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目前时代的变局和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从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与混乱大周期、外部秩序与混乱大周期、文明演进大周期这四个周期变化来对大变局进行宏观阐述。然后从当下的时间节点切入，从主观视角与认知偏差和时空错位与权责失衡两个角度来微观地阐述目前存在的社会现象以及背后可能的原因。最后从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三个方面提出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和要求。
习总书记讲，目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中。百年大变局变在何处，百年大变局会发生什么，百年大变局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
当局者迷，当我们处于历史的每一个节点的时候，并不能看清未来的走势，就像处在一个函数曲线的某个时间点上，放在那一刻讲，自己的前方永远是直线，而放大了看，会发现自己处于曲线的什么位置，曲线是上升还是下降。再往大了看，发现曲线是围绕着另一个更大的曲线在起起落落，神秘之上有更高的神秘。
沿用Ray Dalio的世界秩序周期理论[2]和康波的经济周期理论[3]分析，本文将从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以及文明变革周期这四个层面来阐述当前所处的大变局。
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和信贷可以很容易地被央行创造，每个实体（个人、公司、非盈利组织和政府）都希望央行发行大量的货币和信贷，因为这会增强其消费能力。在信贷创造阶段，商品、服务、投资资产的需求和生产都很强劲，产生刺激性作用，而在债务的偿还阶段，两者都很疲软，产生抑制性影响。由于一个实体的支出是另一个实体的收入，当一个实体削减支出时，这不仅会伤害自身，也会伤害依赖这一支出获得收入的其他实体。同样，由于一个实体的债务是另一个实体的资产，债务违约会使其他实体的资产减少，迫使它们削减支出，这会使债务问题和经济萎缩加速恶化。这就是货币、信贷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原因。一个实体无法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要想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必须提高生产率，而货币、信贷与财富创造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经济周期的最大驱动力。在世界各国被广泛接受的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极大的借款和消费能力，也给予该国巨大的权力。
可以这样理解，央行有一瓶兴奋剂，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注入经济。当市场和经济增长下滑时，央行注入货币和信贷兴奋剂，从而提振经济；当市场和经济过热时，央行减少或停止注入兴奋剂。这些举措使得货币、信贷、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数量与价格出现周期性涨跌，形成了短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又形成了长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8年左右，而长期债务周期通常包含6-10个短期债务周期，持续50-100年，所以长期债务周期一般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现一次。当央行无力通过货币和信贷增长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时，央行就不具备刺激经济的能力了，长期债务周期也走到了尽头，这时便需要对货币体系进行结构性的重组。
目前，以美国/美元为主的国际体系，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如果单就中国而言，正处在中期阶段，所以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这些实践在目前的中国是有效的。
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全世界都开启了超发货币之路而美元的特殊地位又使得美国的超发货币，会给美国和世界埋下巨大的隐患，随时会出现危机的爆发，如果不回收超发的货币，那么物价会持续的上涨，通货膨胀会难以忍受，最终可能导致民众上街抗议。如果回收超发的货币，那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美股和美债都会出现危险，所以这是一场两难的抉择，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让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动荡，从而引起其他地区的恐慌，使全世界的资本能够流入美国，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够让美联储顺利地收紧货币，另一方面能够让流入的资本去承接美股和美债的风险。**为此，美国不惜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的产生、中国股市的大抽水，或许是其有意或无意的结果。
从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大多数人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和权力，这便产生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分为
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出现和平与繁荣
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财政状况糟糕，冲突剧烈
出现内战/革命
每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些周期，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自有历史记录以来，这些周期就一直运转。许多周期连接起来，呈现出向上倾斜的演进轨迹。因此我们不应僵化地认为，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始终是最好的，当一个体制不再适合其所处的环境，就会灭亡。因此最好的做法是不断改进体制，使之很好地适应环境。
