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流行的共识机制，即“工作证明”和“权益证明”，大致上是按照某个节点在网络上的买入比例——分别是通过计算能力或代币持有量——授予治理权。

DAOrayaki DAO研究奖金池：

资助地址: 0xCd7da526f5C943126fa9E6f63b7774fA89E88d71

投票进展：DAO Committee 3/7通过

赏金总量： 130USDC

研究种类：Cryptoeconomics, Governance

原文作者: Nathan Schneider

贡献者：Demo, DAOctor @DAOrayaki

原文:Cryptoeconomics as a Limitation on Governance

目前流行的共识机制，即“工作证明”和“权益证明”，大致上是按照某个节点在网络上的买入比例——分别是通过计算能力或代币持有量——授予治理权。建立在这种网络上的应用程序和组织往往遵循类似的逻辑，将权力授予持有其代币的人。那些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代币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决策权。因此，Vitalik Buterin（2018）诚实地表达了他对财阀统治的焦虑。迄今为止，根据财富进行统治一直是加密经济设计的规范。

经济治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股份公司通常采用财阀统治——更多的股份等于更多的选票。这种安排在协调股东利益方面具有经济效率（Davidson 和 Potts），即使它可能会排除公平工资和环境影响等外部因素。然而，公司在国家政策的约束下运作，国家政策最终规定了国家承认的人之间的义务，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最早成立的公司是为了履行重商主义君主的章程；今天，公司至少必须遵守政府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代表整个社会的意愿，而不仅仅是公司的参与者。政府制定有关透明度、行为、会计、股权交易等方面的规则。因此，虽然财阀统治在股份制领域普遍存在，但政府可以通过累进税、集体谈判权、环境法规、反垄断执法等来抵消它。如果分布式账本完全基于加密经济学，而没有潜在的政治秩序，则此类选项不可用。但如果“一个 DAO 更接近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公司”，参与者将期望采取反制措施来对抗财阀统治。

对于加密经济系统，就像许多经济市场一样，问责和纠正暴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用户退出——离开一个网络，转到一个更合意的网络。参与者用代币投票的前景至少提供了在线平台中很少有的有效发言机会（Frey和Schneider,2021）。然而，这种声音一直有利于较富裕的参与者和机构投资者，使被共同治理的前景吸引的人感到沮丧。比特币和以太坊等早期上市的区块链的持续主导地位，意味着加密经济学也为其早期采用者提供了巨大的权力。像二次方投票这样的机制可以通过减少大型买票人相对于小型买票人的影响力来减少暴政（Buterin等，2018；Wright，2019-2020）。但这是以在缺乏强大的建立人格的手段的情况下更容易受到女巫攻击为代价的。

目前，财阀制可能是加密经济系统中的普遍现象。Ferreira等（2019）预测，在比特币等工作证明区块链中，企业陷入财阀制的可能性很大。许多人希望通过有效的投票销售（Automata Finance，2021）或其他激励设计来抵御风险资本公司在代币市场上的影响，使暴政的吸引力降低（Buterin，2018；Eyal，2019）。1Hive通过用代币奖励非货币性的参与，以及用权衡承诺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机制来做决定来抵制大股东。但是，只要治理可以简化为经济学，就很难防止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反馈循环螺旋式上升为暴发户的结果。

像经济学本身一样，加密经济学肯定是规范性的，也是描述性的。Ferraro等（2005）在众多研究中发现，“自利行为是一种学习行为，人们通过学习经济学和商业来学习它”。尽管这幅人类繁荣的图景在实证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得到了有限的验证，但“经济人”已经通过受过经济学教育的经理人在组织生活中传播。它塑造了人们创造的机构，以及人们自己。

加密经济制度设计所依据的人类学原理——“对良好行为的明确经济激励和对不良行为的经济惩罚”（Buterin，2018）——假定用户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最大化他们的经济奖励；基于这些奖励的激励措施构成了组织的结构，并对参与者的行为进行指导。再明显不过的是，加密经济设计已经产生了数十亿美元的金融网络，这些网络可以抵御欺诈，不需要政府强制执行其主张。然而，也许这些系统中所蕴含的人类学——即激励性暗示的人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分布式账本的采用主要是在金融相关的应用中，而这个领域已经以自利的价值最大化为前提了。在金融领域之外，人们可能期望系统能够看到他们本性的不同侧面。

Kleros上的加密经济陪审员寻求赚取费用的主观性肯定不同于在法律法庭上审议的陪审员，他们反复被提醒他们的公民责任。如果是自由分享粉丝小说的作者粉丝团，那么“社区”就有了不同的含义，相比之下，1Hive中的Honey持有者可以从其共享代币的市场价值中获利。

