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科文（Tyler Cowen）是硅谷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在人工智能时代，他对知识的渴求还有容身之地吗？

在贫困的洪都拉斯罗阿坦岛上，一条最破败的道路尽头坐落着普罗斯佩拉（Próspera）——一个旨在让企业家“创造更美好未来”的自由意志主义城市国家。去年一月，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来到这里。他被引导到一个露天的共享办公空间，该空间位于该市的市政总部——一座迷人的热带风格木屋——的下方。几位数字游民站起身来迎接他，顺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短裤。其中一人开始向科文介绍普罗斯佩拉的监管体系，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洪都拉斯政府。科文礼貌地倾听着，随后望向海岸线上方，两只棕色的鸟儿正盘旋着。他问道，罗阿坦当地人如何称呼秃鹫。有人告诉了他答案。“你们用的是**纳瓦特尔语（Nahuatl）**的词汇啊。”他赞叹道。

穿着他一整周都没换过的破旧蓝色牛仔裤，这位61岁的学者出现在这些晒得黝黑的乌托邦主义者面前，仿佛是一颗照耀他们知识天空的明星。科文的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受到亿万富翁们的青睐；他的书籍在机场销售，在华盛顿广为阅读。他的资助计划得到了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和彼得·蒂尔的支持。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许多科技领袖如今都认同科文在2010年代首次提出的一种经济学分析。他当时认为，科技可以拯救美国，使其摆脱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这一停滞使美国的增长率长期低迷。正是这一论点，再加上他不懈的出版节奏，让科文在硅谷及其衍生文化圈中找到了听众。如今，他的读者群体甚至包括DOGE的员工。

然而，在追随者眼中，科文出名的并非某个单一理论，而是他广博的知识视野。简单来说，他似乎对一切都有所了解：从机器学习到冰岛萨迦，再到挪威卑尔根最好的餐厅。“你可以和他深入讨论17世纪爱尔兰的经济思想家，或者非洲音乐的发展趋势，甚至是名义GDP目标制的历史。”在线支付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说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能在如此多的领域都达到他的深度。”

在颠簸不平的路上驶向普罗斯佩拉的途中，科文不断向接待他的主人们抛出问题：他们如何确认自己真正拥有这片土地？美国的投资条约对他们的保护力度有多大？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设计愿景是什么？当我们坐下时，现场的氛围介于创业推介会和博士论文答辩之间。创始人们的术语和理念随着温暖的微风飘散在空气中。

科文的提问风格极具信息获取导向，言简意赅，不具备传统对话的流畅性。在他的播客节目 《与泰勒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Tyler） 中，知名企业家们经常发现自己被这位主持人逼到角落。“我很幸运能够尽量回答他的诸多问题。”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说道——他的孵化器曾助推 Airbnb、DoorDash 和 Reddit 等公司的崛起。格雷厄姆告诉我，科文曾亲自来到他家中进行这场“交叉审问”。事后，格雷厄姆尝试开了个恶作剧。他递给科文一根海象的阴茎骨——这根骨头长达 12 英寸，没有明显特征——然后问他认为这是什么。“泰勒只是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像我递给他一个盐罐一样。”格雷厄姆回忆道。

在普罗斯佩拉，科文整整一天都在不停提问，甚至在他发表一场关于长寿的演讲时仍未停止。他向观众提问：有多少人计划在死后被冷冻，等待更先进的文明将他们复活？他们是否担心会被过早解冻？这种想法是否会影响他们对素食主义的看法？

演讲结束后，人群兴奋地围住了科文。他们是一个熟悉的群体：年轻、雄心勃勃，并倾向于自称为“书呆子”或“创造者”。他们探讨了国家平均智商水平与社会主义政府间的关联性、科技住宅与共享居住模式的发展，以及胚胎筛选技术在未来可能引发的变革。

望着这一幕，我感受到听众们内心交织着渴望与迟疑。有些人想向科文推销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则希望用深刻的思考给他留下印象，但没人知道该如何与他交谈。每个走上前与他交谈的人似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你可以向一个人询问任何问题时，你该问什么？**在每一场对话中，我都会看到提问者的话语在喉咙里卡住，而这时，科文便会立刻介入，兴致勃勃地开始“审问”他的对话对象。

看着他从他人那里汲取信息，我常常思考他的真正动机。科文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功利主义者：他相信人们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受激励和惩罚机制的驱动，并且他们的行动会产生可衡量的伦理后果。然而，他所积累的大量信息大多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回报。他数十年来一直在无偿地进行研究，其强度之大足以让大多数人住进医院。“把泰勒当成一个超级强大的 GPT 来对待。”科文的一位朋友曾这样建议我，而且语气里丝毫没有玩笑的成分。

如今，那些看似无所不知、能够进行智能思考的人工智能正迅速崛起，这使得科文一生所围绕的核心哲学问题更加尖锐：“了解一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不会过度分析这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到此时，科文这样对我说道。“我曾经对我的妻子说过一句话——这是个玩笑——但大致是这样的：‘我对人生的意义并不太感兴趣，但我对收集他人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却非常感兴趣。’其实，这不完全是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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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还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名研究生，他得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导师正是当时年少成名的天才教授泰勒·科文。有一天，塔巴罗克拿着一篇论文请科文点评，将其放在桌上后正准备离开，科文却叫住了他。“科文说：‘不，不，坐下。’然后他拿起论文，翻开第一页。‘你应该看看阿罗 1945 年的文章。’再翻一页。‘不，这错了。’又翻一页。‘哦，这个观点不错。’他就这么轻松地把我的论文翻完了，就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样。”

科文自称患有“超级阅读症”（hyperlexia）。在状态好的时候，他声称一天能读四到五本书。我偷偷计时，发现他阅读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篇密集的论文时，每页仅花 30 秒。后来，我坐在他身旁，看着他阅读一篇经济学论文，他的速度就像是在检查书页是否按顺序装订正确一样。

家族传说称，科文在两岁时便自学会了阅读。他在新泽西州长大，是个安静的孩子，沉迷于棒球卡片和科幻小说。从小，他似乎就在寻找能容纳自己强迫性兴趣的渠道。10 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鲍比·菲舍尔（Bobby Fischer）击败鲍里斯·斯帕斯基（Boris Spassky），从此对国际象棋产生兴趣。几年后，他已是一名职业国际象棋教练，并在 15 岁时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

