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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民主制的现状，提出了对选举代议民主制的怀疑，并提供了另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抽签。促使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动机有三个：
一、「区块链想要什么」是我始终关注的主题，该主题包含区块链的基因问题。公链的出块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能力+运气」式的，这更接近于「选举+抽签」式的民主形式。那么在区块链的其他领域中，比如在DAO 中，携带这个基因的民主形式是否是更适合的？
题外话，直接民主在DAO 中的实践情况是已经可以深度研究的主题；抽签作为社区的利益分配工具的情况也是值得探讨的主题。
二、抽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工具的事实，在主流的教育中几乎是缺失的，这一现象颇为有趣。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对抽签式民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问题，让我们对民主制充满了困惑，我们对它也不再像曾经那般充满信任。但错的是民主制吗，还是只是民主制的实现形式？我们是否还有更多的工具可以拿出来？
文章内容来自《反对选举》一书，作者是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人们对民主的态度甚是古怪：每个人似乎都心生向往，但无人再对它心存信任。
大型国际研究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对来自57 个国家的73000 多人展开了调查，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近85%。当被问及是否认为民主是治理国家的良策时，不少于91.6% 的调查对象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全世界赞成民主思想的人口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而与此同时，公民对议会、政府和政党的信任已降至历史冰点，对于自己身处的政府机构，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人都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所怀疑的，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机构，还有包括医疗系统、铁路系统在内的其他公共部门。
人们似乎青睐民主这一思想，但不喜欢已经被实践的民主，或者说至少不喜欢当前的民主实践。
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民主制的困境：说民主制是最不糟糕的政府组织形式，因为它千方百计地同时满足合法性和效率这个两个基本指标，每个民主制国家都力图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达成健康的平衡。然而现在，西方的民主陷入了合法性和效率的双重危机之中。
民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症状：1.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投票，如果公民不愿再参与民主运转的基本程序，投票，就表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出现了严重问题；2.选民们立场不坚定，他们在投票时变得越来越不谨慎稳重；3.政党成员越来越少，在欧盟成员中，仅有4.65% 的选民仍是党派人士。
民主制度的效率也面临问题，几近明了的各种各样的缺陷都表明，要进行有效的政府管理越来越难了。主要有三条症状：1.组建政府所需的协商时间越来越长；2.政党不得不承受越来越严重的攻击；3.政府的效率越来越低下。
但或许，民主制的困境并不在于民主制，也不在于代议民主制，而是它的一种特殊变体：选举代议民主制，即一种通过选举产生公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只不过几乎所有人都把选举代议民主等同于民主，深信选出公民代表的唯一途径是投票箱。
1948 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这表明了我们看待民主的方式：在谈论民主时，我们谈论的就是选举。
我们并不把选举看作一种参与民主的方法，而是将其当作终点。
这种对选举的执念相当古怪：人们从大约三千年前就开始试验民主，而通过选举来实现民主不过是最近两百年的做法，我们却认为选举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呢？习惯使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选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出现过一些不好的后果，但选举总是能让民主成为现实：人们想要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达成可靠平衡，选举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愿景。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孕育选举的背景完全不同于今日各国的国情。
本文仅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选举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原书有完整的选举制的发展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数量众多的大众政党占据主导地位并掌握了政府，通过一个由工会、行会、医疗服务机构，甚至是学校网络和这些组织自己组成的媒介网络，这些大众政党成功走进了公民的个人生活。这个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把控着公共领域，这就产生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局面，其特征是人民对党派忠诚，选举行为都在意料之中。
