，去适应我们在乎的人所向往的环境。 我们很多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这种占大数的群体的努力，无形中反而成为一个社会在物质方面，甚至是文化方面，不断往前创造丰富性的最大的动力之源了。所以，更多时候，为我们所在乎的具像化的个体所向往的世俗的生活，成了一个社会不断繁荣的基础。我们一生在乎于最在乎的人对我们自身的承认，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很难走出这个谜圈，甚至作为哲人的孔子，也常常困惑于此。最“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追求乐此不疲，穷其一生，仍怨无悔，还可能引以为傲。当如颜回一般“只要饿不死，吃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冻不死，睡哪儿都一样“、“只要接近事物运行的最佳之道，一路身心上的苦难好像都是一种美好”这样的人出现，我们不由得发出莫名的惊叹，因为可能百万人中，可能只有一个这样的人，甚至是数代人中，能出现这样一个人亦相当了不起。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纵是一种幸事，也因由于世俗的追求太过强大，也会把这种人归于一种只知自身观照自身的另类。即便翻烂整部《论语》，在孔子所有的学生中，加上孔子，也难做到像颜回这样的行。亦如和孔子一样了不起的作为哲人的司马迁，也难以达到颜回的境界。当我们去读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书信时，感受到一生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志业的司马迁，和我们的追求，是有更大的相像。
可以说，自古而今颜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为我们所景仰，我们却穷其一生很难达致其境界。颜回的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也就是说，不需要极其高深的或某些极具天赋的技能，只要去行，都可看似可复刻颜回的行。看似最简单的行，却是天底下最难的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处于何种处境的人，其内心深处都有寄望于他人为我们某一个具像或不具像的欲望服务的需求。这也注定了我们离不开彼此，或者说不是由我们刻意为之，却是一种既得之势去要求他人。我们可以孔子为表率，但我们无法以颜回为表率，甚至颜回的行，超越了所有宗教教派缔造者的行。因颜回看似无门槛的行却是世间门槛最高的行，我们无法成为颜回的信徒，我们从颜回那儿真正体验到人生最大的悲伤：真正的知易行难。
当一个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如果不从年龄的角度看，不知道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当一个哲人遇到这样一个能行哲人所不能行的学生，哲人的哲就更进一步了：哲人就这样幸运地可以成为更多哲人们的老师了。从颜回这种超然于所有人的存在看，孔子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哲人。
孔子亲自下场，向他的朋友和学生甚至是君王解释颜回的超凡之处。以下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既表明了子贡自认在了解老师学识的天资上与颜回比，逊色不少。同时，连作为老师的孔子，在事物的认知的更进一步上，也自叹不如颜回。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与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如果不是对事物本质有恰当的把握，一个人又怎会如此的通透呢？若非要更进一步的话，我们需要了解这对话里的“闻一以知十”是指哪方面的闻，是治国？齐家？外交？个人修为？待人接物？还是其他？似乎我们不得而知，但通篇看《论语》的话，似乎孔子教育学生的主题很广。如果非要仔细去探究的话， 我们只能这要假设：在每一个有颜回在场的孔子的谈话主题里，绝大多数的主题颜回都能做得到“闻一以知十”，如果不是绝大多数，恐怕颜回得不到子贡与孔子这样一致的心悦诚服的评价。能在孔子的主题教育里做到“闻一以知十”，其在才智上，可以说，不知道要把多少人比下去。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那真是三生有幸。悲伤的还是，有可能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但缘于各种机运，我们无法结识这样的人。因为从开始，我们在智识上，就和这样的人不在一条线上，甚至是由于我们的愚昧，我们可能无法辨识。这是我们一生的不幸。