依靠加密经济学的激励措施，将治理限制在其他种类的机构所使用的技术的一个狭窄子集。加密经济学只看到了相关人员的某个片断。诸如自我牺牲、责任和荣誉等概念是大多数政治和商业组织的基本特征，但很难用加密经济学的激励设计来模拟或接近。工会可以为会员产生经济利益，但实现和维持这些利益需要培养一个“扩大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自利的（Levi, 2020）。正如Albert O. Hirschman（1970）著名的表明，最有经济价值的组织忠诚形式往往是从非经济形式的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当人们抱怨他人似乎投票反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应该提醒人们，经济利益并不包含人类需求和愿望的全部（Haidt，2012）。治理制度应该反映这种多元性。

在对不同治理领域的调查中，Gritsenko 和 Wood （2020）发现，虽然引入算法过程可以提高效率，但这样做也会导致“减少治理者的自由裁量空间”。与未来用户的权力相比，算法也可以增加其最初设计者的权力空间（Galloway, 2006）。同时，基于激励的系统很难看到它们周围的世界中尚未被算法捕获的方面。

2021年5月13日，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发表声明，他的公司特斯拉将停止接受比特币购车，因为担心加密货币因挖矿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几乎立即导致比特币的价值跳水10%（Livni, 2021）。在一个具有复杂商业动机的反复无常的名人的幌子下，这是一个罕见的案例，比特币至少面临着对其国家规模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责任。该系统由其用户管理，特别是进行能源密集型计算的“矿工”，而这些用户可能会从忽视他们的集体碳足迹中获益。一个更繁忙的网络与更高的能源消耗和更高的交易价格大致相关。竞争的加密货币已经承诺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但与比特币的市场主导地位相关的激励措施已经阻止了大规模的逃亡。

环境成本是典型的外部性——对于系统所理解的反馈回路来说是不可见的，它作为激励措施传达给用户。与分布式账本相关的其他外部性包括洗钱、危险毒品和武器的交易、逃税以及加密货币促成的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勒索软件攻击的增长。

非加密经济系统也有一些类似的属性；石油公司的股东也有污染的动机，纸币可以支持危险的黑市。但这种滥用行为，至少在原则上，要受到负责保护公共利益的政府的监督和执行。政治进程使参与者能够在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利益之间协商妥协。如果公司本身没有看到一个特定的外部性，监管层可以迫使它这样做，例如通过披露要求或选择性征税。这样一来，公司的激励结构就会内化这种外部性。但对于分布式账本来说，类似的监督仍然是粗糙的或不存在的。

加密经济学可以调整以将新变量整合到其激励结构中的设计；可以想象，比特币可以将软件更新与减少能源消耗的激励措施结合起来。导致 Kleros case 532 的“Oracle”机制，如real.eth的机制，使加密经济系统能够从任意现象中获取输入，否则这些现象将超出其算法的视野。“不可替代的代币”（NFT）使不可量化的艺术作品在分布式账本上清晰可量化。然而，如果事物必须被量化才能被看到，那么在量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失去什么意义呢？

资助“公共产品”的挑战是外部性的另一个例子，它威胁着加密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Buterin 等，2018）。与基于公共的软件的一般情况一样（Arp 等，2018），市场机制难以支持不产生直接财务回报的关键基础设施。在加密经济学之前，非市场机构，如政府和（规模小得多）慈善机构对于提供公共产品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分布式账本正在通过收费的财库和捐助者赠款池来改造它们。在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加密经济设计师开始涉足政治领域。

Orca协议的Julia Rosenberg和Maria P. Gomez Gelvez注意到了一种加密经济信心机器本应消除的现象：出现了“协议政治家”，他们通过委托代币获得了超额的权力（个人通信personal communication，2021年5月20日）。为了寻求创建一个“以人为本”的“有效治理”系统，Orca反而使DAO能够更有意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各种合格的用户“豆荚（pod）”。加入一个豆荚需要一些加密经济的前题，比如抵押的代币或参与的证据。但一旦超过这个门槛，豆荚成员就会在一个不太经济的虚拟空间中进行讨论和决定，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短期激励的影响，否则可能会引导广大代币持有者之间的投票。豆荚是一种将信任和人类政治小心翼翼地重新插入本应无信任的技术中的方式。它们是企业家们寻求平衡加密经济学与政治已经在他们中间并必须在他们的设计中得到考虑这一日益增长的认识的一个例子。

最近的加密经济实践似乎正在重塑机构生活的一些旧车轮。Kleros司法机构、类似董事会的Graph理事会、1Hive的立宪主义、协议政治家——它们与旧世界的同类机构不同，但它们的重新出现也表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机构。这些实施方案以耐人寻味的方式打破了过去的做法，往往为参与和透明打开了更大的大门。然而，如果像这样的机制依靠加密经济学作为其唯一的逻辑，其解放的功绩将伴随着对治理运动范围的限制。

图 4 加密经济协议设计者在 Twitter 上发布的 Meme

经典的、从未完全实现的自由民主（Brown，2015 年）的餐巾草图将描绘一个封闭在政治中（通过对共同利益的审议进行管理）的市场（通过经济激励措施进行管理）。经济学有它的地位，但这个系统并不完全是经济学；指导市场的规则，以及首先使市场得以存在的规则，是在公民的公民权利而非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民主决定的。通过在系统的底层设计民主，有可能克服加密经济学容易受到的各种限制，例如通过大众参与来对抗财阀，并使市场可能无法看到的外部因素变得明显。在这一节中，我介绍了几种将有意的政治纳入分布式账本和围绕分布式账本的方法。