至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这一平衡局面因新自由主义思想重塑公共领域而被打破。自由市场取代市民社会，成为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是新闻媒体的主要构建者，而政党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媒介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选举变成了商业秀，变成了一场争夺选民支持的斗争。
2004 年英国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提出「后民主」一词，用以描述这个新景观：尽管在这一模式中选举确确实实存在且能改变政体，但公共选举辩论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景观，操控这一景观的团队都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而大部分的公民只能是被动、顺从甚至冷漠的，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对收到的信号做出反应。在这场选举游戏的幕后，政治其实是由官员与代表过多商业利益的精英间的交往决定的。
由于种种对选举的计算，选举制度每次都使得长远的共同利益让位于短期的政党利益。创造选举制的初衷是实现民主，但从这些后果看，选举似乎是民主的绊脚石。
我们把民主简化为代议民主制，又把代议民主制化约为选举，而这一宝贵的制度如今深陷困境。
那么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世界上存在过哪些形式的民主制呢？在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抽签在各个地方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古雅典
古雅典制度希望尽可能多的公民可以参与城邦生活，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均等机会。城邦的三个主要政治机构分别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
其中，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它起草议案，安排公民大会，管理财政、公共事务、行政长官，还负责与邻邦的外交事项，而这500 个公职人员是通过抽签来获得的；此外，在700 名法官中，有600 名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剩下的则是选举出来的，每天早晨，陪审法庭也会抽签在候选公民中选出几百名陪审员。
在古雅典，抽签可以决定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抽签挑选和轮番而治是雅典民主制的核心。雅典的民主是另一种形式的代议民主，一种非选举的代议民主。
这其中有三个不能低估其重要性的方面：第一，雅典公民是直接参与政治的。第二，古雅典的很多重要决定是由多数人一起做出的。第三，古雅典的所有官员，包括法官，都是通过抽签挑选的，只有极少公职不抽签。(注：但需要注意，古雅典的公民并不是包含所有人。)
雅典民主在鼎盛时期能够依靠抽签这样一个奇特的原则运转，今天的我们对此不禁大感震惊，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抽签毫无出奇之处，实在是再自然不过。
古雅典民主制中的主要机构和权力分配
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并不是民主制国家，而是由强大的寡头贵族家族统治的国家。不过与寡头制有所区别的是，总督，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并非世袭。为了避免相关家族之间的冲突，在选定新一任总督时，人们会求助于抽签这一程序，但是为了确保领导人具备相应能力，总督是通过抽签搭配选取的方式产生的。
选定新总督会持续五天，经历十个阶段。步骤复杂但有趣，我列举在下方，不感兴趣的可以跳过。
大议会的成员是500 名贵族，他们每个人的箱子里都有一个木制的抽签球，上面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
首先，最年轻的议员离开大议会厅，前往圣马可大教堂，并和遇到的第一位年龄在8~10 岁的小男孩说话。这名小男孩将加入选举会的议员队伍，受到委托抽取抽签球。
这个孩童首先抽出30 人，再在这30 人中抽出9 人。这9 个人组成第一个选举团，他们通过多数表决制将选举团扩至40 人，这是一种自行增补新成员的方式。
40 名成员通过抽签，将选举团人数减至12 名，这12 名再次投票，将队伍增至25 人。
这一运作会持续一段时间：选举团每次都通过抽签减小规模，又通过投票壮大，随机抽选和选举交替使用。
在第九轮，选举团会有41 名成员，他们参加秘密选举，最终选出总督。
威尼斯的政体看起来极其复杂，但计算机科学家近来对这种选举领导者的程序饶有兴趣：它确确实实让最受欢迎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但同时给予了少数人机会，又矫正了部分选举人被收买的不良影响。
历史学家们认为，威尼斯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获得非比寻常的长期稳定（这种稳定持续了五个多世纪），抽签这一巧妙的制度是部分原因。倘若不采用抽签，毫无疑问，共和国早就因为寡头家族间的争端而陷入混乱了。
一个值得一提的知识是：英语中的选票一词ballot 直接来自意大利词语ballotte（抽签球）；荷兰人还在使用balloteren 这个动词，意思是为一个团队招募新成员，而它在法语中对应的是ballottage，这个词语直到18 世纪都还指抽签。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人比威尼斯人走得更远。不仅国家领导这一职位，几乎所有的行政和公共管理任务都通过抽签来分配。
公民首先需要获得提名，然后由各种身份的人组成的市民委员会投票决定谁将担任行政职位；再然后是抽签的程序，但在此之前人们会将一些人除名，例如已经有过一轮任期的人或犯过法的人。所以这个过程包括四个步骤：提名、选举、除名、抽签。
和古雅典一样，抽签选出的公民是佛罗伦萨主要政府机构——市政议会、立法机构和市民委员会——的公职人员。市政议会类似于五百人议事会，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外交事务、行政事务和制定法律条文。
通过快速地回顾一番历史，我们可以汲取六个教训：
