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即美，心灵判其为美。

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

自由与恣情放荡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譬如花自己的钱，即使耽于酒色，放荡无忌，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绝对不然。由于一个人的放荡能成为众人的榜样，终至于紊乱世间风俗，有伤教化，因此他所花的虽然是自己的钱，而其罪是不可宽恕的。

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

譬如人们不能对政府官吏无礼，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并不是因为其人可贵，而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才德，忠于职守，为国民执行可贵的国法，方才值得尊重，所以不是人贵而是国法之贵。

只要合乎天理人情，就是舍生拼命也要力争，这就是作为一国人民的本分。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

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

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

费一百次劲去说服人，还不如示以一次实例

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

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人民既然对本国政府抱有畏缩恐惧的心理，又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所以说如果人民没有独立精神，则徒具形式的文明，不仅是无用的废物，而且反而会使民心萎靡。

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荪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在这个时候，政府只须不加妨碍，适当的予以鼓励，并考察人心所向，尽量加以保护就行了。

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足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

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我们同仁中已经掌握方法的人，就应当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上去。

我们应当把一切文明事业都引为己任，为民前驱，协助政府，使公私的力量平衡，以增进全国的实力，而将脆弱的独立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与外国实行竞赛而毫不退让。

总而言之，不应当出的钱，即使一分也该爱惜，但是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这第三策才是上策中的上策。因为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

凡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西洋称为“殉道”（Martyrdom），虽然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第一，人们既各有其身体，就应该利用这个身体，接触外界，获取物资，以满足其需要，例如播种栽稻，采棉制衣。第二，人们既各具智慧，就应该凭着智慧来阐明事物的道理，以免迷失达成目的的途径。好比种稻，要思考肥田的法子；织布，应先研究织机，这些都是发挥智慧的工作。第三，人们各具欲求，应当用这个欲求来激起身心的活动，借以满足这个欲望，而造成个人的幸福。比如人们固然没有不喜爱锦衣美食的，但是这些锦衣美食并非自然生长于天地之间，要想获得这类的东西，没有人们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的劳动，大都是由于感受欲求的迫促而起，倘若没有这种欲求，就不可能有劳动，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享有快乐的幸福。例如禅寺里的和尚们不从事劳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第四，人们各具有虔诚的本心，就应该用虔诚的意志来抑制情欲，端正方向，借以决定行止。倘若情欲漫无限制，也就难于充分肯定锦衣美食的界限。今若抛弃应当做的事情，只满足一己的欲望，那就只有害人利己，实在不能说是人类应有的行为。处在这种时候，使人们能够分辨情欲和道理，脱离情欲而走向道理这一方面来的，便是虔诚的本心。第五，人们各具自己的思想，应当凭此思想来立定作事的志向。比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做成的，无论好事和坏事都是由于人们具有要做这件事的意志才能做成。

首倡学问之道，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目前尤为大好机会，所以逢此机会的人，即现在的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然而依赖外国货物，只图本国使用方便，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仅将此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聊以自慰，那么所谓一时权宜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如何才能掌握不须仰赖他人而能自给的方法呢？这个期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静待我国现在学者们的成就，即除这些学者能设法供应本国需用的物资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这就是学者们所担负的迫切责任。现在我国雇用的外国人，可以说是我国未成熟的学者们的代理人；现在我国购买外货，是由于我国工业幼稚，所以暂以金钱换来，以便使用。为了雇用外人和购买外货而花费金钱，是由于我国学术尚不如外人，这使日本的财富流于外国，实在可惜，对学者来说也是可耻的。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

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

但是我认为：诚然古来不是没有仁义之士，惟其数极少，不值得拿出来说。

所谓名分，乃是指虚饰的名义而言。既为虚名，则上下尊卑都成了无用的东西。若把虚饰的名义和实际的职分互易其位，那么只要恪守职分，名分也不碍事了。

“observation”一语，是观察事物的意思。“reasoning”一语是研讨事物的道理，并加上自己的见解的意思。只此二者，还不能说是已尽为学之能事。此外尚须博览群书，著书立说，与人交谈，或发表意见。要用尽以上各种方法，才能算是致力学问的人。

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

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那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西洋各国的校风决不能算好，甚或发生不堪入目之事，但在评论他们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仅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

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人的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偶然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

所以说为着了解商业经营的情况，树立今后的计划，就必须作帐目的结算；为着了解本身的情况，建立今后的努力方向，则须作智德事业的检查。

世界文明的进步，是由于人们钻研天地间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人事两方面的动态而发现其真理所致。西方各国人民所以能达到今天的文明，追溯其根源，可以说都是从怀疑出发。

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这样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例如西方国家富强，当然是值得羡慕的，但西方人民贫富不均之弊却不值得效法。