Marcella Atzori（2015）在提出对政治被经济侵蚀的早期担忧后，认为国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以确保对区块链网络的民主控制。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以至于政府正在干预这些系统的税收、证券合规和采矿。美国怀俄明州等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了有利于区块链的公司章程（Wright 和 Law, 2021）。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建立自己的加密货币，同时也对他们不控制的区块链进行了全面禁止。目前，仅仅依靠政府似乎有可能抑制加密经济学提供的一些好处，例如实验根本性的多样化治理、无许可参与和抵制审查制度的能力（Alston，2021）。对领土制度的依赖也削弱了这些技术使用户跨越国界平等的能力。

国家监管是用民主来约束加密经济的一个工具，它可以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具，特别是当国家提供一个鼓励创新和抑制滥用的框架时（COALA，2021）。但过于倚重政府可能会完全破坏加密经济的可能性。分布式账本可以成为一个民主实践的设计空间，而政府可能由于僵局或路径依赖而无法自行探索。仅仅将政治外包给政府可能是不够的，也是不可取的。

合作社是在积极参与者之间实行民主所有权和管理的企业，而不是为追求利润的外部投资者服务（Schneider，2018）。它们将以人为本的治理（一个成员，一个投票权）与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按参与比例的赞助红利）相结合。合作社在历史上一直是DAO和其他分布式账本项目寻求实现的活动的社会和法律框架，例如接受参与者的小型早期投资并分配财务奖励。自治和成员控制的合作原则类似于某些加密经济的愿望（Davila，2021；Walden，2019），而“对社区的关注”鼓励社会外部性的内部化（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n.d.）。合作主义提供了一个民主治理的框架，可以帮助抵制财阀的倾向。由于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区块链项目正在将法律实体纳入合作社。例如，Kleros在法国通过一个合作的法律结构运作。美国企业家John Paller利用科罗拉多州灵活的合作法规，形成了两个代币化项目的法律基础。Opolis是一个就业平台，而ETHDenver是一个吸引国际以太坊开发者和投资者的会议（Ahonen，2021）。

合作结构可以主要存在于法律层，或者它们可以指导分布式账本本身的设计，例如通过基于平等主义成员资格而不是代币持有的决策。基本上被放弃的加密货币FairCoin实施了一种名为“合作证明”的新型共识机制，该机制试图将其加密经济学建立在作为网络节点的参与组织的合作成员关系上（König等，2018）。最近，一系列宣言呼吁“去中心化合作组织”或DisCOs，整合分布式账本和合作价值，以及女权主义者的承诺，以奖励市场往往无法承认的护理工作和公共产品（Troncoso和Utratel，2020）。分布式账本还可以使合作社通过离线合作社中没有的方法进行自我管理，从类似Kleros的随机陪审团（Fan和Zhang，2020）到实时的“液体”代表授权（Blum和Zuber，2016）。在“超越代币治理”的呼吁中，Buterin（2021d）指出，“人格证明”和“参与证明”系统可以将治理与人和贡献的逻辑联系起来——使用加密经济学来重塑离线合作社世代采用的民主战略。

合作账本可以管理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如Opolis或Kleros的情况，或跨越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类似于以太坊区块链在为建立在其上的各种合同制定基本规则方面的作用。通过国家监管实现的民主可能来自网络之外，而合作式民主则取决于网络参与者对平等主义空间的投资——正如一些加密经济项目中的参与者已经做的那样。

已流产的基于以太坊的项目Civil试图利用加密生态学来保护新闻业免受审查和专业标准的降低（Schneider，2020）。该系统的一部分是Civil理事会，一个由知名记者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一种最高法院来裁决网络新闻室的做法。代币持有者可以通过成功挑战新闻编辑室的做法来获得奖励；挑战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公民委员会的判断，该委员会的设计不受经济动机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加密经济执法市场服务于非经济的社会使命。

这种设计可以使加密经济网络服务于不能简化为经济反馈循环的目的。1Hive就是这样做的，它结合了一个充满价值观的社区公约，并通过一个加密经济争端解决系统来执行；该社区将此作为一个可复制的模式，称为“花园（Gardens）”，供其他社区采用（sacha，2021）。协议还可以纳入“黄金份额”机制，通过该机制，以目的为导向的基金会或成员管理的合作社可以拥有否决权，以确保网络不偏离预定的目的（目的基金会，2020）。政府也曾使用黄金股来保留对管理私有化服务的公司的一些控制权（Pezard，1995-1996）。可执行的任务导向可以抵制财阀主义，并使外部因素在系统中更加明显。