科文的父亲是一个外向健谈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经营着当地的商会。在科文十几岁时，父亲带他去与朋友**沃尔特·格林德（Walter Grinder）**共进晚餐。格林德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生活围绕着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展开，几乎能流畅地谈论任何作家。科文回忆道：“当时我想，‘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在职业上更成功一点。’”

科文在学校和大学一路名列前茅，但他的真正精力总是投入到最新的兴趣爱好中。在高中时期，他常常乘公交车前往曼哈顿，参加纽约大学的经济学研讨会。尚未大学毕业，他便已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但他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却是沉浸在古典音乐中。他发现了艺术、旅行、异国美食，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在 25 岁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一个痴迷催生了另一个痴迷。他去了海地，因此开始收藏海地艺术作品，由此认识了一位研究该领域的专家，而这位专家还收藏墨西哥土著的树皮画。这最终让他坐上了一辆 600 美元的出租车，前往圣奥古斯丁·奥潘（San Agustín Oapan）这个偏远的山区小村庄。很快，那些色彩鲜艳的梦境绘画加入了海地巫毒主题的艺术收藏，装点着科文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郊区住宅。

在抵达乔治·梅森大学不久后，科文读到了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的《性格面具》（Sexual Personae），这是一部大胆激进的论战之作，探讨了跨越千年的西方艺术。尽管科文并不认同帕格利亚的观点，但他意识到，这正是他想要写的那种书。几个月内，他便开始起草一部生动流畅、面向大众的市场与高级文化史。2003 年，他与塔巴罗克决定创建一个博客，名为 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如果说塔巴罗克是一位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直截了当、政治立场明确——那么科文则始终更加隐晦。他可能会写一篇文章，探讨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损害高级餐饮，或者在谈论维米尔（Vermeer）时顺带提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两人开玩笑说：如果一篇文章让你怒不可遏，那一定是亚历克斯写的；如果让你满头雾水，那就是泰勒写的。

很少有读者能察觉到，科文其实在构建一个更广阔的现代经济史视角。在科文学术生涯的早期，英国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曾邀请他共同撰写一篇关于“社会贴现率”（social-discount rates）的论文。这一政策工具用于评估那些能在多年后带来收益的项目的当前价值。由于未来的收益相较于当前更不确定、也不紧迫，政府通常会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即距离当前时间越远，收益的权重越低。

帕菲特与科文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荒谬的道德结论：“按照 5% 的社会贴现率，一个明年发生的统计性死亡将比 400 年后发生的十亿人死亡更重要。”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贴现率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我们应当同等关注自己行为的已知后果，无论这些后果何时发生。

这一观点的常见推论是：应当采取更积极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然而，科文关注的却是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收益是随时间复利计算的。如果一个国家某一年 GDP 仅比目标低 1%，似乎无关紧要。但如果连续 100 年都未能达到目标，累计损失将远超这些年度失误的总和。从科文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不仅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更是一种道德责任——任何拖累当下 GDP 增长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剥夺未来世代的财富。

2011 年，科文出版了一本电子小册子（The Great Stagnation），提出自 1973 年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经历了一场被忽视的增长停滞，而这场危机只能通过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并认为应当从文化层面**入手，而非仅依赖经济政策——提升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这本电子书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不得不加急印刷出版，最终成为罕见的现象级畅销书——一本关于宏大思想的书籍，却在市场上大卖。

科文承认，即便 GDP 增长最终恢复，收益也不会惠及所有人。在他的后续著作**《平庸终结》（Average is Over）中，他提出，美国正在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依靠科技利润而迅速富裕起来的精英阶层，另一个则是“其他所有人”。那些未能搭上这趟列车的人，将沦为超级富豪的仆人和服务提供者。他将这种新模式称为“超级精英制”（hyper-meritocracy）**。

2010 年代初，科文通过朋友了解到，西海岸的“超级精英”中有不少他的忠实读者。于是，他开始频繁前往旧金山和硅谷，并对那里的人才及其创造的巨大财富喷涌而感到惊叹。他见到了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并受邀参加硅谷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晚宴。他开始在博客上更多地谈论科技，并创办了一档采访播客，首期嘉宾便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或许容易陷入泡沫和潮流，但同时也对自满情绪深恶痛绝——这种自满正悄然侵蚀着那些永不停歇的博学者们的心灵。科文认为，硅谷的人才是他所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这就像是你一直生活在距离古雅典四小时车程的地方，而突然有一天，你可以随时去那里一样。”他告诉我。

如果说这一时期巩固了他作为“硅谷最受欢迎经济学家”的地位，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在此之前，他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如何影响普通人，而现在，他开始反向思考——卓越的个人如何影响市场。他发起了一项资助计划，专门为有才华的人提供支持，并与风投人**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合著了一本书，探讨如何识别这些人才。

科文还发现了另一件事：他现在成名了。他告诉我，在旧金山的科技圈里，人们认为他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是“最优秀的”——而他所擅长的，正是整理、吸收和策划海量信息。科文并不是一个自负的人，他谈及自己的名声时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就像是亚历克斯·霍诺尔德（Alex Honnold）那样的人，”他说，指的是那位因天生缺乏肾上腺素而敢于挑战极限的美国攀岩家。“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厉害的，但他是那个因攀岩而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人，对吧？”他的意思是，在硅谷，人们并不是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或博学者而知晓他，而是因为他是泰勒·科文（Tyler C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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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都拉斯科马亚瓜市的一条小街上，一扇木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用五伦皮拉（约合20美分），你可以买一次清洗服务。如果愿意加倍支付，你不仅能得到清洗服务，还能额外拿到一些纸巾。科文怀疑地盯着这张纸条：“这真的是成本价吗？”他问道，“还是一种价格歧视？”

如果说每门学科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将原始数据组织成可用信息的系统，那么经济学似乎是允许最多种类的投入产生效益的学科。科文的志向，是成为那个在最大程度上传播经济学思维福音的人——即理解激励机制、需求曲线和边际分析如何帮助人们过上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