这样有超越同门才智的颜回，却对获取巨大财富没有兴趣，即对利用自己非凡的才智去为诸侯服务换得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无动于衷。在孔子公开的问学生的志向时，颜回的抱负是“愿无伐善，无施劳”。在颜回去世后，鲁国的君王鲁哀公问及孔子其学生中最欣赏谁，孔子的回答也是颜回，并给以了一个似乎只有非常人之人才能抵达的境界的评价：“不迁怒，不贰过”。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仅仅是不迁怒都恐怕百万人中估计才有廖廖几人做得到，更何况要做到“不贰过”。即如我们去研读各种宗教的经典，都深有体会各开山祖师们的你要如何如何的言论，也就是说，即便如佛祖如上帝如希腊神话里的宙斯本人，也是会发脾气的人，而且脾气大得很，他们可以于最大的善许下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最大的恩惠，也会对他们认为最大的恶诅咒最大的惩罚。如果施以善意，我们可能会说，佛祖与上帝均不会发怒，而是写下他们的言行的人胡乱杜撰。但什么样的人有如此的胆量，敢于去杜撰神的言行？他不就怕神对他施以最大的惩罚？所以，如果要从逻辑上讲得通的话，我们姑且也只能相信神本身也是有脾气的。孔子在面对有些资质鲁钝的学生或一些投取巧的学生，仍忍不住要勃然大怒，斥责他们的不当之举。孔子是一位有脾气的哲人，这是作为一位老师对于学生的责任之举。承认在理解事物是如何恰当运行的这件事上，资质的不同，其理解千差万别。甚至有些人，由于其生活的背景知识大家相去甚远，是无法进行恰当的理解的。
过正义的生活可能意味着淡泊的生活，这对于我们这个时刻准备享受一切可享受的普通之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人本质上是不正义的，我们时时刻刻修正自己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不克制自身的不正义的一面，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朝向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向前行，特别是当不正义对他人之利益造成了伤害，也就注定了我们将会麻烦缠身。所以明智的普通人们会在恰当的他可承受的范围内，努力地让因他之故的事物朝向正义的一面发展，这些许的努力所产生的微光，聚集起来，人类社会就这样一点一滴朝向一种更加适宜于更多的人生存的方向发展。
关于颜回的壮年去世，也许真应验了海德格尔的那句话：“知识远不如必然性有力量。”命运不可琢磨，命运对于个体的人生轨迹而言，似乎永远占有优势之位。在关于事物的知识中，我们都无可奈何地要听任命运的吹来打去，而且我们的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1933年曾经迷失的海德格尔，也用他的经历深深应证了他所提及的必然性的力量。
有一点，孔子曾经说过颜回对于他没有帮助，因为颜回对于孔子说的话，没有不欢喜的。若真如此，又何来子贡说颜“闻一以知十”呢？是颜回在和子贡的对谈中谈到对老师孔子授业的理解？还是在众多面人的传道中孔子让大家发表自己的心得感受颜回阐述最多？最大的可能是：孔子认为颜回对他没有帮助，是指其言论上的帮助，但颜回已用自身的行，让孔子产生了更多的言。孔子关于颜回问仁的回答，更多的是颜回用其行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仁。而残酷的事实是，无论对于孔子，对于古代，对于如今的我们，这个因颜回而生出的仁，我们太难去身体力行了，它成了一个标杆中的杆杆，我们只能安慰自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至于要去付诸现实，则可能只有颜回再世。
既然标准是如之高，对于咱们这些占绝大数的普通人来说，探究他的意义何在？甚至是那些通透人生的哲人，也未必能在行上有颜回有如此的为。本着现实生活的“知易行难”，我们何不放手一知，明知我们由于资质鲁钝无法去行，但充分去知若有此种希望，我们可以试着一试去探索一下，以期对校正我们的浑浑噩噩的生活有些许的触动。
恰当地控制我们的言与行是如此的难。要了解为何我们不能“克己”，是缘于我们在营造各自所理解的幸福生活时，我们对外有所求，这种求可能意味着我们要去发声，这种发声并不一定对他人真正有利，也可能在某些时候，对自己都不利。有时我们自以为更接近本真的发声，由于选择的发声对象的不对等性，带来的反而是深深的误解。有些巨大的仇恨，常常是由于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所致。言辞所导致的仇恨有时比真正的伤害更来得让自认为受双伤害者更加的歇斯底里。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是无法自足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价，但并不意味着就有人买单。如果世界只有一个人存在，则可能他所有的努力除了维持自身活着以外，其他都毫无意义。