在追求“以人为本”的治理中，Orca Protocol的创始人并不想完全脱离经济激励。但是，通过创建具有经济利益的用户“豆荚（pods）”，他们希望提升长期思维，而不是短期（和潜在的短视）的反馈回路。时间机制可以使某些在短期决策下不那么突出的外部因素变得明显。例如，1Hive使用的信念投票系统，奖励了长期的承诺。在加密经济学之外，美国的长期股票交易所正在努力创建一个股票市场，鼓励高管们围绕更遥远的视野进行规划，而不是在传统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季度周期。国家宪法通常寻求平衡短期和长期的选举职位，以及职业官员和终身任命。诸如任期限制、日落条款和报告要求等机制可以用来调节激励机制的时间框架，从而将其置于适当的前台或后台。

长期的激励措施在本质上并不比短期的好。但是，引入不同的时间框架可以实现不同的投入，使一个系统对更广泛的关注做出反应。

走向更复杂的加密经济治理形式的趋势反映了一种认识，即一刀切的机制不足以满足项目或其社区的需求。正如Shagun Jhaver（2021）所认为的，多层次的治理是成功的在线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Voshmgir和Zargham（2020）将区块链描述为复杂的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叠的影响和涌现的特性。就我在这里提供的论战而言，它不应该被理解为呼吁用另一种统一的理论来取代，而是要承认该领域已经存在的多中心性（Ostrom，2010）。

我认为，将加密经济与政治系统配对，有助于克服单独困扰加密经济治理的限制。引入以目的为中心的机制和时间调控可以弥补代币经济的盲点。但我并不是要完全反对加密经济。我也不是说这些政治必须发生在每个应用程序和协议中。自由民主理论允许在民主结构内有多种形式的协会和业务，同样，政治可能只在生态系统的关键杠杆点上是必要的，以克服单独的加密经济学的局限性。将政治作为一种实用服务提供的项目可以在利用该服务的其他项目中实现简化的“治理最小化”（Ehrsam，2020）。政治逻辑在“跨链治理”（Chai，2021）的层面上可能特别有价值，跨越多个协议并在它们之间执行共享标准。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在链外建立包容性的治理文化（Shorin等，2021年），这些对日常治理来说甚至比正式机制更关键。

分布式账本项目的设计者已经在建立比几年前复杂得多的治理系统，但人们仍然普遍致力于将加密经济学作为治理的自给自足。我发现，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批评者，以及最近的加密经济学批评者，都是正确的，他们担心仅靠激励机制来统治的危险，特别是围绕狭隘的自我利益的激励。答案不是另一种总体化的范式，而是致力于研究和试验更多不同的治理方法。

在2009年初的比特币会议上，Vitalik Buterin首次介绍以太坊，在结束他关于分布式账本的可能性的演讲时，提到了Skynet——《终结者（Terminator）》电影中虚构的计算机系统，决心消灭创造它的人类（Buterin, 2014）。这一夸张的说法提出了可能仍然是加密经济治理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设计仍然对人类和我们关心的永远无法编程的事物负责的可编程系统？早在区块链之前，旧世界的证券交易所和公司产生了激励机制，阻碍了应对集体挑战的努力，如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但是，加密经济系统不受外部监管的自主性可能会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失控的反馈回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狭隘的激励机制会压倒公共利益。这些系统的设计者已经显示出令人钦佩的能力，可以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加密经济机制。但是，为了使加密经济学达到其倡导者所希望的机构范围，它需要为较不经济的治理形式留出空间。

有些人可能会将此解读为对一项新兴技术的陈词滥调，而这项技术的可能性仍然只被部分地探索。也许这类似于Vili Lehdonvirta（2016）的“区块链悖论”：“一旦你解决了治理的问题，你就不再需要区块链了”。如果加密经济学需要一个政治层，而且不再自给自足，那么加密经济学有什么用？一个答案可能是，加密经济学可以成为确保更民主和以价值观为中心的治理的基础，其中激励措施可以减少对军事或警察力量的依赖。通过与较少的经济目的相结合的成熟设计，加密经济学可能会超越其最初的限制。

政治学也需要加密经济学。分布式账本实验围绕投票系统、争端解决、集体资源管理和其他可以推进民主传统的过程，产生了独特的创造性的探索（Allen等，2017；Mannan，2019）。当政治理论家提议以新的方式引入分类等机制时（Landemore，2020），区块链社区已经在这样做了。可能更成熟的加密经济学可以帮助政治系统纳入前所未有的数据和反馈回路的多样性，跨越更广泛的关注。通过将加密经济学与民主相结合，这两种遗产似乎都会受益。我希望我的挑衅能鼓励未来对加密经济治理中更具体的限制案例进行探索，以及对较少的经济机制如何克服这些限制的策略进行探索。

即使没有Skynet，今天分布式账本网络中数十亿美元的赌注也被证明既令人不安又能产生效益。Buterin（2021c）写道：“加密货币是最终的训练区：如果你能建立一个能在这种环境中大规模生存的东西，它可能也能在更大的世界中生存。”随着这个训练区的发展，参与者不仅要注意他们的系统在加密经济方面如何成功和失败，还要注意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人类繁荣的哪些方面。我猜想，这样做将意味着用精心选择的信任形式建立信心机器。

