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弗洛伊德。我有很多身份，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创始人。在高中时，我甚至还想成为一名律师。听说现代心理学抛弃了我，说我不科学。（好吧。科学本来是个名词，现在竟然成了形容词。）就连这个博主，也只拿我当试播集。但是，我依然想说说我的故事。

1856年，我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商人，母亲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宠爱我，我也爱她。在未来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母亲一直都在给予我力量。4岁时，我和家人来到了维也纳，一个七十八年之后我才离开的地方，一个浮夸到令我厌倦的地方，一个塑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地方。

17岁那年，我受到歌德影响，迈向过自然科学大门，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在大学期间，我熟读费尔巴哈，崇拜达尔文，追随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布吕克，研究小龙虾的神经细胞。没错，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小龙虾。八年后，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厨子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这段神经研究的经历，不仅让我在当时学到了科研方法，更在遥远的21世纪，在脑科学方兴未艾的时代，让神经科学带领被实验心理学家排斥的精神分析理论，焕发新春。

1882年，我生命的转折点。因为穷，我选择了离开生理实验室，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大量的医学实践，为我日后开展精神分析提供了经验。4月的某一天，我遇见了她，一个一生为我付出的人。一见钟情。我主动和她接近，没事儿和她唠嗑，不是给她割草，就是给她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给她暗送秋波。6月的某一天，她给我做了一个蛋糕，上面写着白云大妈雅正玛莎·波奈斯。6月17日，我们订婚，育有三儿三女。那一年，我接触到了西奥多，兴趣转向了神经病学，一个我为之付之一生的事业。

3年后，我带着240美元的奖学金，来到了巴黎，见到了沙考。次年，我回到了维也纳。在一个没人上班的假日，我的诊所开张了。那一年，我30岁，前途渺茫，娶了她。随后的几年，在接触到了更多的精神病人和催眠疗法后，我开始思考一种在人类意识之外的强大力量——“潜意识”。

1895年，我和我的好朋友布洛伊尔教授合著了《歇斯底里研究》。书里的第一个病例是一位妇人。在对她治疗的过程中，我发现治疗的效果受到医生和患者关系的影响。有一天，她突然抱住了我，很用力。那一刻，我开悟了——人的神经活动或许以性欲为基础。那一刻，预示着未来精神分析泛性论的命运，预示着未来布洛伊尔和我终将分道扬镳。

1897年，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年，我开始了自我分析，持续终生。“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却唤起我早年的全部感受。”在记忆中，我对母亲有排他、独占的情感，甚至嫉妒父亲。这是人从小就有的“性动力”，即“俄狄浦斯情结”，是生命的原动力，会影响人随后的心理发展。

在我最初关于人格的模型——解剖模型中，我把人格分为“意识” “前意识”和“潜意识”三种。“意识”就是说你当下想的东西，比如你看这个文章时，想到点个“在看”。但这只是储存在大脑中信息的一小部分。而可以通过回忆调集到“意识”层面的信息，构成了“前意识”。比如，这次你说了“下次一定”，下次看推文时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意识和前意识只是冰山一角。在那之外，都是无意识。它虽然很难进入意识，但却决定了我们的许多行为。比如，算了，这个例子你们自己想，就和“关注”什么相关的就好。

解剖模型容易让人对心理过程有静止的印象，不足以表明它的原动力性质。因此，我又提出了结构模型，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本我只和满足人的欲望有关，遵循快乐原则，它完全隐藏在无意识之中。自我以考虑现实的方式满足本我的要求，缓解本我需要未满足时的紧张，遵循现实原则。超我代表着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和良心有关。它不仅会惩罚违反道德的行为，更会为自我设立模范典型。

本我、自我和超我常常发生内斗，而人的行为就是一系列内在冲突的结果。你的本我常常想立马满足冲动，但自我往往会给它一巴掌，问“你也配？”。在这些冲突中，性本能（也叫生的本能或力比多）和攻击本能（也叫死的本能或塔那托死）最有可能带来长远的影响。性本能不仅仅指向性，也包括所有与快乐有关的行为。死的本能很少表现为自残，更多是转向对他人的攻击行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残比较疼。