对于人作为人，有没有与生以来，上天赋予的某些自然权利，人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更多是默认。而胆大者干脆视人没有天赋权利，把一切人间的人的权利，均视作是处于上者对下者的恩赐。
人们是如此的不喜欢机运，因很多时候人生的富足不是你投入了最多的时间上的努力和最大的智力上的付出就可获得。可无时无刻人们都希翼最好的机运，人会去做各种努力和探索，以求最好的机运能降临自身。而探索中，难免动作会因此走形，于是各种变量得以产生。
“克己”预设了我们已做出价值判断。如果人不作价值判断，则无法前行。无论从哪个层面上去定义小人与大人，好人与坏人，恶人与善人，他们在生活中都已对前行做了价值判断，尽管有些判断与行为之间不一致。价值判断的不一致的必然存在，导致我们无法解决价值冲突。所谓的价值中立也是基于一种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悬搁。做出价值判断并不一定就会让我们在行动中不走弯路，只要在行走中，必然会有弯路。价值冲突中人类理性无法解决，最后催生的可能是两种或多种的解决方案，要么采取强力，要么采取智慧的措施去解决价值冲突。要么是经沟通后的悬搁。让各种存在混杂一起，然后看看他们互相之间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这种解决方式，是那些其实没有做价值判断，或他的判断本身而是缘于自身现有利益最大化的保存，希望未来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失去的现有权力的掌握者所不愿意去进行的。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最悲伤的事实。
从人类的理性解决不了价值冲突的角度看，克已是天底下第一难事，却也是我们为了在我们有限生命中尽最大可能尊重其他生命的情况下所做的最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在于人们看来其实无法把他们的财富最大化，或者堵死了他们财富最大化的路。因而克己与天启有着本质上的冲突。如果我们承认天启是可能的，则意味着，我们作为人的智慧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智慧，或者人有无智慧无足轻重，只需要按照神的意志来行事即可得到所谓的幸福生活。然而，神作为明明可以独立自主的，他为何要求凡人事事按他的要求去办？难道他不能运用他的原力，在每个人在在细胞酝酿时把他最大的正确性或者他倡导的正义的原力注入到这些凡人的体内吗？这样就免除了后天天天苦口婆心的规劝？
尽管人本身的血肉之躯，但由于各种机运借力，某些人常常会到最高处，最高处的最高者在理想社会的状态下，会被人们寄与衡平者的期望。可人作为人，无论经过多少最精妙的训练，仍然是一个活人，无论如何的神化和非神化，仍是人之为人，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处于衡平者的位置，不一定就能恰如其分的衡平，甚至由于身份的转换，常常会做出更多的非衡平的决策与行动。如果没有一种行动的政治哲学基础，则可能最大的有为会给他当世的社会带来最大的伤害，甚至这种伤害绵延数代乃至数十代。
既要承认既然之势，同时有没有一种最高的政治哲学基础作为根基之根基，让衡平者尽最大的可能不做出可能造成最大的伤害的选择和伤害，历来是哲人们毕生的追求。作为衡平者，在理性与合理之间的选择，将会成为衡平者最勉为其难的工作。有些行动是理性的，但非合理的；有些行动则是合理的，但并非理性的；也有一些行动是既合理的，又是理性的。行动的合理与否，理性与否，对于衡平或被衡平来说，都是难事，因而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重叠共识作为基础，然而事实就是，囿于我们最后还是要选择，而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社会最终还是要极力寻求自身的重叠共识。
哲人希望自个儿呆着，但哲人如果不面对如施特劳斯所说的屈从于解决之道的诱惑的这一最大的危险，那哲人的所有思考将是一场笑话。这一无可避免的冲突是哲人所无法回避的。而正由于这一危险的始终存在，哲人把眼光放到更远的未来。而对于当下，哲人力图抵制聚光灯下的诱惑，要么用纸和笔，要么用小群体的研讨。真正的哲人避免对所有一视同仁的谈话，即便是付诸文字，真正哲人也会把他最真实的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但也正因这种隐微式的表达，造成了不同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人，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这种分歧也表明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冲突之不可避免。