毫无疑问，他以惊人的热情将经济分析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科文对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都有见解，即便是艺术、文学和美食这些通常难以量化的领域也不例外。在他的博客中输入“how to”（如何）作为关键词，会跳出大量详细的清单，比如如何开始收藏艺术品、如何入门印度古典音乐，以及“如何在尤卡坦和金塔纳罗奥地区吃得讲究”。或许，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像他这样不遗余力地尝试用量化方式评估那些大多数人仅凭直觉欣赏的事物。

科文对效率的执着追求有时似乎与其回报率不成比例。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机场，他向我解释了自己如何在每个地方都以相同的方式摆放随身物品。“这样的话，或许每五年就能少丢一次护照，”他说道——而此时我们正试图登上错误的航班。

当飞机飞越这片土地时，他把鼻子贴在窗户上，凝视着下方皱褶般的棕色山脉。20世纪初，洪都拉斯曾是三家国际水果公司的封地。国家将大面积被掠夺的土地出售给这些企业，而它们则做出空洞的承诺，声称会开发这些土地。最终，国家拥有了一条不经过自己首都的铁路系统。“它们不一定是邪恶的，”科文说道，“但它们的利益并不在于发展这个国家。”

与美国财富和权力的近距离接触，对洪都拉斯来说是一把双刃剑。20世纪初，美国曾多次干预，以保护其在洪都拉斯的投资。而近年来，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则助长了该国帮派暴力的急剧上升。贫困问题长期存在，旅居国外的洪都拉斯人寄回的汇款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向北移民，寻求更好的生活。在科马亚瓜的街头，广告牌上打出了“墨西哥签证服务”的宣传语。科文朝它们点点头：“我们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此时已近黄昏，商铺陆续关门。这里的房屋色彩斑斓却破败不堪，每一个开口处都装有厚重的安全栏杆。橡胶电缆像黑色的藤蔓般在头顶交错盘绕。我们是城里唯一的游客。行走间，科文时不时跳上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又突然加速，灵活地避开迎面驶来的车辆。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毒品战争为何无望，以及为什么洪都拉斯近年来没有像邻国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那样爆发内战。

我问他是否期待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能不会。”他回答道。“但这能让你的思维更有结构，并帮助你找到下一个问题。”

在主广场上，众多家庭围坐在一座优雅的石制喷泉旁，喷泉上方是巴洛克风格的大教堂。音乐在空中回荡，舞台旁边有人在卖粉色气球。一位牙齿脱落的男子穿着破旧的洞洞鞋蹒跚而过，手里拿着一根削皮的树枝当作自制拐杖。整个场景既热闹欢快，又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有证据表明，”科文说，“中美洲国家的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效地将收入转化为幸福。”话音刚落，一辆霓虹粉色的橡胶轮火车开始载着孩童们在广场上绕圈行驶。

我问科文——这是你向他提问时常有的问题——完美中美洲广场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开始从周围的场景中提取细节。音乐、树木、一座教堂、一座喷泉、孩子们在玩耍。“好的气球，”他注意到，满意地看了一眼卖气球的人。我真不知道他是在根据眼前的细节即兴发挥，还是在将看到的场景与他心中已有的理想广场模型进行对照。

科文在经济学框架与日常生活交织的地方最为得心应手。这也是他花费大量时间写餐馆点评的原因之一：餐馆是市场机制几乎完全符合教科书理论的地方，又蕴含着最大化人类愉悦感的战略机遇。科文发布了无数餐馆推荐——他的**《民族餐饮指南》**（Ethnic Dining Guide）已经出了第31版——甚至开始请求人工智能来自动化他的建议。一天午后，我在酒店大堂找到他，他把iPad拿得很近，问ChatGPT：“泰勒·科文会推荐我附近哪里吃晚餐？”一系列炸鸡餐厅出现在屏幕上。他耸了耸肩，发出失望的声音；这个回答没有提供任何超出他既有认知的信息。

科文的一些理论似乎在根本上误解了人类行为的底层动因。他鼓励读者利用机会成本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比如在观影中途安排电话会议；若无需改期则证明电影根本不值得看完。甜点在吃完几口后会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剩下的80%只是空热量，可以直接舍弃。但对多数人而言，这些活动承载的情感价值与仪式感，与其带来的愉悦密不可分。科文独特的心理构成意味着他的这种分析的回报异常丰厚。然而，除了他，还有谁在真正最大化电影院的价值？或者剖析甜品车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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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科文开始投身于比优秀的餐厅推荐更能提升公共福祉的事业。他通过一个名为**“新兴风险”（Emergent Ventures，简称EV）的资助项目发放了数百万美元，旨在尽可能快地为年轻、有才华的人提供资金。申请者向科文提交一份计划描述，他会邀请部分人面试；如果他喜欢他们的想法，资金会在几天内到位。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新鲜，但在资助界，EV是革命性的。欧洲联盟运营的著名资助项目“Horizon Europe”从申请截止到资金发放需要273天，而EV**的速度远远胜出。

当新冠疫情暴发时，科文和Stripe创始人科利森（Collison）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资助项目来支持相关研究。在更大的机构做出反应之前，他们就已筹集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其中一项大型资助拨给了安妮·怀利（Anne Wylie），她开发了新冠病毒的唾液检测方法。尽管怀利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员，并且这所大学在2020年的捐赠基金高达310亿美元，但在本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她仍然不得不向科文寻求资金支持。

科文的另一个项目在美国西海岸引发了关注和赞誉。这再次证明，一群高智商的精英学者似乎比行动迟缓的国家官僚更能高效组织事务。从智识角度来看，科文的项目在某些方面与DOGE有些相似，但与埃隆·马斯克的创意不同，EV更关注实验探索，而不是推翻现有体系。

EV喜欢强调它对“登月级”（moonshot）项目的探索——即那些能够以高影响力改变世界的方式。例如，科文资助的刑事司法非营利组织Recidiviz，它利用数据工具帮助7万名符合假释条件的人获得自由，否则他们可能仍在监管之下。然而，当你浏览获奖项目时，会发现许多资助并非都以最大化公共利益为目标。

