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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註 1]是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間，臺灣各地爆發激烈的官民衝突，民眾要求政治改革，最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遣軍隊武力鎮壓。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以陳儀為首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管臺灣。在政治上，政府施政偏頗、官紀敗壞、政治歧視，多數臺灣籍菁英被排拒在外；在經濟上，計劃經濟政策造成通貨膨脹與經濟危機，失業人口擴大，社會問題叢生；在文化上，戰後臺灣與中國大陸存在明顯隔閡，受日本化影響的臺灣人被指責是「奴化」，而被要求「中國化」。臺灣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逐漸累積，官民矛盾與族群矛盾更導致緊張情勢持續升高。
二二八事件從上至下、由左至右：1947年2月28日，民眾前往專賣局臺北分局抗議，並將專賣局臺北分局內的火柴、香菸等物品存貨堆積焚毀；1947年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舉辦成立大會，正式選出常務委員；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後，臺北市榮町大街的人潮消失；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槍斃者；1947年3月17日，受命前往臺灣宣慰的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右二）抵達臺北松山機場，行政長官陳儀前來迎接（右一）。日期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地點臺灣起因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特殊體制
政治壟斷、政治歧視與政治腐敗
接收弊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
社會動盪、文化隔閡與族群矛盾
目標圓環緝菸事件善後處理、要求政治改革方法示威遊行、政治交涉、收繳武器、接管機構、武裝抗爭結果
各地經歷軍事鎮壓與清鄉，造成大量人死傷與失蹤
臺灣民眾長期對政治感到恐懼與冷漠
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
有利於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影響民主政治發展
加深族群隔閡，影響臺灣文化發展
衝突方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其各地分會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及其各地分會
三民主義青年團各地分團
領導人物
傷亡死亡官方文獻紀錄中最低死亡與失蹤總數在8,324人至11,841人之間，當中外省人死亡與失蹤合計89人[1]。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太平町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菸，打傷菸販林江邁、誤殺市民陳文溪，激起群眾久積的憤怒。隔日，市民罷市、罷課、罷工，遊行至專賣局抗議、前往長官公署請願，但遭到衛兵以機槍掃射，數人死傷。這導致抗爭與衝突全面蔓延，臺灣各大都市爆發暴力事件，軍隊開槍鎮壓，死傷多人。為了解決爭端、消除積怨，各縣市民意代表、紳士階級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藉由政治交涉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各地民間力量組成武裝部隊，收繳槍械、控制機關等，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
陳儀表面上妥協讓步，接受處理委員會意見，但將這次事件視為「叛亂」，向中央政府請調援兵。3月5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派兵前往臺灣。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高雄市展開鎮壓。3月8日，憲兵團自福建省抵達基隆市，劉雨卿所率國民革命軍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等部隊亦陸續登陸，各地展開大規模
二二八事件導致大量臺灣籍人士遭到逮捕、槍斃或失蹤，包括無關抗爭的菁英人士。這次事件影響地方政治生態，加深族群隔閡與對立。由於隨後臺灣實行長期戒嚴並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牽涉到敏感的政治問題，成為禁止公開討論、研究的「歷史禁忌」。直到1980年代二二八平反運動的衝擊，臺灣社會才逐漸重新討論二二八事件。到了1990年代後，社會各界針對二二八事件展開調查研究、賠償受難者與家屬、建立紀念碑、回復名譽等。當前臺灣設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各地亦設有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接管臺灣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第十五受降區受降典禮。尚未簽訂和平條約確立主權移交時，國民政府便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省統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臺灣推行工業化與教育，其後推動國語運動、皇民奉公會等皇民化運動；這些舉措提升臺灣人教育程度，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趨重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在臺灣的日本軍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投降，其後由中國接管臺灣
當時許多臺灣社會精英和民眾存在「祖國情結」，對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新時代」有一定期待，歡迎程度超過中國大陸其他地區[11]。在政治真空期，各地青年學生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團體，維持公共安全、保護公有資源、迎接國民政府等，惟這類團體後來被要求改組解散