哲人一生探求何为最好的，但如果哲人已经笃定了何为最好的，那哲人便不是哲人了。哲人有一点是清楚的，世间的纷争多数在于世人急于把自己笃定的观念让他人也依此而行。而哲人正因对形势的复杂而无法确切去向他人确认自身的观念，所以哲人更多会尊重多元性。这也意味着哲人把他所有的人当作一个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尽管哲人也可能会有极其烦燥之时，但哲人不会去把对方视作一个不可沟通的个体而采取强力的措施。
要充分理解克己为最高的政治哲学基础，我们需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由于前进的需要，总有人会站在最高处，无论他胜任或不胜任。总会因各种机运神奇地站在最高处。而同样的事实便是，总有某个哲人或每一个时代会有潜在的哲人对于这一事实的了然。哲人也明白了即便他比他时代的所有人都接近一个了解整全，他仍然无法把这个整全向所有人去施惠，甚至这种施惠反而会给哲人带来极大的麻烦：由于哲人已站在了解整全的最高处，他无法要求所有人和他一样站在最高，因为可能这种施惠反而成了施恶。这一无可奈何的事实也成了哲人苏格拉底的宿命，也成为了孔子自嘲的无奈感。这就意味着，纵然知道何为最好，哲人也无法或也不该去向一个特定的社会去强行施加这种好的影响。因哲人自身无法突破一点：哲人做不到为了贯彻一个他以为是善的思想而冒可能引起混乱的险，更甚的是，有可能由于这种一以贯之还会让一些人的生命被牺牲。但哲人还是要到市场上去，他通过极大的耐心，让所有心性不一的人们，逐步会走向一个重叠共识。这一过程甚至需要数千年，也甚至可能在中途遇到某些野蛮的事件的影响，最后这个影响甚至以化为无形的彻底的烟消云散。这对于人生不过百年的人们来说，哲人的这一选择完全可以在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可以忽略。因为日常的生活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绝无可能把目光放在千年之外。但无论如何，人类世界中，总是有屈指可数的人，他们确确实实把目光放到了千年之外，这既是无可奈何的先择，更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因为一个问题在过去的数百年即便有最好的解决方案也无法付诸实践，那未来的数百年，可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即便在现实的生活中，哲人尽管窥探到某些整全，但哲人亦无法断然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整全，哲人不是天生就是哲人，或许这些整全的探求是在各种情形使然的情况下冷静下来后的寻求出路的一种无心之发现。
审慎与节制从来都是一等一的难事，有时候会和无所作为，无所事事，混吃等死掺杂在一起。但审慎与节制者从未停止他们思考的勤勉。尽管有可能肉身未动，大脑都在不停地转动。节制是于己出发的根基，而为了与他人共同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与他者的理性沟通。这源于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单个的个体无法独立存在。而在探究这一重大共识的后面，孔子的所有言论的前提藏着一个看似没有讨论，实则已表明态度的基础：即当面对“绝对的不容异己”者，该持何种态度的问题？“不容异己者”有轻重之分，有因出身、教育等的不一而同产生的不同的对事物的看法。但政治哲学概念中的“绝对的不容异己者”，极大的可能就在于无法对话，或干脆关闭对话之门。只要任何人不关闭对话之门，他即绝非“绝对的不容异己者”。从最大的有可能影响更多的人来惠及自身的角度出发，“绝对的不容异自己”者即便对所有他者的意见一万个不赞同，他仍试图把己身之观念向所有的人灌输，只要一个人，或衡平者有如此的深愿，就有对话的可能性。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看，这种试图对话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这种可能性，成为了政治社会不断积累真共识的希望所在。纵然会在某些至暗时刻，会有一定的退一步或退几步，但只要人们存在试图影响他人的希冀，则若从数十年或数百年的角度看，仍是充满希望。而让人们真正无法忍受的是：若不从数百年的角度看，人的生命的百年之数，则可能成为了某些企图加快事物变化的衡平者由于采取断然之势而让事物朝着他所期望的反方向的发展。更大的可能不是“绝对的不容异己”的存在，而是生命如此的短暂的悲伤的事实。生命短促会让各方失去耐心，从而产生了诸如战争这类最极端的结果发生：在取他人性命的同时，自身也充满了各种变数。不过，最充满希望的是，即便人的耐性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也仍试图采取对话去达成共识。若不存在这一重大可能性，则人类社会一切文明以及衡平者的存在等，都将毫无意义可言。若我们不厘清“绝对的不容异己者”是否存在，则为仁的“复礼”就无法成为“克己”后的对话之匙了。当然，如果任何人自认掌握了真理，就可随意判断他人的行为和言行，并自以为是关闭对话的通道，即便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仍存对话的希望。对于最大勇气的最好的诠释：必须假定你的对话的对象是理性的。容忍我们生活的许多事情的答案悬而未决，是我们得以抱有共存至让生命自然消失而不是某些人力因素消失的希望。孔子的东方智慧里，蕴藏了两千多年以来人类社会最重大的希望：只要对话的大门不关闭，我们就有希望。或者说，对话的大门是不可能关闭的。即便因人之血肉之躯会意气用事，但也内心存续了不想让血腥一直持续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中。
