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家长里有一个人反对，学校性教育就没法干。”性教育学者方刚这样说。2015年在公立学校推广性教育“碰壁”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教育路径，最终决定放弃“普度众生”，转而采用收费模式与那千分之一的反对者“割席”。 性教育工作者往往如履薄冰，他们发现精心搭建的大厦常常毁于极少数人的反对，学校性教育因此难逃进进又退退的命运。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性教育”被写入其中，这是该词首次进入我国法律。不少人将此视为一个新开端，方刚却认为学校性教育不能仅仅是“防性侵的教育”，而应该是一种“什么都能讲”的赋权型性教育。 努力把性教育送进学校的家长 性教育从来不乏反对者，最难说服的是家长。 “我女儿还小，希望您做老师的不要教给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得知课堂上小学老师给学生科普怀孕知识后，一位家长向老师表示不满。[1] 这件事发生在2020年9月，放在国内性教育的普及之路上，不过是一朵小小浪花。 不少家长仅凭感性认知就给性教育投了反对票。不过，也有家长在千方百计地把性教育送进学校，王弘琦就是其中一个。 在浙江生活的王弘琦是一个一年级男孩的爸爸，也是一名赋权型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