从古代以来，抽签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政治工具，一直被诸多国家使用；
使用这一制度的都是规模很小的城市国家*（注：区块链上的组织也是小规模的；目前也有一些大国或庞大组织在限定领域内尝试包含抽签的民主形式）*；
使用抽签的国家通常都是在财富、权力和文化方面较为强势的国家；
各国在抽签时的方式和过程千差万别，不过抽签始终能减少公民之间的矛盾，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没有哪个国家会只采用抽签，抽签总是与选举并行，因为选举可以确保获选人具有能力；
尽管其国内的竞争团体之间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使用抽签的国家往往已经有了长达数世纪的政治稳定。
虽然亚里士多德支持的是一种混合政体，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抽签和选举之间的不同之处，他称：“我援引行政长官为例：用抽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寡头政治。”他评论斯巴达说，政府的组建“包含一定的寡头成分，例如，所有行政长官都是经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抽签”。
1748 年，现代宪政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再度提出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的分析，孟德斯鸠认为：“抽签是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挑选方法，它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为国家效力。”他对雅典的民主大加赞赏，因为在古雅典的制度中，行政长官在离职时会“同时考虑抽签和选举”。
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1762 年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当选举与抽签两者并用的时候，凡是需要专门才能的地方，就应该由选举来任用；抽签则适用于只需要有健全的理智、公正与廉洁就够了的地方，而在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里，这些品质是一切公民所共有的。”
和选举一样，抽签也不是完美的药方，但它可以矫正现行制度中的部分缺陷。抽签并非有悖于逻辑，它建立在以下逻辑之上：中立的程序能平均分配政治机会。
最后以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第一段话来自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该书使得「民主」深入人心）中肯定了抽签产生的陪审团，因为这一制度让一定数量的公民被偶然选上，短暂地拥有审判权，他写到：“陪审制度，特别是民主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
第二段话来自卢梭，他说：“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
本文分析了民主制的现状，提出了对选举代议民主制的怀疑，并提供了另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抽签。促使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动机有三个：
一、「区块链想要什么」是我始终关注的主题，该主题包含区块链的基因问题。公链的出块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能力+运气」式的，这更接近于「选举+抽签」式的民主形式。那么在区块链的其他领域中，比如在DAO 中，携带这个基因的民主形式是否是更适合的？
题外话，直接民主在DAO 中的实践情况是已经可以深度研究的主题；抽签作为社区的利益分配工具的情况也是值得探讨的主题。
二、抽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工具的事实，在主流的教育中几乎是缺失的，这一现象颇为有趣。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对抽签式民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问题，让我们对民主制充满了困惑，我们对它也不再像曾经那般充满信任。但错的是民主制吗，还是只是民主制的实现形式？我们是否还有更多的工具可以拿出来？
文章内容来自《反对选举》一书，作者是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人们对民主的态度甚是古怪：每个人似乎都心生向往，但无人再对它心存信任。
大型国际研究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对来自57 个国家的73000 多人展开了调查，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近85%。当被问及是否认为民主是治理国家的良策时，不少于91.6% 的调查对象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全世界赞成民主思想的人口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而与此同时，公民对议会、政府和政党的信任已降至历史冰点，对于自己身处的政府机构，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人都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所怀疑的，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机构，还有包括医疗系统、铁路系统在内的其他公共部门。
人们似乎青睐民主这一思想，但不喜欢已经被实践的民主，或者说至少不喜欢当前的民主实践。
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民主制的困境：说民主制是最不糟糕的政府组织形式，因为它千方百计地同时满足合法性和效率这个两个基本指标，每个民主制国家都力图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达成健康的平衡。然而现在，西方的民主陷入了合法性和效率的双重危机之中。