关于节制（moderation），施特劳斯的著作里所提出的不止一处，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里，施特劳斯提到：“德性在本质上就是节制。”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素养》一文中：“人文素养本身就是一处节制（moderate）的路数。”的《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中：“节制将保护我们免于陷入两个相伴而生的危险，一个是对政治抱有幻想性期望，另一个是缺乏男子气地鄙视政治。” “所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都将是政治上节制的人。” 在“苏格拉底问题第三讲中：“节制本是苏格拉底的品质特征。”“苏格拉底认为，智慧与节制乃是密不可分的。”为何哲人们如此的对节制有如此的再三的提及？可能缘于一种哲人们对于人性本身的最深层次的判断：即无论一个人有最大的善意，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存的基于个人主义的前提，尽管个人主义有高下之分，但并非最大善意的个人主义就能带来最好的的结果，有时甚至是更加糟糕的结果。因而承认我们无论尽最多大的努力，也达不到最理想的那个境地时，唯一的能让人们共存的可取之道就是先反求诸己。否则我们所有的美好的愿望都将会在影响他人前先烧毁的是自己。
施特劳斯曾直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揭开了一层悲伤的面纱：最高者脆弱之极。从某种共存的角度理解来看，而这种脆弱也可能缘于最高者拥有最大的他自认为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最大的善意，而要急于在一个社会中把这种善意以最快的速度覆盖下去。可现实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整齐划一的美好实施反而成了一种善意得不到最佳体现。而在施特劳斯所有的著作里，贯穿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比他所揭示的悲伤的面纱更悲伤的事实，施特劳斯更是毫无掩饰直陈己见：社会总是要对思想进行僭政的，迫害无处不在。为何要对思想僭政？ 为何迫害无处不在？同样可从释放最大善意的角度来看：由于人与人在智识、经历、出身、教育背景以及碰到的个体的影响等等上的复杂多样性，人们是很难就某些重大主题快速达成某些一致性时，已处于衡平者地位者而又要急于把他认为是最佳的处置方式施惠于所有人时，就会因这种步调一致的走过大桥造成了桥有可能会因为共振而桥会塌的危险。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我们总是要把衡平者、知识分子、哲人等等这些隔离开来呢？是专业分工的思想造成了我们这样的隔裂？还是我们无法相信一个人不可能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或者手握念珠无法让若无威慑人们会互相而食？承认人的局限性是何其的难。而如果不承认个体的局限性，则我们无法从整全的角度看待何为“复礼”。克制内心的种种悸动，让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更没有办法的是：就是我们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若不到人群中去，我们便无法达到一些想要去的地方。“复礼”总味着，我们在乎我们的邻居的感受，也同时希望我的邻居某种意义上理解我的感受。一方面人作为人需要对自己之行为抱有极大的审慎，又同时为了我们于其间的生活能够裨益于他人需要做出必要的行动。但哪些行动必要，哪些行动无所谓，对于人来说，则无法准确判断之。如果说我们确实在如何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言与行方面，无法找到一种妥当的执行之道。那么，“复礼”则成了最为适合的方式：只要我们活着，就得到市场上去，哪怕被羞辱，被非难……都是必然的。这种必然的可能性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冲突无处不在，尽管我们努力避免造成达不到目的的冲突。可只要我们活着，冲突俨然成为生活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如孔子，且不说和诸侯的理念冲突，光每天面对一堆学生的“冲突”，都是足以让人精疲力尽的事。