乌尔卡尔·阿加耶娃（Ulkar Aghayeva）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博士后研究员，她申请科文的资助，以录制自己创作的音乐，这些作品融合了古典音乐形式与阿塞拜疆传统。苏拜塔·拉赫曼（Subaita Rahman）获得了一笔生活资助，让她可以在波士顿的一个科技社区度过一个夏天。有些资助项目是书籍出版，而我感觉科文只是想要这些书被写出来，以便自己能读到——比如关于自由主义与马德里、约翰·弥尔顿的生平与思想、以及黑洞的书籍。科文全职运营着这个项目，他对它的投入加深了他人生中的悖论：他似乎在不懈地追求以最高效的方式积累知识，而这些知识表面上并无实际用途。

EV自称是一个“低管理成本”的项目，这意味着大部分工作由科文本人完成。申请是滚动接受的。在洪都拉斯腹地的出租车上，我瞥见科文的屏幕，看到申请邮件一次性加载了40到50封，仿佛是一块块摧毁士气的负担。（科文的邮件工作本身就像是出自希腊神话的惩罚。他从不停止。如果陌生人在圣诞节给他发邮件，他可能当天，甚至在那个小时内就会回复。）

每年，EV资助的获奖者都会被邀请参加在弗吉尼亚州举办的**“非会议”（UnConference），这是一场智识上的培养皿，旨在让人们自由交流、碰撞思想。演讲不做任何准备，也没有固定日程，讨论小组是随机组织的，参与者可以随时加入或离开。到了晚上，大巴车会带人们去科文最喜欢的餐馆之一。与会者告诉我，科文会坐在一张长桌的中央，被一群年轻、充满抱负的人围绕着，而他正在助燃他们的野心，脸上满是喜悦。我问科文**，他是否觉得这个资助项目带给他的回报与其他工作有所不同。他回答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科文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似乎都是与他人接触，而我经常不确定这是否出于渴望向他们学习，还是更基本的对人类接触的需求。科文的大多数好朋友似乎是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同事。我与一些我认识的人交谈时，他们对科文充满敬畏，但不确定为什么一个如此执着于从有限时间中提取价值的人会选择与他们成为朋友。

“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内向的人，”科文三十年的朋友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告诉我，“考虑到他做的事情，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其实是真的。我见过他在一个他不认识人的活动上，他只是更愿意坐在我旁边。”当我问科文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是否感到缺乏社群时，他稍微僵硬了一下。他说“社群”（community）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但他承认，现在他喜欢这种状态。在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有人可以写信并一起吃午饭。“我认为这是极大的特权，”他说，“甚至亿万富翁也没有这种待遇。”

科文的情感生活依然是一个谜。他告诉我，他从未感到后悔。“我不知道后悔的功能是什么，”他说，“是为了表示体贴吗？为了阻止你再犯错吗？这就像复仇。我不理解它。”科文还说，他不理解嫉妒或愤怒。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嫉妒什么。他不会感到孤独，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人相伴。他实际上说，“为什么要去烦恼呢？”

当他告诉我他从未感到抑郁时，我请他澄清一下他的意思。他从未经历过临床抑郁吗？抑郁了一个月？一周？一个下午？我从笔记本中抬起头。科文脸上绽放出一个巨大的笑容，这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像，一个完整的下午？”他问，笑得非常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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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中，我们搭乘出租车穿过厚重的树林，来到海边，在一座小木栈桥上，我们被一艘生锈的小巡洋舰接上了船。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吃午饭。当我们绕着海湾航行时，唯一能看到的建筑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木平台，伸展到水面上。

直到我们靠近它，准备下船时，我才注意到那些横幅。“FUCK TRUDEAU”（去你妈的特鲁多），一条写着。“TRUMP 2024: SAVE AMERICA AGAIN”（特朗普2024：再拯救美国），另一条写着。酒吧上方的标志写着，现金、比特币、黄金和白银都可以支付。两门古董海军大炮摆放在甲板上。

酒吧的老板留着一条长长的灰色马尾辫，还有一颗金牙。他穿着一件印有唐纳德·特朗普脸部照的黑色背心。他看起来从至少乔治·布什时代起就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我们坐下后四处张望。在厨房入口处，坐着一只粉色脸颊的卷尾猴，脖子上绑着一条细灰色的绳子。

“右派中很多人都疯了，”科文在这次旅行的早些时候对我说。事实上，他常常这么说。科文一直支持更多移民，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只有在他的写作中，当他试图将自己的自由主义与他所称的“新右派”（new right）区分开时，科文的政治立场才会显得显而易见。科文式的经典自由主义是一种从人类自主的原则出发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传统上支持合法化毒品、较高水平的移民和完全没有福利国家的政策。它仍然是一种政治 delicacy（精致的事物）。一小群真正的信徒为自由主义主流选择支持狭隘的、令人反感的民族主义感到绝望。然而在科文看来，这两派仍然像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科文开始不知疲倦地向酒吧老板提问。这里的房价怎么样？他在封锁期间有关闭吗？附近的琼斯维尔村有封锁吗？酒吧老板抱怨说，政府到处干涉人们的生活。“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说。

“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科文问。

“可能是新冠病毒吧，”老板说。“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政府是在试图消灭他们。”

一只眼睛斜视、浑身发抖的吉娃娃狗从厨房小跑出来，开始与猴子凑在一起。

“狗和猴子相处得好吗？”科文问。

“猴子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酒吧老板说，然后他把猴子抱起来，像抱婴儿一样抱在怀里。

“那猴子会咬人吗？”

“你觉得它那嘴巴是干什么用的？”

当我们返回岸边时，科文对那个毫不起眼、荒无人烟的村庄笑了笑。“我看好琼斯维尔，”他说，语气温暖。（他经常像谈论股票一样，谈论地方和人，仿佛你可以对它们做多或做空。）我问他是否考虑在这里投资房产。他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何必呢？”

出租车开始发出听得见的、像西西弗斯般艰难的声响，缓缓爬向山丘的顶部。我嘟囔着问我们是不是得下车。科文坚定地说：“能上去。”他谈到他喜欢在他家附近的一个球场打篮球。他不介意和别人一起打球，但大多数时候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这样已经做了二十年了；这是一种高效的锻炼方式；天气大多也不错。我问他独自打篮球这么多年学到了什么。“你会发现，有些事即使坚持很久也可能依然不够擅长，”他说。车开始往下滑。