民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症状：1.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投票，如果公民不愿再参与民主运转的基本程序，投票，就表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出现了严重问题；2.选民们立场不坚定，他们在投票时变得越来越不谨慎稳重；3.政党成员越来越少，在欧盟成员中，仅有4.65% 的选民仍是党派人士。
民主制度的效率也面临问题，几近明了的各种各样的缺陷都表明，要进行有效的政府管理越来越难了。主要有三条症状：1.组建政府所需的协商时间越来越长；2.政党不得不承受越来越严重的攻击；3.政府的效率越来越低下。
但或许，民主制的困境并不在于民主制，也不在于代议民主制，而是它的一种特殊变体：选举代议民主制，即一种通过选举产生公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只不过几乎所有人都把选举代议民主等同于民主，深信选出公民代表的唯一途径是投票箱。
1948 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这表明了我们看待民主的方式：在谈论民主时，我们谈论的就是选举。
我们并不把选举看作一种参与民主的方法，而是将其当作终点。
这种对选举的执念相当古怪：人们从大约三千年前就开始试验民主，而通过选举来实现民主不过是最近两百年的做法，我们却认为选举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呢？习惯使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选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出现过一些不好的后果，但选举总是能让民主成为现实：人们想要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达成可靠平衡，选举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愿景。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孕育选举的背景完全不同于今日各国的国情。
本文仅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选举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原书有完整的选举制的发展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数量众多的大众政党占据主导地位并掌握了政府，通过一个由工会、行会、医疗服务机构，甚至是学校网络和这些组织自己组成的媒介网络，这些大众政党成功走进了公民的个人生活。这个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把控着公共领域，这就产生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局面，其特征是人民对党派忠诚，选举行为都在意料之中。
至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这一平衡局面因新自由主义思想重塑公共领域而被打破。自由市场取代市民社会，成为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是新闻媒体的主要构建者，而政党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媒介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选举变成了商业秀，变成了一场争夺选民支持的斗争。
2004 年英国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提出「后民主」一词，用以描述这个新景观：尽管在这一模式中选举确确实实存在且能改变政体，但公共选举辩论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景观，操控这一景观的团队都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而大部分的公民只能是被动、顺从甚至冷漠的，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对收到的信号做出反应。在这场选举游戏的幕后，政治其实是由官员与代表过多商业利益的精英间的交往决定的。
由于种种对选举的计算，选举制度每次都使得长远的共同利益让位于短期的政党利益。创造选举制的初衷是实现民主，但从这些后果看，选举似乎是民主的绊脚石。
我们把民主简化为代议民主制，又把代议民主制化约为选举，而这一宝贵的制度如今深陷困境。
那么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世界上存在过哪些形式的民主制呢？在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抽签在各个地方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古雅典
古雅典制度希望尽可能多的公民可以参与城邦生活，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均等机会。城邦的三个主要政治机构分别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
其中，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它起草议案，安排公民大会，管理财政、公共事务、行政长官，还负责与邻邦的外交事项，而这500 个公职人员是通过抽签来获得的；此外，在700 名法官中，有600 名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剩下的则是选举出来的，每天早晨，陪审法庭也会抽签在候选公民中选出几百名陪审员。
在古雅典，抽签可以决定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抽签挑选和轮番而治是雅典民主制的核心。雅典的民主是另一种形式的代议民主，一种非选举的代议民主。
这其中有三个不能低估其重要性的方面：第一，雅典公民是直接参与政治的。第二，古雅典的很多重要决定是由多数人一起做出的。第三，古雅典的所有官员，包括法官，都是通过抽签挑选的，只有极少公职不抽签。(注：但需要注意，古雅典的公民并不是包含所有人。)
雅典民主在鼎盛时期能够依靠抽签这样一个奇特的原则运转，今天的我们对此不禁大感震惊，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抽签毫无出奇之处，实在是再自然不过。