甚至有学生干出出格的事想甩锅，孔子也只能先以师者之名发怒震慑：“求，无乃尔是过与？”，然后再晓之以理。当面对陌生的第三者时，孔子的影响他人则更换了更为谦卑的方式。这里却暗合了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人们本质上不大听从道德忠告。如果最大的衡平者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人们该如何是好呢？回到最本质的层面上来，如果命运给了一个环境可以最大程度地一劳永逸解决不需要衡平者听从道德忠告即可避免造成最大的伤害时，一定要抓住这不可多得的机会。但由于机运之神是如此的难以琢磨，则更大的可能性下我们穷其一生也看不到那样的希望所在时，我们唯一能做的，还只能是道德忠告，最大的可能的是，如果我们不想做那个不做任何思考的最大多数，我们也只能选择这条唯一的路。在几无希望的情况下，道德忠告成了唯一可能的希望，尽管希望渺茫。政治哲学一直在追问何为最好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没有一个当代的衡平者不认为他所治下的当下是最好的。在追问何为最好的时候，必然与生活之现实产生某些必然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于哲人来看，是正常的。但哲人的对手一般不这样认为，哲人的对手会认为这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而这种挑战对于哲人来说，则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宿命，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以对话的立足点一开始哲人就败下阵来。哲人没有办法，他只能采取迂回之方法，甚至，哲人意识到由于何为最好的，有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去消化。哲人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他甚至是要在有限的余生里只对数百年后的一些个体说话，他放弃了对当世的影响。孔子无疑是这样一位漩涡式的哲人。可是，由于哲人不可脱离当下的环境而独立存在，哪怕是深深的失望，亦得充满希望。哲人采取了一种积极入世的办法，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对等对话的奢望，取而代之一种适用性，即充分考虑到衡平者们的各种秉性，只说对他们的行若他们想够一够就能够到的言。不对衡平者的位置发起挑战，只抓住衡平者希望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承认的这一心理。因为如果一个衡平者傲娇到不需要绝大多数人的承认的时候，这衡平者是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这种情况下的衡平者少之又少。更多情况下衡平者自认为他所采取的种种政策是有益于绝大多数人的。但其实在哲人看来，因人与人的各种出身、教育、生活背景、社会交往，后天习得等等的不说相同，人们的需求哪怕在某个细微的地方的整齐划一，亦难达到一种最佳的存在，由此历史一次次在验证哲人们最初的担忧：最大的善往往可能产生最大的恶。
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回避，则我们等于是放弃了严肃对待我们所面临的重大主题，从而会把我们的工作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游戏：哲人也是不完美的人，哲人也有脾气。乃至有些哲人也不讲卫生，有些哲人还好喝两口。但哲人的哲不在于他是一个完人，而是他始终保持追问何为最好的。一旦哲人放弃追问何为最好的，哲人就不再是哲人。在何为最好的这个问题上，哲人本身也没有答案。可哲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在于，哲人有追问的勇气，而且这种追问他不会去盲目要求在他生活的当世得到验证。由于哲人无法去赞美当世之伟岸，因为当世如果伟岸，则衡平者不会去压制那些不赞美他的人，或者衡平者不会去渴求当下立显。只要存在着压制，则肯定当世就不是伟岸的。这就意味着鼓吹当世之伟岸者，我们从与人为善的角度看，他是当世之受益者，或者另一种，则是出于保护自身的利益的恐惧而表现出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也可能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表现。一方面冲突的无法调和，另一方面哲人不是完人，哲人若要继续保持他追问的处境，哲人需要面对现实之环境的需要，这就注定了即便我们与真正哲人生活在同一时空，由于哲人的伪装，我们如果没有通过哲人留下的作品，我们无法去意识到有哲人存在。因而，哲人无疑多数只会影响到和他们不在同一时代的人。