原文：Tyler Cowen, the man who wants to know everything

泰勒·科文（Tyler Cowen）是硅谷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在人工智能时代，他对知识的渴求还有容身之地吗？

在贫困的洪都拉斯罗阿坦岛上，一条最破败的道路尽头坐落着普罗斯佩拉（Próspera）——一个旨在让企业家“创造更美好未来”的自由意志主义城市国家。去年一月，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来到这里。他被引导到一个露天的共享办公空间，该空间位于该市的市政总部——一座迷人的热带风格木屋——的下方。几位数字游民站起身来迎接他，顺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短裤。其中一人开始向科文介绍普罗斯佩拉的监管体系，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洪都拉斯政府。科文礼貌地倾听着，随后望向海岸线上方，两只棕色的鸟儿正盘旋着。他问道，罗阿坦当地人如何称呼秃鹫。有人告诉了他答案。“你们用的是**纳瓦特尔语（Nahuatl）**的词汇啊。”他赞叹道。

穿着他一整周都没换过的破旧蓝色牛仔裤，这位61岁的学者出现在这些晒得黝黑的乌托邦主义者面前，仿佛是一颗照耀他们知识天空的明星。科文的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受到亿万富翁们的青睐；他的书籍在机场销售，在华盛顿广为阅读。他的资助计划得到了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和彼得·蒂尔的支持。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许多科技领袖如今都认同科文在2010年代首次提出的一种经济学分析。他当时认为，科技可以拯救美国，使其摆脱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这一停滞使美国的增长率长期低迷。正是这一论点，再加上他不懈的出版节奏，让科文在硅谷及其衍生文化圈中找到了听众。如今，他的读者群体甚至包括DOGE的员工。

然而，在追随者眼中，科文出名的并非某个单一理论，而是他广博的知识视野。简单来说，他似乎对一切都有所了解：从机器学习到冰岛萨迦，再到挪威卑尔根最好的餐厅。“你可以和他深入讨论17世纪爱尔兰的经济思想家，或者非洲音乐的发展趋势，甚至是名义GDP目标制的历史。”在线支付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说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能在如此多的领域都达到他的深度。”

在颠簸不平的路上驶向普罗斯佩拉的途中，科文不断向接待他的主人们抛出问题：他们如何确认自己真正拥有这片土地？美国的投资条约对他们的保护力度有多大？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设计愿景是什么？当我们坐下时，现场的氛围介于创业推介会和博士论文答辩之间。创始人们的术语和理念随着温暖的微风飘散在空气中。

科文的提问风格极具信息获取导向，言简意赅，不具备传统对话的流畅性。在他的播客节目 《与泰勒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Tyler） 中，知名企业家们经常发现自己被这位主持人逼到角落。“我很幸运能够尽量回答他的诸多问题。”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说道——他的孵化器曾助推 Airbnb、DoorDash 和 Reddit 等公司的崛起。格雷厄姆告诉我，科文曾亲自来到他家中进行这场“交叉审问”。事后，格雷厄姆尝试开了个恶作剧。他递给科文一根海象的阴茎骨——这根骨头长达 12 英寸，没有明显特征——然后问他认为这是什么。“泰勒只是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像我递给他一个盐罐一样。”格雷厄姆回忆道。

在普罗斯佩拉，科文整整一天都在不停提问，甚至在他发表一场关于长寿的演讲时仍未停止。他向观众提问：有多少人计划在死后被冷冻，等待更先进的文明将他们复活？他们是否担心会被过早解冻？这种想法是否会影响他们对素食主义的看法？

演讲结束后，人群兴奋地围住了科文。他们是一个熟悉的群体：年轻、雄心勃勃，并倾向于自称为“书呆子”或“创造者”。他们探讨了国家平均智商水平与社会主义政府间的关联性、科技住宅与共享居住模式的发展，以及胚胎筛选技术在未来可能引发的变革。

望着这一幕，我感受到听众们内心交织着渴望与迟疑。有些人想向科文推销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则希望用深刻的思考给他留下印象，但没人知道该如何与他交谈。每个走上前与他交谈的人似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你可以向一个人询问任何问题时，你该问什么？**在每一场对话中，我都会看到提问者的话语在喉咙里卡住，而这时，科文便会立刻介入，兴致勃勃地开始“审问”他的对话对象。

看着他从他人那里汲取信息，我常常思考他的真正动机。科文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功利主义者：他相信人们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受激励和惩罚机制的驱动，并且他们的行动会产生可衡量的伦理后果。然而，他所积累的大量信息大多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回报。他数十年来一直在无偿地进行研究，其强度之大足以让大多数人住进医院。“把泰勒当成一个超级强大的 GPT 来对待。”科文的一位朋友曾这样建议我，而且语气里丝毫没有玩笑的成分。

如今，那些看似无所不知、能够进行智能思考的人工智能正迅速崛起，这使得科文一生所围绕的核心哲学问题更加尖锐：“了解一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不会过度分析这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到此时，科文这样对我说道。“我曾经对我的妻子说过一句话——这是个玩笑——但大致是这样的：‘我对人生的意义并不太感兴趣，但我对收集他人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却非常感兴趣。’其实，这不完全是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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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还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名研究生，他得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导师正是当时年少成名的天才教授泰勒·科文。有一天，塔巴罗克拿着一篇论文请科文点评，将其放在桌上后正准备离开，科文却叫住了他。“科文说：‘不，不，坐下。’然后他拿起论文，翻开第一页。‘你应该看看阿罗 1945 年的文章。’再翻一页。‘不，这错了。’又翻一页。‘哦，这个观点不错。’他就这么轻松地把我的论文翻完了，就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样。”

科文自称患有“超级阅读症”（hyperlexia）。在状态好的时候，他声称一天能读四到五本书。我偷偷计时，发现他阅读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篇密集的论文时，每页仅花 30 秒。后来，我坐在他身旁，看着他阅读一篇经济学论文，他的速度就像是在检查书页是否按顺序装订正确一样。

家族传说称，科文在两岁时便自学会了阅读。他在新泽西州长大，是个安静的孩子，沉迷于棒球卡片和科幻小说。从小，他似乎就在寻找能容纳自己强迫性兴趣的渠道。10 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鲍比·菲舍尔（Bobby Fischer）击败鲍里斯·斯帕斯基（Boris Spassky），从此对国际象棋产生兴趣。几年后，他已是一名职业国际象棋教练，并在 15 岁时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