政治虽然也有君主、共和之别，但都可能施行专制的恶政。只是君主专制出于一人的意志，共和的恶政成于众人之手，二者虽有这种差别，但他们施行专制恶政的事实则没有不同。

简单即美，心灵判其为美。

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

自由与恣情放荡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譬如花自己的钱，即使耽于酒色，放荡无忌，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绝对不然。由于一个人的放荡能成为众人的榜样，终至于紊乱世间风俗，有伤教化，因此他所花的虽然是自己的钱，而其罪是不可宽恕的。

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

譬如人们不能对政府官吏无礼，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并不是因为其人可贵，而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才德，忠于职守，为国民执行可贵的国法，方才值得尊重，所以不是人贵而是国法之贵。

只要合乎天理人情，就是舍生拼命也要力争，这就是作为一国人民的本分。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

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

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

费一百次劲去说服人，还不如示以一次实例

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

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人民既然对本国政府抱有畏缩恐惧的心理，又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所以说如果人民没有独立精神，则徒具形式的文明，不仅是无用的废物，而且反而会使民心萎靡。

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荪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在这个时候，政府只须不加妨碍，适当的予以鼓励，并考察人心所向，尽量加以保护就行了。

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足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

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我们同仁中已经掌握方法的人，就应当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上去。

我们应当把一切文明事业都引为己任，为民前驱，协助政府，使公私的力量平衡，以增进全国的实力，而将脆弱的独立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与外国实行竞赛而毫不退让。

总而言之，不应当出的钱，即使一分也该爱惜，但是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这第三策才是上策中的上策。因为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

凡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西洋称为“殉道”（Martyrdom），虽然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第一，人们既各有其身体，就应该利用这个身体，接触外界，获取物资，以满足其需要，例如播种栽稻，采棉制衣。第二，人们既各具智慧，就应该凭着智慧来阐明事物的道理，以免迷失达成目的的途径。好比种稻，要思考肥田的法子；织布，应先研究织机，这些都是发挥智慧的工作。第三，人们各具欲求，应当用这个欲求来激起身心的活动，借以满足这个欲望，而造成个人的幸福。比如人们固然没有不喜爱锦衣美食的，但是这些锦衣美食并非自然生长于天地之间，要想获得这类的东西，没有人们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的劳动，大都是由于感受欲求的迫促而起，倘若没有这种欲求，就不可能有劳动，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享有快乐的幸福。例如禅寺里的和尚们不从事劳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第四，人们各具有虔诚的本心，就应该用虔诚的意志来抑制情欲，端正方向，借以决定行止。倘若情欲漫无限制，也就难于充分肯定锦衣美食的界限。今若抛弃应当做的事情，只满足一己的欲望，那就只有害人利己，实在不能说是人类应有的行为。处在这种时候，使人们能够分辨情欲和道理，脱离情欲而走向道理这一方面来的，便是虔诚的本心。第五，人们各具自己的思想，应当凭此思想来立定作事的志向。比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做成的，无论好事和坏事都是由于人们具有要做这件事的意志才能做成。

首倡学问之道，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目前尤为大好机会，所以逢此机会的人，即现在的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然而依赖外国货物，只图本国使用方便，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仅将此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聊以自慰，那么所谓一时权宜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如何才能掌握不须仰赖他人而能自给的方法呢？这个期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静待我国现在学者们的成就，即除这些学者能设法供应本国需用的物资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这就是学者们所担负的迫切责任。现在我国雇用的外国人，可以说是我国未成熟的学者们的代理人；现在我国购买外货，是由于我国工业幼稚，所以暂以金钱换来，以便使用。为了雇用外人和购买外货而花费金钱，是由于我国学术尚不如外人，这使日本的财富流于外国，实在可惜，对学者来说也是可耻的。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

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

但是我认为：诚然古来不是没有仁义之士，惟其数极少，不值得拿出来说。

所谓名分，乃是指虚饰的名义而言。既为虚名，则上下尊卑都成了无用的东西。若把虚饰的名义和实际的职分互易其位，那么只要恪守职分，名分也不碍事了。

“observation”一语，是观察事物的意思。“reasoning”一语是研讨事物的道理，并加上自己的见解的意思。只此二者，还不能说是已尽为学之能事。此外尚须博览群书，著书立说，与人交谈，或发表意见。要用尽以上各种方法，才能算是致力学问的人。

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

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那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西洋各国的校风决不能算好，甚或发生不堪入目之事，但在评论他们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仅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

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人的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偶然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

所以说为着了解商业经营的情况，树立今后的计划，就必须作帐目的结算；为着了解本身的情况，建立今后的努力方向，则须作智德事业的检查。

世界文明的进步，是由于人们钻研天地间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人事两方面的动态而发现其真理所致。西方各国人民所以能达到今天的文明，追溯其根源，可以说都是从怀疑出发。

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这样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例如西方国家富强，当然是值得羡慕的，但西方人民贫富不均之弊却不值得效法。

政治虽然也有君主、共和之别，但都可能施行专制的恶政。只是君主专制出于一人的意志，共和的恶政成于众人之手，二者虽有这种差别，但他们施行专制恶政的事实则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