“复礼”无疑是哲人的伪装，哲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伪装，却成了我们普通人赖以生存的路径。同样，为了找到出路，衡平者无论有多少绝对的权力，为了无论从表面还是深层，他信之为信，为了他坐稳衡平位置着想之计，“复礼”不失为一种必然的策略。有时候，可能是在多数时候，表面的策略却是必然的选择。所有的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衡平者有无上的苛求。规则的设计已表明，任何占在衡平者位置的人，他都得承受之重。可人往往是避重就轻的存在，有些烧脑的东西，即便处于衡平的位置，也宁愿搁置，采取一种他之认为现实有效而且结果立显的行动。但事物的矛盾之处在于，越是结果立显的行动，反而会从长期来看，可能造成的伤害是需要全体存在来承担。从吃喝拉撒的角度看，哲人也是常人，哲人的非同常人，缘于他在我们看似是根基的地方，却感受到了是一片沙地；在看似短期有益的地方，却看到了长期伤害。
如果环境是一片祥和之境，则就无所谓哲人不哲人。可由于祥和之境可能只是相对的，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从万物平衡的角度看，必然有极少数的一类人他们的知识超越了当代的大多数人，也可以说有极少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可能当世之行动赖以存在的基础存在着足以把事物朝着反向发展的危险的质疑。哲人通常面临的状态是：不但没有表达的自由，甚至是没有不表达的自由。哲人亦不会因存在种种限制而从此不哼一声，哲人总有办法要表达他想要表达的，因哲人一开始就清楚，他的表达只是对那些在某些情况下心性有感受的人而言。所以哲人不会选择触怒那些没有相关教育或人生背景的人面前，用一种不明智的语言去向他们说话。直面迫害的可能性，是哲人一生中所有隐微表达的深因， 这种迫害并非全部来自于手握重器者，另一种就是当哲人对一个对如此重大问题毫无感觉的群体要一视同仁去追问时，无疑是在自取其辱。
孔子的路径，是一种从几无希望中寻找希望的路径：不再对谈话的对象及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个体，采取在智识上视作理所当然的“对等”的对话。对于熟悉的那些在智识上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的，孔子根据其秉性施加对其有所裨益的言辞。而对于那些陌生的谈话对象，孔子更多的是以最谦卑的姿态去接触他们。孔子成了东方世界里最令人不解的现象，成为贡献给人类历史上来自东方世界的转折点和漩涡。而追问其实是把他谈话的对象当作是他的因之存在而存在的对象，作为哲人的孔子，不是要去颠覆他所生存的环境，他的目的是改善，改善蕴含一种温良的根基，既意味把所有的人当人看，又为了前行意味着对既得之势的承认。同时为了人们的共存，所有的行为都不能走到极端处。如果更进一步来看，甚至孔子的哲学是一种为权力着想的哲学。为何要为权力着想？因为权力的任性对于普通人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但这种伤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是双向的，甚至埋下了处于高处的一方的基础越来越被其滥行权力而自己把自己掏空，从而在某些条件得到发酵的情况下形势出现了反转。当处于低处的一方拥有这种反转之势后，其所行事的风格可能比曾处于最高的一方更加的不堪。可一个悲伤的现实是：即便如此悲天悯人的温良，在于那些争于必变其自身命运而宁可牺牲他人性命的野心家面前，孔子就像一道墙一样，要为逾越找到借口，就必须把孔子打翻在地。每当处于一个转换的时期，孔子既是一种警醒，同时也是一种不怒而威的存在。尽管他由于人们互相撕咬的需要可能一时并扔在一边。可每每当尖埃落定时，人们又重新拾起孔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唯有孔子之路径，方能制造共识让可能在智识上无法达成相向性的人们，可以不互相把对方给撕了。孔子一生的目的，是努力防止处于这种相对对立的双方走到最极端处，从孔子了解的历史上，他清楚地知晓一旦到最极端处，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会有可能发生，族群的文明又将经历一次断层，即便是冲突的胜利者肉身还在，断层仍可能需要短则几十年，长则数百年的修复。孔子的温良深深奠基在他的一种无法驳倒的坚信：人类只有互相对话，互相感同身受，互相聆听彼此，互相扶持，才有可能经历一些虽处于宇宙中，却来自于外部非人类的不加辨识的一视同仁的毁灭。这种施以最大耐心的温良，却是东方历史上最大的勇敢的起源，是东方文明得以不断完善的根基。他一方面正因正视人之经验与人之生活的时间路径的不一致性，无视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人心的凶险，或者对话对象的无可理喻，也要把这种追问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