科文的父亲是一个外向健谈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经营着当地的商会。在科文十几岁时，父亲带他去与朋友**沃尔特·格林德（Walter Grinder）**共进晚餐。格林德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生活围绕着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展开，几乎能流畅地谈论任何作家。科文回忆道：“当时我想，‘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在职业上更成功一点。’”

科文在学校和大学一路名列前茅，但他的真正精力总是投入到最新的兴趣爱好中。在高中时期，他常常乘公交车前往曼哈顿，参加纽约大学的经济学研讨会。尚未大学毕业，他便已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但他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却是沉浸在古典音乐中。他发现了艺术、旅行、异国美食，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在 25 岁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一个痴迷催生了另一个痴迷。他去了海地，因此开始收藏海地艺术作品，由此认识了一位研究该领域的专家，而这位专家还收藏墨西哥土著的树皮画。这最终让他坐上了一辆 600 美元的出租车，前往圣奥古斯丁·奥潘（San Agustín Oapan）这个偏远的山区小村庄。很快，那些色彩鲜艳的梦境绘画加入了海地巫毒主题的艺术收藏，装点着科文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郊区住宅。

在抵达乔治·梅森大学不久后，科文读到了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的《性格面具》（Sexual Personae），这是一部大胆激进的论战之作，探讨了跨越千年的西方艺术。尽管科文并不认同帕格利亚的观点，但他意识到，这正是他想要写的那种书。几个月内，他便开始起草一部生动流畅、面向大众的市场与高级文化史。2003 年，他与塔巴罗克决定创建一个博客，名为 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如果说塔巴罗克是一位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直截了当、政治立场明确——那么科文则始终更加隐晦。他可能会写一篇文章，探讨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损害高级餐饮，或者在谈论维米尔（Vermeer）时顺带提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两人开玩笑说：如果一篇文章让你怒不可遏，那一定是亚历克斯写的；如果让你满头雾水，那就是泰勒写的。

很少有读者能察觉到，科文其实在构建一个更广阔的现代经济史视角。在科文学术生涯的早期，英国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曾邀请他共同撰写一篇关于“社会贴现率”（social-discount rates）的论文。这一政策工具用于评估那些能在多年后带来收益的项目的当前价值。由于未来的收益相较于当前更不确定、也不紧迫，政府通常会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即距离当前时间越远，收益的权重越低。

帕菲特与科文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荒谬的道德结论：“按照 5% 的社会贴现率，一个明年发生的统计性死亡将比 400 年后发生的十亿人死亡更重要。”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贴现率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我们应当同等关注自己行为的已知后果，无论这些后果何时发生。

这一观点的常见推论是：应当采取更积极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然而，科文关注的却是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收益是随时间复利计算的。如果一个国家某一年 GDP 仅比目标低 1%，似乎无关紧要。但如果连续 100 年都未能达到目标，累计损失将远超这些年度失误的总和。从科文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不仅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更是一种道德责任——任何拖累当下 GDP 增长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剥夺未来世代的财富。

2011 年，科文出版了一本电子小册子（The Great Stagnation），提出自 1973 年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经历了一场被忽视的增长停滞，而这场危机只能通过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并认为应当从文化层面**入手，而非仅依赖经济政策——提升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这本电子书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不得不加急印刷出版，最终成为罕见的现象级畅销书——一本关于宏大思想的书籍，却在市场上大卖。

科文承认，即便 GDP 增长最终恢复，收益也不会惠及所有人。在他的后续著作**《平庸终结》（Average is Over）中，他提出，美国正在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依靠科技利润而迅速富裕起来的精英阶层，另一个则是“其他所有人”。那些未能搭上这趟列车的人，将沦为超级富豪的仆人和服务提供者。他将这种新模式称为“超级精英制”（hyper-meritocracy）**。

2010 年代初，科文通过朋友了解到，西海岸的“超级精英”中有不少他的忠实读者。于是，他开始频繁前往旧金山和硅谷，并对那里的人才及其创造的巨大财富喷涌而感到惊叹。他见到了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并受邀参加硅谷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晚宴。他开始在博客上更多地谈论科技，并创办了一档采访播客，首期嘉宾便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或许容易陷入泡沫和潮流，但同时也对自满情绪深恶痛绝——这种自满正悄然侵蚀着那些永不停歇的博学者们的心灵。科文认为，硅谷的人才是他所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这就像是你一直生活在距离古雅典四小时车程的地方，而突然有一天，你可以随时去那里一样。”他告诉我。

如果说这一时期巩固了他作为“硅谷最受欢迎经济学家”的地位，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在此之前，他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如何影响普通人，而现在，他开始反向思考——卓越的个人如何影响市场。他发起了一项资助计划，专门为有才华的人提供支持，并与风投人**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合著了一本书，探讨如何识别这些人才。

科文还发现了另一件事：他现在成名了。他告诉我，在旧金山的科技圈里，人们认为他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是“最优秀的”——而他所擅长的，正是整理、吸收和策划海量信息。科文并不是一个自负的人，他谈及自己的名声时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就像是亚历克斯·霍诺尔德（Alex Honnold）那样的人，”他说，指的是那位因天生缺乏肾上腺素而敢于挑战极限的美国攀岩家。“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厉害的，但他是那个因攀岩而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人，对吧？”他的意思是，在硅谷，人们并不是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或博学者而知晓他，而是因为他是泰勒·科文（Tyler C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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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都拉斯科马亚瓜市的一条小街上，一扇木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用五伦皮拉（约合20美分），你可以买一次清洗服务。如果愿意加倍支付，你不仅能得到清洗服务，还能额外拿到一些纸巾。科文怀疑地盯着这张纸条：“这真的是成本价吗？”他问道，“还是一种价格歧视？”

如果说每门学科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将原始数据组织成可用信息的系统，那么经济学似乎是允许最多种类的投入产生效益的学科。科文的志向，是成为那个在最大程度上传播经济学思维福音的人——即理解激励机制、需求曲线和边际分析如何帮助人们过上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