为了进行持续的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与本文中提到的许多项目挂钩的代币数量。因此，我可以从这些代币的价值波动中获益，这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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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进展：DAO Committee 3/7通过

赏金总量： 130USDC

研究种类：Cryptoeconomics, Governance

原文作者: Nathan Schneider

贡献者：Demo, DAOctor @DAOrayaki

原文:Cryptoeconomics as a Limitation on Governance

目前流行的共识机制，即“工作证明”和“权益证明”，大致上是按照某个节点在网络上的买入比例——分别是通过计算能力或代币持有量——授予治理权。建立在这种网络上的应用程序和组织往往遵循类似的逻辑，将权力授予持有其代币的人。那些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代币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决策权。因此，Vitalik Buterin（2018）诚实地表达了他对财阀统治的焦虑。迄今为止，根据财富进行统治一直是加密经济设计的规范。

经济治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股份公司通常采用财阀统治——更多的股份等于更多的选票。这种安排在协调股东利益方面具有经济效率（Davidson 和 Potts），即使它可能会排除公平工资和环境影响等外部因素。然而，公司在国家政策的约束下运作，国家政策最终规定了国家承认的人之间的义务，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最早成立的公司是为了履行重商主义君主的章程；今天，公司至少必须遵守政府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代表整个社会的意愿，而不仅仅是公司的参与者。政府制定有关透明度、行为、会计、股权交易等方面的规则。因此，虽然财阀统治在股份制领域普遍存在，但政府可以通过累进税、集体谈判权、环境法规、反垄断执法等来抵消它。如果分布式账本完全基于加密经济学，而没有潜在的政治秩序，则此类选项不可用。但如果“一个 DAO 更接近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公司”，参与者将期望采取反制措施来对抗财阀统治。

对于加密经济系统，就像许多经济市场一样，问责和纠正暴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用户退出——离开一个网络，转到一个更合意的网络。参与者用代币投票的前景至少提供了在线平台中很少有的有效发言机会（Frey和Schneider,2021）。然而，这种声音一直有利于较富裕的参与者和机构投资者，使被共同治理的前景吸引的人感到沮丧。比特币和以太坊等早期上市的区块链的持续主导地位，意味着加密经济学也为其早期采用者提供了巨大的权力。像二次方投票这样的机制可以通过减少大型买票人相对于小型买票人的影响力来减少暴政（Buterin等，2018；Wright，2019-2020）。但这是以在缺乏强大的建立人格的手段的情况下更容易受到女巫攻击为代价的。

目前，财阀制可能是加密经济系统中的普遍现象。Ferreira等（2019）预测，在比特币等工作证明区块链中，企业陷入财阀制的可能性很大。许多人希望通过有效的投票销售（Automata Finance，2021）或其他激励设计来抵御风险资本公司在代币市场上的影响，使暴政的吸引力降低（Buterin，2018；Eyal，2019）。1Hive通过用代币奖励非货币性的参与，以及用权衡承诺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机制来做决定来抵制大股东。但是，只要治理可以简化为经济学，就很难防止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反馈循环螺旋式上升为暴发户的结果。

像经济学本身一样，加密经济学肯定是规范性的，也是描述性的。Ferraro等（2005）在众多研究中发现，“自利行为是一种学习行为，人们通过学习经济学和商业来学习它”。尽管这幅人类繁荣的图景在实证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得到了有限的验证，但“经济人”已经通过受过经济学教育的经理人在组织生活中传播。它塑造了人们创造的机构，以及人们自己。

加密经济制度设计所依据的人类学原理——“对良好行为的明确经济激励和对不良行为的经济惩罚”（Buterin，2018）——假定用户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最大化他们的经济奖励；基于这些奖励的激励措施构成了组织的结构，并对参与者的行为进行指导。再明显不过的是，加密经济设计已经产生了数十亿美元的金融网络，这些网络可以抵御欺诈，不需要政府强制执行其主张。然而，也许这些系统中所蕴含的人类学——即激励性暗示的人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分布式账本的采用主要是在金融相关的应用中，而这个领域已经以自利的价值最大化为前提了。在金融领域之外，人们可能期望系统能够看到他们本性的不同侧面。

Kleros上的加密经济陪审员寻求赚取费用的主观性肯定不同于在法律法庭上审议的陪审员，他们反复被提醒他们的公民责任。如果是自由分享粉丝小说的作者粉丝团，那么“社区”就有了不同的含义，相比之下，1Hive中的Honey持有者可以从其共享代币的市场价值中获利。

依靠加密经济学的激励措施，将治理限制在其他种类的机构所使用的技术的一个狭窄子集。加密经济学只看到了相关人员的某个片断。诸如自我牺牲、责任和荣誉等概念是大多数政治和商业组织的基本特征，但很难用加密经济学的激励设计来模拟或接近。工会可以为会员产生经济利益，但实现和维持这些利益需要培养一个“扩大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自利的（Levi, 2020）。正如Albert O. Hirschman（1970）著名的表明，最有经济价值的组织忠诚形式往往是从非经济形式的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当人们抱怨他人似乎投票反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应该提醒人们，经济利益并不包含人类需求和愿望的全部（Haidt，2012）。治理制度应该反映这种多元性。

