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釜山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名叫池复荣。 　　 　　 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长大，并辗转大江南北。 　　 　　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我从她那儿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情，是在一堂“周会”课上。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的余晖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有一个提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了，撤销这个提案。 　　 　　池老师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没看到她的人，但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 　　

我在韩国釜山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名叫池复荣。 　　 　　 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长大，并辗转大江南北。 　　 　　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我从她那儿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情，是在一堂“周会”课上。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的余晖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有一个提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了，撤销这个提案。 　　 　　池老师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没看到她的人，但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