古雅典民主制中的主要机构和权力分配
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并不是民主制国家，而是由强大的寡头贵族家族统治的国家。不过与寡头制有所区别的是，总督，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并非世袭。为了避免相关家族之间的冲突，在选定新一任总督时，人们会求助于抽签这一程序，但是为了确保领导人具备相应能力，总督是通过抽签搭配选取的方式产生的。
选定新总督会持续五天，经历十个阶段。步骤复杂但有趣，我列举在下方，不感兴趣的可以跳过。
大议会的成员是500 名贵族，他们每个人的箱子里都有一个木制的抽签球，上面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
首先，最年轻的议员离开大议会厅，前往圣马可大教堂，并和遇到的第一位年龄在8~10 岁的小男孩说话。这名小男孩将加入选举会的议员队伍，受到委托抽取抽签球。
这个孩童首先抽出30 人，再在这30 人中抽出9 人。这9 个人组成第一个选举团，他们通过多数表决制将选举团扩至40 人，这是一种自行增补新成员的方式。
40 名成员通过抽签，将选举团人数减至12 名，这12 名再次投票，将队伍增至25 人。
这一运作会持续一段时间：选举团每次都通过抽签减小规模，又通过投票壮大，随机抽选和选举交替使用。
在第九轮，选举团会有41 名成员，他们参加秘密选举，最终选出总督。
威尼斯的政体看起来极其复杂，但计算机科学家近来对这种选举领导者的程序饶有兴趣：它确确实实让最受欢迎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但同时给予了少数人机会，又矫正了部分选举人被收买的不良影响。
历史学家们认为，威尼斯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获得非比寻常的长期稳定（这种稳定持续了五个多世纪），抽签这一巧妙的制度是部分原因。倘若不采用抽签，毫无疑问，共和国早就因为寡头家族间的争端而陷入混乱了。
一个值得一提的知识是：英语中的选票一词ballot 直接来自意大利词语ballotte（抽签球）；荷兰人还在使用balloteren 这个动词，意思是为一个团队招募新成员，而它在法语中对应的是ballottage，这个词语直到18 世纪都还指抽签。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人比威尼斯人走得更远。不仅国家领导这一职位，几乎所有的行政和公共管理任务都通过抽签来分配。
公民首先需要获得提名，然后由各种身份的人组成的市民委员会投票决定谁将担任行政职位；再然后是抽签的程序，但在此之前人们会将一些人除名，例如已经有过一轮任期的人或犯过法的人。所以这个过程包括四个步骤：提名、选举、除名、抽签。
和古雅典一样，抽签选出的公民是佛罗伦萨主要政府机构——市政议会、立法机构和市民委员会——的公职人员。市政议会类似于五百人议事会，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外交事务、行政事务和制定法律条文。
通过快速地回顾一番历史，我们可以汲取六个教训：
从古代以来，抽签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政治工具，一直被诸多国家使用；
使用这一制度的都是规模很小的城市国家*（注：区块链上的组织也是小规模的；目前也有一些大国或庞大组织在限定领域内尝试包含抽签的民主形式）*；
使用抽签的国家通常都是在财富、权力和文化方面较为强势的国家；
各国在抽签时的方式和过程千差万别，不过抽签始终能减少公民之间的矛盾，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没有哪个国家会只采用抽签，抽签总是与选举并行，因为选举可以确保获选人具有能力；
尽管其国内的竞争团体之间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使用抽签的国家往往已经有了长达数世纪的政治稳定。
虽然亚里士多德支持的是一种混合政体，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抽签和选举之间的不同之处，他称：“我援引行政长官为例：用抽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寡头政治。”他评论斯巴达说，政府的组建“包含一定的寡头成分，例如，所有行政长官都是经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抽签”。
1748 年，现代宪政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再度提出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的分析，孟德斯鸠认为：“抽签是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挑选方法，它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为国家效力。”他对雅典的民主大加赞赏，因为在古雅典的制度中，行政长官在离职时会“同时考虑抽签和选举”。
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1762 年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当选举与抽签两者并用的时候，凡是需要专门才能的地方，就应该由选举来任用；抽签则适用于只需要有健全的理智、公正与廉洁就够了的地方，而在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里，这些品质是一切公民所共有的。”
和选举一样，抽签也不是完美的药方，但它可以矫正现行制度中的部分缺陷。抽签并非有悖于逻辑，它建立在以下逻辑之上：中立的程序能平均分配政治机会。
最后以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第一段话来自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该书使得「民主」深入人心）中肯定了抽签产生的陪审团，因为这一制度让一定数量的公民被偶然选上，短暂地拥有审判权，他写到：“陪审制度，特别是民主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
第二段话来自卢梭，他说：“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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