在对不同治理领域的调查中，Gritsenko 和 Wood （2020）发现，虽然引入算法过程可以提高效率，但这样做也会导致“减少治理者的自由裁量空间”。与未来用户的权力相比，算法也可以增加其最初设计者的权力空间（Galloway, 2006）。同时，基于激励的系统很难看到它们周围的世界中尚未被算法捕获的方面。

2021年5月13日，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发表声明，他的公司特斯拉将停止接受比特币购车，因为担心加密货币因挖矿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几乎立即导致比特币的价值跳水10%（Livni, 2021）。在一个具有复杂商业动机的反复无常的名人的幌子下，这是一个罕见的案例，比特币至少面临着对其国家规模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责任。该系统由其用户管理，特别是进行能源密集型计算的“矿工”，而这些用户可能会从忽视他们的集体碳足迹中获益。一个更繁忙的网络与更高的能源消耗和更高的交易价格大致相关。竞争的加密货币已经承诺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但与比特币的市场主导地位相关的激励措施已经阻止了大规模的逃亡。

环境成本是典型的外部性——对于系统所理解的反馈回路来说是不可见的，它作为激励措施传达给用户。与分布式账本相关的其他外部性包括洗钱、危险毒品和武器的交易、逃税以及加密货币促成的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勒索软件攻击的增长。

非加密经济系统也有一些类似的属性；石油公司的股东也有污染的动机，纸币可以支持危险的黑市。但这种滥用行为，至少在原则上，要受到负责保护公共利益的政府的监督和执行。政治进程使参与者能够在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利益之间协商妥协。如果公司本身没有看到一个特定的外部性，监管层可以迫使它这样做，例如通过披露要求或选择性征税。这样一来，公司的激励结构就会内化这种外部性。但对于分布式账本来说，类似的监督仍然是粗糙的或不存在的。

加密经济学可以调整以将新变量整合到其激励结构中的设计；可以想象，比特币可以将软件更新与减少能源消耗的激励措施结合起来。导致 Kleros case 532 的“Oracle”机制，如real.eth的机制，使加密经济系统能够从任意现象中获取输入，否则这些现象将超出其算法的视野。“不可替代的代币”（NFT）使不可量化的艺术作品在分布式账本上清晰可量化。然而，如果事物必须被量化才能被看到，那么在量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失去什么意义呢？

资助“公共产品”的挑战是外部性的另一个例子，它威胁着加密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Buterin 等，2018）。与基于公共的软件的一般情况一样（Arp 等，2018），市场机制难以支持不产生直接财务回报的关键基础设施。在加密经济学之前，非市场机构，如政府和（规模小得多）慈善机构对于提供公共产品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分布式账本正在通过收费的财库和捐助者赠款池来改造它们。在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加密经济设计师开始涉足政治领域。

Orca协议的Julia Rosenberg和Maria P. Gomez Gelvez注意到了一种加密经济信心机器本应消除的现象：出现了“协议政治家”，他们通过委托代币获得了超额的权力（个人通信personal communication，2021年5月20日）。为了寻求创建一个“以人为本”的“有效治理”系统，Orca反而使DAO能够更有意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各种合格的用户“豆荚（pod）”。加入一个豆荚需要一些加密经济的前题，比如抵押的代币或参与的证据。但一旦超过这个门槛，豆荚成员就会在一个不太经济的虚拟空间中进行讨论和决定，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短期激励的影响，否则可能会引导广大代币持有者之间的投票。豆荚是一种将信任和人类政治小心翼翼地重新插入本应无信任的技术中的方式。它们是企业家们寻求平衡加密经济学与政治已经在他们中间并必须在他们的设计中得到考虑这一日益增长的认识的一个例子。

最近的加密经济实践似乎正在重塑机构生活的一些旧车轮。Kleros司法机构、类似董事会的Graph理事会、1Hive的立宪主义、协议政治家——它们与旧世界的同类机构不同，但它们的重新出现也表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机构。这些实施方案以耐人寻味的方式打破了过去的做法，往往为参与和透明打开了更大的大门。然而，如果像这样的机制依靠加密经济学作为其唯一的逻辑，其解放的功绩将伴随着对治理运动范围的限制。

图 4 加密经济协议设计者在 Twitter 上发布的 Meme

经典的、从未完全实现的自由民主（Brown，2015 年）的餐巾草图将描绘一个封闭在政治中（通过对共同利益的审议进行管理）的市场（通过经济激励措施进行管理）。经济学有它的地位，但这个系统并不完全是经济学；指导市场的规则，以及首先使市场得以存在的规则，是在公民的公民权利而非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民主决定的。通过在系统的底层设计民主，有可能克服加密经济学容易受到的各种限制，例如通过大众参与来对抗财阀，并使市场可能无法看到的外部因素变得明显。在这一节中，我介绍了几种将有意的政治纳入分布式账本和围绕分布式账本的方法。