无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一直是这个大周期中的决定性变量。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械，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加，发条的动力正在下降，直到停止运动，便又要重新抽下发条，将它恢复原位带来新的动能。
地主有万亩良田，房主坐拥几套豪宅，资本家有万亿资产，都无一例外地希望他们的良田、豪宅、资产增值，似乎那些东西本身便具有繁衍的能力。然而，增值的前提却是将那些不断增值的“毒品料子”、“水泥盒子”以及“空头票子”卖给那些根本买不起而且越来越买不起的靠劳动作交换的穷人，掏空了六个钱包的口袋，再掏空未来六个钱包的口袋，再掏空下一代人的口袋，最后终于发现，只剩自己的口袋了。经济陷入了停滞，货币难以循环。于是之前达成的对希望的共识破灭，之前或正在发生的那些将自己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资源作为赌注的人，也看不到了希望，转入下一个周期。
翻开历史，会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稍远些看，会看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再往前，明朝万历张居正改革，汉朝桑弘羊改革…… 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总净资产为36.2万亿美元，超过了中产家庭持有的35.7万亿美元，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60%的中产。2020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到0.704，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上升至30.6%。形势看起来并不乐观。
当代为了处理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化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市场化改革，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的改良资本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
借经济学家卢麟元做出的分析，苏联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由执政党建立政府集中全部的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以最佳配置的方式，找到最高的效率，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理性且实用的选择。而国家资本主义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起点。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意识到了马克思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的问题，思考的结论是，社会资本主义必须让国家资本主义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因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产生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是胎生，不是卵生，是化生，所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是必然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必须与社会资本主义相融合。
中国是比较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它兼具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同时又很好的通过社会资本主义激发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创造力，这种融合几乎是一种完美的道路，让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40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来走完的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这是制度收益。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客观上出现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分官僚阶层利用中国宪法赋予他的特殊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完成了个人或者以个人为主体的集团对执政党主权——代人民持有主权的僭越和私有。我们的制度成本急剧上升，制度成本是当一个国家所有行政管理所构成的成本，包括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白色是正常的国家财政供养。灰色是在合法但不合理的部分，比如土地财政，它们构成了严重的社会运行成本，却不纳入到预算内。黑色指的是贪污腐败。总的来说，制度成本被弱势群体承担，而制度收益被强势群体所占有，这是目前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2012年十八大后的反腐败运动是对官僚垄断集团越权的一种有力反击，沉重打击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压缩了黑色财政部分。然而，虽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但更为棘手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共同富裕的提出，无疑是一剂良方，能够很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平衡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这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时刻认识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十分重要。当然，也不必太过悲观，部分领域的泡沫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形势，在内部秩序周期，美国处于后期，而中国仍在中期。