这些冲突往往在意识之外。但由冲突所带来的焦虑则可以进入意识。为了摆脱焦虑而做出的行为里，常常包含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比如你在看文章后说“下次一定”，为了缓解这种错误行为带来的愧疚，你就可能想“大家都这样”。这就做“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对于一些痛苦的记忆，人们可能会选择性遗忘，也就是自己骗自己。这是“压抑（repression）”——防御机制中的旗舰款。自己骗自己的机制还有“投射（projection）”和“替代（displacement）”。“投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赖到别人身上。比如明明是你自己半夜想吃宵夜，非说是你男朋友饿了。而“替代”呢，就是把情绪，特别是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不敢反抗，只能向其他较弱的人下手。而发泄的对象，通常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其他人可能会削你。其他比较常见的防御机制有：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退行（regression）和认同自居（identification）。“反向形成”就是表现出与真实想法相反的行为。某些批评男同的男性，可能就是害怕自己的男同倾向。当你因自我价值受损而夸张的自吹自擂，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明显的幼稚行为，这就是“退行”。“认同自居”，则表现为通过加入某个团体，或者认识哪个大佬来提升自我价值感。防御机制中唯一成功的就是“升华（sublimation）”，在它的作用下，把危险的冲动转化为社会认可的行为，比如攻击本能在体育运动就至为重要。

1899年，我人生最重要的成就——《弗公解梦》《梦的解析》出生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不仅会影响无数心理学者，为诸多文学创造提供素材，甚至还浸染了司法审判。这是一本注定要在心理学，乃至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一笔的书。在书的扉页上，写着“如果我不能震撼天堂，那么我将撼动地狱”。首次发行600册，花了八年时间卖完。

1902年，一位读者找上门，他是一位医生，要求我对他进行精神分析（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为了方便我分析他，我们约定每周三在我家见面。随后，我们成立“星期三心理学会”，一个最初只有两个人的组织。我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加入了我们。包括那两个让我又爱又恨的人——阿德勒和荣格。组织也改了名，叫“维也纳精神学会”。

俗话说，5岁看老。1905年，我完成了性学三论，论述了幼儿性行为，性本能和性变态。儿童在五六岁前，会尝试处理他们强大的性冲动，也就是心理性欲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质量，都会对人格有强烈的影响。处理的好，在长大成人后会有健康的人格。但如果在某个阶段遇到问题，那么就会造成固着（fixation）。固着意味着发展停滞，也就是卡住了。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0~1岁），这一阶段的关键是断奶方式，欲求焦点是用嘴吮吸和咬合。如果口唇期固着，长大后可能会贪吃，喜欢喝酒，喜欢抽烟（虽然我嗜烟如命，但我并不是口唇期人格。别问为什么，问就是老双标了）。第二个阶段是肛门期（2~3岁）。这一阶段儿童开始如厕训练。“肛门期人格”的人可能会比较固执，强调秩序感。第三个阶段是性器期（4~5岁）。这一阶段会出现所谓的恋父恋母，比如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或许可能大概是我）。在这个阶段，关键在于消除对异性家长的性渴望和对同性家长的敌意。接下来是潜伏期（6~12岁）。这一阶段的儿童进入了“圣人模式”。男孩只和男孩玩，女孩只和女孩玩。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他们将进入生殖期，大家的性冲动转向异性。

尽管在满是种族歧视和崇尚清教徒式生活的维也纳，我仍不为人们接受。但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慢慢对我有了回应。1908年，在访问英国之后，我受邀去往美国。第二年，在去往美国的“华盛顿”号上，我看到船上一位工作人在看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那时我就知道，我终将闻名于世。2年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开始。1911年到1913年，精神分析运动出现了两次大分裂，一次由阿德勒领导，一次由荣格领导。1911年，阿德勒离开了我。1912年，荣格写信给我说：『无论如何，你以对待病人的做法对待你的学生们，这都是极大的错误。……你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风凛凛的父亲……尽管我有自己的见解，但我将继续公开支持你。』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我们的分歧更大了，之后，他便退出了协会。想起了5年前我们的初次见面。那时，我深信他将永远支持我；那时，我以为他是我的“儿子和继承人”。

1914年，一战爆发。战争，使我的一家都笼罩在阴影之下。60岁的我，仍然贫无立锥。风湿、口腔癌也渐渐找上我。虽然战争后需要精神分析的精神病患者更多了，但离我心中的那个梦还很遥远。

1926年，病情恶化。那一年，我在德国，见到了爱因斯坦。4年后，我获得了歌德文学奖，母亲去世。沉痛的打击再一次成为了向前的力量。1933年，希特勒上台，说我的书是禁书，把我的心血付之一炬。如果在中世纪，他们烧死的就是我。83岁的那一年，法西斯来了。我带着家人离开了维也纳，去往英国。这一走，便是永别。

1939年，我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我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讲的是饥饿。

9月21日，我请求医生为我注射吗啡。他说好。9月23日，我便死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梦想着，精神分析会漫步到全世界的每个科学领域。