Marcella Atzori（2015）在提出对政治被经济侵蚀的早期担忧后，认为国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以确保对区块链网络的民主控制。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以至于政府正在干预这些系统的税收、证券合规和采矿。美国怀俄明州等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了有利于区块链的公司章程（Wright 和 Law, 2021）。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建立自己的加密货币，同时也对他们不控制的区块链进行了全面禁止。目前，仅仅依靠政府似乎有可能抑制加密经济学提供的一些好处，例如实验根本性的多样化治理、无许可参与和抵制审查制度的能力（Alston，2021）。对领土制度的依赖也削弱了这些技术使用户跨越国界平等的能力。

国家监管是用民主来约束加密经济的一个工具，它可以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具，特别是当国家提供一个鼓励创新和抑制滥用的框架时（COALA，2021）。但过于倚重政府可能会完全破坏加密经济的可能性。分布式账本可以成为一个民主实践的设计空间，而政府可能由于僵局或路径依赖而无法自行探索。仅仅将政治外包给政府可能是不够的，也是不可取的。

合作社是在积极参与者之间实行民主所有权和管理的企业，而不是为追求利润的外部投资者服务（Schneider，2018）。它们将以人为本的治理（一个成员，一个投票权）与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按参与比例的赞助红利）相结合。合作社在历史上一直是DAO和其他分布式账本项目寻求实现的活动的社会和法律框架，例如接受参与者的小型早期投资并分配财务奖励。自治和成员控制的合作原则类似于某些加密经济的愿望（Davila，2021；Walden，2019），而“对社区的关注”鼓励社会外部性的内部化（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n.d.）。合作主义提供了一个民主治理的框架，可以帮助抵制财阀的倾向。由于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区块链项目正在将法律实体纳入合作社。例如，Kleros在法国通过一个合作的法律结构运作。美国企业家John Paller利用科罗拉多州灵活的合作法规，形成了两个代币化项目的法律基础。Opolis是一个就业平台，而ETHDenver是一个吸引国际以太坊开发者和投资者的会议（Ahonen，2021）。

合作结构可以主要存在于法律层，或者它们可以指导分布式账本本身的设计，例如通过基于平等主义成员资格而不是代币持有的决策。基本上被放弃的加密货币FairCoin实施了一种名为“合作证明”的新型共识机制，该机制试图将其加密经济学建立在作为网络节点的参与组织的合作成员关系上（König等，2018）。最近，一系列宣言呼吁“去中心化合作组织”或DisCOs，整合分布式账本和合作价值，以及女权主义者的承诺，以奖励市场往往无法承认的护理工作和公共产品（Troncoso和Utratel，2020）。分布式账本还可以使合作社通过离线合作社中没有的方法进行自我管理，从类似Kleros的随机陪审团（Fan和Zhang，2020）到实时的“液体”代表授权（Blum和Zuber，2016）。在“超越代币治理”的呼吁中，Buterin（2021d）指出，“人格证明”和“参与证明”系统可以将治理与人和贡献的逻辑联系起来——使用加密经济学来重塑离线合作社世代采用的民主战略。

合作账本可以管理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如Opolis或Kleros的情况，或跨越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类似于以太坊区块链在为建立在其上的各种合同制定基本规则方面的作用。通过国家监管实现的民主可能来自网络之外，而合作式民主则取决于网络参与者对平等主义空间的投资——正如一些加密经济项目中的参与者已经做的那样。

已流产的基于以太坊的项目Civil试图利用加密生态学来保护新闻业免受审查和专业标准的降低（Schneider，2020）。该系统的一部分是Civil理事会，一个由知名记者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一种最高法院来裁决网络新闻室的做法。代币持有者可以通过成功挑战新闻编辑室的做法来获得奖励；挑战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公民委员会的判断，该委员会的设计不受经济动机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加密经济执法市场服务于非经济的社会使命。

这种设计可以使加密经济网络服务于不能简化为经济反馈循环的目的。1Hive就是这样做的，它结合了一个充满价值观的社区公约，并通过一个加密经济争端解决系统来执行；该社区将此作为一个可复制的模式，称为“花园（Gardens）”，供其他社区采用（sacha，2021）。协议还可以纳入“黄金份额”机制，通过该机制，以目的为导向的基金会或成员管理的合作社可以拥有否决权，以确保网络不偏离预定的目的（目的基金会，2020）。政府也曾使用黄金股来保留对管理私有化服务的公司的一些控制权（Pezard，1995-1996）。可执行的任务导向可以抵制财阀主义，并使外部因素在系统中更加明显。