国际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原始实力的动态机制。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超过国家共同体的权力，那么权力更大的国家将会制定国际秩序。回看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的国际关系，以及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国际格局变化，我们会发现，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大国之间的争端，不会让律师向法官申诉。相反，它们互相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始交战。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丛林法则。在国际秩序上，权力永远超越协议、规则和法律。当势态严重时，掌权者可以强制人们按照他们的解释执行规则和法律，或者推翻现有的规则和法律。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往往同时改善或同时恶化。当一国的内部出现危机，其相对实力下降，一旦打破国际间的权力均衡，便会引发外部秩序的混乱，正所谓，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苦命人。如果主导大国开始衰弱，或者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实力近乎旗鼓相当，或者两者兼具，冲突就会出现。主导大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战斗，要么退让，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两者都是代价高昂的。选择战斗要付出金钱和生命的代价，选择退让要付出国际地位的代价， 因为退让是懦弱的而表现，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支持减少，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
2021年，美国GDP约23万亿美元，中国GDP约17.7万亿美元。作为长期的世界“霸主”，美国一直保持着对全球其他国家在经济体量上的领先地位，二战以后鲜有国家的GDP“接近”美国。冷战时期，据估算，苏联在1975年曾一度达到美国GDP的40%。日本在1995年曾达到美国GDP的70%，但“失落的三十年”令日本经济此后再没延续昔日的辉煌。而目前中国GDP已达到美国GDP的77%，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比例。
在这样的趋势下，国际局势云橘波诡，危机四伏。结果可能是英国之于荷兰，或是美国之于英国。亦或是德国之于英国，日本之于美国。
春秋五霸之后，便没了春秋六霸，转而变为战国七雄的轮回，战国七雄后来又变到王朝更替的轮回，后来又到了国际上资本主义的轮回。在这些轮回中，一些力量悄悄地发挥着重大作用，像是封建主义的力量异化于奴隶制，走向封建主义一样，也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异化于封建主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区别于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一种异化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在自下而上地萌发，它将引导人们走向更高形式的资本主义或新的社会形态。土地代替人口，资本代替土地，新的力量将代替资本成为新的主导力量。当然，资本不会消失，正如现在土地和人口不会消失而且仍在生产领域充当重要的要素一样。公司体系会重组，国家体系会重组，王将不王，国将不国，个人主权诞生，精神分化开始。全人身依附到半人身依附再到人身独立，到人身链接再发展为精神链接。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国家消亡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过程”，阶级、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4]。
正如处于狩猎文明中的人无法理解农业文明的行为、处在农业文明的人无法理解工业文明的行为一样，身处在工业文明中的人，也无法理解信息文明的行为[5]。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切地讲，从时间上来说，这是百年来的变局，但从实质来讲，这并不是百年才有的变局。相较于长达数万年的狩猎文明，农业革命是一场万年未有之大变局；相较于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工业革命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相较于工业文明，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百年的变局。**进化在加速，我们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应对一个个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危机，也不仅仅是处理在国家内部出现的财富权力变化，更不仅仅是对待发生在地缘政治上的霸权更迭，而是一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上的深刻变革。**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或将完整地经历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场大变局在历史的长河中早有表演，而此刻，也许我们已经身处其中。
从当下的时刻出发，研究近些年来出现的词汇和社会现象，可以窥探出在大周期下的时代进程。内卷、躺平、男女权主义、资本家、民粹主义、空心病、老龄化、少子化、住房压力大、形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等，成为社会争论的一个个话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分歧从来没有变得如此之大。就业难、升学难、考公难，创业难，老百姓难，执政者也难，工人难，资本家也难，所有人似乎都处在一个向下的漩涡而无法抽身，压力、焦虑、恐惧弥漫。当问题产生，人们常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个体或群体的能力不足或道德败坏，但当几乎所有领域出现问题，有能力的人感到力不从心，道德高尚的人感到无能为力，便知道，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人的生命实在太短，所以总以为自己身上发生的事，自己所处的环境，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有为的、是天大的难题，殊不知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其他人的世界里，有无数次相似的情况一遍一遍地再现。人们或是未曾发现历史，或是不愿意正视历史，或是站在自己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人物和其他人，以自己的标准评价其为正义、邪恶、聪明、愚蠢，而从未真正地体会到每个个体、每个历史人物、每段历史的处境。要知道自己的智商并不比古人或他人聪明多少，精神也并不高尚多少，身体没有发生什么巨大进化，只是面临的环境和问题还未曾这样考验过此刻的自己。而自己所具足的品质和根本能力，一千年后的婴儿会具备，一千年前的婴儿也会具备，只是一个在学技术，一个在学枪棒。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是人们从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