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因情勢惡化無力關注臺灣，只將臺灣視為邊境[1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俱樂部、中國國民黨黨部等政治派系派員前往臺灣，部署情報網、接收日產與爭奪資源，情報機構展開反情報、肅奸等工作，陳儀則任由派系勢力互鬥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政治
1946年5月，第一屆臺灣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上，參議員質詢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軍紀問題。
在政治方面，長官公署的特殊化體制經國民政府特別授權，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的委員會制，但存在諸多缺失、官箴與軍紀欠佳[19]。臺灣省行政長官享有極大委任立法權，且擁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人事管理指揮監督權，加上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軍事政府
陳儀最初雖然有圖治之心，但性格剛愎，下情不能上達，官民關係惡劣[22]。總攬大權的長官公署以統治者心態自居，不能體察民情，政治上打壓臺灣人民，政治措施、參與和待遇失衡；同時發布諸多臨時辦法，獨佔政治、經濟、社會等資源[23]。雖然名義上給予臺灣人政治參與機會，實際以沒有政治人才、不理解中華民國國語等理由，多數精英被排斥在中高級職位外
對於中國大陸各省人獨佔政治權位，原先期待伸展抱負的臺灣精英感到失望，要求全面參政、實施縣市長選舉[26]。除了獨佔高級公務員，許多機構單位開始充斥牽親引戚、裙帶關係的用人作風，並以外行領導內行[27]。裙帶關係的風氣還導致一些公司、工廠摒棄有為青年，未獲僱傭的失業人士感到不平，種種現象更讓原本熱烈歡迎「祖國」的臺灣人民產生厭惡心理
同時間，屯駐臺灣的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軍紀敗壞，軍人和警察偷竊、耍賴、威脅、詐騙、恐嚇、調戲、搶劫、殺人，開槍滋事案件在1946年屢見不鮮，民間稱為「賊仔兵」[30]。接收官僚忽視臺灣進步的事實、並以中國習慣治理，同時陳儀用人不明，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社會特權、官僚作風、政風敗壞、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貪污賄賂、軍紀混亂等弊端，社會亂象頻生，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經濟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報紙報導各種貪贓枉法案例，讓臺灣群眾對於政權腐敗強烈不滿。
戰後臺灣生產事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空襲遭嚴重破壞，中國大陸因政局動盪而無力支援[33]。在經濟政策方面，陳儀推行全面性計劃經濟，實行獨佔剝削、資源管制、金融獨佔、財貨專賣和國有企業貿易制度
代表計劃經濟的機構還有專賣局與貿易局[37]。沿襲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香菸、酒、樟腦、火柴、度量工具由專賣局專賣，食鹽、
這些政策導致臺灣經濟發展嚴重扭曲，主要日用品價格飛漲、惡性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浮現，生存條件比日治時期更為惡化[41]。臺灣米糧短缺、價格暴漲並爆發米荒事件，食糖價格也因資源委員會將臺灣糖業公司白糖無償轉售暴漲，長官公署的緊急措施效果不彰
1946年間，臺灣不斷爆發官員貪污案件，相關新聞報導在1月底至2月上旬便有6則；多位敢言的臺灣省參議員數次在臺灣省參議會質詢、揭露弊端[45]。同年1月、4月和10月，監察院派遣閩臺區監察使楊亮功前往臺灣視察，提到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問題，但不被重視[46]。同年7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派劉文島組成中央清查團前往臺灣調查，指出貿易局局長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社會
在社會文化方面，相較於長期戰爭的中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除了早期抗日運動至後期太平洋戰爭外大抵和平[49]。經過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臺灣進入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水準等遠較中國社會進步，並形成集體意識
陳儀及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社會之間存在著明顯隔閡，中國大陸政府官僚及民眾對臺灣情況非常陌生[53]。當時的臺灣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且處在日語思考的文化圈內，初次抵達臺灣的中國大陸人士便能感覺到日本東洋氣息[54]。雖然旅居臺灣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於臺灣的進步存有同感，但部分人因中國抗日戰爭甫結束、對「日本鬼子」欺凌的不滿，對於這類東洋氣息相當不自在與反感，指責臺灣人受到日本
當時接收官僚經常以征服者、戰勝者的統治觀點，將臺灣人視為戰敗者，處處歧視、敵視、排斥與打壓臺灣的文化和價值觀，造成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認知出現矛盾與衝突[57]。相反地，臺灣社會開始流行「狗去豬來」的說法，並懷念起日治時期；無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此則痛斥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環
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治安良好，並持續至後來的政治真空時期；其後因為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流氓大赦案等，社會偷竊搶劫四起、騷亂事件不斷[60]。負責公共安全的軍人與警察紀律敗壞、作威作福，且臺灣與中國文化隔閡甚大，雙方適應不良及衝突對立，發生布袋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反美示威遊行、迎諧事件等警民衝突，社會治安日益惡化