我是弗洛伊德。我有很多身份，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创始人。在高中时，我甚至还想成为一名律师。听说现代心理学抛弃了我，说我不科学。（好吧。科学本来是个名词，现在竟然成了形容词。）就连这个博主，也只拿我当试播集。但是，我依然想说说我的故事。

1856年，我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商人，母亲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宠爱我，我也爱她。在未来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母亲一直都在给予我力量。4岁时，我和家人来到了维也纳，一个七十八年之后我才离开的地方，一个浮夸到令我厌倦的地方，一个塑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地方。

17岁那年，我受到歌德影响，迈向过自然科学大门，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在大学期间，我熟读费尔巴哈，崇拜达尔文，追随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布吕克，研究小龙虾的神经细胞。没错，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小龙虾。八年后，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厨子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这段神经研究的经历，不仅让我在当时学到了科研方法，更在遥远的21世纪，在脑科学方兴未艾的时代，让神经科学带领被实验心理学家排斥的精神分析理论，焕发新春。

1882年，我生命的转折点。因为穷，我选择了离开生理实验室，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大量的医学实践，为我日后开展精神分析提供了经验。4月的某一天，我遇见了她，一个一生为我付出的人。一见钟情。我主动和她接近，没事儿和她唠嗑，不是给她割草，就是给她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给她暗送秋波。6月的某一天，她给我做了一个蛋糕，上面写着白云大妈雅正玛莎·波奈斯。6月17日，我们订婚，育有三儿三女。那一年，我接触到了西奥多，兴趣转向了神经病学，一个我为之付之一生的事业。

3年后，我带着240美元的奖学金，来到了巴黎，见到了沙考。次年，我回到了维也纳。在一个没人上班的假日，我的诊所开张了。那一年，我30岁，前途渺茫，娶了她。随后的几年，在接触到了更多的精神病人和催眠疗法后，我开始思考一种在人类意识之外的强大力量——“潜意识”。

1895年，我和我的好朋友布洛伊尔教授合著了《歇斯底里研究》。书里的第一个病例是一位妇人。在对她治疗的过程中，我发现治疗的效果受到医生和患者关系的影响。有一天，她突然抱住了我，很用力。那一刻，我开悟了——人的神经活动或许以性欲为基础。那一刻，预示着未来精神分析泛性论的命运，预示着未来布洛伊尔和我终将分道扬镳。

1897年，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年，我开始了自我分析，持续终生。“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却唤起我早年的全部感受。”在记忆中，我对母亲有排他、独占的情感，甚至嫉妒父亲。这是人从小就有的“性动力”，即“俄狄浦斯情结”，是生命的原动力，会影响人随后的心理发展。

在我最初关于人格的模型——解剖模型中，我把人格分为“意识” “前意识”和“潜意识”三种。“意识”就是说你当下想的东西，比如你看这个文章时，想到点个“在看”。但这只是储存在大脑中信息的一小部分。而可以通过回忆调集到“意识”层面的信息，构成了“前意识”。比如，这次你说了“下次一定”，下次看推文时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意识和前意识只是冰山一角。在那之外，都是无意识。它虽然很难进入意识，但却决定了我们的许多行为。比如，算了，这个例子你们自己想，就和“关注”什么相关的就好。

解剖模型容易让人对心理过程有静止的印象，不足以表明它的原动力性质。因此，我又提出了结构模型，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本我只和满足人的欲望有关，遵循快乐原则，它完全隐藏在无意识之中。自我以考虑现实的方式满足本我的要求，缓解本我需要未满足时的紧张，遵循现实原则。超我代表着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和良心有关。它不仅会惩罚违反道德的行为，更会为自我设立模范典型。

本我、自我和超我常常发生内斗，而人的行为就是一系列内在冲突的结果。你的本我常常想立马满足冲动，但自我往往会给它一巴掌，问“你也配？”。在这些冲突中，性本能（也叫生的本能或力比多）和攻击本能（也叫死的本能或塔那托死）最有可能带来长远的影响。性本能不仅仅指向性，也包括所有与快乐有关的行为。死的本能很少表现为自残，更多是转向对他人的攻击行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残比较疼。