误把先后当因果。人们常常会把先后发生或是同时发生的顺序关系，理解为因果关系，而疏忽了其他更深层的因素。比如许多人读大学都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成功，便相信读大学一定会让你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广场协议先签订，日本泡沫便破裂，便认为危机是广场协议导致的；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才变成这个样子……
误把短期当长期。就像根据中午的气温比早上的高，便认为气温会一天比一天热，殊不知即将进入冬天，对小周期的沉迷，导致了对大周期的忽视。看到今年比去年热，去年比前年热，便认为这是全球变暖的趋势，殊不知在更大的周期，地球正在进入大冰河期。
误把部分当整体。比如看到一个人做了坏事，便认为他是个坏人，或是看到某个区域或种族的人做了某些事，便认为那个区域或种族的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行为特征，也就是以偏概全。
误把归纳当定律。在《三体》中谈到一个农场主理论，讲述的是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11点来给他们送食。火鸡中有一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以致观察了近乎一年都没有例外，于是他也发现了一个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理“每天早上11点食物降临”他在感恩节的早晨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理，但11点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火鸡全杀了。以前成立的事情，未来不一定成立，我们的科学正是这样通过一步一步地探索来矫正过去。我们应该要相信作为科学的科学，而非作为科学的宗教。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并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当形式适合内容，就会促进内容的发展，当形式不适合内容，就会阻碍内容的发展。内容和形式之间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形式往往落后于内容，从而造成新内容与旧形式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家发展得太快，在短短的几十年便从农业文明过度到了工业文明，再到现在经历新一轮的变革。从上层建筑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是农业时代的标志，学校的专业设置属于工业时代的标志。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也出现了分化，一些人停留在农业时代、大部分人处在工业时代、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信息时代。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共同影响，使得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是时间上的错位。
通过给人贴标签是一个人们应对分歧的方式，也是十分节约脑力的一种方式，但这进一步加大了分歧，引发冲突。而造成这些冲突是原因很大一部分不是人们基于某个事实做出不同价值观的评判，而是牛头不对马嘴，鸡同鸭讲，错误将朋友当成了敌人。每个人都是对的，却说的不是一件事。假设存在10个群体，这是个群体之间有共性有特性，将这10个群体进一步根据某个特征，可以划分为A、B两个群体，简单的，1、2、3、4、5属于A群，6、7、8、9、10分为B群。如果人们仅仅以简单的贴标签的形式，A群体的1群的人基于自身的经历对B群体的6群人做出评价和判断，但他们却分不清，只能笼统的以B群来概括，认为B群整体具有某些特性，而B群中针对6群的人，自然是十分符合，这里的冲突属于正常冲突，但是由于1群是对所有的B群的人做无差别的评判，而B群中除了6群的其他群体不具备这样的特性，便根据自身的处境来反驳和据理力争，而由于难以分清敌我，所以他们反驳的对象也并不是1群，而是整个A群。他们之间形成了空间上的错位。
以较为棘手的男女权为例，把人按男性和女性来划分人群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方式，男性中也区分了不同的群体，按家庭条件划分，有富裕家庭的男性、有小康家庭的男性、有贫困家庭的男性；按性格来划分，又分为内向、外向、温柔、豪放等等。男性群体中有无数的小群体，女性也一样。假设女性群体中有一部分人评价男性群体中的人为“普信男”，这是一个针对性非常强的词汇，出发点可能是针对各方面条件没那么好但也不错的男性的调侃，有非常强的场景限制。但当这个标签被大部分女性错误地使用，在错误的场景来评价男性群体，男性群体中除了词汇被创造之初所针对的对象外，便认为受到的挑衅和嘲讽。十分优秀的男性认为自己已经这样了有能力、这样努力了还是受到嘲讽，而嘲讽他的人远不如他却高高在上，自卑的男性认为自己已经这么自卑了却还被人说成是盲目自信，便认为对方充满了恶意。这些错误攻击所产生的愤怒也被错误地返回，作为回击，转而攻击大部分的女性，而女性也并非统一的整体，也是可以分为无限的群体，最终导致了无意义的争论。这种空间上错位上的矛盾还体现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内卷和反内卷的冲突上等等。
现实中一定是有女性受到男性不公平对待和压迫，一定也有男性受到女性不公平对待和压迫，一定有贪婪的资本家剥削工人，也一定有老板在做善事，一定有人不正当竞争，也一定有人只是因为热爱。这些冲突点的根源不在于价值观上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于不能够分清敌我，错误地将特定的冲突理解为共性的冲突，以偏概全。