二二八事件[註 1]是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間，臺灣各地爆發激烈的官民衝突，民眾要求政治改革，最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遣軍隊武力鎮壓。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以陳儀為首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管臺灣。在政治上，政府施政偏頗、官紀敗壞、政治歧視，多數臺灣籍菁英被排拒在外；在經濟上，計劃經濟政策造成通貨膨脹與經濟危機，失業人口擴大，社會問題叢生；在文化上，戰後臺灣與中國大陸存在明顯隔閡，受日本化影響的臺灣人被指責是「奴化」，而被要求「中國化」。臺灣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逐漸累積，官民矛盾與族群矛盾更導致緊張情勢持續升高。
二二八事件從上至下、由左至右：1947年2月28日，民眾前往專賣局臺北分局抗議，並將專賣局臺北分局內的火柴、香菸等物品存貨堆積焚毀；1947年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舉辦成立大會，正式選出常務委員；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後，臺北市榮町大街的人潮消失；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槍斃者；1947年3月17日，受命前往臺灣宣慰的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右二）抵達臺北松山機場，行政長官陳儀前來迎接（右一）。日期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地點臺灣起因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特殊體制
政治壟斷、政治歧視與政治腐敗
接收弊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
社會動盪、文化隔閡與族群矛盾
目標圓環緝菸事件善後處理、要求政治改革方法示威遊行、政治交涉、收繳武器、接管機構、武裝抗爭結果
各地經歷軍事鎮壓與清鄉，造成大量人死傷與失蹤
臺灣民眾長期對政治感到恐懼與冷漠
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
有利於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影響民主政治發展
加深族群隔閡，影響臺灣文化發展
衝突方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其各地分會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及其各地分會
三民主義青年團各地分團
領導人物
傷亡死亡官方文獻紀錄中最低死亡與失蹤總數在8,324人至11,841人之間，當中外省人死亡與失蹤合計89人[1]。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太平町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菸，打傷菸販林江邁、誤殺市民陳文溪，激起群眾久積的憤怒。隔日，市民罷市、罷課、罷工，遊行至專賣局抗議、前往長官公署請願，但遭到衛兵以機槍掃射，數人死傷。這導致抗爭與衝突全面蔓延，臺灣各大都市爆發暴力事件，軍隊開槍鎮壓，死傷多人。為了解決爭端、消除積怨，各縣市民意代表、紳士階級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藉由政治交涉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各地民間力量組成武裝部隊，收繳槍械、控制機關等，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
陳儀表面上妥協讓步，接受處理委員會意見，但將這次事件視為「叛亂」，向中央政府請調援兵。3月5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派兵前往臺灣。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高雄市展開鎮壓。3月8日，憲兵團自福建省抵達基隆市，劉雨卿所率國民革命軍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等部隊亦陸續登陸，各地展開大規模
二二八事件導致大量臺灣籍人士遭到逮捕、槍斃或失蹤，包括無關抗爭的菁英人士。這次事件影響地方政治生態，加深族群隔閡與對立。由於隨後臺灣實行長期戒嚴並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牽涉到敏感的政治問題，成為禁止公開討論、研究的「歷史禁忌」。直到1980年代二二八平反運動的衝擊，臺灣社會才逐漸重新討論二二八事件。到了1990年代後，社會各界針對二二八事件展開調查研究、賠償受難者與家屬、建立紀念碑、回復名譽等。當前臺灣設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各地亦設有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接管臺灣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第十五受降區受降典禮。尚未簽訂和平條約確立主權移交時，國民政府便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省統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臺灣推行工業化與教育，其後推動國語運動、皇民奉公會等皇民化運動；這些舉措提升臺灣人教育程度，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趨重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在臺灣的日本軍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投降，其後由中國接管臺灣
當時許多臺灣社會精英和民眾存在「祖國情結」，對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新時代」有一定期待，歡迎程度超過中國大陸其他地區[11]。在政治真空期，各地青年學生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團體，維持公共安全、保護公有資源、迎接國民政府等，惟這類團體後來被要求改組解散