这些冲突往往在意识之外。但由冲突所带来的焦虑则可以进入意识。为了摆脱焦虑而做出的行为里，常常包含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比如你在看文章后说“下次一定”，为了缓解这种错误行为带来的愧疚，你就可能想“大家都这样”。这就做“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对于一些痛苦的记忆，人们可能会选择性遗忘，也就是自己骗自己。这是“压抑（repression）”——防御机制中的旗舰款。自己骗自己的机制还有“投射（projection）”和“替代（displacement）”。“投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赖到别人身上。比如明明是你自己半夜想吃宵夜，非说是你男朋友饿了。而“替代”呢，就是把情绪，特别是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不敢反抗，只能向其他较弱的人下手。而发泄的对象，通常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其他人可能会削你。其他比较常见的防御机制有：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退行（regression）和认同自居（identification）。“反向形成”就是表现出与真实想法相反的行为。某些批评男同的男性，可能就是害怕自己的男同倾向。当你因自我价值受损而夸张的自吹自擂，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明显的幼稚行为，这就是“退行”。“认同自居”，则表现为通过加入某个团体，或者认识哪个大佬来提升自我价值感。防御机制中唯一成功的就是“升华（sublimation）”，在它的作用下，把危险的冲动转化为社会认可的行为，比如攻击本能在体育运动就至为重要。

1899年，我人生最重要的成就——《弗公解梦》《梦的解析》出生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不仅会影响无数心理学者，为诸多文学创造提供素材，甚至还浸染了司法审判。这是一本注定要在心理学，乃至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一笔的书。在书的扉页上，写着“如果我不能震撼天堂，那么我将撼动地狱”。首次发行600册，花了八年时间卖完。

1902年，一位读者找上门，他是一位医生，要求我对他进行精神分析（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为了方便我分析他，我们约定每周三在我家见面。随后，我们成立“星期三心理学会”，一个最初只有两个人的组织。我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加入了我们。包括那两个让我又爱又恨的人——阿德勒和荣格。组织也改了名，叫“维也纳精神学会”。

俗话说，5岁看老。1905年，我完成了性学三论，论述了幼儿性行为，性本能和性变态。儿童在五六岁前，会尝试处理他们强大的性冲动，也就是心理性欲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质量，都会对人格有强烈的影响。处理的好，在长大成人后会有健康的人格。但如果在某个阶段遇到问题，那么就会造成固着（fixation）。固着意味着发展停滞，也就是卡住了。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0~1岁），这一阶段的关键是断奶方式，欲求焦点是用嘴吮吸和咬合。如果口唇期固着，长大后可能会贪吃，喜欢喝酒，喜欢抽烟（虽然我嗜烟如命，但我并不是口唇期人格。别问为什么，问就是老双标了）。第二个阶段是肛门期（2~3岁）。这一阶段儿童开始如厕训练。“肛门期人格”的人可能会比较固执，强调秩序感。第三个阶段是性器期（4~5岁）。这一阶段会出现所谓的恋父恋母，比如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或许可能大概是我）。在这个阶段，关键在于消除对异性家长的性渴望和对同性家长的敌意。接下来是潜伏期（6~12岁）。这一阶段的儿童进入了“圣人模式”。男孩只和男孩玩，女孩只和女孩玩。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他们将进入生殖期，大家的性冲动转向异性。

尽管在满是种族歧视和崇尚清教徒式生活的维也纳，我仍不为人们接受。但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慢慢对我有了回应。1908年，在访问英国之后，我受邀去往美国。第二年，在去往美国的“华盛顿”号上，我看到船上一位工作人在看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那时我就知道，我终将闻名于世。2年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开始。1911年到1913年，精神分析运动出现了两次大分裂，一次由阿德勒领导，一次由荣格领导。1911年，阿德勒离开了我。1912年，荣格写信给我说：『无论如何，你以对待病人的做法对待你的学生们，这都是极大的错误。……你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风凛凛的父亲……尽管我有自己的见解，但我将继续公开支持你。』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我们的分歧更大了，之后，他便退出了协会。想起了5年前我们的初次见面。那时，我深信他将永远支持我；那时，我以为他是我的“儿子和继承人”。

1914年，一战爆发。战争，使我的一家都笼罩在阴影之下。60岁的我，仍然贫无立锥。风湿、口腔癌也渐渐找上我。虽然战争后需要精神分析的精神病患者更多了，但离我心中的那个梦还很遥远。

1926年，病情恶化。那一年，我在德国，见到了爱因斯坦。4年后，我获得了歌德文学奖，母亲去世。沉痛的打击再一次成为了向前的力量。1933年，希特勒上台，说我的书是禁书，把我的心血付之一炬。如果在中世纪，他们烧死的就是我。83岁的那一年，法西斯来了。我带着家人离开了维也纳，去往英国。这一走，便是永别。

1939年，我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我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讲的是饥饿。

9月21日，我请求医生为我注射吗啡。他说好。9月23日，我便死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梦想着，精神分析会漫步到全世界的每个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