标签的使用应该以特征为基础来划分人群，即一个人身上可以有许多标签，便可以理解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争论并不影响对人的整体评价。同时如果把人看成是动态的人而非是静态的人，那便要清楚人是会变化的，由于这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思想上，所以变化也非常迅速，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在一瞬间发生了变化，那他的标签也应在一瞬间消失。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刀是意识的刀，佛是心中的佛。当然这里只是指标签而非行为，如果犯了法或是做出极端的事情，标签虽然变了，但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仍是延续的。
而冲突和分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公平和平等的错误理解。无论是男女权运动、还是劳资关系的变化、还是内卷躺平潮，其基本出发点都是要追求公平和平等。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公平和平等都是有区分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平等。公平有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之分，如果要求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那便一定会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因为人的能力禀赋有差别，相同的起点和机会下势必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结果的不公平又导致的起点的不公平，如果把人和家庭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那父辈起点和机会公平的结果是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而不一样的结果正是子辈的起点，又造成了起点的不公平。而如果追求结果的公平，那势必会产生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干的多和干的少结果一样，人人便都不干了。平等也有区分，我们所追求的是人格尊严和权利责任上的平等，而非是结构上的平等，男性是生不出孩子的，一些工作是有特殊禀赋的和要求的，这并非是歧视或是不平等，而是事实，是各取所长。树叶羡慕花朵的鲜艳，花朵羡慕树叶的纯粹，雄鹰跟兔子比奔跑，兔子跟雄鹰比翱翔。我们所追求的是尊严上的平等和结构功能上的互补，而不是在所有领域的竞争。
但无论多么难以区分，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作为评判意见正确与否的标准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责平衡，多享受一份权利便需要多承担一份责任或放弃另一项权利。抛开权责平衡来谈斗争谈进步是对他人权利的剥夺，是一种虚伪的呼喊，是一种“乡愿”，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际上是同流合污、损人利己、大奸似忠。以这样来行事的人，非是反抗而是损人利己，自己做不到，而要求他人做到，这不是诉求，更不是请求，而是要求。男女平等，本是自由平等的象征，而不应成为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理由；反内卷，反对的是不正当竞争，过度竞争而成了对他人的苛责，躺平非是在湍急的洪流中静养修身而成了懒散者的旗帜；当公务员并非是学而优则仕，并非是为了理想，而是为成为官僚，为拥有权力，为安逸，为下一代争取政治资本和教育资本；实用主义是实己之用而虚他人之命；功利主义非为建国之功而成利己之业；修道非为穷天之来，人之去，而求退缩；参佛却不信佛，以行贿赂之实；一边教育着自己要蔑视金钱，一边却无比渴望金钱所带来的权力；张口闭口打倒资本家，却不择手段地壮大自身资本。他们无所谓身处哪个时代，哪个时代的道德有利于自身，便认为哪个时代的道德正确，以至于一个人身上充斥着横跨了三个时代的道德准则而不伦不类。他们要反抗的根本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为什么自己不处在优势地位；他们要反抗的根本不是内卷，而是资源为什么不向自己倾斜；他们要反抗的根本不是官僚，而是为什么自己没有权力；他们要反抗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家为什么不是自己。他们所反抗的准则正是对手一直坚持的原则。否定了别人的逻辑便保护了自身的利益和安逸。他们以平等、自由、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等来标榜，他们参佛、修道……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信仰，也没有追求。究其根本，动力无非是趋易避难，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痛苦的人一言不发，躁动的人无病呻吟。
一个词汇的诞生是有历史意义的，是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是一种反思，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意识的觉醒。不应让懒惰，嫉妒，邪恶，退缩蒙蔽了时代真正的诉求，混淆了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扭曲了真正的民生之苦。
其实根本不存在周期，又全是周期。如果从一开始，刚借到钱就得还钱，给人一拳自己立马也得来一拳，一件事情优弊同时显现，正反同时诞生，善恶同时产生，高兴的时候便会痛苦，权力来了便迎来责任......加之以时间，从侧面看，便成了周期。亦如太极，从正面看是黑白圆盘，侧面看便是双螺旋。
其实根本不存在偏见，又全是偏见。**偏见就是无知，**知不是知识的知，而是认知的知。每个人都有偏见也只有偏见，每个人都无知而这件事实又不因为知道自己无知而发生改变。我们要做的是在偏见中共生，在无知中前行。
面对时代的巨大变局以及客观上存在的偏见，我们需要正视。就像不得不面对生病、衰老、死亡一样，如果发现问题，正视疾病、衰老和死亡，积极锻炼身体，戒掉不良嗜好，病好得快些，衰老的慢些，会活得久些。
再好的个人命运也抵不上国运。因此，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应该要意识到目前存在的深刻危机和变局，多一分开放和包容，少一分狭隘和偏见，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共同托起民族、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没有人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是个坏人，没有人会发自内心地愿意做空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命运，而无知、傲慢、偏见、狭隘会。