毫无疑问，他以惊人的热情将经济分析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科文对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都有见解，即便是艺术、文学和美食这些通常难以量化的领域也不例外。在他的博客中输入“how to”（如何）作为关键词，会跳出大量详细的清单，比如如何开始收藏艺术品、如何入门印度古典音乐，以及“如何在尤卡坦和金塔纳罗奥地区吃得讲究”。或许，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像他这样不遗余力地尝试用量化方式评估那些大多数人仅凭直觉欣赏的事物。

科文对效率的执着追求有时似乎与其回报率不成比例。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机场，他向我解释了自己如何在每个地方都以相同的方式摆放随身物品。“这样的话，或许每五年就能少丢一次护照，”他说道——而此时我们正试图登上错误的航班。

当飞机飞越这片土地时，他把鼻子贴在窗户上，凝视着下方皱褶般的棕色山脉。20世纪初，洪都拉斯曾是三家国际水果公司的封地。国家将大面积被掠夺的土地出售给这些企业，而它们则做出空洞的承诺，声称会开发这些土地。最终，国家拥有了一条不经过自己首都的铁路系统。“它们不一定是邪恶的，”科文说道，“但它们的利益并不在于发展这个国家。”

与美国财富和权力的近距离接触，对洪都拉斯来说是一把双刃剑。20世纪初，美国曾多次干预，以保护其在洪都拉斯的投资。而近年来，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则助长了该国帮派暴力的急剧上升。贫困问题长期存在，旅居国外的洪都拉斯人寄回的汇款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向北移民，寻求更好的生活。在科马亚瓜的街头，广告牌上打出了“墨西哥签证服务”的宣传语。科文朝它们点点头：“我们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此时已近黄昏，商铺陆续关门。这里的房屋色彩斑斓却破败不堪，每一个开口处都装有厚重的安全栏杆。橡胶电缆像黑色的藤蔓般在头顶交错盘绕。我们是城里唯一的游客。行走间，科文时不时跳上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又突然加速，灵活地避开迎面驶来的车辆。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毒品战争为何无望，以及为什么洪都拉斯近年来没有像邻国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那样爆发内战。

我问他是否期待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能不会。”他回答道。“但这能让你的思维更有结构，并帮助你找到下一个问题。”

在主广场上，众多家庭围坐在一座优雅的石制喷泉旁，喷泉上方是巴洛克风格的大教堂。音乐在空中回荡，舞台旁边有人在卖粉色气球。一位牙齿脱落的男子穿着破旧的洞洞鞋蹒跚而过，手里拿着一根削皮的树枝当作自制拐杖。整个场景既热闹欢快，又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有证据表明，”科文说，“中美洲国家的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效地将收入转化为幸福。”话音刚落，一辆霓虹粉色的橡胶轮火车开始载着孩童们在广场上绕圈行驶。

我问科文——这是你向他提问时常有的问题——完美中美洲广场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开始从周围的场景中提取细节。音乐、树木、一座教堂、一座喷泉、孩子们在玩耍。“好的气球，”他注意到，满意地看了一眼卖气球的人。我真不知道他是在根据眼前的细节即兴发挥，还是在将看到的场景与他心中已有的理想广场模型进行对照。

科文在经济学框架与日常生活交织的地方最为得心应手。这也是他花费大量时间写餐馆点评的原因之一：餐馆是市场机制几乎完全符合教科书理论的地方，又蕴含着最大化人类愉悦感的战略机遇。科文发布了无数餐馆推荐——他的**《民族餐饮指南》**（Ethnic Dining Guide）已经出了第31版——甚至开始请求人工智能来自动化他的建议。一天午后，我在酒店大堂找到他，他把iPad拿得很近，问ChatGPT：“泰勒·科文会推荐我附近哪里吃晚餐？”一系列炸鸡餐厅出现在屏幕上。他耸了耸肩，发出失望的声音；这个回答没有提供任何超出他既有认知的信息。

科文的一些理论似乎在根本上误解了人类行为的底层动因。他鼓励读者利用机会成本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比如在观影中途安排电话会议；若无需改期则证明电影根本不值得看完。甜点在吃完几口后会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剩下的80%只是空热量，可以直接舍弃。但对多数人而言，这些活动承载的情感价值与仪式感，与其带来的愉悦密不可分。科文独特的心理构成意味着他的这种分析的回报异常丰厚。然而，除了他，还有谁在真正最大化电影院的价值？或者剖析甜品车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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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科文开始投身于比优秀的餐厅推荐更能提升公共福祉的事业。他通过一个名为**“新兴风险”（Emergent Ventures，简称EV）的资助项目发放了数百万美元，旨在尽可能快地为年轻、有才华的人提供资金。申请者向科文提交一份计划描述，他会邀请部分人面试；如果他喜欢他们的想法，资金会在几天内到位。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新鲜，但在资助界，EV是革命性的。欧洲联盟运营的著名资助项目“Horizon Europe”从申请截止到资金发放需要273天，而EV**的速度远远胜出。

当新冠疫情暴发时，科文和Stripe创始人科利森（Collison）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资助项目来支持相关研究。在更大的机构做出反应之前，他们就已筹集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其中一项大型资助拨给了安妮·怀利（Anne Wylie），她开发了新冠病毒的唾液检测方法。尽管怀利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员，并且这所大学在2020年的捐赠基金高达310亿美元，但在本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她仍然不得不向科文寻求资金支持。

科文的另一个项目在美国西海岸引发了关注和赞誉。这再次证明，一群高智商的精英学者似乎比行动迟缓的国家官僚更能高效组织事务。从智识角度来看，科文的项目在某些方面与DOGE有些相似，但与埃隆·马斯克的创意不同，EV更关注实验探索，而不是推翻现有体系。

EV喜欢强调它对“登月级”（moonshot）项目的探索——即那些能够以高影响力改变世界的方式。例如，科文资助的刑事司法非营利组织Recidiviz，它利用数据工具帮助7万名符合假释条件的人获得自由，否则他们可能仍在监管之下。然而，当你浏览获奖项目时，会发现许多资助并非都以最大化公共利益为目标。