在追求“以人为本”的治理中，Orca Protocol的创始人并不想完全脱离经济激励。但是，通过创建具有经济利益的用户“豆荚（pods）”，他们希望提升长期思维，而不是短期（和潜在的短视）的反馈回路。时间机制可以使某些在短期决策下不那么突出的外部因素变得明显。例如，1Hive使用的信念投票系统，奖励了长期的承诺。在加密经济学之外，美国的长期股票交易所正在努力创建一个股票市场，鼓励高管们围绕更遥远的视野进行规划，而不是在传统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季度周期。国家宪法通常寻求平衡短期和长期的选举职位，以及职业官员和终身任命。诸如任期限制、日落条款和报告要求等机制可以用来调节激励机制的时间框架，从而将其置于适当的前台或后台。

长期的激励措施在本质上并不比短期的好。但是，引入不同的时间框架可以实现不同的投入，使一个系统对更广泛的关注做出反应。

走向更复杂的加密经济治理形式的趋势反映了一种认识，即一刀切的机制不足以满足项目或其社区的需求。正如Shagun Jhaver（2021）所认为的，多层次的治理是成功的在线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Voshmgir和Zargham（2020）将区块链描述为复杂的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叠的影响和涌现的特性。就我在这里提供的论战而言，它不应该被理解为呼吁用另一种统一的理论来取代，而是要承认该领域已经存在的多中心性（Ostrom，2010）。

我认为，将加密经济与政治系统配对，有助于克服单独困扰加密经济治理的限制。引入以目的为中心的机制和时间调控可以弥补代币经济的盲点。但我并不是要完全反对加密经济。我也不是说这些政治必须发生在每个应用程序和协议中。自由民主理论允许在民主结构内有多种形式的协会和业务，同样，政治可能只在生态系统的关键杠杆点上是必要的，以克服单独的加密经济学的局限性。将政治作为一种实用服务提供的项目可以在利用该服务的其他项目中实现简化的“治理最小化”（Ehrsam，2020）。政治逻辑在“跨链治理”（Chai，2021）的层面上可能特别有价值，跨越多个协议并在它们之间执行共享标准。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在链外建立包容性的治理文化（Shorin等，2021年），这些对日常治理来说甚至比正式机制更关键。

分布式账本项目的设计者已经在建立比几年前复杂得多的治理系统，但人们仍然普遍致力于将加密经济学作为治理的自给自足。我发现，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批评者，以及最近的加密经济学批评者，都是正确的，他们担心仅靠激励机制来统治的危险，特别是围绕狭隘的自我利益的激励。答案不是另一种总体化的范式，而是致力于研究和试验更多不同的治理方法。

在2009年初的比特币会议上，Vitalik Buterin首次介绍以太坊，在结束他关于分布式账本的可能性的演讲时，提到了Skynet——《终结者（Terminator）》电影中虚构的计算机系统，决心消灭创造它的人类（Buterin, 2014）。这一夸张的说法提出了可能仍然是加密经济治理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设计仍然对人类和我们关心的永远无法编程的事物负责的可编程系统？早在区块链之前，旧世界的证券交易所和公司产生了激励机制，阻碍了应对集体挑战的努力，如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但是，加密经济系统不受外部监管的自主性可能会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失控的反馈回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狭隘的激励机制会压倒公共利益。这些系统的设计者已经显示出令人钦佩的能力，可以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加密经济机制。但是，为了使加密经济学达到其倡导者所希望的机构范围，它需要为较不经济的治理形式留出空间。

有些人可能会将此解读为对一项新兴技术的陈词滥调，而这项技术的可能性仍然只被部分地探索。也许这类似于Vili Lehdonvirta（2016）的“区块链悖论”：“一旦你解决了治理的问题，你就不再需要区块链了”。如果加密经济学需要一个政治层，而且不再自给自足，那么加密经济学有什么用？一个答案可能是，加密经济学可以成为确保更民主和以价值观为中心的治理的基础，其中激励措施可以减少对军事或警察力量的依赖。通过与较少的经济目的相结合的成熟设计，加密经济学可能会超越其最初的限制。

政治学也需要加密经济学。分布式账本实验围绕投票系统、争端解决、集体资源管理和其他可以推进民主传统的过程，产生了独特的创造性的探索（Allen等，2017；Mannan，2019）。当政治理论家提议以新的方式引入分类等机制时（Landemore，2020），区块链社区已经在这样做了。可能更成熟的加密经济学可以帮助政治系统纳入前所未有的数据和反馈回路的多样性，跨越更广泛的关注。通过将加密经济学与民主相结合，这两种遗产似乎都会受益。我希望我的挑衅能鼓励未来对加密经济治理中更具体的限制案例进行探索，以及对较少的经济机制如何克服这些限制的策略进行探索。

即使没有Skynet，今天分布式账本网络中数十亿美元的赌注也被证明既令人不安又能产生效益。Buterin（2021c）写道：“加密货币是最终的训练区：如果你能建立一个能在这种环境中大规模生存的东西，它可能也能在更大的世界中生存。”随着这个训练区的发展，参与者不仅要注意他们的系统在加密经济方面如何成功和失败，还要注意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人类繁荣的哪些方面。我猜想，这样做将意味着用精心选择的信任形式建立信心机器。

为了进行持续的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与本文中提到的许多项目挂钩的代币数量。因此，我可以从这些代币的价值波动中获益，这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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