1915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创刊词上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要求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而且越来越适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寄语要做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是对新青年的形象描述。
志气是理想信念，是信仰，是骨气和底气的前提。如果明知道一件事情是大势所趋，是未来的方向，但是要承受极高的风险、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该不该做？如果明知道一件事情对整体有益，而对个人有害，该不该做？如果明知道自己会死、会遗臭万年但做的是利于千秋的事，该不该做？
如果以风险、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考虑，那显然这些事情都不该做，或者应该晚些做。回想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们、回想李大钊、陈独秀、毛润之等等，一百年来，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愿意干一件对自己极不划算的事情。是信仰。
孟子云：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有骨气需要有志气。骨气是脊梁、是一种勇气、一种担当，是躬身入局。世间聪明人不少，有骨气的人却不多，聪明人明白事情的真伪是非，能判断事情的发展趋势，能想出做好事情的方法技巧，却唯独不敢做事。或怯懦、或担心失败后有损自己聪明的形象、或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
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恐惧却依然前行和相信。真正的勇气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天真无畏，而是一只母羊愿意为了自己的孩子向狼群奔去，是种子愿意在绝不可能生还的环境依然破土而出，是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愿意将污浊的环境浸染自己高尚纯粹的灵魂以及宁可生前身后万人唾骂却依然坚持信仰，是以自身为筹码却要胜天半子的精神，是躬身入局。
有底气需要有骨气。底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和乐观。
有底气便有自由，便能独立，能自主。每个人出生的家庭条件、身体状况、性格特征都不尽相同，但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只是由于恐惧而忘记或不愿想起自己有自由。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所有的时间都被打包出售以换取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资。你有时压抑、有时开心，工作时压抑，娱乐时开心，在作为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动物，却在作为动物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人。这是时代的弊病，但你仍有选择的自由，你有选择财富的自由，你有选择健康的自由，你有选择幸福的自由，你有选择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的自由。但无论选择什么，都要承担风险和代价，做正确的事也要承担风险和代价。你不是没有财富、你不是没有健康、你不是没有幸福，而是选择了丢掉它们，你不是不向往它们，而是恐惧风险和代价，而是不勇敢。有人说，有些东西能让人自由，比如财富。这是幻觉，有人越富有越自由、有人越富有越觉得不自由，这说明了它们并不能带给你自由，只能降低自由的代价，你仍然需要选择。你也有选择自由的自由。
只有当你亲手为自己套上枷锁的时候，身上便出现了枷锁。阶级固化是存在的，贫富差距是存在的，路径依赖和马太效应是存在的，社会的不公是存在的，它们只是枷锁，而从未套在你的身上。当你认为自己出身贫寒便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当你认为自己能力不强便永远不受尊重的时候、当你遭受巨大挫折便认为之后不能翻身时候、当你选择了一个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专业便以为一直要不快乐下去的时候，枷锁便由你亲手戴上，现实是一个复杂体，任何一个原因都未必一定会造成某个结果。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把生命范围归结为四等[6]：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以本能行事无可厚非，趋易避难，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是千百年来的人性，也无可厚非。青年自不必在意，但新青年要有所求。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不为苟得、躬身入局、君子不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加缪说：“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1]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国际经济评论,2019(05):9-19+4.
[2] Ray Dalio.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U.S. Avid Reader Press / Simon & Schuster. 2021.
[3] Day R B. The theory of the long cycle: Kondratiev, Trotsky, Mandel[J]. New Left Review, 1976, 99: 67-82.
[4] 姜正君.希望还是神话: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阐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124-132.
[5] Davidson J D, Rees-Mogg W.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J]. Touchstone, 1997.
[6] 陈来.境界伦理学的典范及其改善——有关冯友兰《新原人》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01):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