乌尔卡尔·阿加耶娃（Ulkar Aghayeva）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博士后研究员，她申请科文的资助，以录制自己创作的音乐，这些作品融合了古典音乐形式与阿塞拜疆传统。苏拜塔·拉赫曼（Subaita Rahman）获得了一笔生活资助，让她可以在波士顿的一个科技社区度过一个夏天。有些资助项目是书籍出版，而我感觉科文只是想要这些书被写出来，以便自己能读到——比如关于自由主义与马德里、约翰·弥尔顿的生平与思想、以及黑洞的书籍。科文全职运营着这个项目，他对它的投入加深了他人生中的悖论：他似乎在不懈地追求以最高效的方式积累知识，而这些知识表面上并无实际用途。

EV自称是一个“低管理成本”的项目，这意味着大部分工作由科文本人完成。申请是滚动接受的。在洪都拉斯腹地的出租车上，我瞥见科文的屏幕，看到申请邮件一次性加载了40到50封，仿佛是一块块摧毁士气的负担。（科文的邮件工作本身就像是出自希腊神话的惩罚。他从不停止。如果陌生人在圣诞节给他发邮件，他可能当天，甚至在那个小时内就会回复。）

每年，EV资助的获奖者都会被邀请参加在弗吉尼亚州举办的**“非会议”（UnConference），这是一场智识上的培养皿，旨在让人们自由交流、碰撞思想。演讲不做任何准备，也没有固定日程，讨论小组是随机组织的，参与者可以随时加入或离开。到了晚上，大巴车会带人们去科文最喜欢的餐馆之一。与会者告诉我，科文会坐在一张长桌的中央，被一群年轻、充满抱负的人围绕着，而他正在助燃他们的野心，脸上满是喜悦。我问科文**，他是否觉得这个资助项目带给他的回报与其他工作有所不同。他回答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科文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似乎都是与他人接触，而我经常不确定这是否出于渴望向他们学习，还是更基本的对人类接触的需求。科文的大多数好朋友似乎是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同事。我与一些我认识的人交谈时，他们对科文充满敬畏，但不确定为什么一个如此执着于从有限时间中提取价值的人会选择与他们成为朋友。

“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内向的人，”科文三十年的朋友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告诉我，“考虑到他做的事情，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其实是真的。我见过他在一个他不认识人的活动上，他只是更愿意坐在我旁边。”当我问科文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是否感到缺乏社群时，他稍微僵硬了一下。他说“社群”（community）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但他承认，现在他喜欢这种状态。在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有人可以写信并一起吃午饭。“我认为这是极大的特权，”他说，“甚至亿万富翁也没有这种待遇。”

科文的情感生活依然是一个谜。他告诉我，他从未感到后悔。“我不知道后悔的功能是什么，”他说，“是为了表示体贴吗？为了阻止你再犯错吗？这就像复仇。我不理解它。”科文还说，他不理解嫉妒或愤怒。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嫉妒什么。他不会感到孤独，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人相伴。他实际上说，“为什么要去烦恼呢？”

当他告诉我他从未感到抑郁时，我请他澄清一下他的意思。他从未经历过临床抑郁吗？抑郁了一个月？一周？一个下午？我从笔记本中抬起头。科文脸上绽放出一个巨大的笑容，这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像，一个完整的下午？”他问，笑得非常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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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中，我们搭乘出租车穿过厚重的树林，来到海边，在一座小木栈桥上，我们被一艘生锈的小巡洋舰接上了船。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吃午饭。当我们绕着海湾航行时，唯一能看到的建筑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木平台，伸展到水面上。

直到我们靠近它，准备下船时，我才注意到那些横幅。“FUCK TRUDEAU”（去你妈的特鲁多），一条写着。“TRUMP 2024: SAVE AMERICA AGAIN”（特朗普2024：再拯救美国），另一条写着。酒吧上方的标志写着，现金、比特币、黄金和白银都可以支付。两门古董海军大炮摆放在甲板上。

酒吧的老板留着一条长长的灰色马尾辫，还有一颗金牙。他穿着一件印有唐纳德·特朗普脸部照的黑色背心。他看起来从至少乔治·布什时代起就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我们坐下后四处张望。在厨房入口处，坐着一只粉色脸颊的卷尾猴，脖子上绑着一条细灰色的绳子。

“右派中很多人都疯了，”科文在这次旅行的早些时候对我说。事实上，他常常这么说。科文一直支持更多移民，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只有在他的写作中，当他试图将自己的自由主义与他所称的“新右派”（new right）区分开时，科文的政治立场才会显得显而易见。科文式的经典自由主义是一种从人类自主的原则出发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传统上支持合法化毒品、较高水平的移民和完全没有福利国家的政策。它仍然是一种政治 delicacy（精致的事物）。一小群真正的信徒为自由主义主流选择支持狭隘的、令人反感的民族主义感到绝望。然而在科文看来，这两派仍然像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科文开始不知疲倦地向酒吧老板提问。这里的房价怎么样？他在封锁期间有关闭吗？附近的琼斯维尔村有封锁吗？酒吧老板抱怨说，政府到处干涉人们的生活。“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说。

“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科文问。

“可能是新冠病毒吧，”老板说。“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政府是在试图消灭他们。”

一只眼睛斜视、浑身发抖的吉娃娃狗从厨房小跑出来，开始与猴子凑在一起。

“狗和猴子相处得好吗？”科文问。

“猴子和谁都能相处得很好，”酒吧老板说，然后他把猴子抱起来，像抱婴儿一样抱在怀里。

“那猴子会咬人吗？”

“你觉得它那嘴巴是干什么用的？”

当我们返回岸边时，科文对那个毫不起眼、荒无人烟的村庄笑了笑。“我看好琼斯维尔，”他说，语气温暖。（他经常像谈论股票一样，谈论地方和人，仿佛你可以对它们做多或做空。）我问他是否考虑在这里投资房产。他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何必呢？”

出租车开始发出听得见的、像西西弗斯般艰难的声响，缓缓爬向山丘的顶部。我嘟囔着问我们是不是得下车。科文坚定地说：“能上去。”他谈到他喜欢在他家附近的一个球场打篮球。他不介意和别人一起打球，但大多数时候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这样已经做了二十年了；这是一种高效的锻炼方式；天气大多也不错。我问他独自打篮球这么多年学到了什么。“你会发现，有些事即使坚持很久也可能依然不够擅长，”他说。车开始往下滑。

原文：Tyler Cowen, the man who wants to know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