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因情勢惡化無力關注臺灣，只將臺灣視為邊境[1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俱樂部、中國國民黨黨部等政治派系派員前往臺灣，部署情報網、接收日產與爭奪資源，情報機構展開反情報、肅奸等工作，陳儀則任由派系勢力互鬥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政治
1946年5月，第一屆臺灣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上，參議員質詢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軍紀問題。
在政治方面，長官公署的特殊化體制經國民政府特別授權，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的委員會制，但存在諸多缺失、官箴與軍紀欠佳[19]。臺灣省行政長官享有極大委任立法權，且擁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人事管理指揮監督權，加上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軍事政府
陳儀最初雖然有圖治之心，但性格剛愎，下情不能上達，官民關係惡劣[22]。總攬大權的長官公署以統治者心態自居，不能體察民情，政治上打壓臺灣人民，政治措施、參與和待遇失衡；同時發布諸多臨時辦法，獨佔政治、經濟、社會等資源[23]。雖然名義上給予臺灣人政治參與機會，實際以沒有政治人才、不理解中華民國國語等理由，多數精英被排斥在中高級職位外
對於中國大陸各省人獨佔政治權位，原先期待伸展抱負的臺灣精英感到失望，要求全面參政、實施縣市長選舉[26]。除了獨佔高級公務員，許多機構單位開始充斥牽親引戚、裙帶關係的用人作風，並以外行領導內行[27]。裙帶關係的風氣還導致一些公司、工廠摒棄有為青年，未獲僱傭的失業人士感到不平，種種現象更讓原本熱烈歡迎「祖國」的臺灣人民產生厭惡心理
同時間，屯駐臺灣的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軍紀敗壞，軍人和警察偷竊、耍賴、威脅、詐騙、恐嚇、調戲、搶劫、殺人，開槍滋事案件在1946年屢見不鮮，民間稱為「賊仔兵」[30]。接收官僚忽視臺灣進步的事實、並以中國習慣治理，同時陳儀用人不明，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社會特權、官僚作風、政風敗壞、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貪污賄賂、軍紀混亂等弊端，社會亂象頻生，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經濟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報紙報導各種貪贓枉法案例，讓臺灣群眾對於政權腐敗強烈不滿。
戰後臺灣生產事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空襲遭嚴重破壞，中國大陸因政局動盪而無力支援[33]。在經濟政策方面，陳儀推行全面性計劃經濟，實行獨佔剝削、資源管制、金融獨佔、財貨專賣和國有企業貿易制度
代表計劃經濟的機構還有專賣局與貿易局[37]。沿襲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香菸、酒、樟腦、火柴、度量工具由專賣局專賣，食鹽、
這些政策導致臺灣經濟發展嚴重扭曲，主要日用品價格飛漲、惡性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浮現，生存條件比日治時期更為惡化[41]。臺灣米糧短缺、價格暴漲並爆發米荒事件，食糖價格也因資源委員會將臺灣糖業公司白糖無償轉售暴漲，長官公署的緊急措施效果不彰
1946年間，臺灣不斷爆發官員貪污案件，相關新聞報導在1月底至2月上旬便有6則；多位敢言的臺灣省參議員數次在臺灣省參議會質詢、揭露弊端[45]。同年1月、4月和10月，監察院派遣閩臺區監察使楊亮功前往臺灣視察，提到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問題，但不被重視[46]。同年7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派劉文島組成中央清查團前往臺灣調查，指出貿易局局長
主條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臺灣社會
在社會文化方面，相較於長期戰爭的中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除了早期抗日運動至後期太平洋戰爭外大抵和平[49]。經過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臺灣進入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水準等遠較中國社會進步，並形成集體意識
陳儀及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社會之間存在著明顯隔閡，中國大陸政府官僚及民眾對臺灣情況非常陌生[53]。當時的臺灣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且處在日語思考的文化圈內，初次抵達臺灣的中國大陸人士便能感覺到日本東洋氣息[54]。雖然旅居臺灣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於臺灣的進步存有同感，但部分人因中國抗日戰爭甫結束、對「日本鬼子」欺凌的不滿，對於這類東洋氣息相當不自在與反感，指責臺灣人受到日本
當時接收官僚經常以征服者、戰勝者的統治觀點，將臺灣人視為戰敗者，處處歧視、敵視、排斥與打壓臺灣的文化和價值觀，造成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認知出現矛盾與衝突[57]。相反地，臺灣社會開始流行「狗去豬來」的說法，並懷念起日治時期；無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此則痛斥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環
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治安良好，並持續至後來的政治真空時期；其後因為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流氓大赦案等，社會偷竊搶劫四起、騷亂事件不斷[60]。負責公共安全的軍人與警察紀律敗壞、作威作福，且臺灣與中國文化隔閡甚大，雙方適應不良及衝突對立，發生布袋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反美示威遊行、迎諧事件等警民衝突，社會治安日益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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